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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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

(1848年3月15日)



1848年3月15日于伦敦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我们已于昨天早晨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你们在来信中附给沙贝利茨的信已于昨天下午交给他了,而且嘱咐他立即给你们回信。
  沙贝利茨到公爵(应叫他彼得)[133]那里去过了,并给我们捎信说,彼得卧病在床,不能接待来访者,叫我们把信或者通过邮局寄给他,或者通过沙贝利茨转给他。针对这一点,我们对沙贝利茨说,我们的意见是把信直接交给彼得。接着,再一次要求沙贝利茨向彼得介绍情况,并在今天晚上以前让彼得直接答复我们。由于彼得不能亲自见我们,所以我们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否愿意让沙贝利茨转交这封信。
  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我几乎认为,彼得的小脑瓜里有一个大计划,我甚至觉得,彼得现在想要独自达到当时你们说通过我们可以达到的那个目的。我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如下:昨天我把信交给沙贝利茨时,他对我说,彼得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他认为,邀请几千名法国人到德国去,帮助在那里建立共和国,是完全必要的。彼得很可能认为,他一个人就能建成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甚至能成为一个小拿破仑。彼得的答复附在后面。我们认为必须将上述情况通知你们,因为这家伙很可能已在脑瓜里构思出一个愚蠢而狂妄的空中楼阁。
  2.至于宣言和盟章,明天就寄出,最迟(?)在后天寄出。
  用邮包寄出可能比较贵,不过通过邮局邮寄是最安全可靠的途径。我们特地把这封信通过邮局寄出,我们相信,这样办要好一些。
  又及:邮费大概比较贵,可能需要每个委员会分摊。[2]
  你们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3]我们将照办。因此,明天我们就给那边写信,稍后即把宣言寄出。
  你们在巴黎作出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事业在那里重新走上了正轨。在巴黎的德国人最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证明,管理不善可能而且必定会带来多大的危害,挽回糟糕的局面需要花费多大力气。
  兄弟们,请相信,这里的人们很镇定,正以无所畏惧的情绪等待今后事态的发展。大多数人都宁愿在今天而不愿在明天开始行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处处谨慎从事,不愿由于操之过急而毁了事业。
  现在,无产阶级有要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幸好,教育已经证明,这种要求需要由理性和思考来引导。
  关于英国的动乱,各党派至今没有从政治上作出重要的论证。宪章派走的是一条可靠的道路,他们的集会井然有序,因而群众蜂拥前往参加,而且有条不紊。正因为如此,就比那些轻易就能被镇压下去的起义更使英国政府感到难堪。但是,如果人民的愿望到4月3日或10日得不到满足,那我几乎认为,英国政府将无法对抗数量如此庞大的人民群众。[134]
  这里的脓肿也破裂了。
  另外:沙贝利茨刚才来信说,他已说服彼得接待一个人。说他一定要通过第三者将信交给他。
  现在,他愿意接待一个人,但绝对不接待两个人,而且在明天夜里10时左右。
  沙贝利茨指名要普芬德去。我们就此事进行讨论,卡·莫尔表示要么去两个人,要么一个也不去,而普芬德和其他几个人则认为有必要去两个人(因为,如果遭到反对,就要由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同意让普芬德明天夜里单独前往。去一个人总比不去强。[4]
  这件事的结果我们将立即写信告知[135],今天就写到这里,随信附去一封给鲍威尔的信。
  顺便再提一下:本来你们一下就能从彼得那里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可他不会再上当了,因为这个家伙已从惊恐中苏醒过来。不过我们还要看看结果如何。
  那天,我们住的德鲁里巷的饭店老板来寻找他的执照,大家不让他找,几个邻室的客人抱怨外国人大声喧闹等等。这可能是一种借口;他不过想来看看我们所在饭店的大厅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们想利用这个借口,以便名正言顺地派一名警察或侦探到正在开会的会场去,亲自看看大家的举动究竟如何镇定自若,如何井然有序。但是,这种人来到会场,无论如何是出自政治原因,因为英国政府已开始盯上这些人了。(要监视外国人同英国人在一起聚会。)因时间关系,我们就此搁笔。
  此致敬礼

你们的兄弟
  卡·普芬德
  布赫
  弗伦克尔
  卡尔·莫尔
  布格哈德
  T.佩茨
  迪策
  罗森塔尔

  又及:我们收到款子后,用什么方式,通过哪家邮局寄给你们?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9




[1] 当时卡尔·普芬德是书记员,这封信也可能是他执笔的。

[2] 这句话是后加的。

[3] 参看文件209。

[4] 这句话是后加的。


注释

[133] 指卡尔·冯·不伦瑞克。他倒台后于1830年9月流亡,同由他暂时给以资助的民主主义流亡者建立了联系。40年代中期,他买下了《德意志伦敦报》,1846年9月至1848年5月,由雅科布-沙贝利茨任该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同公爵(他在1848年3月初曾答应捐助一大笔款项)的谈判失败了(参看文件220和注135)。——331

[134] 关于宪章派所领导的人民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人民运动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写道:“巴黎的事件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30年代中期就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中起主导作用的宪章运动,由于二月革命的胜利而受到新的推动。这个革命刚一开始,伦敦工人就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祝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尽力支援宪章运动。
  “宪章派最有声望、最有才干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有时来到我们协会;我在那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宣传家。琼斯个子不髙,但长得很结实。他那端正、严肃、刚毅的面貌令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坚决果断、无所畏惧的人民领袖。他精通德文,是当时少数懂得社会主义并宣传社会主义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3月13日,在伦敦肯宁顿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琼斯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可怜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不要害怕宪警、士兵以及那些供特别警察驱使的胆小如鼠的家伙。‘推翻内阁,解散议会,颁布宪章——我们决不让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10页,《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9页]关于1848年4月10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参看文件234。——333

[135] 卡尔·普芬德在1848年3月17日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0)中,向中央委员会详细报告了这次拜访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昨天晚上10点钟,我们就到了彼得家,今天早晨我们离开他家时,正好敲响两点。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穷泡了4个小时,没有谈及任何直接性事务。昨天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就只有我和沙贝利茨两个人,我迫切希望卡·莫尔也来,以便至少有一个证人。”
  关于公爵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委托人的活动,普芬德报告说:“安德劳直接去巴黎拜访一些政府要员,以便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如:现政府是否庇护攻入德国;它是否派人或者说它是否允许招募人攻人德国;法国的武器是否同英国一样便宜。我觉得这家伙是在献殷勤,想争取政府支持自己,带领一支军队(约6000—10000人,而我们就将属于这支军队)去德国,然后像上帝一样,以一个伟大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德国,以一个可敬小人的身份髙踞要位,一下子就把共产主义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彼得将一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理解为共产主义,凡是他不理解的东西他称之为共产主义。”
  普芬德最后报告说,公爵希望,“你们,特别是沙佩尔同安德劳建立联系。要沙佩尔把地址留给彼得那里的通讯员,因为安德劳一到那里就要去找通讯员。彼得将同安德劳继续谈判,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信任他的话”。从公爵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普芬德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要求500英镑。[参看蒂博尔·德奈什《一个瑞士年轻人的学徒期和漫游期〔1845—1848年)。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卡尔第二·冯·不伦瑞克公爵和〈德意志伦敦报〉》,载于1966年《瑞士历史杂志》(巴塞尔)第16年卷第1期第76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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