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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第一部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同志们：
昨天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怀着最大热情和无限感激庆祝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对光荣的社会主义祖国、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表示了我们的热爱和忠诚，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才能获得所有我们能获得的这一切胜利：取得自由和独立权利，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以及我国能以坚定的步伐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
我们这个小小的民族，在它全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粉碎一切贪婪的帝国主义者套在它头上的奴役枷锁，曾经不断地进行斗争和流血牺牲。在我们的民族英雄吉也尔格·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领导之下，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奥托曼帝国的流寇，曾经英勇地斗争了二十五年。并且，由于他们是为自由、独立和国土而战，所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来自各方的帝国主义者，尽管他们血腥地镇压我国人民一切起义的倾向，把我国人民当作交易的货币，盗卖我们的祖国，以满足他们的走狗们的欲望；但我国人民，在如此深重的灾难、贫困、阴谋和不可胜数的威胁面前，从来也没有屈服过。争取自由的钢铁意志鼓舞着他们，使他们毫不退缩地向敌人的狂暴波涛进行搏斗，就好像我国的群山抵抗着狂风暴雨一样。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孤军奋斗的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曙光。从那个时候起，我国人民对自由有了信心。也就是从那天起，他们在整个一生中，转移了并且继续转移着他们的视线去注视着伟大的十月革命，注视着光荣的苏联。反人民的政权和侵略我国的强盗们为了阻止十月革命的光荣揭开笼罩着我国人民的中世纪黑暗而全部行动了起来；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朽事业——的光辉思想深入我国，在我国普通人民中掀起和加强反对封建王侯的斗争并促使这一斗争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一直到我国人民达到他们的目的和我们生活着的今天为止。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削弱过；在十月革命以后，则更为加强了。我们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热爱和忠诚，就是建立在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的。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过去和将来胜利的关键、我国人民前进的保证。只有人民的敌人或帝国主义压迫者的仆从们，才不认识或反对这个真正爱国主义的伟大原则。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列宁斯大林思想的伟大，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人民永恒正义的建立，唤醒了我国人民，并加强了他们对未来胜利的信念。我国人民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懂得，必须进行英勇的斗争才能取得这一胜利。我国贫苦的农民大众，那些在穷困和鞭子下面痛苦生活着的我国工人，我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教训推动我国人民大众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以及累世的剥削与压迫进行斗争。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学校里培养出来了组织反抗阿黑默德·索古暴虐政权的我国革命者。我们的党是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学校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强的基础上，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光荣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基础上形成、锻炼和英勇地斗争着的，它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了他们历史上从未有遇的伟大胜利。为着这些胜利的获得，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要感激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朽事业，要感激不朽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伟大的十月革命大大地鼓舞了我国的民主运动，并且对发罗那的斗争、鲁什尼的代表大会以及一九二四年六月的革命，都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正当帝国主义世界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战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国家里，在巴尔干的群山中，在我们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议会却为伟大的列宁的逝世而举行了哀悼；那时候的民主政府并且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反动的欧洲面前，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大胆地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这种态度引起了巴尔干和全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焦虑，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地位成为一种威胁，虽然这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战线上，然而对他们整个的阴谋打算来说，却是最感到头痛的地方。
索古的统治及其政体
英国、美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及其他帝国主义者面对着这种危险，于是便利用弗兰格尔的白俄分子和塞尔维亚—哥罗西亚的沙文反动分子，并在阿尔巴尼亚内部组织了封建势力和间谍分子，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用暴力把他们的代理人阿黑默德·索古安置为阿尔巴尼亚国家的总统，镇压了民主运动，并建立起恐怖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帝阈主义者，乘机强迫苏联驻阿尔巴尼亚的公使离开了地拉那。
危害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帝国主义者建立起索古的血腥政权。这是一个封建王公的政权，是一个实行“斗户开放”、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面前无条件投降的政权。
索古政权的对外政策，主要决定于下面几个因素：
一、人民的死敌和帝国主义者的忠实奴仆——贪婪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对建资产阶级的统治；
二、我国十分落后的经济；这个经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壊以及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无情榨取而削弱了。这就加深了我国人民所受的痛苦，扩大了所受的压迫；
三、无耻的大小帝国主义者（意大利、德国、英国、南斯拉夫、希腊）损害着阿尔巴尼亚利益的互相角逐和勾结；他们这样做是由于阿尔巴尼亚位于亚得里亚海和俄特兰陀海峡之滨的优越地位，并且为着开发它的地上和地下富源的目的。
由这些因素所决定并为索古政权所执行的一贯而野蛮的政策，违反了我国人民的切身的利益，毫无疑问，它势必会引导我国走上丧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道路，这一点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那一天发生了。
索古的外交政策肯定是反人民、反阿尔巴尼亚的。索古情愿藉外力的帮助在国内加强他的封建王公和强盗的政权，——当然是藉深入骨髓地剥削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至最后把阿尔巴尼亚出卖给外国人，来使他自己和他的匪帮发财致富。索古和他的政权，从来也没有想到怎样在国际关系上维护阿尔巴尼亚的利益和独立。他们不但不要求意大利从萨斯诺岛撤退，反而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一占领；为了报酬白西契在一九二四年给他们的帮助，他们就把休恩·纳岛姆和瓦莫其两地割让给南斯拉夫；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日大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这反阿尔巴尼亚作为独立国家的法律地位的；它同意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享有特殊地位，因而构成了有害于我国人民的国际行动。对于这样一个决议，他们从来也没有作任何废除的努力，从来没有一次听见他们发出关于维护并加强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的呼声；相反地，他们怀着挑衅的目的并为着维护法西斯意大利的利益而挑起与邻邦的争执，从而损害了这种地位。不顾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索古及其政权竟帮助法西斯侵略者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在国内，索古及其政权对苏联进行了一个激烈的诽谤和恐怖的运动。最后他们随心所愿地为意大利法西斯敞开了阿尔巴尼亚的大门，并为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的事变作了一切的准备。
索古的政策一般地是倒向帝国主义、特别是倒向意大利法西斯的。索古及其残暴的、腐朽的、剥削的集团之所以能够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唯利是图的政策、封建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帝国主义者的目的的，而他们自己则仅仅是帝国主义者的盲目工具而已。
索古在起初的时候，玩弄“门户开放”政策，和许多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签订了无数的条约和协议。这些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企图，是些什么呢？
这些企图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占有我国控制着俄特兰陀海峡的沿海地区和开发我们的天然富源。在经济协议的伪装下，英美两国企图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者侵入和统治巴尔干的一块基地；南斯拉夫和希腊想共同瓜分阿尔巴尼亚，而意大利则想独自吞并我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和奴役我国人民的这一目的。
索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死敌，为了更好地谋取他个人及其集团的利益，践踏着我国人民的利益，出宝了阿尔巴尼亚。同时又利用条约，他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瓜分了我国的财富、平原、山地、矿山、港口、森林和河流，并以最残暴的方式牺牲了我国的独立和我国劳动大众的切身利益。
在一些贸易协议和其他条约中，索古承认这些国家享有“最惠国”条款的权益，这样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的侵入阿尔巴尼亚。
索古把阿尔巴尼亚的石油开采权让给英国，特别是由英伊石油公司独家垄断。索古在一九二五华和英国签订了一个临时贸易协定，一九三一年又在互惠和“最惠国”条款的基础上签订了一个通商航海条约来代替这一协议。我们只需回顾在一九三三年的九个月中间，阿尔巴尼亚从英国输入的货物总值为三万六千英镑，而对英国输出的货物则仅值三十七英镑，就可以认识这一条约的意义了。
索古的亲信顾问、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公使罗伯特·霍奇逊爵士（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忠实地执行了英国政府的反阿尔巴尼亚政策；当时，英意两国彼此划分了势力范围，一九三二年，英伊石油公司把它的石油开采权出卖给阿意石油公司。英国公使霍奇逊把阿尔巴尼亚作为交易品并勾结索古把我国出卖给了意大利。借着在索古左右的一些英国军官，英帝国主义者准备了皮鞭、监狱和绞架，以镇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各种运动。这种情况一致继续到一九三九年英国和张伯伦纵容法西斯意大利制造四月七日武装侵略的时候为止。
至于我国和美国的关系，索古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承认了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阿尔巴尼亚政府给美国的照会的合法性；在这照会里面，他不但承认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并且事实上把阿尔巴尼亚大门的钥匙交给了美国。这个照会就成为威胁我国独立的最耻辱又最危险的一个文件。在美国方面，后来也没有承认过阿尔巴尼亚的“最惠国”权益，并于一九二六年，索古又一次地对美国输入的货物减低关税。至于从阿尔巴尼亚输出到美国的那些微乎其微的货物则从来也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索古又以三万美元的代价，以两年为期，把五万一千公顷的土地出租给纽约美孚油公司。
索古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商务条约和协定，同时也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不如说是为了顺从美国政府的提议和要求。
索古为美国间谍敞开了阿尔巴尼亚的大门
索古为美国间谍敞开了阿尔巴尼亚的门户。这些间谍有的以传教士的姿态出现，如坎尼狄；有的以慈善家和教育家的面貌出现，如占有格凡伊亚学校的爱立克逊，如充任技术学校校长、美国情报机关的重要干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死敌的哈利·伏尔茨。这批人和其他间谍分子不仅担任了指导的工作，并且也培养了一批后来参加反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工作人员，这是后来顾求瓦、马利克怠工事件以及叛国议员案所证明了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向是并且现在还是我国和我国人民的死敌。他们一向就把阿尔巴尼亚当作他们国际契约中的交易的货币。他们利用索古这个工具，试图保证阿尔巴尼亚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完全服从他们。当时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也会遇到一些敌手，首先是法西斯意大利，并且他们又一次利用阿尔巴尼亚作为交易的货币，听任意大利侵入阿尔巴尼亚。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又证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阿尔巴尼亚的扩张计划。
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方面，则利用许多条约和经济商务协定，来力求达到他们自己对阿尔巴尼亚所报的目的。这两个国家（希腊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南斯拉夫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和索古政府签订了包括有“最惠国”条款的通商航海条约。和希腊进行经济贸易的主要路线是由雅尼纳至吉诺卡斯特和由萨罗尼加至科尔察，也就是希腊力求占有的两个地区。至于和南斯拉夫所签订的条约，则包含有显着的经济利益的条款，根据这一条约，南斯拉夫可以在阿尔巴尼亚北部（斯库台里、特罗保亚、库克斯）和斯库台里湖等地区开拓市场；这一条约允许南斯拉夫在斯库台里湖和布依阿纳河有航行权，因而使它得到一种战略上的便利并使它能进行反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剧烈政治活动。
索古政府和这些国家又签订了许多其他的商务和行政协定，这些协定又大大地损害了阿尔巴尼亚的利益。
少数民族问题成了我国一方和希腊和南斯拉夫一方之间的一个“不合”的原因，双方都利用它以挑拨我国民族互相残杀。
南斯拉夫和希腊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企图用侵略和恐怖的行为，并借经济和商务等协定而力求瓜分阿尔巴尼亚。作为法西斯工具的索古政权是以仇视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为它的政策的基础的。这种政策正适合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它们认为巴尔干就是一个导火线，何时对它们有利，它们就可以把它点起来。
由于一九三零年左右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总危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间已经划分了势力范围，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资本已经大量地侵入阿尔巴尼亚，所以阿尔巴尼亚和英国、美国、希腊、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就急剧地削弱了。因此，索古政权就直接变成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工具，它为意大利敞开了殖民阿尔巴尼亚的门户，容忍了四月七日的侵略行为，这样就无耻地、犯罪地把我们的祖国出卖给我国人民的死敌——意大利法西斯了。
索古是墨索里尼的家臣
索古变成了墨索里尼的家臣。墨索里尼为了报答索古，于一九二八年，违反人民的意志，使索古当了国王，从此索古就直接为墨索里尼服务了。法西斯意大利驻地拉那大使成为我国的真正主人。索古和法西斯意大利所签订的一切协约，其唯一目的就是使阿尔巴尼亚殖民地化。
法西斯意大利藉着经济、财政协议和同盟条约，在不多几年间，即不但占有我国地上地下的所有富藏，并且绞杀了我们的国家，迫使我国人民，即使是一饱之粟，都不得不仰求于意大利。我国人民从没有遭受过这样深重的贫困，也没有被外国人那样卑视讥笑过，一如在索古罪恶政权下法西斯意大利所给予我们的那样。
阿尔巴尼亚的商业、畜牧、森林、磺山、农业、财政、邮电、海空连输等等，都被索古出卖给意大利了。一九二四年所签订的、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效的通商航海条约，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独占市场。意大利的货物可以豁免关税，意大利人享有在阿尔巴尼亚自由经商的权利。我国的对外贸易就成为意大利资本的垄断事业。为修建杜列斯港而签订的协议，把我国最好的海港拱手让给意大利，并且使这个海港连同发罗那和薛斯诺岛，都变成了意大利控制我国的根据地。
由于索古的投降性让步，盘大利开拓公司的广泛组织网，开始伸展其触角到我国各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阿尔巴尼亚瓦洛里沙西翁纳经济公司”以五万金法郞借款的代价，首先把意大利资本引进了阿尔巴尼亚；“阿意石油公司”则榨取我国经济的精华——石油；“阿意农业公司”则租借到了为期九十九年的苏克茨和拉依布尔广阔的土地；实际上，该公司成为这些土地的真正主人，并在罗马诺建筑起自己的海港，从而逃脱地拉那傀儡政府一切的管辖。
其他一些公司则经营运输、林业、铁矿、铬矿和塞列尼萨地方的沥青等等。组成它们这种庞大压榨机器的人，不仅是一些偷盗和吸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血汗的江洋大盗，并且也有一些“SIM”和“OVRA”精悍的代理人，这批人在四月七日侵略事变的时候便都丢掉了假面具，身着法西斯制服而出现了。
关于设立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的几个协议所贷给的为期十年的一亿金法郞的借款（一九三一），关于整顿阿尔巴尼亚国家财政的协议所贷给的一千万金法郞的农业借款，以及成立烟草专卖制的借款，都是意大利法西斯为了取得在阿尔巴尼亚的财产权，为了使我国沦为殖民地而给予索古领导集团的报酬；他们自己的口袋装满了，索古及其匪帮存在英国和瑞士银行里的资金也增加了，而把我国的人民带到了地狱的边缘：商业凋零，农业衰退，没有工业，因为意大利的资本家没有任何兴趣来建设工业。在这个时期里，我国因饥饿而死的人，到处皆是。只有索古的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些罪恶而获得了报酬，度着王室华贵的生活。
自从签订了那些公开把阿尔巴尼亚置于意大利保护下的地拉那条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签订的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友好安全条约；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签订的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攻守同盟条约）以后，意大利法西斯对于我国的干涉则更形变本加厉了。在一九二七年签订的条约中，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为了确保两国的安全，缔约国双方将携手合作，照顾一切需要，配合一切力量。”
这一条款的规定就为意大利的武装干涉打开了方便之门；意大利法西斯只需唆使阿尔巴尼亚法西斯以小小的挑衅来制造机会就够了。意大利也就是这样利用了一九三七年埃得姆·陶托的“革命”。这一同盟限制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历届内阁都是操纵在意大利人的手里的；因为签订了关于阿尔巴尼亚军事组织的秘密协定（一九三六年），我国的军队又置于意大利人的控制之下。一切军事计划不是来自罗马，就是罗马所认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意大利所占领并始终驻有意军的萨斯诺岛，以及杜列斯港，都被意大利人建设成为要塞；在意大利的策划和指导之下，沿着我国和南斯拉夫与希腊的边境建立起了堡垒，修筑了飞机场。皇家军队都是意大利装备起来的，甚至每一阿尔巴尼亚的士兵有多少发子弹，意大利法西斯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时候，皇家军队不得不作可耻的屈服。
在阿尔巴尼亚的学校里，意大利的语文成了必修的课程，他们又设立了若干意大利的职业学校和教会学校；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特派员利用我国最腐败的分子建立起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的基础。这些人在四月七日和意大利侵略者一起向阿尔巴尼亚人民进攻。
索古政权的对外政策的特点，表现在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而以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基础的许多协定上。这些协定使阿尔巴尼亚降低到殖民地国家的地位，在法律上承认了那些剥削我国人民的疯狂行为，因而威胁了、以后就完全剥夺了我国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死敌阿黑默德·索古的叛国罪状。
索古对内政策的特点，就是对我国的贫农、中农和工人进行野蛮的和全面的剥削。索古政权采用一切手段来压制那些忍受最悲惨的痛苦和苦难的我国人民的意志；他使我国的经济陷入最混乱的状态，并且建立起一个广大的经济开发网，交给他的匪帮和商业资产阶级来掌握，这个依赖镇压和警察政权的开发网，就杜绝了我国经济和我们国家的一切发展和进步。
这就是我国农业为了获得土地和自由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受奥托曼帝国统治及其以前的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时期。
在奥托曼帝国统治以前，大地产都是掌握在我国诸大家族和封建王公们的手里的。
封建主为了尽量扩大他们的统治范围而进行的相互竞争，使得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特征的压迫和封建剥削更加深了。
为了巩固和扩张奥托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就必须把土耳其的统治势力扩大到我国。我国封建主的抵抗是无组织的和力量分散的，因而不能阻止土耳其军队的侵入。当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国的封建主们纷纷逃亡，于是他们的领地就成为土耳其政府的财产了。从这时候起，在战争中的我国就丧失了它的独立和领土所有权。
在土耳其贵族任总督的统治之下，我国农民受到了疯狂的剥削。作为土地的奴隶的我国农民不得不劳动以缴纳人口税和养活那些土耳其统治者、苏丹的警卫员和他们的军队。
但是，我国农民仍然进行着反对压迫和剥削、反抗奥托曼帝国统治的斗争。
在奥托曼帝国统治的初期，新的封建主开始在我国出现。那些土耳其苏丹的家臣和那些为土耳其统治事业服务的、他们认为最好的士兵与骑士，构成一个骑士封建阶级。在这一时期所兴起的封建主，系一种没有世袭相傅的军事封建势力，这就形成当时土耳其封建制度独有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形式是征收人口税、牲畜税和献给苏丹的贡赋。这些新兴起来的封建主同时也开始将他们的统治势力扩张到国内那些在当时还是自由的地区。为了要使那些自由农村的农民都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便加紧压迫，迫使每一个农户都要缴纳封建王公一种特税，迫使农民增加对苏丹的贡赋并驱使农民加入土耳其军队。但是，他们却遭遇到那些不甘受他们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农民的抵抗。希马拉地方的起义（一五零零年、一五三八年、一五八零年）和米尔地达、杜卡琴及其他地方的起义都是为了反对封建势力和土耳其侵略者的。在香培尔大会上，米尔地达的农民决定起来反抗封建势力。尽管这次的起义后来被制压下去（一六一四年至一六一八年），它的爆发却是事实。尽管有农民的抵抗和起义，我国的封建势力却不断地加强了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封建势力彼此间竞争和它们对自由农民斗争的结果，封建主的力量和势力就增加起来，即使苏丹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我国的主人。他们从此便成为世袭的封建势力并掌握了政权。我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的剥削就更加使人无法容忍了。农民除了缴纳贡赋以外，同时还要把他们的农产品的半数或三分之一交给封建主以代替“劳役”。
为了要在它所统治的国家里重新树立威信，并且避免帝国的解体，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唐西玛改革计划，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绝对集权的国家。土耳其政府在排除了阻碍唐西玛改革的大封建主和那些土耳其贵族的势力以后，就建立了一种新的赋税制度，强迫全体农民缴纳什一税。这样，剥削就变得更加沉重了。农民除缴纳他们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外，现在又得缴纳新的赋税。世袭封建主——唐西玛——都成为一些奉土耳其苏丹的命令征收赋税的贵族官吏。
绝对不愿接受这种新奴役方式的农民起来反抗唐西玛了。在初期，反抗运动是由富农发动的，他们在徐吕夫达·波大、谢奈尔·阿加、纪奥列卡以及其他等人领导之下起来反抗唐西玛。在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以拉波·黑加里为首的小农运动，这一斗争不仅反对苏丹，同时也反对弗里奥尼的封建主——他们被包围在贝拉特堡垒里，困以待毙。这个小农运动，曾包围了纪诺卡斯德，但是在得尔维诺的巴拉夫里地方却遭到了失败。
不顾土耳其占领者和本国封建主的沉重压迫，农民继绩坚持着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他们在色拉成功地组织了以穆黑默德·希边廸为首的“色拉青年同盟”，其目的是保卫小市民的权利。这一同盟破坏了权贵们奴役小市民的企图，可是最后希边廸却接受了妥协（一八九五年）。地布拉地方“巴依拉克”小农所组织的普鲁谷运动（一九零六年）和在青年土耳其时代考索伏和其他地区的运动，这一切事实都说明农民们为了从奥托曼帝国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作的努力。
在这时期，许多村庄以及农奴和领地还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样地买卖。一个封建主可以把包括农民、农具、树林、河流等等在内的整个村庄出贵给另一个封建主。同时，农民们也可以共同购买封建主村庄的土地，地价在数年内陆续交付。
在奥托曼帝国崩溃的前夕，国内的王公们就打起民族主义和自治政府的旗帜，企图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地位。但是即当我国已经获得了国家政治独立的时候，起义仍然继续着。为反对爱萨特巴夏和贝拉特与爱尔巴桑地方的封建势力，以哈奇.格米尔为首的农民斗争就证明了一般人民对于百年来压迫者所怀的失望和仇恨。
索古政权初期的特点由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和将军们为了建立他们自己政权的努力上表现出来。索古在镇压了一些进步分子的反抗后就终于取得了政权。
在索古政权统治之下，奥托曼帝国统治时代的封建经济关系仍旧继续存在着。政权仍然操纵在一些贵族手里，他们在在奥托曼帝国的气氛里，按照东方的思想和精神培养和教育出来的。这批人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向前进步，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和受他们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利益相背驰的。极权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们手里，对农民的剥削仍以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代一样的法律和方式进行着。他们的法律就是：“歇里亚特特，梅杰列阿”等等……。
继奥托曼帝国统治之后，封建关系在我国一直存在到现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未能及时发展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商业资产阶级却有了显着的扩张。由于正在生长和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开始死亡的封建主义之间所表现的许多矛盾，阿尔巴尼亚某些地区、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封建主开始走向衰败和腐化的道路。他们的农奴逐渐出售给形成为农村资产阶级的小商人。
在索古统治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悲惨境遇
这种资产阶级结合了封建残余，并以这种方法在农村中维持其封建剥削的形式。富农们也乘机扩大他们的田地。索古政权和封建势力的忠实奴仆和工具——农村中的权贵与总管们，倚仗索古政权的权势，利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强占被压迫农民的土地。另外一方面，索古匪帮如穆沙·尤加、克罗西及其党羽们，为了扩张他们的领地，就采用威吓和恐怖手段强使农民放弃他们的土地。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占有广大领地的现象仍然存在，尤其在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可是，不论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其他农民，他们的生活都是无法再忍受了；贫困和灾难已到达顶点。农民从他们土地上所获得的收入依然不能维持其生活。
农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衰落了。农业的衰落是因为在索古政权的统治之下，封建关系没有改变、农村中旧的剥削方式仍然存在。政府对于发展农业没有作任何努力。农产品不值钱，显着地减少了。地主们保留广大的土地作为牧场，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依靠出售畜牧产品，或者是出租牧场，而毫不费力地获得足够的利润。此外，因为仍然保持原始的耕作方法，使用古老木犁没有采用一件现代农具，农业是无法发展的。
同时，由于这种疯狂剥削的结果，农民阶级非常落后。疾病和贫困使他们衰弱了。没有人想到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的问题。在索古统治时代，教育和文化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统治阶级认为农民是下贱的，可以轻视的。农民为了应忖每日的生活费用，不得不继续负债，因为他们永不能偿清债务，便不得不出卖他们仅有的耕牛，出卖他们已经播了种的田地，最后，抵押他们仅有的小块土地。因此，有钱的农民、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收购了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扩张了他们自己的领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是变成了工人就是移居到国外谋生。因为索古政权和我国资产阶级对于建立民族工业始终没有作任何的努力，所以失掉土地的农民还是找不到工作。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贿赂有权的人，以获得当宪兵或当统治阶钑的家仆的机会，每月可以赚得三十里克。
这种悲惨的境遇和深重的灾难使得农民陷入绝望的深渊。因此，农民们就不断反抗那些向他们征收三分之一农产品的地主。他们也反抗那些没收他们的动产和他们的羊群以抵偿沉重的牲畜税和高利债务的地方当局。
农民们也起来反抗地主、贵族和将军。农民和马里克·弗拉舍里为争高里查山（柯尔察）而发生的冲突，以及克林纳村庄的农民和爱民·高加拉里之间在纪诺卡斯德的冲突，都是农民对封建主深深仇恨的表现。然而每次农民要起来反抗封建势力，都被索古政权用最惨无人道的方式镇压下去了。在索古统治期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诉讼案件，都清楚地证明了农民所受的可怕奴役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法院里挤满了要求公理的衣不蔽体的穷苦农民，然而他们的权利从来也得不到承认；最后处理就根据土耳其法律的任何一条，剥夺了农民的全部所有。
虽然有人多次地喊出了阿尔巴尼亚实行土地根本改革的呼声，可是这种改革，无论是在索古掌握政权以前或以后，从来也没有实现，因为掌握政权的各集团也占有广大的土地。实行土地改革此时已成为各国农民不可免的一种需要。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它在农村关系上所引起的各种变化，已传播到一切国家。为俄国农民胜利所鼓舞的我国农民重又产生了对土地改革的希望。在范诺利政府存在的短时期内，人们又喊叫着土地改革，但当时人们满足于没收那些逃亡者的财产。以后索古为了取得农民的同情，为了逼迫他的竞争者（封建主、厂主以及其他等等），并且为了要在世人而前表视为一个年轻的革新统治者，他自己也答应了要在阿尔巴尼亚实行土地改革。可是索古的所谓土地改革，仅限于把一些数量不足、面积狭小的土地出让给几家考索伏农户，让他们安置在英斯盖、尤巴和杜列斯水草地上。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改良这些土地，我们的政府便把这些农家迁移到别的土地上去了。由于索古的土地改革而被安置在这些土地上的考索伏地方的农家，生活十分困顿危殆。安顿有成百的农家的斯塔尼·伊·波波斯（鲁什尼）农村的农民们说，仅在一天之中这里就死了七个人。这里要着重指出：那些分给考索伏地方农家的土地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而封建主所占有的广大领地仍旧原封未劲。并且，阿布杜拉曼·克洛西和阿黑默德·索古本人却利用类似的借口，扩充了自己的土地。为使大家对我国封建卖国贼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有一个概念，我们举出几个数字来说明。占有一千公顷以上土地者共有七家，它们的土地总数共有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公顷。这些封建主之中如西夫魁特·魏拉西占有二千零六十一公顷的可耕地、牧场和森林以及一千七百六十一棵橄榄树；毕查克一家占有二千零六十一公顷的可耕地、牧场和森林以及一千二百七十六棵橄榄树；弗里奥尼一家占有六千三百一十五公顷的土地；努列丁·弗洛拉占有二千九百九十公顷的土地；雷苏里家族占有一千五百四十一公顷的土地，他的不动产如商店、房屋、旅馆等等还没有计算在内。
在这种窒息一切的制度之下，工业情况实在是不忍一提。轻工业在工业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技术上非常落后，并且完全在我国封建资产阶级商业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封建资产阶级刚开始向工业方面发展，并且他们总是依赖意大利金融资本的援助并听从其命令的；而意大利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和在我国发展轻工业相抵触的。这就是工业为什么没有发展的原因。仅有的几家小工厂处于一种悲惨的落后状态，设备极不合理，厂主愿在哪儿就在哪儿建立，距离原料产地又远，大部分的原料必须仰赖外国供给。地下蕴藏的开发完全操于意大利的金融资本和银行的手里，后者是意大利资本的武器，它的作用是促使阿尔巴尼亚殖民地化。作为信贷机构的银行，首先允许意大利资本扩张，其次再帮助我国那些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者和投机家们发展。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农民和穷苦人民所必须缴付的沉重税捐和意大利的贷款；这些贷款是意大利为酬报索古的压迫政权所作的巨大让步而贷给的，它为牺牲祖国的法西斯占领准备了基础。
我国经济所以陷于这种困难情况和我国人民所以遭受贫穷与窘迫，是由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完全用在商业上，更正确地说，是用在输入意大利投入阿尔巴尼亚市场的制成品上，因而就吸取了我国所有的黄金和宝贵的资金。在这种压迫政权统治时期，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字就很好地说明了我国的穷困、经济的显著衰败和生产的降低。我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与食品；由于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和劳动大众的经济穷困，原料和食品都掌握在剥削者手里向意大利输出，而输入方面则只是意大利市场愿向它的殖民地阿尔巴尼亚所供给的制造品。
在索古政权黑暗时期，国家预算明显地表现出了压迫和警察政权的本质和此一时期的经济却占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仅皇室开支一项就占国家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七。
教育事业也陷于一种悲惨的情况中，其发展速度的缓慢，实在令人难以容忍。索古统治集团的封建主们无情地压制了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教育为唯一的统治阶级保留着，而统治阶级自己对教育的组织和发展既不关心又无作为。那种教育既不是职业教育，又不是技术教育，文盲仍然普遍地存在着。一向迫切需要获得教育和知识的我国人民，不幸处在索古政权的统治之下，学校的大门对他们是永远关闭着的。在索古统治时期，农村教育随着索古及其匪帮的利益而各地不同。农民的孩子绝没有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中等学校的数目虽然非常有限，但阻止不住索古匪帮在一九三五年和整个统治时期大声疾呼警告知识分子过剩的危险。关于这一问题，费齐·阿里索蒂曾于一九三五年的议会发言里警告说：“现在阿尔巴尼亚有三所中学，十年或十五年后，可以培养出五百到六百的后备公务人员，这些中学生会有一天成为杂货店的会计的……依照目前的计划，我认为用在教育方面的金钱是白白花费了。”这种言论说明了索古所采取的教育政策。当时教育部的一位意大利法西斯顾问，曾在他一九三七年写给索古的报告里面写道：“中等学校，当它组织得还不好、不符合国家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生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这种失业对于那些想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并避免布尔什维克倾覆活动的政府来说，是最危险的失业现象。”索古教育部的这一位意大利法西斯顾问，曾就阿尔巴尼亚的职业和技术教育问题这样写道：
“到目前为止，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也许是有好处的，因为凡是想实现或要求大规模工业化的人民，一般说来，都是最捣乱的人民。”
索古的奥托曼法西斯政权，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固定于中世纪生活的境地中。
在索古统治之下，人们不能谈论任何保护人民健康的措施，并且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各种危险的疾病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
索古政权是一个绞架和枪杆的政权。但是，人们不顾一切压迫和恐怖，参加了一九三三年顾求瓦油井工人的多次罢工（这是工人阶级为反对索古政权和开发顾求瓦油田的意大利资本而组织的罢工），参加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要求面包的示威运动（由柯尔察的共产党小组组织和领导），参加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小组的斗争（虽然这些小组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并不统一），参加了进步分子和爱国者反抗索古政权、反对为外国占领作准备的斗争；这一切运动就证明了，我国的英勇人民是不顾索古中世纪政权的恐怖和压迫，不顾法西斯意大利海军的示威，尽力抗拒那种投降和奴役政策的。
自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以后，我国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像一个人一样地起来英勇战门，进行了我国百年历史上最光荣的斗争。
苏联在保卫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对外政策始终是以维护和半与国际安全为其目的的：
一、苏维埃政权主张在大小国家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与国际合作；
二、苏联本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可以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确信它们之间有合作的可能性；
三、苏联鉴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并且决定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始终认为它直接的利益是在它自己的周围存着许多友好邻国，是世界为和平所笼罩着。
苏维埃国家自从建立之日起，就宣布反对战争，主张世界和平。为了有效地实现这样的和平，它接受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建议英、法、美、日四国政府停止干涉并进行谈判。可是帝国主义的军队还是继续其卑鄙的战争。于是，苏联人民响应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反对外国侵略者，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红军击退了侵略并且继续进攻直到彻底消灭了一切干涉者及其走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白卫军。
一九二零年，苏俄和波罗的海诸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关于和爱沙尼亚所签订的条约，列宁曾经说道：“这个条约是俄国工人打开的一个通向西欧的窗口。这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次无可比拟的胜利，这一胜利改缝变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使得它可以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国内的革新。”
尽管帝国主义者施行阴谋诡计，一九二一年苏联终于和东方的许多国家如伊朗、阿富汗、土耳其、蒙古签订了友好条约；之后，并且和中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日内瓦会议和海牙会议上（一九二二），帝国主义的外交是极力建立一个反苏阵线。但是，深刻了解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列宁外交击破了这一阵线，并且粉碎了苏联敌人的侵略计划。
苏维埃国家是坚定、强大和稳固的。它的国际威望一天比一天地增长起来，再想使它孤立已经成为不可能了。一九二四年，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鉴于这种事实，并因为加强国际关系的需要和舆论的推动，不得不承认了苏联。
苏联继续有力地、勇敢地为和平而奋斗，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面政策。它们虽然口头上希望和平和裁减军备，但事实上却是从事世界的重新瓜分；它们武装了德国并驱使它去反对苏联。
苏联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普遍裁军计划，并且和许多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当经济总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时候（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苏联坚决地斥责了资产阶级政府试图把苏联也牵入它们腐朽的经济范围的阴谋，并且建议缔结一个经济上互不侵犯的国际条约以补充它已和一些国家签订了的政治上互不侵犯的条约；这种条约使政治制度不同的各个国家能够和平合作（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这也就是法西斯开始猖獗的时候。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它退出了国际联盟；意大利威胁着要重新修改凡尔赛条约；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取得了政权，同年十月十九日，德国也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在实行报复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的口号下开始准备战争。
西方国家的反动政府容忍了这一切事实，他们的希望是推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苏维埃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它尽力使其他各国人民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竭力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在国际裁军会议上（一九三二年），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个确定侵略定义的公约草案。这一建议的目的在于组织侵略、巩固和平和国际合作，并建立一个集体安全的制度。
苏联是一个和平的因素；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法西斯的虚伪。一九三四年，国际联盟建议苏联加入联盟，苏联并未加以拒绝；它认为国际联盟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对和平事业还能有所贡献。因此不久以后，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的期间，国联的创始者英国和法国却抛弃了国联，而苏联却保卫了它，并要求遵守国联盟约，反对法西斯侵略者。
所有认识德国侵略的危险的人民都倾向苏联。一九三五年五月，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互助公约，只有英国的反动派，因对法苏条约感到不安，竟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和德国签订了一个海军协定。
当时，苏联是为组织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但所谓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法西斯侵略者采取了一种投降政策：它们的容忍政策和不干涉政策，对法西斯的侵略政策是一种支持；它们在法西斯匪徒的手段和讹诈前的软弱，以及它们对苏联的仇视，鼓励了法西斯分子在远东向中国东北、在非洲向阿比西尼亚、在欧洲向西班牙的卑鄙侵略，而所有这些被侵略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法西斯分子动员了他们的一切力量来武装自己和进行战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国和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随后墨索里尼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在反对共产主义战争的口号下，法西斯分子准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实现了德奥合并；它强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继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慕尼黑会议后，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法西斯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资产阶级政府越是让步，希特勒的勒索就越来越凶恶。英法两国的反动政府把许多小国一个个地先后奉献给希特勒，同时也牺牲了和平的利益和它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希望借此把希特勒导向东方以反对苏联。张伯伦和达拉第发动了慕尼黑会议，它是一种最无耻的罪行，是资产阶级民主对法西斯投降的政策的有力证明。慕尼黑会议是英法帝国主义政府实行反人民反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是最可耻地背弃国际信义的行为。
捷克斯洛伐克被侵略的事件考验了并且结束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苏联继续斗争，忠于和平事业，忠于它所承担的义务；它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当然保护者，同时也是法西斯侵略者的死敌。也只有苏联是随时准备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当资本主义国家在希特勒强盗事业面前发生恐慌、叛卖、失措和纷乱的时候，只有苏联丝毫没有失去它的光辉，决心彻底实现它的诺言，为保卫和平与民主，为反对挑起战争的法西斯分子而斗争。
张伯伦与达拉第认为慕尼黑会议是他们政策的胜利。其实，慕尼黑会议却是他们政策的丧钟。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以后，甚至德国已经威胁到他们的国家而人民已经懂得只有和苏联结成联盟才有出路的时候，英法反动政府仍旧继续执行其反对和平和违反它们本国人民利益的反苏政策。它们玩弄着狡猾而十分危险的手段，阴谋使苏联坠入陷阱；但事实上坠入陷阱的却是它们自己。英法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并在希特勒日益露骨的侵略行为面前，不得不和苏联进行谈判。谈判经过四个月而毫无结果。实际上，英法政府并不愿意和苏联缔结同盟；相反地，它们却在此同时与希特勒进行谈判，企图驱使它去进攻苏联。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英法政府不愿和苏联缔结平等的条约》的文章。这篇文章震动了全世界。在这篇文章中，安德烈·日丹诺夫说明了英法政府之所以迟迟不缔结这一条约的原因。他在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后，写道：“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英国和法国虽然每天满口发誓拥护“平等”原则，实际上它们是不愿和苏联缔结一个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的跳跃的。它们所希望的条约是一个让苏联在其中肩负一切义务的奴仆条约。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条约，除非它情愿充当那些想利用它去火中取栗的人的手中玩物。苏联的武力、强大和成就是举世所公认的，它更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约。”
后来的事变证实了日丹诺夫的言论的正确性。不顾苏联政府的努力和善意，谈判终于中断和先败了。在这个时候，德国向苏联提出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这一条约时说道：“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间的和平条约”，因此，苏联政府接受了这一条约。斯大林同志说道：“我们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什么呢？我们保证了我国获得一年半的和平及准备向己力量来回击敌人的可能，如果法西斯德国敢于冒险违反条约来进犯我国的话。因此这毫无疑义是我们赢了，而法西斯德国输了。”
不论是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事实始终证明了苏联所奉行的和平与国际合作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列宁所规定的基础上并为斯大林的天才所领导的；斯大林发展了并推进了列宁的原则，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使苏联人民得以和平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扩大它的国际作用和威望，使它成为保卫和平、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强盗以及目前国际局势发展的因素。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际问题没有苏联参加而能够获得合理解决的，并且也无任何理由能够反对苏联的观点。
法西斯意大利对于我国的占领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开始了我国沉痛的奴役时期。我国人民手无寸铁地面临着一个灭亡威胁的严重危机。法西斯意大利允许索古所保持的仅有武装是掌握在皇家军队的手里的，这支军队丝毫不准备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独立，而只是准备用来保护索古封建法西斯政权的利益。这是一支由忠于索古政权、忠于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军官所指挥的反动政权的队伍。索古和他的军队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而阿尔巴尼亚国家也完全和外界隔离。其实远在四月七日以前，在国家机构和军队的内部到处都有意大利法西斯组织者渗入，他们精密地进行了第五纵队工作；索古的军队当法西斯侵略时只有投降一途。这样在我国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的断言：
“君主政体永远不能冒险尝试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起义和革命的恐怖。它宁愿和人民的最危险敌人联合起来而不和人民联合在一起……群众的反抗、人民普遍的起义是君主政体所不敢利用的方式……”。
在敌人入侵以前不久，阿尔巴尼亚人民就团结起来并要求发给武器抗拒占领，但是索古政权始终不愿把武器交给他们；因此自占领的初期起，我国人民就无法组织斗争以打击占领者。杜列斯港、萨兰达、中津和发罗那各地为穆约·吴基那库所领导的反对意大利人的战争始终于被占领者的大军所挫败。
我国人民陷入了恐怖，我们的国家被占领。然而我国人民一刻都没有屈服过，也没有接受过这一占领。的确，在奴役生活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与外界隔离、并为过去的索古政权所出卖的广大人民群众曾失去了方向。意大利法西斯从占领我国的最初几天起就强暴地实行奴役和殖民政策。意大利法西斯在索古政权下所阴谋策划的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合法的形式并且更有计划地进行组织以便加强法西斯独裁。意大利法西斯利用卖国政府作媒介，尽力欺骗阿尔巴尼亚的舆论以掩盖其占领的真正目的，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来是为了把阿尔巴尼亚人民从索古及其匪帮的手中拯救出来，而阿尔巴尼亚仍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并不接受这种欺骗。从占领最初几日起以及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意大利法西斯就采取了他认为是巩固我国所必需的措施，使我国成为他们准备将来进攻希腊及东方其他国家人民的一个基地。这样的准备工作（开辟具有战略意义的公路，在靠近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边境上建筑各种堡垒，建筑营房和军用仓库）在人民各阶层、尤其是工资劳动者中间，有时会产生一种幻想，以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改善。然而幻想没有保持得很久，因为我国的经济情况，在法西斯来到后就开始悪化了。同时，意大利法西斯采取了伪善政策和腐化青年的方法，尽力使我国的学校意大利化，希图迷惑我国青年，使其不至对法西斯可恨的手段有所抵抗。但结果，法西斯一点也没有成功。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他们死敌的仇恨日益加深，而人民群众所受的欺骗，不久也被揭穿了。这种仇恨开始以政治的形式和在反抗占领者与卖国政府的公开行动中表现出来。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其他爱国分子的领导下，人民从一种对于占领者的消极抵抗进而发动了作坊和工场的罢工、人民和青年的示威运动：如技术学校学生、斯库台里中学学生、“史达姆雷斯”纸烟厂工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地拉那和柯尔察等等的示威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假面具大体上都被揭破了。我国人民在准备斗争，并且由于恢复了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人民就完全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向占领者和卖国分子进行长期而激烈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进步人士和革命分子鉴于法西斯的准备工作和反动势力的组织，于是就勇敢地向着武装抵抗前进了一步并尽力组织这一抵抗的领导。双方都为无情的搏斗作着准备。
意大利法西斯在侵占我国的前后，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的内部国外普遍地进行了集合和组织阿尔巴尼亚反动势力的工作。我国国内的索古匪系、封建势力、富有的资产阶级、商人、以及所有和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封建大地主有阶级利益的直接联系的富农们，都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在我国的主要支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索古和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统治我国的富人阶级依靠意大利，认为它是他们的财产和政权的唯一保护人。因为我国缺乏一个进步分子的坚强组织，缺乏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领导抵抗和反对索古的斗争的有组织的共产党，同时也没有能够把工人、贫农和中农以及主张民主的进步知识分子等各种革命成分集合和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人民统一战线，以争取民主权利并和索古政权及多年来就明显地要侵略我国的意大利进行斗争，所以索古和法西斯意大利就能够很快地把内部的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在国外，法西斯意大利组织并起用了所有那些和索古曾发生冲突而流亡在外的反动头子们，——他们间所谓冲突并不是关于什么原则问题，而只不过是一些有关统治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方式问题。至于他们的政治纲领，则不论索古或那些国外政治流亡的头子们，基本上都是要奴役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政治和经济的剥削，狂妄透顶地反对共产主义，极端仇视他们的强大而不屈不挠的敌人苏联的。因此，所有国内外的反动势力都变成了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新主人的工具，并在其指挥下，都是完全为支持意大利法西斯在阿尔巴厄亚的政策而工作。利用一个接一个的卖国政府（如柯夫魁特·魏拉西、穆斯塔德·克鲁亚、马里克·布查地、埃格里姆·李波霍瓦等政府）作工具并凭借着集结起来的阿尔巴尼亚反动势力作支柱，法西斯意大利便尽力以恐怖手段和伪善政策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隐蔽占领的真正目的，转移他们的政治方向，阻止他们的组织和反抗，使他们脱离解放斗争，并用尽一切手段使人民群众离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旗手——我们的光荣的共产党的英勇领导。
在占领的初期，大部分阿尔巴尼亚反动派就抛弃了他们的假面具，他们和占领者商直接发生关系并参加压制我国人民正在增长着的反抗行动。这些反动势力集合在卖国政府的周团，并藉着意大利法西斯的帮助开始进行扫荡工作，拘禁和杀害那些不利于法西斯政权的进步分子。另外一部分反动势力则保留起来作为应付法西斯政权所能预见的将来的困难时期之用。这些反动势力，尤其是他们的头子如米达·弗拉舍里、阿里·克尔舒拉以及其他人等和法西斯紧紧地联在一起，利用最刁猾的伪善政策，企图把一大部分中农和犹豫胆小的分子系在法西斯主义的战车上。这些后来在反人民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并领导了“巴里·康毕塔尔”及其他反动组织的反动头子们，最初是用虚伪的民主方式来反对占领者的，但是他们的真正口号却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苏联。后来这批在“巴里·康毕塔尔”团体中组织反动力量的叛徒们，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并同意在意大利法西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独裁，即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种接受罗马的指导和命令的法西斯新政权。
意大利法西斯公开集合一部分反动势力在傀儡政府的周围，来管理行政并执行它的命令。另外一部分也像卖国政府一样忠实的反动势力，则被秘密用来实现一个统一的计划，用来镇压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抗，用来腐化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并使他们脱离解放斗争，用来进行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当时已经成立了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宣传。我国人民反抗的最初方式，如罢工、游行示威、在各个城市的墙壁上涂写号召人民组织并联合在反抗运动中的口号、党成立前若干小组所写的传单，这一切迫使法西斯加强恐怖手段和加强阿尔巴尼亚的反动力量，迫使他们紧缩队伍和巩固他们的组织。意大利法西斯和卖国政府同心协力地组织并笼络各种不同的“巴依拉克达”、腐朽的反动分子和外国人的永远代理人等，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人民掌握在他们手里，欺骗那些居民，要他们充当雇佣兵以镇压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法西斯的活动，并且驱使他们与游击队作战。在开始的时期，法西斯从各方面来镇压人民的起义，阻止它到达乡村或山区，想把它限制在城市里，以便更容易更残忍地粉碎它。为了这一目的，法西斯尽量搜罗山区的所有反动头子为他服务，并且肃清一切可能危害山区的反抗机关。因此，意大利法西斯和西夫魁特·魏拉西卖国政府一开始就向领导游击队在地拉那附近进行活动的爱国志士缪斯林·佩查进攻。同样的，法西斯和克鲁亚卖国政府在克鲁雅地方附近，也向索古和英国的主要代理人阿贝兹·库比进攻；库比是在取得魏拉西卖国政府的谅解以后秘密地回到阿尔巴尼亚的。他隐伏在克鲁雅，等待英国人选择适当时机以便在阿尔巴尼亚作为情报组织的最后一个角色来活动。克鲁亚和意大利法西斯都不喜欢他的诡计。他们要他表明态度，或者是立刻和占领者站在一起，或者是反对他们。所有的索古分子固然都是为法西斯和卖国政府服务的，但是法西斯和克鲁亚卖国政府认为所有的索古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包括库比在内，都应当毫无例外地也为意大利法西斯服务。这一策略，当时曾引起英国的反感，因为它准备保留这些人们来应付日后情况的发展。
意大利法西斯和卖国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也派遣了许多反动的政治特派员和若干为他们服务的富农，企图阻止山区的一切运动并在意大利军队和宪兵的帮助下消灭游击队。
在各城市里，法西斯的一切武装力量日夜都作战斗准备，企图摧毁日益扩大的抵抗组织。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它在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勇敢行动，对法西斯成为一个莫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法西斯不得不用克鲁亚来代替魏拉西卖国政府。克鲁亚的当权就开始了一个极端恐怖的时期。法西斯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伪善政策还是威胁手段，或求藉着那些尽力隐藏仇视人民的虚伪民主政客的模棱态度，都不能减少我国人民的反抗；而且相反地人民的反抗日益增强起来并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坚决领导之下普及全国。因此，就必须不惜一切来打击解放斗争的组织者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是残酷的恐怖就充满了我国各地，为法西斯服务的内部反动势力就认为藉此可以消灭我们党的力量和斗争。意大利法西斯在这次行动中除了使用恐怖的手段外，仍然广泛采用伪善政策。于是根据戈培尔纲领的计划，开始了反对共产党及其党员的虚伪政治的行动。我们党的斗争被形容为儿童的、幻想者的、没有前途的、出卖给莫斯科的祖国掘墓人的斗争。同时，为配合这种思想和武装的斗争，又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虚伪政治的宣传运动以诽谤社会主义祖国，大肆传播国际反动头子戈培尔式的一切宣传来反对苏联。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仍然向前迈进。阿尔巴尼亚的反动派在他们的虚伪政治运动和恐怖行动失败后，又慎重地考虑到集合成为一个组织，以这个组织来对抗我们党的政治活动与行动，把我们的党与广大的人民群众隔开，阻止我们党发动人民参加总起义，以帮助占领者使其能继续进行其疯狂的武装打击。自从贝萨会议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后，这种反动组织终于成立了。
党成立前阿尔巴尼亚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
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和其他关心人民利益的爱国分子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法西斯占领的组织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得以组成的最初共产主义小组有它的历史，有它好的一方面，也有它坏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对这些加以分析，因为在党成立以前，它们的活动就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已经有了萌芽，一九三零年的初期，就出现了群众性的运动。它是在柯尔察开始的，那里的进步工人公开谈论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崇高思想，同时在阿尔巴尼亚的其他地区，许多彼此没有联系的进步分子，尤其是那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传播了马克思的思想。柯尔察以及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以坚强的工人分子、知识分子、进步的学生为基础的。但同时也有些托洛茨基分子、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大都是从希腊回来的，他们曾经在希腊读书或做工。在柯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及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按照职业组织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以及少数的学生和小公务员。只有这个小小的人数还不超过七十人的柯尔察小组是通过“劳动协会”等类似的团体和群众取得联系的。这个小组的组织形式简单而不够严密，主要是组织关系不很稳固。有些三人小组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并且脱离群众和组织，虽然这些小组领导着一些工人和同情者的小组，可是他们的活动却采取秘密和密谋的方式。此外还有许多从工人组织或是教育机构里面吸收同情者的小组、教育工作者小组和工人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领导着一些同情者小组。成立了一个区委员会和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秘书处。在每个工人协会里都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根据区委负会或秘书处的指示来领导和监督这些协会。柯尔察小组采取简单而不具体的方法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开始的时候，它展开了一种教育活动，向陈旧腐朽的风俗和各种恶习进行斗争。关于工人阶钑的被剥削及其组织的必要性，加深了对索古政权的仇恨，并利用反对意大利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与资本家剥削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获得民族民主的权利，作为它初步解释宣传的目标。后来柯尔察小组开始进行改变各种工人协会的性质的工作：那些原来是互助性质的协会就改变成了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保卫它们的权利的组织。这些为了获得自由而在罢工、示威游行和经济要求中加强责任感和团结的协会，就成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工具，并且就这样改变了它们的性质而成为反对索古政权的政治团体。这样一种活动使它后得了一些成就，并且一般地说来，柯尔察小组曾在不同的场合采取了符合阿尔巴尼亚人民、无产阶级和苏联的利益的正确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小组善于开展进步运动，特别是在柯尔察地区。当然，这种运动主要是和各种工人社团有关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它对于柯尔察其他的人民群众也发生了影响，并在阿尔巴尼亚舆论中也有一定的反映。柯尔察小组秘密地、有时公开而很成功地——或多或少地利用合法方式——打击了索古政权的政策。
我们应当把柯尔察小组政治路线和一般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阿里·凯尔曼第同志。但是，在柯尔察小组的内部同时存在着一些妨碍共产党活动的发展和扩大的错误。在我们党成立后不久所公布的第一个决议里，关于柯尔察小组曾这样说道：
“独断专横的思想，牺牲精神的缺乏，一切活动集中在几个人的手里，曾在柯尔察活动的领导人方面占主要的地位。这些领导者安于他们本身活动所获得的成就，忽视组织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和他们有关的柯尔察以外的分子和新的运动不予关怀，不加援助。在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这里也占着优势，并且不但对该组自己的成员，即对明显的敌人，如萨伊·冯杜、阿里士梯·冈德罗，也成为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其他小组的同志也同样地犯过。”
在某一个时候，柯尔察小组分散了基层组织，让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并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来争取民主的权利。柯尔察小组领导了若干纯粹青年学生的团体，在地方选举时获得了多数票，并参加了国会议员的选举。然而，由于柯尔察小组没有摆脱小组的宗派思想，因此未能把它的活动扩展到阿尔巴尼亚其他城市。柯尔察小组曾有过建立人民阵线的思想，虽然在柯尔察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并没有显著的结果。柯尔察小组领导者的眼光并没有超出这个城市的城墙。他们没有远大的见识并且缺乏主动的精神。一切还是保持着小组的狭窄观点。
被索古政权不段遐捕、拷打、拘留、软禁的我们的阿里·凯尔曼第同志对共产主义运动曾有过巨大的贡献。他领导着柯尔察小组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教育并培养了所有和他来往过的共产党人。他对工人运动在展开活动时的巩固组织，曾有许多的帮助。阿里继行过反对君主政体的激烈斗争。他支持并鼓舞了对这一制度的各种打击。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教导共产党人加强组织工作，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并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他对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也给了许多指示。他对那些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工人阶级的敌人、分裂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尼古·索西、扎伊尔·冯杜、阿里士梯·冈德罗、安德烈阿·齐西以及其他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阿里·凯尔曼第共同工作的，有老战士工人米哈尔·拉哥，他曾被科奇·乔治不合理地开除党籍，此外和他合作的还有老战士比罗·皮里斯特利及其他许多人。
属于分裂分子的两个小组曾前后两次脱离柯尔察小组。第一组是尼古·索西小组，第二组就是当时所谓青年小组。在党的第一次决议里，我们曾经说道：
一九三四年，尼古·索西因为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反对阿里·凯尔曼第同志的路线而被开除出“劳动协会”。尼古·索西是抱着那些从希腊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分裂活动，并伪造“干部”理论以反对共产党员参加群众运动的。后来，尼古·索西又扮演了罢工破坏者的角色，继而又成为一个煽动者，最后因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共产党人事件在法庭受审时而公开地叛变了党。在某一个时期内，尼古·索西利用他的伪善政策，欺骗了柯尔察小组内一些工人。这些工人后来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托洛茨基的道路。尼古·索西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地打入了并影响了斯库台里其他共产党小组和青年小组（青年小组于一九四〇年脱离柯尔察小组）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由工人阶级的敌人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叛徒，如阿纳斯达斯·鲁洛，别猇“古里”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沙廸克·普列姆特，别号“色皮”所领导的青年小组，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造成了许多偏差和严重的错误。青年小组缺乏一个组织应有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小组的组织，即使是最起码的形式，丝毫也不重视，组内的成员只有纵的联系。这一小组没有展开过任何活动，并且和人民群众也没有联系。他们在“密谋”的口号下，极端秘密地迸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他们的指示“不要让人发现有共产党人！”已成为他们I日常的口号，不但在人民和家庭的面前如此，就是在小组的同志之间也如此。这个小组认为和群众发生联系以及和他们在一块活动都是有害处的，因为这种联系和活动将不利于干部并会使他们遭受危险。这就是他们所谓准备干部并在必要时使用干部的理论。这一小组主要是由学生组成，但其中也有少数的工人。小组里也有富裕的分子，因此，所谓准备干部就是吸收高级的知识分子。小组内部之所以没有民主，就是由于小组的形式、方法和错误观点所造成的。领导人的命令必须执行。组织纪律非常松弛并只限于执行领导者个人的命令。尤其是这些命令多干涉一些个人私事，如强迫婚姻、发出与无产阶级道德完全相反的劝告。盗窃、暗杀、甚至于贫污都受到鼓励。关于家庭问题，小组也接受并听从敌人的宣传，认为共产党人是没有家庭的，家庭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常常驱使组员去盗窃自己家里的财产，然后和家庭断绝关系。青年小组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爱兄弟或姊妹，因为这种情感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在青年小组里，意见绝不一致，小组的领导者为了拉拢一部分人用来打击其他组员，就尽情玩弄机会主义的手段。
青年小组的政治偏差是异常严重的。这一小组对于我国发生的情况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认识。组员们自命为共产党人，争论着一些无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他们的理论的唯一来源就是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书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的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读物。这个小组认为希特勒德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桩好事；根据这种错误观点，他们对苏联和德国所签订的条约的认识，就和英美的认识完全一致。青年小组非常有害地看不见法西斯对我国的占领，他们的借口是，当无产阶级人数增多的时候，那时人们就会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的壮大会为共产党的成立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样的，他们以为意大利的占领将有利于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工人阶级的联合。
青年小组的成员们认为苏联的政策不是服务于人民的利益的。他们甚至认为苏维埃国家所发表的声明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或“宣传上的需要”。他们从苏联的敌人那里直接引用了这些论调。在这些青年当中，这种态度一直到苏联加入战争以后还存在着。同样的，他们认为苏联没有公开表示它参加战争的目的，而它所作的一切声明仅仅是为了解脱困难的环境。因此，这个小组的成员根据这种观点，即由于政策的需要可以采取某种态度来脱离困难环境，也可以抛掉最起码的诚意，认为就是在号召人民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的斗带时，也应当采取这样一种不诚实的、临时的态度，并且不应当提出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依照青年小组的看法，党取得政权，不是直接通过斗争以及和人民群众加强联系的办法来货现，而是采用这样一些手段。
青年小组在“没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的借口下，不相信在阿尔巴尼亚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依照青年小组的看法，贫农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不能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参加斗争、参加革命，因为工人阶阶级本就不存在。因此，青年小组的领导者们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应当在家庭中进行，反对那些老年人，因为他们都是所谓保守者等等。这一小组既然抱着这些原则，就把它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反对其他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反对柯尔察小组，蓄意要打击该组一切的正确观点。
斯库台里小组在形式上比较有组织，这是在一九三八年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对于政治路线，则不论组长或普通的组员认识都不十分明确。原则上，他们是痛恨索古政权、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并且是十分同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不懂得组织斗争的方法。斯库台里小组的组织形式是不稳固的，并且它是按照情况在个人联系的基础上由三至五个组员组成的，负联系责任的人又直接向主要负责人联系，或者是彼此取得联系。在这个小组里，观点和行动都不一致。小组内实行着一种腐朽的密谋，一种形式上的纪律。在斯库台里小组里，且有着许多不是从坚固基础上吸收来的分子。组内固然有许多矢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并准备一切牺牲的意志坚决的同志，但也有许多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的分子。一九三九年的审讯证明了斯库台里小组是十分脆弱的。在审讯的过程中，组长向警察出卖了他的同志们，并且发出一些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说是共产党人可以向警察告密而并不背叛工人阶级。斯库台里小组的领导人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对其他小组、特别是对柯尔察小组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和它尽力争执，和尼古·索西领导的柯尔察托洛茨基派小组发生联系，并在阿尔巴尼亚两三个主要城市里设立一种与其他城市的几个孤立分子取得联系的、实际上是很脆弱的联络网。虽然联系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可是一个起码的固定政治路线还是没有。
斯库台里小组的领导者们借口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作，确定政治路线和扩大共产党员的活动范围，决定出版一种公报，以便启发同志们的政治和思想的认识，并引导他们解决一些日常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据说通过公报这个工具，就可以为召开建党的代表会议准备基础。
在这一名为“绿皮公报”的刊物上，发表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例如“干部的增加与培养”的理论，对我国社会各阶层作了研究和错误的分析，肯定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并不存在，其他如认为手工业者是阿尔巴尼亚最革命的一部分，如关于建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论文等等。“绿皮公报”的出版加强了斯库台里共产主义小组反对柯尔察共产主义小组的斗争。斯库台里小组的领导者们认为柯尔察小组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方式都是机会主义性质的，是它离开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存在着的混乱，因为“绿皮公报”的出版就更加严重了，并使那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表面化和具体化了。总之，斯库台里共产主义小组缺乏一个肯定的政治立场，由于“绿皮公报”的出版，它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就更加深了政治和思想的混乱，使斯库台里小组的争斗变本加厉了。这个小组不正确地把不团结的责任推在柯尔察小组的身上，而事实上却是它自己不愿接受柯尔察小组的领导者们认为适当的政治观点和组织形式。斯库台里小组和尼古·索西借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不存在，反对建立阿尔巴尼亚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全部计划。
阿尔巴尼亚被占领后，这一小组仍然继续它那种原有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它甚至和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妥协；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在这个小组和柯尔察小组之间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但结果并没有成功。然而斯库台里小组由于它的积极活动，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发动了示威运动来反对占领者和那些叛徒；学生们的抗议，地拉那和斯库台里小组的同志们展开了他们的力量以求和劳动群众取得联系，以及建立职业工会，如木匠同业工会、印刷工会等等。
斯库台里共产主义小组藉着尼古·索西所领导的柯尔察托洛茨基分子采取了一种关于干部的理论，采取了一种反对柯尔察小组的煽惑理论。关于强迫结婚的论调，关于非无产阶级道德的论调，关于盗窃和暗杀的论调，这都是后来它从青年小组那里拮取来的。至于其他已经提到过的理论，如硬说我国没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别，手工业者是阿尔巴尼亚最革命的部分，以及对我国社会阶层的错误分析等，这一切都是由它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分子塞夫·马拉强加于小组的。
一九三六年初，在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阿·齐西化名“齐亚利”（火）的发起下，在雅典成立了“齐亚利”小组。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小组最初是由四个阿尔巴尼亚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留学希腊的学生所组成。后来，安德烈阿·齐西在进行了许多阴谋以后，终于把另一由巴夫洛·雷诺领导的有反索古思想的阿尔巴尼亚学生组成的雅典小组并进去。当齐西在雅典召集秘密会议的时候，这一小组就自名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但在这次会议举行以后，这一小组并没有展开任何活动。阿里·凯尔曼第同志经过雅典的时候，曾经与安德烈阿·齐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此以后，托洛茨基分子安德烈阿·齐西反对阿里·凯尔曼第同志及其一切正确的原则的斗争就开始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齐西分子限制雅典的阿尔巴尼亚小组的活动，假藉托洛茨基分子最得意的口号：“首先应当准备干部”，阻止该组组员返回阿尔巴尼亚参加反墨索里尼的斗争。甚至吸收干部的方针也是由有势力的分子来决定的，安德烈阿·齐西“齐亚利”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口号，自称受到希腊共产党的支持。欺骗了若干同志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齐西在一九三九年回到阿尔巴尼亚以后，自命为党的书记，当穆斯塔德·克鲁亚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就和卖国分子进行谈判。安德烈阿·齐西在与卖国分子克鲁亚几次会谈的过程中，变成了意大利的代理人。“齐亚利”和占领者之间的协议包含下列主要条件：
（一）“齐亚利”小组立即终止反对克鲁亚政府的斗争（事实上，“齐亚利”小组从来没有展开过任何反克鲁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活动）；
（二）克鲁亚卖国政府不再逮捕这个小组的组员，并释放所有在捕的组员。
但是那个由一些各不相谋的和可疑的分子组成的所谓小组中央委员会，除了少数动摇者外，都不接受这种协议，并赶走了卖国贼齐西。“齐亚利”小组内的坚定分子，在清洗了齐西以后，就恢复了他们固有的立场。
在一九四零——一九四一年间，“齐亚利”小组试图和青年小组、斯库台里小组联合在一起，但没有获得成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时，曾经邀请“齐亚利”小组加入，但遭到了安德烈阿·齐西的反对和拒绝。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普遍展开的反法西斯的激烈斗争，使群众认识了这个小组。此外，一九四三年初，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坚决地揭穿了这个小组的托洛茨基派的和反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与活动。这对于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而就迫使该组不得不停止活动。
这个小组的坚定分子放弃了错误路线并加入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托洛茨基分子的“齐亚利”小组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小组的特点是组织非常狭隘，里面充满了托洛茨基和反对苏联的思想以及私人或小组之间的冲突；那里只有个人的和孤立的工作，那里妥协的原则占着上风。在占领以前，所谓反索古的政策没有获得任何成功，而且也没有作出任何的努力来使其实现。在占领期间，“齐亚利”小组的政治路线只足一个与占领者妥协的路线。安德烈阿·齐西的论调是：不必进行斗争，小组的人员应当渗入各行政机构和各法西斯警察机构里面去；对英、苏、美的联盟应当加以警惕并且不要相信它。安德烈阿·齐西引导他的小组所走的路线是削弱对法西斯的仇恨，同时他自己采用着与法西斯对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相同的口号。“齐亚利”小组把它自命的共产党称为全国性的党，以便和“国家主义分子”进行合作。安德烈阿·齐西和这个小组的其他领导者如费达·布特加、胡斯尼·莱本尼查等一些“巴里”分子和国家主义分子，从此变成“巴里·康毕塔尔”的重要人物；并且只执行“巴里·康毕塔尔”的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政纲。
在地拉那，“齐亚利”小组散发了浸透着法西斯思想的传单，号召人民进行反“资本”的斗争；它并散发了一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活页教材。“齐亚利”小组全面地采取了敌人的立场。“齐亚利”小组内的一些正直分子，个别地、孤立地同情苏联的态度和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在发罗那地方领导了一些具有反法西斯精神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得到许可的。
小组的组织形式是分散的。齐西本人掌握着一些个人的联系。如果有一个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存在的话，那只是在安德烈阿·齐西的想象中存在。这个小组也有些所谓地方委员会和三人小组，但事实上这些组织没有一个在进行工作。基层组织只是在大街上活动，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进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这个小组对青年、妇女、工人们都是漠不关心的。它和群众只有一点点联系，而这一点微弱的联系终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影响而消灭了。
“齐亚利”关于乡村方面的理论，是必须“首先和乡村的富农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应常接近富农，接近地主。在工人群众中，仅吸收一些脆弱的分子。“齐亚利”小组的领导者们如安德烈阿·齐西、范·菲力比、胡斯尼·莱本尼查、费达·布特加及其他等人原来就是“巴里·康毕塔尔”组织的创始人。
以上就是阿尔巴尼亚被占领前后一直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在党成立以前，对占领者和卖国分子的反抗和武装斗争都组织得不好，因为各个小组之间不断地发生斗争，结果遭受到敌人的无情打击。从这些互相争吵的小组看来，柯尔察小组是比较好的，它有一个较为合理和较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有一个斗争的组织和比较持久的活动。柯尔察小组曾经进行过破坏活动、示威游行，并且散发过号召人民参加斗争的传单。它发动所有的组员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战斗。其他小组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摇摆不定，它们受着反马克思主箱义理论的影响，受着从事小组间尖锐斗争——一种分裂分子的斗争、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的成见的影响；有如上面所述，它们常常站在占领者的立场，并且受到如“保存干部”和“培养干部”等腐朽理论的影响。除柯尔察小组外，这些小组事实上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首先应当使干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然后才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只有在苏联加人战争后才需要加人斗争。抱着这种错误观点并缺乏健全组织形式的那些小组，忘记了敌人已经占领我国，忘记了敌人正在残杀我国人民，忘记了它们这种策略只不过是有利于占领者的计划和阴谋。它们没有作任何的努力来深入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意义，以便能够执行那些指示。相反地，正当敌人蹂躏我国的时候，它们却发动了内部的斗争以反对柯尔察小组并假藉共产党的名义抑制他人，使他人尊重它们的意见。小组之间就是这样进行着一种无原则的斗争。在这些基础上，他们又时常散发一些政治观点错误的傅单，傅单上说斗争是“为了实现一个苏维埃的阿尔巴尼亚”，“为了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为了组织阿尔巴尼亚红军”。当各小组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还很不够和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他们竟号召人民参加总起义。
在某一个时期，各小组，主要是柯尔察小组和斯库台里小组，感到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于是它们便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毫无诚意地以错误的组织形式，成立了一个各组之间的所谓中央委员会。这不只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而使得各组间久已存在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因为认识到反抗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活动有彼此配合的迫切需要，于是成立了一个行动仲裁委员会。但这一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成就，因为它是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在三个小组间所进行的协调工作，对于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没有什么帮助。
此外，广大人民群众在迅速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时所表现的激昂情绪，由各组最坚定的分子所领导的人民和青年的示威运动以及那些不被各小组的领导者所重视的最坚定分子所冒险进行的各种破坏工作，已经引起对这些小组领导者的怀疑并揭穿了他们的假面具。为解放祖国而团结起来的各组基层中健全的共产党员，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分子的斗争中，彼此以鲜血联合在一起，并且忘记了他们之间过去的争执和仇恨心情。一条正确的共产党路线正在他们当中形成，现在就需要着手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统一的党就是组织并领导解放斗争的必要条件。各组的共产党员已经感觉到他们对人民应负的责任。那时，虽然我们的党还没有成立，各组的革命活动也还缺乏统一的领导，我国人民对苏联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可是我国人民都把他们的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英勇的苏联人民身上，因为十月革命的回声已经传进他们的耳朵；这也是因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伟大的斯大林正在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反对我国的压迫者而走向胜利；因为他领导着已经推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的英勇红军。我国人民不愿再过那种奴役生活，为了反抗这种奴役他们曾经进行不断的斗争，并且也不允许任何人支配他们的命运。我国人民不承认那种会议和罗马的傀儡政府。他们不能接受将一切立法权和行政权授给意大利国王的所谓新宪法。我国人民要和占领者进行残酷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次斗争和一九一二年、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四年的斗争是不同的。我国人民清算国内外敌人并且彻底解决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我国人民对胜利具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十分了解这个伟大的解放斗争是由以伟大的斯大林和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光荣的社会主义祖国所领导的。我国人民懂得，这次战争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一条道路，然后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斗争到底。他们懂得不应当再为阿里或是米达特那些贵族牺牲流血了，如同过去曾经为其他引导他们走入地狱的那些土耳其贵族牺牲流血那样。这是一个加强自己信心并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时刻。我国人民有了这种认识，这就是他们获得胜利的条件。对于本身力量和苏联的信心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使我国人民能够加入战斗并和那些遭遇到同样命运的人民兄弟般地联合在一起。当法西斯军队进攻希腊的时候，我国人民就采取了反对法西斯掠夺战争的正确态度。他们直接支持希腊人民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攻击意大利军队的交通线，破坏国民军的动员工作，拒绝为法西斯服务来反对希腊人民。意大利强迫动员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不愿拿起武器来反对希腊的兄弟人民；相反地，“托穆尔”和“达拉包克”两营军队一开到前线就逃脱了。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和民族解放斗争
希特勒对苏联实行无耻侵略和苏联加入战争，震动了所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我国全体爱好自由的人民。列宁斯大林的不朽事业和祖国受到了攻击。没有任何理由再迟疑不决了。热爱自己人民的共产党人对苏联也具有同样的情感。共产党人对于苏联的热爱是和他们对于人民的热爱分不开的。苏联加人战争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以新的鼓舞，并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在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令人鼓舞的伟大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的这一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宣告成立了。在十月革命启示下诞生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始终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织，为本国人民的自由进行英勇的斗争，在行动中每一步都受着国际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指导。它忠实地遵循着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训，在它的内心里深深地蕴藏着对我们伟大的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热爱。
因此，如同上面叙述的，我所已经提到的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乃是我们党组成的基础。党的创始人曾经作了最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联合各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党的纲领。进行这一活动的是各个小组内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们，他们没有受到各组分裂思想的沾染，他们为人民和祖国的最高利益所感召，毫不留情地清算组内的有害思想和倾向，决心要完成这一任务。在执行这一艰巨的、攸关我国存亡的任务中，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受到了南斯拉夫国际主义者共产党员米拉丁·波波维契的全心协助，他曾经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进行了英勇的彻底的斗争。承担组织党这一重大的光荣任务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同志们，在敌人的恐怖统治之下，在地拉那一所破旧的房子里，在我党为之进行斗争的瓦里伊巴米的穷苦居民当中，终于战胜了托洛茨基分子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的抵抗，创立了党并选出了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党的成立是我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因为现在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从他们本身产生出来的，由自己的儿女们所组成的正确领导，这些儿女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将不惜牺牲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新成立的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面临着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们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这一任务。
临时中央委员会立刻审查各小组的成员，清洗了那些染有分裂思想和小组习气的组织，肃清了那些建立在腐朽基础上的行动方法，清除了那些具有宗派思想、本身既不健全又和人民群众毫无联系的旧基层组织。
临时中央委员会行动了起来，以便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组织在新的基层组织里；并选任新的、纯洁的和决心为共产主义与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来组织全国各处的地方委员会。临时中央委员会根据民主集中制成立了党的坚固组织机构，并且首先责成参加新型的党的党员向着一切错误，尤其是向着那种企图成立另一集团的阴谋进行斗争。它主要是教导他们向阶级敌人和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的党是与第二国际下面那些充满分裂思想、机会主义、小组习气并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毫无共同之点的。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临时中央委员会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并保持党的铁的自觉纪律，以便对那些不肯放下武器或可耻地攻击我党的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予以无情的打击。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它第一个决议案里面，向全党宣布：
“我们需要一个全体同志都能服从上级委员会领导的、有纪律的党，一个能够在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并能密切联系城乡一切劳动群众的党。如果共产党员不和人民分开，不和生育他们的母亲分开，那末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我们的导师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党。”
临时中央委员会还向全党说道：
“为了保卫全党而防御阶级敌人的进攻，反对组织内的各种偏差倾向，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破坏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继续整肃党的队伍，保留那些有用的同志并使他们不受外界的影响。必须清除狭隘的工作方法、职业政客、自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
我们这样由许多有缺点小组的分子所组织的新党却能很快地加强了行动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腐朽的分裂和宗派思想曾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优良的分子已经被识别出来，对于那些思想不健康的分子尽力进行教育，而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只有清除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责成党要争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并决心向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分子，首先是工人、贫农和中农以及出身城市穷苦阶层的分子，以加强党的队伍。要从这个队伍里产生出我们党的坚定分子和精锐的斗士。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要求自己并且要求全党用我们党的宝贵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用党员们即使在准备牺牲他们生命的战场上也带在身边的斯大林同志的宝贵著作来武装自己。临时中央委员会教育党的同志要衷心热爱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没有他们，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就不可能生活存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建立起正确的组织形式以及党的基层组织与上级组织间的正常联系。
临时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新的党宣布：
“为使党内情况正常，必须让基层组织能够发挥最大的积极能动性，在领导同志方面则应尽量予以鼓励。同志们应当全心全意地、满怀热情地为党的日常工作努力。他们应当发扬对于党的热爱并像保护口己的眼睛一样地来珍惜党的名誉。”
此外，它要求党和党员不要轻视或误解党的一切决议和活动，因为这样的思想对于组织是一种最有害的态度。必须消灭这种思想，必须表现出铁的纪律，并且要绝对服从党根据民主集中制所作出的一切决议。因此党以最大的决心把所有不守纪律的分子、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取消主义者和所有的野心家，从它的队伍里清除出去。我们的党一开始就建立起一些正确而合理的规则，使党能在危急的环境中，能在占领者和卖国分子一致向党进攻的时候保守党的秘密。党员的责任是在阶级敌人、占领者及其酷刑的面前进行英勇的抵抗。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我党的党员咬紧牙关直到最后的一口气；他们以无法形容的英勇气概抵抗着，当绞索套在颈子上时，他们高呼着他们对党、对苏联、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临时中央委员会明确地提出了青年的问题，青年的组织问题与军事准备问题。我们英勇的，在党的领导下，并由于葛马尔·斯达发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关怀，变成了党的坚强支柱之一，并能以无比的英雄气概为人民和党而进行战斗。同样的，我们的党也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尽早把她们从奴役中、从陈旧而有害的偏见中、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它要使妇女获得自由，使她们能够获得和男子在一起进行斗争的权利，使她们在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成为不可战胜的斗士，对占领者和卖国分子进行无情的、不妥协的和至死不屈的斗争，巩固和苏联的永久同盟，这在我们年轻的党的纲领中占首要地位。因此，党就必须尽全力来进行工作，把城乡游击阶段转入到建立人民军的阶段，以便广泛组织我国人民的抵抗、武装斗争和人民的总起义。它必须建立人民军的精神、物质和政治的基础。我们的党在自己的纲领里规定了这一任务，即把阿尔巴尼亚所有爱国者，不分地区和宗教，也不论党员或非党员，只要他们衷心地热爱人民和祖国并仇恨占领者，都集合在它的周围和它的纲领周围。它必须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上，将一切人民的反法西斯和爱国的伟大力量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它们。我们的党在它的纲领上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出了在一个没有占领者，没有卖国贼，没有封建主和富有资产阶级的自由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争取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民主政府的斗争。这一切就是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年轻的党自己所规定的主要任务。“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争取被奴役和不幸的人民的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完成我们先锋队的任务”，这就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对全党的声明。我们的党只有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充满忘我的精神，并准备在英勇和浴血的战斗中牺牲一切，然后才能完成拯救遭受痛苦奴役的人民并使他们重获光明和幸福的任务。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虽然还年轻，但一旦从组织并武装起来，就开始领导劳动群众和爱国分子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进行革命党的活动。共产党应常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组成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教育他们并引导他们参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和祖国的叛徒的武装斗争。一九四一年在党成立的第二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散发的传单里说道：
“意大利法西斯侵占我国已经两年多了，它在我国犯下了最残酷的滔天罪行。意大利法西斯利用几个阿尔巴尼亚叛徒作工具，剥夺了我国的独立，竭力改变我们的民族本质，腐触我国的青年并使我国的学校意大利化。两年多来，敌人利用我国作为在巴尔干扩张的根据地，作为危害希腊和南斯拉夫兄弟民族国家的独立的战场。它轰炸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并毁坏市民和农民的房屋和财产。它把我们送到邻国去充当宪兵，以便血腥地镇压那里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意大利法西斯盘踞在我们的土地上，借宗教名义制造冲突……它夺去人民的面包并强迫农民交出牲畜和谷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吁所有热爱祖国的正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为民族解放斗争而努力的原因。进行激烈的斗争乃是我们对待敌人应当采取的唯一态度。阿尔巴尼亚的全体公民都应当在决心战胜敌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作一个战士。我们的斗争应当是有组织和有力量的。所有阿尔巴尼亚人都应当拿起武器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队伍的斗争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要从法西斯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生活的最忠实的表现。”
就是这样，我们的党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和敌人激烈斗争到底的道路。我们党的建立动摇了敌人。在意希战争后生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事和政治威望大大地低落了，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抗却增强起来。但同时，占领者和刽子手穆斯塔德·克鲁他对我国人民所施行的骇人听闻的残酷恐怖也就开始了：拘禁、拷打、流放、死刑等等，都是穆斯塔德·克鲁亚政府的一些典型的方法。正当这个危急的时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人民英勇善战传统的我们的党，发出向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信号，发出人民武装起义的信号。它考虑到人民武装起义的一切后果并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理论，根据道一理论：
“如果没有决心来承担起义的一切后果，就决不应当发动起义……。此外，一旦起义既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并必须转入进攻。”
我们的党就是这样地做了。它立刻转入进攻。我们的党员在所有对敌的战斗中始终都站在前列。敌人竭力拿刀枪阻挡我国人民公开示威的浪潮，然而都告失败了，因为我们的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创造了这样一些条件，使得示威运动可以转入游击战争，并对于那些间谍和卖国贼进行了无数次的打击，割断电话线，炸毁桥梁和公路，焚毁中央水电站和火药库等等。敌人益加恐怖。全体党员决心以身作则作为人民群众的榜样。他们教导人民应当如何为自由而战，应当如何学习苏联的榜样和应当如何信任苏联，信任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许多党员们英勇地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五阿尔巴尼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我们党的、人民斗争的和青年的组织者之一民族英雄葛马尔·斯达发，就是和穆斯塔德·克鲁亚的国民军作战时，在地拉那牺牲了的。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民族英雄米斯多·马梅在地拉那和国民军巷战时牺牲了。六月二十二日在斯库台里地方，民族英雄贝拉·雷契毕和他的同志们共产党员布朗哥·盖地亚、约坦·米西亚，在和法西斯国民军浴血战斗以后，在一个传奇式的抵抗后为了人民和党，光荣地牺牲在战场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在和一大队拥有战车和机关抢的国民军进行英勇的战斗时，地方委员会委员、地拉那游击队组织者、民族英雄沃伊欧·顾奇向敌人的战车直冲上去，终于光荣地牺牲了；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乔治·马地尼同志和沙廸克·斯达维西同志。在斯库台里举行示威游行时，共产党员布兰哥·加第亚，遵循着遭受意大利法西斯炸伤而牺牲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民族英雄科奇·巴哥的榜样，也英勇地牺牲了。在柯尔察牺牲了青年同志米地·哥斯达尼和季哥·格列萧；在发罗那，共产党员德里·恩地尼和国民军激烈战斗以后也倒下去了。此外，为了祖国和人民而战斗牺牲了的还有其他几十位同志。
不朽的光荣属于为了人民和祖国的自由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的阿尔巴尼亚的儿女们！
在党成立以后、甚至在党成立之前，参加一切准备会议的青年小组的一个领导人，阿纳斯达斯·鲁洛，顽固地坚持他们小组所信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希图阻止建党所必需的各小组的合并。在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这些观点，阿纳斯达斯·鲁洛就假装接受建党的主张。他进行了虚伪的自我批评，表示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和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假装接受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声称完全和新选出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一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欺骗手段。亊实上，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是反对党、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反对临时中央委员会的。这两个青年小组的领导人表面同意他们的小组合并入党，并扬言已停止一切活动，但同时他们又命令小组的成员保持党外的联系，甚至还加强这一联系。这就是说他们秘密保持分组的组织关系，保留他们的宣传材料、报纸和金钱。青年小组奉行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的命令从内部打击党的新组织，打击和破壊青年的组织并损害正在建立中的党的政治路线。与并入我们党内的青年小组的争论于开始时就在基层组织和地方委员会里发生，在这些组织里，一些青年小组的分子竭力制造混乱并把小组中最坏的分子安置在这些组织的领导地位上，要夺取领导权并破壤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因此，他们一方面从事反对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斗争，同时却想在必要的时候推翻临时中央委员会而公开地掌握领导权，以便在党的领导下一个统一的机构里来反对青年的组织。他们用一些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口号来阻碍青年的各种集会和会议。此外，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并详细指示对党的全部活动进行打击。他们的反党活动受到散布托洛茨基分子理论和他们自己的谬论的地下报纸的支持。以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为首的青年小组中央，在斗争和集合人民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间题上开始对党的政治方针进行攻击。他们和以往各组闹着本位主义时期一样，仍然利用他们保存干部和不参加积极的与大规模的斗争等荒谬理论。虽然我们的党已经投入斗争，但他们却没法阻止党的一切活动。为了掩饰他们的阴谋，他们竟背着党指使小组内的大胆分子进行了数次政治陷害，但把功绩算在自己的身上，企图隐藏他们在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当党把宣传苏联的成就列在自己工作纲领中的时候，他们却采取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对苏联的口号，继续制造党内混乱，企图使群众低估苏联在战争和解放被奴役人民的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秘密唆使民族主义分子拒绝和党联合，藉以攻击集合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口号。他们是工人阶级和贫农中农联盟的敌人。他们借口不能和贫农中农在一块进行斗争，建议必须放弃他们！我们的党和临时中央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显露出最大的才能。它们展开了紧张的活动，严重地打击了这些党内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反党倾向，并努力教育和引导青年小组的所有进步分子走向正确的道路。临时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组内的进步分子和他们的领导人分开，不得不给予沙迪克·普列姆特、阿纳斯达斯·鲁洛等分裂分子和他们忠实的同谋者以致命的打击，并不得不彻底清除这种危及党的生存的分裂活动。地拉那、发罗那、柯尔察、爱尔巴桑是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活动的主要中心。他们在这些地方和他们的党羽保持着联系，并指使他们背着临时中央委负会向党进行攻击。他们违背党的一切规定，把党的活动、通知和指示泄露给他们的党羽，并有步骤地准备反党的斗争。临时中央委员会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反党活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临时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党的会议，并对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的分裂活动予以严重的打击。青年小组的这两个领导人托洛茨基分子也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当他们的一切敌对和叛逆的活动，他们的秘密组织和他们的毒辣口号全部被揭露以后，大会就不得不把托洛茨基分子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开除出党。党采取了这一英明的措施以后，发表了关于此问题的一九四二年四月的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讨论这一问题，研究这个决议，以揭露分裂分子的一切活动，并吸取经验教训来武装我们年轻的党，从而提高全党对宗派分子和分裂分子的警惕性。这就是我们刚刚诞生的年轻的党所获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党内的优秀分子更加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保卫党和它的正确路线。可是即使在这次打击并摧毁了他们的分裂分子的小组以后，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仍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这次利用某些隐藏在党内的分子，利用一些敌人我党和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并依靠“巴里·康举塔尔”的一些头目和他们的武装匪徒以及占领者，继续在党外重新组织对党及其领导的进攻。党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警惕并注意到这些活动；它们下令逮捕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把他们作为党和人民的叛徒判处死刑。阿纳斯达斯·鲁洛被逮捕了，经过审讯并执行枪决了；沙迪克·普列姆特则逃脱了。他煽动某些钻进了发罗那党地方委员会的同伙分子，推翻这一委员会并加以占领。这一行动受到那些打入发罗那“塞达布拉格”组织的分子所发动的叛乱和暴动的支持。沙迪克·普列姆特认为这样作就可以组织反对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一行动里，他得到由胡斯尼·莱本尼查所领导的发罗那地方民族主义巴里分子小组的支持。但是党却给了沙迪克·普列姆特这一叛逆行为以严重的打击。发罗那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希斯尼·卡博同志和麦哈迈德·谢胡同志迅速地执行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坚决的命令。沙迪克·普列姆特的同谋者、查柯利弟兄和乌麦·霍查（范希欧）及其他几个人立刻被捕了。发罗那的“塞达布拉格”内部的暴动终于被扑灭了。沙迪克·普列姆特又逃脱了逮捕，与“巴里”及占领者联合一气，并成为法西斯的代理人，现在又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的分裂分子被肃清了。所有他们的巢穴都被摧毁特别是在发罗那。这个地区的党和居民在“党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团结一致、手执武器、毫不停留地在山中搜寻沙迪克·普列姆特；而当时他却潜伏在意大利法西斯那褢，企图逃脱这场暴风雨。从此，我们的党免除了一个由其内部产生的严重威胁。在坚决肃清了分裂分子阿纳斯达斯·鲁洛和沙迪克·普列姆特以后，我们党的内部更加巩固了；铁的纪律、警惕性、保密制度、党内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都加强了；这样加强了的我们党，以双倍的力量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信心投入了拯救被法西斯及叛徒奴役的我国人民的斗争和活动中。
从此，民族解放运动由示威游行的阶段转入游击队武装斗争的阶段，转入我国人民反对占领者和叛徒的武装起义的第一阶段。共产党善于预见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并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采取最适合的组织斗争形式。
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所散发的传单里，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员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你们勋员起来，担负起你们对人民所应负的责任。你们要不倦不断地努力联系广大人民阶层以便向他们说明并指出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它号召你们要成为争取人民的权利的不可战胜的斗士。以你们献身的精神给他人作出榜样。要把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当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列，并且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只有如此，你们才可以站在最重要最危险的岗位上。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的党号召你们去说服并动员一切具有正义感并愿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要永远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织。你们要宣誓在消灭人类最大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激烈的战争中永远并光荣地高举着着面旗帜。”
从一开始，我们的党在它的活动中，就受到这种思想的鼓舞。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中得到鼓舞，它认识到苏联的正确斗争在各方面的表现。
在城市和乡村里组成的游击队是一些小规模的、机动的、配有武装并随时进攻的组织。他们出敌不意地到处袭击敌人。在都市里，他们毁坏了仓库，在敌人的各种建筑物里进行破坏行动，杀死了许多卖国的官吏、意大利人、间谍和叛徒。在乡村里，他们破坏了交通线，逮捕了敌人的通讯人员，他们甚至也解放了某些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敌人非常了解：我国人民仍旧保留着英勇善战的传统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把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赶到海里去。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我们的游击队用焚烧发罗那附近的马夫洛瓦仓库的斗争行动来纪念这个节日，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如下的指示：
“七月二十四日的夜晚应向敌人发动总攻击。要把你们地区内的电话和电报的线杆一律斩断。要在你们能够破坏最厉害的地方打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全阿尔巴尼亚境内没有任何一个电话电报的线路是可以畅通的。我们的游击队已经把它们割断了。意大利驻希腊的部队获得这一情况以后，就立刻报告他们的司令部：
“阿尔巴尼亚的紧急情况使我们驻希腊的部队受到威胁，因为我们感到后方并不稳固。”
在这个时期以内，到处都有活动：地拉那的电话局被烧毁了；地拉那的工兵仓库被爆炸了；在民族英雄渥伊欧·顾奇的领导下，游击队曾向地拉那飞机场进攻。在发罗那地方，烧毁了拉地马弹药库；在发罗那附近高齐峡地方又炸毁了其他的仓库。在柯尔察，法西斯的一些办公室和啤酒厂的仓库也被烧了。在斯库台里，袭击了城市的监狱并释放了三十名政治犯。在爱尔巴桑，游击队炸毁了一座四十公尺长的桥梁。一九四二年八、九两月里，斯克拉巴尔的游继队和契亚夫·巴里的国民军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战斗，经过几天的战门以后，这些游击队终于在九月五日解放了契洛伏达。在纪诺卡斯德地区，游击队进行了全面的扫荡并把法西斯存储的粮食免费分配给居民。在地拉那，英勇的战士民族英雄格伊欧·格拉非利，奉党的命令发出政治暗杀的信号，处决了危险间谍贝纪·格萨西。在柯尔察，暗杀了市警察局长间谍斯坎得尔·查米。在英雄的库维勒其地区，进行了战斗，扫荡了这个地区，并杀死了县长。武装的游击队在马达奈克，在贝萨，在地布拉，在斯库台里，在鲁马，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袭击了意大利占领者。
这样，游击队的斗争就普及到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地区。我们的游击队是为人民而战斗的，他们对照耀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他们在最后的一口气中也呼叫着斯大林的名字，因为党是这样教导他们的。
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在传单里说道：
“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领导反法西斯主义的解放斗争的苏职人民的英勇斗争密切联系起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们！我们所获得的革命经验在目前的门争中教育了我们。为了不负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我们的信赖，我们应当保持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传统，并应在革命决心、主动性和组织性等方面做出榜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们！你们要永远站在战斗的最前线，也就是站在危险最大的地方……”。
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轻率的和无原则的活动。伴随他们活动而来的是动员群众参加反对敌人的公开斗争，组织民族解放政权和解放全部地区。对我们的游击队员说来，游击队的活动是斗争的初级学校。活动中可以产生出我国人民的真正领导者。这些活动是武装起义的开始和它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党根据列宁的教导认为游击队的活动是为斗争的高级形式作准备。这些军事和政治的活动是和群众的愿望相联系的，它们不仅代表着党的而且也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决心和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这一斗争形式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游击部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的先锋队。我们的党也遵循了列宁这样的教导：
“各战斗单位的游击活动直接准备了群众斗争的领导者……这些活动绝对不是对于起义有可怀疑或认为不可能的结果，但相反地，是起义必要的和组成部分。”
与城市和乡村的游击队同时，出现了党的最初的有组织的部队，其中之一就是爱国分子缪斯林·佩查所率领的部队；这一部队最初只有很少的战斗员，后来人数增多了。一些遭受法西斯警察搜索并度着地下生活的共产党员就属于这个部队。他们在地下接到如何组织的指示。这一部队是由农民组成的。后来由于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参加就扩大了。同样地在贝拉特地区，曾组织起多次与国民军及意大利人进行了战争的部队。在发罗那、在纪诺卡斯德、在柯尔察也一样，这些游击队都变成了正规部队，人民一天比一天多地参加了斗争。
就在道个时候，党为召开贝萨民族解放会议制定了它的纲领。
贝萨会议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扩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党成立以后，民族解放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在决心领导斗争的党的面前展开了广阔的远景，即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反占领者的斗争中动员了所有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党准备领导人民的一切革命力量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因为它从最初的几次示威运动中已认识到，民族解放斗争不仅仅是一个干部的斗争，而应当是一个由干部鼓舞和领导的群众斗争。共产党——这一斗争的先锋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也十分了解，把我国许多不同阶层的爱国分子集合起来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党把民族解放斗争列在纲领的第一位，竭力在斗争中领导、组织并发展我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反意大利、反德国的一切力量。为了扩大斗争，党在它的纲领上规定了动员阿尔巴尼亚一切仇恨占领者的爱国分子，虽然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观点和共产党员也不相同，但他们是愿意向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此外，党必须消灭占领者的爪牙并中立所有没有动员起来的人们。党在公开的斗争中应当孤立占领者并加强我国人民对占领者的仇恨。通过党本身的斗争和自己的纲领，应当使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分子懂得必须首先粉碎法西斯的锁链，而这一锁链的粉碎又只能依靠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构成我国人民战斗力量联合一致的唯一基础。斯大林曾教导我们说：“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没有沙皇制度压迫下的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但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就必须首先粉碎他们的锁链，并把他们从共同的敌人沙皇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创立这个称作苏联的各族人民合作的美好的组织。同样的，今天如果被压迫的人民不向共同的敌人、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则他们将永远不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将永远无法进行革命。”
党非常懂得，如果不首先消灭压迫工人、农民、爱国知识分子的公敌法西斯主义，人民将永远不能获得自由。同样的，所有我国的人民都应了解并采取我党的这一正确的路线。因此，党准备召开贝萨会议以巩固这一战线。在贝萨会议召开的前夕，党在它应当领导走向胜利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如何表现它的真正力量呢？我们的工人阶级是幼小的而又是成分复杂的，但它决心参加反对占领者和剥削者的斗争。它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我们党的主要支柱和基础。在斗争开始的时候，它就有了决心进行英勇的斗争。自从党成立以后，它理解党的历史领导作用，理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它有组织的先锋队，因而集合在它的党的周围。因此，我们的党的支柱是工人阶级。其次就是那些和土地分不开的、受法西斯占领者和压迫政权压迫和剥削的贫农和中农。他们是我们党另一伟大的支柱。和我们的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阿尔巴尼亚贫农和中农十分了解，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我国的贫农和中农为什么会全体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呢？因为农民非常记得以往的岁月，那时他们曾经为外国人和本国的封建主流血牺牲，曾经为了他们的土地、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过，但是他们所得到的仅是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他们懂得，索古匪帮的警察政权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和法西斯占领者一样，剥削他们直到骨髓，因而他们就要反对这些人。因为他们懂得，我国的软弱而缺乏传统的资产阶级，没有占有任何胜利的远景。农民是渴望祖国的解放、渴望士地、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因此在斗争中和在我们的人民革命中，他们已经认识清楚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身上。
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敌人是有明显的界限的。这种区别是合理而且是自然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与占领者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证明社会矛盾的存在；这也就证明，在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之间，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同盟的斗带，并且它具有一种解放和革命的性质。这一斗争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因此，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旧统治阶级的叛逆地位是由他们的社会条件和地位所决定的。由于惧怕随着革命胜利而来的种种变化，资产阶级便抛弃了国家的自由、独立和民族利益。这种阶级的区别在农民中间也同样存在着。农村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叛逆组织“巴里·康毕塔尔”及“合法团”结合起来。这种阶级斗争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日益尖锐起来。
我们共产党使贫农和中农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斗争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这样就恢复了他们的希望，加强了他们的信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共产党，想要获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忽略工农联盟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曾经说道：
“社会党夺取政治权力已经成为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实现的一个问题”，然而“这个党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前，应当从都市回到乡衬，并在乡村中壮大起来。”
从这些原则出发，在贝萨会议的前夕，共产党面临着许多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党光荣地完成了这些任务，英勇地打击了农村劳动群众的敌人，对那些希图使农民放弃光荣的斗争道路的农村富农和以前土耳其官吏们的阴谋诡计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教育农民觉悟到他们应有的权利。党揭露了那些力图使农民成为自己的后备军的“巴里”和“合法团”组织的口号和敌对活动。作为最进步、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成立，不论对于工人阶级或对于农村的劳动群众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的党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由于伟大苏联的战争。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燃烧起我国被压迫人们的希望，鼓舞那些失望和饥饿的人们起来争取自由、独立，并摆脱压迫和剥削。苏联军队对企图奴役并压迫人民的德国强盗和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胜利，鼓舞了我国农民争取自由的热情。我国农民确信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必须和以前俄国农民一样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在贝萨会议的前夕，克里姆林宫的灿烂光辉照耀着我国人民、我国农民前进的道路。
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有着一种恶意的漠不关心的倾向，仍旧是我国人民这次大患难的旁观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地成了占领者的工具。贫苦的爱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参加了反占领者的激烈斗争。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还认识不清楚他们对人民和祖国的责任。要求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知识分子应当了解，必须进行激烈的斗争以粉碎奴役我们祖国、毒害思想和腐蚀灵魂的法西斯主义锁链。党应当把我国知识分子那种分散的、方向不定的力量集合起来；它应当引导他们，使他们为祖国服务，并领导他们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反对我国的最大敌人、思想和进步健康文化正常发展的最大敌人法西斯主义——前进。
我国的青年成了光荣斗争的旗手。他们没有一分钟愿意接受占领者的桎梏。他们的精神不能容忍法西斯用以幽闭他们的那种窒息和腐化的气氛。他们绝不愿意变成占领者的工具，也从不屈服于任何恐怖。他们在最紧急的时候，都是怀着惊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来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在贝萨会议召开的前夕，他们已作了伟大的牺牲；他们中的一些英雄，由于他们的功绩，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史诗的头等光荣的作品中的伟大形象。为人民和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已成为我国青年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党伟大力量的所在。我国青年后来继续在曙光的光辉照耀之下沿着党为他们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受到旧传统与旧风俗，以及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法律的严重压迫的和受到法西斯主义压迫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也深切地注视着民族解放斗争，并从这一斗争中看到了她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她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准备作一切的牺牲，因为她们不能不和她们已经参加斗争的丈夫和儿子站在一起。她们同样地在党给她们指出的道路上进行英勇的斗争。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把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团结在一个受党领导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统一纲领之下，我们的党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召开了贝萨会议。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一起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阿尔巴尼亚妇女的代表，以及其他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阿尔巴尼亚各民族和青年民族主义分子的代表。贝萨会议在它的政治纲领上，规定要进行有组织的、激烈的、不妥协的反对占领者和叛徒的斗争。此外，大会决定在各地区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走向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在贝萨会议的决议中，规定委员会及其在斗争中的任务如下：“在未解放地区，委员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它集合人民的一切解放力量，进行鼓动和宣传，领导反对敌人占领的政治斗争，动员群众进行解放斗争，并且同时动员为斗争所必需的一切物资和物品。委员会是群众的委员会，要能够集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委员会要为游击队和自由志愿军准备武器，并供应给养。委员会要扩大民族解放斗争，要监视敌人的活动等等……委员会要负责组织新闻出版事务、宣传工作和破坏工作……委员会要负责组织对那些企图夺取农民土地的农业银行和地产公同的斗争。委员会应揭露一切剥削者和占领者的代理人；它们应当宣传总起义，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阶段和结果。委员会应组织并准备舆论，组织并教育男子和妇女，青年男女。
在已解放的地区，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完成行政工作：它们应当建立秩序和安定，应当进行反对叛徒的斗争，应执行行人交通检查工作，应当防止犯罪、盗窃等行为。委员会应当同军事机构共同进行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它们负责管理人民的经济和粮食供应事务，组织贸易和经理财政，供给游击部队和志愿部队一切必需品，发展公共教育和文化，增加并积储宣传和鼓动的器材，如印刷所、无线电等等……委员会应当为民族解放斗争进行政治动员；它们应当加强委员会的权力，以防止一切敌人及一切危险。这些委员会有时可以执行法院的职务，对某些案件加以审判，主要是处理一些血债案件。民族解放委员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未来的政府将由它们产生，而动员人民进行斗争和起义的就是它们。它们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此。”
党以贝萨会议的纲领打开了我们斗争的广阔远景。由于我们党的这一重要纲领，我们才能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并能在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我们的民族解放军及其司令部，巩固了人民政权——这一政权在波列梅特代表大会上更加确定而具体了。
全国各地对于贝萨会议都有重要的反响。各地的党员都组织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且把人民中一切优秀的分子，一切忠于祖国的事业并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政治时机的重要性的忠实爱国分子集合在他们的周围。人民的一致团结和解放阿尔巴尼亚的斗争，就为我国带来了新生命。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地所表现的大胆行动鼓起了人民的勇气并加强了人民自己的信心。这是我们共产党正确和英明的政策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党在拉此诺特会议的决议里说道：“共产党首先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联合起来，是它第一个坚持不俞地、具体地提义这种联合的，它不断地以全力发出一切有生力量和所有政治党派团结起来反对占领者的号召。共产党领导着解放运勋；它站在门争的最前线；它不仅利用鼓动和宣传的方法，而主要是通过斗带本身和军事行动来动员人民并使他们参加斗争。”
在构成我们党的一个巨大政治成就的贝萨会议召开以后，占领者和那些卖国贼都勡摇起来。他们向贝萨实行军事进攻，虽然暴力和恐怖一天比一天地加强，但他们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占领者对于贝萨会议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高涨无法加以阻挡。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解放区和占领区都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反动势力需要组织一次政治上的反攻来抵消党的这一伟大胜利。我们的党在召开贝萨会议时所邀请的某一部分人，后来被发现是“巴里”组织的领导人物。这些人拒绝邀请，没有参加会议，但却派遣了他们的第二流人物出席会议，以便了解会议的决定。
“巴里·康毕塔尔”是反对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及其政纲的一个反动组织，因此，它就是志愿执行反动势力破坏并打击民族解放斗争的意旨的团体。“巴里·康毕塔尔”的政纲足一个以假民主的方式允许人民所谓，自由和权利的政纲。反动势力希图利用“巴里·康毕塔尔”在政治舞台的出现，藉用它类似民族解放阵线的名称来建立一个和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平行的组织。这个为反动派所支持的组织，在名称上其实没有“解放”二字，这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受到占领者及其仆从支持的“巴里·康毕塔尔”，实际上并没有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打算，相反地却打击人民的起义，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和他们的真正领导者共产党。“巴里·康毕塔尔”组织的面目，在它成立的时候还不够清楚，可是立刻看得很明显的是这一组织已经正在纠合那些旧贵族、富农、大商人、反动知识分子、各种政权下的失意政容、罪犯和强盗。总起来说，阿尔巴尼亚社会的渣滓、所有特权阶级的利益是和占领者分不开的。其实，在他们当中就有着“巴里·康毕塔尔”的势力。“巴里·康毕塔尔”用伪善政策，极力欺骗一部分中农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它想拉拢的或使之中立的犹豫懦怯的分子。“巴里·康毕塔尔”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反动阶层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使他们成为一帮，利用假民族主义的方式直接为占领军服务：这实际上就是打击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共产党！同时，“巴里·康毕塔尔”在它的政治计划上，也准备在发罗那、马拉卡斯特拉、柯尔察和纪诺卡斯德等地的山区里，组织若干武装小组。“巴里·康毕塔尔”采取了诬蔑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宣传，说它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假面具，是用来欺骗阿尔巴尼亚人民，并使他们不是为阿尔巴尼亚的利益、而是为俄国的利益而从事战争的假面具。“巴里·康毕塔尔”也指责我们的党和党员，说我们是为外国人的利益而不是为民族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巴里·康毕塔尔”的目的是想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隔离开，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加强他们的斗争，才能置反动派于死地并永远推翻其统治。
“巴里·康毕塔尔”尽力诽谤和破坏民族解放阵线，要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入“巴里·康毕塔尔”并接受其政治主张。这就意味着绞杀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这也构成一个毫无意义的阴谋。面临这种情况，党预料到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工作，逐步地发展斗争一直到武装攻击，来揭穿并打击反动派和法西斯这种战略阴谋。
“巴里·康毕塔尔”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的纲领，不仅是一种纯粹的伪善政策，而且对于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规定。
“巴里·康毕塔尔”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暴露出来。这是它的弱点，我们的党也就针对这一点进行最猛烈的打击，以便揭穿它的假面具。“巴里·康毕塔尔”必须拿出行动来表示它是反对占领者的。如果它表示不能这样做，那末，也就暴露了它的虚伪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作了加倍的努力，一方面尽力和“巴里·康毕塔尔”的某些组织保持接触，同时，又和“巴里·康毕塔尔”的领导人物进行谈判。党从这两方面打击了并推翻了“巴里·康毕塔尔”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论点和责难。党要求“巴里·康毕塔尔”具体地表明态度。关于党的战士和那些自以为是以反对占领者为目的的“巴里·康毕塔尔”的武装小组间的冲突问题，也进行了谈判。这些谈判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相反地，却证明了这些武装小组的游击工作只是为了阻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同时，根据这一方针，又和那些领导人物举行了谈判。在党的决议面前，他们以为同意成立一个和民族解放阵线行动协调的委员会，就可以阻止斗争。我们的党希望通过行动协调委员会使得“巴里·康毕塔尔”组织的下层分子能够参加斗争，藉以揭露这个为占领者服务的反动组织，但是这些行动协调委员会等于虚设，我们党希图在贝萨会议的基础上，扩大并加强它在群众中的影响，通过斗争来孤立反动派，并把那些曾受到欺骗和伪善的宣传或是累世在对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的气氛中的群众，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巴里·康毕塔尔”不但不进行斗争和活动，反而进行无穷尽无结果的谈判，直到使占领者终于知道了我们行动计划的目的和地点。但党中央委员会注意到这一点，它不能听任这些委员会随意讨论并决定任何行动。这些委员会根本不举行会议，因为“巴里·康毕塔尔”和它伪称的游击队始终不愿、也不能斗争。于是我们党就进行反对“巴里·康毕塔尔”组织，反对他们游击队的斗争，从政治上揭露它们。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巴里·康毕塔尔”签订了达尔马索—格尔舒拉协定。按照这个协议，“巴里·康毕塔尔”应负责保护那些为了镇压民族解放斗争而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作战的意大利军队。占领者和卖国贼穆斯塔德·克鲁亚共同制定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意大利人就以埃格里姆·李波霍瓦傀儡政府代替了穆斯塔德·克鲁亚，希望在这一政府的周围，能够集合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的新力量以加强他们因我们的斗争而陷入脆弱的地位。李波霍瓦政府对“巴里·康毕塔尔”那些伪民族主义分子允许作一些让步和改良，并答应给他们一些有力的自治条件。然而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恐怖还是继续着。实际上，李波霍瓦卖国政府只不过是“巴里·康毕塔尔”的领袖之一马里克·布查地取得政权的一块蹐脚石而已。马里克·布查地既为法西斯服务又和“巴里·康毕塔尔”有直接联系，并且答应双方具有同等性质的要求。在布査地政府的政纲里有“巴里·康毕塔尔”的信条、沙文主义、阿尔巴尼亚种族主义、建立阿尔巴尼亚的军队和宪兵，并在表面上对占领者显出一定的独立性。为占领者服务的布查地卖国政府和在其掩护下的“巴里·康毕塔尔”在一个比较广泛和更为周密的基础上继续着麦里加——克鲁亚的政策，企图把民族主义分子集合在它们的周园，并利用他们直接为占领者服务。布查地政府希望能有很大伸缩性的权限并在民族主义分子和人民的眼前造成一种自治的幻景。“巴里·康毕塔尔”在它当时所散发的传单里，公开地支持布查地所提出的、由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组织者之一巴里阿尼将军组织阿尔巴尼亚国家军队的计划。仍是我国资产阶级既缺乏传统，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集合在“巴里·康毕塔尔”组织中的、受到民族解放斗争的压力而发生动摇的阿尔巴尼亚反动势力，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坚强地组织起来。在“巴里·康毕塔尔”组织的内部存在着思想混乱和意见分歧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时候，“巴里·康毕塔尔”内部出现了几个具有政党姿态的团体，例如柯尔察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团体、“斯库台里十一月二十八日”组织、“齐亚利”、自命为再分裂的极端共产主义者、以及后来还有斯坎得·穆考的社会民主党和沙迪克·普列姆特的“真正共产党”组织。“巴里·康毕塔尔”和其他反动头子也有联系，特别是和北部的“巴依拉克达”。这一组织在相似的政治立场上准备和占领者发生直接关系而单独行动。这些反动头子是：费格里·迪奈、普龙·查里、秦·爱列西、穆哈雷姆·巴依拉克达里、穆拉·加罗奇及其他等人。虽然“巴里·康毕塔尔”希望继续在假面具下进行活动，我们党和民族解放阵线通过英勇的斗争，终于揭露了这种假面具。在穆基亚事件和拉比诺特会议以后，“巴里·康毕塔尔”及其匪帮就直接为占领者服务并接受其命令了。贝萨会议以后，人民武装斗争更加扩大了，我们的山区里充满了游击队和战斗部队。同时，乡村和城市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也加强了。贝萨会议以后，游击队的大规模活动就开始了，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各地方委员会说：
“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更广泛地参加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要使工人、农民、青年以及其他仇恨敌人、热爱祖国和自由的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游击队是由五十人左右组成的一支机动部队，它分成若干分队，装备有步枪和轻机关枪，并在一个司令员和一个政治委员的命令下行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实行统一指挥。他们负责领导游击队的工作与战斗。在我们部队的组织中，政治委员就是游击队的教导员。从人民中来并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民解放军应当是一支自觉的并受过政治教育的军队，以便完成人民所交付的任务。共产党锻炼了民族解放军的思想意识，它所以要进行这一政治教育，是由于政治委员和党员在部队中的活动。政治委员的作用对于民族解放军的成就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我们的游击队到处采取攻势。他们破坏交通线，攻击机械化部队和敌人兵力的几个集中点，整个地解放了一些地区，使敌人处于不安的情势，因而不得不在我国境内留置重兵。在这个时候，我国人民拿出了一切力量来帮助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领导这一斗争的就是伟大的胜利缔造者、伟大的苏联和光荣的红军。我们的斗争所以能够胜利地展开，就是因为光荣的红军给希特勒军队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以致命的打击。没有光荣的苏联军队的胜利，就不会有我们人民的胜利。在一九四二年内解放了贝萨、斯克拉巴尔、库维勒其、马达奈克和柯尔察等地区。一九四三年四月以前，又解放了科尼斯波列、沙郭里雅区、美萨普里克、马拉卡斯特拉、波宝鲁特其利亚等地。在发罗那地方的纪尧姆桥边，消灭了两千名国民军和意大利步兵，并击毙了意大利法西斯国民军指挥官克莱门第斯上校。顾求瓦的油井受到攻击和破坏，塞列尼查的矿山被炸毁，数百名意大利宪兵被击毙或作了俘虏。一九四三年一月，经过激烈的战斗后，解放了伏斯考波耶；同年五月，柯尔察游击队连续向敌人进攻了三天，解放了列斯库维克，并在巴马克地方攻击了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斗争迫使穆斯塔德·克鲁亚政府辞职，代之以埃格里姆·李波霍瓦和马里克·布查地的傀儡政府。尽管占领者和卖国贼们玩弄许多阴谋诡计，我们斗争的热情没有一分钟松懈过。敌人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于是开始使用相当大的兵力来加强恐怖和报复。虽然许多庄村和一些地区在战争中整个地被烧毁了，但是游击队仍然加强它们的攻势。一九四三年六月，柯尔察、纪诺卡斯德、贝拉特等地的游击队在联合作战中攻击了波列梅特和库卡地方的意大利军队。战争继续了一周，敌人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意大利的大军和伊萨·多斯加恐怖分子集团联合进击马拉卡斯特拉。马拉卡斯特拉和发罗那的游击队会同该解放区的全体武装人民却由防御转入了反攻，打退了两千名敌人，击毙了百余人，并把战斗一直推进到费埃尔和贝拉特城的附近。七月二日，在格尔舒拉隘道上攻击一队准备从泰培勒尼开到波列梅特去拨救这个城市和由于游击队的进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库卡地方的守军的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民族英雄阿西姆·齐奈里在战场上光荣地牺牲了。在从费埃尔到列斯库维克、从库维勒其到泰培勒尼和一直到贝拉特的这些战斗中，意大利法西斯都使用了空军、坦克、装甲车和重机关枪。培勒尼的人民和本地区及发罗那的游击队击溃了准备从背面进攻马拉卡斯特拉的一切意大利军队。这时候，库维勒其和美萨普里克两地，人们正向那些全部烧毁这两个地区的占领者进行英勇的斗争。敌人在进攻库维勒其和美萨普里克的战争中，出动了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从各方面进攻，但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和英雄的游击队英勇地抵抗作战，使敌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库维勒其、美萨普里克、马拉卡斯特拉这些地方就成为敌人正规军和游击队及武装人民之间进行最激烈战斗的中心。七月十四日，意大利四个师团进攻马拉卡斯特拉和泰培勒尼两地。我方的兵力仅约有两千人。战斗继续了六天。敌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终被它攻进了马拉卡斯特拉和泰培勒尼，并在那里残杀了数百个无辜人民，烧毁了七十八个村庄。“巴里·康毕塔尔”用一支由台非克·茨非里和阿里·塞依纳里两人所率领的游击队站在敌人方面参加了进攻马拉卡斯特拉的战役。
在柯尔察地区，和贝萨一样，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敌人在这一地区也失败了。意大利军队同时攻击了马达奈克地区和巴巴·伐雅·马达奈克地方的游击队。在激烈的战斗以后，他们放火焚烧了全区。意大利的军事行动既受到了“巴里·康毕塔尔”的支持，于是要在阿尔巴尼亚地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组织一次意大利军队的总攻击，以为这样可以消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结果，这次进攻完全失败了，而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却更加强大，人数也增多起来。我们可以说，在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和中部，敌人仅仅在城市里有些驻军，局部地控制了交通线，其余解放了的地区都在游击队和战斗部队的手里，并受着作为人民政权摇篮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行政管理。
一九四三这一年在我们的斗争史上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党在继续担负斗争的责任的同时，在斗争日趋激烈的同时，又在同年的三月里，派遣代表参加拉比诺特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党在会议后所应遵循的路线并选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一年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拉比诺特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这一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集的，而当时游击队和占领者又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出席会议的代表却都是由党以最民主的方式选出的。常时我党党员人数为六百至七百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七十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情况，着重指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的重大作用，详细硏究了占领者和卖国政府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批准了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正确路线以及临时中央委员会反对分裂分子阿纳斯达斯·鲁洛、沙迪克·普列姆特及他们的同谋者的激烈和正确的斗争；最后，大会决定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一、党应当扩大与城乡广大群众的联系，并应号召对占领者进行更为激烈的斗争。党应当把全国人民集合在民族解放统一战线里，使全国人民对于反占领者的斗争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二、党应当尽可能组织和增设民族解放委员会，使其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机构，并应彻底粉碎旧政权；
三、党应当广泛宣传苏联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祖国、作为在法西斯奴役下的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并宣传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
四、应在我国人民中，唤醒他们对红军的热爱，这个充满着光荣的红军从法西斯虎口下拯救了人类，并以空前的英雄气概为堕入奴役的人民带来了自由；
五、使人民认识苏、英、美同盟力量的强大，以及欧洲其他被奴役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常时共产国际所给予的一些指示和建议，从而为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打开了广阔的远景，并使大会得以选出正式的中央委员大会批准了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方针和组织方针，认为临时中央委员会从它的死敌、托洛茨基分子和食古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敌人和所有反党分子的打击之下，尽到了维护党的责任，并且促成了党的统一。此外也批判了一些错误和缺点（包办作风，缺乏主动性，并且有时放弃地下工作的规则，对待小组宗派分子不够重视并且不够坚决），着重指出了在柯尔察所表现的地方主义倾向和对敌人斗争的缺乏决心。斯库台里的地方主义倾向及其组织的软弱，以及纪诺卡斯德地方组织的无成就。大会这样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陷以后，就指示全体党员以如下的任务：
一、在工人中加强我们的力量，主要是在我国各重要工业中心，并在组织上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加强工场中和手工业者中间的工作。以工人来扩大党的队伍和民族解放军的队伍；
二、乡村是斗争的主要发源地，应当重视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并在乡村各地进行扫除文盲的斗争的宣传和反对过去一切遗留下来的恶习；
三、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和扩大民族解放军，其目的要使它成为一种能够威胁占领者的力量和人民解放的有力和可靠的保证；
四、青年工作是我党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想到青年们是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和健康力量所由来的无穷源泉就很容易了解这一点。大会特别责成党把英勇的苏联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作为我国青年的模范，他们的英勇斗争能够教导我国青年应如何奋斗来为本国人民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更美好和更幸福的前途；
五、大会特别责成党加强和扩大在妇女中间的工作，使她们认识到她们的责任，引导她们参加争取人民自由、同时也是争取她们自己权利的斗争。
大会确定了党的组织任务如下：
加强小组的工作；在乡村中创立党的组织；消灭宗派主义；培养干部；向胡涂思想进行斗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干部，使他们手里同时有书也有枪；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来教导全体党员，使同志们有小组学习或个人学习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党员们彼此保持兄弟般的关系，同时对于党内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大会要求党消灭宗派主义。给同志们以发挥才能的可能性，要消除他们在党内的一切顾虑；把青年同志提到负责的岗位上，鼓励首创精神，发扬党员和领导同志的责任感。关于革命警惕性；大会曾这样要求党的：
“应当锻炼同志们的智慧，使他们不致受敌人挑拨欺骗；现在敌人正使用一切方法希图派没有被揭发的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要防止敌人所传播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免其渗入我们队伍。要向一切偏差倾尚作无情的斗争，如托洛茨基分子等，并且要认真地从党的队伍里扫除一切动摇、不积极和无决心的分子，尤其是小组宗派主义分子。组织和它的成员应当毫不留情地继续对共产国际的敌人和我党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些敌人就是：萨伊·冯杜、第米特里·伐罗、阿里士梯·冈德罗、尼古·索西、尼古·康地、安德烈·齐西以及其他等人，并且要反对其他一切挑拨者。”
党所应当遵循的路线就这样被确定了。这次大会产生了以党的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这样地总结了它的工作：
“虽然我们年轻的党面临着一些最艰巨的任务，它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向着最后胜利勇敢地前进；它在我国劳动大众面前一定能完成它的任务。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站在反对人类的死敌和我国人民的死敌、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我们应当像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来创立我们的党并使它保持纯洁，建立起一个革命的党，并在共产国际光荣的队伍里占有个应得的地位。”
这第一次大会给予了我党在发展和巩固方面一次伟大的进展。它给民族解放斗争也带来了一种巨大的鼓励。这样我党的同志们就武装了自己以便取得新的、辉煌的胜利。最后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英明地和勇敢地领导着我党的斗争。它忠实地完成了大会交给它的重大任务。它执行了、并且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它始终坚持这个正确的路线。我们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能坚决执行大会的政治方针，永远尊重并誓死掩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光辉思想，对它所由产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苏联、对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怀着无限热诚，这样就领导着阿尔巴尼亚人民走向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民族解放军的成立与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鉴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和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土地已为游击队和战斗队所解放的这一事实，此外，又考虑到这些游击部队的加强和扩大，以及预见到必须严重打击占领者的强大力量，我们的党和中央委负会决定改善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把它们的分队很快地改变成为一个由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来领导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军队。最高司令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组成。它的成立标志着反对占领者的人民武装斗争的后来发展和我们民族解放军的建立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期。在最高司令部成立后，又成立了各地段和各区的司令部。从游击队和分队的阶段过渡到战斗大队的阶段。因此，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在维斯库克（何尔察）地方成立了第一战斗突击大队。以后，意大利法西斯投降了。英国就开始实行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敌对政策，同时，机会主义者乌麦·第其尼查的产品“穆基亚”事件也发生了。
自从我党所领导和组织的最高司令部成立以后，党想再一次向“巴里·康毕塔尔”号召，要他们放弃叛逆的道路，解散他们的组织并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就是说，参加反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坚决斗争，参加英苏美和其他被奴役的人民伟大联盟的斗争，特别是南斯拉夫和希腊邻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并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唯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样的，“巴里·康毕塔尔”应当肃清自己队伍里的那些和法西斯有联系的分子、间谍、罪犯、投机分子及其他等等，应当立即停止与建立阿尔巴尼亚民主制度不兼容的斗争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前任委员乌麦·第其尼查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其他团员在和“巴里·康毕塔尔”的领袖们举行谈判时应当坚持的立场。当时在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里有共产党员穆斯塔发·纪尼奇和巴西·查尼—库比，查尼—库比同时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委员。
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团和“巴里·康毕塔尔”的代表团在穆基亚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乌麦·第其尼查没有捍卫党的观点，断然站在民族主义分子的立场，站在反动的和“巴里·康毕塔尔”沙文主义的立场；道样，他就是破壊党的路线，藐视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他背叛了民族解放斗争，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行动。由于在穆基亚的妥协，乌麦·第其尼查把一个从来没有向占领者发过一枪的“巴里·康毕塔尔”放在和民族解放运动平等的地位。此外，他忽视并否认我党的领导作用，并和“巴里·康毕塔尔”勾结在一起，同意设立一个有巴里分子参加的“阿尔巴尼亚救国委员会”，并由其领导斗争。乌麦·第其尼查站在反动势力的立场，接受了敌人用之作为挑拨与邻国人民不和并攻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武器的阿尔巴尼亚种族的定义、口号和沙文主义观点。乌麦·第其尼查没有请示中央委员会就同意把这些决议用传单的方式通告人民。这一事实是造成了乌麦·第其尼查和穆斯塔发·纪尼奇在穆基亚的所作所为，就构成了叛党叛人民的罪行。党中央委员会获悉乌麦·第其尼查和穆斯塔发·纪尼奇的阴谋以后，就宣告这些是叛逆的行为，拒绝穆基亚会议所作的一切决议，否认乌麦·第其尼查所作的一切，撤消他的职务并通告全党和人民。在穆基亚会议上，乌麦·第其尼查并不揭露“巴里·康毕塔尔”，并不使大家了解它只是一个反动和叛逆的组织，它的纲领只是为了制造我们党内的纠纷并抵消我们党为了我国人民的坚强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却进行有计划的破坏，使“巴里·康毕塔尔”有扩大其陷害人民的阴谋的机会。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乌麦·第其尼查这一严重的错误（这一错误仅是机会主义及其机会主义观点的结果，并非我党中央委员会所造成的结果），抱着破壊我党的领导的目的，一方面指责我们在“巴里·康毕塔尔”的面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劝告我们要继续谈判并在穆基亚会议的基础上向“巴里·康毕塔尔”展开斗争。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的两面观点，并在我们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拉比诺特召开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会议以结束“穆基亚”会议；抛弃了巴西·查尼—库比，进一步地加强了反占领者、反“巴里·康毕塔尔”、反卖国分子及所有叛徒的斗争。
当我国人民的反抗已经热烈展开和示威运动已爆发的时候，阿贝兹·库比（巴西·查尼—库比）——索古和英国人的代理人——回来了，他是在所谓半合法的情况下，等待时机重新为英国情报处服务的。库比以索古分子的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他表面上同意贝萨会议的决议，并且愿意进行反对占领者和卖国分子的斗争。事实上，他不仅不参加斗争和真正地接受贝萨会议的决议，反而公开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攻击这些决议和民族解放阵线所领导的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库比的诡计也就是英国的诡计，他藉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幌子而为反动势力的复辟作准备，并尽力巩固已被人民的伟大斗争所动摇的反动势力的地位。在为反动势力的复辟作准备这一点上，英国人是得到法西斯的帮助的。库比受到英国人的指示，为了不暴露他的真面目，仍旧留在民族解放阵线里面，并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掩饰下，间接受到法西斯的帮助；他要在他的领导和索古的保护下，重新集合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反动力量。
在意大利占领期间，当人民向法西斯和叛徒进行斗争的时候，库比继续进行他的反动工作而为索古服务。他曾召开多次会议，并且与反动势力头子和“巴依拉克达”保持联系，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同时，英国情报处及其阿尔巴尼亚代理人尽力在阿尔巴尼亚把那些如麦地·弗拉舍里一流的人物拥上政治中要地位，并在伦敦组成傀儡政府，这一政府后来终于成为英国人的武器。库比和反动派在若干英国组织的指使下，总是想在某种程度内造成并加强有利于索古的舆论，使一部分为意大利人服务及后来为德国人服务的反动势力接受英国人的主张，也就是要他们集合在索古的周围。在穆基亚会谈的过程中，库比揭开了他的假面具；他开始单独行动；后来在英国人的指使下，他在萨里·伊·黑里组织了一次会议，所有的反动头子和一位英国军事代表团代表都参加了这一会议。这一会议产生了“合法团”这个组织。英国代理人库比希图在民族解放运动与“巴里·康毕塔尔”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一直到能够提出他的主张的时候为止。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这个罪恶多端的巴依拉克达分子在他散发的传单里说道：“我们到处都听到痛恨党派间进行战争的怨声。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是这样，以前也曾是这样的。”库比于是开始和那些叛逆头子们如洛莫·斯坎多、阿里·克尔舒拉、汉生·多士第等进行谈判。他曾和那个未来的摄政者麦地·弗拉舍里取得密切联系，这个人是负责在德国人、英国人和库比之间的联系的。库比投向那些人民的永远敌人，北部的巴依拉克达，如费格里·迪奈、阿里·马里基、雨盖·格米、毕拉尔·郭莱、胡斯尼戴马和其他等人，并和这批人以及“巴里·康毕塔尔”共同举行了会议。一九四三年九月，他散发了一种传单，说什么“阿尔巴尼亚在危急中的出路”。所谓危急，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于是反动势力集合在一只新的木船——德国的木船上，意大利的木船已经下沉了。英国人和库比成立了“合法团”，这是和德国方面为反对民族解放军所进行的冬季攻势的准备瓦相配合的。德国人和卖国分子麦地·费拉舍里、密特罗维查等人公开地赞扬索古政权，说索古有决心来组织宪兵、军队等等。英国人和德国人准备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斗争以致命的打击，英国人想在德国投降后重新在阿尔巴尼亚建立资本主义和索古的政权，德国人让库比自由地执行他的政策。英国人希望索古分子在萨里·伊·黑里所举行的会议，不仅是一个政党的会议，而且也是索古分子的一个广大的合法运动，这就是说，法律上承认索古政权的复辟。他们并且为这一政权的继续存在作辩护，说它是从一九二四年起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的合法政权，说它仅仅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在意大利的枪炮压迫之下才停止行使职权的。因此，依照库比和英国人的意见，“合法”政权是继续存在的，并且我国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党必须承认其合法。在这个时期，库比号召人民在“合法圃”的旗帜下团结，而不是在反对德国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中团结。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揭露并粉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这一阴谋。我们的代表在邱基埃格（地拉那）和库比作最后一次会谈。库比坚持他的论调，即索古政权仍旧存在，它将于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民族解放阵线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过去和现在仅只是共产党的假面具，而共产党在合法的政权下，也就是在索古政权下，是不应当存在的。库比背诵了他在英国人那里学来的一套。我们扫除了库比的一切主张。不管他和英国人最后有什么阴谋，民族解放运动是必须反对索古和他的政权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我们的党向库比声明说：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是反对君主、反对索古的，并且劝他放弃叛逆的道路；告诉他我们的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毫不留情地打击他并要像以前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那样消灭他。库比的把戏和英国人的阴谋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而在人民面前被揭露了。库比露出他的卖国贼的真面，暴露出他是索古的代理人，同时也是英国人的代理人，德国人和别的卖国贼的代理人。这些阴谋不能阻止我党继续进行其英勇的斗争。第一旅组成后就进攻维斯库克的意大利军队和巴马克的德国军队。这正是意大利投降的时候。经过和意大利军队三天的激烈战斗后，意大利军队才能够进入他们已经毁坏了的维斯库克。随着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成立，解放祖国的斗争和人民反对占领者的总起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高司令部成功地加强了为列宁教导所启发的民族解放军的进攻思想：
“起义既已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来干，并且一定和绝对要实行进攻。防守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我们的党适如其分地遵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下面就是最高司令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写给一营被围而丧失战斗意志的士兵的信：
“最高司令部还没有很好地了解游击战的战略，但是，游系队员绝不应常采取守势，保持自己的阵地就是一种防御战，这种防御战只有在我军面临强大敌人的兵力并且能够消灭它的时候才能采取。应当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我们的战略应当是进功，这种进攻使我们能够快速运动和多方面攻击，用炸毁桥梁，连续进攻德国纵队等方法，以扰乱并削弱敌人。必须攻系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仓库来夺取物资，我们用这些物资把那些被动员加入游击队的人武装起来。”
最高司令部指示我们斗争的方向是很正确的。我们的部队缺乏干部，必须在斗争中来培养干部。党的口号就是干部应当从斗争中产生。如果党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解决干部问题，那末，在队伍中教育并任命一批最有斗争决心的分子为领导干部的作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是由一批在激烈的战斗中提拔起来的工人、农民、爱国知识分子来担任的。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在我们的部队里面的干部的社会成分应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我们的军队缺乏服装和补给，它缺少武器。所有这些缺少的物品都要从战斗中得来。党和最高司令部就这样正确地领导着民族解放军，指示它们这一切的物品必须在战斗中从敌人手里夺来。下面就是最高司令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写给各区司令部和游击支队的指示：
“司令部不应当忽略我们的服装和武器，我们应当从敌人那里获得这些东西。我们补给的唯一来源就是进攻。我们应当进攻以求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
同盟国给予我们部队的帮助主要是象征性的。英国人利用他们发的少数服装和步檐，想取消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不是真正地给予帮助。英国人为了强迫我们的运动接受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是拿他们供给的物资来施行压力和吓诈。但是他们的威胁并没有获得任何成功，他们给予我们的也只不过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帮助。
最高司令部教导民族解放军各部队要偷袭敌人，要乘其不意出击敌人，从而使进攻思想成为反对敌人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武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最高司令部向第一旅司令部发出指示：
“敌人采用的战术是向我们进攻，尽最大可能向我们进攻，不使我们有喘息的机会。但这一战术是我们的，无论如何不能使敌人取得主动。绝对不能允许敌人乘我不备袭击我们。”
在同一时期，最高司令部向各地区和战地司令员发出指示：
“应当使反对敌人的斗争具有真正的、连续不断的进攻性质，这就要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乘敌不备，予以致命的猛烈的打击，使其遭受重大的损失，而同时却保持我们自己的实力。要避免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区进行阵地战。绝对不要等待敌人的进攻，而要在敌人不能发动进攻前来消灭敌人；要先发制人。”
党和最高司令部就是这样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武装起义的艺术以及我们本身的日常经验，从政治和军事观点上正确地指导着我们的军队的。
自从德国人进占阿尔巴尼亚后，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艰苦的阶段。起初，游击部队和从希腊开往柯尔察地区的德军发生战斗。从那时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便开始了：波罗瓦村被焚为灰烬，全村的居民都被杀害了。德国人到处代替了意大利人，占领一切重要的据点，建立伪政权，组织傀儡政府，并重新集合反动势力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这次许多假面具都被揭露了，“巴里·康毕塔尔”公开为德国人服务并彻底地参加了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合法团”亦复如此，和其他一切叛逆者一样。反动势力企图在德国傀儡的保护下组织起来，用最激烈的手段来打击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并希望在德国投降后取得政权；对于他们，这是最后的攻击，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但是，光荣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最激烈斗争的我党，终于粉碎了这些阴谋。随着新的占领者的到来，民族解放斗争以加大规模地展开了。英勇的民族解放军也扩大了并巩固了。在第一旅成立以后，第三旅在贝萨诞生了，第二旅在爱尔巴桑也成立了。德国人计划发动冬季攻击，企图消灭游击队和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建立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反动政权。自从在阿尔巴尼亚中部、贝萨和爱尔巴桑初步接触以后，德国人就向阿尔巴尼亚南部发动了冬季总攻势。在这次攻势中，德国人出动了四个师的兵力，巴里匪帮、索古分子和伪政权的宪兵还不计算在内。敌人的冬乎攻势与我军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我们的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在白雪覆盖着的山上，既缺之饮食，武装又简陋，英勇地斗争着。在这次攻势中，敌人采取集中攻击的战术，从许多不同方向向我们几个最重要的中心地点进攻。这次游搫部队的英勇斗争真是无可比拟的，经过最高司令部细心硏究和安排的一些军事行动，使处于异常艰苦的军事和气候的条件下的游击部队得以胜利地阻挡了敌人的部队，并避免了被人数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人消灭的危险。所有的游击部队都加入了这次战斗。第一旅以迅速的动作，从美萨普里克一直打到斯克拉巴尔。正是在这个时候，第六旅成立了。第四旅向高拉和奥巴尔两地进攻。后来，第五旅在库维勒其和坎特莱维查两地的山上运动和作战，它担任了最沉重的战斗任务。第四旅从背面向敌人进攻，由于动作的迅速，它解放了被占领的地区，帮助了第五旅的抵抗及其他支队的作战。同时，第一旅击退了斯克拉巴尔的德军，解放了这一地区和多莫里查与摩克拉两地；它的一部分兵力以神速的动作，深入希图本突入捷墨尼加和爱尔巴桑的敌人地区。最高司令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也刚刚到了爱尔巴桑。第二旅和第三旅在爱尔巴桑近郊遭受到敌人强大力量的打击。敌人的这些兵力从四路向捷墨尼加地区进攻，企图消灭我们的部队和最高司令部。为了援救最高司令部，一个旅的兵力冲破六次各方面的包围，冒着重大危险，迅速地强行经过斯克拉巴尔、摩克拉、捷墨尼加、哥洛波达、马达奈克、邱基埃格、贝萨、杜姆莱和苏洛瓦等地以深入反动势力地区，这就表现出我军对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的忠诚和坚贞；同时，这一大规模的牵制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并阻止敌人计划用反动力量在阿尔巴尼亚中部进行又一次的军事行动。这一动作对于叫嚣着要消灭民族解放军的敌人所采取的虚伪政策，是一个严厉的打击，因而就加强了人民的信心。我们的军队不仅在冬季攻势中未被消灭，却反而更加壮大了：当冬季攻势的初期，我们的部队除了较小的游击队外，大的单位只有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旅；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后，又增加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四个旅，至于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全国成立的许多分队和小队还没有计算在内。
冬季攻势以后，民族解放军到处都向占领者和卖国贼进攻。它解放了所有这次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及其他地区。敌人被迫只驻在他们设有防御工事的主要城市里，并仅仅维持着若干主要的交通线：就是这些交通线也不断地受到游击队的炮火威胁，它们向敌人部队袭击，炸毁桥梁，攻击坦克和装甲车以及敌人兵力集中点。这一情况，使敌人感到了威胁。敌人忧虑这样的情况，于是集中了新的兵力以便对我军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和五月的两个月里，敌人作了夏季攻势的准备。到了五月底，德军向民族解放军第二次的总攻势就开始了。四师半的德国军队和“巴里·康毕塔尔”以及“合法团”的全部兵力都参加了这次攻势。敌人的目的是想给在血战中组织起来的我们的军队——我国人民光荣的力量——以致命的打击，给我国人民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光荣领导者——我们英勇的党，以致命的打击，并希图阻止具有历史意义的波列梅特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民族解放军英勇地保卫着解放区，使得波列梅特会议安稳地完成了它的工作，并组成了以师为单位的较大部队，从而使民族解放军转入最后的、决定性的反攻成为可能。
波列梅特代表大会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经游击队解放的、曾两三次被占领者焚烧过的波列梅特城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阿尔巴尼亚各地，解放区和仍被侵略者占领的地区，都以最民主的方式选出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经过如此的激烈斗争后，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推派许多的代表出席大会，希望用法律来把他们不朽的事业确定起来，合法地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采取加强民族解放军的重要措施，并制定对外政策的方针。波列梅特代表大会使阿尔巴尼亚有了一个最高的、同时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机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这是我国人民民主完全新型的组织形式；在这一组织里面，把来自人民和属于人民的立法和行政两种政权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新型政府的基础，也就是后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新人民政权所由建立的基础。在波列梅特大会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选出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它的具有临时政府职权的主要行政机构。波列梅特代表大会确定了政治路线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纲领，以便更有力地加强斗争和扩大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波列梅特代表大会代表着我国人民最高的意志，建立了我们新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我们的新国家是从浴血的斗争中、从封建和资产阶级所遗留下来的旧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摧毁了旧国家，在斗争中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全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形式。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在它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上写道：
“必须依照人民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民主的阿尔巴尼亚。今天，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的成立，已隆重地表示了人民的意志。这一会议真正代表着由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产生的政权。”
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对国内的卖国政府、对企图在国内外组织一个反动政府以剥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的英美阴谋，予以致命的打系。波列梅特代表大会结束了一切阴谋。代表大会禁止索古进入阿尔巴尼亚。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在宣言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中曾指出：“禁止索古进入阿尔巴尼亚，因为政权的问题将由人民来决定，由唯一代表人民意志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来决定……”。“任何在阿尔巴尼亚国内或国外成立的政府，凡违背唯一由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代表的人民自由意志者，皆不予以承认。”
波列梅特代表大会批准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反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激烈斗争中所采取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决定要日益扩大这一反占领者、反卖国贼、反“巴里·康毕塔尔”、反“合法团”等等的斗争，并且要加强我国人民与苏联及其他盟邦的联盟。代表大会也批准了最高司令部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指示和它阙于成立大兵团的及军队中军级区分等的一切指示。
在波列梅特代表大会上，民族解放委员会总会除了其他一些重要决定外，并决定取消外国人的一切租让权以及一切由索古政府所签订的经济和政治协议。它同时决定不承认反动匪帮或是以政治团体、或是以政府的名义在国内外所取得的任何谅解和签订的任何国际协议。波列梅特代表大会授权恩维尔·霍查同志组织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任命他为民族解放军、志愿军和游击队的总司令。在这些对我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所有代表对光荣的苏联和英勇红军的天才领导者斯大林大元帅，都表示无限的感激。在代表大会致斯大林大元帅的电报里有下面的一段话：
“阿尔巴尼亚人民认识到，苏联乃是社会主义牢不可破的堡垒、各民族友爱的伟大祖国；在今天，它是反法西斯伟大斗争的先锋，它显示了牺牲和英勇的最高榜样；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它是一切被奴役人民最坚强的支柱……在战争中，只有它负担最重，只有它是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最可靠的保证。红军的前进加强了我们的斗争，我国人民向苏联和它的红军表示感谢，苏联红军在您领导之下消灭了希特勒万恶匪帮并加速了被奴役人民的解放。”
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全场起立表示他们的决心并对苏联和斯大林同志表示无限的敬爱，为他的荣誉而欢呼；他们知道是由于他才使得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他们祖国的最后解放。
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及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我国人民的欢欣情绪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现在有了他们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他们的临时人民民主政府，他们在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前和大会期间组织起来以正规师为单位所向无敌的民族解放军。数十队在战斗中受到锻炼的突击支队加强了我军的行列。我们不断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军队，在波列梅特大会闭幕后不久，即于六月间，摧毁了德国军队的第二次攻势。当敌人企图包围并消灭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军队的时候，我军的总司令命令第一师突破向我包围的敌军，然后转入攻势以便解放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最高司令部这一决定促使第一师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深入敌方的阵地，攻击敌人最坚强的根据地及其主要的后备力量，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第一师胜利地完成了党及中央委员会所交给它的任务。民族解放军部队向巨大的德国军队、“巴里·康毕塔尔”的军队、库比的军队、穆哈雷姆·巴依拉克达里及其他卖国贼的军队进行了激烈和流血的战斗。第一师在地布拉地区虽然受到敌人二次的包圃，终于突破包围把敌人完全击退，解放了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北部一部分地区。我们的部队从夏季攻势中壮大了；在战争的火焰中组织了我们的第一、第二、第八、第十二、第十一、第十八和第十七正规旅和其他各旅。在这次攻势的进程中，英国政府派来了军事代表团，名义上是帮助民族解放斗争，但当它面临民族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和波列梅特代表大会作出一系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的时候，就发动一切力量，希图阻止和消灭我们的斗争。若干驻在阿尔巴尼亚的英国代表团（在卖国贼方面和库比集团方面也有同样的代表圈），深切地期待着德军的六月攻势。它们希望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受到夹攻的兵力，在那里受到歼灭。因此，它们组织了和武装了库比及其他反动势力，企图在德军战败后，把他们拥上执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第一师在北方的进攻打乱了它们的如意算盘。库比的军队经过两小时的战争就被击溃了。穆哈雷姆·巴依拉克达里及其他匪帮如费格里·迪奈之流弄得无容身之地。在战斗过程中由德国士兵身上俘获的文件，就证明他们害怕一切退路被切断，同时反映出他们对受到我军打击而害怕的卖国分子的不满。面临着这种足以打破英国计划的情况，英国地中海司令部给我们的最高司令部许多次的最后通牒，企图阻止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斗争和反阿贝兹·库比的斗争，并以停止供给武器作为威胁。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拒绝了地中海盟军司令部所有的最后通牒；民族解放军并没有一分钟停止过激烈的进攻。英国人眼看到他们的阴谋势将失败，于是极力要把降落伞部队开入阿尔巴尼亚。据他们声称是站在民族解放军方面一起来打击德军。我们的最高司令部严正地拒绝了这一图谋。这样的一种企图，事实上不是别的而是英国一种初步的侵略方式。但是英国代表团并没有停止活动，它们向我们的最高司令部要求，要让英国军队以同盟国军队的资格由希马拉海岸登陆，以便配合我们的兵力解放萨兰达城。我最高司令部答应了这个要求，提出在英国军队完成这一任务后立即撤退的严格条件，否则必将发生冲突。事实上，英国人并没有打击德国人的任何意图，如果不是我们的游击部队进攻德军，在我国海岸登陆的英军势将全部被消灭。萨兰达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所解放的。当时英军司令部的目的是在无法在萨兰达保持他们部队的时候，就向阿尔巴尼亚内地推进，这就是地中海盟军司令部向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所提出的要求；我最高司令部断然加以拒绝，并要求英国军队立刻从萨兰达撤退。于是英军司令部把军队撤到了克基拉岛。
这些伟大的胜利，首先我们应当归功于给希特勒军队以致命打击的光荣的苏联军队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同时也要归功于我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我国人民，我们的游击部队的英雄气概和无比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其他所有被奴役人民所进行的斗争。
贝拉特大会的决议与解放全阿尔巴尼亚的斗争
我国人民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在贝拉特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准备解放阿尔巴尼亚全国并在独立和完全自由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政权。从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到贝拉特大会这一期间，斗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各级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和加强了，人民在委员会里具有无上的权力，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委员会是表达他们意志的自治政府。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民族解放委员会取得了多次伟大的胜利。这些委员会成为军队的左右手，它们普及和巩固了民众教育，创办了数以百计的学校，父母参加了反占领者的斗争的成千儿童都进了这些学校。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在群山中和平原上，一面向占领者进行斗争来解放祖国，同时还向中世纪的黑暗、愚昧和无知进行斗争。
人民节省粮食来供给军队。因为军队和人民并肩向敌人作战来创造美好的生活，所以人民爱护军队和政权就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在贝拉特大会以前，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担负起了政府的任务和政治任务。贝拉特大会主要决议之一就是把这两种职权分开：民族解放委员会从此在我国只是一个政权机构，一种政府的形式。至于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任务则由龎大的政治组织——民族解放统一战线来担任。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第二次大会注意到波列梅特代表大会后所打开的国内方面和国际间所产生的新条件，决定将反法西斯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民主政府。正当民族解放军已解放了阿尔巴尼亚四分之三的地区、希特勒德国已经趋于灭亡、国内叛徒陷于瓦解而无处藏身的时候，采取如此重要的一项决议是完全合乎人民的意志和政治的要求的。贝拉特大会通过了这一重要决议，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就在大会上当着人民代表的面前宣誓矢忠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和军事原则，并决心拥护波列梅特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贝拉特召开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人民的代表们这样地写给斯大林同志：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在人民战胜法西斯主义并争取解放全国具有决定性的时候举行了会议，谨向您，苏联人民的模范领导者，红军的天才统帅，被压迫人民的伟大保护者和朋友致敬。我们向您致敬，您领导了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苏联人民在传奇式的战斗中以忘我的精神给希特勒匪帮及其仆从们以致命的打击，把全体人类从威胁他们的最大危险中拯救出来。
“您的强大的军队的战斗员，为敌人溃败开端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胜利战役中的战斗员，加强了被压迫人民对胜利的信心，并给所有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以无比的鼓舞。
“苏联红军在您的天才领导下由胜利走向胜利，并在解放了他们的祖国的士地后，胜利地直捣万恶敌人的巢穴，这些敌人受到致命的创伤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我们认识到红军是消灭人类死敌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我们争取自由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象征，并且是我们权利的最可靠的保证。由于这一切我们要感谢苏联。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所给予他们的巨大帮助，正如他们不会忘记红军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一样。”
我国人民和他的民族解放军以其永不停息的斗争已经使敌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并迫使德国人不得不在我们国内保留若干师的兵力。我们的军队要更加激烈地继续进行这一解放战争，并密切地和各大盟邦以及所有反法西斯集团联合在一起。
当贝拉特大会在进行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发动了决定性的攻势来解放阿尔巴尼亚全国。我们的军队现在已有了若干师和军，全部兵力有七万人。我国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巨大的兵力。正当第一、第四、第二十三、第十七、第七和第二十一旅向地拉那进行突击的时候，所有我们其他的兵力也发动了攻势以解放阿尔巴尼亚其他城市。第二师担任解放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战斗。解放地拉那的战斗标志着我军作战计划的成功。在这一战斗中，战争的激烈是从来没存过的。虽然敌人的兵力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优于我们，但战斗还是以敌军的被包围和消灭而宣告结束了。于是就在十一月十七日解放了新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在同月二十九日又解放了斯库台里。
我军最高司令部当时命令第五和第六两师进入南斯拉夫国境追击敌人。我们这两个师团荣誉地并且光荣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尽管它们的工作受到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阻难，我们的师团没有一刻停止过围困敌人，解放了考索伏，有力地帮助了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的解放，追击敌人一直到维歇格勒。由于这些战斗，成百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为了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在南斯拉夫土地上牺牲了生命。那些在南斯拉夫土地上牺牲了的我们的士兵的鲜血把两国人民的感情和友谊密切地凝固在一起。托洛茨基分子和贝尔格莱德的叛徒对于我们师团在南斯拉夫的斗争可以隐而不言，但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都不能磨灭我们部队的牺牲精神。南斯拉夫兄弟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小小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儿子们，曾为解放南斯拉夫人民而进行过忘我的斗争。
光荣归于我们英勇的、百折不挠的和胜利的人民！
光荣归于我国英勇的儿子，他们毫不计较地为我国人民、为人民民主、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而流血牺牲！
光荣归于苏联人民，归于苏联光荣的军队，归于人民所敬爱的朋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由于他们，我们赢得了自由、独立、人民民主！
光荣归于我们英勇的党，它坚决地领导了我国人民走向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全面的和最光辉的胜利，它从来没有屈服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屈服；它将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把握领导我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向我国人民保证一个幸福的生活！
光荣归于我们英勇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它来自苦难的人民，并曾在浴血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保证了人民的生活、自由、独立和幸福！
程风 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