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9卷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19年3月2—6日）

第一次会议

（1919年3月2日）


列宁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各国党的报告


　　会议于下午6时10分在克里姆林宫开幕。

列宁致开幕词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1]，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2]，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选举主席团


契切林（俄国）：
　　我提议选举三名常务委员、一名常务书记为主席团成员，以后每次会议临时从各国组织中增选一名委员，组成五人主席团。我提议，选举列宁、阿尔伯特、普拉滕三位同志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克林格尔同志为常务书记。
　　提案一致通过。当选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普拉滕（瑞士）：
　　在预备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另一种意见主张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只是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而把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认为这样更适宜，这主要是一个外国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的理由是，代表大会从通知召开到实际召开，其间时间短促，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接到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的通知。有必要指出，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许多代表不能前来莫斯科。因此才提出建议，要将这次会议只作为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于近期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第三国际。

季诺维也夫（俄国）：
　　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如下：俄国共产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提议就在这一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却坚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只作为一次代表会议，既然如此，我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暂时附议，这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声明：我们将继续宣传、鼓动，以争取第三国际早日成为正式组织。

库西宁（芬兰）：
　　我们芬兰代表也认为，第三国际理应现在就成立。但是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的这项建议暂不提出。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代表大会名义成立新的国际，那是皆大欢喜的事。

　　大会决定：会议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名义举行。
　　转入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问题。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普拉滕（瑞士）：
　　代表会议人员庞杂，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时，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主席团提议选举五位同志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工作结束后，委员应当提出工作报告。此外，委员会应当确定两类代表，即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选，我们已拟定一项方案。

　　被提名的有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西罗拉、阿尔伯特和斯坦奇五位同志。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列宁（俄国）：
　　现在列入议事规则顺序的问题有：代表权问题、各个代表团参加表决的人数问题，表决权和发言权问题，发言的时间限制问题。

雷恩施坦（美国）：
　　我认为，首先应当给资格审查委员会一刻钟时间，以便就哪些代表享有表决权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建议休会1刻钟。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依我看，雷恩施坦同志的建议行不通，因为审查代表证书，一刻钟无论如何也不够。因此，我提议继续开会。

雷恩施坦撤销他的建议。

普拉滕（瑞士）：
　　我的意见是：用于讨论的时间：从一开始就应当加以限制，因为许多代表急于回国。既然参加讨论的人如此之多，把发言时间限制在一刻钟之内比较适宜，作报告则不受时间限制。

　　托洛茨基提议，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

普拉滕（瑞士）：
　　讨论等程序是：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各有一人发言，然后进行表决。

列宁（俄国）：
　　有异议吗？请就每次会议的时间发表意见。

　　沙杜尔提议授权代表会议必要时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

列宁宣布议事日程：
　　1．确定报告人和报告内容。
　　2．报告。
　　3．《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报告人：阿尔伯特、布哈林。
　　4．《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人：列宁、拉希亚。
　　5．《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报告人：普拉滕、季诺维也夫。
　　6．《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人：奥博连斯基、普拉滕。
　　7．《宣言》，报告人：托洛茨基。
　　8．《关于白色恐怖》，报告人：西罗拉。
　　9．选举执行局及其他事项（组织问题）。

列宁（俄国）：
　　我们获悉，拉柯夫斯基同志已经动身，预定明天到达。同行的还有其他同志。报告人名单暂定如上，也许会有变动。匈牙利共产党的三名代表在加里西亚被捕，恐怕不能出席我们的代表会议了。关于议事日程还有其他建议吗？还有人报名发言吗？既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通过。

各国党的报告


列宁（俄国）：
　　现在请德国代表阿尔伯特同志报告。

阿尔伯特（德国）：
　　尊敬的同志们！在1918年11月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还坚持认为，在德国永远也不会发生俄国那样的情形，即爆发革命。然而到了11月9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大厦一下子坍塌了。在俄国发生的、迄今一直受到人们非议的，并且被认为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1月9日在德国发生了。
　　不错，乍一看，德国的运动不过是一次兵变，是军队内部对官长的严厉所表示的不满和厌战情绪的暴露。
　　但是，苏维埃制度在一天之内就建立起来了，甚至在小城镇，苏维埃也在一天之内就成立了。可见，这已不仅仅是士兵因为厌战而起来造反，它还说明无产阶级决心最终实现他们早就为之奋斗的新制度，即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旧的社会制度。
　　当然，一天之内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究竟如何，难下断语。多数派社会党人即谢德曼派在组织方面比工人老练得多，他们乘机钻进政府，窃据政府要职，并且还打入了苏维埃内部。工人本来以为，只要撤掉原来的统治者和部长，换上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新社会就算告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多数派社会党人正是利用工人的这种理念而乘机混入德国政府的。
　　革命初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建议当时的斯巴达克联盟拥护者加入政府，建议李卜克内西同志出任政府阁员。头一天，李卜克内西同志即发表声明，说他在内阁只呆三天，为的是签订停战协定。这项声明遭到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拒绝，于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斯巴达克派其他同志也跟着拒绝加入。我们认为，在德国建立新社会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时机尚未到来，仅仅驱逐几个王公贵族的奴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工人群众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是十分正确的，这一点，在几天之后就被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政府成员走马上任以后所颁布的头几项法令，就是旨在否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权力执行机构。
　　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也加入政府。两派入阁之后，共同颁布了第一个法令。然而没过几天，它们就和中央苏维埃发生了冲突。政府把自己凌驾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原已解职的军官官复原职，重新掌握军权。政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时机尚未成熟，要留待日后解决。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敌人还在眼前，协约国也决不允许政府实施任何改革，因而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
　　无产阶级对于现状越来越不满，工人拒绝走回头路，于是，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政府便原形毕露了。
　　德国的情形与众不同，革命后的第三天，右派报纸就宣称：革命已成事实，无可否认；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应当关心在德国真正实现民主，使民主也成为事实。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召集国民议会。斯巴达克联盟当即声明，驳斥这种论调，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组织机构已经建立，这就苏维埃制度；德国无产阶级既已实现革命，它就理应成为德国肩负建设新国家使命的唯一阶级。我们主张毫不留情地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此，谢德曼和艾伯特先生大不以为然。他们拥护国民议会，并且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选举日期。这样一来，工人便恍然大悟。全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资本家，拥护国民议会；另一派是斯巴达克联盟，主张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始终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关于这场斗争，已向诸位作过介绍了。
　　在此之前，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一直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当时的情形是：战前德国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在国外，有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战争初期，社会民主党人及其领袖成了民族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鼓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认定，继续留在这个组织里已经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派，它虽然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涉及保卫祖国的其他问题上，却跟在谢德曼—艾伯特一伙后面亦步亦趋。这一派就是哈阿兹和累德堡派。他们既已公开采取反对派的立场，就只有退出该党，另组独立社会民主党，别无他途。
　　斯巴达克联盟无法工作，无法开展活动。凡属联盟成员，都被搜捕下狱或被送往前线。有人身自由、能够照常工作的人，区区可数。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成立后，我们曾表示愿意与之组成一个组织。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当时就已不可调和。革命初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即加入政府，跟着别人标榜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妄图扼杀苏维埃制度，因此，和他们一起留在一个组织里巳经不可能。我们在斯巴达克联盟柏林代表会议（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上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党成立后，艾伯特—谢德曼领导的政府对共产党人实行疯狂的镇压，不惜采取旧制度下的种种暴力手段。工人抗议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纷纷举行罢工；以表明他们不允许对无产阶级采取过去那种暴力手段。为此，艾伯特—谢德曼之流便大动干戈，首次在柏林街头架起机枪、大炮，对付无产阶级。1918年12月6日，在柏林街头架起的机枪、大炮朝和平游行的工人开火。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当场被打死或身负重伤。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共产党士兵代表的镇压尤为严酷。
　　目前德国军队的情况如何呢？士兵已经打了四年仗，11月9日举行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不愿在德国继续充当炮灰。原有的团已经解散。他们不顾谢德曼的要求，于革命爆发后即各奔东西了。
　　留在德国本土的军队于革命爆发后几天即被解散；若干军区司令投靠共产党，这样的军区已擅自将军队复员了。不伦瑞克共和国于革命爆发后，即确定12月23日为军队复员日。帝国政府虽表示抗议，但士兵仍被遣散。其实，政府挽留原来的士兵也是弊多利少，因为政府起用这些士兵为其效劳，已纯属幻想。在前方，原来的团不愿与外部敌人作战，他们四处逃散，对停战漠不关心。我不能不指出，在瓦解德军方面，俄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俄国归来的战俘，个个笑逐颜开。他们无论回到何处，不消几天，就再也不想打仗了。
　　当然，在前方也有过一些团不听宣传鼓动，仍然听从军官指挥，但没过多久，也成了一盘散沙。
　　柏林驻军司令莱基将军于1月初表示，他所属的部队虽然仍受军官控制，但只要继续呆在柏林不走，不消五六天便会一垮到底。至于政府动用自前线归来的一部分军队在柏林街头枪杀工人，那是因为这一部分军队不曾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而其所以如此，纯属偶然的缘故。1918年12月6日的情形便是如此。当时，刚从芬兰回国的部队奉政府之命，枪杀了参加红色士兵同盟大会归来的士兵。几天之后，当水兵（他们是革命的支柱与核心，大多数是早期入党的工人）违抗政府命令，不肯离开柏林时，政府便调遣从前线归来的一个团前去镇压，向水兵投掷毒气弹。政府成员哈阿兹、巴尔特和迪特曼声明，他们没有参加决定向工人开枪的会议。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其实是谢德曼之流把他们一脚踢开的。他们被赶了出来，后悔莫及。
　　斯巴达克联盟不能继续同他们合作。同这种人合作，毫无益处可言。成立共产党已是大势所趋。党内分裂日益加深。成立共产党势在必行。多数派政党[3]团结一致，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处境不妙。他们的领袖各代表一派，都想自立政党。累德堡和多伊米希尤其热衷于建立德国统一党；他们的图谋一旦得逞，就将出现一个新的、既不左也不右、更不坚持极左观点，即斯巴达克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和这群人一刀两断，从而使他们纠集乌合之众的图谋化为泡影。
　　共产党人同盟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创建新型政党，更主要的是教育群众做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争取人人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然而德国工人仍然坚信，他们的任务就是撤掉几名部长，换上社会民主党人。可见，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行动，才能与资产阶级决一胜负；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11月9日革命不过是一次破坏旧社会制度的小小尝试而已，德国的真正革命还在后头。几周来的情况恰恰表明：要改造社会制度，必有一番严重的较量，国内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必须向群众说明，只有实行苏维埃制度，才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方针，就是要自始至终向工人讲清这个道理，启发他们建立苏维埃。
　　那么，苏维埃的情形如何呢？起初，苏维埃遍地开花。在企业和工厂，工人纷纷成立工厂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改善本企业工人的劳动条件。这些工厂委员会立了一大功，把那些在德国显赫一时，同黄色工会串通一气、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的一切公开活动、一贯暗算工人的工会排挤了出去。11月9日以后，这些工会就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争取增加工资的活动也不再通过工会，甚至在违背工会意志的情况下进行。工人争取改善自身处境的活动，工会没有一次进行到底。一直到最近，工商职工同盟才出面领导一场公开的运动，但也只是因为同盟理事会中有共产党员坐阵的缘故。
　　那么，今后德国斗争的前景如何呢？从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数字来看，应当承认，德国广大群众跟着多数派社会党人走。谢德曼派获1100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200万张选票。不过，只要对运动仔细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工人并不像政府所断言的那样一致拥护政府。相反，实际情形是，各地工人不顾政府的呼吁，自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自动争取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所坚持的口号正是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口号。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矿工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选举中央苏维埃来掌管全部矿场。投身企业社会主义化运动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官员，他们也同意甩开资本家，实行企业社会主义化，他们愿同工人一起搞好企业内部的工作，而不消极怠工。在一个国家里，仅仅有某一个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显然是不行的。令人高兴的是，工人认识到，要废除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唯有对所有企业和整个经济活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化。目前，德国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沿着曲线急剧下降，未来斗争前景是乐观的。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正加紧对付工人，但工人也不示弱。刚才我已向诸位报告，在德国一切发生冲突的地方，士兵都公开表示：“我们不同工人作对。”由于士兵保持中立态度，政府无计可施，只好效仿俄国，纠集志愿团，组建自卫军。这些新编部队的任务是守卫东部边境，说什么要平息波兰人的叛乱，其实，这些波兰人历来遭受资产阶级专政的压迫，至今仍然没有翻身；还说什么要防范布尔什维克红军的进犯。在德国，红军被说成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暴徒。德国政府加紧宣传，鼓动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
　　但是在柏林，政府还利用士兵上街对付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19年1月，工人在柏林第一次采取行动。政府撤了原警察局长的职，换上一个因过去背叛工人事业而有民愤的多数派社会党人。此人会再次采取残暴手段，这是在无产阶级意料之中的。工人不提任何口号，也未按党（斯巴达克联盟）的任何指示，就于1月19日占领几个印刷厂，《前进报》印刷厂首当其冲，工人早就对它恨之入骨。事情发生后，经过几天的斗争，多数派社会党人在政府指使下首次出动自卫军，企图恢复柏林秩序。自卫军手段之残暴，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批使者刚刚走出《前进报》社大楼，就被士兵活活砍死七人。自卫军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以后，便到处捕搜斯巴达克联盟成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的优秀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这样落入了刽子手的手中，惨死在街头。有关李卜克内西企图逃遁和卢森堡同志被工人夺走的种种谣传，纯属捏造。目击者已经提供证词，证明白卫军用枪托猛击李卜克内西的头部，打成重伤，然后把他拖进汽车杀害了；罗莎·卢森堡是被他们用枪托打了两下致死的，尸首给运走了。证词已经全文公布，凶手和现场指挥军官已经有名有姓，可是，他们至今仍逍遥法外。政府根本无意把凶手交付审判。
　　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样遭遇的斯巴达克联盟其他成员还有许许多多，他们被杀人成性的官兵杀害，尸首被掩埋。俄国的卡尔·拉狄克同志也遭逮捕，被带上沉重的镣铐，关进看守所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牢房里。你们看到，柏林已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现在，柏林及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火药和铅弹了。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除了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以外，再也无计可施，已经走投无路了。
　　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通过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罢工而增加了工资，但店东业主认为，这样一来，生意无利可图，索性停业。再则，工人不愿从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也难怪，如今工人虽然可以指使业主，但并不甘心替资本家生财赢利，不愿从业的工人日益增多。原料储备有限，原料黑市交易猖獗。凡此种种，导致企业倒闭。我离开柏林时，那里的失业人数已多达26万人。德国经济已处在崩溃的前夜。
　　交通运输十分糟糕。在德国有人曾对我说：你要是去俄国，那么一路上会大伤脑筋的。同志们！我们入境一直到莫斯科，旅途感受，较之德国有天壤之别。英国人和法国人把我们最好的机车弄走了。从柏林到莱比锡，过去只消两小时，现在往往要9至10小时，以往，特别快车每小时一趟，现在普通客车一天才有一两趟。显然，过去的那套经营方法在交通运输部门也必须改变。
　　粮食问题日趋严重。食品不但涨价，而且根本弄不到。配给的食品不足以糊口．只好买投机商贩的。工人家庭粮不过夜，人们起来造反。自卫军窥伺时机，企图镇压无产阶级，因此，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这一切，尤其是同协约国缔结和约一事，都将证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这一场斗争有指望获得成功。政府一再安慰工人说：除非同协约国签订和约，否则，政府将毫无办法。这是欺人之谈，工人阶级再也不上当受骗了。几个月来，政府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同俄国打仗，以讨好协约国。但是盟邦给了我们什么呢！它们过去什么也没给，今后也不会给。倒是给了几罐炼乳，但售价之高，只有资本家掏得起腰包，工人不敢问津。四年前，谢德曼之流赞扬和鼓励对协约国采取武力政策，如今却对协约国卑躬屈膝，祈求开恩；他们对于签订和约怕得要死。德国政府即谢德曼之流为协约国出谋划策，教它们如何订立城下之盟；有朝一日，英国人及法国人会指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说：是你们教会我们如何订立和约的。和约条件果真要苛刻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是协约国代表威尔逊和克列孟梭二人，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奴仆，把缔结和约当作一笔交易，以便从中最大限度地渔利。要改变这种局面，决不能靠政府摇尾乞怜，谄媚讨好，而要靠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奋斗不息。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英国和法国无产者的信任，以便同他们一起争取实现世界革命。
　　这就是共产党的见解。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加入共产党的地方，我们努力通过宣传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断言，德国共产党和俄国一样，将继续斗争，并且完全相信：德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与形形色色的国民议会的愿望相反，与谢德曼之流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愿望相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以为，我这样说，并不是盲目乐观。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别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有感于这种需要，我才愉快地接受了你们的邀请，并且深信，我们将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进行世界革命，以期不久的将来也能实现德国革命的目标。

列宁（俄国）：

　　现在请瑞士代表普拉滕同志发言。

普拉滕（瑞士）：
　　亲爱的同志们！瑞士是一个小国，运动规模不大。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不能像其他国家的报告人那样，提出关于斗争情况的内容翔实的报告，不过，也应当说明，为了配合俄国同志，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些，因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与交战国不同。不过，在政治上，瑞士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在党的运动方面，瑞士从一开始就加入齐美尔瓦尔德派。关于党内分裂问题，我只想说明，围绕齐美尔瓦尔德派所展开的一场斗争，迫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脱离了党，留下来的是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的党，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尽管党内发生分裂，但仍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没有被清除出党。这也是为维护统一而采取的必要步骤。
　　在简要地介绍我们党的发展情况时，我只想说明，为派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团结的党内不是有两派，而是足足有三派。像施图杰尔、弥勒，格雷列希这样的右派没有被选入代表团；奈恩同志倒被选入了，此人后来向右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了右翼分子。后来形成的中派和左翼都派了代表，在代表会议上，这三派代表就各项问题投票表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我本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格里姆投票反对左派，理由是：身为主席，为保持各派之间的联系，他不得不保持中立态度。后来发现，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党内出现的斗争，是左翼联合中派共同进行的。格留特利联盟成员脱离了党，从而决定了党的道路。党急剧地向左转了，如果自我评论的话，那么根据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该党理应归入共产国际左派之列，它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我国的国情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格里姆同志俄国之行所肩负的使命，对瑞士党的运动产生了政治影响。当我们从电报中得知他在彼得堡的表现时，苏黎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其中主要是左派分子，立即看出，格里姆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和立场，跟他在瑞士党内一样，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不过，许多同志仍然认为，格里姆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他个人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我主张公开批判他的政策，但是我的主张未被采纳。他回国以后，先是宣扬虚无缥渺的激进观点，但没过多久，他就得出必然的结论。我们同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预计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斗争会更加激烈，因为届时党要最终确定自己的方针。是否会导致分裂，眼下我不妄加评断。
　　在瑞士，工会运动有着跟德国同样的问题。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物价飞涨，工人朝不保夕，他们不顾中央的意愿，奋起斗争。工会组织被迫出面领导斗争。但瑞士工人很快就看出，只有撇开工会章程，甩开旧工会理事会，在自己推选出来的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工人的物质状况才能得到改善。他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委员会，并且仿照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吸收革命派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决心大权独揽。尽管工会理事会从中百般阻挠，但工人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它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大规模罢工的斗争方法。工人正准备迎接战斗，并且不顾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呼吁，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向瑞士工人提出了宏伟的任务。我指的是工人最近一次的行动，参加的工人超过40万。
　　中央委员会历来谨小慎微，这一次又把苏黎世作为运动的指导中心。苏黎世举行罢工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为了挽回其每况愈下的威信，才不得不提出总罢工口号，从此，斗争遍及全国。至于工人拿起武器的问题，连想也没想。瑞士无产阶级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用不着拿起武器，只要停止生产，并且坚持到底，就必定成功。斗争持续了四天。到了第五天，中央委员会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这是工人群众所未料到的。必须指出，这是对工人事业的又一次背叛。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一批党内官僚混入其中而根本不称职，所以，借口继续罢工会导致一场流血的国内战争而破坏了这场斗争。这一行动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失败导致同盟歇业。斗争失败了。
　　为对付工人的这场斗争，当局曾出动装备精良的军队约4万人。这对于工人的勇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于工人进一步认清今后斗争的性质更是极大的促进。在斗争停止后，工人讨论形势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浴血奋战。
　　斗争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我要指出，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部被传讯，听候判决。几百名铁路工人因拒绝履行职责，将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俄国驻瑞士使团被驱逐出境。必须指出，要驱逐俄国使团的消息刚一传开，工人便怒不可遏。此后，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就多种多样了。我们明白表示，我们进行斗争，就因为我们认为当局蓄意对苏维埃政府进行挑衅。俄国使团驻瑞士期间曾通过专门机构大力协助我们获得俄国的消息，以驳斥流言蜚语，因此，我们对于使团被迫回国感到格外难过。
　　当我们的同志再度聚到一起时，我们把几本新作交出付印，并竭尽全力继续推广有价值的读物。我们向群众普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工人读了这些著作，不仅振奋了革命精神，而且进一步理解了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近来，我们自编宣传材料也扩大了普及规模，宣传方式也多样化了。我们努力通过传单、小册子和集会，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向他们阐明运动的目标。我要特别提一提一个小组，虽然我们和它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多亏这个小组。如何联合各小组共同开展工作，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只有党立场鲜明，这一点才能做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提一下：刊物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决不能放弃。只要确保刊物的内容准确无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在工人代表大会之前举行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预谋，企图使我们措手不及。我的特殊身分在党代表大会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身为党的书记，举足轻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发起攻势。在中派的支持下，他们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苏黎世改为伯尔尼，企图将苏黎世激进派分子控制的中央委员会交给伯尔尼的同志，对此，我提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改设伯尔尼，就等于屈从中派的政策。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志竟然同意选他进这届中央委员会。格里姆没有当选主席，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前任主席却甘愿由这位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出任主席，甘愿接受他的领导。这位主席走马上任以后，得意扬扬地在议会中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连齐美尔瓦尔德分子也不是。”
　　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能够登上主席宝座，全怪我们的同志。他们挖了我们极左派的墙脚，因而也在群众心目中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中央委员会迁址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因为下届党代表大会罢免了主席，并且证明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拥护极左派的。
　　关于出席沙文主义分子的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被大会否决了。投票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以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实属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的代表会议为理由而提出的关于反对参加会议的议案，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大会表示支持俄国党的同志。中派和右派无一例外地投票反对我们，但投票结果，我们仍占多数。这项决议对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选作会议东道国的瑞士，震动很大。

列宁（俄国）：
　　请俄国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很抱歉，我现有的大量材料只能向你们介绍一部分。我们能够在俄国本土举行国际代表会议，向同志们介绍有关俄国运动的大量材料，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以侨民身分发言，再也不必在介绍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时只谈一鳞半爪。阿尔伯特同志介绍了德国情况，其中有许许多多和我国过去的情况大同小异。他的报告使我想起克伦斯基年代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即大约1917年8月我们在俄国的亲身经历。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宣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政党。其余所有政党都反对十月革命，由此不难想像，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只能在毫无外援（而且要克服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只身挑起斗争的重担。
　　十月革命前，我们党约有党员1万名。如今，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俄国国内有党员近50万。也许，这个数量并不可观，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向所有目前愿意加入我们党的人敞开大门的。当然，在要求入党的人员中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有优秀的青年工人，这样的人我们是乐于接受的。但是，由于我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所以追求个人名利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乘机混入党内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党已经坚定、明确地决定，要阻止这种人入党。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布决定，取消几类党员选举出席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当然，限制党内选举权的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不过我要重复一遍，这种做法受到全党拥护，因为我们希望党坚如磐石，希望每个党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只是针对50万党员而言，因为现在整个国家机器自上而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党的核心是工人。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少数。只是近来，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在苏维埃机关共事，但他们入党并不那么容易。
　　我国工人组织的第二种形式是工会。其历史发展情况与德国不同。1904—1905年，工会起了重要的革命作用，现在工会又同我们并肩参加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目前，我国工会拥有会员350万。这是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会员拥护我们党的观点，工会的一切决议也都本着我们党的意图作出。工会中只有少数人坚持工会运动应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主张。多数人则认为必须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现在有一种呼声，要求工会国家化，也就是说，工会要正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呼声还相当高。其实，工会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它作为我们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没有两样。关于工资等级，形式上是由人民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然而决定权却掌握在工会手里。其他方面，如工人保险及工人生活的种种问题，也是如此。
　　工人组织的第三种形式是合作社。我国现有合作社25000个；城市有工人合作社，社员200万人，乡村有乡村合作社，社员1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合作社总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
　　不过，众所周知，苏维埃是我们的主要组织。其成员即工人和农民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至少可以说，在我们制定我国苏维埃宪法以后，我们看到，一部分中间阶层居民也逐渐有了选举权。以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情况为例。在彼得格勒享有选举权的约有65万人，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数的2/3以上。9/l0以上的居民享有选举权。我想，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国所有城市，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并行使选举权的共计l亿多人。
　　苏维埃的全部重任自然都落在普通工人身上。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来说，同样重要。当初，有人动辄吓唬我们，就连工人自己也曾经认为，重任在身，怕不能胜任。现在工作中仍免不了经常失误。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一个世界上绝非最有知识的阶级，已经表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有组织的党的领导下，这些繁重任务，它是能够完成的。
　　一直到最近，我们党仍是一个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来自工厂，党组织也是在工人区诞生的。如今，我们党已是城乡劳动人民群众的政党了。我们深入农村开展工作还为时不久，看来，这项工作不如在城市得力。但是可以说，在农村工作一年来，新生力量被大量地吸收到我们共产党里来了，在农村，所有其他政党都被排挤出去了。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很高，而且越来越高。农村青年，旧军队的士兵、城市工人，其中主要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在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彼得格勒工人尤为突出。过去一年，彼得格勒有28万工人先后奔赴前线和农村。对彼得格勒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不幸，然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却是福星高照，因为俄国工人的优秀骨干转入农村以后，可以在那里继续从事他们的有益事业。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已经涌向农村。现在，俄国的贫苦农民经历着农村的十月革命，农村是一个源泉，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
　　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有幸最先在一个国家里以全国的规模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珍惜这种机会。但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虽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我们党有35种党报。全国出版百余种苏维埃报纸，供农民和士兵阅读，这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今天，我们自己能够在小村镇出版主要由农民自己撰稿的农民报，这足以说明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我国的报纸发行量极为可观。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报《消息报》发行40万份。彼得格勒《红色报》发行28万份，仅仅由于纸张短缺，发行量才没有扩大。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行15万份，发行量也是可以扩大的。我们兴办了许许多多工人大学和农民大学，它们兴旺发达，为农村输送大批具有文化的人才，他们在那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在大城市，苏维埃成立了大的图书出版社。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社近一年来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图书l150万册。莫斯科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和图书就更多了。在这方面，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值得大加赞扬的。这个人民委员会还部分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现在我们党已经要求它自上而下地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全部工作。现在，我来公布几个数字；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出，1917年为3亿卢布，1918年为35亿卢布，1919年上半年已拨款40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何等艰巨。诸位浏览一下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连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现在国外对我国的经济状况议论纷纷。考茨基说俄国搞的是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确，国家十分穷困，我们接收的时候，国家疮痍满目，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现在，日子也很不好过。但是一年来，我们终究取得了成就，经济部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它虽然有待改进，但毕竟有工作效率，而且也差强人意。为满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需要，明年将拨款100亿卢布。任务之艰巨，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
　　至于住宅问题，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毕竟向前迈出了几大步。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住宅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即使不能立刻根本解决、但至少可以大部加以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核心即工人群众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住宅，分给工人；没收了必不可少的家具，分给工人。昔日资产阶级居住的市区，如今那里整条整条的街道已经为我们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工人住宅区，那里居住着工人党员，居住着工厂的所有工人。
　　红军情况是一个特殊题目，我不作介绍，留给对军事比较内行的同志，比如托洛茨基同志，来作简单的介绍。
　　从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我们认为也是我们的一项崇高义务。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因此对我们暴跳如雷。我们履行了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支持一切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工人运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义务。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党空前统一。革命初期，一些同志离开了党；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党内争论尤其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如果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有可能使德国同志在国际上陷入困境。我们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唯恐稍有失策而使德国或别国的工人陷入困境。幸而结果并非如此。我们得到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谅解，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假如我们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比如与协约国缔结和约，那么我认为，我们党将会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会对我们表示理解并给予全力支持。
　　应当指出，我国工人殷切希望建立国际联系。这种愿望并非自今日始。革命初期，正当孟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阿尔伯·托马和韩德逊等一帮老爷来我国访问，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也照样欢迎。他们一到彼得格勒，我们的工人群众立刻认真接待，其实，他们彼得格勒之行的目的是要同策烈铁里、克伦斯基等一帮老爷进行勾结。现在，我国工人阶级已经认清，他们不过是一些冒牌社会党人。当前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就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名最普通的工人也能分辨清楚。
　　关于所谓红色恐怖，我还想谈一点意见。我听我们党的国外朋友说，我们遭到围攻，红色恐怖是一大罪状，就连一些朋友也往往不能在这方面对我们表示谅解。但是，在我们大家经历了德国事件之后，在我们大家确信德国国内战争远比我国的激烈之后，在我们大家经历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的那些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对我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的朋友们终于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拿起锐利武器，实行红色恐怖。一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果不偏不倚的话，不会指责我们恐怖手段用得太多了，倒是会责备我们有时太心慈面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有部长都被我们释放，就是一个例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往国外，现在跟我们作斗争。科诺瓦洛夫，马克拉科夫，总之，所有现在在巴黎大肆攻击我们的先生们，当初都是曾被我们抓获，又被我们释放的。前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他释放了，前不久，他表示愿为我们效劳，就连19l7年7月搜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同志的主谋阿列克辛斯基，也被莫斯科苏维埃释放了，现在莫斯科工作。只要是从全局着眼，你们就不会不承认，我们党采取红色恐怖手段，这是历史的必然。
　　大家都知道，那些自称社会党的政府曾经反对我们，攻击我们，结果一个个失败了，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主席团）向我们党投降了。我已经向诸位介绍过彼得格勒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在150名苏维埃成员中，有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五六个右派分子，10来个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候补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都按照我们党的纲领办事。选举大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假如有人，比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利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非要选举其他政党党员不可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当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人当中也确有个别人怀有不满情结，原因是粮食紧张，特别是面包短缺。但是，一到了选举日期和面临信任什么人的问题时，工人阶级的中坚分子，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对我们党表示绝对信任。这足以证明，尽管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履行了我们在俄国的义务。研究巴黎公社的全部活动，领会1871年巴黎工人给全世界的启示，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志向，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不言而喻，就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而言，我们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的法国工人阶级前辈的功劳。同志们！我们也许已经处在转折关头，可以松一口气了。现在有种种把握可以认为，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对我们下手，它无法对我们下手。何以见得？劳合-乔治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发表声明，说假如它们知道征服俄国需要多少兵力的话，它们大概就不会那么胆大包天地坚持发动战争了。他私下对他们低声说：没有百万大军不行，也许百万还不够呢！要纠集100万白卫分子，谈何容易，而要策动工人反对我们党，更是难上加难。当初，我们四面受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先头部队意识到，各国大多数工人将和我们同舟共济。今非昔比，目前在各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看来，能够加入共产党，能够走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无尚光荣的事情。
　　同志们！1871年英勇的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针。我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教导我们要热爱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遗训是我们的法宝。致力于实现巴黎公社的遗训，协助国际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崇高事业。

　　普拉滕提议休会3刻钟。（通过。）

　　复会以后，列宁请芬兰代表西罗拉同志报告芬兰情况。

西罗拉（芬兰）：
　　同志们！自从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为了击退白匪的反革命进攻，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芬兰无产阶级奋起英勇抗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缺乏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但是他们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达三个月之久，并且在后方大力组织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芬兰无产阶级的这一次即第一次革命失败了。虽然参加赤卫队的男女工人无比英勇和不怕牺牲，虽然我们的俄国同志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援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顶住由芬兰、瑞典德国和俄国军官指挥的国际白卫军的进攻。4月底，德帝国主义孤注一掷，出动正规军，使白匪阻止革命的优秀有生力量按预定计划向俄国撤退的阴谋得逞。这一群嗜血成性的反革命豺狼的野蛮、残暴的报复行动是有目共睹的。一连数月，刽子手们不停地挥舞屠刀，数以百计的芬兰无产者，不分男女老少，惨遭杀害。跟芬兰无产者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俄国同志和赤卫队教官。据前不久芬兰报纸报道，遇害者总计在13000人以上，此外，报纸还经常补充报道某某团体被处死的无产者有100—300人，甚至还要多。除此之外，还有在集中营里饿死、病死和被折磨死的15500人。
　　上述惨绝人寰的事实绝无半点夸张，那些幻想在民主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工人应当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第三国际的同志把芬兰无产阶级的教训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向他们本国的工人反复说明。人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概括地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尽快地从根本上明确自己的立场，立即同那些已经背叛工人和在关键时刻可能背叛工人的分子及团体决裂。是民主还是专政，这是不能含糊的，必须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决不能把主动权让给敌人，要相机主动出击，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即国家机器。
　　长期以来，我们受工人运动“统一”这种思想认识的束缚。革命以后才发觉，分裂是必不可免的。界限十分分明。在芬兰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让旧社会民主党极右翼获得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这显然是为了麻痹工人。这群叛徒千方百计要断送芬兰无产阶级去年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以议会制为口号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工人运动。他们已经博得某些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同情，而且，在目前和今后的政治选举中无疑也将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然而，那些饱尝饥饿、监禁和磨难之苦，对白色恐怖记忆犹新的群众，由于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俄国实现，而不会听信这帮资产阶级奴仆的说教。芬兰革命无产阶级同目前在伯尔尼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叛徒称兄道弟的谢德曼、布兰亭之流毫无共同之处，芬兰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证实，芬兰无产阶级衷心拥护共产党成立。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芬兰共产党于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由芬兰流亡者宣告成立。说到流亡，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过流亡生活，这非同一般。过去，我们虽然是激进派分子或者说是左倾激进派，但是今天，读了俄国同志的理论著作，尤其是目睹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结合芬兰的革命经验，我们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在我们党致列宁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4]，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观点，阐明了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党中央设在彼得格勒，所以，我们从彼得格勒向侨居俄国的芬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我们已经在俄国建立了将近25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版了40余种小册子，还创办了一种报纸和两种杂志：一种是芬兰文版，另一种是瑞典文版。我们在党、政、经济、文化各方面同俄国同志密切合作。当然，军事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军事部门十分重视为红军训练合格的芬兰战士。我们还翻译了近15种军事著作，举办了训练班。
　　在芬兰国内有许多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出书办报，进行政治宣传，其成员以不怕坐牢、不畏拷打、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月底，在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当前芬兰革命任务的提纲，现将提纲一并附在记录后面。
　　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同芬兰国内忠于革命的同志并肩战斗。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对芬兰当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影响，即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小小的芬兰也随处可见。芬兰资产阶级曾经独出心裁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如今，腐败堕落现象触目皆是，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盛行一时。饿殍日渐增多。国家预算从1亿元猛增到10几亿元，国家增收捐税，债台高筑。行贿成风，文化遭到亵渎。军阀势力应运而生，军官耀武扬威，却毫无真才实学，独裁者身边侍从马弁应有尽有，好不威风。反动势力猖狂至极。亚兰群岛及其他地区操瑞典语的居民主张分立，说明国家已全面崩溃，而沙文主义者却还在那里异想天开，要夺取什么新胜利。当然，除以上种种，也少不了宪兵，自卫军胡作非为，革命者横遭迫害，当局动辄搜查捕人，还搬来中世纪西班牙的残酷刑法，实行严刑拷问，以企图越狱逃跑的莫须有罪名枪杀犯人，等等，不一而足，使社会变得暗无天日。
　　这种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现在只要有一把火，革命形势即可发生突变，而只有国际形势的变化才能点燃这把火。芬兰资产阶级冒险投靠德国而惨遭失败后，必然转向协约国，如今，协约国正期待它的这只新走狗为世界帝国主义扼杀布尔什维主义效犬马之劳。芬兰出兵爱沙尼亚，在国内纠集俄国反革命武装匪帮，就是为协约国效劳的证明，这群匪帮还做好准备，要阻止芬兰实现独立。显然，这种冒险注定要彻底失败。这预示着将有一场斗争，斗争的结局将是建立无产阶级级的专政，而我们的忠诚可靠、英勇不屈的革命前辈——俄国无产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范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相信它们会给予支持。芬兰无产阶级也将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世界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精神鼓舞下，奋起战斗。

【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5]


　　1919年1月在彼得堡举行了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芬兰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芬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的提纲如下：
　　1．推翻剥削阶级政权，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为此，必须打垮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解除私有者阶级的武装。
　　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以保证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捍卫革命成果，防止剥削阶级重新上台。
　　2．无产阶级接管一切国家政权。
　　必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取消资产阶级官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自治制度，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自治制度，由无产阶级自己选举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直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自由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压追者才能享受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以上是全体工人、红军士兵、被压迫农民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应具备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3．无产阶级应以自己的政权强迫剥削阶级绝对服从革命纪律，履行普遍劳动义务。财主的私有财产应立即没收，生产资料私有制必须彻底废除。
　　4．凡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地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其他生产部门，应一律改变为社会主义劳动公社的生产部门。
　　大型生产企业应由劳动协作社或劳动公社管理，并吸收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代表参加。管理工作应实行集中制原则和计划经济原则。
　　5.不得以任何方式（不论出卖、典当或其他交易）将耕耘者耕种的土地转交给投机倒把分子或剥削者；懒汉如不自己耕种土地，而靠他人劳动致富，则应没其耕地归全民所有，分给切实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农业工人应加入劳动协作社，由劳动协作社管理大庄园的生产。为管理大庄园的生产，苏维埃政权应当出面建立中央主管部门，并设法为其提供必要的农业机器，配备有经验的领导人。
　　6．为彻底打破资本的垄断地位，苏维埃政权应立即将所有银行收归国有。
　　7．商店及其商品储备应予全部没收，并由社会组织产品分配。
　　8．富裕人家的房产及其全部家具应立即没收，以满足贫苦工人居民的需要。
　　9．工人苏维埃既是革命立法机关，也是革命权力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成员必须真正符合劳动人民阶层的意志。表决权属于工人、红军士兵和农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不得享有选举权。
　　10．全国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它是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罢免人民委员。
　　11．选民有权随时召回由他们选举的，但因某种原因而失去他们信任的代表。
　　12．芬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同其他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同盟。世界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建立国际总同盟。

　　列宁（俄国）：
　　请挪威代表斯坦格同志发言。

斯坦格（挪威）：
　　挪威工党是挪威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联合了国内各个社会主义派别。挪威工党虽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6年至1917年冬，挪威发生粮荒，燃料告急，工人闹革命的劲头很足。党中央和工会及时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将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对付政府，并声明将立即召集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既没有召集代表大会，也未采取其他强有力的手段，致使工人强烈不满。
　　1917年至1918年冬，建立了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春，两个苏维埃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苏维埃要立即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声明要在全国实行接管。这时，党的各部门和工会就党的立场展开了热烈讨论。党中央及其机关报（维德内斯任编辑）明确表示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一切革命倾向。它们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希望进一步发扬民主。但是，它们的观点遭到党的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反对。
　　1918年复活节期间，中央委员会中的革命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议案，一是要求宣布党是一个革命党，二是要求说明这个革命党虽然首先采用议会方法，但是衷心拥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这项议案以159票对126票的多数获得代表大会通过。此外，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因为右翼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左翼代表组成。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公开表示拥护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拥护斯巴达克联盟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
　　由此可见，尽管挪威工党以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无时不在运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它虽然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战斗机构，却又不反对民主议会制，也不拥护苏维埃宪法。说到苏维埃宪法，目前各报和各工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前，工会组织完全受右翼操纵，因此，在1917年秋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所谓“工会反对派”提出的一切重要议案均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但是，自那时以来，工会的思想认识也起了重要变化，因而至1918年，“工人同盟”（矿工、建筑工人等）和“冶金工人同盟”这两大工会便转到左翼一边来了。
　　德国革命后，挪威工人的革命情绪也高涨起来，从而党内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工作了。目前，党中央和工会中央的共同行动纲领是：（1）全力推进社会民主纲领的实施；（2）筹建工人代表苏维埃，但目前暂不建立；（3）立即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使之成为军队中的宣传机构。
　　大家看到，要不要彻底放弃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即拥护苏维埃宪法，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工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个人相信，随着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在这个问题上必将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但是，迄今为止，党中央没有机会亮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我离开克里斯蒂安尼亚[6]来此之前，党中央也并未接到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因此，在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磋商之前，我个人不能对成立新的共产国际发表意见。但是，我将十分高兴地参加共产国际的筹备工作，并愿意向挪威工党报告我们的会议结果。我相信，既然挪威工党已经朝着革命目标迈进，那么今后它也必将为促进国际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列宁（俄国）：
　　请美国社会党代表雷恩施坦同志发言。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很抱歉，我不能像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些同志那样向你们报告美国运动的近况，因为我离开美国来这里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只能概略地向诸位介绍一下美国的现况。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迅速向左转，而自从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在人们心目中，战前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与工业垄断的国家，这完全正确。在这个国家，民主制度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更成熟、更发达。我相信，要说美国已经完全具备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条件，这并不过分。我举几个事实向诸位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尽管美国工人运动就整体来说还明显落后，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不多，但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充分具备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首先，经威尔逊总统任命、由非社会党人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官方委员会承认如下事实：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民急剧贫困化，将近37％的农民即农场主不久前还能自立，如今，土地已丧失净尽，要靠租种田地维持生活；虽然其余2/3的农业人口中将近半数名义上是农场主，但农场所欠银行抵押借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作为中间阶层核心的农场主，其处境近几年来迅速恶化，纷纷破产。据另外一个委员会调查，战前几年，美国有3250万男女和15岁以上的青少年靠救济或工资维持生活，可见美国人民生活下降速度之快。如果加上儿童和老人即“老化"的公民（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中，年过40的人就被视为无用之才），那么诸位可以看到，这3250万以工资为生的人口，竟占全国人口近2/3。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就在广大群众日益贫困的同时，资本却在不断集中，资本集中的规模之大，是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据一位经济学家统计，战前几年，股票和债券资本（不是指美国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指目前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银行——摩根银行而言）就超过5.27亿美元。这还是老摩根尚未进入晚年的时候，即1892年的情况。从那时起，摩根银行的资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农、工、商的资本完全集中在它的手里。1912年，摩根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不是5.27亿美元，而是260多亿美元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和工业垄断的国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手里，现在，这些亿万富翁既可以让百万工人，不，岂止百万，可以让千万工人就业，也可以让他们挨饿。这些亿万富翁主宰了大批雇佣工人的命运。由以上事实可以断言，就国内社会矛盾来说。美国是整个资本主义统治中的一个火药桶。因此，即使在战前，只要美国国内爆发一次大罢工，发生一次工业危机，或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局面就不可收拾，这种看法并非盲目乐观。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相当注重实际而又诡计多端，它为自己设置了可靠的避雷针，具体来说，就是指使龚帕斯来扩充反社会主义的庞大工会组织。我们不应当把龚帕斯看成是美国的谢德曼。固然，谢德曼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但他不是真正的社会党人，虽然他过去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龚帕斯倒不如说是美国的祖巴托夫，他一贯坚决与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目标为敌，尽管如此，但他现在仍然是美国劳联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的代表，而美国劳联是仰赖劳资合作，瓦解工人阶级力量，阻止工人阶级同美国资本主义作有效斗争的。
　　另一个对无产阶级起麻醉剂作用的所谓避雷针是，美国社会党最有影响的领袖推行机会主义，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领袖一样，生怕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脱离机会主义轨道，转而以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几十年来，这两个因素阻碍了美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
　　好在今天我们可以依据事实，依据社会主义运动及整个工人运动内部最近的发展情况，满怀信心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两根避雷针已渐渐地失灵了，而且愈来愈不灵了。纵然那些为资本家和教会所控制的反社会主义工会领导人煞费苦心，但近几年来美国工会内部仍然动荡不定。这种动荡和向左转早在1916年就已有苗头了。美国四大铁路员工（司机、司炉、列车长和列车员）组织决定联名提出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而在此之前，它们各自分立，从不愿意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四大组织态度十分坚决，断然拒绝用调解手段解决这场纠纷。它们坚决表示，除非立即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停止铁路运输。政府无奈，只得优先处理此事，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上上下下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研究对策，防止工人罢工。在四大铁路工会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立即颁布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法。但是人们也看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套政府机构设置得何等巧妙。八小时工作制法虽然颁布了，但是还要由美国最高法院就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这项法律符合宪法，但又补充说明，今后，铁路工人无权罢工，无权阻碍列车运行。这就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这个事例说明，在一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徒有其名，而且直接危害工人的利益。此外，这四大铁路工人组织一改过去“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毅然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这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保守的工会内部也有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他们在斗争中逐步学会了运用革命武器。但是，还必须从政治角度和工会角度对工人运动切实加以改组。美国政府把国家拖入战火之中，这对改组工人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美国革命社会党人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的确是一种新气像。美国一经宣战，人们就立刻看出，战争不得人心，群众毫无热情可言。当然，资本主义报刊千方百计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从产业无产阶级（少数人除外）身上丝毫也感觉不到对战争的热情。由于战争日益不得人心，社会党和工会的许多原来深孚众望的机会主义领袖也随之威信扫地。近18～20个月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已经明显地向左转了。号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在几年以前还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往往听命于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也变得明智起来，不再死心塌地信奉无政府主义了。它们坚决反战，坚决反军国主义，坚决反社会爱国主义，坚决反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三年以前几乎完全由社会爱国主义或纯粹议会派领袖控制的美国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向左转的变化。1917年在圣路易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期间。这个党第一次有了真正革命的要求，而且，革命要求之强烈，竟使得许多原来的领袖被赶下台的被赶下台，受孤立的受孤立，威信一落千丈。希尔奎特一类的领袖为维护自己的威信，不得不唱起革命高调。他们随机应变，见风转舵，足见其老奸巨滑。其他许多人没有照此办理，结果一败涂地。党的一大批好样的基层领导人甚至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英勇、刚强，所以直到最近，党的革命立场仍然保持不变。党内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派系。美国有名望的宣传家德布兹，在美国社会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至于社会工党，它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在纲领和策略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目前美国工会组织及政治团体的情况看，人们有理由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必将发生变化，社会党的各种革命分子终将联台起来，共同反对那些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甘当所谓避雷针的分子。人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只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钟声一响，美国无产阶级就将走上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坚信，在这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无产阶级必将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资本在反对中欧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勿庸置疑，俄国革命曾对广大美国无产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在迅速觉醒的美国群众心目中与日俱增。因此，我可以断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到，几个月来，威尔逊的调子变了，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政府的态度变了，这无疑是下面即正在觉醒的广大美国无产者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大家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步骤，必将为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际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它的建立不仅会受到我党党员的拥护和一致赞许，而且我们大家也会受到千百万群众的热烈称赞。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不久，美国大多数无产者也将在我们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列宁（俄国）：
　　请匈牙利共产党代表鲁德尼扬斯基同志发言。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由于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在途中被扣留，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因而，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便由我们党设在这里的执行部根据2月15日以前从国内收到的消息写成。
　　11月底，由一批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即极左分子和一小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匈牙利共产党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最早依靠的群众是冶金工人。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国内总的形势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利。
　　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政权实际仍掌握在当年由约瑟夫大公建立起来的政府手中。所不同的只是国务总理卡罗伊伯爵及其追随者自称他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并受国民会议管辖。国民会议的职权就是从前议会所行使的职权，其成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进派分子及社会民主党人。国民会议预定行使职权直到有立法权的国民大会选出时为止。
　　不过，在共和国刚刚成立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立刻预见到今后革命的发展趋势。农民盼望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土地；无产阶级希望摆脱剥削，广大士兵纷纷逃离日趋瓦解的军队，返回家乡，要求就业和给予照顾。政府满足不了以上种种要求，致使群众益发不满。
　　恰在这时，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立即行动起来。最初，社会民主党不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眼里，但是没过多久，它就看出群众不是跟着入阁的社会党人跑，而是拥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很快就取得成就，但是在刚刚取得几项成就以后，社会民主党便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
　　共产党人反复向无产阶级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共产党人还天天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能维护私有制，只能对抗工人群众的利益，而社会民主党则一口咬定说，一旦共产党人在匈牙利站稳脚跟，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一就将完蛋。社会民主党的论据只此一端。这种反宣传尽管收效不大，却也为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会组织的默许下残酷地迫害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方便。
　　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工人群众中成效最大。在许多工厂，工人上下一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士兵，主要是特种兵当中，共产主义思想也十分活跃。
　　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民当中的发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那里的共产主义组织完全是贫农自动建立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农民，主要是被俄国俘获遣返回去的农民，纷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并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类似的现象在苏维埃也有。不过，总的来看，匈牙利的苏维埃运动还开展得不力。城市无产阶级受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双重影响，因此，一小部分原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现在几乎完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共产党人只能将这些组织作为战场。
　　至于士兵代表苏维埃，就不存在这种斗争，因为共产党人已经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居多数。农民代表苏维埃虽然不很强，数量也不多，但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握。
　　由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由于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预言，共产主义也必将在匈牙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列宁（俄国）：
　　请瑞士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卡谢尔同志发言。

卡谢尔（瑞士）：
　　同志们！在瑞士，除了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其规模虽然不大，但目标明确。
　　瑞士共产主义运动是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产生而产生的，并受到他们的栽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思想也在我们瑞士传播开来。
　　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学习，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认识到必须采取群众性行动，而且，这种群众性行动不是要等将来采取，而是必须立即就采取。我必须承认，当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十分明确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我们自己曾设想制定一部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没有文献可资参考，我们本身也缺乏政治传统。1917年，伊奇内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瑞士创办了《呼声报》，对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向工人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纲领。1917年夏，赫尔佐格同志成立了士兵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向军队的士兵宣传社会主义，为日后开展革命运动做准备。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普拉滕同志则极力利用这个士兵组织来首先改善士兵生活，对此，共产党人进行了抵制。士兵组织保持了它的真正革命性，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十月革命的时候，瑞士共产党人曾公开上街采取行动。俄国苏维埃政府后来所实施的纲领，其大部分要点，我们的传单都谈到了；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就向群众提出在瑞士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想必同志们已经从报上获悉，我们发动这场运动，其结局十分不妙。枪声两天持续不断，在自由的瑞士出现了在俄国只有1905年才出现过的那种场面。反动派用机枪扫射。枪声过后，反动当局又是戒严，又是大肆搜捕，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断改换名称出版的报纸也被查封了。
　　这一次，共产党人的收获是，瑞士工人阶级忿于物价飞涨和因不满现实，走投无路，在俄国革命运动熏陶、鼓舞下，表示完全支持俄国革命。只是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共产主义运动吸取这一次教训，改变了方针。我们认识到，夺取政权才是目标。但是，瑞士工人阶级不满足于这种总的提法，希望提出明确的口号，他们历来讲求实际，总想知道斗争的目的是什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物价昂贵，他们对待遇也非常不满。于是我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征集食品，二是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是按财产而是按需要进行食品分配。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口号相当激进，最容易为瑞士工人所接受，并且也和过去的口号确有不同。这两项口号特别是第二个口号，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实现这两个口号，就等于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这项积极的工作在1918年也未曾间断。这时，工会也开始同情共产党人。瑞士工会和别国工会并无任何区别。一些彼此要好的共产党员在冶金工会内部建立了党小组；党小组行动纲领的要点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1918年夏，在奥尔滕举行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士兵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全国13个州有26名代表出席大会。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有一种呼声，主张坚决退出社会党，另立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留在党内，充当党内反对派。党内两派领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大。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和过去一样，就是要全力以赴，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们加倍努力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以此抵制在工人当中普遍出现的另外一种倾向，即鼓吹党和工会联合，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口号是党的左翼炮制出来的。在奥尔滕搞的这个委员会必然要惨败，这是在我们意科之中的，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极力加以反对。大部分工人跟着我们走。同时，我们还向工人说明，议会制早已过时，不要再对这个资产阶级机构存任何幻想。
　　党报将我们拒之门外，《民权报》就连我们的开会通知书也拒绝刊登。我们只好手写，并亲自到工厂分发开会通知。士兵组织也横遭迫害。密探跟踪监视，我们只得转入地下。
　　在各党小组内，要求脱离社会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两党分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那是1918年10月。苏黎世银行行员罢工结束以后。苏黎世工人曾为声援银行行员而团结一致地举行了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几个银行家施加压力（其实这几个银行家并不是不肯，而是没有来得及以书面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还在于自发地缓和几个月以来因准备在全州举行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总罢工而在苏黎世一直存在的紧张气氛。苏黎世工会和工人罢工领导人普拉滕同志及金同志则不然，他们趁机要拉银行行员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没有成功，银行行员没有参加总罢工）。
　　工人群情激昂，一致拥护赫尔佐格同志关于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口号下坚持罢工的动议，但是，由于临时召开的代表会议和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于次日使停止了。《呼声报》领导人因擅自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赫尔佐格等同志被开除出党，各党小组也受到严厉的申斥。
　　社会党各级组织所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继续与他们共事经已经不可能。于是举行了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不久，当局便大肆搜捕，组织完全遭到破坏。共产党只好转入地下，并由此而引起了总罢工。罢工的第二天，我们就预料到罢工的结局。罢工领导人竟然要求工人“保持绝对镇静”，他们不敢游行，害怕集会，致使资产阶级得以严密部署警察，安然度过罢工难关。纯属经济性质的罢工绝难奏效，工人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但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党本身，都把采取革命行动视为畏途。奥尔滕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是这场运动整个发展过程的必然结局。和以往大多数情形一样，这次运动不是由群众自己掌握，而是由少数几个领袖一手操纵的，对这些领袖来说，短暂的“和平”总罢工不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如此而已。
　　群众得知罢工领导人的叛卖行为（叛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了），便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我们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共产党人有理。”可见，群众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一味信赖几个人，没有利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亲自领导罢工，以致酿成这种结局。在这次罢工以后，冶金工人代表率先建立了苏维埃。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不甘落后，不久，苏黎世工人代表苏维埃便宣告成立，但因为有警察严密监视，所以，它一时还不能公开活动。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政府出动了大批军队，借口是防范共产党人随时举行武装暴动。总之，共产党成了替罪羊，难怪共产党人受迫害最深，最烈。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办事审慎的领袖又一次给受压制的工人以机会，让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求；撤销奥尔滕委员会，撤销所有委员会，立即在全国举行工人代表苏维埃选举；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在总罢工期间，士兵组织已建立起士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而首先是在近期内举行革命武装总罢工，罢工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监督分配的制度。此外，我们还要求改变农民政策。我们的口号和要求得到工人的拥护。数万份宣言散发一空，工人对宣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暴跳如雷，连篇累牍地攻击宣言，幸存的少数同志也以叛国罪被逮捕，当局增派了军队。只有党报和党的最高机关继续推行不闻不问的政策，对于紧迫的问题，避而不谈。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共产主义纲领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冶金工人共产主义小组向大会提出了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案。但是，在左翼（普拉滕同志和吕格同志）提出的关于选举新委员会的议案被否决之后，冶金工人的提案就根本没有提交大会表决。后来，在为专门研究冶金工人提案一事而举行的冶金工人代表大会上，该小组因主张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受到申斥，说它闹分立；代表大会还警告苏维埃代表说，如有“违背会章”的行为，定将开除工会会籍。
　　争取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着，同时，我们为武装士兵和工人，也做了许多工作。
　　最后，还有必要就我们对党内左派的态度简单地说几句。关于武装工人与士兵的问题，以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左派同志的看法最近已经变了，开始赞成我们的观点。俄国党的共产主义纲领在理论上受到左派的一致推崇，左派同志在报刊和口头上都极力维护布尔什维克及其政策。左派同我们的关系与全党同我们的联系一样。但从目前他们向左转的变化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派终将退出原来的党，走上在瑞士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政策的道路。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和现在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瑞士共产党。

　　阿尔伯特提议听取关于俄国共产党，特别是关于红军的补充报告。（一致赞同。）

托洛茨基（俄国）：
　　阿尔伯特同志说，红军问题在德国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题，我听这意思是说，我国红军就要入侵东普鲁士了，害得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关于这一点，阿尔伯特同志可以转告德国当今执政者，请他们放心。入侵与否，目前无暇顾及，这究竟是福是祸，见解自然各有不同。至于我国遭到进攻的危险，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比当初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要好上千百倍。这无须赘述。当时，无论在建设红军方面，无论在建设整个苏维埃政府方面，我们都还处在幼年时期。红军当时叫做赤卫队，现在，这个名称早就不用了。第一批游击队，临时组建的革命工人队伍，最初都叫赤卫队，队员们出于高度革命热情，把无产阶级革命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推向全国。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赤卫队首次同德国正规军交战时为止。这次交战明显地暴露出这些临时组建的队伍虽然可以打败俄国反革命势力，却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保卫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此，工人群众对军队另眼相看，建军的老一套办法也随之废除了。迫于形势，我们着手建设一支组织严密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我们的纲领本来有“民警部队”的提法。然而，在一个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民警部队”的提法不能成立，那是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是因为：军队和政权性质历来是密切相关的。老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队是战争工具，因而军队必须与政治相适应。既然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那么军队就其社会成分而言，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军队。
　　因此，我们实行了入伍资格审查制度。自去年5月份起，我们把志愿军和赤卫队一律改编为义务兵役制的军队，但入伍者仅限于无产者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我们说，“民警部队”这种体制不合俄国国情，其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昔日的沙皇帝国里至今还保存着几支敌对阶级的军队。在顿河一带甚至还有保皇军队，为首的是哥萨克军官，下属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哥萨克富翁。其次，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有立宪会议派军队。这支军队也美其名曰“民军”，不过，这支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立宪会议的老爷们落得两手空空，万般无奈，只好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让给“民主派”，自己则投奔我们苏维埃政府了。高尔察克上将不客气地逮捕了立宪会议政府成员，军队也随之变成保皇军队。由此可见，在发生国内战争的国家里，建设军队的原则只能是阶级原则。我们照此办理，结果成功了。
　　指挥人员问题确是一个难办的问题。我们当然优先从工人和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农民当中培养军官。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这项工作，大家在这里，即在这幢楼门口就可以看见不少红军“准尉”，他们不久将以红军军官身分跨入苏维埃军队行列。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不想说出具体数字，因为军事秘密永远是军事秘密。再说一遍，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年轻的红军准尉慢慢成长为红军将领，敌人不给我们这种喘息的机会。我们还不得不求助于旧军队的指挥人员，从这支后备力量中选拔许多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这项工作也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物色军官，绝不是挑选那些过去耀武扬威的宫廷侍卫，而是选择那些朴实，有才干的人，现在他们协助我们对付那一帮旧军官。我们红军指挥人员的来源是：一，旧军官团中的优秀与正直分子，并为他们配备精干的共产党员作政治委员；二，士兵、工人和农民当中的优秀分子，让他们担任下级指挥人员。
　　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诞生以来，就被迫进行战争直到现在。我们的战线长达8000公里以上，南，北、东，西四面都有武装敌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只有奋起自卫。不错，考茨基甚至指责我们发展了军国主义。但我认为，既然要保住工人政权，我们就只有认真地进行自卫。要自卫，就必须教会工人使用他们亲手制造的武器。我们是从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工人入手的。如果这也算作军国主义，那就是我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我们决不放弃它。
　　去年8月，我们的处境极端艰难。在我们周围不仅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且这个包围圈愈缩愈小，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从那时起，我们奋力将包围圈向外张，越张越大，六个月来，红军为苏维埃共和国夺取了至少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人口大约4 200万、16个省份，16个省会。这16个省会的工人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今天，你们如果在地图上从莫斯科往任何一个方向划一条直线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各个战场上都有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紧握手中枪，守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作为这支军队真正核心的工人党员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而且也是第三国际的红军。此时此地，我们能够盛情接待这次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代表，并以此报答西欧各兄弟组织多年来的周到接待，这也多亏红军作出努力和牺牲。红军吸收了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他们有的充当普通士兵，有的担任军官或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我党和苏维埃政权派驻军队的直接代表，他们遍布各团，各师，把握政治方向，进行思想教育，以身作则教导红军土兵如何为社会主义奋斗以至牺牲。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我们已经在斗争中失去了成百上千个优秀社会主义工人。我认为，他们牺牲，不仅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也是为了第三国际。
　　此时此刻，我们毫无入侵东普鲁士的野心，相反地，如果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不来打扰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旦时机到来，我们的西欧兄弟向我们求援，我们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学会了运用武器，我们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

　　鲁特格尔斯借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席话，介绍了美国工人听了赞扬俄国红军的宣传之后所表露出来的兴奋心情。当时在各地宣传集会上，妇女们当场捐献了自己的首饰戒指，以表示对红军的支持。

列宁（俄国）：
　　请荷兰共产党代表鲁特格尔斯同志作报告。

鲁特格尔斯（荷兰）：
　　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必须指出：早在十几年以前，在荷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新主张之间就已经发生过形式上的决裂。

　　荷兰革命运动产生于俄国革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浴血奋战时期。那时，我们创办了党报《论坛报》，并因为在《论坛报》上进行宣传而被开除出原来的社会民主工党。好一个“出版自由”！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同俄国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那时，我们就盼望俄国的斗争方法克服障碍，经俄国传入西欧。柏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但是，有一群党阀在考茨基的指挥下极力诋毁群众运动策略，致使这种策略完全变成防御性的策略。形势逆转了，不是朝着革命，而是朝着世界大战方向发展。显然，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也对荷兰产生了影响。
　　固然，年轻的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现在叫共产党）尽管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但还不可能掀起以党为中心的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不过，荷兰革命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共产党今后的策略。《论坛报》向读者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文章和言论。至于荷兰的罗兰-霍尔斯特、哥尔特、潘涅库克、万·拉维斯泰因、怀恩科普等同志，他们都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
　　在国内，荷兰年轻的革命党不得不同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硬把党的主席怀恩科普赶出会场。码头工人当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出来保护我们，并派了几条身高6英尺的大汉子为我们保镖。
　　在思想上，我们同荷兰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关系较密切，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党就同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及工团主义分子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要求复员军队，并抗议政府推行掠夺性的粮食政策。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了，因而当群众迫于饥饿和贫困而奋起斗争时，我们党就能够把群众斗争引导到革命轨道上来。
　　大家知道，在荷兰曾多次举行反饥饿反贫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且示威群众在和军队发生冲突时均有伤亡。妇女为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被警察驱散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还受了伤。
　　德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在荷兰举行了示威成游行，每次游行都有人伤亡。当时，资产阶级已经魂不附体，在公共建筑物周围垒起沙袋，到了夜晚，军队枕戈以待。起初以为，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也拥护我们的主张，但社会主义叛徒匆匆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竟然认为，各项改良用和平手段照样可以实施。革命运动也就一度停顿下来。
　　然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军队拒绝向工人开枪，军队也未必就忠于资本家。于是，共产党就在各种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代表苏维埃。
　　不过，目前荷兰处境艰难，它已完全变成英国的附庸。荷兰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原先依靠德国。但自从德国丧失帝国主义国家地位以后，荷兰资本家就只有指靠英国，即向英国暗送秋波，好让约翰·布尔反过来求助于荷兰资本家，请他们去掠夺殖民地，并从中分到一份好处。至于大部分好处，今后当然要归英国资本家所有。令人担心的是，荷兰资本家为保住自己的一份好处而甘当马前卒。由此看来，荷兰必将进入反动黑暗的统治时期。芬兰和波兰曾受别国唆使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荷兰也一样，它将受别人指使而反对东方无产者。再者，今后它要处处依附英国和协约国，因而有朝一日，难免要成为进攻革命德国的一个跳板。
　　荷兰无产阶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共产党对于今后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亟需国际援助，我们衷心拥护首届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各革命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我们最生动的宣传资料。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持国际上的联系。　
　　同时，我们迫切希望这次代表会议就斗争方式问题作出具体决定，因为我们要同殖民地黑色和黄色人种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我们在殖民地的任务也十分艰巨，需要大量人力，只有群策群力，才有希望在目前取得胜利。

列宁（俄国）：
　　还有其他补充意见吗？

普拉滕（瑞士）：
　　我提一项建议：以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名义向红军发致敬电。这将证明我们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念念不忘红军的丰功伟绩。（与会者热烈拥护）

季诺维也夫（俄国）：
　　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向报界透露有关会议的消息。部分同志议论过这个问题，认为会议暂不公开，因而不向报界或某些同志个人透露任何有关的消息而让主席团相机公布会议结果。

列宁（俄国）：
　　刚才接到消息说，拉柯夫斯基同志及瑞典代表正在途中。现在须要作出决定，明天的会议几点钟举行。哪一位有建议？有人建议下午5时。不过，斯坦格同志下午7时就要退席。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建议中午12时。

　　克林格尔建议会议下午5时开始，理由是还有其他同志要出席，同时安排上也有困难，因为主席团需要作准备。至于挪威同志要动身回国，那只是两三个小时之差。5点开会最为适宜，这对秘书处尤其合适。

列宁（俄国）：
　　必须说明，拉柯夫斯基同志只逗留一天。因此，明天中午12时开会最为妥当。

托洛茨基（俄国）：
　　我认为，现在不必把时间定下来，授权主席团根据情况确定开会时间。（建议被通过）
　　（午夜12时闭会）



[1] 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 Committees）即厂工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他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编者注

[2] 列宁读的那份报纸可能有不确之处。那里说的大概不是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车间代表委员会。1919年3月3日，英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约·法因贝格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为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举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编者注

[3] 指斯巴达克联盟。——译者注。

[4] 1918年9月3日以芬兰共产党成立大会名义写给列宁的公开信，发表在《芬兰革命》（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论文集上。——编者注

[5] 在俄文版中，这个文件编辑在《附录》中，原文载于库西宁《芬兰革命（自我批评）》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61—64页。——译者注

[6] 现称奥斯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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