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莫斯科和武汉

　　当长沙和湖南另外许多城市的工农被国民党的军队牵出去枪决的时候，世界各国代表聚会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八次全体会议。虽然许克祥的长沙军事政变发生于全会开幕之后三日，但在莫斯科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往后的几天，（迄5月30日全会闭幕为止）在湖南是最血腥的恐怖日子。但这次全会本身也完全处在它自已的恐怖空气中召开的。

　　在理论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世界大会闭幕之后就是国际决定政策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政策是由俄国代表团决定的，而俄国代表团又是受斯大林支配的。斯大林竭力消灭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正进入最后的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暴露了敌对力量间的深刻裂痕，一方面是斯大林派机关所代表的新生的小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就是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的老布尔什维克所拥护的反对派。这道裂痕在当时一切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中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就是：苏联的国内政策、英俄委员会、战争的威胁，以及其中最尖锐的，关于中国革命命运的问题。 [㈠]

　　此次全会开催，正当各地事变直接证实反对派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的非凡正确之时。苏联政府正在布哈林的「你们自己发财吧！」的著名口号之下，转而拥护富农，这种国内政策已把无产阶级政权摧毁到惊人的程度。 [1]尤其明显的，（在外国代表看来特别如此）就是斯大林派政策在英国和中国两处的破产。克里姆林宫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略的两根台柱已崩溃了：一根是英俄委员会，即和蒲些耳、赫克斯及雪特林的联盟， [2]另一根是国民党，即和蒋介石的联盟。

　　和英国的外交破裂发生于全会开会的时候。同一星期，英俄委员会，斯大林本来视之为抵御唐宁街反苏计划的主要武器的，也已化作一缕轻烟。全会开会之际，在武汉和长沙发表的那些信任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新文章也被湖南工农的血涂污了。

　　在这种情境中，斯大林不想给反对派以公开发言的场所，但所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及苏联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却赋予反对派这种公开发言的权利。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从前举行于安德莱也夫殿，即克里姆林宫内从前沙皇的御极宝殿。几百个俄国和外国共产党人通常挤满这座大殿聆听报告和演讲。这些报告和演讲逐字被写成按日的纪事刊载在俄国报纸及共产国际的英文、德文和法文的机关报上。这种程序，就是先一年召集的两次全体会议尚遵从， [3]但现在却突然发废弃了。第八次全会反乎共产国际历史的一切先例，它是在宛似图谋不轨的情形下开催的。在报上只有一个简短的、迟到的八行消息宣告它已开会。 [4]

　　阿尔拔．特列恩特当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一员，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次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顽固的反对者，他用如下的话描写这次会议：

　　「执委员最后一次全体会是在那间通常供主席团集会用的小室内召集的——其借口就是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与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内，没有别的房子可供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利用。实际上，问题却是阻止俄国同志（他们是通常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国际会议的）来参加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从会议中听到若干瞒着他们的事情。丝毫没有秘密性质的政治文件在执委会开会之前夜才发给代表们。于是全会及它的各项委员会不间断的连续开会，代表们所得到的时间只能最浮面地看一看这些文件。

　　「代表们不得把他们自已的演讲速记稿抄录，或把这些稿子传授给任何人。全会开幕，一切文件应立即归还，否则不准离会场。他们想禁止执委会委员于表决时发言，但结果因有若干反对，这个决议只适用于反对派委员。在共产国际历史中第一次没有讨论的纪录发表在苏联报纸或共产国际报纸上。只有通过的决议和讨论时作的寥寥几篇意见书公布出来，但这些文件都是从讨论中做出来的，现在用这种办法把它们和讨论割离，它们的真义就丧失了」。 [5]

　　除了决议案之外，还有5月31日《真理报》上一篇简短的社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局的一篇通告， [6]报上一个月之后才发表斯大林的演辞 [7]和布哈林在莫斯科党会议上关于此次全会的报告。 [8]经过一年之久，待国外反对派已着手公布托洛茨基之演辞之后，共产国际才出版一本薄薄的德文小册子，里面包含此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几篇演辞。 [9]会议进行的充分报告则从未公布过。

　　但关于中国的不同意见还是在此次会议里才勇敢直白的提出来，尤其是当这些意见涉及当时刚巧在武汉政府治下发生的事变之时。

　　斯大林在5月24日，即长沙事变之后三日发表的演辞里，重新表明他反对成立苏维埃，其理由就是：汉口政府和国民党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机关。

　　他说：「土地革命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国民党和汉口政府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又说：「反对派懂得产生工农兵苏维埃在现在就等于产生苏维埃与汉口政府平分的两重政府，并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号召推翻汉口政府的口号来吗？……如果在中国没有像国民党左派这样得民心的、革命的民主组织，那就是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既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而这一组织适合于中国的特别情形，且事实证明它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价值——那么，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尚未胜利，而且在某个时期内也不能胜利的时机，把这一个花了许多年建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这就是愚蠢和不智」。

　　又说：「既然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土地革命……既然汉口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就必需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需形成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的一部分，但要在这个条件上：无产阶级和它的党要在国民党内部和外面取得领导权。目前的汉口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独裁的一个机关吗？不是。它现在不是，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是，但是革命更进一步发展，它却有发展成为这样一个机关的一切机会。……」 [10]

　　斯大林想在国民党和汉口政府内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又期望它们来实现土地革命。托洛茨基驳覆道，武汉领袖将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破裂，只有动员群众加入真正的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的苏维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实现。

　　他警告道：「武汉领袖的联盟尚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这一点上产生和散布任何幻想就等于叛决革命的死刑。只有……苏维埃才能够充当革命政府的基础」。 [11]

　　又说：「斯大林在这里又亲自声明反对工农苏维埃，他的论据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就是土地革命的完善的手段的工具。因此，斯大林替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他又要国际替这种政策负责，这与他屡次替从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策负责如出一辙……我们和这种政策没有丝毫共通之点。我们不愿替武汉政府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负丝毫的责任，我们也迫切敦劝共产国际拒绝这一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汪精卫及其同僚之类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将不可免要出卖你们，如果你们不形成你们自已的独立苏维埃而老是跟着武汉的领袖走的话……汪精卫之类的政客在困难的情形之下，将和蒋介石十倍联合起来反对工农。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内的两名共产党员如果不成为准备向工人群众举行新打击的直接掩蔽物的话，就成为无能为力的人质了。我们向中国工人说：如果农民靠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而不是靠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他们就不能实现土地革命了。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使他们和农民苏维埃联合，经过苏维埃来武装你们自已，吸引兵士代表加入苏维埃，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枪毙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将来要组织暴动反对苏维埃的。你们只有经过农民和兵士苏维埃来争取大多数蒋介石的兵士到你们这方面来。你们先进的中国无产者，假如相信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和妥协精神的上层领袖的组织……能够代替那些包含几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你们就是你们的阶级和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不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就无法往前发展和取得胜利」。 [12]

　　在这次全会中通过的决议，其重要的几段如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有人过低估计汉口政府及否认其现实性，否认其伟大的革命作用，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汉口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由他们的阶级成分看来，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因此，汉口政府（它是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尚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但是它正处在走向这一专政的道路上，它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丧失了它的暂时走着同一道路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克服了叛卖，将不可免的朝向这个专政发展……

　　「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叫中国党注意这件事：革命政府与群众中间的联系现在越发必要了。只有凭借这种密切的联系（主要是靠国民党的帮助来实现），只有坚决的转向群众，才能增强革命政府的权威及其充当革命的组织中心的作用。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汉口政府方面能够实行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一任务不实现，群众运动不展开，没有土地革命，工人阶级的状况不加以断然的改善，国民党不改变为一个庞大和真正的劳苦群众的组织，又如果工会将来不加强，共产党不增长，汉口政府与群众之间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那就不能够使革命达到完全胜利。

　　「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中，共产党拥护汉口发动的战争。它直接参加武汉政府，替它的政策负责。它藉各种手段，促成这一政府的各项任务。因此，共产党『在原则上』不能反对审慎将事的策略。共产党既替政府的政策负责，假如它不顾环境，拒绝妥协的策略，即，同时全线作战，它就做下极端的蠢事。

　　「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一问题必须参照具体的情形来解决，这种具体情形是不能事先预见的……改变方向的策略是否妥当，一定反映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而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没有实行实时没收一切外人企业之必要……」 [13]

　　该决议案既向「审慎将事」广开门户，它又叫中国共产党人去「加深」土地革命，去武装和动员群众。这些话后来被引证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袖曾对共产国际的训令「怠工」。人们把土地革命完全寄托于所谓「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武汉政府（共产党人奉令替它负全责）将照例被人遗忘，正如动员群众加入国民党——（托洛茨基说，「落入刽子手的手中」）——的命令和「增强」汉口「权威」的命令之被人遗忘一样，共产国际宣布道：如果武汉与群众之间没有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靠国民党的帮助」来形成），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假如事实证明汉口政府不愿意，又怎么办呢？假如它不仅证明不愿意赞助土地叛乱，而且还公开反对它，又怎样办呢？这个严重的问题，在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里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解答。斯大林和布哈林大谈汉口政府的「伟大的革命作用」，但他们十分晓得，汉口政府永远不会批准，也不会领导土地革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汉口的政客和将军们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于是从这一点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认为必须使土地革命不致逾限，以免把这些同盟者吓跑。这就是所谓「审慎将事」的真义所在。

　　这也就是布哈林在中国问题次委员会的会议中提出来的观点，这个委员会是由他本人、意大利的埃果里和法国的特列恩特3人成立的。特列恩特当时尚是斯大林一个忠实部属而且是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名领袖，他反对这一前途，他声明这一前途将招致农民的武装镇压。布哈林请斯大林加入讨论，斯大林宣称如果无法压制农民将「使资产阶级左派反对我们」，他于是出示鲍罗廷打来的电报，「证明国民党的领导决意反对土地革命，即使和共产国际破裂亦所不惜」。斯大林说：「防止这一可能」就必须「使用阴谋」。 [14]

　　斯大林认为：「斗争现在一定失败。使用阴谋就是想博得时间，以便有可能增长得更强，并有可能到后来在可能胜利的情形中作战」。他继续往下说道：「使用阴谋而不吃亏是可能的。土地革命要等到直接打击到国民党自已的党员及军队的军官时，才使它害怕。我提议向鲍罗廷发出训令，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或革命军军官们的土地」。

　　当特列恩特要求知道共产党人将来是否支持汉口对农民的武装镇压时，他说布哈林用肯定的口气答复。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插言道：「布哈林得出极端的逻辑结论，但事情是不会这样发生的。我们对中国群众有充分的权威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决定」。 [㈡]

　　不幸，第八次全会的训令和斯大林的电报于6月1日抵达汉口的时候，国民党的将军们已对群众施行他们自已的「充分权威」。维护土地暴动势必要和国民党左派决裂。但这一决裂却分明被禁止，本来苏维埃就是动员群众去实现土地革命的组织，但人们却禁止组织它们，因为这种办法等于「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汉口政府，亦即反对「革命的组织中心」。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决议要求作「加深」土地革命的独立行动。斯大林的电报则命令土地革命应加限制，以便保持与将军和政客们的联合。这些指示互相抵消，使中国共产党人陷于无望的混乱中。

　　陈独秀收到斯大林的电报， [㈢]据他列举该电报的内容有如下数点： [15]

　　一、「没收土地……不要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军事长官的土地不要侵犯」。

　　实际上，这只是把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及共产党五次大会在原则上已通过的公式反复背诵一番吧了。汪精卫已极力反对任何土地没收的方式，因为他觉得「第二、第六和第八军的下级军官均出身于两湖豪绅之家」。 [16]在汪的方面，他宁愿和将军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和群众一致前进。据陈独秀后来说：「当时两湖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地主、督军和豪绅不是军官的亲戚或旧朋友。所有地主都直接间接受军官们保护」。 [17]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些训令把军队改变为「大小地主的互相保险公司」。 [18]

　　二、「藉党部的权力制止农民的过度热心的行动」。

　　「我们执行了这种可耻的政策」，陈独秀写道。农民的「过度热心」已被「制止」，但并不是被共产党的权威，而是被国民党的将军们「制止」。

　　三、「铲除目前的不可靠将军，武装两万共产党员，选拔两湖五万工农份子，创立一支新军队」。

　　谁去铲除这些将军呢？既然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之内，这件事又怎样做法呢？陈独秀说，「我猜想我们仍然要可怜地恳求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来撤他们的职」。我们不久可以分晓，人们恰好就是怀着这种思想哩。如果不立即和国民党的将军冲突，这支新军队又如何创立呢？如果没有立心把军队的士兵组织在他们自已的苏维埃里，因此使他们和工农群众发生直接联系，这一点又怎样能够办到呢？

　　四、「提拔新的工农分子来代表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旧委员」。

　　瞿秋白于一年之后才写及这一点，他不敢直接援引斯大林的电文，他只敢从《共产国际》报第71期中引证类似的一段话：「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设法改变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和军队内的阶级结合，而不致动摇联合战线」。瞿秋白小心翼翼的写道，这「确实是极困难的，因为改变军队内的阶级结合就等于由共产党夺取军队……（这也就等于）某种社会政策（？）必须大胆实施，以解决兵士、农民和广大群众的生活问题。这件事不仅要侵犯资产阶级，而且还要侵犯小资产阶级商人」。 [19]

　　五、「组织一个革命法庭来审判反动军官，这个法庭要以国民党的有名望的党员来做主席」。

　　这就是提出来「铲除」反动将军的手段。根据这一点，共产党人赞成委派唐生智来审判许克祥。也许莫斯科现在要汪精卫来审判唐生智吧？这就是罗易得出来的结论。

　　共产党中央委员们本来已被他们自已的错误积累起来的结果弄胡涂了，他们现在又被这些训令弄得张口结舌和为难起来。陈独秀稍为粗俗的形容他们的感想，他说，这宛似要到尿缸洗个澡的情景一样。他又说，甚至斯大林自已的代表都「认为执行它们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去电感谢莫斯科，不过辩明这些指定的目的「不能立即实现」。 [20]

　　但罗易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和国民党合作是一件认真事。他赶快把斯大林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请他批准它。据人家引证他当时对汪说的话是这样：「我很相信你一定赞成它的」。 [21]但很难索解，汪却不赞成它，他不愿「铲除不可靠的军官」。他宁愿和他们联合去摧残共产党人和群众运动。罗易狼狈惊慌地发觉，原来国民党左派除了「跟着我们跑」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这也就是斯大林忽略了的一点小事情。他的计划要得到汪精卫的赞成。但汪精卫却不赞成。

　　5月28日，在莫斯科，托洛茨基曾写了一封信给全会：「整个革命不能视慈善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领导是否接受我们的好意劝告为转移。它是不能接受它的。土地革命的完成，不是靠汪精卫的首肯，而是不顾汪精卫和反对他……但要办到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不乞怜于那些领袖们，而坚决的领导群众。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也不能有别的道路」。 [22]

　　但托洛茨基的警告却遭人摈弃，第八次全会的一个特别决议案还骂他鼓吹创立苏维埃。 [23]有一个简短的消息宣布「全会赞成武汉政府和国民党改变为工农民主专政」， [24]《真理报》也郑重的宣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最重大的问题，给了唯一正确的答复」。 [25]

　　在汉口，中国共产党人正用他们自已的办法来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伟大的革命作用」，因此，他们反对农民进攻长沙，反而转请政府来「解决」。湖北总工会、省农会和商会联名通电：

　　「不幸湘省工农兵间发生误会。但此事无碍于我等革命的神圣工作。政府已派遣特别委员会进行调解，数日间当有满意的解决……我等已一致决定执行所有政府通过及宣布之政策及命令。我等将极力巩固工农商的联合战线，以支持本党的农民政策。我等彻底了解挽救目前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与民众实行合作，……关于湖南事件，我等希望政府解决之，……并保证今后不致发生同样事件」。 [26]

　　但汪精卫却宣布长沙事变的负责者实际上是农民，因为他们胆敢擅自夺取土地。「鲍罗廷和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应下令进攻叛军和惩办犯事军官，但汪精卫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些军人是在严重挑拨之下起来干的。结果，反而派唐生智赴长沙调查此事并恢复和平」。 [27]

　　共产党人对这一决定低头。他们向群众散发宣传大纲，劝他们「耐心静候解决」。 [28]共产党「安抚」湖南农民已扑了空，他们现在唯有希望「安抚」唐生智，他们向群众担保他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一定会主持公道的。他们现在也只能依恋于这些空虚的希望和虚伪的诺言，因为他们已往的全部政策已使他们脱离了军队中的无土地的农民——下层的士兵。他们要跨过军官和将军们的头，才可以向士兵们申诉，而这一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控诉院，可惜，它并未存在过。

　　1927年2月，即在蒋介石举行政变之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曾写道：「中国共产党及自觉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要采取瓦解革命军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个地方有某种程度的强大」。 [29]宣传与组织工作不触及这「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影响」。结果如何呢？再回头听一听瞿秋白吧： [30]

　　「我们一点也不注意军队。即使兵士和工人有时也有联欢，但这也只是表面的。兵士的具体要求并未提出过。他们并没有受过宣传。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要求并没有联系起来。我们只注意和军长师长联络，或政治部的粉饰工作。这些政治部把军师长的反革命丑脸加以美化。群众厌恶军队往往就是厌恶兵士。兵士群众因此极易受军阀欺骗和被人说动，以为工农和共产党人和军队作对，专在后方破坏输给和滋事」。 [㈣]

　　等到「革命的」将军们断定他们「革命」的时期已完结时，「国民革命」军（斯大林曾称之为「武装的人民」）便变为反革命的工具。共产党人现在只能抱唐生智的佛脚，绝望之余，希望他不致一脚把他们踢开。当唐生智于6月14日从前线回来，取道赴长沙时，共产党发出一张传单，称「湖南政府是背叛唐生智的，因为唐……表示好意于被压迫农民」。 [31]

　　共产党企图发动一个运动，促成讨伐许克祥。他们召集几次群众大会，共产党各群众团体也发出宣言，请求政府采取断然的行动，解放湖南的农民。从湖南逃出来的80人驻留中央党部。「虽然湖南代表已在武汉驻留了20余日，……湖南许多县份尚陷于恐怖状态。国民党中央应该讨伐许克祥」。 [32]湖南各团体的代表人数更多，他们亲自竭见唐将军，恳求发动讨许行动。

　　他答应他们道：「工农永远不受压制，不过工农运动的若干幼稚行动应由中央纠正，……」他高呼「湖南革命民众万岁！」 [33]但屠杀湖南农民的兵士就是他管辖的部下呀。

　　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曾指定共产党一个任务：使汉口政府坚决转向群众，它遂于6月16日给国民党一信如下：

　　「执行土地政策的时机就在目前。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任务。革命的未来全视国民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坚决的步骤而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手段如下：国民政府应下令宣布长沙的叛逆委员会为反革命并号召全体兵士起来推翻它。这个委员会应加解散，重新成立正当的省政府。立即派讨伐军镇压此次叛变。授权唐生智派军打倒反革命。越轨的地方党部应加解散，……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应继续存在湖南省，不受侵扰。国民政府应下令将所有武装发还工农自卫军。农民应武装起来，保证反动的叛乱不致再度发生。国民党现在应密切体察民意，领导他们一致反对反革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如果不这样做，革命就要陷于危殆了」。 [34]

　　唐匆匆赴湘，并不是去讨伐而是去「调查」。自然喽，他的报告完全替当地的军事政变辩护。

　　他于6月26日从长沙打出电报：「我已发现工农运动在他们的领袖的错误指导之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及人民（！）的恐怖局面。他们已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保护革命军人家属的命令，到处诛求勒索，虐待人民，甚至谋害人民……鉴于此种事态……湖南驻军遂起而自卫……虽然许克祥的行动乃激于正义感，但他已逾越法纪的范围。他应受记过薄惩，但他应该仍留军职」。他末了要求「改组」省政府，并要求有权处分「少数……计划违抗政府的……党员」。 [35]三天之后，政府遵命答复，委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且把省政府一切重要位置分配给他的部属。 [36]

　　莫斯科曾「赞成武汉政府及国民党改变为工农民主专政」，但武汉的汪精卫们却不采取这条「不可避免的」道路，甘愿倒伏在唐生智的怀抱中。湖南已无可挽回的落入反动势力之手了。

　　在唐生智电文公布于汉口的同一日，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大吹法螺安慰人家说：

　　「反对派的制造恐怖大家关于长沙政变曾诸多鼓噪。他们大谈中国革命的新失败。他们的叫声将无人相信。我党正密切监视中国的事变，……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长沙军官的叛乱，（这次叛乱遭逢工农的坚决抵抗﹝？﹞已被压平了）」。 [37]

　　湖南事变不久之后，朱培德（他名义上代武汉政府治理江西省）驱逐一切共产党人、工农的领袖、政治代表及党的工作人员出境。共产党人对这次新的进攻又是退却，他们决定不要求撤朱将军的职，因为他们「害怕迫使朱将军离开革命」，而且他们希望保持镇定，使他「守中立」。 [38]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于6月23日尚告诉它的读者说：「贫农群众是革命的武汉政府的可靠基础，武汉政府可以企待农民大众的坚决拥护」。 [39]实际上，群众早已企待「革命的武汉政府」来支持他们了。湖南的矿业总工会主席杜正秋道：「工人们相信国民党的领导，（他们）以为中央是永远不准压迫工人的，他们之拥护党就拿这一点做根据」。 [40]人家教群众企待武汉。但武汉却不企待群众。它反而伸手破坏群众运动。

　　江西已不经一战的被抢去了。湖南则沉沦于恐怖中。群众运动在一个愈来愈狭小的圈子里，甚至在武汉，都陷于听天由命的境地。6月13日，一位农会办事人的一个忧郁的报告说：「在荆门、宜昌等县里，屠杀尚在继续。甚至离汉阳不过十里，土豪们竟包围和杀戮农民。往常有54县是有农民协会的，但上星期只有23县了。据我们的估计，前天这23县中农民尚操有自已组织者仅有4县，今天一县也没有了」。 [41]

　　托洛茨基已警告过：群众如不独立组织苏维埃，共产党如不脱离国民党的桎梏，农民叛乱将「归于泡影」。 [42]很少预言是比此更迅速或更悲惨地证实过的。

　　米夫也是在武汉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用如下的话总括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危急日子里所取的态度：「我们不凭我们自已的力量来反对反动势力。如果这样干，我们就会毁坏国民政府的权威并使我们自已与他对抗。我们必须拥护国民政府；我们必须要等它来行动。我们必须把它推上这条路。但我们自已千万不要采取任何手段来对付反动势力」。 [43]米夫是在一年之后写的。他拿「可耻、胆小、出卖」来辱骂这种态度。但是他不也一样可以引证斯大林和第八次全会的文件么？苏维埃（独立行动的唯一道路）被禁止了，不也就是因为它们会「毁坏国民政府」——斯大林的「唯一政权」——「的权威」么？而且苏维埃之被禁止不也就是因为成立苏维埃等于「使我们」与武汉政府「对抗」——又借斯大林的话来说，因为它们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么？

　　这种政策已直截了当的造成破产了。群众运动正「归于泡影」。工农虽然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大刀和来复枪之下，共产党尚正在设法维持「走向群众的坚决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藉国民党的帮助来造成」，其目的在「把群众带入国民党中」。但武汉的领袖们却表示轻蔑。汪精卫在军事委员会某次会议里宣称：「共产党人向我们提议和群众走在一起。但群众在什么地方？上海工人或广东和湖南农民的受人夸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并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瞧吧，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站得很稳。和群众走在一起就等于和军队作对。不，我们最好还是不和群众走在一起，而和军队携手」。 [44]

　　但汪精卫虽然不和群众走在一起，此事件并不妨碍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设法和汪精卫走在一道。苏维埃的口号已于1927年春被宣布为过早，因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消竭」。 [45]人们把这些「可能性」一个又一个探寻，先是蒋介石，现在又寻到汪精卫，但现在仍不是停止「乞怜于领袖」的时候，因为「可能性」尚未完全消竭。还有——冯玉祥。

[㈠] 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团体。它是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原来的反对派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共同联合而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初时曾联合斯大林，成立「三头机关」反对托洛茨基，到了1926年才变成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在这两个反对派之间，又托洛茨基与拉狄克之间均存在有重大的不同意见。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主席的资格迟至1926年3月尚在维护共产国际执行委会第六次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批准中国的各阶级联盟。在1924年至25年，斯大林已替东方产生了「工农党」的思想，而且把国民党视为这种党的模范例子。拉狄克也拾他的唾余，视广州政府为工农政府。在往后的反对派联合中，这些不同意见便表现出来。季诺维也夫派要求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加入反对派政纲。托洛茨基派不顾托洛茨基的反对，竟为着在其它问题上一般竟见的一致起见，投票加以赞成。托洛茨基自1923年以来，便已在俄国党政治局中始终单独投票反对共产党隶属于国民党，他现在仍然继续表现他的见解的要点。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遂得以拿这些见解和季诺维也夫的见解相对抗，得到若干效果（尤其是在估量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辞和论文中，费去许多时间和篇幅去根据反对派的内部异议来窘迫他们。
　　真正的不同意见虽然并非不重要，但反对派整个立场的根本逻辑却直接引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往往被它的政敌公认为反对派的基本要求。在产生苏维埃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内部没有不同意见。
　　本书所引的俄国反对派主要是指托洛茨基领导的始终如一的左派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于1928年投降了斯大林，但这种行径及后来的其它行径并没有挽救他们于8年后落入特尔米多反动势力毒手的悲运。
　　反对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是本应深一步研究的，但此事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上述关于中国问题的内幕，托洛茨基1930年给夏克曼的一封信曾约略提及，此信已公布于夏克曼替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集》英译本作的序文中。（参阅该书18至20页。）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发表在他的〈中国革命提纲〉中，该文附印在上述一书的后面。

[1] 见《反对派政纲》（1927年巴黎出版）第9—24页，托洛茨基着《俄国之真相》（1928年纽约出版）第二章和第四章；托洛茨基着《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为《苏联之现状与前途》）——译者，1927年纽约出版第25—32页。
[2] 见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61—7页；托洛茨基着《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28—34页。
[3] 例如，1926年2月3日第六次全会议事的报告充满九期《国际通讯》，足足占了202页。1926年11月第七次全会的报告还要长。挤满该刊16期之多。
[4] 1927年5月25日《国际通讯》。
[5] 〈特列恩特同志宣言〉见《法国反对派文件》第65页。
[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局关于执委会全体会议进行的通告〉，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7] 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报。
[8] 布哈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见1927年6月29和7月2日《国际通讯》。
[9]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讨论的中国问题〉，1928年，汉堡——柏林出版。
[10] 斯大林《中国革命》。
[11]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第一次演辞〉，见《问题集》第100页。
[12]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第一次演辞〉，见《问题集》102—4页。
[13] 〈中国问题决议〉，见1927年6月11和15日《国际通讯》。
[14] 阿尔拔．特列恩特：〈1927年5月中国次委员会的分析的报告〉，(Compte Rendu Analytique de la Petite Commission Chinoise，Mai，1927)这个文件是特氏于1935年8月，应著者之请，根据笔记写出来的。他后来在巴黎把它发表，1936年2月8日在纽约的《新战斗报》上重印出来。它的要点包括在〈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1927年7月22日发），第64页中。
[㈡] 特列恩特补充说，他主张训令上面应附加一个条件，命令反对汉口政府应用武力的任何企图。他被斯大林当即答复道：「我们在原则上赞同，但发下训令涉及一些并非摆在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没有用场的。我重说一句，我们对中国群众保有充分的权威，毋须应用武力」。特列恩特在这次全会中只提出温和的保留，但他不久以后便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为了权衡这个证据的价值，我们顺便说一句，特列恩特直到今天仍旧和他当时一样，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顽固反对者。
[㈢] 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演辞里曾引证「关于1929年5月」的一个指示，这显然就是6月1日电报的原文或草稿。它列举各点，大体上都是陈独秀举出过的。斯大林只是没有引证关于没收军官土地的限制。据他的说法，该项指示开头是：「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往下一行是：「过火必须加以遏止，但不是靠军队而是靠农民协会」。斯大林的原文是把头一句话加重号。我们则加重第二句话。参阅斯大林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49页。
[15] 陈独秀：〈告党员书〉；又参阅汤良里着《秘史》第280页；斯大林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49页。
[16] 汤良里：《秘史》第273页。
[17] 陈独秀：〈告党员书〉。
[18] 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在执监联席全体会议上演辞〉，见《斯大林的造谣学校》第165页。
[19]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90页。
[20] 陈独秀：〈告党员书〉。
[21] 汤良里：《秘史》第280页；陈独秀的〈告党员书〉也证实罗易把电文出示汪精卫的事实。
[22] 托洛茨基：《问题集》第121—2页。
[23] 〈关于托洛茨基与吴约维支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的决议〉，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24] 〈书记局通告〉，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25] 见1927年5月31日《真理报》，1927年6月11日《国际通讯》亦有转载。
[26] 1927年6月2日《民众论坛》。
[27] 汤良里：《秘史》第274页。
[28] 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3页。
[29] 1927年2月25日《国际通讯》；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92页。
[30] 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二章。
[㈣] 把这段话和托洛茨基5月7日提纲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并不是没有教训意义的：
　　「政治领导不经过兵士苏维埃来包容军队的群众，而以纯粹外表上模仿我们的政治部和党代表为满足，但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党和兵士苏维埃，这些政治部和党代表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阀制度的空洞的掩护物」。
　　又：「人们至少会想一想，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使每一个革命家终于觉悟：脱离军队的工会是一件事，联合的工兵苏维埃……又完全是另一件事」。
　　又：「假如我们不愿任从资产阶级离间革命群众与军队，那么兵士苏维埃必须配入（工农苏维埃的）革命的锁链中」。——托洛茨基着：《中国革命问题集》英译本49、58、78页。
　　托洛次与瞿秋白的不同就是：前者于1927年5月写出这种话，当时改正行动尚有可能。瞿秋白在事变过后一年多才「招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不同。
[31] 〈八七告党员书〉。
[32] 1927年6月12日《民众论坛》。
[33] 1927年6月21日同上。
[34] 1927年6月30日《国际通讯》。
[35] 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36] 1927年7月2日同上。
[37] E. Zeitlin〈中国革命之新阶段〉，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38] 〈八七告党员书〉，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41页。
[39] 夏鼎（译者）：〈中国的农运〉，见1927年6月23日《国际通讯》。
[40] 1927年6月30日《民众论坛》。
[41] 1927年6月13日《民国日报》。
[42] 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78页。
[43] 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39页。
[44] 同上。
[45] 菲些耳：《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