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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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11日）
1848年5月11日于柏林
亲爱的马克思：
你也许已从某家报纸上获悉，我在这里同警察当局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蓄意驱逐我。[145]这就是我没有顾上立即给你复信的原因。我马上回答你的3点要求。
1．这里现有4家报纸。《福斯报》和《施本纳报》是你知道的，它们还是老样子。《柏林阅览室》在革命一结束就大搞激进主义，因而失去了许多订户。看样子，它维持不了多久了。还有一家新出版的报纸，即鲁滕堡编辑的《国民报》，这家报纸要维持下去似乎也很困难。它向各党派卖弄风情，是一家带有温情主义色彩的非常灰色的报纸。这4家报纸都愿意刊登我的文章。至于杂志，这里有；（1）为工人出版的《人民之声》，非常无聊，眼看着就要完蛋了；（2）《德意志工人报》（有一个由手工业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1]，是一只喇叭，人人都可以去吹，因此我离开了编辑部；（3）施勒弗尔[2]的《人民之友》，一般说来还算健康，有时充满激情，不懂经济学问题，总的说来，它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无产者喜欢读它。另外还有几家报纸，但都不值一提。我编辑的工人报纸《人民报》将从6月1日出版，每周出3次。我在这里有很多熟人，因此可望受到欢迎。
2．各党派逐步开始清醒，它们日益分化。不久，每个人就将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了。立宪派俱乐部（银行家、枢密顾问、教授、犹太人、交易所的行情、法律、丑闻、流言飞语、柏林的俏皮话，这些就是它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无聊了，特别是在选举之后——他们在选举中一败涂地。政治俱乐部（荣克、邦议会议员迈耶尔、施勒弗尔、扎斯、大学生、马拉派和罗伯斯比尔派和反对一切庸人的人）现在似乎在争取博得激进派的好感。社会主义在一切阶层（柏林的资产者们酒店的常客们除外）中间获得很大成绩。慈善事业打开了门路，把人们手中的金钱拿过来让工人分等等。无产阶级愈来愈革命。因此，我尽量阻止发生无益的暴动，但同时又处处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我在这里领导着工人运动。资产者们相信我的组织才能，他们不了解我正在把工人团结起来，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他们反对驱逐我的意图。我是这里的类似由很多行会和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工人议会的主席。[146]商业大臣[3]现在和我们建立了联系。[4]此人不知道他该干什么，正在瞎干一气。总的说来，激进派最近取得了成绩，这些人不再害怕共和国这个字眼了。
3．关于同盟本身（它在这里现有的那种样子）的情况，我现在无可奉告。谁也没有时间按照从前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巩固的组织。它瓦解了——它在各地，并且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此。这一点在目前并不使人感到遗憾，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尽他的义务，等稍微安定一些，有了时间再干也不迟。
我欣然接受你提出的为你的报纸写通讯的请求。我只希望看到你的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向你的夫人以及哥特沙克和恩格斯问好，把你那讨厌的议员、大主教[5]派到我这里来，我要管教管教他。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73
[1] 《德国工人报。工人和雇主的刊物》每周出版两次，它的编委有：比斯基、黑策尔和施瓦尔茨以及波尔恩（从1848年5月20日第13号起），吕霍夫为它捐了一些款。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力图确定该报的方针，未能成功。
[2] 古斯塔夫·阿道夫·施勒弗尔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该报奉行革命民主主义政策。
[3] 冯·帕托男爵。
[4] 波尔恩、比斯基和柏林市议会的成员一起参加了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部的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下层的劳动问题。
[5] 指德斯特尔，他在迈恩地区当选为出席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制宪议会的议员。
〔注释〕
[145] 波尔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计划好要驱逐他的时候，政治俱乐部在柏林警察厅长面前成功地为他说了好话。“冯·米努托利先生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他甚至说我是对柏林居民非常有利的人，何况那时正缺少能对失业工人产生有利影响的人；不言而喻，驱逐我的措施不久就会取消。……我一点也没有把警察当局的反动企图将要造成的后果放在心上。”（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第133页）——421
[146] 波尔恩在1848年4月21日给赫斯的信中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我在相当程度上已占据了这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再过几天，我就将完成建立工人组织的准备工作。〔……〕资产阶级也像工人一样团结统一，几年之后，他们将作为各自巩固的群体而相互对立。我的计划得到了这里尚未觉吾的市民阶级的同情，因此，我定能成功。”（《莫泽斯·赫斯通信集》第192—193页）
斯蒂凡·波尔恩来到柏林之后，在柏林工人运动（当时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对组织联合的强烈的自发追求）中很快就发挥了领导作用〈参看注137）。但是，波尔恩显然不能胜任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任务，他的态度不久便引起了其他盟员的怀疑（参看文件240和249）。他遵循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观点格格不人的一条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波尔恩不是把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提到首位，而是迎合那种不可避免地要在落后工人阶级中出现的仅仅局限于纯粹经济方面的要求，从而对企图在现存资产阶级关系下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那种幻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848年4月的一篇通讯中，波尔恩说：“我们非常清楚，如果盲目地试图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将是丧失我们刚刚才得到的一切，并使德国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而在无政府状态下，我们知道谁有可能取得政权。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们双方都要和平，我们必须达到和平。”（1848年4月23日《柏林阅览室》第97号附刊）
波尔恩在论述中，经常把自己那些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同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的思想混淆在一起（参看文件25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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