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极端的年代：1914～1991》（1994）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我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我国经济所储实力之雄，不但我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但现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美国总统柯立芝国情咨文，1928年12月4日
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
——伦敦《泰晤士报》社论，194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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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可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白问。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前面这项假定，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人注目。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解放独立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译注：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地方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道道地地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性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却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没有半个人知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向来不曾风浪平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许多，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形势却又陷入不稳定，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误导作用）。可是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本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氏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专政初期，康氏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氏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作出满意的解说；某些统计学者甚至怀疑其正确性，根本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景气，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①。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① 从康氏长周期理论出发，往往可以做出极为正确的预测——这在经济学上倒是少有的情况——这种准确度的现象，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经济学家，均深信其中必定有其一定的道理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其所以然罢了。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就是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以大获巨利，也可以不幸破产。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想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过程，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上个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间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部世界经济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的经济，虽不平衡却呈持续增长，企业活动呈快速地“全球化”扩张联合。总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细复杂，流动交换的网络日趋密集。世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动乱的岁月，科技进展的脚步也不曾稍停片刻，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方面也因大战而产生变化。虽然对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而言，当时的生活体验以1929－1933年间的经济激变为最高点，事实上，在那几十年中，经济的成长并未停止，只不过缓慢下来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首推美国，但是从1913－1938年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区区8％。至于世界的总工业生产，在1913年后的25年之间，增长一共只有80％左右，约为前四分之一世纪增长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这个数字，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也将会看到。若和1945年之后的增长相比，差异更为惊人。不过，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遥遥观察地球的话，人类经济活动曲线上的曲曲折折，都将隐而不现。从这个遥远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显然一直在持续扩大增长。
然而，换由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说显然又不成立。到了两战之间的年代，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开始停顿。当时不管用什么方式度量，世界经济都陷入停滞萧条，甚至有倒退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可说是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大量移民潮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可是现在这股洪流却干涸了，或换句话说，被战争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间，几乎有1500万人踏上美国的领土。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这股人潮却缩减了三分之二，总数只有550万。到了30年代，以及往后战争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细流，几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万人进入美国（Historical StatisticsI，p.105，Table C89－101）。至于伊比利亚半岛向外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为最大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间的175万，降到30年代不到25万。2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逐渐从战争的破坏及战后初年的危机中恢复，爬回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紧接着又落入大萧条的深渊。到大动乱年代末期（1948年），经济总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稍强（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上个世纪90年代到1913年，经济总交易量却跃升了两倍以上；1948-1971年间，则更高达5倍以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次大量增长之间的萧条时期里，欧洲及中东两地还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国界线延长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然也应相对增加，因为原本属于国内性质的商业交易（如原奥匈帝国及沙俄），现在都转变为国际性质的活动（世界贸易的统计，通常只列计穿越国界发生的交易）。至于战后及革命后产生的以百万计的悲惨难民潮，理当也该推动，而非缩减国际移民人数的增长。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甚至连国际资本流动额也呈干涸之势。1927－1933年间，国际借贷额下降了90％以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停滞的现象发生呢？一般看法甚多，可是众说纷坛。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体系——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原料仍需进口之外，已渐趋完全自足之势。（但在事实上，美国向来就不甚需要依赖外贸。）可是此说有个漏洞，当时甚至连倚重贸易的国家，如英国及北欧诸国，也同样呈现停滞的现象。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地，各国纷纷提高警觉；而它们的警惕防范，不能说是做错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尽力保护本国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冲击的威胁；也就是说，尽力回避显然已经身陷泥淖、难以保全的世界经济。
实业界及各国政府本来都以为，度过了大战时期的一时困难，世界经济好歹总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快乐时光吧。那种天下欣欣向荣的现象，是他们以为的正常状态。事实上，大战之后，的确也有过一阵兴旺的气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内战摧残的国家里，前途确有一片看好的迹象。但是官商两界，都对劳工及工会势力暴涨的趋势大摇其头；增加工资、缩减工时，势必提高生产成本。然而，战后的适应调整，远比当初预料的难。1920年，物价及景气一起崩溃，劳动力因而大为削弱——以后的12年里，英国失业率从此高居不下，未曾低于10％；工会也失去了半数成员。因此，顾主的操纵力再度坚定回升，但是经济恢复繁荣，仍然扑朔迷离。
于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范围开始，以及战时的中立国，一直到日本，各国都竭尽全力缩紧通货。力图把本国经济拉回稳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意志，东有混乱的俄罗斯，终于遏止不住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流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货币单位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后果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小辈讲一个故事：话说奥国通货大膨胀期间①，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批一文不值的通货，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① 纵观19世纪，物价异常稳定。到了世纪末期，物价竟然比世纪初还要低出许多，因此老百姓都习惯这种日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是“通货膨胀”一词，就足以抵得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货疯狂膨胀”（hyper-inflation）。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一扫而空，企业资本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覆没。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中欧地区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如何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二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①。〔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① 至于在巴尔干地区及波罗的海诸国，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严重，当地政府对其却始终不曾完全失控。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年），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及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指出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金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金输出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金开始撤退，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如此相信或假装如此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回合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环经济指数出现下落的现象，都使其他指数的跌落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落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推往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工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掌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于是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大英帝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震撼。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至于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但是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补贴之道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只为自给自用而生产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小农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挽救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本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当年的大萧条，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经济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小农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饭），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性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需要保障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的危险，也要应付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口，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的结果，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意义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史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战之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劳工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成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是什么方向——或左或右——总有个政治手段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欲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解决的手段，技穷之下，经济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短期内为了立即解决国内的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时间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定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者，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①（Snyder，1940）。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① 所谓“最惠国”条款，事实上其字面意义完全相反。它真正的意思是作为商业伙伴的国家，彼此以“最惠国”身份相互对待。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最惠的对象。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一页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派经济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如此①。象征意味更重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交易的原则，愈发凸显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门户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次要了。否则政治后果之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烈之路。
① 最原始的形式是将货币的单位，比方一块钱，与一定重量黄金的价值固定。如有必要，银行将根据这种标准予以兑现。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不足为凭，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对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孽啊。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经济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他的学说主张，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派人士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舍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为强烈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批失业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紊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见第14章）。
社会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谁还会对这个行动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设有规模庞大的福利措施，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二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事实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苦。当世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总生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间，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的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所动的成就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现象。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本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吗？此起彼落，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经计划会”（Political and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和未引起国际间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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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陷入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美国的情况。欧洲经济破败的责任，也许有一部分可以怪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交战诸国身上。可是美国的本土远离战火，后来虽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参战时间却极为短促。更有甚者，美国经济不但未因大战垮台，反而像二战期间一般，深得战争之利。1913年，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工业生产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仅次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到了1929年，美国已经囊括全世界总产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Hilgerdt，1945，Table l．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跃升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w，1987，p．194 T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二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崩溃所致。而美国人呢，战争初起，他们尚是个负债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贷方国家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 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地，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之责，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盟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定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提。盟国如此苛刻要求，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圆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辩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盟国赔款，盟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方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老大地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疯狂的地步，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一倍半。而盟邦各国对美国的借债，同样也高得吓死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久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Hill1988，pp．15-16）。1924年的“道斯计划”（Dawes Plan）规定了德国每年偿还的数字；1929年的“杨格计划”（YoungPlan），又将付款表重新调整，并附带在瑞士巴塞尔（Basel）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盟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中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定；他的看法的确有其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的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复元，欧洲势将无法恢复稳定自由的文明和经济社会。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生产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方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方不得不接受事实，容忍德方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的政策；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可是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方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方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高涨。但是这迫使德方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却使德国及欧洲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方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古脑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分由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出口国家，深知国际付款是用英镑，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总所得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所动，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二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其实相当虚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一向以为的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也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去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风大起，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何等纷纭，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早先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读者诸君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财务专家煽风点火①，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死账，现在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拖累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②（Miles et al，1991，p．108）。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数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愈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原来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强健身心的衣食用项。而衣食消费，伸缩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而同样地，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① 20年代，法国心理学家库埃（Emile Coué）的理论曾经风靡一时，其实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库埃大力鼓吹自我喑示的乐观心理作用，方法是每天对自己重复这句话：“毎天毎事，我都更好更强。”
② 美国式的银行体系，不容许欧洲式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的巨型银行系统存在。因此，美国银行均属规模甚小的地方银行，充其量范围不过遍及一州。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为对象的留声唱片出版量（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一败涂地、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白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倍（不过意大利却无如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死寂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高涨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好。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始终未能恢复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只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便感到当时评论人士的一片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此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预言的学派。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气氛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70和80年代众口一声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有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递介”（media 迷递）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的低迷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3
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活动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口口声声主张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社会，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功能自我调整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的比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个奇异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了历史一项主要的特征：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能成个玩意儿吗（Leontiev，1977，p．78）？一个人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对马克思发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多么不同。事实上，早在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以前，瑞士就有位银行家睿智地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不再是普世准则的失败现象（191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亦然），正好解释了迫使各国转趋独裁式经济制度——如法西斯、共产主义，以及不顾投资人利益自行其事的大公司企业等——的缘由（Somary 1929 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叶，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开放型市场竞争，已经飘然远去，全球经济形态只剩下呈鼎足并立之势的三头状态：一是市场式的经济，一是由政府对政府来往交易的经济（如日本、土耳其、德国及苏联，均由政府计划或统治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由国际公共社会或半公共组织（如国际必需品大宗物资协会等）管制下的部分经济活动（Staley 1939，P．231）。
在这种情况及气氛之下，难怪大萧条对政治及民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年），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在位，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更变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世纪社会民主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作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所带来的最深远最邪恶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劳工政党发起的组织性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①。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共产党（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性与合法性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共产党也不过是一支残败的队伍，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途的跋涉，一路流亡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共产党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罗马大游行”（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苦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共产党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罗马游行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共产党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显明，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分子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① 莫斯科走火入魔到这种地步，竟在1933年勒令意大利共产党头目陶里亚蒂（P. Togliatti）收回他提出的一项建议。陶氏以为，或许至少在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当时希特勒其实已经开始掌权。共产国际一直到1934年才改变它的路线。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共产党派。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局里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欧洲地区以外，情况却大不相同。北美地区正迅速向左转，美国在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执政之下（1933－1945年），开始实验一连串相当激进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则在总统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领导下（1934－1940年），重新恢复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气，尤以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最为显著。加拿大饱受萧条打击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片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风。其中包括主张平分社会权益，以达公平分配购买力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以及今天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依照30年代的标准，两者都可以列入左翼阵营。
至于拉丁美洲一带，大萧条引起的政治冲击就更一言难尽了。当地重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一泻千里，各国财政破产，政府及执政党派便像九柱戏的木柱一般，此起彼落，倒得一地都是。可是它们倒落的方向，却不一定相同。不过倒向左派的，即使短暂，也远比右派为多。阿根廷在长期文人统治之后，从此进入军政府时期。虽然法西斯气质的右派首领，如乌里布鲁（Uriburu）将军不久便靠边站（1930-1932年），阿根廷当局的路线，仍然很明显地倾向右派，即使它可能是属于传统式的右派。而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统治之前，原来很少有军人专政，这时也推翻了该国少有的军人独裁总统伊瓦涅斯（Carlos Ibanez，1927－1931），马上以暴风之势迅速地向左转。1932年，在葛洛夫上校（MarmadukeGrove）率领之下，该国甚至通过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者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日后并依欧洲模式，发展成极为成功的人民阵线运动（见第五章）。在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的寡头统治（1889－1930年），瓦加斯（Getulio Vargas）上台执政。瓦加斯这个人，最贴切的形容应该是国家主义者兼民粹主义者（见第四章），巴西从此在他手中统治了前后分别有20个年头。至于秘鲁，左转的局势非常明显，不过秘鲁新党派当中力量最强大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这是西半球各国依欧洲式工人阶级建党的党派里面，少数成功范例之一——其革命野心却告失败（1930－1932年）①。哥伦比亚的向左倒更是不言而喻，在30年保守的政权统治之后，现在换自由主义人士当家，其总统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一心以改革为职责。拉丁美洲纷纷转向激进的现象，在古巴更上层楼。罗斯福一上任，这个美国保护国的人民深受激励，竟起来推翻了当时在位的总统。这位总统大人，被民众恨之入骨，甚至以当时古巴的标准而言，都简直腐败得不像话。
① 其他成功的例子还包括智利、古巴的共产党。
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大萧条更加带动了反帝国主义的风潮。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经济生存所需（至少是当地公共财源及中产阶级所需）的大宗基本物资，价格大幅度滑落。另一方面则因原本属于大都会经济的国家，现在也加强本身农业和就业的保护，却完全不顾这些措施将给其殖民地带来怎样的打击。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决策，一律从国内因素考虑。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兼顾生产地利益的无限复杂性（Holland 1985，p．13），它们庞大的帝国也从而解体（见第七章）。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萧条的降临，从此开始了大多数殖民社会政治不安的年代。殖民地人民的闷气无可宣泄，自然只有发到（殖民地）政府身上。即使在二战之后方才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同样也不安宁。英属西非及加勒比海一带的社会，由于出口作物的危机（可可和蔗糖）开始出现紊乱现象。不景气的年头里，在反殖民运动已经开始的地区，尤其在政治动乱已经影响一般群众的其他地方冲突愈见激烈。同一时期，埃及的“回教弟兄党”（Muslim Brotherhood，于1928年成立）的势力正在大量扩张；印度群众也在甘地领导之下（1931年），开始第二次全面动员（见第七章）。瓦莱拉（De Valera）领导的爱尔兰激进派共和人士，则赢得了1932年爱尔兰地区的大选。这场胜利，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针对经济崩溃而起的反殖民回响吧。（译注：爱尔兰最后终告独立，瓦莱拉任首届总统。）
大萧条影响所及，全世界一片摧枯拉朽。震撼之深之广，也许可以从下面的全球快速扫描一窥究竟。短短几年甚至数月之间，世界各地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到处都掀起了政治的大动乱。然而，这些短期的政局变动，虽然极为戏剧化，大萧条冲击的深度，却并非仅从这个角度衡量。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漫长19世纪的旧日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1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残阳夕照末日不远。如今在思想知识界及政治舞台上，共有三股势力争霸。马克思共产主义是其一。毕竟，马克思本人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了；1938年，就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上这样宣布。更有甚者，对于大萧条，苏联显然具有相当的免疫力。第二种势力则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学说，不再奉自由市场为经济的最佳圭臬，转而私下与非共产党劳工运动性质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相结合，有时甚而建立长久的联系。及至二战之后，这一派证明最为成功。可是当时在短期之内，它至多只是受到古典自由市场失败刺激而起的一种实验心理，并未完全将之当成一种有意识的政策或选择在推动。他们总以为萧条过去，就绝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因此，1932年后瑞典执行的社会民主政策，就是针对正统经济思想失败而做的应变措施。该国新经济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Gunnar Myrdal），就认为1929－1931年间的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一败涂地的缘故，即出于该党太相信传统经济主张之故。还有一派在后来取代了已经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说，而当时尚未成熟，还在酝酿阶段。对此派学说影响贡献最大的著作，首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到1936年才出版问世。一直到了二战中和战后，各国政府才开始依国民所得统计为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管理经济事务。不过在30年代——恐怕多少受到一点苏联的影响——它们就已经越来越从整体观念看待一国经济，并依此评估本国的总产出和总收入①。
① 首开此风的政府是1925中的苏联和加拿大。到1939年，官方正式统计国民所得的国家已经增为9国；而国际联盟则掌握26国的估算数字。二战之后，立即有了39国的统计数字。到了50年代，更增为93国。至此以后，虽说国民所得往往并不能反映国民真实的生活水准，却如同各国国旗一般，成为独立国家不可或缺的准则。
至于第三条路，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正确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成为国际的思想正统。可是德国知识界的传统，却一向敌视新古典理论（这一点与奥国知识分子大相径庭）。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动力即来自这份敌视传统。而政府毫不留情，务必铲除失业现象的心态，也同样助长了法西斯的蔓延。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不顾一切对付大萧条的手段，比起其余国家，却的确既迅速又成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不过对早已茫然不知所措的欧洲来说，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妥。随着在大萧条而日益高涨的法西斯浪潮之下，有一件事情却变得愈发清楚：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日暮途穷。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段过程如何演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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