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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工人联合会[141]
给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4月14日）
科隆工人联合会
〔注释〕
[141] 科隆工人联合会在组织方面初步作了各种尝试之后，终于在1848年4月13日宣告成立。参加组建工作的同盟盟员有：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伯多夫、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莫泽斯·赫斯、约翰·扬森和彼得·诺特荣克。科隆工人联合会成立时，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告工人书（文件233）已于4月5日发表。威廉·沃尔弗于4月6—7日把已印成传单的告工人书带到科隆，并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同安内克和哥特沙克进行了磋商（参看文件240、科隆工人联合会的这个答复是由其中一名书记海克尔起草的，并在4月14日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哥特沙克的提议获得通过。这个文件的一些措词表明哥特沙克曾参与了它的起草工作，同时显示出他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想法。
哥特沙克在工人联合会中奉行了一条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路线背道而驰的政策，他反对遵循党的原则，从而在科隆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参看文件253）。哥特沙克同赫斯是莫逆之交，并且深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以表面上激进的高谈阔论反对工人参加选举，同时在许多实际政策问题上都把自己的宗派策略同极端机会主义态度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上，哥特沙克的态度也动摇不定（参看文件223）。当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89年10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打听哥特沙克在1848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询问哥特沙克何时说过“我在这里代表2万名无产者说，我们不管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这句话时，恩格斯详尽地描绘了哥特沙克其人。他在1889年10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先知者哥特沙克，我能告诉你的很少：这个人我早就忘记了。莫泽斯·赫斯在1848年以前接收他加人同盟，并把他说成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物。1848年3月初，他在科隆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工人领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此外，正如一个先知者所应具备的那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因此他以先知者自居。同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者是从不犹豫的，因为什么卑鄙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是否讲过你引的那些话，我表示怀疑。他曾经系统地编造过关于自己的一些神话。只要说一点就够了，3月初他在科隆曾经起过某种作用，曾制定一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根据那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这都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事。当我们4月间来到科隆时，他的声誉已经急转直下，当我们大家为确定出版一份报纸而又聚集在那里时，他已经几乎被遗忘了。报纸和我们的工人联合会使他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跟我们走，或者是反对我们。算他幸运，7月初，他和安内克都被捕了，大概是由于发表了某些演说。1848年底或1849年初，他们被宣告无罪（我在《新莱茵报》上寻找了一段日子等等，毫无结果。为了赶上把信寄出，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后来先知者哥特沙克自愿流亡到巴黎，希望通过强大的示威把他召回，但是谁也没有动静。在我们离开之后，哥特沙克回到科隆（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过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者病人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7卷第29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292页）
如同本卷刊印的科隆工人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该联合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克服了哥特沙克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并在它的各任主席约瑟夫·莫尔（从1848年7月初起〉、卡尔·马克思（从1848年10月中起）和卡尔·沙佩尔（从1849年2月底起）的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参看格尔哈德·贝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隆（1848—1849年)。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3年柏林版；另见康捷尔的有关评论，载于1964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8年卷第2期第149-152页。——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