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刘茔、杨云若 译；王淇 校） 来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译者注：本文是1935年8月19日伊罗生（原名H·R·Isaacs。伊罗生是他的中文名字）与斯内夫利特（H·Sneevliet，即马林）谈话记录，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45期（伦敦，1971年），第102～109页。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他曾在中国工作过，1932年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时就用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曾任《中国论坛》主编．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一书。 补注：这份文件1970年代初才在英国伦敦公开发表。——录入者注 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我代表爪哇党。我是1919年被驱逐出爪哇的，1920年初，在荷兰被邀前去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我被指定参加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是这个委员会主席，里面还有罗易。我任秘书。我们依据列宁和罗易的两组提纲进行工作。 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我是1920年8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1921年4月，我动身去中国。 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冢。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这是1920～1921年间的情况。 在上海，我必须从头做起。在北京，那时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员等等，他们与北京大学一些小组有接触。而在上海，我不得不从了解中国情况入手。这使我同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发生了接触。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广州。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于广东，一种中国斯大林式的在一省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孙中山则着眼于全国，他要攻击北方的腐朽军阀、政客和外交官。孙中山要求组织北伐，他的主要敌人是吴佩孚，孙认为吴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那时，吴的傀儡曹锟正在主持北京政府。张作霖也是吴佩孚的敌人。张和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批评赤塔政府把张作霖仅仅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赤塔俄国人认为纯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张作霖，在孙中山看来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反对日本人，他修铁路、建港口等等，以与日本对抗。孙中山在沈阳有一个常驻私人代表，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 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北伐，和他一起的有国民党的最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在上海，我会见了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张继，他是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作为孙中山的人，他曾在国会内积极反对向外国借款。他比我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具有更多的西方观点。这是1921年下半年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与北京的俄国代表和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从伊尔库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还没有做多少。 由于同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他那时正致力于控制广西和组织北伐。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一起经过湖南到广西去会见孙中山。在湖南省会长沙，我同被认为与国民党友好的省长及其顾问们取得了联系。我听说长沙有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与工人阶级（纺织工人）有联系，就去和他们接头，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这些学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在他们帮助下建立工会的必要。 然后我续赴广西。孙中山正在那里组织部队，拟进军汉口。我在孙中山的总部大约住了两星期［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军（初）次会见马林。——译者注］。我向他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张太雷就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就在这一次，他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为了给你提供孙中山思想的神秘特性的某些概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8天，每天8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600年。”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但是他单纯地沿着搞军事阴谋的路线想点子。 1922年初，正值香港海员刚刚宣布大罢工的时候，我继续前往广州。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海员的组织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它是孙中山同海外华侨联系的一个纽带。 在同一时期，中共领导人以北京为中心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陈独秀在北京的组织与汉口的铁路工人总部有密切的联系。 我回到上海，发现在我离开以后的3个多月中，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工厂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1922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我坚持了以下观点：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对待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的最强烈表现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实现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爪哇则还没有。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使他们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 在杭州，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集中围绕着对国民党的评价问题、它成为群众运动组织的可能性问题、以及预料得到的、来自国民党领导人方面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在这里，伊罗生向斯内夫利特提出询问，说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同陈独秀所说的有出入。他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杭州会议后的一个时期，这个问题曾有许多机会拿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同志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同年后期来华的越飞，但当时没有此种做法。第二，没有“服从纪律”这个问题，我向来十分反对这种手段。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什么专门指示，我手头没有任何文件。［伊罗生提出。陈独秀曾说1922年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是由于马林以共产国际的纪律相威胁而服从的。对此，马林作了上述回答。——译者注］ 我认为这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同志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报纸。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有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况且，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也愿意与工人阶级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当时，南方的工人阶级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在上海和北方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只有少数工人俱乐部。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因此，作出这个决定基于3个因素：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其中包含的危险并不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我劝他不要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我向他建议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国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右派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不要群众参加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这时，我经马赛回莫斯科，到达莫斯科时（约1922年9月），正好决定越飞来华。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了我的工作。在我和他谈话中，产生了我应陪越飞来华的想法，并被接受了。这就意味着我在莫斯科只能停留两星期。这期间，我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革命运动的论文（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国际》，第22期。1922年9月13日）。 在与拉狄克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成功地粉碎了赤塔依赖吴佩孚的方针，那种想法宣告彻底终结了。我还没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就很快与越飞一起启程。越飞也赞成和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此后一个时期内我和他配合得很密切。我们到达中国后，越飞到北京，我到上海。随后，我们之间开始了关于事态发展的频繁而生动的通信。越飞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组织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不能取消共产党和他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前锋》月刊。 1923年初，我被派往沈阳见张作霖和他谈铁路问题——（我真奇怪，为什么一个革命的先锋战士要混进这种关系和这一类事情中去！［括号中的话是伊罗生所加。——译者注］）——回到北京后，我天天与陈独秀接触。这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运动）时期。汉口工人中心的活动迅速发展。汉口工运高涨，正是1922年香港罢工的直接后果。这次运动的事实众所周知，无庸复述。你会记得京汉铁路工人的失败，表明汉口工人运动在其后一个长时期内被镇压下去。“二七”屠杀后，汉口中心被摧毁，北京发布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我们于郑州枪杀后不久前往上海。 我在中国一直呆到1923年10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越飞与孙中山建立了关系。孙中山当时已回到广州，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和国民党总部，经常遭到陈炯明的攻击。我在上海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去广州，以我和越飞的通信为依据，我与孙中山每周保持三四次联系。1923年“五一”节，我在广州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当时我们的党员已经在广州、汉口、北京、上海开展工作。在北方，杭州会议带来的变化不大，因为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们的人如陈独秀，在工人组织中开展了工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等。 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但是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海员工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基础，并且有机会将民族主义工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工会。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1918-1934年）。——译者注］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工作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航向。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业已证明对发展工人运动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下，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