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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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1847年6月9日）
代表大会致同盟
亲爱的兄弟们：
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事会〉于今年2月[1]宣布召集，并于今年6月2日在伦敦这里开幕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鉴于我们同盟的整个处境，大会的各次会议未能公开举行。[2]
然而，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有责任事后把会议的情况向你们公开，至少向你们提供我们讨论的概况。
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前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作过总结报告，而我们现在应向你们声明，代表大会对这个总结报告是满意的。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还因为我们在新章程中加了一条：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经各支部表决[3]；因此，至少就我们决议的这一部分来说，我们已经出于双重原因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理由了。
在审查了代表资格证以后，前议事会首先向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它的领导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同盟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议事会维护同盟利益和着手改组同盟的活动深表满意。于是这一项就完成了。我们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呈交代表大会的书信原件中引用了一些材料，现概述如下。
在伦敦，我们同盟最坚强有力。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极其便于宣传，并且使许多能干的盟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以利于同盟及其事业。为此目的，同盟利用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4]和它的怀特査珀尔分会。此外，盟员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法国共产主义讨论会[5]等组织。
巴黎的前议事会自己认识到，伦敦的同盟比它更有能力担任对同盟事务的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的妥善保管和中央委员会成员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里有保障。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有充分的机会看到，伦敦各支部拥有足够数量的有才干的人，可以把同盟的最高执行权托付给他们。因此，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仍然设在伦敦。
在巴黎，同盟最近几年来大大地堕落了。[6]区部委员会成员和议事会成员长期以来只进行关于形式的争论和关于所谓的违反章程的争论，而不注意整个同盟的或同盟各区部的事务。在各支部内，也是讨论这样一些浪费时间的、多余的而且会引起分裂的琐事。至多也不过是讨论那些自魏特林的《保证》[7]发表以来就反复讨论而且讨论得厌烦了的老问题。巴黎同盟本身丝毫没有进步，丝毫没有参加阐明原则的工作，没有投入无产阶级的运动，而这一切在其他地方的同盟组织中，以及在同盟之外都做到了。结果是，所有那些对在同盟内得到的东西感到不满的人，就在同盟外寻求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寻求解释的需要被一个文坛上的骗子和工人的剥削者——德国著作家卡尔·格律恩利用了。这家伙看到共产主义的著作能赚钱时，就附和共产主义。过了不久，他看到今后充当共产主义者会招致危险，于是就在新近由他译成德文的蒲鲁东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一书[8]中，为自己的退却找到了借口。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把这本一般说来毫无意义的书中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推论作为自己在巴黎向盟员讲演的基础。听他讲演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对共产主义已经感到十分厌烦；第二种人也许希望在这个格律恩那里找到支部会议上未能解决的一大堆疑问和问题的解答。后一种人数相当多，他们是巴黎各支部的最有才干和最有发展前途的成员。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用自己的空话和徒有虚名的博学曾在一段时间内迷惑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同盟分裂了。一方是在人民议事会和区部中完全占优势的一派，即魏特林派，另一方是那些仍然认为还可以向格律恩学点东西的人。可是这些人也很快就看到格律恩发表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恶毒言论；看到他的全部学说根本不能够代替共产主义。激烈的辩论发生了，在辩论中表明，几乎所有的盟员都仍然忠于共产主义，只有两三个盟员为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和他的蒲鲁东体系辩护。同时查明，就是这同一个格律恩惯于欺骗工人，把他们为波兰起义者募集的总共三十法郎的捐款[9]用于他的私人目的，并且为了出版论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这本毫无价值的小册子[10]，向工人骗取了大概数百法郎。结果是，格律恩以前的听众多数不到场了，他们另外组成了一派，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阐述共产主义原则的所有结论以及这个原则与社会状况的联系。由于这次分裂，巴黎的同盟组织瓦解了。中央委员会在去年冬天派去了一名特使[11]，他尽了最大努力把组织恢复了起来。但是不久争论又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和三种不同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进步派借助于魏特林派让三四个顽固的、直接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离盟。可是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两派在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又互相争吵起来。分裂已不可避免；至少是为了进行选举，进步派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作出决定：同作为魏特林派的主要支柱的两个支部分开，并且在自己的全体会议上选举一名大会代表。这些都实现了。这样，魏特林派被暂令离盟，盟员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代表大会研究了两派提出的辩护之后，声明同意这三个支部的做法，因为魏特林派到处阻碍同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伦敦和瑞士都是经历过的。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让巴黎的魏特林派离盟，并让巴黎多数派的代表[12]出席代表大会。
这样，巴黎的盟员的人数固然大为减少，可是起阻碍作用的分子被清除了，并且由于这场斗争人们振奋起来从事新的活动。一种新的精神、一种崭新的毅力出现了。警察的搜捕看来已经停止，而且一般地说，搜捕并不是针对现在取得了胜利并且只有一个成员被驱逐的那一派，而几乎只是针对格律恩派的，这证明，整个搜捕是以普鲁士政府的情报为根据的，这一点马上就会看到。如果说政府驱散了城门附近的几次公开集会，那么这主要也是与在那里大放厥词并激烈地攻讦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因为在这里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可能自由地还击他们有关的。这样一来，现在在巴黎的同盟的情况比它同意让人民议事会迁走时好得多。现在我们的人数少了一些，但是我们是团结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有才干的人。
在里昂，同盟有了有组织的成员，看来他们是在尽力地参加工作。
在马赛，我们同样建立了组织。关于那里的盟员，有人写信告诉我们：“马赛同盟的情况不很好。通过信件来鼓励未必会有什么帮助。”我们将设法在今年秋天从我们中间派几个人到那里去，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
在比利时，同盟也站稳了脚跟。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干练的支部，它的成员是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列日，他们已经在瓦龙族的工厂工人中建立了第二个支部。在这个国家里，同盟的前途非常令人鼓舞，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利时有一些代表出席。
在德国，我们曾经有几个支部在柏林，今年春天这些支部突然被警察强行解散。盟员们可能已经从报纸上得知，警察驱散了由盟员主持的一次工人集会，进行了追查，结果有好几个领导成员被逮捕。在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门特尔的人，是个裁缝，出生在波茨坦，大约二十七岁，身材中等，长得很结实，等等。他以前在伦敦和巴黎待过，在巴黎时属于格律恩派，是一个伤感主义的惯会说关于爱的呓语的人，此外，他在历次旅行中，对同盟情况了解得相当详细；这个人没有经受住这次小小的考验。这一事件再次表明，这种低能、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的人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得到满足。就是这个门特尔在几天之内就完全被一个牧师感化了，并在监禁期间两次参加圣餐礼这种滑稽剧。一个柏林的盟员给我们来信说：“……他在法庭上讲了巴黎、伦敦、汉堡和基尔的支部（这些支部他全都亲自访问过）的情况，并且供出了海尔曼·克利盖往柏林邮寄自己的《人民代言者报》时使用的地址。他同另一个被告当面对质：难道我没有把这些书卖给你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某处和某处集会吗？难道你不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吗？当所有这些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时，门特尔说：你能为此对全能全知的上帝负责吗？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蠢话。”幸好这个门特尔的卑鄙行为没有能够使其余的被告上当，这样，政府别无办法，只好把被捕者暂时释放。这个门特尔的告密显然是与在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一事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格律恩分子门特尔错把格律恩分子当做同盟的真正领导人来告发了。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般没有受到迫害。当然，由于这个事件，整个柏林区部在组织上就乱了。可是，由于那里的盟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毅力，我们希望，很快就会着手同盟的改组工作。
在汉堡，也建立了组织。诚然，柏林的迫害事件使那里的盟员有些害怕了。不过联系却一直也没有中断。
此外同盟在阿尔托纳、不来梅、美因茨、慕尼黑、莱比锡、柯尼斯堡[13]、托恩[14]、基尔、马格德堡、斯图加特、曼海姆和巴登-巴登也建立了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同盟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组织。
在瑞士，同盟的情况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高兴。在这里魏特林派一开始就占优势。瑞士各支部在发展上的缺点特别表现在：一方面，它们没有能够把过去同青年德意志派的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它们只是以宗教精神来反对青年德意志派，并且听任例如像荷尔斯泰因的傲慢的格奥尔格·库尔曼那样一些最卑鄙的骗子任意愚弄自己。由于警察的迫害，瑞士的同盟在组织上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大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重建组织。不言而喻，关于这些措施的结果和性质，支部只有以后才能得知。
关于美国，首先必须等待中央委员会所派去的特使的详细消息，然后才能对那里的同盟的活动情况提出确切的报告。[15]
从这个报告和交来的同盟信件本身，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伦敦的人民议事会担负起领导职责时，同盟的处境无疑是很困难的，前中央委员会[16]一点也不重视它所承担的义务；它完全忽视了同盟的团结，除了同盟这次遭到的组织上的破坏外，在个别支部中还逐渐产生了敌对分子。在这种威胁到同盟生存的情况下，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特使，让危害整个组织的生存的个别盟员离盟，重新建立联系，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和拟定须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时，它采取步骤，吸收其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一直在盟外的人士加入同盟，[17]这些步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代表大会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便对章程进行审议。这次讨论的结果是章程的所有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大会建议把新章程提交各支部最后通过。为了陈述进行修改的理由，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事被通过了，因为：第一，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个门特尔的无耻叛变，旧的名称已被政府知道，因此改变名称是适宜的。第二，而且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旧的名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才采用的，这些事件与同盟的当前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一个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的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按照同样的精神，我们换掉了从政治联合遗留下来的名称：“区”和“议事会”，这些名称带有德意志特性，这种特性会对我们同盟的已向各国人民公开的反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把这些名称换成另一些真正能表达所应表达的意思的词。采用这样简单明确的名称，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带宣传性质的同盟去掉敌人竭力想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密谋性质。
大会没有任何争议就一致认为：必须重复召开现在在这里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且在保留各支部批准权的条件下把同盟的全部立法权移交给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中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条文来保证代表大会为整体利益进行有效的活动。
一些条款被删去了，其中属于盟章规定的，用明确的盟章条款来代替，而其中属于一般共产主义原理的，则用共产主义信条来代替；这样，章程就具有更简单和更划一的格式，同时更准确地规定了每个领导机构的作用。
在章程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转入讨论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或者由各代表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首先讨论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六个月后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届大会是在同盟的组织被削弱的时候宣布召集和举行的，它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组织建设的大会。它认为，为了彻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新的章程规定例行代表大会应在八月份召开，这样只有两个来月的间隔时间，又由于不能把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848年8月，于是就决定，今年11月29日（星期一）在伦敦这里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不管是恶劣的季节还是又要增加费用都挡不住我们。——同盟已经经受了一次危机，在当前的情况下决不应当害怕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新的同盟章程包括关于选举代表的必要规定，因此我们希望，将有许多区部派遣代表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拨出一定的基金用来派遣特使的建议，也获得了全体的赞同。大家认为，我们的同盟要派遣两种特使。第一种是用同盟的费用派到一定地方去执行特殊的使命：或者在同盟还不存在的地区建立同盟，或者在同盟已经瓦解的地方重建同盟。这种特使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第二种是要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很能干的人，只要同盟补偿他们为同盟而花费的额外开支，就可利用他们去访问一些距离他们旅居之处不远的支部，这将对同盟有很大的益处。这样的临时特使当然只能受区部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向每个区部委员会收取一定的经费，并用这笔钱来建立派遣第一种特使的基金。此外，委托各区部委员会比过去更经常地以上述方式利用外出旅行的能干盟员作为临时特使，并从区部委员会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给他们额外的旅费。在特殊情况下，区部委员会可以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基金中拨给这笔费用；至于是否满足这类金钱要求，当然要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每个特使应对给他提供经费的委员会负责并向它汇报工作。
你们大家都将看到，通过特使来组织宣传并使宣传服从集中的领导是多么需要。——我们希望，我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良好的效果。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大家没有任何争议地认为，这样的刊物极端需要。大家还同样没有争议地认为，这个刊物只能在伦敦出版，最多每星期出一期，最少每月出一期。——刊物名称、题词、开本已经确定，你们将通过在7月出版的试刊看到。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编辑工作，直到杂志出版为止；然后将由一个编辑[18]——已经任命——在委员会的协助下担任领导工作。——这一点讨论完以后，代表大会就转到开支问题。首先为了使印刷所完善，还需要很多东西，特别需要一台铁制印刷机，为此中央委员会受托向各区部收取一笔费用。然后对开支进行了估算。——结果是：如果一个印张的周刊每期售价2便士=4苏=2银格罗申=6克利泽，那么为了弥补开支就需要有相当多的订户，可是目前还不可能精确估计到是否有这么多订户。——如果出月刊，没有编辑，也许订户少些就能维持，可是月刊满足不了同盟的要求。——但是，如上所述，我们能否为周刊征求到必要数量的订户，是没有把握的，以致我们无法为此承担必需的义务。因此我们决定如下：在7月份暂时免费发行一期试刊。然后各个支部通过它们的区部将自己有多少盟员呈报上来，因为大会决定，至少在杂志每月发行一期的时期内，每个盟员要付一本杂志的钱，而每个支部只能得到一本，剩余的免费分发。——此外，盟员必须调查清楚在自己的地区里肯定可以推销多少份，必须征求订户，并汇报这方面的情况。——然后代表大会将在11月根据中央委员会提供的情况作下一步的决定，而且，尽可能在新年前出版杂志。目前伦敦印刷所将用于印刷传单。[19]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信条的问题。——代表大会认识到：公开宣布同盟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步骤；一种信条，过几年，也许过几个月，就不再合乎时宜，不再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了，这种信条一定会起有害的作用，而一个有用的信条将会带来益处，因此，对待这一步骤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上一样，大会深深感到，它不应拿出最终的方案，而只应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以便通过对信条提纲的讨论给正在复苏的同盟生活提供新的养料。因此，代表大会决定草拟这个提纲，把它发给各支部讨论、编写，各支部要把修改建议与补充意见寄给中央委员会。提纲[20]随信附上。——我们把它推荐给各支部进行严肃的、仔细的考虑。我们一方面想离一切粗制滥造体系的行为和庸俗的共产主义远一点，另一方面又想避开多愁善感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爱的粗俗无聊的呓语。相反，我们力求通过对共产主义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考察，永远保持一块稳固的基地。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将从你们那里收到很多的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且再次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特别热烈的讨论。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概况，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21]我们很乐意以最终决定的形式解决向我们提出的各项问题，很乐意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很乐意以信条形式宣布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为了同盟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在这里限制自己，应当再次向大多数人呼吁并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留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通过。
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你们应当来证实你们对同盟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关心。同盟胜利地度过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优柔寡断和萎靡不振已经克服，同盟自身中出现的敌对分子已被清洗。新的成员已加入了。同盟的前途有了保证。可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有片刻放松我们的努力：还不是所有的创伤都已治好，还不是所有的漏洞都已填补，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某些痛苦后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同盟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还要求你们在一个短时期内进行紧张的活动；因此，在几个月之内，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有片刻厌倦。特殊的情况要求特殊的精力。我们的同盟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时刻：在此期间，我们首先必须同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迫害的沉重压力，更多地是由于迅速改善社会状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引起的沮丧作斗争；在此期间，我们不仅必须同我们的敌人，即受资产阶级控制或者与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我们的各国政府的迫害作斗争，而且要同我们自己内部的敌人作斗争；我们考虑到同盟的危险处境，考虑到讲德语的整个共产党有瓦解之虞，还必须不顾情面地战胜这些内部敌人并使之不能为害。——兄弟们！这样的危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克服的。尽管同盟存在，尽管组织的力量又得到加强，但也还需要几个月的连续工作，然后才能说：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同盟盟员尽了自己的责任。
兄弟们！我们坚信，你们像我们一样，也会感到这些情况的重要性；坚信你们也完全能对付这种困难的情况，现在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你们呼吁，向你们对共同事业的热忱呼吁！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利欲使你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去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你们靠艰苦劳动换取的微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我们知道，现在正处于饥荒和商业萧条时期，你们的负担特别沉重；我们知道，一旦你们终于找到时间和拿出钱来为共同事业进行活动时，资产阶级就会迫害你们，逮捕你们，损害你们的健康，威胁你们的生命；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你们再捐献一些钱，号召你们加倍努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为谋求整体福利作出决定而把我们选举出来的人，也准备努力和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同盟内，没有人不把共产党的利益，把推翻资产阶级以及把公有制的胜利视为他自己切身的、最宝贵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足够决心参加同盟，不怕因此而招致巨大危险的人，也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甘冒这种危险，使同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大组织；最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遇到的障碍越大，他们就越勇敢、越积极、越受到激励；如果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该羞得面红耳赤，退出整个运动。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兄弟们！我们大家都希望活到那一天。即使革命没有像议事会的信件[22]中所预料的那样在今年春天发生，即使我们未能有机会拿起武器，那么你们也不要因此而迷惘！这一天必将到来，那时人民群众将集结自己的队伍，打垮资本家的雇佣军，那时将显示出，我们的同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样工作的！即使我们享受不到这场伟大斗争的所有成果，即使我们有千百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霰弹之下，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牺牲者，终究是经历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和这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就此结束。祝一切顺利！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
秘书 主席
海德[23] 卡尔·席尔[24]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
复制的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1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24——437页）
[1] 领导正义者同盟的人民议事会（它的所在地于1846年11月由巴黎迁往伦敦）在1847年2月写信给同盟的地方组织，要求选举代表，出席定于6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代表大会。在人民议事会的信中还确定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代表大会决定同盟的执行领导机关仍设在伦敦，这个机关按照通过的章程草案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称为中央委员会。——原卷末注
[2]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秘密组织不能公开举行自己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公布会议的材料。——原卷末注
[3] 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第二十一条（见文件146）。——原卷末注
[4]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协会在自己的不同活动时期都有分会设在伦敦工人区。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可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引起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在协会中势力的暂时增强，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在颇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第一国际纲领中的确立。协会作为国际俱乐部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原卷末注
[5] 指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秘密的工人团体，在其成员中广泛传播着空想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卡贝、德萨米和其他人）。——原卷末注
[6] 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描述的1845—1846年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情况，同自从1846年8月15日起旅居巴黎的恩格斯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报道是相符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所载恩格斯1846年8月-12月的信、总结报告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根据恩格斯的报道写成的。恩格斯在克服同盟巴黎各支部内部的思想混乱，在划清它们的革命一翼同倾向于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排斥，这一部分可能是恩格斯自己写的。——原卷末注
[7]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原卷末注
[8]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由卡·格律恩译成德文，于1847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原卷末注
[9] 大概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盟员为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参加者募集的捐款。原卷末注
[10] 指的是卡·格律恩的小册子《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原卷末注
[11] 约·莫尔。——编者注
[12] 弗·恩格斯。——编者注
[13] 现在称做：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14] 现在称做：托伦。——编者注
[15] 文件到这里为止是威·沃尔弗的手迹；以下是另一人（不是约·莫尔就是亨·鲍威尔）的笔迹。——编者注
[16] 指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它在其所在地从巴黎迁到伦敦0846年11月）以前主要是由魏特林分子组成。——原卷末注
[17] 显然是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面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和参加同盟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改组工作。1847年1月底-2月初，约·莫尔代表人民议事会同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在巴黎的恩格斯进行了谈判。——原卷末注
[18] 威·沃尔弗。——编者注
[19] 伦敦中央委员会计划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定期机关刊物〈报纸或者杂志），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成功。只是于1847年9月初在伦敦出版了一期《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它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印刷所中印刷的。从这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刊登的（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和其他人的）文章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派别，回击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计，叙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原理。在杂志的试刊中，第一次在刊物里作为题词出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1847年9月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实上固定的机关报是《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并把报纸的编辑事务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原卷末注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3—380页。——编者注
[21] 从这里开始，又是威·沃尔弗的手迹。——编者注
[22]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原卷末注
[23] 卡尔·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24] 威廉·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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