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相关链接：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1981年）

《草鞋脚》序言

哈罗德·伊萨克斯

1973年
曹苏玲 译

来　源：《鲁迅研究资料》第六辑，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1980年版
编者注：这篇《草鞋脚》序言，是美国哈罗德·伊萨克斯（他的中文姓名叫伊罗生）先生一九七三年重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写的。文中谈了编选的经过和目的以及为什么到一九七四年才出版的原因；更多的文字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状况及发展情况的论述，同时也谈到了《草鞋脚》出版前几十年的政治历史情况。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点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是如何看待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的，我们对其中一些看法并不同意，发表出来，仅供参考。


　　这个中国短篇小说集的英译本是一九三四年搜集的。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是为说明并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状况，当时，这一运动才不过进行十五年多。编选工作得到鲁迅和茅盾的指导与帮助。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创始人之一，杰出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他的青年朋友和同行茅盾则当时被公认为继鲁迅之后最重要的作家。编选的目的，是想通过实例探索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从追求人道主义或浪漫主义开始，如何在那些年席卷全国的重大事件压力下，走向具有强烈政治与思想色彩的过程。
　　编选本集的另一个目的，正如鲁迅在小引中指出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一批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残酷镇压下的作家的作品。鲁迅本人享有无容置疑的声誉和威望，以致国民党政权只是千方百计限制他的影响，而不敢触动他，但对其他许多人却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鲁迅是逐步站到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来的。正如他为本卷撰写的小传中指出的，一九二七年标志着蒋介石政权的疯狂屠杀，使他深为震惊。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敌视态度，促使他与共产党人更为积极地交往，并于一九三○年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到一九三四年鲁迅已经成为一批共产党员作家或拥护共产党的作家们的楷模和良师益友，而且往往是他们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但从党组织的立场来看，鲁迅却是一位桀骜不驯的拥护者。他决不接受文学即政治的观点，更不接受对作家作品与思想的政治控制，当年他曾为此与共产党的批评家们展开过公开争论。鲁迅顽强主张创作过程的自主性，主张作家的自由与独立。在国民党统治下，这首先意味着向一个压制出版，逮捕、监禁、屠杀反对它的作家们的政权挑战。这个集子最初叫《窒息的中国》，原因就在于此。最后才以鲁迅一篇文章中的草鞋脚命名。这部手稿放在卷宗里未能出版已经有多年了，这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和变化，现在给予当初那个书名一种特别有分量的讽刺意味。抗日战争爆发并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以胜利告终。但是，作家们，特别是在本选集中出现的有些作家，他们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却仍在继续进行。
　　鲁迅是一九三六年逝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充满了对一些共产党官员顽强而愤怒的反抗，他们试图把一条突然改变的“路线”，强加在拥护他们事业的作家身上。为进行抗日战争，必须接受与国民党建立一种新的“统一战线”的作法，鲁迅对此当然并不反对，但策略上的大转弯他感到很难接受。他没有受过伸缩、灵活性的训练，不象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学会在“路线”改变时把握自己，因此他也不准备放弃或掩饰那些经过多少痛苦的思考才形成的感情和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作家必须奉任何人的命令大转弯，或做其他事。鲁迅很快就去世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不久之后把他封为仅次于毛本人之后的、共产党文艺界凌驾一切的精神领袖。但就是在把已故鲁迅推上共产主义新文化的英雄的宝座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他一九四二年发表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体作家，鲁迅对社会所进行的讽刺性抨击的文风，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与地点，但完全不适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的需要。毛说，抨击罪恶的反动统治的“黑暗势力”，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接着，他就提出了党在今后指导和统治文学艺术领域并确定什么或什么人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时，所应遵循的学说和准则。
　　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党试图把作家纳入党的完全领导之下而引起作家与党的文学机构之间长期展开了一系列冲突，在这些冲突中，鲁迅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与合作者，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最终成为靶的和受害者。这些冲突在延安时代、抗日战争年代，以及共产党当权以后的五十年代中期的百花齐放运动和六十年代末的文化革命中，不时地进行着。很清楚，如果鲁迅还活着，党势必要求他完全服从，而他决不会屈服于这―要求。事实上，他的名字受到推崇，但他的作品并不然。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家们把鲁迅的著作，同几乎所有其他书籍，包括现政权自己出版的大多数图书一样，从书架上搬下来，而鲁迅著作的多卷集至今没有再版发售；只有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刚刚开始重新问世。的确，不仅作家和书籍被清除了，就是统治他们的党的机关，也被撤消了。在文学、教育、新闻以及宣传领域的管理机构本身变成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这些都全部被摧毁了，它们所有的领导成员，甚至连次要的官员也都相继消失，被打入当初他们监禁在某个方面不完全服从党的指示的人们的狱中去了[1]。
　　本书介绍的十六位作家的命运，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关于每位作家的详细情况，可以参阅附在本引言之后的作者小传。三十年代初，当这本集子编成时，其中五位作家已经去世了，有三位作家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刽子手杀害，一位在同年病逝，一位作家于一九三三年在一次未遂的绑架事件中被国民党便衣暗杀。一九三六年鲁迅患肺结核去世。有两位作家四十年代被日本人杀害。两位作家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官员，于五十年代或稍后，大概病死，不过他们也都多年不从事写作了。至于其他五位作家，其中三位是文化革命中被摧毁的文艺机构的成员，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还有两位最杰出的作家，茅盾和丁玲，也遭到清洗而销声匿迹，丁玲于一九五七年被清洗，茅盾则在一九六五年被免去文化部长的职务。十六位作家中，幸存的只有一位，即年迈的郭沫若，共产党政权的高级文化官员，毛泽东的密友。只有他孤家寡人，地位显赫，主持着这一领域，而那些与他共同经历了共产党执政以前和执政后这段历史的作家们却不见了，全都不见了，去世了，被流放了，销声匿迹了，总之，不再写作了，缄默了，窒息了。那曾经感动和激荡人心的中国文坛，以及本书中出现的男女和其他象他们一样的作家的精神，如今不再感动人，而是一片萧条、荒芜，据了解，已毫无生气了。只有围绕着毛思想建立起来的单调和谐，此外就是一片沉寂[2]。
　　我希望通过这本短篇集的出版问世，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这段富于讽刺意味，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在给本书的历史提供更多的材料的同时，我还要给那段历史做些补充，而这些补充，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特别是为那些对这一主题完全陌生，或从较近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因而对本书作品的背景与写作环境认识肤浅的读者，我必须这样做。

　　关于中国过去形成的历史，已有很多论述，但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至少四百年前外国基督教人士就开始对中国的思想与信仰做肤浅的探索。直至一八四〇年西方的枪炮才打开古老中国的城墙，此后西方势力迅猛地闯入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西方基督敎人士很少有人能够而且愿意承认，对这种西方入侵作出的第一个认真的反应，就是在基督教表面影响下出现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救世主自居的、反清的太平天国起义，它几乎推翻了满清皇帝。以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列强削弱了满洲政权，使之完全处于束手待毙的状态，他们几乎瓜分了这个国家，并把各国势力范围变成名副其实的殖民地。直至上一世纪的最后几年，西方对中国的军事与经济控制接近完成时，西方的思想与文学才真正开始摧毁孔夫子传统思想的残存结构。一批知识分子于一八九八年试图在中国推行一八六八年在日本大获成功的改革，试图从上层实行迅速改革，推行变法维新，以拯救社会免于崩溃，国家免于殖民地化，他们的企图没有成功，但加速了这一进程。康有为和他的一伙改良派的知识分子，在百日维新之后就遭到专横的慈禧太后的制止，并且象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一样，为了试图把建立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的新思想变为政治现实，他们之后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制度上已打开了缺口，就再也不能关闭了，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另一种正统观念的一批新的、更强大的卫道士崛起了。
　　中国最近的这段历史要比一个长寿人的一生还要短暂。当康有为试图通过天子下诏书在中国推行维新时，鲁迅年方十七，郭沫若六岁，而毛泽东只有五岁。在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与政治方面的变革浪潮席卷整个中国。来自欧美的新思潮又同时经由日本源源流入，中国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失败后，成千上万中国人赴日求学，其中有鲁迅和郭沫若。其中也有蒋介石。
　　陈独秀也在其中。他是安徽一个官僚家族的儿子，于一九一一年满清灭亡后赴日，回国后于一九一五年创办当时革命刊物中最负盛名的《新青年》，强烈反映了这新的一代青年反对旧传统观念的热情。被公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宣言的，陈的发刊词如下：
　　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拋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已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七卷一期）
　　要拥护民主与科学，新青年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一九一七年一月陈在《新青年》上刊登了胡适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这位当时仍在美国继续求学的青年学者，在文中发动了一场用普通话，即白话，代替古汉语，即文言，作为现在中国文学工具的运动。提倡白话文本身就是一场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因为白话可以用流行的中国语言更加自由地表达外国的思想和语汇。陈把这一运动看成发展新的革命文学的开端：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二卷六期《文学革命论》一文）
　　一九一八年，陈在《新青年》上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陈号召的一切，用新的方法来使用白话文，并用新的形式（它尤其标志着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运用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反对旧社会的本质和准则。此外，这篇文学作品使鲁迅在崭露头角时就成为在这一变革时期中国出现的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鲁迅在三十八岁时开始写小说。他不是一下子就动起笔来的。他还刚刚开始探索他愤怒、讽刺、痛苦和幽默的根源[3]，正如夏济安［注：美籍华裔学者夏济安，本文译为“夏子安”，现统统改为“夏济安”——录入者注。］敏锐观察到的那样，鲁迅一开始就看到自己的工作是肩住“黑暗的闸门”。——唐代传奇中的引喻——，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似乎期待着这些预言即刻实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平学生冲击了外交总长的官邸，对屈服于凡尔赛条约，将山东省的权力划归日本的决定表示抗议。大批孩子们并没有奔向宽阔光明的地方，很幸福地度日，很合理地做人，他们却奔入二十年的思想动乱、个人生活的反抗和动荡，奔入国家民族历史的革命与战争中去[4]。
　　这一经验至少有两个方面必须强调，以便使本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符合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第一是巨大的爆炸性，这些人所遭遇的每一件事，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的创作中，他们的政治活动中，都带有火山喷发的特点。第二，所有这些一瞬间的、短促的人的、感情的以及每一据有重要意义的个人经验的爆发，都被卷入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狂涛之中了。五四以后仅仅五年，每个人的抉择和行动就成为生死攸关的事了。
　　在早年百花绚烂的新创作中，或以鲁迅为代表倾向于现实主义，或以郭沫若为代表倾向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聚集在文学研究会周围，包括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鲁迅的胞弟，一位颇有名望的批评家与翻译家，沈雁冰（后来以茅盾的名字闻名），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深受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传统的影响。他们写短篇小说，剖析传统社会，描写陷入旧信仰、迷信和剥削罗网的普通人。浪漫主义作家则聚集在郭沫若的创造社周围，它的成员都是雪莱、歌德、尼采在中国的继承者，他们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并按照他们的精神写作。鲁迅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不高；他一度称创造社为一帮“才子＋流氓”，也可以更尖刻些，译作“半吊子和无赖”。不管怎样，他们主要写他们自己，写青年与老年两代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写根深蒂固的家庭道德习俗所造成的严重紧张与崩溃，写反抗孝道以及男女自由恋爱的种种束缚。他们的作品，如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冲突给他们许多人带来失望、悲痛、混乱和消沉。五四这一代的作家们（写作在当时的青年中非常时髦），在那些紧张的年代，就是围绕这些主题进行创作。但是并没有给他们很多时间让他们去探索个人，反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感情。向旧社会挑战很快就不再是如何选择用新的方法来表现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成为选择是否和怎样投身到一种新的必要的政治活动中去，它保证对他们所反对的整个制度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一九〇〇年以后涌入中国的各种思潮中，继穆勒、斯宾塞、赫胥黎之后不久，就是巴枯宁和马克思，而一九一七年之后，则是列宁以及政治上引起震动的俄国革命浪潮。陈独秀随即于一九二一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在俄国人指示下于一九二三年进一步加入了孙中山奄奄一息的国民党，以便为发动一次新的国民革命做出努力。国民革命旨在讨伐蹂躏全国的军阀武装，驱逐奴役中国人民的外国帝国主义者。这些预言也期待着迅速实现，不到两年，以广东为中心的新运动就势如破竹向北方扩展开去。一九一九年代的男女发现他们自己划分为两股潮流，保守的国民党企图继续控制局势，共产党人则在服从于国民党旗帜下的同时，保证进行革命。年轻人很快发现他们个人的忧虑被这些强烈的压力推动着，他们加入了政治大军、战斗队和宣传队，被高涨、奔腾的浪潮卷入更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去。不论现实主义作家或浪漫主义作家，都被这一前景所吸引，他们相信要摆脱个人的困境，要反抗，只能放在更大的社会冲突的范围内才能求得解决。他们的口号就变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郭沫若于一九二四年经历了一场独特的、富于戏剧性的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由于读了一位日本作家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郭沫若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向作家们发出了这一有代表性的号召：
　　青年！青年！……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抓着。我希望你们成为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饮得两杯酒便是甚么浪漫精神，多做得几句歪诗便是甚么天才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中国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时代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吧，向前猛进！（见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一文）
　　至于鲁迅则清醒地、缓步地走向政治活动的舞台，他决不使文学屈从于政治专政。他去南方执教，起初到厦门，后来到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蒋介石在上海篡夺政权前几天，鲁迅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干部与宣传干部的主要中心黄埔军校，发表了一次演讲。根据即将发生的，以及更远的将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看，鲁迅那天讲到文人与执政者的关系时，有些话是含有阴暗的预言的意味的。他说文学是无权人的话，那些“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他那次演讲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人们不要使文学创作服从于政治条律。他说：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是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
　　对于投身到这些事件中的人们，历史很快就给予他们什么教训，是一件复杂的事，也不是简单几句话能概括的[5]。其实质是，运动中国共两党关系的矛盾——热情参加革命队伍的战士们是很少理解或注意到的——最终爆发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上海武装政变的暴力高潮。正在胜利进军的国民党军蒋总司令，朝他的同盟者共产党掉转枪口，在上海和长江流域开始大屠杀，从而取得了胜利，并在他的新都南京执掌了政权。一九二七年末至一九三〇年间，当时在李立三领导下的共产党人的反应是破釜沉舟，他们发动了毫无希望、代价高昂的起义。号召掀起实际上从未出现的“新的革命高潮”。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遭到镇压，党组织却保存下来，由于宗派斗争而支离破碎，只能进行分散的活动，成效不大。这个组织与远在偏僻内地保留下来的共产党武装，几乎完全没有联系。毛泽东作为农民自卫军的首领，正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开创新的事业，经历了延安时期及日本入侵，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在蒋介石手丄遭到失败至一九三三年，共产党员作家和党的同情分子都经历了这段时期，而本书后半部所收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这段经历。有些作家，象郭沫若流亡到日本，直至一九三七年才回国。有些到内地加入了共产党在江西、湖南领导的武装。另一些人则正如作家小传中记述的那样，往返于上海武汉之间，寻求新办法，以便重新恢复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政治生活。鲁迅由南方回到上海，尽可能恢复他的写作生涯。从此他专心致力于鼓励、资助前来向他求教的青年作家。一九三〇年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说：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6]。（《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但是鲁迅和那些试图向他学习的青年，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被夹在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中。国民党禁止出版他们的著作，对他们加以逮捕，处死。共产党则由于处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以及自己的缺点和失败，使这些作家受到激烈党内斗争的影响，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绝对地顺从。于是这些作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终不是成为国民党的，就是成为共产党的受害者。[7]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间在上海郊外龙华警备司令部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杀害这一案件，大概最能说明被夹在那些正在关闭的黑暗的闸门中的经验。关于这五位作家已有不少记述，共产党悼念他们，追认他们为五烈士，他们的遗骨被起出，重新安葬在烈士陵园，他们的著作被搜集出版，他们的生平事迹被传颂，许多回忆录记述了他们临刑前的情景。
　　事有凑巧，五烈士的命运竟成了我自己生活境遇中的一环，它是促使我在上海创办一份叫做《中国论坛》的小报的因素之一。几乎正好在他们被捕，被杀害整整一年之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出版的第一期《论坛》用了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五烈士的照片、关于他们被捕的故事，并加上“以及其他十九人”这样一句话，关于这句话我在后面还要加以说明，还刊登了共产国际在欧美发起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国际性的指责与抗议运动的详情。一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第二期译载了收在本书中的五位作家之一胡也频写的短篇小说《同居》，在以后的一年半中《中国论坛》译载了另一些作家的十四个短篇，包括五烈士中最年长的三十岁的柔石写的《为奴隶的母亲》，还有年纪最轻的殷夫二十二岁时创作的一首诗。五烈士中另外两位，一位是女作家冯铿，实际上她只在几年前写过一些诗；一位是李伟森，他作为党的一名工会老干部，比作为作家更出名，这是另一个重要细节，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说明。除了这五位作家，《论坛》第一期还刊登了另一位作家宗辉的名字和照片。他是在半年前，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被杀害的，时年二十一岁。
　　我必须回到五烈士以及他们的结局这个题目上，因为这不仅是最令人痛心，而且也可能是最富于讽刺意味的经历，这种经历也反映在本书人物的生活与故事中。我未曾晤面的这五位青年的命运和我个人经历之间的联系，使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开始办《中国论坛》时也正好二十一岁。那时我来到中国已一年多，最初在上海两家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担任记者或编辑；后来游荡于长江上游，一直深入到川西，几乎到达西藏，回来时沿江而下，在一九三一年长江洪泛所造成的大批死难和无人过问的大灾难中，于当年仲夏返回上海。仅仅几天之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了进攻中国的新战争，首先占领沈阳，并开始侵占满洲。南京政府正倾全力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宣布对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一年的所有这些暴露、震动、遭遇和教训同时对我产生影响后不久，我在上海结识的共产党朋友和对党表示友好的人士就建议我能否自己创办一份报纸。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结果创办了《中国论坛》。
　　《论坛》遇到种种阻碍和困难。第三期出版后的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进攻上海，并意外地遇到十九路军的抵抗，他们是违抗了南京方面的命令而还击的。战斗持续了三十四天。它向世界展示了恐怖的轰炸，使闸北成为格伦卡、考文垂、德累斯顿、广岛和越南的先驱，也使我对死亡可能采取的形式有了更多的认识。那一年三月，当我有可能重新出版报纸时，遇到种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干扰，印刷工人吓跑了，邮件被扣压，这些都是公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许多与报纸有关的工作却被迫转入地下。有些干扰持续数日，有一次持续了数月。《论坛》仍然争取出版了三十九期，最后十六期用中英文同时出版，在我们自己的一间小小的印刷所里，用手工排版，用一台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刷。最后一期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版，距创刊号正好两周年。停刊是突然发生的，这并不是因为国民党或上海的外国当局查禁终于成功，而是因为我和我的共产党朋友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决裂后，报纸也无法存在了。这就是我个人被那两扇黑暗的闸门夹住，或险些被它夹住的一段经历的简单叙述。那时我和妻子维奥拉从上海迁居北京，我们把完成这些短篇小说的编选与翻译作为我们首要的工作，一面写信到上海与鲁迅和茅盾商量。关于我自己的小传，这里只能简单提一下，篇幅所限，不容许我多写，但我确实还要再多介绍一些，因为它与我编这本书有关，而且因为我和本书中的人物共同经历了三十年代初上海的那段时期，尽管我当时的处境和所受的威胁肯定要比他们小得多，但我还是要讲一讲那时的情况。

　　上海是它独特历史的产物，有归外国管辖的领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一座几百万居民用种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和他们拥有的财产经营起来的，向四郊伸延的中国城市。受条约保护的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在这个国家享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不受中国司法或税律的管辖，外国商人享有优惠的待遇，从条约规定归外国人管辖的通商口岸进口的货物，中国当局只限抽百分之五的税收。这些权利和特权都受到外国列强战舰和驻军的保护，遇到动乱，如一九二七年汉口英租界遭受侵扰，上海似乎也受到同样威胁时，战舰和驻军就迅速扩大，他们还有自己的巡捕和法庭，以便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
　　有大量中国人居住在外国人管辖的地区，他们实际上无异于殖民地的人民，这个管辖区有它的“臣民”，以及欧洲殖民制度所具有的一整套标志，诸如外国主子的歧视、排斥和种族偏见，以及大量中国人作为其臣民驯顺接受“商埠思想”。的确，正是这种更古老的、更加根深蒂固的中国沙文主义的自尊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向二十年代的这种局面提出挑战。蒋介石尽管挫败了这一运动，但他不得不继续压制民族主义分子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外国租界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蒋介石的外国朋友和顾问所不能答应的，直到他们的对手日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并把他们赶出通商口岸之后很久，他们才让步。美国则直到一九四三年才签定了一项新条约，宣布放弃治外法权——这是美国与中国签定的第—个“平等”条约。
　　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由人们熟悉的殖民地的各阶层组成：缔约国的外国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作为外国企业的参加者、助手和代理人的通商口岸的上层中国人——在中国沿海称他们为“买办”，这批人变得非常富有；一大批中国白领阶层的职员和工人在外国和中国企业中谋生；大批奴隶般的穷人从凋敝、贫困的农村源源涌入城市，为城市无限制地提供劳力、人力驮兽、乞丐、娼妓和罪犯；最后是一批断绝了生计的人每年要在这个城市的街头遗弃约五万具婴儿的尸体，有一个慈善团体就是专门以捡埋这些小小的尸体做为它唯一的工作。一九三〇年的大上海是一座拥有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外国人约占五万，其中半数是日本人。
　　法租界则多半做为流氓犯罪集团活动的基地而存在，他们扎根于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古老的秘密帮会组织中，控制着鸦片走私、赌博、卖淫，以及其他种种类似的营生，这些占据了这个城市生活的大部分。这些集团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变成国民党对付工会激进派以及其他这个政权反对派的国民党特务。他们的主要头目杜月笙始终受到外国当局及国民党当局的宠幸，中外报刊都称他为“商业钜子”和“慈善家”。这些为马尔洛的小说《人的命运》中所描写的上海的气氛与事件提供了主要的情节，小说围绕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接管上海事件，非常忠实于主要事实。
　　在英国人统治的公共租界（美国人、日本人和一些装点门面的中国人也坐在工部局里），则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更加精心安排的法律形式的结构，使人感到在周围回旋的中国没有法治的一片混乱的海洋中，公共租界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法度的坚如磐石的岛屿。因此，公共租界就多年来向各种政治上的“在野派”，尤其是那些他们的存在对外国人有利，或不致使外国人感到威胁的人，提供了避难场所。靠派系混战的军阀和不论官职高低的政客，在外国人的地界以内都很安全。三十年代的上海充斥着这类的避难者，他们从蒋介石的新政权内部及其周围的派系和人事的轧轹中逃脱出来。英国“法治”在上海的翻版英租界中，尽管法治的伪装可以剥得精光，却仍然为反对现政权的人，提供一些庇护，还给他们的活动以某些有限的自由，甚至出版自由。在租界以外被认为危险、“非法”的，在租界以内至少还保持“半合法”，甚至“合法”的状态。但是一旦涉及真正的共产党，或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这种差别就缩小，甚至几乎消失了。从一九二七年起，搜捕并处置这些更为危险的敌对分子的工作，就成为外国当局与国民党当局共同关心的事。上海工部局巡捕房设有处理政治事件的“专门部门”，和国民党一样，他们从共产党员中收买叛徒和告密者。司法制度完全服从于这些特殊需要。将中国犯人从公共租界向中国司法当局引渡，需要向租界法庭提出起诉，并证明犯人所犯罪行表面上“证据确凿，可以立案”。被告只犯偷盗或杀人罪，没有其他案情，则从宽处理；对于一个作为“共产党”而被捕的犯人，诉讼程序就草率而滑稽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间，公共租界法庭就向国民党引渡至少三百二十六名真正的，或被指控为共产党的犯人。其中大多数都象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晚上被捕的五位作家和其他十九人一样，死于守候在公共租界外边的国民党刽子手的魔掌之中。（参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论坛》上《引渡：理论与实践》一文）
　　这个制度仍然保留着一些小缺口，许多事就是从那些缺口中通过的。外国人控制的地区确实为那些能保持“合法”身分，或成功地隐蔽下来的人，提供了某种掩护，而且确实有少数人成功了。巡捕不是他们所希望地那样有本领，而且也远不能与后来共产党警察的效率相比。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发生的事，在今天的上海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一位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胡志明，在上海渡过了一年多的地下生活，未遭逮捕。我觉得，他简直是在公开露面，他和我一样很容易被人发现，而我却时常碰见他在离租界巡捕房很近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附近步行。共产党遭到破坏和瓦解，同时又缺乏一般群众的追随与联系，却依旧能够召开，而且也确实召开了秘密会议，在它的领导下，一些小组设法坚持他们半公开、半秘密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个“反战同盟大会”公开宣布成立，而且就在上海市中心秘密举行会议，尽管出席会议的有专为此目的而公开来沪的一批欧洲共产党员，以及许多秘密由江西前来的中国共产党员，事情还是进行得非常顺利。治外法权本身，当然促使《中国论坛》有可能完全公开存在。国民党当局正式提出一份详细起诉书，对我提出一系列指控，其中多数指控根据国民党法律规定都要被判处死刑，当时，美国总领事馆的律师就曾问我为什么不使用治外法权。这一建议一经传出，上海英国人社会的某些最保守的代言人就发出一阵惊呼，他们毅然出面维护我的“权利”，尽管当然在他们看来我使用那些权利是异常的。
　　当时上海还有一些中国的显要人士，可以从相对说来比较安全的地位，发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在纯粹文学的领域里，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位。作为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威望保护他免遭逮捕，尽管他的一些作品遭到査禁，尽管他不断接到对他的生命进行恐吓的匿名信。鲁迅进行着大胆，而且往往是非常公开的活动，继续不断地写他那些辛辣的短文——杂文，这是他为自己创造的，最独特的批评与进击的工具，他同时还发起并资助作家小团体和出版物，对向他寻求帮助和指导的个人，尽一切可能亲自给予帮助。另一位则是国民党创建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她曾支持过国民党急进派，在分裂以后，她成为蒋介石不妥协的政敌，她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她妹妹做了蒋介石的第二个妻子，她的胞弟是蒋的财政部长和心腹，——以便在中国的政治事件中，保持她的独特地位。人们会奇怪，这位引人注目、不同寻常的妇女，竟没有一位作家写过她的生平。现在她年近八旬，在北京担任名誉副主席的职务，但大概依旧是一位不能触动的人物。……
　　在法租界莫里爱路她的住所——这所房子也是孙中山故居，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红卫兵和其他流氓的冲击和破坏——孙夫人经常在这里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与行动进行猛烈地抨击。她与鲁迅和另外一位没有受到一般攻击的重要人物，年迈的蔡元培——五四时期他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是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一同创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们的倡议在很短时期内就使许多追求自由的中国作家、教育家和编辑得以加入反抗压迫制度的运动。宋庆龄带领他们走得比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希望走或敢于走的要远得多，她勇敢地为被捕的人进行干预，对恐怖案件发表公开报导，甚至率领一个代表团直接到南京监狱，探望一些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罗登贤，他是在落到租界巡捕手中之后被引渡的①。（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论坛》）孙夫人遭到国民党报刊的反击，同时遭到那种专事造谣中伤、危言耸听的所谓“小报”的无耻诽谤，她经常收到对她的生命进行恐吓的信件。但是当局实际上并不敢对她采取行动，也不敢触动蔡博士，只得转而对他们的朋友下毒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在中央研究院任蔡元培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最活动的人物之一杨铨（杨杏佛），在上海他的办公处外面的马路上被特务刺杀。
　　杨铨的被暗杀是那年春天在上海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与绑架事件之一。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反共组织阴谋行动的一部分。这一组织后来称作蓝衣社，也有“蓝衫社”、“蓝褂社”等不同译法。蒋在南京的机构已开始继承并应用德国新纳粹统治者的某些手段和办法，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一帮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特务、密探和刺客，向反蒋，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反蒋的人发动了进攻。他们进行恐吓、殴打、绑架、刑讯和暗杀；他们冲击、捣毁犯禁的书店、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同时，他们也开始出版自己的报刊和影片。这一运动明目张胆地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蓝衣社特务无需通过经由外国巡捕房和引渡办法方能生效的软弱的诉讼程序，就直接对受害者进行搜捕，并把他们带出外国租界。
　　五月四日（按：应为五月十四日），蓝衣社暴徒从一位青年女作家丁玲在租界的住所里绑架了她和作家潘梓年，特务们闯入时，他正好在那里作客。几小时后，埋伏的特务逮捕了另一位作家应修人，他当时拒捕，被特务推到楼下摔死。以后的几个月中类似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变得司空见惯。有个半是受害者、半是当事者的，目睹丁玲被绑架事件，《中国论坛》刊登了他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记叙。另一些报导是那些被过去的同志向埋伏的特务出卖而及时逃脱追捕的人写的。有了这些报导，我们再读本选集中的某些小说，就显得粗糙，艺术性不高，这些都是初出茅庐，但充满革命激情的一些作家的最初尝试。丁玲的《某夜》就是其中的一篇。但读者必须知道，这批人——五位作家以及其他十九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夜晚被杀害，而其中之一就是丁玲的丈夫，她的新生婴儿的父亲。
　　收在本集中的短篇小说《死》，是青年作家适夷于一九三三年写的。作者描写一位姑娘也象这样在上海马路上被捕，并被拷打致死。不要以为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作者的虚构。确实有共产党的叛徒在马路上指认他们过去的同志。在上海市内和郊外国民党监狱和司令部里，确有一批虐待狂的狱吏和刑讯人员在那里工作。青年确实象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或者顽强反抗，或者最终屈服，或奄奄一息，或者勉强活到另一天死去。不久适夷本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国论坛》刊登了一则如下的新闻：
　　楼适夷，一位青年的小说诗论文小册子作家，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分子，在上星期六（九月十六日）夜五时被绑去了。楼最近对于反战大会非常热心，并帮助反战大会的《反战新闻》出版事宜。
　　楼于当日午后离开了狄司威路友人家往访住在法租界的友人。他在快到五时的时候离开法租界的友人家。自此而后他更［注：“更”字疑为“便”字之误——录入者注］音踪不明了。他的青年的妻子找他不到。星期日上午两个蓝衣社密探跑到他家里，幸好他的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了。
　　毫无疑问，楼又是成了上海野蛮蓝衣社恐怖的牺牲品。从各方面的消息所指示的，他一定在马路上被绑去了。他的命运不会和丁玲——已被害了或仍要关在黑牢里——一样吗？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有些是第一手材料，有些则来自十分接近的方面。我有可能在一种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活动。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个优越条件，甚至是一种保障。但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秘密活动的一些常规对我说来就需要加倍了。文字材料通常都是由送信人或其他间接途径送交给我。任何一个可能发生意外的中国人都不能和我公开接触。但我确实也和一些这样的朋友会面，不过总要经过最严格、周密的防范，即使如此，每次会面时，也从来不通报姓名。我甚至不知道为《论坛》冒险工作的中国青年的真名实姓，甚至在上海我们幽静的公寓房子里隐蔽地一连生活和工作了几个月的一位青年，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如果当时在上海我的确会见过任何共产党的要人，我也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对于我不知道的事，我也就无可奉告。我这位热心的外国青年支持者，他的工作是出版《论坛》，写外界的事，报导重大政治事件，报导日本、列强、战争，报导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和恐怖；他是不去了解，也没有任何机会探明共产党内部的活动和内部的斗争，更不去探明共产党和鲁迅、茅盾这样的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两位我认识，而且时常见面，但从来不谈类似这样的问题。
　　关于我自己逐渐积累起来的与共产党朋友以及《中国论坛》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则说来话长，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叙述。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矛盾始于对政治上的谎言和夸大的天真的抵制，不是针对国民党及其恐怖统治，对于它是谈不到夸大的，而是关于共产党对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成就所作的声明而言。这是从当初我发现共产党关于抗击日本的上海战役的对外宣传和我自己在那几周对如今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流血事件的见闻有出入而开始的。的确，我在《论坛》上发表的关于这―事件的报导，在后来我正式刊登的一封长篇谴责信中遭到“批评”。关于其他地方的事件以及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争论，我已开始阅读和进行研究，这足以使我产生许多复杂的疑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刊登了一篇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纪念的文章，文中没有提到斯大林，更不用说对他加以吹捧，这就成了我最大的罪行。我和地下党朋友之间的冷淡关系，终于冻结了。当我正式拒绝改正——悔过？——一切于是就突然结束了，我那依旧天真的作风使我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圈子。
　　但事实上直到我们去到北京，直到我们完成了《草鞋脚》的工作之后，我们才开始填补我们知识上的某些痛苦的、巨大的空白。一九三四年中期我们开始逐步整理近代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这本书包括一位朋友细心翻译共产党的文件和其他原始材料的工作。他本人就是参加这些斗争的老战士，也是通过他我才得以研究上千页的这些文件的正文和注释，正是这样，我开始第一次了解到在我短暂而紧张的那几年政治学徒的生涯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于是，在一九三四年末的一天，也是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对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那次导致五位作家以及其他十九人被害的会议，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要用几句话概括，是不容易的，但我们目标的要点很清楚。一月十七日在上海召集的那次会议，是共产党内部领导权之争趋于白热化的一次激烈的宗派斗争的一个插曲。李立三领导下的冒险主义政策在走向失败，这是一九三〇年中期甚至第三国际也看得很清楚了。围绕政策问题，以及党的新的领导权问题已经展开了几个月的派别与人事的激烈纷争。我要再提一句，这也就是在当时认为领导权应该以国民党中国的城市为基础，而不是以毛泽东培植，而最终准备由他亲自指挥整个运动的内地农民武装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当时仍设在上海，至少仍旧可以在那里存在，并召集会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一个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第四届全体会议的大会，在第三国际的俄国代表巴维尔·米夫的监督与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以李立三为首的旧领导被粗暴地免职，由米夫的门徒，从莫斯科归来的学生陈绍禹——后来在第三国际的刊物上以“王明”闻名——取代他的职务。在党内动乱年代，陈和他新来的一伙人是在莫斯科渡过的，他们新近刚刚回国。当时他们把何孟雄领导下的党内一批身经百战的反对派老干部排挤到一边，何孟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要追溯到革命一开始。四中全会的决议遭到党的一些机构以及上海党所属各支部、小组以及委员会的愤怒反对。正是何孟雄以及他的一批同志和拥护者，包括五位作家在内，于一月十七日夜间在旅馆里开会。他们正是和五位作家一起被带到龙华处死的其他十九人，第三国际为五位作家蒙难而发起的国际性的抗议运动期间，经常提到这十九人，却从未公布他们的姓名。
　　那天夜里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此后再也没有验明过身分。五位作家中，则只有李伟森是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资历不比何孟雄浅，声望也不比他低，他显然是以这种资格，而不是以“作家”身分，出席了那次会议。其他四位在党内的资历显然比他浅得多，他们都是各小组和团体的成员，都拥护由于四中全会上的突然改变而被撤职的党的旧领导。事实上没有确凿证据足以说明那天夜里与会者的真实意图，也没有确凿证据足以说明会议是如何以及被什么人出卖给警方的。只知道事情发生前的情况，以及事后处理这一事件时共产党的非常奇特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
　　最近在已故的夏济安的著作《五烈士之谜》（一九六二年初版）[8]中，对这一事件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他搜集了可以找到的全部材料，认真、仔细研究了全部证据。这些证据尽管没有最后证实，但有力地支持了下述推断：（1）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议对突然撤换党的领导一事做什么反应，是服从还是分裂？（2）为了一举清除反对派，党的新领导将这次会议的事泄露给上海警方。这是我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提到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内容，（见该书334—335页）夏济安加以引用，他还同时引用了许多当时我无法得到的其他材料。在他的记述中最尖锐和最有启发性的也许是他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很多年后，毛泽东在论述这段党史时说，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某些同志遭到“过分地打击”。（见《毛泽东选集》中《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夏可以问：什么打击呢？他感到从证据中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但任何读者都会发现有关的证据在夏的书中比比皆是，无庸置疑。对于那晚黑暗的闸门向他们关闭而死于龙华的人，打击是够严酷的。他们现在又被挖掘出来，重新隆重安葬，这“二十几位死者”——据说在现场只找到二十三具，而不是二十四具尸体，需要为他们立一座墓碑，以纪念他们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种种恐怖。
　　至于我，这些打击是当我在北京一间幽静的房间里审査和澄清一些材料时，向我猛烈袭来。当我与这些事件关系很少以后，我才有机会研究这些材料。我此刻还能感受到这些事实给予我的沉重打击，而当初我接触这些事实时，竟对它们毫无所知。与龙华的牺牲者不同，我的经历没有使我付出生命，但却使我失去了一部分青春，失去了一部分天真，他们正是为保持天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本书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得以问世，我只希望读者现在阅读时，参照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能使他们的小说增加新的意义。

　　关于本书的编选情况，我在一九三四年原编者序中写道：
　　“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在于对近十五年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一个连贯性的介绍。用短篇小说能实现这一目的，因为这一体裁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形式。鉴于此目的，小说最初的选目是鲁迅和茅盾选拟的，郑振铎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补充意见……在最后确定选目时尽管不断听取了朋友们的建议和指导，但对此负责的还应该是编者……
　　“初步的翻译工作大部分是由杨启荪（？）女士做的，她还核对了最后的译稿，并提出无数建议和意见，如果译文取得某些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她。错误是难免的，这应当由编者负责。水门汀翻译的小说都是成品，无需校订。他翻译的这些作品于一九三二年春全部在编者的《中国论坛》上刊登过。《春蚕》初稿（即本译文）是由冯玉星（？）翻译的；《雪地》和《禾场上》则是杨潮译的。大部分小说的原作都是最先刊登在后来被查禁的杂志上。”
　　关于“水门汀”这个名字，我想补充一点趣话。这是已故乔治·A·肯尼迪的笔名，当时他是公共租界一所学校的语文教员。乔治实际上对当时上海的政治活动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他晚年成为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但即使那些在此以前还不认识他的人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选用这个笔名时，用异样的、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斯大林是‘钢’，莫洛托夫是‘铁锤’，那我就是‘水门汀’！”[9]
　　在《论坛》出版初期，纽约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就曾对我们准备出版的小说集表示了兴趣，但从他最早表示愿意支持到最后我交出初稿，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他发现我变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比这更糟，而且他将不能指靠纽约共产主义运动给予的“特别资助”时，他的热情就消散了。在那些日子里，纽约共产主义运动很善于利用这种“特别资助”对书籍出版施加影响；它能保证任何普通出版商完成他预期的一本图书的销售额，能保证一本未必受群众欢迎的书，结果不盈不亏。至于我这本书，不知是因为没有“特别资助”——正如一位出版商在写信回绝我时，就曾坦率地这样说——还是因为在当时没有发现这些小说本身有出版价值，在以后的两年里，《草鞋脚》遭到一个又一个出版商的拒绝，当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障碍，而终于出版了他编辑的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时，我们完全气馁了，我们只得懊丧地将《草鞋脚》搁置一旁，作为我们的纪念品之一了。
　　它就这样一直被搁置着，如果不是去年十二月我们去坎布里奇参加为一位前来访问的中国朋友举行的茶会，它大概至今还搁置在那里。在茶会上维奥拉·伊萨克斯偶然同帕特里克·哈南教授交谈，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谈话使维奥拉想到并提起《草鞋脚》。哈南的惊讶与兴趣也使我们重新兴奋起来，当天晚上我们就翻寻了旧材料柜，找出《草鞋脚》，同时还找出几只文件夹，里边夹有鲁迅和茅盾关于本书的一些信件，还找出一束出版商的退稿信。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米克尔·康诺利是另一代人，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立刻感到兴趣，书也就这样出版了。
　　对一些西方读者说来，书中的许多小说显然不如一九三四年时那样“新鲜”了。有些鲁迅的作品，当然，甚至在那时已经翻译出来，更多的作品也在那以后用多种西方文字出版。四十年代出版了其他一些作家选集的英译本，但现在已经绝版。北京政权曾出版许多选集，后来停止发行，至今没有再版。现在这个选集中有些小说，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一九三○——一九三三年间名望不大的作家的几篇作品，据我所知，它们的英译在这里确实是第一次发表。无论如何，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它本身，也由于时间给了我们透视的可能，我们要对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进行透视，同时还要看一看帮助创造了这段历史的作家们，他们个人的命运。因此《草鞋脚》现在出版，很可能比一九三四年出版更有意义。有些书和某些见解一样，是有它们的契机的，而这本书的时机，很可能正是现在。
　　象过去一样，我主要应该感谢的仍然是鲁迅和茅盾。鲁迅早已去世了。如果茅盾仍然健在，居住在中国的什么地方，现在也该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很久以前，他曾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与鲁迅曾经那样接近，但是，谁知今天他对过去的一切会有什么想法。
　　为本书重获出版，为在新旧两个本子中维奥拉·R·伊萨克斯都参加了工作，我应该向她聊表谢忱，她自始至终与我合作，包括撰写这篇更详尽的新序言和被它取代的原来那篇简单得多的短文。这篇序言是内容更加充实的续篇，所幸的是它丝毫不涉及政治。
　　我也要对在我重新进行编辑工作的过程中给予我许多帮助的人，表示深切的谢意。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的梅尔·戈德曼教授给我提供使用材料的方便，有助于我修改刊在本序言之后的作家小传。我还参考了她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文学界的分歧》和其他文章，参考了已故夏济安的论文集《黑暗的闸门》，并从中受益。我从哈佛中国问题讨论会举办的短期讨论，介绍列奥·李凡吾不断取得进展的鲁迅研究中得到许多教益，他对这篇序言的意见也使我得到帮助。这些学者有助于保证那些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不致随记忆流逝，而保留下来，供人们阅读并进行不断的、详尽的研究。
　　在校改翻译中的错误和提高译文的忠实程度方面，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尤其是对最初不是乔治·肯尼迪翻译的那些译文。这种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也受到局限，比如有四篇小说的中文本就没有找到。约有半数以上的译稿，由唐纳德和罗丽泰·吉布丝慨然承担校订，并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他们还核对、补充了一些注释，并提出了一些其他有益的意见。我更要感谢A．L．秦，他使其他译稿中的错误减少了，特别是他全文重译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核对事实的许多细节、翻译和拼音拉丁化方面，我同样从这里得到必要的帮助，尤其高兴的是促使我引用了鲁迅的一首诗，诗中的一个对句已被用作本书包封设计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上面提到的人几乎都参加了这首诗的翻译工作，我感到高兴的还有发现鲁迅把原来给《草鞋脚》写的小引收在他的著作集中，这套全集终于在北京出版了。我还要感谢伊拉·沃格对序言提出的有益批评。我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原稿的其他方面做了细致的核对工作。遗留下来的全部错误——错误肯定还不会少，那就该由我负责，我相信，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谈到鲁迅和拼音拉丁化问题，我要提出一个矛盾，不过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正确解决了这个矛盾。鲁迅把他的名字用拉丁文字母拼作“Lu Sin”。他反而坚持这种拼法，事实上，连他的有些著作的中文版封面署名都用这种拉丁文的拼写形式。在我至今保存着的他的来信中，有一封是由朋友或秘书用英文代写，而由他签名，他签名时把鲁迅二字连成一个字“Lusin”。（顺便提一句，那是他拒收我要寄给他的小说《风波》的22.5美元稿酬的一张便条。他的小说《风波》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纽约《小说杂志》上刊登，署名“Lu Sin”。）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倾向于尊重鲁迅对“Lu Sin”这种拼法的偏爱，而不想遵守瓦德夫人和吉尔斯先生的规则。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想到一切的目录、索引、书目提要以及一切如饥似渴査阅这些资料的学者们和读者们，想到对中国的知识的一切引起混乱的障碍，瓦德夫人和吉尔斯先生为减少这些障碍做了艰苦的工作。最后，我想，“Lu Sin”自己的反应会是扬眉而欣然一笑时，于是我就向后代人，为他们的需要让步了，我不再注意我自己对鲁迅的回忆录是否认真了。鲁迅送给我一张他自己的小照，作为印在本书扉页之用，而且幸好他在照片上用中文签名，今后他也就不会从壁上向我俯视，责备我在本书中由我自己选定对他名字的译法。我希望本书在其他各方面都能符合鲁迅首先提出的目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一些光明进来。


哈罗德·伊萨克斯
1973年4月10日马萨诸塞州牛顿城




[1] 有关这段历史作详细、文献性的研究，可参阅梅尔·戈德曼著《共产党中国文学界的分歧》（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纽约图书馆一九七一年平装本）；以及她著的《周扬的倒台》（《中国季刊》一九六六年七—九月号，第132—148页）；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

[2] 目前中国认为文化革命后可以出版的“文学作品”，可参阅《种子及其他故事》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

[3] 参阅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中146—163页《鲁迅内心黑暗势力面面观》一文。普林斯顿大学的列奥·李凡吾正在从事鲁迅生平心理历史学的研究。

[4]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阅赵泽桐《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5]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阅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修订第二版，一九七二年平装本）。

[6] 也在这个时期，一九三二年鲁迅写了本书包封设计中采用的诗句，这两句诗经常被作为对句引用：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也是他一九一九年所指的孩子们，那时他就看到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但这两句诗是鲁迅为酬和他的友人郁达夫和诗人柳亚子而作的，这首诗闪烁、隐晦的含意值得进一步玩味：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称这首诗为“自嘲”。这个译文参照了几位译者的翻译，他们对诗中某些语汇和诗句可能有的各种含意进行比较，作了不同的选择。华盖一词译作“好运”，实际指一位高官进城时用的色彩鲜艳的遮篷或阳伞。在鲁迅的家乡方言里，华盖与锅盖又是同音词，于是又有“不走运”或“倒霉”的意思。因此诗人可能说他的好运就是倒霉，他也可能借用了郁达夫的诗句，在诗中诗人希望他能逃避厄运，头戴破帽，饮酒漏船，泛舟中流。鲁迅重申了他对别人的指责抱着犀利的蔑视。倒数第二行中的“一统”，是当时国民党政治宣传中惯用的一个带讽刺意味的语汇。最后所谓的“春秋”，是借用一部古历史书的书名，说明诗人不理睬历史家们将对他如何评价。

[7]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是一位捷克共产党学者。他在布拉格建立了—个闻名的中国研究中心，他本人是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一九六八年他发表的一篇论文，结尾时作了这样的论断：“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个短暂的时期，我们提到的作家中没有一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可以安心工作……这也就很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作品显然不连贯以及相应地不够细致，甚至某些作品使人感到肤浅……我们也不能推测这些新形式在短暂问世之后，将会如何发展。随即爆发的战争，尤其是靠革命而取得政权以后推行的专制主义使任何一种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都拖延下来，并且停止了。粮食还没有成熟就收割了。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短暂时期那样使我们感到如此悲惨，是人类史上少见的。这一悲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这种文学产生，帮助推动革命前进，帮助人们摆脱束缚的同时，革命在发展过程中却扫荡了这一文学，而且往往连创作这一文学的人，也被扫荡掉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中国研究第二十次国际会议重要论文集《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关于中国五四运动文学方面的几点说明》。
　　普实克本人尽管显然可以在相当于捷克百花齐放运动的时期起过作用，但他仍然逃脱不了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并在捷克重新建立共产党强硬路线控制的后果。据说他遭到清洗，他的教学大纲被取消，他的学生们也都星散了。很清楚，尽管强烈的民族“矛盾”使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但一切共产党文化却仍然保留着某些共同的特点。

[8] 伯克莱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第二卷，—九六二年版；一九六八年重新收入《黑暗的闸门》一书。

[9] 俄语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姓分别由“钢”和“铁锤”二词的词根衍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