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纽约泰晤士报》的记者发电道：「到处的谈资就是最近2、3日间已发生了的变化」。
[18]
政府颁发新布告，湖北总工会也「等因奉此」，限制工人纠察的权力，并禁止任何足以激怒外人或侵害外人产业的行动。对付不服从此项命令的工人的惩罚细则也规定了。
[19]外长陈友仁以个人名义，缮就一封公函递交美国总领事及商业代表团，（他于4月23日接见他们）。他在这封公函里把上述的命令都引证出来了。「该部长略叙各项手段正在施行，俾恢复原状以利外人商业之进行，他又郑重声明，劳工界已决意遵守革命纪律，俾政府该项手段得以实施」。
[20]
长沙工人因为美国海军在炮击南京中的作用，曾举行一个总罢工，抵制美国企业，政府遂严厉叱责工人。工人奉令撤出他们所占据的外人青年会，并奉令停止湖南省会美国煤炭及煤油公司的罢工，其理由就是：「任何自由不羁的行动，不管其本身好或坏（！），一定严重防害本党的统一政策，并同时使反帝运动受沉重的打击……任何不当行动……现在必须矫正，必须防止今后重新发生」。
[21]
当武汉报纸开始详细解释「迁就」政府外交政策之必须时，
[22]武汉的领袖妄想应用中国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美国的政策在外表上似乎矛盾的摇摆，曾在国民党人心中唤起希望，但南京的事变已使这些希望消失了，美国的大炮在南京轰击得比谁都响亮。但日本的大炮却寂然无闻，一位日本尉官甚至还因为耻于本国政府的宽纵而自甘切腹。武汉的反帝派便卑鄙地特别转向日本呼吁。
国民党中央的正式机关报写道：「中国革命方摇动英帝国主义的根基，它大有助于友好的日本稳定其世界强国的地位，且使他获得其商业与繁荣空前发展的一切可能……」。他们又继续往下写道：英美帝国主义者方到处设法封锁日本的扩展。「日本政治家最贤良的对策就是与中国民族共同反对它的敌人，证明日本并非赞助军阀或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日本与中国应联合反对英帝国主义」。
[23]
过了几个星期，日本按照它自己的办法来答复武汉的献媚企图。日本军队突然冲入山东，占领济南及胶济铁路。
英国方面表示非常满意。5月9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正式言论，表示列强对蒋介石政变及往后事变的欢乐。陈友仁答复列强关于南京「暴行」的抗议书的公文遭了拒绝，因为「趣旨和细节均不满意」。张伯伦说：当列强的备忘录递交中国之时。「中国扬子江南岸分明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就是……汉口……从陈先生覆文的日期起，往后不过四天功夫，中国南方的统一政府已不复存在……不到两个月之前，外表上看来好像南方党及国民革命军将从华南长驱华北。但南京已阻止了这一胜利的事业，如它没有把它完全破坏掉的话」。他又喜气洋洋说，共产党人「已遭受国民党人亲自惩罚，其严峻和效力非任何列强所能办到的。在上海、广州及其它城市，极端派的组织已遭破坏，其领袖亦遭处决。武汉国民政府已丧失它的统治地位，而且现在已名存实亡」。
[24]
上海的英侨本来要求迅速和直接的恐怖军事报复的，张伯伦现在向这些怀着受辱地惊怪的侨民说明英帝国主义暂时还是安心让蒋介石充作它的代表去干。一星期之后，英国驻汉口的外交代表撤退。
[㈠]
同一星期，在伦敦发生阿尔哥斯侵击事件，两星期之后，（5月26日）英国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莫斯科曾希望蒋介石在解放斗争中领导中国群众，而且曾希望这一斗争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苏领袖——英国置之死地的。蒋介石的政变证明所有这些希望都破产了。并不是英国，而是中国的群众运动遭受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苏联的国际地位被弄得严重地恶化起来。伦敦懂得武汉做不出严重的威胁，懂得它「名存实亡」，因此便照它自己的利益干去。但共产国际可不能同日而语，它尚一味把空架子看成实在。
长江的外舰过去拿来反对群众运动，看起来只不过一点小小的威胁而已，而且其目的也无非在监护外人的匆促的惊惶的退走，但现在它们却成了充满威胁的可怖的鱼龙了：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深深感觉这一长长的灰色数组的新压迫。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也有同样感觉。他写道：「不仅仅上海，就是长江全线也聚满战舰了。长江流域，这条中国贸易的大脉管处在帝国主义大炮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简直是一种大规模的『拦劫』。帝国主义强盗现在向革命的中国大呼『举起手来』！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汉口』实际上是一个被围困的城。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舰的可怕的数组藐然侵害中国人民独立治理本国的权利。英美法的水兵挤满国民革命首都的街道。国民政府在这种凌辱之下，痛心疾首，因为些须细故，这个强盗就要使它灭亡……」。
[25]
武汉确乎已丧失它的「统治地位」。英帝国主义本来于一月间对武汉态度是必恭必敬的，但后来多谢蒋的政变和国民党左派的懦弱，它五月间又轻蔑地耸着肩离开了。过去在国民革命首都内所有的「青春的乐观、非凡的自信和勇敢的进取心」
[26]通通丧失了。只有胆怯的不确信残存着。
陈友仁吹牛说：「不到三个月，我们就通过河南直取北京，到了北京，我就代表国民革命的中国和国民党讲一种张伯伦不能漠视的话……冯玉祥和唐生智统率的革命军连同阎锡山统率的军队现在正包围张作霖的匪军……」
[27]但冯弃绝他。唐弃绝他。阎也弃绝他。而陈友仁也永远不复有机会受张伯伦漠视。
[㈡]
在厂店的劳动雇主看来，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预示了一个政治工具的出现，这个政治工具，将格外有力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反对工人的利益。这种服务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武汉的领土内，工会尚合法存在，工人尚至少有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机会，光是这件事就足以使大小资本家的同情转向南京方面。上海事变给了武汉的雇主以新的勇气来抵抗该市的罢工浪潮。他们重振精神，举行反攻。他们关闭工厂和商店。他们故意造成当地银行的挤兑风潮，加迅白银流向上海，
[28]且拼命对经济生活怠工和使之瘫痪。
[29]在农村方面，高利贷者隐藏他们的金钱或沿江私运到沪。农民们无论用任何条件借款均遭拒绝。到处都缺乏现金，而且在许多地方，农民们都因此无法购买种子及其它必需品来渡过青黄不接的时间。投机家故意把米价抬高到难于到达的水准。在这种经济的怠工中，外人也推波助澜，关闭他们的企业，减少他们的内河航船的班数，且造成武汉一种事实上的封锁。5月间，有10万工人左右因为厂店关门失业，往后一个短短的期间内，这个数目字几乎倍增了。
[30]资产阶级宁愿冒破产的危险也不愿答应工人的要求。
只有使群众运动发展到它的逻辑的结论才能敌得住这种反攻。在工人监督的制度之下没收和经营关闭的工厂和商店，即使在内战的情形之下也能够把怠工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情形，大大减轻。没收囤积的米榖，利用由没收手段得来的资本兴办农民合作社，农民自己既趋向于没收土地，则加以支持，这就是达到农村生活剧烈改造的道路。但是实施这些手段，却需要有一个革命的政权。需要有城乡的工农兵代表会。在武汉政府看来，这些手段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牵涉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共产国际「劝」国民党左派接收银行、工厂和商店。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却恭恭敬敬走到汉口总商会，恳求它使商业恢复原状，而他们则答应管束群众运动。共产党不能自由行动。它被束缚在国民党内，而且花任何代价，它也不能和它解除合作。武汉的领袖并非把他们的经济困难归咎于资本家的怠工，而归咎于工人的「过火」。他们大呼：工厂和商店雇员的要求使工商业破产。这些过火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要求呢？
在1月至4月的期间，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曾使他们的工资从每日3块洋增至7块洋。纱厂的女工和童工从前每天赚1角2分，现在斗争的结果，增加至每天2角，即每月工资由3块6角增至6块。火柴厂罢工工人胜利，一天12小时，从17个铜板增至40个铜板。
[㈢]丝厂工人罢工胜利，得到12小时的工作日。过去他们曾每天工作17小时哩。若干印染厂，（并非全数）罢工胜利的结果，工资是每天18增至50个钢板。产业工人得到的最高工资每月仍不过20块洋。一般的平均工资已从每月10元左右增至14元左右。但是在政府主持之下进行的工资和生活费的调查，断定维持四口之家的最低费用为27元4角6。时间问题，情形也不很好。七八岁的小孩每日1角，和成年人的工作一样长久。童工的8小时工作的要求仍然写在纸上。6月末国民党劳工部的调查暴露该市多数店员每天尚工作12和14小时。工人们尚在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从17小时缩至15小时，从16小时缩至14小时，从14小时缩至12小时。学徒想从那种远较债奴为恶劣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也提出要求，但这些要求更得不到满足。
3月，正当国民党的口中已大呼「无理的」要求之时，一位访问者会见若干工会领袖。
「提到『无理』这个字，这些工会领袖笑了。他们自己也是工厂的工人。他们终生就想知道什么叫做『合理』。他们叫我们告诉他们。他们说，他们终生就想替他们的生存找得某种的『理由』。别人丰衣足食，他们则除饥饿之外，一无所有。这件事的理由何在？」他们问道。
[32]
武汉工人获得的胜利，尚没有一桩是使他们能够达到最低限度生活的最低限度费用的「合理」范围之内的。难道工人们把那些干食粮投机的雇主押到他们自己的法庭上，这也算是「过火」吗？难道汉阳工人决意强迫开厂和经营这些工厂，以抵御他们的雇主的怠工，这也算是「过火」吗？难道蒲圻及其它湖北城市店员接管那些故意关门的店铺，也算是「过火」吗？难道两湖的农民拦截各处的榖米出口，以对抗那些想使他们饿极而屈服的投机家的活动，也算是「过火」吗？又难道他们没收地主囤积的米粮来养活他们的家庭，也算是「过火」吗？
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们尖声叫喊道，对的，这些都是「过火」。它们破坏商业和扰乱经济生活。它们都是对财产施行的进攻，它们经必须停止。汪精卫回武汉的第一步正式行动就是把经营汉阳15家工厂的工人合作社加以破坏，强迫这些工厂屈服，并下令解散汉阳党部，因为它拥护工人。
[33]
4月末又颁发条例，取消工会原有的司法和警察职权，规定它们只有惩罚他们自己会员的权力。这些条例由政府颁布，又由湖北总工会奉令执行。仲裁法庭成立起来，金钱的「不正当要求」也禁止了。
[34]
总工会的共产党秘书向忠发在该市的通衢大道上广贴布告，叫工人们作「无上努力」，并下令「反资本家的新斗争应暂时停止」
[35]
5月20日，国民党中央发出一道宣言，说明「革命之各阶级性」，这道宣言充分暴露了武汉国民党左派的特殊的阶级性质：
「革命成功视工商界拥护它的程度而定。工商界能否有效地拥护革命又视农工愿否以同盟者待他们而定。
「自北伐军兴以来……长江流域之农工团体，由于迅速发展而不自觉其错误，殊为可惜。……他们不为整个革命的未来着想，而轻视其同盟者，工商业界。例如农工团体因昧于经济情势，已向雇主提出过奢要求。武装纠察队竟封闭厂店，向雇主或厂主提出过分要求，强迫他们做其所不能做的事。因此，工商界感觉他们已不受政府保护，他们在人身及财产方面已不能享受自由。他们又觉得不仅革命无法替他们谋利益，且反而危及他们的福利和安全了。他们遂离开革命战线，仇视其工农同盟者。结果，农工陷于孤立状态而自杀，革命的基础遂致动摇。
「我党……对于缺乏指导的工农的孤立状况不能漠视，尤其不能漠视革命同盟者，工商界之利益，而不给予他们以充分保护。我党的政策就在把他们统一在一条战线上，使他们永不破裂，并使他们从革命中得到同等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国民政府谨实施如下数点：
「一、劳工部及各省当局应采用仲裁条例，组织仲裁法庭，解决劳资争议；
「二、制定劳动法，规定工人的工时……按照生活程度规定工资，……并规定工人保障办法；
「三、禁止工人店员提出过奢要求及干涉厂店行政；无论提出什么要求，均应交由工会及商会合组之特别联席会议审定，该联席会议可以对要求加以适当的限制；
「四、工会或纠察队不得向店东或厂主威胁、罚款或采取任何压迫方式……」。
[36]
共产党主持的总工会回头又孝顺地和这个「革命的政府」「合作」。数天之后，它就宣布工人应遵守「革命的纪律」，敦劝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工商业同盟者的利益」，且颁布如下的条例：（一）凡破坏革命纪律之工人应受惩罚；（二）情节严重者移交政府审判和惩办；（三）工会不得擅自逮捕、处罚「或以任何方式压迫工界以外之人」。
[37]
被剥削者应放弃他们的自由，好让剥削者有自由之感，这是天经地义。但被剥削者不可免要和剥削者冲突，这也是天经地义。这是一件偏偏要表现出来的铁的事实。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它以为自己正在替冲突中的阶级找求一个共通立场。实际上，这就等于叫工人们和平地和沉默地忍受他们的奴隶境况。他们脑子里就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和（假如必要的话）强迫雇主去屈服于工人的要求。归根到底，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虽然斯大林的想法相反，又不管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信赖如何小。只有藉大胆的革命手段才能依照工人的利益来对付资产家的反攻在武汉所造成的经济困境。武汉政府既证明无法采取必须的步骤，工人们便必须找寻他们自己的某种手段来实现它们。这种手段就是指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这些代表会，应该准备率先运用那些保护群众利益而非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组织这种代表会就一定表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这个「唯一的政权」，而这样做也就是「反革命」。因此就革命的真义上说来，毫无经济政策，有之只是热狂的保护资产阶级财产而不惜绞杀武汉，不惜让群众的新鲜力量逐渐消散而已，这些群众从没有得到人们指点他们自己的出路。
同样的财产尺度测定国民党左派在基本的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斯大林曾担保国民党左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一定表示决切的态度，这种决切的态度原来表现出来却是回避土地问题，进一步发展成为抱怨农民「过火」的怨言，又等到农民自动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置他们的问题，它便立即无情地转向武力的镇压。
武汉的领袖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们对于群众的动力便不能毫无感觉。只要热烈讲出的说话使他们操纵这一动力，他们就要任情挥霍这种说话。武汉方面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早期的文告，已把话都说尽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谓没有什么可说的，即是说，此外只有把它们翻成行动。例如：「实现国民革命的目的端赖乎全国农民的觉悟。我党一贯保护和争取农民的利益，俾一切压迫他们的特权阶级失却支持……俾被压迫农民真正解放」。又迟至3月19日，一道政府宣言尚坚认「革命必须在农村中引起极大的变动……以便在农民政权之下，最后镇压地方寄生虫、不法豪绅、地主及反革命派的活动……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农民没有领有其自己土地的可能，他们就不能拥护革命胜利到底。……」
[38]
国民党在词句上，其急进并不下于共产国际决议案中所用的词句，它甚至曾经宣布这一口号：「武装农民！」国民党中央于3月发表〈告农民书〉，曾说：「为了获得胜利……农民需要有武装来自卫。封建地主运用的武装力量，应加缴械，他们的军火应转交农民。而且本党亦应设法使农民能够廉价购买枪枝。简言之，本党应使农民能够得到大量自卫的枪械。此事将保证农村革命胜利，能长久维持，且保证民主势力能推翻封建势力」。
[39]
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说话，但光是说话仍旧不会给农民以土地；而且正因为它们都只是说话，等到两湖农民认真的相信它们，开始行动的时候，说过这种话的人们就碰到困难了。历史不能让这些可怜的区区之数的空谈家扮演雅各布宾党的角色，甚至约瑟夫．斯大林心愿如此也办不到。他们不能领导、不能支持，甚至还不能宽恕土地革命的真正实现，因为这件事等于把他们深深依赖的经济和阶级基础加以破坏。他们虽然辱骂「封建地主」，而在口头上赞助农民运动，但他们替「封建地主」负的义务较之农民的要求更带无限的强制性。他们知道土地革命胜利等于他们的政权的完结。假如他们一定要干的话，他们就要保护财产，并不是去侵犯财产。
孙中山的政纲仍以「平均地权」这句含糊和无意义的话为中心。国民党于1926年10月通过的农工政策，实际答应农民的只不过是二五减租和「禁止」高利贷，规定债息每年不得超过20%！
[40]不仅减租政策之仍然完全无效，就是农民自己斗争的进程也已经使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问题并不是在于部分改良，而在于土地本身。1927年3月国民党的全体会议承认「贫苦农民问题中之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它所能贡献的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农民银行，每年5厘放款，俾解决贫苦农民中的资金缺乏问题。
[41]这次全体会议又产生一个土地委员会，其目的在搜集统计及其它材料，俾制定国民党的土地政策。这个委员会于1927年4月间开始召集会议。它由重要的国民党领袖构成，谭平山则代表共产党参加。
这个土地委员会虽以「农民必须成为土地之主人」，这一个一般的命题出发——大家都在原则上赞成这一点，但它立即发生疑问：那一类农民应该成为何种土地的主人呢？
[42]「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够漂亮，也够急进。但是谁的土地呢？汪精卫说，当然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本党的义务就是保护小地主，因为他们不就是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本党吗？唐生智又说，当然不是属于军队长官的土地。他抱怨道，湖南的农民已侵夺军官或其亲属的地产。哼，在建始县，他们甚至还捉到一个团长（他恰好是当地一个大地主），把他捆起来，给他戴一顶高帽子，游行示众哩！程潜（一位国民党将军）的阿姨确确实实还被迫剪短她的头发来表示她与新时代一致哩！这是不行的。士兵、无土地的农民也许通通赞成这样做，但军官们是不会赞成的。你们须知，军队在土地问题上是会分裂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让军队分裂的呀，我们能够这样干吗？
不，绝不，那些委员们赶快答道。
好吧，那么，大地主的土地呢？对，还有大地主的土地！但是，问题又来了，我们怎样知道地主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呢？还有一层，假如按照唐生智要求，「我们必须想出具体的办法来保持国民革命军军官们的土地」，那么，我们还要把那些与军官有关系的「大」地主及那些没有儿子或兄弟挂着皮带的不幸的地主加以区别哩。
「我们必须确立没收的标准」，汪精卫和孙科附和道。
徐谦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不知从那处发现全中国土地只有15%是耕种的。他就说：「那就用不着从地主取得土地，因为我们可以把没人开垦的土地送给农民」。但徐谦却没有办法证实他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这些未垦地大部分是散处在西藏、新疆和西北一带。把两湖农民成批送走又似乎不是特别可以实现的建议。因此，后来徐谦也赞成谭延闿的见解，认为只可以没收「特别作恶或不良地主及不良商人」的土地。那么，现在又问，那些地主是不良或（我们想起这种人就不禁栗然）特别作恶的呢？
大家说：哦！
当大家正在讨论向小地主购买土地的意见时，谭延闿摸着他的下巴，说：「这件事将无法满足小地主，因为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信仰尚非常之小。假如我们把债券发给他们，他们是不能靠吃一张纸头过活的。土地必须留在他们手里」。
谭平山代表共产党，战战兢兢的提议只有没收反革命的地主们的土地了。汪精卫立即乘隙而入，他嗤之以鼻道：「政治的没收！这是一句极普通的废话。假如某一县的农民力量充足，他们就把每一个地主都视为反革命，好没收他的土地。在政治没收之下，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凡是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他们就直头进行经济没收。凡是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们就首先侵犯小地主，因此，这些小地主就比谁都来得痛苦，但我们却要把小地主拉到我们这一面」。
共产党人狼狈不堪，撤回他们的提议。
三个星期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终于决定：革命尚在军事时期，照孙中山的见解，像土地这一类问题的解决应待至最后的军事胜利及全国统一，一俟全国统一，则进入「训政」时期。因此，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在原则上承认没收大地主的地产的必要，但又劝人在目前不得让地租超过收获的40%。
这个决议甚至连二五减租的政策也放弃了，因为地租平均就从50%至60%，虽然在某些地方，它竟达收获的70%的以上。但共产党人居然接受这个决议，当土地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因为「恐怕引起混乱」，不公布它的讨论详情时，共产党人也同意了。军队得救。地主得救。国民党也得救。问题的解决使大家都满意，但除了农民。他们必须忍耐一下。如果他们继续拥护国民政府，那就万事皆吉了。
农民的问题得到这种「解决办法」，农民本身如何容受呢，这个问题不久便见分晓。这时，新的威胁又从别个地方出来，侵扰这个「革命中心」。军阀们受蒋介石胜利的鼓励，而且还是直接受他的怂恿，四面八方起兵叛乱，反对武汉政府。在湖北北部，于学忠公然反抗政府。在西面，杨森开始调动他的军队来进攻国民革命的首都。夏斗寅本来在西线担任抵御杨森的，现在也突然哗变，带着一批小部队，驰骋于武汉西南，放火、抢劫，且帮助地主豪绅镇压农民。武汉政府因为无法支持农民的要求，已使农民的信仰丧失得那样厉害，以致招募他们和组织他们起来抵御夏斗寅等一切努力，竟很少或简直没有得到回音。
[43]虽然叶挺（一位共产党的军官）藉英勇的手段，终于能够祛除了夏斗寅对武昌的威胁，但武汉仍然四面受困，军阀叛乱威胁于外，经济拮据威胁于内。
《民众论坛》的编辑目击惊慌的人民「随着载满家具的货车，走过我们的窗下」，且听到「四处有忧伤的耳语」。「城中惊怖的人民都说大难临头了。……外人半狂半露骄气。他们已眼看国民革命的汉口，那种憎恨入骨的统治完结了。他们预期于明天早上就可看见武汉一个新政府的曙光。……」
[44]这位编辑先生对那些惊慌的和那些怀着希望的，两者都加以嘲笑，且预言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全线胜利。
但是，两面夹板就要合拢来了。革命的出路就在发动彻底的土地暴动，把群众蓬勃的解放起来。只有施行这样的方针才有改善经济困境及瓦解叛乱军阀的军队希望。如果国民党左派不能采取这个方针，共产党就必须准备这样做。不错，共产国际也谈过土地革命，但一转瞬间，它又命令中国共产党把一切政权让给国民党左派，因为照斯大林的话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汪精卫能够以上宾的资格参加4月27日共产党在汉口召集的第五次大会的开幕典礼，宣布他和他的同僚「欣然接受共产国际的远景」，
[45]并声明他「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报告」，这就毫不足奇。
[46]
共产国际以印度共产党人罗易这个人来充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思想领导。米夫告诉我们说，罗易「第一次」——（米夫说这句话，大概在诋毁共产国际从前的指示和决议吧？）——对刚发生的事变，给了年轻的中国党以「一种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诊断」。党「第一次」从罗易口里听到「这个运动的一种彻底思考过的远景」，且「得到关于许多基本问题的指示」。罗易「把全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给予年轻的中国党」。
[47]不久，莫斯科就把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大会时的立场说成直接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稍后，罗易本人也照例成了恶意攻击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姑且听一听罗易自己在大会的报告吧，这个报告，是曾经负全责而且毫无相反的诠释，公布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上的：
「第五次大会有许多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待解决……对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远景必须加以探讨，且应给它以坚定的领导。指出这一远景，替无产阶级探出行动的路线，帮助他们创造一批革命胜利进展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清楚，忠诚和勇猛的领袖，这就是第五次大会的历史任务。大会完成了这一任务」。
[48]
罗易怎样估计当时的局势呢？「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分化已加强了它的左派与共产党间的联系。大资产阶级的脱离已使国民党能够转变而为产业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加上资产阶级的某些层份）合成的一个革命联盟……中国革命继续在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它尚不能够交给无产阶级军独领导……国民党的领袖党员参加大会的开幕且宣称他们决意巩固（他们）和共产党的联盟」。
[49]
罗易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是什么呢？我们且听一听中国共产党一位中央委员瞿秋白的话吧。瞿秋白是在事变的震动已摧毁了革命，同时摧毁了罗易在共产国际下层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之后一年，才写这几句话出来的：
「罗易的政治见解就是认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除了跟随我们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没有指出新的叛卖的可能，并指出共产党应进而防止这种新叛卖的可能的具体和复杂的任务。因此第五次大会的空气受这一口号支配着：『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
[50]
陈独秀在他向大会的报告中也承认：虽然农民正自动倾向于没收土地，「我们已实施了一种太和平的政策了」。他赞成大地产应加没收，但附加几句话说：「目前与小地主的联盟仍属必要。我们千万不要采取极左政策，应采取中间路线。在没收大中地产之前，我们还要等候军事运动的发展。此刻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革命尚未深入之前，必须使它扩大」。
[51]
当这段摘引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公布时，托洛茨基在他的批评斯大林大纲的文章后面，写一段追忆：「这条道路是走到破产的最真实、最确凿、最短捷的道路。农民已起来没收大地主的财产，我党竟极端背反它自己的政纲和名义，采取一种和平的自由的土地政策……陈独秀同志已被共产国际代表的虚伪领导捆起手足，他的土地公式客观上无非是中国共产党脱离真正土地运动的公式而已」。
[52]
但是《真理报》采取什么态度呢？《真理报》毫无意见的刊布陈独秀的报告。其实它又怎能采取别的态度？5月3日，斯大林尚与陈独秀的见解的精神完全一致，在莫斯科宣称在中国只有「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之后」，才能组织苏维埃。
[53]整个共产国际也同样毫无批评的公布了陈氏的报告。只有后来当事变已摆在他们眼前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才开始响应托洛茨基对中国共产党的警告。
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与国民党土地委员会议上的讨论如出一辙。共产党大会也像那个委员会一样，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大地产。但，它补充说：「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与属于革命军的军官的土地不得没收」。
[54]
拒绝触动军官的土地也就等于拒绝触及整个土地问题，因为在武汉军队中，几乎没有一个下级军官（将军们更不消说）不是两湖地主的亲属。陈独秀本人在他的报告里也指出过：「（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人」。
[55]但是难道共产党大会的决议在任何方面和共产国际的训令不同吗？斯大林不是远在1926年10月已电令制止农民，以免与将军们生隔膜吗？
[56]共产国际不正在这些日子反对产生工农兵苏维埃，而其根据的理由又正是认为产生这些苏维埃「就是在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最不利的情形中（？）自觉地促进与将军们的冲突」吗？
[57]又斯大林不是在数星期之后拍发特别的指示，逐字重复保护将军们土地的同样训令吗？在武汉，在莫斯科发电的另一端，有鲍罗廷、罗易’米夫、罗佐夫斯基’勃劳达、杜里欧及另外一群「布尔什维克」顾问。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及时说出他的意见。莫斯科后来藉可鄙的推诿和谎言，设法把这次惨败的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和中国党中央的肩上，但这种可鄙的推诿和谎言丝毫不能掩饰共产国际设定，让中国共产党来追随的政治道路。
第五次大会的土地决议案是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次直接的宣言。它简直等于规避两湖农民刚要亲手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共产党人迫得要积极反对农民的「过火」了。假如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一口咬定的一样，革命的胜利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土地叛乱的意义上和国民党合作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因此，土地叛乱必须加以摈弃，而农民们也一定得听天由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大会虽召集于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但只要它追随斯大林的训令，它是无法不受「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这一叛卖的口号支配的。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会的宣言宣称：「一切民主主义份子统一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巩固这一革命的联合。这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现阶段的重大任务。革命的民主联合就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58]
在第五次大会的幕后，有种种不同的倾向。瞿秋白叙述这些倾向如下：
「鲍罗廷的路线是退出和缓和土地革命……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向所谓工商业家让步；向地主豪绅让步；联冯倒蒋；且藉这种政策，领导左派领袖去反对武汉和南京的右派反动势力。
「罗易主张对商人作相当让步……反对向地主豪绅阶级作任何让步……赞成向小地主和革命的将领作小让步」。
共产党中央则主张「对商人完全让步，对地主豪绅完全让步，（它）认为土地革命不能马上实现，尚需要一个充分的宣传时期……认为最好还是让（国民党）左派去领导，而我们则站开一点，好使革命不致过早发展。……」
[59]
这三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退却的倾向。实际上它们也只成了一种，因为，据瞿秋白正确把它们总括起来：「当时实施的政策就是为了克服蒋叛变以后的困难而作让步」。
[60]
正当中国革命最需要把丹敦的不朽的口号：「勇敢，勇敢，仍要勇敢」揭示在它的旗帜上面的时候，鲍罗廷、罗易及所有共产国际的嬖臣竟大呼：「退让，退让！」但莫斯科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左派叩头。国民党左派却向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叩头。这种叛卖结果要窒死中国革命，但这些领袖的动摇和懦弱却一点也不能掩蔽行动中底群众的伟大的势力。
[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见1927年4月24日汉口《民众论坛》。
[2]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言〉，见1927年4月19日《民众论坛》。
[3] 见本书第九章：〈沉默的阴谋〉。
[4] 〈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见1927年5月1日汉口《中国通讯》。
[5] 同上。
[6] 1927年4月17日《民众论坛》。
[7]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4页。
[8]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言〉，见1927年4月19日《民众论坛》。
[9] 1927年5月6日《民众论坛》。
[10] 〈鲍罗廷先生与Reugo通讯社代表谈话〉，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11] 菲些耳着《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67—8页。
[12] 前揭书。
[13] 1927的4月23日《纽约泰晤士报》。
[14] 1927年4月14日同报。
[15] 1927年5月1日同报。
[16] 《纽约泰晤士报》是美国官场脉搏的正确检查表。中国消息多月来便登在第一版，但5月6日突然不见了。数日之后林白的伟业与纽约的情杀案完全吸引了报纸和公众。
[17] 察甫曼：《中国革命》第136页。
[18] 1927年5月3日，《纽约泰晤士报》。
[19] 1927年4月24日和29日《民众论坛》。
[20] 〈外交部通讯〉，见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1] 1927年4月27日《民众论坛》。
[22] 参阅1927年4月23日《民众论坛》。
[23] 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4] 1927年5月9日路透（英国）通讯社电，发表于1928年《中国年报》第735—6页。
[㈠] ）] 彷佛想郑重指出此次撤退的性质似的，英国政府选择这同一天（5月17日），宣布给八个月之前对万县施行不名誉的炮击的「英雄们」，颁发奖章。
[25] 罗易：〈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见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6] 察甫曼：《中国革命》第129页。
[27] 1927年5月14日《民众论坛》。
[㈡] ）] 六年之后，福建政府建立于福州反抗蒋介石的统治，陈友仁又当了这个短命和薄弱的政府的外长，他那时默想过去，向本书作者说：「那时呀，那时呀，我能够有权威说话，因为我有群众和我一道！」他就是不晓得，他之丧失这一权威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和群众一起前进。陈友仁被蒋介石逐出福州（与逐出武汉无异）之后，便活该湮没无闻了。
[28] 先一年，白银已流到沿岸。上海的白银存量从1926年初之10200两增至1927年4月之13860万两。参阅1927年3月18日上海出版之《资本与贸易》及1927年4月2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29] 参阅〈惊慌与怠工造成的金融局势〉，见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30] 据湖北失业局报告，6月末，武汉有16万人失业——1927年7月10日《民众论坛》。
[㈢] ）] 据1929年到30年《中国年鉴》，1925年240铜板兑洋一元；1928年，285个铜板等于一元。1926年与1927年未列数字。
[32] 1927年3月12日《民众论坛》。
[33]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53页；汤良里《秘史》第271页。
[34] 1927年4月24日《民众论坛》。
[35] 原文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36] 〈关于革命之各阶级性宣言〉，见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37] 〈湖北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条例〉，见1927年5月25日《民众论坛》。
[38] 米夫：《中国革命》第101页摘引。
[3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告农民书〉，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0] 〈国民工农政策〉（1926年10月）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1] 〈告农民书〉。
[42] 土地委员会议事的详细报告均自下列各书采集；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米夫着《中国革命》；〈八七告党员书〉。本书作者引用的所有直接摘引均是上列各书从原稿摘下的。在Oskar Erdberg着《近代中国故事》的「八月四日晚」一节中，有生动的记载，该书于1932年莫斯科出版。
[43] 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2页。
[44] 1927年5月19日《民众论坛》。
[45] 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18页。
[46] 罗易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见1927年7月13日巴黎《国际通讯》。
[47] 米夫：《中国革命》第118页。
[48] 罗易〈第五次大会〉。
[49] 同上。
[50] 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00页以下。
[51] 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报告〉，见1927年6月4日《国际通讯》。
[52] 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77—8页。
[53] 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284页引证。
[54] 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20页以下有引证。原文亦见于Asiaticus着《从广州到上海》（1927年柏林出版）第265页。
[55] 陈独秀：〈向第五次大会报告〉。
[56] 见本书133页。
[57] N. 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58]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见1927年5月23—26日汉口《民国日报》。
[59]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04—5页。
[60] 同书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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