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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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莫尔（伦敦）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10月10日）
1848年10月10日于伦敦
这里可以说是路易-菲力浦、基佐、威灵顿、梅特涅和本生策划阴谋的大本营，这个可鄙的集团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也就是使人民演说家（给专制制度）尽可能少一些害处，取消出版和集会自由，再次收缴市民们手中的武器。其实，对科隆来说，这是一项多余的措施，因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可鄙的同伙从未有过比科隆市民自卫军更好的帮凶，哪里需要禁唱刺耳的音乐，这位唐·吉诃德就挥舞着得心应手的刺刀，驱散兴致盎然、纯洁无辜的人民。人们经常可以在公开的酒馆里听到这帮流氓在无耻地吹嘘他们的英勇业绩，10个甚至12个武装的资产者袭击一个工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他们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然后把他带回哨所，以此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但是，由于有人侵犯人民的权利而使人民面露愠色的时候，掌旗人和大唐·吉诃德就声明无力建立安定和秩序，而所有的小商人则把睡帽向下拉，遮住自己的耳朵，并马上躲到床底下或钻进其他什么地方，再也不出来见见阳光，直到别人叫喊：小市民，交出你们的武器吧。但是，他们所要办的事都办完了，他们能办的事，就是又交出他们最危险的玩具。要是不把科隆市民自卫军的不朽业绩载人史册，那可真是以怨报德。当然，个别例外并没有计算在内。他们的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这帮先生们肯定要吹毛求疵）是，使德国普鲁士化，因此，他们任命了一个遇事只会说声“是”的老好人米歇尔[1]为帝国摄政王。如果这个德国的米歇尔变成了普鲁士的米歇尔，那么，他就会大力地、一致地、坚决地依靠僧侣和耶稣教徒的支持，教训共和制的瑞士和革命的法国；这帮先生们就是这样盘算的，但是没有老板。
如果联合会一个接一个地被镇压，人民演说家一个接一个地被监禁，而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又被完全取消，整个德国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那么，埋在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这一块沃土里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如果这帮歹徒及其僧侣、耶稣教徒、小市民、官僚和整个特权阶层只管挖掉和铲除这颗种子，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果实可以侵吞了；从蒸汽力发明以来，通过蒸汽，现在正取得进步，想要控制和阻挡它，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人民享受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时间并不长，但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足以使无产者和农民懂得，将来不让自己再受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愚弄和剥削，不再忍气吞声地挨饿，而要永不停息地向前进击，直到被迫同意给他们以权利或他们自己通过暴力取得这些权利为止。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向他们充分证明，人民在没有表明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以前，是不会有幸福的；人民将既不相信所谓的人民代表，也不相信所谓的牛皮大王和满嘴空话的民主派，这些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信口雌黄，说得娓娓动听，但是，一旦到了行动的时刻，需要他们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早已说过的话时，他们就隐藏得无影无踪（谁觉得这顶帽子不合适，就不必戴它），只要人民不能独立自主地信赖别人，那么他们过去被人遗弃，将来还会被人遗弃。
兄弟们，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同挥动魔棍的普富尔之流以及德国的所有霰弹英雄抗争；如果整个德国宣布戒严，你们就分成每19个人一组，把你们分到各个饭店里去，每周举行你们的例行会议[2]特别是每个星期天，你们可以下乡去，到附近的村庄去，在那里创建联合会，并使所有这些联合会建立联系，定期通讯。然后，在所有这些联合会中，每周或每月向每个人征收一定的钱额，以便支援那些在为我们的神圣事业坐牢或流亡在外的男人们的家属。
即使不能在科隆，即使不能在城市，你们也要尽可能经常在（科隆、韦瑟灵根、米尔海姆、下卡塞尔等）郊区的村庄举行全体会议，力争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使你们受到教育，以便独立自主，认清敌友，区别牛皮大王和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相信，再过一年，也许半年，你们就能收获这一组织的果实。
在英国这里，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毫无顾忌地把人民演说家判处终身监禁，终身流放。他们竟恬不知耻地宣称，把充当反对人民的主要证人的那些家伙，把公开声明不信上帝的那些家伙，都收买来充当密探（这些人通常是不能作为证人出庭的）；但是，这里的资产阶级对此视而不见。不错，是诽谤人民之友的时候了，这帮恶棍多半都被多次判刑，他们公开声称，他们借口要办一件急事，把他们的武器交给诚实的宪章派暂时保存，然后把警察带到由诚实的宪章派开办的咖啡馆，在喝咖啡时，趁人不备，把火药和子弹放进杯子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根据这样的指控判处被告终身流放。请看，兄弟们，这就是我们期望从无耻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制中得到的东西。
我希望而且也很可能不久就会回到你们中间，就此搁笔。
1848年10月19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9号
[1] 奥地利大公约翰。
[2] 1848年9月26日科隆宣布戒严时，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团体”均被取締，白天在大街上和公共场所举行的20人以上的所有集会，以及晚上、夜里在这些地方举行的10人的集会，均被禁止。（1848年9月27日《科隆日报》第2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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