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Marx，Engels and Politics
马克思、恩格斯与政治
霍布斯鲍姆
（2011）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1期
译注：本文译自“Marx，EngelsandPolitics”，经授权发表，章节为编者所加。作者Eric Hobsbawm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译者：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副研究员。
说明：这是网上流传的版本。此文收录于霍氏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 of Marx and Marxism）（Little, Brown, 2011），为其中第三篇。写作日期不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中译本里，在译文上做了校订，并且译出了原书的注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即他们关于国家和国家机构的观点，以及他们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战略和策略等问题——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从分析的角度来看都是次要的问题。“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市民社会’。”[1]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因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阶级”——这一事实。此外，尽管国家权力对阶级统治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威的“执掌者，只是作为同劳动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治者得到政治权威的”[2]。因此，政治和国家不需要纳入经济基础分析之中，只能进入到后来的阶段上。
当然，在实践上，政治问题对活跃的革命者来说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首要的问题。于是，对马克思著作的许多解释讨论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著作在性质上不同他的主要理论工作。尽管马克思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经济分析，但是这种分析的主要部分散布在大量用来出版或业已出版的各类手稿中。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还系统地关注社会哲学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性质的所谓的哲学分析。对于政治，马克思没有做出同样系统的理论努力。在这一领域中，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完全采取了新闻报道、对现实政治的审视、对运动内部讨论的推动和私人书信的形式。然而，尽管恩格斯在这一主题上的著述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评论，但他在《反杜林论》中尝试更系统地讨论政治问题，不过他基本上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各种著作中才开始这样做的。
因此，马克思乃至恩格斯的观点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并不清楚，尤其是在那些并不是他们当务之急的问题和他们不愿鼓励讨论的问题上，因为“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3]。恩格斯在晚年承认，尽管他和马克思强调首先“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这不仅适用于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法的和其他的制度的分析，而且——正如那些注解唯物史观的著名书信所指出的那样——适用于这些上层建筑因素的相对自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主题上的人们已知的思想中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因而他们的思想或本来的思想是什么仍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担心这些空白，因为如果这种分析在他们的具体政治实践中被证明是必要的，他们无疑会填补这些空白。于是，马克思的著作几乎没有专门提到法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特地填补一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理论空白呢？理解这一问题并不太困难。他们写作和研究的历史时代不仅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时代，而且（除了恩格斯晚年的一些重叠外）也非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成为大众组织或其他重要政治力量的时代。事实上，只有偶尔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所处的实际境况，才类似于其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所处的境况，而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则领导或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后来的大众运动。因为尽管或许不只是恩格斯，还有马克思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848年革命时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和第一国际期间，但是他们从未领导过或者从属于第二国际大众运动所特有的那类政党。他们至多是向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提供过建议；虽然那些领导人（例如倍倍尔）非常崇拜与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并不总是接受他们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担任过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这是他们可以与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经验相比较的唯一政治经验。由于这个原因，列宁自1917年以后倾向于往前追溯到这一点。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政治思考完全能够扩展和发展，面对其他的具体历史状况，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所处于的具体历史状况的痕迹。
我们仍然应当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进行区分：其中一部分是特别简单的，另一部分由于是潜藏在这种简单部分下的连贯分析，因此是累积性的，是根据连续的历史经验逐渐地形成、修改和阐明的。“国家”与“革命”显然是属于后一部分的两个问题，列宁在尝试系统地提出这种分析的时候正确地把它们连接起来。
一
马克思本人对国家的思考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在这部著作中，他尝试清算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尚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方法上与卢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一些人尝试确立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却因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而失败了，即“马克思从未表明他对〔这种对卢梭的所谓的债务〕有一丝的意识”[4]，因而似乎误解了卢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预示了马克思后来的一些政治思想：尤其是在某种不确定的意义上，把国家等同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私有财产“），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民主终结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时，国家将会和“市民社会”一道消亡。然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首先是以它是对正统政治理论的批判而著称，因而是马克思从宪政、代表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的唯一地方。我们注意到他的如下结论：各种宪政形式相对于社会内容来说是次要的，美国和普鲁士同样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上。我们也注意他对代议制政府的批判，换言之，代议制政府把民主确立为国家的“形式”部分，而不承认民主是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构想了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参与和代表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区别，用马克思后来评论巴黎公社的话来说，民主机构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5]，尽管1843年马克思对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的论述就像在1871年那样仍然是模糊的。
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早期的共产主义形式概述了四个主要观点：国家的实质是政治权力，国家是阶级对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官方表现；因而，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在当前的制度中，国家代表的并不是社会的普遍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国家在所预料的过渡时期内不会马上消失，而是暂时采取“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直到1848年后马克思才使用这个术语）的形式。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一直坚持这些思想，但是他们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思想，尤其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修正了国家是阶级权力的思想，尤其是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和1848年后不可以简单地称为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其他政体修正了他们的国家思想。第二，主要是在1870年之后，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概述了国家——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阐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一文本意外地成为列宁后来讨论的起点。“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6]显然，“一般来说”，国家代表了最有力量和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利益，通过对国家的控制，这个阶级获得了控制被压迫者的新手段。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恩格斯既承认国家的一般社会功能——至少在消极的意义是防止社会解体的机制——也承认通过神秘化或者国家凌驾在社会之上的表象中所暗含的虚假同意，一些因素掩盖了权力或者统治。于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更为精深，而不是这个简单的等式：国家=强制力量=阶级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国家最终会消亡，过渡性（无产阶级）国家是必要的，而且至少直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计划和管理也是必要的。既然如此，政治机构的未来提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人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既然国家本身被定义为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国家消亡后继续存在的管理工具只能作为“对物的管理”而被接受，因而不再是国家。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管理之间的区分可能取自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圣西门使之为人熟知。这种区分不是一种语义学的策略，更不是建立某些空想或至少乐观的假设之上，例如相信“对物的管理”在技术上会比迄今为止所表现的那样更为简单，不那么精深复杂，因而属于非专业公民的范围。毫无疑问，马克思似乎也持有这种乐观的看法。然而，在过渡时期，对人的统治，或者用恩格斯的更准确的术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只会逐渐地消失。但对人的统治在实践上何时和如何开始消失，仍然是不清楚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只是说国家“是自行消亡的”。从实践目的的角度来看，我们从那句纯粹重复性的形式论述中几乎不可能读出什么东西：这一过程将会始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因为这句话只是说，在代表整个社会时，国家不再可以被归类为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消亡的关注之所以令人关注，不是因为实际上能够从中推出的预测，而是因为这首先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希望及其思想：他们的希望和思想之所以更有说服力，是因为他们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与他们通常不愿推测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意愿形成了对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给自己的继承者留下了令人困惑和不确定的遗产。
二
我们应该简要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更深层的含义。国家不仅仅是统治的机器，而且是建立在领土上。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中还有一种功能：充当这种发展的单位——“民族”，至少在许多这类辽阔的领土单位的形式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讨论这些单位的未来，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主张革命之后应该维持某种集权形式的民族单位，尽管这提出了伯恩施坦所注意的、列宁所面对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拒斥联邦主义。
同样地，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自然始于对其时代的主要革命经验——1789年以来的法国革命——的分析。在马克思此后的生活中，法国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式的“典型”范例，也是形成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历史经验的实验室。然而，从马克思结识恩格斯那一刻起，无产阶级的大众运动经验就成为法国经验的补充，就这种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来说，英国当时是而且数十年来一直是唯一重要的例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是雅各宾派时期。它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存在模糊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是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无政府式行动提供自由领域，而恐怖统治和拿破仑则以不同的方式试图迫使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进入到国家指导的共同体/民族的行动框架内，前者的方式是使之服从“永久革命”，而后者的方式则是使之服从永久的征服和战争。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热月政变后才首次出现，资产阶级最终在1830年的革命中找到了它的有效形式，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作是“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是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7]。
然而，随着1848年的临近，雅各宾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得到了重视。只有这个方面才能彻底消除封建制度本来会持续存在数十年的遗迹。悖论的是，这主要归功于“无产阶级”对革命的干预，而这个“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今天我们不会把无裤党运动看作“无产阶级的”运动，但是上述观点仍然具有意义，因为它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著作以及1848后的讨论的重大主题，它们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思考以及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主题。此外，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可能带来超越资产阶级统治的政体而言，雅各宾主义也表明了一些政体的政治特征，例如集权制与立法权力的作用。
于是，雅各宾主义的经验揭示了过渡性革命国家问题，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备受争议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否来源于布朗基并不重要，但是这个术语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分析中。随后，主要是巴黎公社之后和19世纪90年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观点中，这个术语才偶尔被提及。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马克思分析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讨论它的政治环境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随后的一些模糊性带来了争论。
马克思本人似乎从未使用“专政”来描述政府的特定机构形式，而是始终只用它来描述某个集团或阶级统治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无论有没有普选权，资产阶级的“专政”都会存在。然而，在革命的形势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马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8]，这样一种统治往往变成更公开的专政。被马克思实际上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政权是巴黎公社，而且巴黎公社受到马克思强调的政治特征是专政的对立面（在字面意义上）。恩格斯不仅引用“民主共和国”作为它的具体形式，而且引用巴黎公社作为它的具体形式。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着手建构一个普遍适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模式，也没有预测使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实施的一切状况，那么我们从他们的评论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把大众政治生活的民主改造与那些防止失败的统治阶级的反革命行为的措施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20世纪革命之后的政权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对此没有权威的文本来进行推测，但是有一点除外，即他们最重视的几乎肯定是保证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够防范被颠覆的危险。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这里，马克思似乎首先想起了拿破仑三世的集权化官僚机构以及军队和警察。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9]。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这一变化首先被解释为保证革命能够防范旧国家机器复活的危险，但是所构想的危险适用于任何被允许建立自治机构的国家机器，包括革命本身的国家机器。此后，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所讨论的随之产生的制度，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这种制度由“社会的负责勤务员”而不是“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机构”构成。除此之外，关于这种制度的一切仍不是非常清楚。
无论无产阶级对失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切形式是什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内，在这个持续时间不确定并且无疑会变化的过渡时期内必须坚持这样一种统治。很清楚，马克思期望政府或者它的社会成本在这一时期内“消失”。马克思区分了“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一阶段能够运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为旧的动机以及对人类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种种限制将会消失，马克思也没有设想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任何明确的间隔。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格地拒绝描绘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任何把他们在这个主题上的只言片语或一般评论拼凑成完整图画的企图都是误导性的，必须加以避免。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革命后的前景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10]正如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所评论的那样，即使在革命之后，“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11]。革命只能开启这一过程。
这种对预测未来的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如下事实：革命的首要制造者和领导者即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主要是根据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经验，粗略地提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发展的看法：无产阶级的发展是这样一种进步过程：从通过地方和局部的经济斗争——首先是非正式的，然后通过工会日益组织化——的个体起义发展到“一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还必须是争夺政权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必须“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实质上，马克思从此坚持这一分析，尽管根据1848年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扩张以及组织化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做出了轻微的修正。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提出了工人的工资在某种程度上由惯常或者现有的生活标准和市场力量决定的观点。尽管如此，随着那些直接导致工人起义的经济危机的前景逐渐变得渺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的斗争通过工会的行动或实现有利于自己的立法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变得稍微乐观了一些。我们由此可以说，与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相比，工人阶级在革命前的发展将会更加漫长。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避免把随后100年里的马克思主义争论读回到经典著作的文本中，是一件困难但却关键的事情。在马克思一生中，关键任务是把工人运动一般化为阶级运动，使工人生存中所暗含的目标变成公开的目标：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直接的是使工人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成为一个摆脱占有阶级的所有政党和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对工人来说，关键不是避开政治行动，也不是允许他们的经济运动脱离他们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只要工人的政党是一个阶级政党，那么它的性质就是次要的。它不应该与后来的“政党”概念相混淆，而且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些方面的连贯理论。“政党”一词最初是在19世纪流行的意义上被使用，既包括一组特殊观点或事业的支持者，也包括某个正式群体的组织化成员。尽管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前的《新莱茵报》群体或这两者的残余，但是马克思仔细地解释说，像早期的革命组织一样，共产主义者同盟“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12]。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会说，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13]。显然从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可能支持建立某些组织化的政党，只要它不是宗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或在他们的影响下成立的政党中，内部组织、政党结构和纪律等问题自然引起了来自伦敦的适当表达的意见。在这些政党不存在的地区，恩格斯继续使用“政党”一词来描述那些表现出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的实质，而不管它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14]除了偶尔的兴趣外，他们对后来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政党结构、组织或社会学问题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相反，“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15]党的目标必须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背离《共产党宣言》中的声明，即共产党人不成立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也不提出任何的宗派主义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三
马克思晚年的所有政治论证都是为下面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辩护：（1）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运动；（2）革命，这种革命不应该像宗派主义乌托邦所认为的那样被简单视为一劳永逸的权力转移，而应被视为一种关键的时刻，开启了复杂但不可轻易预测的过渡时期；（3）随后对政权体系——国家的革命和过渡形式——的必要维持。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拒绝这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寻找马克思对诸如“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这样后来的争论的预见，或者根据后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来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都是徒劳的。马克思的著作曾被如此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但这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后期阶段。对马克思来说，问题既不是工人的政党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也不是这些术语究竟具有什么含义。马克思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状况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政治意识——构想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形成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行动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冲突。对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各种阻碍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不成熟性，例如使无产阶级政党处在各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激进主义影响之下，或者试图使无产阶级政党支持各种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特殊公式。无政府主义把马克思等同于国际或其他的工人运动中的“左翼”或者“右翼”、“温和派”或者“激进派”。因此，关于马克思在某个时候不再是革命者并且变成了渐进主义者的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荒谬的。
实际的权力转移和随后的社会改造将会采取何种形式？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发展程度，这种发展既反映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阶段，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本身通过实践而学习和成熟的过程。这自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既然马克思没有公开建议要等到无产阶级成为绝大多数和阶级两极分化达到高级阶段之时，那么他肯定认为阶级斗争在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尽管是以最理性和人道的方式。在革命后的不确定时期，无产阶级因而必须充当阶级联盟的核心和领导者，它的优势在于：由于它的历史地位，它“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即使它仍然是少数派。毋需赘言，马克思认为，唯有“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他的实际分析即巴黎公社——在观念上注定像工人领导下的“不依靠他人劳动而生的社会各阶级”[16]的人民阵线那样运作。然而，这些都是具体评价的问题。它们仅仅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的不是历史力量的自发作用，而是在历史提供的可能范围内的政治行动。在他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上，他们总是用他们所想到的行动来分析各种形势。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对这些形势变化的评价。
我们可以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三个发展阶段：（1）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2）接下来的25年，在此阶段，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似乎不可能马上提上议事日程；（3）恩格斯的晚年，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崛起似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创了过渡的新角度。我们在下文将会分别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略的国际方面。
“1848年”视角既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假设上，也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上。前者是旧政权的危机将会带来普遍的社会革命，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使这样一种革命可能带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无论如何定义，现实的工人阶级此时除了在英国之外显然是人口中的少数，而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反，英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此外，工人阶级既不成熟，也很少组织起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德国资产阶级可能证明它不愿意发动自己的革命，因而处于萌芽阶段的、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将会接过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17]，要么（就像法国那样）由雅各宾派开创的资产阶级革命激进化将会继续下去。
第一种可能性显然已被证明是极不现实的。第二种可能性即使在1848-1849年的失败后似乎仍然是可能的。只是作为从左派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联盟的从属但却重要的成员，无产阶级参加了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随时都会出现激进化的可能性，例如当温和派断定革命已经走得足够远的时候，激进派想要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化只会巩固资产阶级温和派的胜利。在资本主义时代，例如在1848-1849年的法国，在如今联合起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与围绕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其他各阶级阵线之间，阶级对抗的潜在尖锐化第一次使如下一点成为可能：资产阶级的失败会使“因失败而变得聪明的无产阶级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路易•波拿巴的成功，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顾失去了许多意义。当然，许多——结果是太多——的东西取决于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具体动力，因为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极其不充分的发展。
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把下一场革命激进化。在那场革命中，一旦自由派资产阶转变为“秩序党”，更激进的“民主党”很可能成为胜利者。这就是1850年成为共产主义同盟首要口号的“不断革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短暂联合的基础。在民主派中，“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激进的，也最依赖无产阶级的支持。它既必定会首先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又必定是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阶层。然而，无产阶级仍然是极少数，因而需要盟友，即使在它试图取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1848-1849年，像大多数左派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农村的革命或激进潜力，对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恩格斯的推动下，马克思才开始设想，至少在德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由此所设想的革命发展是复杂的而且或许是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也不可能预测革命的哪一个阶段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基本的模式显然是大体上从最初的自由阶段经过激进-民主阶段而快速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阶段。
直到1857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带来任何国家的革命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希望——事实上期望——新的和修正版的1848年革命。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即将到来和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尽管恩格斯比马克思更长期地坚持其青年的乐观态度。当然，他们对巴黎公社没有太高的期望，而且此后都一直谨慎地避免对此提出乐观的看法。另一方面，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现在使世界各国产生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厚望的这些工人运动在力量、阶级意识和组织上都日益发展。我们不应当认为，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权力转移意义上的现实革命，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发展的漫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接下来会开始漫长的后革命过渡时期。现实的权力转移延迟到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晚期阶段，这无疑会影响到随后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但是，尽管这可能让渴望行动的革命者失望，却也几乎不会改变所预测的过程的本质特征。即便如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战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实质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计划某种最终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认为权力会马上或可能成功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尤其是在1890年之后的发展，第一次使在已经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下直接过渡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这一进展发生在马克思逝世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面对这一状况，尽管有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比恩格斯采取的方式更灵活和更不那么“正统”。然而，这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本人等到德国无产阶级的不断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政党成为一个巨大的诱惑之前，马克思已经逝世。有某种证据表明，正是倍倍尔说服恩格斯相信，绕开“中间的激进-资产阶级阶段”的直接的权力过渡现在已经成为可能，而以前这个阶段在那些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被视为必然的阶段。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从此以后似乎不再是少数，幸运的话会成为广泛革命联盟的领导者，组织成为大众“政党”，并围绕这一政党聚集来自其他阶层的盟友。这里提出了新的状况与英国的状况之间的差异。在英国，无产阶级在一个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大多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和普遍性”，但由于那些马克思没有特地研究的原因，它没有发展出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政治上的阶级运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致力于这种通过社会主义大众政党可以实现“大多数人的革命”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时期具体情况的反应。
四
恩格斯现在遇到的新历史状况具有三个特点。新类型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大众政党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先例，日益普遍的、唯一的、全国性的、没有左派竞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如此，就像在德国那样。合法性、立宪政治以及投票权的扩大是这样一些政党得以发展并在1890年后变得日益普遍的条件。相反，传统所构想的革命的前景现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和争论反映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恩格斯仅仅是部分地介入了这些争论的早期阶段，因而这些争论当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才变得尖锐起来。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从未充分地阐明新状况的可能影响。然而，他的观点显然与新状况的可能的影响有关，帮助塑造了这些可能的影响，因而应该成为重大文本争论的主题，因为不可能把这些可能的影响等同于任何一种正在扩散的趋势。
特定的争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恩格斯坚持普选权所包含的各种新的可能性，并且放弃了旧式暴动的观点——恩格斯在最后一篇著述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两点。正是这两点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富有争论的论述：德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8]。然而，尽管恩格斯的著述中存在某种模糊性，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认为他赞同或者暗示了后来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对合法活动和选举的幻想。
恩格斯放弃了对旧式暴动的希望，不仅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且是因为更清楚出现的阶级对抗既使群众性政党成为可能，也使所有阶层都同情的旧式暴动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反对党派将能够获得大多数中等阶层的支持：“‘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19]然而，他拒绝放弃武装斗争的思想，并且以其通常的和过度的乐观态度预言德国将会在1898-1904年发生革命。事实上，1895年恩格斯的直接观点只是努力表明：在当时的状况下，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必须利用它们的合法机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暴动和武装对抗可能不是由暴动者发动，而是来自反对社会党人的右翼。这延续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一种观点，即，他根据一些社会党人的全国性政府当选不存在任何宪政阻碍的国家所提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革命斗争在当时（就像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中那样）将会采取的形式是“合法的政府”与反革命的叛乱之间的斗争。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恩格斯不赞同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如下观点：“从来就没有一个伟大的运动不是经过流血而诞生的。”[20]恩格斯显然认为，自己不是放弃革命，而只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状况而调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的分析之所以遭到怀疑，恰恰因为如下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壮大可能会造成运动对现存体制的某种形式的融入，而不是带来某种形式的对抗。如果恩格斯要受到批评的话，那么是因为他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机会主义的危险——“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21]，因而尽最大努力保证党能够抵制这些诱惑：他回想而且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系统化了现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说和经验，强调“社会主义科学”的必要性，坚持社会主义发展在本质上的无产阶级基础，尤其是确立了为赢得选民支持而允许进行政治联合、妥协和纲领性退让的范围。然而事实上，与恩格斯的初衷相反，这进一步加大了理论和学说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差距。正如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样，恩格斯晚年的悲剧在于：他对运动的具体状况的清楚易懂的、符合实际的和非常敏锐的评论，不但没有影响运动的实践，反而强化了一种越来越脱离运动的学说。他的预言已经被证明是太准确的了：“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22]
无论工人运动的前景如何，1848年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治出乎意料的变革，使夺取政权的政治条件变得复杂化了。在经历过革命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理想”政体——立宪的代议制国家——要么没有实现，要么由于新波拿巴主义而被放弃。总而言之，资产阶级革命在1848年失败了，或者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政体。马克思最关注的大概是这个政体的性质，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其他问题：坦白地说，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不是直接代表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这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仍然没有让人失去兴趣的问题：统治阶级与集权化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集权化的国家机器最初是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统一”而强化了它。“国家统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但是往往确立了国家相对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的自主性。这种对阶级与国家趋同、经济与“权力精英”趋同的构想清楚地预示了20世纪的许多发展。马克思为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提供具体的社会基础的尝试也是如此。在这个例子中，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基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即这样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3]这里预示了后来各种形式的煽动性的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清楚地分析这些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已经耗尽了自身的潜力，因而波拿巴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最后堡垒——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最后统治形式。这个观点显然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根据马克思对法国经验的论述，恩格斯最终以更为一般的形式阐述了关于这些波拿巴主义或绝对主义政权的“阶级平衡”理论。马克思的论述是丰富的：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1848-1849年“秩序党”的恐惧和内部分化如何“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的复杂分析到关于拿破仑政体“建立在两个敌对阶级的精疲力竭上”[24]的简单论述。而恩格斯——经常在理论上更谦逊但也更依据经验——继续提出，波拿巴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可以接受，因为它不想费心直接进行统治，或者“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25]。恩格斯认为，俾斯麦对资产阶级的嘲笑是恰如其分的，这个阶级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就像在英国那样）寡头政治来管理现实的政府，或者在没有这种寡头政治的情况下，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政府形式。恩格斯直到后来才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治”[26]共生的特性阐明了这种具有丰富含义的暗示，但只是一种偶然的观察。然而，在187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或重新强调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立宪-议会特征。
但是，在1848年革命完全失败和旧制度复辟的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的旧视角发生了什么变化？“不断革命”应当激进化和超越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了它提出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27]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予以解决了”。然而，就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的“历史进步性”成就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带着复杂的心情承认乃至欢迎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没有充分阐明它的影响。于是，支持反动势力所采取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措施，可能与支持恰好反对这些措施的左派政治盟友相冲突。事实上，这种冲突发生在德法战争期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基于反俾斯麦的理由反对这场战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私下里在某种程度上则支持这场战争。除了事后来看之外，不管谁是实施者而支持“具有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做法都存在着某种危险。
然而，更重要的有一个如何评价上层（例如俾斯麦）对资产阶级的不容置疑的让步——有时甚至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们视为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论及这个问题，逐渐地放弃了它们是临时性的看法。要么俾斯麦会被迫采取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要么德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再一次被迫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反对现存制度，使事情哪怕稍微前进一点”[28]。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25年里俾斯麦式的妥协和容克的权力被一扫而空，尽管以他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然而，在短期内及其一般国家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完全接受如下事实：对欧洲大多数资产阶级来说，1849-1871年的妥协方法实质相当于另一场1848年革命，而不是1848年革命的蹩脚替代品。欧洲大多数资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渴望或需要更多权力或一个更完全和更确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迹象——就像恩格斯所暗示的那样。
在这种条件下，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继续进行，但是缺少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内容。这一斗争越来越转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赢得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大众政党进行动员和组织化的权利。尽管如此，仍没有现实的证据证明恩格斯晚年的如下观点：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也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并最终爆发斗争的形式。[29]在民主共和国和类似的政体内，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关系仍具有模糊性。概言之，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根据1849年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系统思考在发达和稳定的资本主义中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的问题。但是，这无损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和评论的卓越性与深刻性。
五
然而，倘若没有从国际维度来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分析，就好像上演故事不是发生在威尼斯的《奥赛罗》一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国际现象，不单单是各国变革的总和。他们的战略实质上是国际性的。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最后部分中，马克思要求工人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策和战略之所以是实质所在，不仅因为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已经存在，更是因为只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单位出现，世界资本主义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对“社会”和“民族”几乎可以互换的用法已暗示了这一点。尽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越来越统一，但它是一个“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世界。此外，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历史、地理、不均衡的力量和发展使得各国的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支配，或者使得各国的发展产生国际性的反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通过许多孤立的（“民族”）单位才能发展，但这种信念不应该与当时所谓的“民族原则”即今天的“民族主义”信念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发现自己参与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共和-民主左派，因为在1848年革命之前和期间，这一派别无论是在民族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唯一真正的左派。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拒绝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是目的本身，就像他们拒绝民主共和国是目的本身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么仔细地划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派之间的界限。恩格斯从未放弃年轻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相关的民族偏见，尤其是对斯拉法人的民族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他对德国统一的进步性的信念，或者对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的支持，都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的大多数岁月里，他们认为法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是对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俄国长期以来是他们攻击和蔑视的首要对象。然而，一旦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对待俄国的态度。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会遭到批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没有充分地分析这种现象，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或理论上的不一致。他们不支持各个民族本身，更不支持某个或各个民族自身的自决。正如恩格斯以其惯常的现实主义所评论的那样：“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30]作为分析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只有地方和地区的利益服从于更大的单位，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展，才会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社会。他们认识到并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也赞同许多“民族”的形成。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拒绝了联邦主义者的建议：“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是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31]出于类似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承认并赞同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亚洲和拉美落后地区的征服。相应地，他们同意，许多更小的民族没有这样一种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其中一些实际上可能不再作为民族而存在；然而，他们在这里显然无视当时明显存在的一些相反的进程。正如恩格斯向伯恩施坦所解释的那样，个人的情感是次要的，然而，当它们与政治判断一致的时候，情感就为民族偏见的表达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也为列宁所说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革命政治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那些民族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的大小民族，反对那些自身在客观上属于反动的民族。在原则上，他们对国家的政策持有相同的态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继承者的首要遗产是如下坚定的原则：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应该被当作目的本身，而应该从世界革命的进程、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在其他大多数方面，他们留下了充满问题的遗产，更不用说许多贬低性的判断了——那些努力在被创始人斥为非历史的、落后的或注定失败的民族中建立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通过解释来消除这些判断。除了基本原则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没有经典著作帮助的情况下建构一种“民族问题”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全面地分析民族现象。
历史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革命战略的三个主要阶段：（1）1848年之前（包括1848年）；（2）从1848年到1871年；（3）从1871年到恩格斯逝世。
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舞台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例如法国、英国、德语地区乃至美国。除了偶尔的兴趣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关注过那些较小的和政治上不具有决定性的“发达”国家。19世纪40年代，这类地区的革命可能成为合乎情理的预期，事实上也已经发生，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没有英国的参与，这类地区的革命注定要失败。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外，任何真正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尚未出现。
在1848年之后，快速的工业化既产生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也带来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发达”地区的社会革命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资本主义依然稳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希望，国内政治紧张和国际冲突的某种结合可能创造出革命得以产生的形势，就像1870-1871年法国的实际情况那样。然而，在资本主义再次出现全球性危机的最后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影响的工人阶级大众政党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的前景。其次，社会革命的新因素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地区，出现在爱尔兰和俄国。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本人第一次差不多同时意识到爱尔兰和俄国的情况。虽然爱尔兰在芬尼亚共和主义失败后不再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国变得日益重要：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32]
革命视角中的这些变化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原则上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或民族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而他们也不相信经济是战争的唯一原因，至少在他们一生中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根本没有提出这一点。简而言之，在前两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战争直接推动他们的事业，并且，对战争的希望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认为大战在短期内是运动前进的障碍。此外，在逝世前的数年里，恩格斯越来越相信他所预测的新的、可能是世界性的大战的可怕性。他预言说，这种战争“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33]。恩格斯期望这种战争最终带来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但是，既然战争不再是实现革命的“必要”手段，因此，他自然希望“我们将能够避免这场屠杀”[34]。
战争最初之所以是革命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两个的原因。第一，征服俄国——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保守现状的维护者和恢复者——是必要的。俄国自身在这一阶段除了在波兰的西部侧翼外不存在内部颠覆之虞，因此，波兰的革命运动长期以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革命变成欧洲反对俄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这样一场战争瓦解了东欧的各个帝国，反过来扩大了革命的范围，革命才不会失败。1851年，恩格斯写道，1848年把革命扩到了华沙、德布伦岑和布加勒斯特，下一场革命必须扩大到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这种战争必须不可避免地把俄国的一贯支持者英国卷入进来，必须反对俄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将会带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好处：削弱现状的另一个巨大支柱，即主宰世界市场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或许甚至能使宪章派执政。俄国的失败是进步的关键的国际条件。英国不愿意冒险通过一场大战来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马克思对英国的失望或许使他有些偏执地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因为在欧洲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或许即使在欧洲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不可能发生反对俄国的大战。反之，当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这样一种战争不再是发达国家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俄国革命没有发生，这使晚年的恩格斯再一次把俄国看作是最后的反动堡垒。
第二，这种战争是欧洲各国革命联合起来和激进化——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革命战争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先例——的唯一途径。革命的法国会回到雅各宾主义传统，成为这种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联盟的显而易见的领导者，这不仅是因为法国发动了欧洲革命，而且是因为它会拥有最强大的革命军队。这一希望也在1848年消失。尽管法国继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低估第二帝国的稳定性和成就，尽管他们希望马上推翻第二帝国，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法国不再能够在欧洲革命中扮演以前所赋予它的核心角色了。
然而，如果在1848年革命时期战争被视为欧洲革命的逻辑结果和延伸以及成功条件，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必须被视为最重要的希望：动摇欧洲各国的现状，由此造成各国内部的紧张。1857年，对于经济危机会实现上述状况的希望破灭了。自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也没有认真地对任何一场经济危机抱有类似的短期希望，即使在1891年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的思考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尽管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方式产生的，因为这些战争没有在除了法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大国中带来革命。因此，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越来越被迫陷入新的境地：在现存大国——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国家——的国际政策之间进行决断。
当然，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不能影响拿破仑三世、俾斯麦或其他政治家的政策，只要不需要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对待政府的态度，这基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此外，有时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策是相当清楚的：应该反对俄国，应该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北方和反对南方，但是，欧洲的各种复杂性为没有结果的思辨和辩论提供了无尽的空间。绝非显而易见的是，在对待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态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拉萨尔更正确，尽管在实践上双方的态度当时都没有多少重要性。当有些社会主义大众政党觉得不得不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冲突中支持某一方的时候，这种争论的政治含义就变得更为重要。恩格斯晚年（乃至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不再认为国际大战可能是革命的工具，原因之一无疑是他发现，国际大战会“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35]，进而会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现在日益壮大的运动。
如果1848年后没有良好的革命前景，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主要堡垒，就像俄国是反动的堡垒一样。“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36]长期看来，一旦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走向结束，英国只会动摇起来。当俄国革命削弱了现代欧洲体系的一大支柱的时候，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结束削弱了另一大支柱，尽管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对英国的运动仍然抱有相当低的期望。短期来看，马克思希望通过爱尔兰“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完全不是一项不切实际的任务，因为它是“这种（工人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37]。爱尔兰使英国工人沿着民族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使他们在剥削另一个民族时具有明确的共同利益，为英国土地贵族提供了经济基础，而英国社会革命发展的第一步必须是推翻土地贵族。马克思发现，在一个发达帝国的革命进程中，农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预示了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一发现与另一个新发现——即农业俄国的革命潜力——有关。
在马克思——或者更确切地说——恩格斯的国际战略的最后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英国世界垄断地位的衰落、德国和美国持续的工业发展与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形势。此外，自1815年以来，世界大战第一次明显地正在来临，恩格斯以其惊人的预测敏锐性和军事专业知识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各个大国的国际政策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较小的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更为负面的作用。恩格斯首先从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的影响思考了世界大战，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阻碍，而不可能起到帮助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在恩格斯的最后岁月中，工人运动再一次组织成立了“国际”。因为每一场运动的行动都会加强、推动或阻止其他的运动。此外，人们自然会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将由欧洲决定（在美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取决于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现在还包括俄国——的运动（在英国缺乏强大运动的情况下）。无论多么欢迎它们，恩格斯没有过多地思考斯堪的纳维亚或低地国家的运动，实际上更没有思考巴尔干地区的运动，并且倾向于把任何殖民地国家的运动看作是大都市发展的无关紧要的附带现象或结果。恩格斯重申了如下坚定的原则：“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或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38]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认真思考殖民地解放问题。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几乎就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问题就以关于帝国主义的大争论的形式摆在在国际左派面前。1882年，恩格斯对伯恩施坦说：“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39]
在无产阶级发展的这个核心地区，国际运动现在是各个民族性政党的运动，而不同于1848年以前。这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协调这些运动的行动？如何处理各个运动的特殊民族主张和假设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在战略上可以通过适当的政治原则而延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尽管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比恩格斯更明确意识到其他的冲突不可以延迟。在恩格斯逝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考茨基坦率地承认，不再坚持马克思关于波兰人、东方问题和捷克人的“旧立场”。此外，各国运动力量的不均衡和战略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很小但却令人烦扰的困难。于是，法国人传统上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40]。但是，法国不再能够承担这一角色，而且分裂、混乱和被小资产阶级激进共和主义或其他分散因素严重渗透的法国运动令人失望。恩格斯有时甚至认为，奥地利的运动可能取代法国的运动成为“先锋”。
另一方面，德国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更不说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联系，现在显然使德国的运动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尽管恩格斯不相信其他的运动除了大概在马上行动时会服从一个领导的政党，但很清楚的是，只有德国运动的进步才能最好地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这一观点不仅仅限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仍然出现在第三国际的早期历史阶段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不存在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在欧洲大战中，德国反对法国-俄国联盟的胜利将是值得追求的，尽管列宁肯定会接受从失败中诞生革命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则是恩格斯要求法国人和俄国人应该接受的。推测倘若1914年恩格斯仍然在世时会怎么想是徒劳之举，而且假定他应该会坚持他在19世纪90年代所坚持的相同观点也毫无道理。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也很可能决定支持本国的政府，即便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已经不能求助恩格斯的权威。然而，在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恩格斯留给第二国际的是一份模棱两可的遗产。
六
我们如何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思想上留给继承者的遗产呢？第一，它强调政治应当服从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的胜利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著名段落中所总结的过程，那段话最后以关于“剥夺剥夺者”的预言结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努力没有创造出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反而是建立在这种反抗之上。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努力的前景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范围和具体国家所达到的阶段，因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形势的分析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战略的基础。政治嵌入在历史之中，而且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了倘若政治不嵌入历史，政治将无力实现它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工人运动何以是不可战胜的。
第二，必然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将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例如组织成为“政党”），将会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随后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过渡性的国家机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治行动是无产阶级历史角色的实质。无产阶级活动于政治之中，在历史设定的范围内选择、决定和自觉地行动。大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以及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与“纯粹”的工会或合作社运动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准是对政治在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关键角色的信念。由于马克思同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这一标准可能遭到了过分重视，但它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革命后的时期，这种态度的各种影响仍然是学术性的，而且它们必然使无产阶级政党从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政治活动。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一种政治实质上是在统治阶级或各个阶级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赞同唯物主义并反对唯心主义一样，他们也一贯批判这样一种观点：国家凌驾在各阶级之上，代表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或者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中立性。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当它作为国家存在时，它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尽管不是以煽动性的、简单化的“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的形式。这既给无产阶级政党参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生活施加了各种限制，也给资产阶级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政党做出的让步施加了限制。于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活动在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之内，也活动在它的范围之外。既然权力被定义为国家的主要内容，人们就会轻易地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如此）权力在政治中和在对国家的讨论中始终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第四，无论过渡性的无产阶级国家维持什么功能，它必须消除人民与作为一组具体统治者的政府之间的分离。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是“民主”国家，即使“民主”一词在日常的用法上不等同于马克思所拒斥的、一种由定期选举的议会代表大会所产生的、特定类型的政府机构。此外，在不等同于具体政府机构和令人想起卢梭的某些思想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民主政体”。这是马克思留给继承人的最令人费解的遗产，因为一切沿着马克思的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尝试迄今为止都发现自身加强了独立的国家机器，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抱负：马克思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个抱负是新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
第五，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故意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给继承者留下许多空白或充满模糊的空间。只有革命前的政治结构和立宪结构的现实形式促进或阻止运动的发展，它们才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意地评论各种具体事例和状况，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系统地关注过革命前的政治结构和立宪结构的现实形式。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推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细节，甚至拒绝推测革命后过渡时期的细节，所以他们给继承者留下的只是少数用来面对未来社会的一般原则。因此，在诸如经济社会化的性质或者经济计划的制度安排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供任何具有实践用途的具体指导。此外，还有一些他们没有提供一般的、模糊的乃至过时的指导的主题，因为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些主题。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与其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从创始人的遗产中详细地推导出什么，或者他们将不得不自己思考出什么，倒不如说是创始人遗产的极端原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地、强烈地和在辩论中拒绝的是当时革命左派——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传统路径，一种仍然没有失去诱惑力的路径。他们拒绝那些以好社会代替坏社会、以理性代替非理性和认为非黑即白的人的简单二分法。他们拒绝各类左派的先天的纲领性模式，并指出尽管每一类左派都拥有这种模式，有时甚至包括最详尽的乌托邦蓝图，但是这些模式很少相互一致。他们还拒绝那种设计固定不变的运作模式的倾向，例如描述革命变革的确切形式，宣称其他的一切形式都不合法，拒绝或者只依靠政治行动，等等。他们拒绝非历史的意志主义。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运动的行动坚定地放到历史发展的环境下。要看清未来的形势和行动的目标，只有揭示导致它们的社会发展过程，而这种揭示本身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才有可能。倘若这使对未来的想象仅限于少数粗略的结构性原则，排除了思辨性的预测，那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希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确定性。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上，只有在分析历史发展和具体状况之后，才能判定什么是必然的和可能的。因此，政治上的决定嵌入在历史变革的框架内，而历史变革的框架则不依赖政治上的决定。这不可避免地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变得既模糊又复杂。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马克思进行分析的一般原则过于宽泛，无法在需要时提供具体的政策指南，特别是在革命问题和随后的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为了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几代评论家详细考察了经典文本，但最终归于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关心的是确立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政治行动和政治组织的各种形式——不同于它们的内容——的态度，对待它们在其中运作的正式制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在具体的现实状况中，他们发现政治行动和政治组织的形式不可能归结为一系列永久的法则。在一定的时代和在任何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马克思的政治分析可以概括为一系列政策建议，但是，这些政策建议从根本上说不适用于那些与它们制定时不同的状况。可是，马克思之后的状况必然不同于马克思在世时的状况，而且就它们包含一些相似性而言，只有对马克思所面临的状况和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寻求马克思指导的状况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发现那些相似性。这一切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可能从经典著作中获得战略和策略指导手册之类的东西，甚至使得把经典著作当作先例来使用都是危险的，尽管它们曾经被这样使用过。从马克思那里能够学到的是他从事分析和完成行动任务的方法，而不是从经典文本中得出的现成教导。
这无疑是马克思希望他的追随者学到的东西。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成群众运动、政党和组织化的政治群体的灵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莱德雷曾说过的“粗暴对待思想的众所周知的、前缩的、简单化的程式化，倘若每一个伟大的思想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它就会而且必定会遭遇到这种程式化”[41]。行动的指南总想使自己变成教条。这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分理论中都没有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考领域中那样对理论和实践产生如此大的破坏。但是，它代表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背离，自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获得经典或权威地位以来，更是如此。它不代表马克思的所思所写，有时也不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7页。
[4] L．Collelti，From Rousseau to Lenin，New York 1972，pp．1 87—1 8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5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5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一1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5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9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481、48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44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32卷第658—65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6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22卷第59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60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22卷第60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71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3—27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8卷第217—21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苇l版第8卷第201页和第3l卷第53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0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版第22卷第35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6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1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13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75一17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593、36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26页。
[33]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1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38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16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4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56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5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7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61页。
[41] 转引自E. Weissel, Die Ohnmacht des Sieges, Vienna, 1976.8,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