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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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格贝尔特（贝桑松）[172]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
（1848年12月21日）
1848年12月21日于贝桑松
亲爱的兄弟：
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前几天才第一次听到关于你的点滴消息，也就是说，是通过施洛特贝克了解到的，他和你是同时到达伯尔尼的[1]；他的信虽然不是直接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军团的，他在信中说你是洛桑的代表；他没有详细谈及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只简单地说了说大会的议程。
自从我们分别以来，当时曾有许多人表示怀疑的某些情况，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我当时也不相信，事态在今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综观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缺乏行动，或者说，在此以前总还是缺乏这种行动（有力的行动）。你也许还记得，今年年初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信[2]中说过的话，任何时候，同盟都应该抓住它所遇到的每一个时机，用行动来证明早就说过的话；而今年春天就有过一次机会，我当时在纳沙泰尔州，这你是知道的。在那里，我们大家都满腔热忱地同情纳沙泰尔革命。[3]这次革命结束之后，巴登起义开始了。我们全部有战斗力的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首先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其次是由于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但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不同意我们参加实际行动。不过，第一封信来得太迟了，而第二封信又违背了我们的信念，如果我出面阻止，人家就会把我看成是叛徒；后面一点我当时就答复了巴黎，而对方回信要我们采取行动，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是对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你们那时要是领导了在巴黎的德国人，同我们一起在巴登开始斗争，那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我们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领导在法国的德国人的那些人就不至于全是剥削者和胆小鬼，这些人只想在德国坐上共和国的安乐椅，唯独不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一切都在倒退。[173]
你对这件事的进程已了如指掌，所以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向你唠叨，但是，我希望你仍然保持以前那种热情，因为现在首先必须聚集一切力量，使人们能够通过行动取得应有的权利；请愿、协商都是无济于事的，对此我们已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我们应当设法在各联合会内部使一切有战斗力的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投身于未来的斗争，而且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从每10人或20人中选出一人来管理一些小事，再由他们中间的10人中选出一人。这样可以保持经常联系，重要的是，人们在关键时刻可知道自己拥有的实力。这一点以往总是做得很不够，总是一味相信：人们在必要时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只有我们知道：该怎样同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去周旋；每个人都想发号施令，就是没有一个人服从整体。因此，在瑞士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知道确实拥有多少力量，因为各联合会对政治局势争论不休，同时像过去那样忽略了实际问题，这没有使我们达到任何目的。因此，我们直接向人们指出，他们是什么人，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并向他们阐明，确保人的权利，不是靠什么变革，不是靠微小的改善，而是靠同等地参与各种活动，靠大自然和人的勤奋为所有人创造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靠损害别人而使自己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每个人都必须为全体人的幸福作出贡献。这一点必须通过城乡各支部的联合来实现，同时统计出使每个支部像人一样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委员会也就可以考虑到生产一切必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就不胃贫困，任何人都不必再为了生活而乞求于别人了。
我给艾韦贝克写过几封信，也收到了他的回信。军团向他提出了建议，让他设法使法国的各民主协会同“自助者”[4]联合起来；对此他回答说，如果在巴黎活动比较方便，他将尽力而为。我们同里昂（那里有一个相当强大的联合会）也有通讯联系；我们想尽力通过巴黎人和里昂人的帮助在法国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里建立组织。因此，请你们在瑞士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这里的内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大家每人每天都靠50生丁救济费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支付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在这里，150人还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此外，我们的情况，施洛特贝克会告诉你的。
劳驾，请你在回信中谈谈柏林、科隆、伦敦以及整个同盟的情况，我对此了解甚少。我们军团中还有许多人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波尔恩近况如何，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尽快复信，向你问好
代我们的司令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多多致意。
我的通讯处是：贝桑松的德国流亡者 奥·格贝尔特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77
[1] 弗·施洛特贝克和格贝尔特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前者以拉绍德封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在伯尔尼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会见了恩格斯。格贝尔特把自己的信寄给了施洛特贝克，后者又把它转给了恩格斯，参看文件329。
[2] 通告信没有保存下来。
[3] 1848年3月1日在纳沙泰尔爆发起义，宣布完全摆脱普鲁士的控制，并颁布了一个共和国的宪法。普鲁士到1857年才最终放弃它对纳沙泰尔的要求。
（纳沙泰尔及其领地在1707—1806年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年，拿破仑战争期间并入法国。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被划归普鲁士，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鲁士王国之外，仍旧是瑞士联邦的第21个州，也是瑞士联邦中唯一保持君主制的州。1856年9月纳沙泰尔爆发保皇派起义，瑞士政府逮捕了起义者。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则要求普鲁士放弃对纳沙泰尔的权利。普鲁士国王的要求被拒绝后便以战争相威胁。最初，瑞士政府表示，如果普军入侵，决心予以最坚决的抵抗。但是拿破仑三世不希望法国边境发生战争，在法国干涉下，瑞士政府于1857年1月1日释放起义者，普鲁士国王也撤销了向瑞士进军的命令。最后，欧洲国家根据法国的建议于1857年3月在巴黎召开了结束纳沙泰尔问题的会议，才使问题平息。——录入者注）
[4] 参看注168。
〔注释〕
[172] 在贝桑松，有一支被大家称为“贝桑松纵队”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志愿部队。这些流亡者都是在1848年4月第一次巴登起义失败后为免遭迫害而被迫逃到那里去的。这支部队主要由工人组成，奥古斯特·维利希是它的创始人。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木工奥古斯特格贝尔特同奥古斯特‘维利希紧密合作。格贝尔特在革命爆发以前是拉绍德封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士总区部的成员（参看文件241），并参加过巴登起义。——571
[173]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也准备在德国举行一次革命起义。这次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侨居瑞士的许多德国工人也参加了运动。这次运动不仅同德国西南地区正在作出的努力有关，而且同受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批评的海尔维格的行动有关，并最终导致了海克尔的四月起义。格贝尔特曾指出，当时瑞士的同盟盟员还不懂得如何同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倾向明确划清界线，他们的这种态度可以从贝格曼1848年4月21日的信（文件241）中得到证实。正如格贝尔特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他本人也深受这种倾向的影响。——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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