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广州到长江

　　国民党移师北向，实行以自己的政权来代替其它军阀的政权。它出师并非反帝，而是和它妥协。群众们受了欺骗，相信国民党的胜利一定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一般民生——共产党人根本没有尝试去打破他们这一点盲信——于是他们澎湃起来，把北伐军卷到长江流域去。

　　胜利是飞快和惊人的。武装力量只不过补助一架庞大的宣传机器，这架机器势不可当冲向前去，它解放出来的力量，宛如一列为步兵开路的坦克车一样，推倒一切敌人。吴佩孚及其盟友的雇佣军队遇到这一进攻，弄得手足无措和瘫痪起来。一位目击当时情形的外人叙述说：「一个本地的间谍机关……正在等着帮助开进来的军队，可靠的向导可以随时应需服务；在某些情形中，军队尚未抵达之前数日，各城镇已由小群（！）热心家……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占领了」。 [1] 在实际上战斗中，只要有农民部队参加的地方，冲突总是最凶猛的。铁路和电报工人使敌人交通停顿。农民间谍把所有敌人参谋部的秘密供给挺进中的国民革命军。

　　唐生智是湖南一个军阀，他是首先投入国民革命军的人们之一，他于7月12日占领长沙。数星期之后，北伐军在长江的岳州城遭遇北军的抵抗。平江农民及粤汉、萍株两路工人的独立行动已替北伐军肃清了道路。农民向导把北伐军带到北军不知道的浅水滩，使他们能够渡过长江一个支流，从后方抄攻岳州防军。广州某报欣然报导说，「敌军惊为天降」。 [2] 12小时之后，8月22日清晨，国民革命军进占岳州。国民革命军会师于汉水、长江交流处之三大域——汉阳、汉口和武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罢起工来。北方卫戍军狼狈退出该城，国民革命军于9月6日占领汉阳，两日之后占领汉口。武昌卫军据守该城的坚墙厚壁将达1月之久，后来由著名的「铁」军担任攻破。10月中旬，国民党的旗帜已牢牢竖立于长江流域的中心地了。

　　此时，蒋介石在东方经江西推进，既少惊人成绩，胜利亦少。蒋已限制宣传机关的活动，且已随着军事的进展，采取镇压群众运动的手段。这一点使五省督办孙传芳能够举行顽强的抵抗。蒋介石的进展既如是迟缓，他于10月遂略略放松宣传的限制，事情便进展得比较迅速。南昌终于占领了，11月5日蒋的军队到达长江岸边的九江。

　　北伐军的胜利与群众运动的广大扩展相配合。在湖南，11月末，工会从5县发展到40县，会员从6万增至15万。在武汉，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两个月之内，已有30万以上工人和店员参加200多个工会，这些工会均统一在湖北总工会的旗帜之下。在工人看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就是用战斗力量来改善穷苦的生活水准的信号，这种生活水准是中外雇主迫使他们屈就的。武汉受一连串可怕的罢工震撼。 [3]

　　更足惊人的就是农民运动的增长。11月来，湖南省有54县组织农民协会，登记会员总数有1071137人。1927年1月，这个数目已超过了200万。 [4] 农民最先要求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及要求武装反对乡绅。乡政多数落在农民协会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采取从拒纳一切租税以至公然没收土地的步骤。

　　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长江，正好处于这种情境中。胜利的气焰与群众运动的飞黄腾达使「左派」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暂时吐气扬眉，脱去蒋介石耀武扬威于广州时迫使他们表现的寒酸态。他们在群众树立的政府讲台之上，高视阔步，倾出激烈辞句的激流。但他们碰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却退缩下来了。不久，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传统的呼声像哀号一样在政府各委员会的办公厅内响起来——「群众走得太远了！」

　　汉口资本家碰到罢工浪潮，加以顽强的抵抗。12月3日，总商会大肆恫吓：如不立即采取限制工人斗争的手段，则宣布总罢市。鲍罗廷、共产党领袖及他们的国民党同僚赶快应允。3天之后，成立一个仲裁机关，俾「承认合理的（？）增加工资，劝告各业循例（！）规定工作时间，实行改善工人的社会待遇，且将雇用及解雇工人之权完全留在雇主手中」。 [5] 这个机关的人员由国民党、总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合成。它的决议将「约束雇主和雇员双方」。此外尚计划实施劳工立法：规定每月最低限度工资为13元——这个规定虽然可怜，但始终未实现——同时，又禁止工人干预「管理及雇佣」事宜；「但如果情形于工人显然不利时，他们可提出抗议」。 [6] 这就等于成立一个强迫仲裁的制度，共产党人曾一贯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制度，盖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耗竭工人阶级的创意力，败坏其组织的战斗力，且一般的使他们背离武勇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鲍罗廷及武汉的国民党急进派同样想逃避农民运动的责任。他们避免规定一个农民要求的具体政纲的工作。甚至国民党民13政纲规定的二五减租也从未实行过。人们倒还悲叹农民的「过火」而且普遍的害怕农民走得「太远」，足以伤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北伐时期提供了一个无比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蒋介石在广州所建立的资产阶级领导中解放群众。但共产党领导机关却不抓住这个机会，它倒还去买好国民党「左派」的那些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上海有三位较有批判头脑的共产国际官员，他们于1927年3月17日写一封信给莫斯科，这封信把共产党领导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政策，绘成一幅动人的画图：

　　「直至1926年10月，无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或中国共产党中央都始终没有采取多少认真的方式，把……农民问题……提出来，有之亦不过是中央6月中全会的决议而已，这道决议完全缓和农民的斗争并号召和『正绅』联合……到了10月，一个农民要求的政纲已拟出，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和党的领袖一样只把它视为一个提交党大会的政纲，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个政纲没有出中央大门一步，等到一月才把它发给地方组织。但直到如今，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策略，实质上一点没有改变。压制农村斗争以及应用制动机于整个农民运动：这一旧路线尚占优势……畏惧农民运动的心理曾经存在而且现在仍留在党中。农民实行领有土地（即由农民占领土地），中央称之为『一种危险的左倾幼稚病』。它不断的空谈『和正绅及中小地主联合战线反对土豪劣绅』。（12月30日湖南报告）『正绅』的字眼当时发现于一切党的文件及重要同志的文章中。这样用道德范畴代替社会范畴实际上就等于停止农村中的革命运动。

　　「12月中全会有国际代表参加，通过了一道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找不出半句话涉及土地政纲及农民斗争。这个决议案对于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没有半点答复；政权的问题是以否定来答复的。它说，农民政权的口号千万不要提出，以免吓跑小资产阶级。因为漠视农民革命，结果党的领导机关便停止农民武装……

　　「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与它的农运策略无异。首先，党对它就估计得非常低且缺乏注意。中央没有工会部。100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没有指导的中心。工会脱离群众，多分尚为上层的组织。政治和组织工作到处为强迫所代替，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改良主义的倾向在革命的工会运动内外生长起来了……拒绝支持和防卫工人的经济要求的事情也发生了。因为害怕工人运动的初步增长，党在广州赞成强迫仲裁，后来在汉口也干出同样事情（强迫仲裁的观念本身就出自鲍罗廷）。党的领袖害怕得特别大的就是非产业工人的运动……

　　「中央在12月中全会中报告说：『决定我党关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在我们看来是异常困难的，因为非产业工人及店员的罢工是小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冲突。两方面（即雇主和工人）都是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我们不能支持双方，我们也不能守中立。……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米、盐、煤、柴等）的商号中，雇员如有一分可能用和平方法取得让步，便千万不要诉诸罢工』。

　　「因此，党便放弃了对非产业工人，即，中国工人阶级之大多数的保护和支持，且拿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必要来掩盖这一点。想不到事情却非常明白：成问题的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还不如说是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党的领导者也害怕武装工人……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报告里，表明党对军队态度的特色。他对党员说：『走入国民革命军去，巩固它，提高他的作战能力，但在那里不要进行任何独立的工作』。直到最近，在军队中还没有核心。我们充当顾问的同志，只是忙于替国民党做军事和政治工作……

　　「我们的同志希藉助于种种拉拢和反对等，来维持军队中的均势，但他们却从没有想起去夺取它……国际代表特别激昂的否认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可能性。12月中全会通过一道决议，要在军队中建立核心（当然只限军队的上级长官，在兵士中是禁止实行这一决议的），又在是年1月，当其它俄国同志（己不是第一次）提出在军队中工作的问题时，V同志 [㈠] 己严厉表示反对核心的组织。他先是告诉M同志 [㈡] 说，莫斯科己决定不成立核心，随后他便指出组织它们之不可能；第一，因为军队的上级长官，尤其是蒋介石一定把它看成共产党人的阴谋诡计，这样就会把关系弄僵；第二广州军队是不易从下面受影响的。当有人提议吸引工人及共产党员……同时吸引农民及农会会员……大批加入军队时，他用种种借口把它（提议）弃置一旁，他宣称谁也无法把他们弄到军队里，这件事是永无什么结果的，现在也没有征募新兵的事情等等。而且，因为他不敢在原则上成为武装工人问题的反对者，他便找出累千困难，指出武装工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武器等。

　　「而且，有几打连长和几个团长是共产党人，他们有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团人是共产党的，经过所有这些线索可以进行庞大的工作。但是由于害怕使军队革命化（若干党的领袖是充满这种害怕心理的），在军队中工作的一些孤立同志竟离开了党，变成了『个人的』共产党将官……虽然国际代表经过一番长期抵抗之后终于答应我们，必须把党的军队工作加以改组，但他后来一点也没有实现这一改组。我们甚至还不晓得他是否向中央提过这件事。 [7]

　　在上引的话里，这几位官吏批评家小心翼翼的避免说出鲍罗廷和维辛斯基只是在中国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莫斯科所指示的政策。受鲍罗廷和维辛斯基监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它的致命政策是共产国际所采取的路线的无可挽回的结果。1926年3月，恰当蒋介石政变的前夜，共产国际第六次中全会已批准工农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且保证后者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3月20日政变之后，它故意隐匿广州政权转入蒋介石庇护的国民党极右派手中的事实。后来不久，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赞成（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以一个「同情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 [㈢]

　　托洛茨基写道：蒋介石「准备充当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他渴想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掩护——他果然得到它」。 [8]

　　1926年10月，莫斯科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机关通电中国共产党人遏抑农民运动，以免赶跑那些领导胜利的北伐的将军。等到碰到事实时， [9] 斯大林后来承认曾拍发过这一电报，更可注意的就是他自认这是「一个错误」，不过他赶忙补加一句话说，它于数星期之后己「取消」掉了。 [10] 这个「取消」包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中全会的指示中，这个指示用空泛的字句，更小心的着重指出土地革命对中国反帝斗争之重要性。但同时，他们藉复式簿记之法（这种记帐法现在共产国际中已成惯例）替中国共产党人拟就一个详明和具体的政纲，这一政纲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愈益要遏抑几千百万农民的动乱的蜂起。

　　公开言论与实践的裂隙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结果，它抽象地公开承认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原则，但它却具体地实现投降资产阶级的政策。斯大林、布哈林之流在他们的充满空话和狡猾的决议案里把这些正相反对的要素统一在一起，而且把它们表现成俨然一个统合的整体。等到他们的实践招致不幸的时候，他们就往往可以引证他们的公开言论，而诿过于他人的实践。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中全会通过之〈中国问题大纲〉 [11] 认为「大资产阶级之逐渐放弃革命在历史上是必不可免的」。当需用一些引证来证明共产国际「预见」和「预言」每一件事时，这句话后来便愈用愈俗。但它原来时的下文却包含如下几句：「这并非表示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已被逐出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外，因为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时期内尚能够与中小资产阶级一起接近革命……无产阶级当然应该宽大的利用资产阶级这些层份，它们目前尚积极帮助反帝和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这个大纲警告：「资产阶级」正设法「摧毁革命」，但密切注视中国真实事变的工人却无法在这个文件的字里行间找出半句话把这一可怕的「警告」翻译成与中国事变直接有关的人名、日期、政党和地点。「摧毁革命」暗指具有一种极端具体性质的活动。谁在摧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又怎样摧毁？关于这一点，这个大纲没有提过半句话。蒋介石到底如何？3月20日政变，广州工人的受镇压，在广东省和蒋介石北伐军后方对农民的屠杀到底如何？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谈及。这个大纲毫无解释，毫无思索的包含一句话，提到这一事实：「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也曾经必须要克服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在他的报告里，神秘地指出「今年广州的3月事件」是「资产阶级方面想向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企图」，但假如官方纪录可靠的话，他从没有第二次提起这句话，其它任何人也没有提过。 [12]

　　斯大林于11月30日亲自向中国代表保证说，「大资产阶级极度薄弱……中国农民领袖的责任一定不可免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手里，中国无产阶级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得更好，而且更积极」。 [13] 共产国际各支部及它们的代表竟相信人们给他们的保证：「资产阶级」虽然也许要设法「摧毁」革命，但蒋介石正使它（革命）不断胜利。当蒋的私人代表邵力子以国民党友谊代表之资格现身于讲台上时，他们给他一顿狂风暴雨的大喝采，且起立唱「国际歌」来庆祝他。邵——纪录中称为邵「同志」——「以国民党名义」宣称「我们期待共产国际及它的一切附属党的支持……共产国际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这种热心是难以形容的。 [14]

　　斯大林完全晓得蒋介石军人的进展已等于在广州和许多城乡，对罢工施行流血的镇压，破坏工会和镇压农民运动， [15] 但他谈到蒋介石的北伐时，仍然说：「广州军队的进展等于对准帝国主义打击，对准其中国代理人打击。它又等于一般的替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殊的替工人们取得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中国并不是非武装的人民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采取革命军的形式（来反对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武装的革命正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最重要的」，斯大林往下说，并不是广州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政府形成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核心）。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个政权是一个反军阀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每一步发展总是对世界帝国主义施行一个打击，因此，又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击。 [16]

　　「资产阶级」确乎「不可避免要放弃」革命，它的主要代理人蒋介石却是「武装革命」的英勇的领袖，而它的主要代理机关，广州政府却是反军阀和反帝的闪耀的枪尖，它「虽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但实质上和客观上却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地革命联盟的革命的民主小资产阶级独裁的萌芽」。 [17] 还有比这更使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和胡涂混乱的么？

　　第七次中全会的大纲关于土地革命说出大胆的话来：「土地问题……是目前局势的中心点……不勇敢的解决土地问题，不支持农民群众的全部政治经济的目的，这是革命的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因为害怕失去一部分资本家阶级的不确定的和不守信义的合作而不把农民运动的政纲放在民族解放政纲的首位，这是错误的」。 [18]

　　这大概就是10月通电的「取消」，这个通电曾命令压制农民，其目的正是想使资产阶级地「不确定和不守信义」的合作能继续不断。但是检查一下这次新的勇气，不过数行之后，该大纲便宣称：

　　「虽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宣布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农民政纲的基本要求，但在目前，它应视中国领土各不同部分的经济和政治的特性来区分它的土地策略」。

　　替中国共产党人拟就的具体的农民政纲，原来发现有这种隐伏的限制。共产国际一点也不跨越国民党的自由改良政纲，它要求减租、调整税收、信用借款，政府支持农民组织和武装，「没收庙堂寺院土地和属于反动军阀的土地」。当斯大林谈及无产阶级的政纲式的要求及提出产业国有的口号时，他暗示同样的「策略的区分」，他立即补充说：「这件事首先提出某些企业的国有化的问题，这些企业的业主是以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冒犯著名的」。 [19]

　　这句话又把中国已通用的「正」、「劣」绅的范畴再生产出来。它把它们扩大而为「反动的」（是「进步的」的对称吧？）军阀，和「特别仇视的」（是「友谊的」的对称吧？）产业工人剥削者。这种机械论调在这里只是简单的用来完全「取消」上述那个大纲的冠冕堂皇的激烈主义，同时又隐蔽（但只是略微地隐蔽）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共产党人奉令去支持农民的「全部」要求——而农民也已经在要求土地。但同时共产党人又要局限于鼓动仅仅没收「反动军阀」的土地。国民党势力一旦伸展到每一个地方暴君的地盘，这个暴君便立即加入国民党，这不是事实吗？他于是成了「武装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的土地照理也成了不可侵犯，跟着所有他的党羽、他的亲戚、他的拥护者——亦即他治下所有地主的土地均成了不可侵犯了。当广东、湖南和江西的农民伸手去夺取土地时，他们已发现这一点。共产国际在上述大纲中又批准保障「军官的土地」，这成了土地革命的一个圈套。它受了共产党人支持之后，又成了保护整个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柱。

　　这种「土地革命」就是蒋介石也乐于拥护的。邵力子「同志」对中全会说：「蒋介石同志（同志！）对国民党的党员演讲，宣称假如中国革命不能正确的解决土地，亦即农民问题，它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相信国民党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20]

　　蒋介石相信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国民党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理。只要这领导把中国共产党人及群众们一道缚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车上，这一点是不能有半点怀疑的。上述的大纲也着重说明这一点。全部政纲是经过而且由国民党政府来完成的。这个大纲说：「共产党任务就在监视广州政府实施这些手段，作为土地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过渡」。出乎意外的，这个大纲承认「自该政府产生以来，它已实际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中」，但随后它又补充说：「最近的事变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参加国民政府，支持左派去和右派的薄弱的（？）和动摇的（？）政策斗争（？）」。「最近的事变」——又是不加说明——已确实证明「左派」是公然侵犯的和强有力的右派的薄弱和动摇的俘虏。命令共产党加入这一政府且使他们抛弃他们自己的强有力的独立攻势，只不过使他们始终做「左派」的唯命是听的俘虏吧了。”

　　一切政权归国民党政府，而且毫无疑问的服从它，布哈林在列宁格勒党大会里说：「实际上所谓新奇的事就是：现在中国革命已具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组织成一个国家政权。这件事有莫大的意义。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人民大众反对现政府的发展阶段，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特色便在于这一事实：革命力量已组织成一个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具有一枝正规的、有纪律的军队。……这些军队的进展，他们的辉煌的胜利……是革命进程的特殊方式」。 [21]

　　人民大众已无须作反「现政府」的斗争。现政府尚代表城乡剥削者的利益，它的将军们已在镇压群众运动，但这是「革命进程的特殊方式」。谭平山不自觉的总括这个双关论调：

　　「我们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在这样矛盾的局势里，维持一个正确的策略路线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采纳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同时又在反帝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维持人民中一切阶层的联合战线」。 [22]

　　这就是和解不能和解之事的企图。「发展」农民运动而仍旧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一「发展」做出它的逻辑的结论——没收地主土地的话。人们强要中国共产党人骑两匹背道而驰的马，而在俄国反对派和中国内有人发言，称这件事是做不了的，便立即遭受叱责了。斯大林及中全会的其它发言人严厉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斯大林说。 [23] 米夫是后来斯大林派的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老手，当他偶然重温一下列宁的提纲，提议在中国农村中创立苏维埃之时，斯大林粗暴叫他严守秩序，他赶快退缩。

　　第七次中全会决议案谈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及「土地革命」，但它却定立一个政策，这一政策所根据的并非工农的利益，而是这些利益的牺牲，而牺牲这些利益的苦衷就是顾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投机联盟。不惜牺牲一切保存这一联盟，这就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是汉口的鲍罗廷和上海维辛斯基所负的任务，他们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硬化于阶级合作的模型中。他们并没有教中国共产党人信赖几千百万群众的力量，毅然走入工厂和田野中，这几千百万人在1926年末数月间已从事反对他们的剥削者的斗争了。

　　农民运动的惊人生长，配合着1926年全年在一切重要产业中心发生之无比深入和紧张的罢工浪潮。不完全的纪录指出1926年罢工总次数为535，1925年则为318。有100万以上工人直接卷入这些罢工中。多数罢工是经济要求的斗争，如增加工资、改良工人生活等。它们中半数以上是完全或部分胜利的。一位调查者光是根据那些有充分材料可援的罢工，估计49.70%是全部胜利的，28.01%是部分胜利的，只有22.29%是失败的。 [24] 这些统计不言而喻，中国工人正空前未有的抬起他们的头。是年末，罢工浪潮已超出经济要求的平面，走到公开政治斗争的平面。汉口工人只藉惊人的一击便把反帝斗争的方向操纵在自己手里。

　　1927年1月3日下午，在汉口英租界的边界上发生一次大示威。英人脑际尚新鲜留着1925年五卅的记忆，他们于翌日自动撤退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受街头示威所惊吓，较之英人更甚，他们赞成于海军及义勇队撤退之后，担任巡守英租界之责。1月4日下午，工人复集合于租界边区。他们「发现租界只由他们本国人巡守，又发现它并没有真正从英人手中收回，于是哗然大呼『现在夺回它吧！』……几队苦工动手把租界周围的障碍物撤除。堆在租界一切马路入口处的沙包都破开，沙粒撤在街道中，袋子拿走了。铁丝网通通移走，所有其它障碍物都撤除了……在英租界的街道上，外国人的日子完结了」。 [25] 随着发到上海及外国去的电报，轰转着「暴徒」焚掠抢劫的消息。事实上，一般目击其事者也迫行承认，胜利者「在租界通衢大道上欢欣鼓舞了一两日，对外人也有几宗侮慢和恫吓的事；但没有干出人身侵犯的事，房屋也没有被闯进的」。 [26]

　　两日之后，九江英人在群众行动的威胁之下，赶快撤离该城，九江英租界结果也同样被收回了。而同样关于暴行的消息也遍传起来。六个星期之后，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阿尔梭·兰辛访问九江，视察几间「受侵害的」房屋，这些房屋是特别封存以待调查者的。他写道：「这次抢劫在我看来，似乎是极无效果的，楼板铺满扯破的纸头，这一定是外人准备离家时留下来的；沙发椅及床褥的角头破裂了……家具很少破坏，窗户没有动，甚至一盏极简陋的徒有其表的挂灯也没有破坏，这盏假如是我就把它摔碎了……看到这件事是很奇怪的：那天（1月7日）下午6点，有15个人（两个男人，其余是妇人）……从牯岭下来，道经中国街道入租界，而后落船，没有受什么困扰」。 [27]

　　汉口收回英租界是汉口工人的自发行动。三位共产国际官员在他们从上海寄发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人预见1月3日的事变。汉口工人之占领租界是自发的，并未受政府、国民党，或我党的任何领导。他们通通都猝然碰到群众的自发行动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而且他们通通都不得不去对付它」。 [28]

　　就帝国主义者而言，汉口事变所尽的作用是促成他们向群众运动退却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926年的期间已开始出现。这一政策有双重的性质。它的第一个性质就是作种种让步，这些让步足以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新基础来共同反对群众的行动。但这一点是伴同武力的夸示和应用的，而武力应用之目的就在提醒中国资产阶级，使它知道帝国主义的特权不能也不会不经一战而放弃。这一政策将威迫和利诱结合起来。1926年8月31日，列强签订一个合同，规定交还上海会审公廨于1927年1月1日实现。签约之后，不过数天功夫，英国的炮舰便无情的炮击长江万县，为了报复一件小小的船务争执，竟使手无寸铁的平民罹受无妄巨灾。这件事令人猛醒：原来「炮舰政策」尚继续有效。

　　远在12月，当国民政府迁都汉口之时，英国阁员，米尔斯·蓝辛勋爵已派来汉口，他负的正式使命是寻求可能的妥协途径。日美政府也同样派遣特别外交代表和武汉政府交涉。1926年12月18日，英政府鉴于在华英人的又惊又怒的狼狈状态，把一通备忘录谘送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其它签字国，提议逐渐取消外人的条约特权。1927年1月27日，英政府又以同样的建议公平的谘送于北京、武汉两政府。同一星期，美国国务卿宣布他的政府决意参加妥协谈判。依照这一政策，英国政府承认汉口的既成事实，且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2月19日及3月2日的陈欧（欧梅莱O’malley）协议，这两个协议规定把汉口、九江两租界交还中国政府管辖，这一屈服在其它通商口岸的英国侨民看来，彷佛是世界末日来临似的。 [29] 但他们尚感满意的就是新开来的军队和军舰。帝国主义者用一只手抚爱，另一只手则准备打击。武装干涉的威胁已临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头上，但帝国主义者尚希望他们的中国宠臣齐心协力去摧毁群众运动，而它们的主要战略就以此为目的。

　　汉口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曾为工人的勇气所惊吓，当他们惊魂已定之时，英国的退却和让步的奇怪现象又使他们振作起来。他们欣然参加谈判，且陡然为陈欧协议所眩惑。他们庆祝此举为陈友仁的「外交胜利」，但其实使强有力的英国低头的却是汉口的卑微的苦力和他的同志。

　　共产党领袖也呆然若失了。「共产党中央怎样响应汉口的事变呢？首先，它一点也不想响应……中央的意见认为激怒外人和小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 [30] 又：「汉口工人之夺回英租界……不仅于实现时没有经过党的领袖承认，就是事后，中央也认为此举是不正确的」。 [31]

　　但1月3日事变的心理上的影响到底使武汉左派领袖对蒋介石的态度强硬起来了，虽然这也只是暂时的。蒋已驻足于江西的省会南昌，右派领袖均来此归附他，而黄郛和王正廷之流的拉线人也奔走于此，想拉蒋与日人联合，且甚至想经过张作霖的秘使杨宇霆的斡旋以促成蒋张联合。蒋的眼睛盯着上海，因为上海是买办制度的首要经济和政治根据地，又是中外金融资本的堡垒。在未夺取这个具有现成基金，且直接接近大资产阶级的重要中心地之前，蒋介石阴谋把党的支配权操纵在他自己手里。他要求政府的所在地应在南昌。他要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他的监督之下开会于南昌。他甚至于1月10日匆促赴汉提出他的要求。但该地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包括鲍罗廷）此刻因为受了对英胜利及他们后面群众运动的力量所鼓舞，他们便有足够的勇气给蒋以冷遇。甚至鲍罗廷在蒋出席的宴会上也说了几句有所指而发的，提及争权军阀的讽语，他觉得有点儿大胆了，他「立即惊惶退缩」，说「我害怕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之攻击蒋介石是由一般舆论的压迫唤起的，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 [32]

　　蒋匆遽离汉。回到南昌之后，他公开宣布他立意消灭共产党人。他于2月19日演讲道：「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之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共和国，就是因为它的队伍太多性质不同的分子，无法合作。有……反动和反革命分子妨碍工作。这些人现在仍然太多。既然他们不是真同志，现在是开除他们的时候了……在我们当中不应再有异见和派别！我既然以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见知于世，我就有权利说，每一个真党员应该就是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谁违背孙文指示的目的和方法就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敌人不应留在我们中间」。 [33] 3月7日蒋又发出一张传单，这次是攻击鲍罗廷及其它俄国顾问的，但尚言明仍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友谊。他说：「并非（俄国）政策要苛待我们，虽然它的代表已行为不轨，侮辱我们的每一运动，我仍相信这与俄国无关，（这些）只是代表们的个人行动罢了」。 [34] 蒋将风传他与奉系及日本谈判的谣言归罪于「12个人」，他认为这「12个人」心怀恶意，想损害他的革命贞洁之名。

　　3月10日，武汉急进派召集国民党三中全会于汉口，他们的勇气表现在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中。鲍罗廷及其同僚在会中通过一批提案，这些提案纸面上决定将蒋介石一年前获得的权力归还于正式党机关。从前授予蒋的紧急权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也重新成立，蒋介石「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中全会并把主席一职也废除，以表示反对集中太多权力于个人手中。同时又通过决议，整顿国共两党的「合作」，邀请共产党选派「负责同志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府」，分担政治责任。又决议「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出版物在报告及互相批评之时，不要破坏合作的精神」。 [35]

　　关于共产党的决议，再加上任命两个共产党人为新政府的农工部长，其目的在特别地和自觉地将原来束缚工人政党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绳索拉紧。国民党领袖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官方的《国民日报》解释道：「目前的合作计划是重要的，因为它表示国民党对一切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握有更大的支配权……共产党将必须完成它的义务，使党（国民党）及政府能对群众运动行使充分的支配权」。 [36]

　　这些决议案都实施了。关于蒋介石的决议仍然是写在纸上的无益空言。共产党人承认武汉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权威。蒋不承认而武汉也不敢攻击它。当报纸到处谣传国民党的分裂日益增长之时，武汉的急进派及其共产党同盟者拚命否认国民革命的队伍有任何嫌罅。武汉的领袖宣传称，「军事机关自愿而且乐于将一切政治职权交还于党……党和军队是意见一致的」。提及分裂的谣言，他们说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构」 [37] 据说，党上峰的变动是在大家一致赞成中进行的。国民新闻社报告说：「目下已完全一致赞同所有更变。似乎成为此次更变对象的个人及团体……目下已表示赞同」。 [38]

　　这种黑暗中的啸声完全与蒋介石的战略相协调。他尚要进抵上海。他尚要成立和巩固他的新同盟。只要他滞留南昌，他尚不顾公开破裂。他一旦安处于黄浦都会中，他一定照他自己的条件，与武汉分裂。他在江西已对工农领袖及共产党人施展恐怖手段。报纸几乎每天报导他和奉系谈判「南北妥协反赤」，这就是他倾向分裂的先兆。但在武汉方面却认为「危机已过」并宣称国民革命运动「不受内部分裂的丝毫挑拨所阻，仍能前进」。 [39]

　　「我党中央怎样干……呢？人们一定以为它在群众当中发动一个广大的运动……来揭发这次冲突背后的秘密动机和暴露那些包围蒋介石的阴谋者，并以强大的压力加于政府和鲍罗廷，使他们不要把这次冲突假装为个人的冲突，又使他们根据一个社会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政纲，推动群众，因为这样蒋介石就一定会迫得根据一个固定的政纲来迎战（假如他愿意迎战的话）——这件事一定给他生出很大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际代表长时期『不注意』这次冲突，且关于这件事没有采取一个立场……我们再说一遍：党的领导机关在南昌——武汉冲突中，两个月不赞一辞，不做一事。……中央只是洁身自保，避免答复局势提到它面前的问题。党在湖北的地方组织没有等待中央的决议便自行冒险，围绕这个问题，发展一个运动」。 [40]

　　3月18日陈独秀终于公开承认这个局面，但他也只限于责备蒋介石的攻击武汉和鲍罗廷。他把3月17日上海某日文报的标题引下来：「南昌公开宣布亲日政策；拒绝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决意排除鲍罗廷」。陈独秀敦劝：蒋应否认这些日人的谣言，而且不应「怪责他自己的同僚」。他写道：「因此，我们的义务……是诚恳劝告国民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将军，立即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反赤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 [41]

　　北伐军进抵长江与群众运动的惊人涌起已使国民革命运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爆发点。蒋介石正公然直趋上海，到该地和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时候只有藉更严酷的砍头之法才能将群众运动驱开。这就是所谓南昌——武汉冲突的真正根源。但武汉的急进派仍旧以他们一纸议案的勇敢自慰，认为危机已过。共产党人则只是设法「诚恳劝告」那位犯错的将军。这些争执都小心的隐瞒着群众，尤其隐瞒那些握有危机之钥的上海工人。他们不知警戒，不知准备，先是成了蒋的走卒，后来又成了他的牺牲品。

[1] 察甫曼著《中国革命》第20页。
[2]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节引证。
[3] 前揭书。
[4] 《向导周报》之「长沙通讯」，华岗之《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节亦加引证。
[5]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40页。
[6] 前揭书第41页。
[㈠] 维辛斯基。
[㈡] 曼达利安（Madalyan）
[7] 〈上海来信〉（1927年巴黎公布）第13－18页（英译文附入托洛茨基《问题集》中，见该书第397页以下）。该信的作者为Nassonov，Fokine和Albrccht。虽然他们小心避免使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的错误牵连，但他们举出的事实对于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未免太过损害，故该信的发表遭禁止。后来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一员，阿尔拔·特列恩特公布出来的。
[㈢] ] 蒋的私人心腹邵力子以国民党友谊代表的资格参加1926年11月的第七次国际中全会，证明国民党在国际内取得党员资格。
[8] 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71页。
[9] 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演辞〉，见《斯大林伪造学校》第165与173页。
[10] 斯大林：〈1927年8月1日演辞〉，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37页。
[11] 〈中国局势局提纲〉（1926年11月—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见1927年2月20日《国际通讯》。
[12] 〈谭平山报告〉（第七次全会），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13] 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第七次全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辞），见1926年12月23日《国际通讯》。
[14] 〈第七次全会之详细报告〉（1926年11月22日第一次会议），见1926年12月1日《国际通讯》。
[15] 特列恩特着〈关于中国与问题隐瞒的真相〉(La Vérité Qu’on Cache Sur la Chine , etc)见《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77—8页。
[16] 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
[17] 〈中国局势提纲〉（第七次全会）。
[18] 同上。
[19] 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
[20] 〈邵力子（国民党代表）演辞〉（1926年11月30日第七次全会），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21] 布哈林〈在联共列宁格勒区第24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辞〉，见1927年2月12日《国际通讯》。
[22] 〈谭平山演辞〉（1926年11月26日七次全会会议），见1926年12月23日《国际通讯》。
[23] 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又参阅〈（联共）彼特洛夫的演辞〉（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24] 陈达著《罢工之分析》第43页。
[25] 1927年1月3日Hankow Herald报。
[26] 察甫曼：《中国革命》第35页。
[27] 兰辛著《中国之谜》第106和113页。后来兰辛有一个驻九江的英籍情报员写信给他，抱怨他的记载「不够悲惨」！
[28] 〈上海来信〉第4页。
[29] 关于这些文件的原文和有关的引证，请阅1928年《中国年报》第739页以下，761、764、983、1353等页。
[30] 〈上海来信》第5页。
[31] 〈八七告党员书〉。
[32] 〈上海来信〉第7—8页。往后几年，鲍罗廷不嫌麻烦拿这次宴会来证明他曾反对过蒋介石，关于蒋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记载，请阅Wieger著《现代中国》第7卷第140—2页。
[33] Wieger 著《现代中国》第8卷第23—4页。
[34]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
[35] 1927年3月15日汉口《民众论坛》(People Tribune)；Woo著《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第180页。
[36] 1927年3月16日《民众论坛》。
[37] 同上。
[38] 同上（1927年3月19日。）
[39] 同上。
[40] 〈上海来信〉第7—8页。
[41] 1927年4月9日North China Herald报译自1927年3月8日《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