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斯大林的父母：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叶卡特林娜·格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的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高加索）哥里城出生（1879年），度过童年和学校时代。——格鲁吉亚民间传说的影响。一一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1894年至1899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格鲁吉亚人反俄罗斯化的斗争。——斯大林以“小乔”为名在1895年发表诗文。——秘密读书会。——1898年参加“麦撒墨达西”（第三集团）。——高加索的产业暴动。——作为社会主义演讲实习生的斯大林。——他被开除出正教中学。——农奴制的烙印。
也许在1875年，也许在此以前的一二年，一个年轻的高加索人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离开了高加索首府梯弗里斯附近的吉第里洛村，定居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城镇哥里。他在那儿开始了小鞋匠的营生。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这些农民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农奴。他生下来就是某个格鲁吉亚地主的奴隶。如果他一生都是奴隶的话，就绝对不会自由地离开他的故乡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工匠。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祖先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地主的手里转到另一个地主的手里。甚至在维萨里昂童年的时候，格鲁吉亚的报纸上还登载着一些广告，说明地主出售或求购“五百或一千亩土地和五十或一百五十名农奴”。奴隶买卖经常是欺骗性的，格鲁吉亚法院的档案中，有一些案件曾记录着，同一个农民家庭曾同时出售给三个或更多的买主。[1]
[1] 弗·马哈拉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载《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卷，第488页。
维萨里昂当时必定是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离开他的村子的。他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而且这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工匠，他希望能够挣得一些财产。在哥里，他和出身同样微寒的一个女孩子叶卡特林娜结婚，她是汉巴勒乌里村农奴格奥尔基·格拉泽的女儿。就象许多贫苦农民的女儿一样，她迁移到城镇，成为某个亚美尼亚或俄罗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是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差不多还没有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格鲁吉亚人或者是乡绅或者是农奴。）叶卡特林娜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结婚时才十五岁。在一个人类成熟就象在亚热带阳光下葡萄成熟一样快的地方，这种早婚是并不罕见的。这俩口子在哥里郊区租了一间破房子，月租是一个半卢布（约合两个先令）。它只有一间厨房和另一间住屋。那间住屋不到五个平方码，很潮湿，从一个小窗子透进微弱的光线。它的门直接开向单调乏味的院子，而由于屋子的地面同院子一样平，没有台阶隔开，一到雨天，泥水就从院子往房子里灌。地面是砖铺的，全部的家俱就是一张小桌、一个凳子、一张沙发，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稿荐。[1]朱加施维里一家的住宅现在已经变成一座纪念馆，供游览该地的旅游者参观。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小作坊，连同其中摇摇晃晃的旧椅子、钉锤和檀头也供人参观。
[1] Е·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一生中的里程碑》，第7页
就是在那间一个半卢布租金的暗淡无光的屋子里，叶卡特林娜从1875年到1878年之间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叶卡特林娜差不多二十岁时，于1879年12月21日生了第四个孩子。由于命运的恶作剧，这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康、强壮和固执的男孩。受洗时被赐予约瑟夫之名；这样，东正教的地方神甫（他还代理户籍员）就登记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后来他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而烜赫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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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幼年情况，外间所知极少。在六岁或七岁时，他染上了天花，面部留下了麻子。由于左手长疮，血液被感染，他第二次病倒了。他后来回忆说，他差一点就死了。他曾告诉他的姨妹A.S.阿利卢耶娃说：“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救了我；是我强壮的体格还是乡下郎中的膏药。”当他康复以后，左胳膊就不容易弯曲。由于这点微疾，这位未来的大元帅在1916年被宣布免役。[1]
[1] 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67页。
他在生以俱来的悲惨和贫穷的环境里长大。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曾经企图爬上资产阶级下层的阶梯上去，但没有成功。他的鞋匠营生不足以糊口，因此他的妻子“必须日夜辛劳来弥补家用……而且不得不出外做洗衣妇”。[1]甚至一个半卢布的房租也要用她的收入去付。有些斯大林的传记作者据此推断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必定是把他挣得的一点点钱花在伏特加上了，这个结论在斯大林同学的回忆录中倒是可以找到一些根据。[2]酗酒的确象是鞋匠的职业病——大多数东欧语言中都有这一句俗话：“醉得象个鞋匠”。回忆录还进一步说，维萨里昂对他的老婆和孩子很凶恶。斯大林童年时的一个朋友伊雷马什维里写道：“无端而可怕的殴打，使这个孩子变得象他的父亲一样地冷酷无情。”他对付父亲残酷行为的办法就是：猜疑、机警、逃避、装假和忍耐。生活早就给他一些教训（还有一些斗争策略），这些在以后是有用的。
[1] E·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7页。
[2] 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6—7页。
酒鬼和暴徒的形象对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来说也许不完全公平。他必定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品质，一种进取的精神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不然的话，他一个农奴的儿子，怕不会把他在本乡的懒散生活去换取城市的不安定生活。在东欧，“鞋匠哲学家”和“酗酒的鞋匠”都是民间的谚语。这两句谚语形容那种往往是兼而有之的职业癖好。情况也许是，斯大林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种沉思的头脑。他自己在无意之间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了解他父亲的内心矛盾。这种矛盾使得他的父亲对他的家庭变得阴沉、恶毒和凶狠。维萨里昂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工匠，就离开了哥里城和他的家庭，到梯夫里斯去。他在那儿成为某个阿德里汉诺夫鞋厂的工人。他的这一新地位显然是屈辱的，因为他的雄心是自己成为主人，而现在他却从一个农奴变成了一个雇佣奴隶。他尽力同命运搏斗，甚至不去养家糊口。也许他因此才容易发怒和冒火。在早期的一本小册子里，斯大林用他父亲的经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他写道：“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巳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1]这个鞋匠无疑地是作者用来说明其论点的例证。小鞋铺，生意不佳，甚至雇主的名字，这一切都是维萨里昂故事的组成部分。使维萨里昂心里感到别扭的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同他的“小资产阶级”野心之间的冲突。
{1]《斯大林全集》，第Ⅰ卷，第289页。（本书的马恩列斯著作引文，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译者）
维萨里昂并没有能够“凑一笔资本”并重开他的铺子。他1890年死于梯弗里斯，那时他的儿子才十一岁。他的去世可能没有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因为那位寡居的洗衣妇照样要去挣钱养活她自己和她的儿子。后来，在约瑟夫的心里，那个死者的形象已经模糊——他几乎从未提及他的父亲。当然，对“无情殴打”的回忆，也许能说明斯大林及其传记的官方作者为什么对维萨里昂保持极端的沉默。[1]
[1] 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录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斯大林及其母亲的生活情况，但从未提及他的父亲。
对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的情况知道的就更多一些。她和她同时代的广大妇女并没有什么区别。俄罗斯的诗人曾经写道：
命运已经为她们准备了三种考验，
第一种是同一个奴隶结婚；
第二种是成为这个奴隶的儿子的母亲；
第三种是终生依顺这个奴隶。
所有这些可怕的考验，
困扰着俄罗斯大地的妇女。
叶卡特林娜具有东方农妇无限忍耐和驯顾的性格。她坚毅地忍受命运的折磨，对她的丈夫毫无怨言。她百般爱抚她唯一活着的儿子。她深信宗教，在困苦的生活中把教堂视为唯一的慰藉。她也不识字，只是在老年的时候，才学习阅读，因而证明她自己是配得上她那出名的儿子的。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一致称赞她“娴静、端庄，在长期的痛苦生活之后，尚能如此待人接物，而没有改变她的性格”。[1]甚至在她的儿子高升之后，这位凯特大娘仍然是一个谦逊朴实的农村妇女。她有一个时候同她儿子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但却渴望着返回较为熟悉的阳光明媚的高加索环境中去，并且后来果然返回那里。不过，她还是以半喜剧性的生动方式，努力去起到作为这位伟大人物母亲的作用。阿利卢耶娃有一次在高加索的波热姆温泉碰到这位朱加施维里老太太，尽管天气酷热，这位老太太却穿着一身厚重而严肃的黑色衣服。当问她为何穿得这样不舒服时，这位老妇人答道：“我不得不这样。……你没有看到，这儿周围的人都认识我是谁。”[2]
[1] 阿利卢耶娃上引书，第81页。
[2]同上书，第82页。
就叶卡特林娜而言，把年仅九岁的孩子送到哥里的正教学校去，这的确是一个英明果断的决定。象这样年纪的穷苦孩子，成为鞋匠或木匠的学徒，这并不是罕见的事。但是叶卡特林娜并不想让他的孩子干这种营生，即使这可能影响到她的命运。她要她的梭索[1]继续维萨里昂已经失败的事业，并使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他的寒微的父母之上。在她联翩的浮想之中，无疑地愿意他成为一个受周围人们尊敬的教区神甫。这个前景是灿烂的，因为仅仅在几年之前，正教学校对农民的孩子还是紧闭大门的。
[1] 梭索在格鲁吉亚语中就是乔。梭赛罗是更进一步的爱称。
从1888年到1893年，梭索在哥里的学校里学习了五年。他通常都是斑里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是最好的一个学生。教师和同学都很快注意到，这个贫苦的麻皮孩子异常聪颖，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他们也注意到，他有点任性，喜欢出人头地。他越想这样做，就越意识到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来自更富裕的家庭，而他的一些同学也发觉这一区别，并看不起他。无论如何，他在班上却有一种优越之处，就是比起那些出身于葡萄酒或小麦商人的纨袴子弟，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在操场上，他的敏捷和胆量大大超过他们，因而大家都听命于这个鞋匠的孩子。正是在这所暗淡无光的教区学校里，未来的斯大林第一次了解了阶级区别和阶级仇恨。
也是在这所学校里，他第一次领略了那个在他成年以后一心一意研究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格鲁吉亚语是朱加施维里的民族语言。叶卡特林娜根本不会说俄语，她的丈夫不知道会不会说一点点。学校中的大多数功课都是用俄语教的，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有很少几节课用格鲁吉亚语教。梭索在他这样年纪时，自然很容易地吸收了这种外来语言。但是出了学校和在家里，他继续讲格鲁吉亚语。他的一些同学的民族语言是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或高加索方言。在学校里，所有的地方语都听不到了，俄语统治了一切。政府强迫实行的俄罗斯化，弄得怨声载道。甚至十多岁的孩子也举行罢课和示威，捍卫他们的民族语言。在七十年代，格鲁吉亚经常发生学潮。俄罗斯族的教员遭到袭击和殴打，学生甚至放火烧学校。[1]朱加施维里在哥里学校上学的那几年里，没有闹过这样的学潮，但必定到处都有压抑着的愤怒之火。
[1]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附录：第89一90页。
在他生活的早期影响中，本地的自然、传统和民间传说都发生过作用。哥里位于盛产小麦和葡萄的三条河谷汇合处。城外的悬崖峭壁，库拉河两岸和另外两条河流，拜占庭古堡的墙垣，城内羊肠小道之间的田野，半农村半城镇的气氛，这一切都给这个孩子充分的空间，使他能够自由玩耍和逃避单调乏味的家庭。大自然本身多少补偿了这个贫民区孩子家庭生活的无聊和烦闷。乡间充满了野兽、鸟类、植物和果实——无怪有人认为这就是金羊毛之乡[1]了。这些有益身心的环境，使未来的斯大林具有一副强壮的体格。乡间也广泛地流传着丰富的故事和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曾经在那儿打过仗。教科书上记载着波斯和士耳其入侵的故事。民歌和民间故事记述着著名的高加索强盗。在民间传说中，这些强盗常常是民族的
[1] 希腊神话中的宝地。——译者
或人民的英雄，如反抗俄国沙皇的格鲁吉亚贵族，农奴的领袖，人民的复仇者。他们对贫穷的和受蹂躏的人宽大厚道，对富人却十分憎恨。他们隐藏在雪峰和山洞里，突然冲到大路上，捕杀敌人。所有这些民间传说离事实都不太远，哥里周围甚至在斯大林上学的那些日子里还有拦路强盗出没。周围还有许多穷困的格鲁吉亚小乡绅，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固定收入，但在精神上仍然生活于氏族和采邑的逝去的世界中。他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一些奇怪的袭击，或者是袭击偶然伤害了他们自尊心的人，不然就是袭击招惹他们敌意的人。于是整个地区就传播着袭击和辉煌事绩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近乎强盗的活动，但却不无罗曼蒂克的魅力。这些当地的“罗宾汉"[1]提供了学习的榜样，那些在哥里的悬崖和田野中玩“强盗游戏”的孩子们，必定是热中于模仿他们的。
[1] 中世纪时英国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者
因此，对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说来，在哥里的五年学校生活并不完全是不愉快的。不过他已开始意识到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使他在日后成为叛逆者和革命者。当然还不能说这种意识有多么强烈。苏联官方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宣称，他们的英雄在哥里时已经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并且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人们可以怀疑，他这样的小小年纪，是否就能够读达尔文的著作。但他也许是从一些通俗的概要中获得了对这一新理论的模糊概念的，他的思想也许已经转而反对宗教了。他的早慧是有事实根据，因为在1895年，即他仅仅离开哥里学校一年以后，他已经在格鲁吉亚一家主要刊物上发表了诗文。他必定在哥里时就已经试着写了一些诗歌。他的官方传记作者还宣称，就是在那里，他已经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这看来是很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外高加索的首府梯弗里斯才只有少数几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它的影响几乎还不可能传播到哥里学校去。[1]斯大林的辩护士们仅仅是急于说明，他在童年时就巳经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正统派了。随后的事情似乎不过是证明下面的假设：年轻的朱加施维里怀着某种叛逆的情绪离开了哥里学校，这种叛逆情绪是抗议社会的不公正，并夹杂着半罗曼蒂克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当他进入高年级时，格鲁吉亚诗歌中怀旧的民族主义对他的影响，大大超过任何社会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的一个同学瓦诺·克泽霍越里写道：“在哥里学校高年级时，我们熟悉了格鲁吉亚文学，但没有导师来指导我们的发展和明确我们的思想方向。恰夫恰瓦泽的诗《强盗卡科》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卡茨贝格的英雄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唤起了对祖国的热爱，在离开学校时，我们每个人都热切地想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服务的形式有明确的概念。”[2]由于朱加施维里对他的老师小心地隐瞒了自己的叛逆情绪，他们把他当作一个模范学生，并帮助他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业。
[1] 贝利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1页；马哈拉泽：《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史》。第114—128页；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第49—50页。
[2]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9—10页。
第二阶段就是他于1894年秋进入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他的母亲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作为一个穷苦的洗衣妇，她是无力供给他进入中学的，哥里学校的校长和本地神甫帮助他获得了奖学金。这个前途无量的孩子由于前程似锦，必定感到欢欣鼓舞。从梦幻一般的农村小镇转移到鳞次栉比而又喧嚣热闹的高加索首府，仅仅是这一变化就令人眼花缭乱。他十五岁了，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他的新地位的优越性。就在不久以前，这种优越性还不是一个农民孩子所能企及的。他走了四十英里到梯弗里斯去，兴高采烈地感到他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比之于二十多年前诱使他父亲离开吉第里洛村到哥里去的目的，这一次是更为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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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1894年10月到1899年5月一直在正教中学学习。对他的智力发展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成年代。这时还有哪些更为主要的影响形成他的思想呢？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有两个问题激动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高加索废除农奴制的影响。
整个这一世纪中，沙皇俄国都从事于征服高加索和巩固其征服物。从1783年起，格鲁吉亚就已成为俄罗斯的属国，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格鲁吉亚人的命运从某些方面来说同波兰人的相似。但不同的是，波兰人每一代都举行武装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格鲁吉亚人则从未认真地企图摆脱俄国。他们怀有反俄的情绪，但对民族自立的愿望却比较淡薄。由于他们意识到，格鲁吉亚毕竟没有什么机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在所有可能的征服者中，俄国还是最不可怕的，所以他们对俄国的抱怨就缓和下来了。当土耳其和波斯威胁着要征服格鲁吉亚时，最后一个格鲁吉亚君主就投降了俄国沙皇。宗教的考虑也决定了这一选择，因为格鲁吉亚人也象俄罗斯人一样地信奉东正教。[1]在俄国人眼里，高加索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军事堡垒，其重要性仅次于多瑙河诸国。俄国在高加索修筑了大规模的军事公路，然后又修筑了铁路网，因而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这是俄国既统治又赎罪的特点。
格鲁吉亚作家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于1898年总结俄国统治一个世纪的经验说：“没有别的出路。格奥尔基十二世（东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君主）为了拯救格魯吉亚，不得不依靠土耳其、伊朗或俄国。……他不得不迅速作出选择。格奧尔基自然转向同教的俄国。这是他执行先辈的意志，从1491年以来，他们就不断地同俄国交涉，希望获得它的支持。”转引自哈恰普里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和俄国》一文，载《历史问题》1946年第5—6期。
另一个问题就是俄国文化对格鲁吉亚的影响。格鲁吉亚的古代文明比俄罗斯的还要古老，格鲁吉亚人虽然以此自傲，但他们的观点却是一种东方半氏族和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同格鲁吉亚相反，俄国却是欧洲的观点。历史学家G.哈恰普里泽写道：“在西欧、特别是俄国文明的影响之下，欧洲的风俗习惯渗透到格鲁吉亚上层阶级的生活中去。”[1]沙皇的政策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它拚命要使这个国家俄罗斯化；另一方面，它又企图确保格鲁吉亚乡绅和教士的忠诚。格鲁吉亚最后一个王朝被放逐到中俄或西伯利亚；但是被放逐的君王的儿子们，却被允许在圣彼得堡为他们的人民从事有益的文化工作。其中的一些人，比如巴格拉梯阿尼弟兄，就成为格鲁吉亚“开明人士”的代言人，把许多欧洲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格鲁吉亚文，并使俄国社会熟悉了格鲁吉亚的文学和历史。沙皇尼古拉一世甚至任命泰穆拉茨·巴格拉梯阿尼为皇家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1] 哈恰普里泽：《十九世纪的恪鲁吉亚和俄国》，载《历史问题》1946年第5—6期
同这些影响相平行的是，俄国的革命思想也传播到了高加索。为沙皇征服这一地区的是叶尔莫洛夫将军，即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的英雄。这位“高加索代总督”表现出有些倾向于“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发生于圣彼得堡的自由派起义领袖）。他庇护了同反叛者有牵连的一些大作家，如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他的部长和政治顾问）、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等人。参加起义的一整团人被放逐到高加索；其中有许多被开除的知识分子军官作为士兵在服役。这些被放逐者同少数有教养的格鲁吉亚人保持联系，并强烈地影响他们。当然，他们同情格鲁吉亚人的爱国主义，甚至比他们格鲁吉亚朋友还要进步，鼓吹格鲁吉亚农民的解放。
这些早期的接触，为俄国自由和革命思想的继续影响准备了基础。正是沙皇自己，虽非出于自愿，但却极大地帮助了这种影响，因为他选择高加索作为一个政治犯的流放地。在每一代人里，新的俄国革命者和新的思想都出现在梯弗里斯、库泰依斯等地。这一世纪前期的那些军队反叛者和作家的事业，由从俄国贵族和官员出身的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者）继承了下来。后来则有波兰的起义者和俄国的恐怖主义者。到了这一世纪末，又产生了完全新型的一代革命者，他们就是从中俄放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工厂工人，其中有未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岳父塞尔哥·阿利卢耶夫。
当俄国反对派把先进思想输入高加索时，沙皇们为了战略利益，力图把这个国家保持在落后的状态中。[1]在俄国，农奴制度是在1861年废除的。格鲁吉亚农民的解放一直拖延到1864—1869年，甚至在这以后，即在1912年以前，农奴制度还在格鲁吉亚以“临时劳役”的形式苟延残喘着。俄国行政当局渴望保持格鲁吉亚乡绅的支持，延迟了改革。只是在俄国农民解放的消息已经传到高加索乡间时，它才被迫着手进行这件事。当时农奴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且鉴于他们有很长的起义纪录，再拖延他们的解放是太危险了。[2]但是改革对地主非常有利，甚至超过了俄国的情况。农民们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他们作为农奴时所拥有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被拿走了。他们还必须为被允许留下的土地交付完全超过他们财力的补偿金。现在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表现为：或者象美国废奴后南方实行的分成制，或者订立“临时劳役”的协议。迟至1911年，一个对沙皇制决无敌意的权威方面还写道：“在俄国，奴隶制现在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在外高加索，特别是在格鲁吉亚，还没有通过法律来制止临时劳役。……我国农民的经济依附……在近五十年来有所发展，并且采取了农奴制的一种新形式。”[3]
[1] 要想对俄国在格鲁吉亚的好坏影响作一清算是很困难的。这可以从1929年全苏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一次事件（它不无愉快的喜剧色采）中看出来。当时著名的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马哈拉泽作了一次演说，其中颇为着重地谈到了格鲁吉亚同俄国联合中好的方面。这引起了当时俄国主要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教授的抗议。他说：“马哈拉泽同志对我们俄国人太宽容了。在过去，我们这些俄国人（我是作为一个血统最纯的大俄罗斯人说话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掠夺者。"见《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卷，第494—495页。
[2] 格鲁吉亚在1804、1811、1812、1820、1830、1837、1841、1857和1866年都爆发过农民起义。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俄国司令官们十分耽心高加索农奴的态度。据称，英国在特里比宗德的使节正在武装他们来进行叛乱。见Р·I·里亚施钦科：《苏俄国民经济史》第1卷，第557页；马哈拉泽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文章，见该书第1卷，第485等页；哈恰普里泽的《格鲁吉亚的农民运动》，载《格鲁吉亚工农运动史纲》一书，第13—105页。
[3] 被引证的这个权威方面就是皇家农业学会的机关刊物《高加索经济》，见《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第10—15页。
农奴制如此渗透了整个氛围，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就是在这个氛围中生活的。它不仅沉重地压在直接受其影响的农民身上，而且还压在一般的人类关系上，压在家庭、教会、学校、心理状态和整个生活方式上。[1]可以说，整个沙皇帝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列宁在把俄国废除农奴制和美国解放黑奴加以比较时指出，俄国1861年的改革比美国的改革大大地不彻底。他得出结论说：“因此，在过了半世纪以后的现在，在俄罗斯人身上留下的奴隶制度的痕迹要比黑人多得多。”[2]列宁的这个尖刻的评论无疑是夸张了一点。作为一个革命的宣传家来说，他急切地想看到俄国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掉封建的遗产，自然会有这样的夸张。但是如果这句话对俄国人来说是不完全真实的，那末对高加索人来说仍然是真实的。他们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太多和太新鲜的“奴隶制痕迹”。人对人的赤裸裸的和公开的从属关系，毫不加掩饰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原始的暴力，以及缺乏人的尊严，是农奴制生活方式的特点。被压迫人民的主要武器就是装假、欺骗和暴力，他们被保持于愚昧之中，照例是无法通过公开而有组织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
[1] 格鲁吉亚诗人G·列昂尼泽写了一首吹捧斯大林青少年时的叙事诗，暗示斯大林的祖父是农奴，被地主拷打致死。（这首诗被吉洪诺夫翻译成俄文，并在1944年以书的形式出版。
[2]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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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是一个奇怪的学校。在格鲁吉亚，甚至在整个高加索，它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最重要的中学。它是本地知识分子的主要培养地，也多少有点象农奴制的精神保护区。正是在这儿，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直接地渗入，并同封建—教会的习性发生冲突。
这所中学看起来象座兵营，由严厉的修道士严格地管理着生活。一个人走进去以后，就完全与世隔绝了。规定学生必须日夜地呆在学校里，但如果向负责一个班的修道士申请，可以获准两小时的假。日间的课程充满了经院神学的说教和无尽无休的祈祷。[1]从穷苦家庭来的学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二三十个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从精神上来说，这所学校半是修道院半是兵营。一个旧学生说道：“生活是这样的悲惨和单调，终日被关闭在兵营之中，我们感到好象是囚犯，没有犯任何罪行，却必须呆在那儿许多年。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沮丧和忧郁。在屋子和走廊里闷得要死……差不多永远没有青春的快乐。当青春的气质不时表现出来时，立即遭到修道士和班长的压制。”[2]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过修道士认可的作品才能阅读。这个学校当然也是一个俄罗斯化的工具。违犯了规则就要被罚禁闭。修道士们积极地侦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只要有一点点怀疑，就向校长告发。
[1] 斯大林传记的一个作者断言，“给学生的作文出这样的题目：《先知的驴子讲什么语言？》”。（《圣经》故事：先知被派去谴责以色列，却受到驴子的责备。——译者）
[2] 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4页。
然而，这座严酷的中学也是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中心。许多后来成为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舆论界著名人物和领袖的人，都是在这座学校里成长起来的。1930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大学历史系发表了梯弗里斯宪兵队的档案材料，其中就有这座中学中“政治不忠”表现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二十年的时间，从1873年直到朱加施维里进入学校之时，对学生中激动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说明。[1]
[1] ①《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附录，第31—100页。
早在1873年，一个宪兵上校就向他的上级报告说，截获的信件表明，有些学生读过达尔文、巴克尔、穆勒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曾经命令进行了一次搜查，查到了两本最具“煽动性”的书：勒南的《耶稣传》和雨果的《小拿破仑》。调查确定，有三个教员在班上“以自由主义的精神”讲课，而因为这一罪行，校长把他们开除，并向宪兵队告发。有几个人被判了刑，有几个人因为已知其罪行，所以就暂时没有加以告发。[1]报告强调说，犯罪者都受过格魯吉亚爱国主义的鼓舞。
[1] ②同上书，第83页。
这种情绪上的激动导致了1886年6月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一个名叫约瑟夫·拉害耶夫的学生由于反俄态度而被开除，就刺杀了校长巴维尔·楚德茨基。这个凶手是哥里地区牧师的儿子。梯弗里斯的宪兵头子报告说：“同俄罗斯的中学相比较，梯弗里斯中学认为自己处于最不公平的条件下。学生们来到学校……经常表现……一种反宗教的情绪和对俄罗斯人的敌视。要改造这样的学生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人民最容易激怒，而且具有病态的自尊心。”[1]他接着说，刚刚被封闭的几家格鲁吉亚报纸，曾经煽动公众反俄，并使这座中学成为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大本营。结果这座中学被关闭了数月。格鲁吉亚大主教保罗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曾经向宪兵队头子暗示，这次暗杀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行动。他提到某个名叫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的人是主要的嫌疑犯，因为一年以前他曾经袭击过校长。吉布拉泽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朱加施维里的政治导师之一。在1886年开除的学生中还有米哈伊尔·茨哈卡亚，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列宁的友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的主席。
[1]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89—90页。
这座学校中所有格鲁吉亚学生的正式罢课，发生在朱加施维里进入该校仅仅几个月以前。1893年12月4日，梯弗里斯宪兵司令扬可夫斯基将军向圣彼得堡电告：“正教中学的大多数学生已经宣布罢课，要求撤换几个教员，并建立格鲁吉亚文学讲座。”[1]格鲁吉亚的大主教同学生呆了一整天，徒劳地企图劝诱学生不要罢课。校长要求警察出来帮助。警察于是封闭了这座学校，强迫学生们回到家里去。但是警察头子不安地报告说：“很多知识界的人士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封闭这座学校将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因为这些学生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在离开学校时，学生们宣誓要团结一致。不过，在该学期终止以前，他们之中还是有八十七人被开除出学校。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再次被认为是这次罢课的主要组织者。在开除的学生中有拉多·克泽霍越里，他从前是哥里学校的学生，只比朱加施维里大三岁，很快就成为朱加施维里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1]在这些报告中，没有一件提到社会主义的宣传，罢课者主要是出于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义愤。
[1]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00页；《伟大斯大林的故事》。第79页；塞·阿利卢耶夫：《走过的道路》，第86页。
当十五岁的朱加施维里进入这座学校时，人们对上次罢课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的。学生们必定讨论了这次事件，并对开除八十七人进行了议论，因此新入学的学生对于在学校中教授本民族文学的要求都很同情。他因而一开始就受到政治骚动的感染。但是一如在哥里学校那样，他对教师还是隐瞒了自己的感情。也同在哥里学校一样，他在这儿仍是一个模范学生，能干、勤奋和听话。他无疑地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个新的环境。校长是俄罗斯僧侣海尔莫杰尼斯，训导长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他正因为是格鲁吉亚人，所以才过分地奴颜婢膝，急于讨好俄罗斯当局。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在这儿能够在较小的规模上就近考察专制统治的情况。学校当局处于紧张和恐惧之中，因为俄罗斯人校长还不能忘记他的前任的被暗杀；而格鲁吉亚人训导长一方面对上级的一点点不悦都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十分耽心在幽暗的走廊和学生宿舍角落中可能酝酿着的阴谋。但是，这些僧侣越密切地监视学生，积极地偷听学生的谈话，经常地在学生的大衣和箱子中搜查禁书，那些异端思想就越更有效地在学校中传播开来。在这些年轻的学生眼中，新近被开除的学生成了道德上的模范，他们想方设法地同这些从前的学友保持接触，使他们的影响在这座教会的堡垒中传播。
当朱加施维里还在一年级时，他必定经常半秘密地到城里去，同反对派的成员们进行接触。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1895年10月29日，即他到达梯弗里斯差不多正好一年时，他在格鲁吉亚刊物《伊伯里亚》上发表了一首诗，这个刊物是由自由派的爱国者伊里亚·恰夫恰瓦泽主编的。这首诗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但却带有社会激进主义的色彩。他把它献给著名的格鲁吉亚诗人R.艾里斯塔维。这首诗署名“梭赛罗”（“小乔”），因为作者想对学校当局隐瞒自己的身份[1]。他的另一不法行为是从城里流动图书馆中借书。除格鲁吉亚的诗歌外，他喜欢阅读俄国的名著和欧洲的文学作品。他最喜欢的是三个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果戈里和契诃夫，后来他经常在演讲和论文中引证他们的作品。在他读过的外国著作中，最主要的是雨果的小说和萨克雷的《名利场》俄译本。对他的思想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通俗读物。在那个时候，自然和社会的实证论和唯物论观点，在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极有影响。
[1] 这首诗以原来的署名转载于1899年和1907年出版的格鲁吉亚诗歌两卷集。见M·凯伦吉里泽：《斯大林青年时代的诗》，载《伟大斯大林的故事》，第67—70页。
差不多所有的传记作者，不管对斯大林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都同意G.格鲁尔吉泽对他的印象。格鲁尔吉泽是他的同学，三十年代仍在哥里当教员。他说：
我们有时在作礼拜时读书，把书藏在靠背椅下。当然，我们得十分小心，以免被教师捉住。约瑟芬手不释卷，甚至在吃饭时也在阅读。……当向他提问题时，他总是慢条斯理地答复。
在学校令人难以忍受的窒息气氛中，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唱歌。当梭索领导我们即席合唱时，当他以清越而愉快的声音歌唱我们喜欢的民歌时，我们总是十分愉快的。[1]
[1] 转引自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5页。
不过，另一作者伊雷马什维里强调了朱加施维里性格中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他还描述说，朱加施维里是学生中的主要辩论手，他比许多同学知道的东西多一些，能够很顽强而又巧妙地提出自己的论点。但是他渴望压人一头，不能轻易地忍受别人超过自己。一当他的论点遭到有力的挑战时，他就变得烦躁起来。只要在辩论中有一点点挫折，他就发怒生气。所以有几个同班同学回忆说，有时他对获胜的对手怀有妒意，用恶毒的流言和诽谤来寻求报复。这种行为虽然在同年龄的孩子中不乏其例，但却使他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伙伴。
只是在他进入学校三年的开头时，教士们才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这个好学生正在走入歧途。1896年11月，一个教士在操行册上记了一笔：“看来朱加施维里有一张廉价图书馆的借书证，他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今天我没收了雨果著的《海上劳工》从书中发现了上述的借书证。"校长在这个报告上批道：“罚他长期禁闭。我已经为了雨果的《九三年》一书警告过他一次了。”[1]的确，雨果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对于一个准备当牧师的青年读者是很难有什么帮助的。同样的记录在操行册上越来越经常出现：“下午十一时，我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儿没收了勒杜劳的《各国文学发展史》，这是他从廉价图书馆借的。我发现朱加施维里在教堂楼梯上读上述这本书。该生被发现阅读从廉价图书馆借来的书，这已经是第十三次了。我已把该书交给训导员神甫。”这是1897年3月间写下的，离第一次犯规仅仅有四个月。校长下命令说：“罚他长期禁闭，并给予严重警告。”[2]犯规事实中没有说在这个犯规者那儿发现社会主义（更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从他同代人的回忆和他自己日后的作为来判断，当他在高年级的时候，必定首次了解到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学校中的一个秘密辩论团体和在城里的一个名叫“麦撒墨达西”的秘密社会主义组织。他是在1898年8月参加后者的。[3]把社会主义的书带到学校去显然太危险，而且它们也不容易得到。雅罗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资本论》俄译本，当时梯弗里斯只有一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就用手来抄写它。人们可以设想，朱加施维里在设法离开学校的几个小时里，是阅读或浏览了一些社会主义作家写的书籍和小册子的。
[1] 同上书，第16—17页。
[2]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7页。
[3] 《斯大林略传》，第24页。
“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是1893年建立的，他差不多十九岁时加入其中。这是梯弗里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虽然它的观点仍带着格鲁吉亚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取名“麦撒墨达西”（第三集团），是为了区别于“麦奥里达西”（第二集团）；第二集团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组织，在八十年代曾领导了格鲁吉亚的知识界。[1]“麦撒墨达西”的创建者有诺亚·饶尔丹尼亚、齐赫泽和策烈铁里，他们很快就以温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而在格鲁吉亚以外成为知名人物。发起者中最有力的是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他就是那个因袭击校长而被开除的学生。“麦撒墨达西”的领袖们通过自由派报纸《犁沟报》阐述自己的观点。
[1] “皮尔维里达西”（第一集团）受到格鲁吉亚贵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甚至在1865年以前就鼓吹废除农奴制度。贝利亚前引书，第203页；阿尔科梅德前引书，第172—179页。
很久以后，朱加施维里回忆他信奉社会主义的动机时说：“我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我的父亲是鞋厂的工人，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劳动妇女），但是也……因为学校中严格地不容异说和实行耶稣会的纪律，它如此无情地压倒了我。……我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对沙皇压迫的仇恨。”外界发生的事件则是最后的触发。在那些年代，梯弗里斯工人掀起了汹涌的罢工浪潮，这是高加索首府的头几次罢工。它对工人阶级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影响之大，到现在都难以想象。在后来的几年里，罢工频繁发生，大家习以为常，就已经不再激动人心了。但是，这头几次的罢工已显示出工人出乎意料的力量；它们是社会斗争的一种新武器，而且就象通常新武器的作用一样，引起了人们过份的希望和恐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已从其中看到伟大事件即将来临和即将发生激烈变化的迹象—对俄国来说，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梯弗里斯当时已是一个小规模的产业革命中心。它的生活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宗法的高加索的新冲击“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完全无关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1]这就是当时尚未知名的列宁对上世纪末这个国家情况的描述。巴库和巴统的石油工业已在英法资本的帮助下进行开发。除列宁所列举的那些工业外，很快又增加了乔杜里的丰富锰矿。1886年到1887年，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和库泰依斯两个区工业生产总值才有一千万卢布，在四年里产值就增加了两倍，1891年到1892年达到了三千二百万卢布。[2]在同一时期，产业工人从一万二千增加到二万三干，铁路工人还不在内。在连结里海和黑海两岸（巴库到巴统）的外高加索铁路上，梯弗里斯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铁路工厂因而成为梯弗里斯的主要工业，也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秘密的高加索工人运动的神经中枢。这些工厂和闹闹嚷嚷的亚洲式集市，就成为这个城市生活中的两个矛盾的组成部分。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可能花过一些时间去观察那些东方商人的作风和习惯—这些肯定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怎样，那个“甚至同历史无关”的东方世界是不适合他的，他已经被高加索生活中的新因素所吸引了。
[1]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4页。—译者
[2] 马哈拉泽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文章，见该书第1卷，第489—490页；《格鲁吉亚工农运动史纲》，第115—128页。
有两三个原先准备成为教士而后来转变为革命者的人，已经成为他的导师。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是“麦撒墨达西”的一个领导人物，而且是这位见习教士十分重要的密友。除他之外，朱加施维里还同另外两个良师益友交往。他们是沙爱·祖鲁启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祖鲁唐泽只比朱加施维里大三岁，在“麦撒墨达西”中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文人了。他热情地为事业而奋斗，但染上了肺病，五、六年以后就死去了。他发表在格鲁吉亚地方报纸上的文章，表明他有渊博的社会学知识，在写作上有光辉的天才和文学气质。在他的作品中，有一本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通俗著作。[1]朱加施维里同沙爱·祖泽一道，有时去拜访《犁沟报》编辑部。对于那些半自由派半社会主义派编辑的名言傥论，他始而肃然，继而哑然失笑。
[1] 斯大林后来怀着感激之情回忆祖鲁启泽。1927年，他要求苏联国立出版社把散见于格鲁吉亚许多小刊物中的祖鲁启泽的论文印成册。
他的另一个良师益友克泽霍越里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更为务实的人。他已经信仰了一新的主义，所以主要的兴趣就在于想各种办法使别人也相信它。他已在高加索以外见到了一些市面。他是1894年被学校开除的八十七人中间的一个，之后就到了基辅，这是一个古老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心，比梯弗里斯要开化一些。他在那儿呆了几年，并同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有了接触，而这些社会主义者又同彼得堡思想相同的人，甚至同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领袖人物有联系。他返回高加索之后，急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本乡的运动脱离襁褓期。他环视周围，看看是否可能设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按照他的意见，这是任何革命宣传小组的头一个可靠的基地。地方上那些半社会主义派和半自由派的格鲁吉亚报纸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们的编辑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并把每一篇文章交给沙皇的审查机关。象这种胆怯的和被删削得毫无力量的宣传，是不能说服任何人和起任何作用的。因此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审查制度。这就是说要有一个秘密的印刷所。正是为了这一实际事务，当朱加施维里成为“麦撒墨达西”成员时，克泽霍越里才注意到了他。
克泽霍越里和祖鲁启泽想交给这个革命的新学徒一项特殊工作，主持几个工人的学习小组。他的任务是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都集合成为小组，每组十多人到二十人。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被分配给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极端缺乏现成的人材来启蒙它的成员，他们读不懂阐述这个组织的理论的书和小册子。这些小组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和汗臭味。门外有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讲课的学生可能从这一工作中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因为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提升，并不是劳而无功的。在这儿，他表面上还是阿巴希泽教士看管下的一只驯顺的羔羊，却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帝国和教会的基础上。工人们恭敬地听他讲，他们往往比他的岁数大得多，却把他当成自己的权威和领导人。
在这样的集会之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进行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寻求借口，然后装着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这是很难堪的、甚至是令人羞辱的事情。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双重生活。不仅作为一个不信教者却要假装为正教徒；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城里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并开始在举止上象一个知名者，现在却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学生的角色，听任上级的指责呵斥。他究竟能够忍受多久呢？
朱加施维里在学校的最后一两年里必定经常考虑过这一个问题。他最厚颜而虚伪地欺骗教士们，但这并未使他有什么顾患和不安，因为他仅仅是用欺骗来反对欺骗。难道他们没有侦察过他和当他不在时搜查过他的东西吗？难道他们所教的东西不都是一些可怕的欺骗吗？他的虚伪仅仅是对他们的虚伪的答复。在这场谎言与欺骗的决斗中，他肯定是一个佼佼者；而且无疑地，他的成功和由此而引出来的兴趣，帮助他忍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当然，他可以卷起铺盖，然后向教士说声再见。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出了学校就无以为生。那个组织极端贫穷，不能够帮助他，他不想成为母亲的累赘。而无论怎样诱人，他也不想成为一名工人或职员。学校生活虽然不愉快，但还是给他充足的时间去辩论、梦想和阅读，这是他不愿轻易放弃的。如果是一个更为冲动和志大才疏的青年人，他就会冲破学校的大门，而不计其后果。但是他却是一个前农奴的儿子，虽然现在为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而工作着，还是习染了农民的不爱动和惰性，生来就害怕变化。的确，继续留在学校，那就要不断地隐瞒和装假；但这些东西他从童年时就习以为常了，现在更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无论如何，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他留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操行册上还没有提到他进行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显然想方设法地隐瞒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但是他同校方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了。1898年9月29日的一个报告说：“下午九时，一群学生在饭厅里围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他给他们读一些没有经过校方批准的书。有鉴于此，我们对学生进行了搜查。”几星期以后，操行册上又写道：“在搜查学生的过程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几次企图引起辩论……对反复的搜查表示不满……并且声称，别的学校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搜查。朱加施维里对于校方人员一般说来是不尊重和粗鲁无礼的。……”[1]
[1]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6—17页。
在他加入麦撒墨达西他的难题由教士给解决了。1899年5月29日，他被开除出学校，理由是为了不明的原因”而未参加考试。[1]他本人后来说，他被开除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校方提出的理由，但他们无疑是怀疑他在政治上不忠诚。当离开这座他度过五个重要年头的半修道院半兵营似的学校时，他没有什么悔恨。
[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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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父母出身农奴，这使他和差不多所有的其他革命领导人物都有所不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物都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即来自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列宁是一个大学生，曾以强烈的知识好奇心就近观察过农民的生活。但是，他作为一个被封为贵族的国民教育视察员的儿子，既未生活于农民之中，也不属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是一个暴发的犹太地主的儿子，他是从他家的窗口去观察贫困和剥削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齐切林和其他许多人是知道社会弊端的，但他们并不是由于亲身的经历。对他们大多数来说，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更不用说农奴制度），也只是他们以不同程度的洞察力去探讨的社会学原则。这些原则后面的现实是同他们的个人经历完全无关的。加里宁、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科夫这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工人，而且象大多数的俄国工人一样，在农村里还有根基。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几乎没有一个象朱加施维里—斯大林那样，在青年时期就直接而痛苦地生活在农奴制的环境之中。
二十岁的朱加施维里肯定已从他原来出身的地位高升了，他现在已经属于知识分子。当然，不是熟知自己在社会中地位和价值的那个稳定而体面的阶层，而是落魄的半游民阶层。不过，对于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他还是几乎没有什么亲近感的。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从个人的接触中只知道工人阶级中的精华部分，因为这些人是有知识的工人，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并热望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交朋友。对于不易接受社会主义观点的迟钝的广大群众，他们将其说成是无产阶级中落后的和不自觉的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于那种落后性的沉重负担是颇为清楚的。他们记得，上一代的许多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怀着“到民间去”的理想，到人民中去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结果却遭到农民的怀疑而被野蛮地杀害或被出卖给宪兵。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启蒙运动和政治经历，最终会使那些落后的和不自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但是此时此刻，那些理论家和宣传者同尚未觉醒的群众的确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另一方面，那些走向社会主义的上层阶级的青年人，一般说来最初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赎罪感的。正是这种感情，使他们把被压迫阶级看成情操高尚的象征。
对于俄罗斯生活和政治中的落后性，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必然具有一种异常的、几乎是天生的敏感，这种敏感甚至在未来的年代里还有所增长。虽然这时他也关心进步的工人，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接近落后的群众，并使他们摆脱温顺和懒惰的状况。但是他对于工人阶级并不怀抱乐观的希望和理想主义的判断。他不仅怀疑压迫者，即地主、资本家、教士和沙皇宪兵，而且对于他为其事业而奋斗的被压迫者即工人和农民也是不信任的。他信奉社会主义，丝毫也不是出于赎罪感。他对于自己出身的阶级无疑是有某种同情的，但他更仇恨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出身上层阶级的革命者所感到和鼓吹的阶级仇恨，是一种发展起来的第二感情，是从他们的理论信念中培养出来的。对朱加施维里说来，阶级仇恨是他的第一天性，而不是第二天性。社会主义学说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似乎给他的感情以道义上的批准。在他的观点中没有丝毫的多愁善感。他的社会主义是冷酷的、清醒的和粗暴的。
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在未来对他大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不利之处。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带着固有的文化传统进入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背叛了本民族的信念和偏见，但也把自己环境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和品质带进革命之中—这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有思想、演说和举止的高尚文雅。的确：他们背叛到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道德上的敏感和智力上的精炼的产物。朱加施维里的生活正好没有如此仁慈地培养他这些品质。相反地，他的道路上充满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悲惨景况：减弱了他的敏感力和鉴赏力。别的领袖中很少人会有社会自卑感。他们大多数人如果选择更为和平和保险的道路，也能够干出辉煌而体面的事业。象列宁这样具有天才的人，无论在哪个政权下，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托洛茨基是一个具有很高声望的文人。象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这样的人，是能够在学术界获得很高地位的。他们全都是具有很高才能的演说家或作家，在早年就表现出是具有很大干劲、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家。年轻的朱加施维里不乏聪明和一般常识，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是他的特色。他能够比较顺当地向工人小组讲授社会主义，但却不是一个演说家。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他也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在等级严格和官气十足的俄罗斯，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在社会阶梯上本来是爬不高的，即使他具有很大的雄心、顽强性和好运气。在教会里，他充其量只能成为另一个阿巴希泽。环境使他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自卑感，甚至当他成为一名秘密的社会主义者时，也没有摆脱这种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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