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州：政权谁属？

　　孙中山总喜欢说中国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假如他再活的长久一点（他殁于1925年3月），他一定亲眼看见：等到「大贫」想变「小贫」的欲望与「小贫」想变富翁的野心相冲突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亲眼看见：逻辑像时间一样的无情，推使国民党内结合的所谓「反帝联合战线」自行分解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营垒，那些难靠的大贫群众反对那一握之众的安乐幸福的「小贫」。他一定亲眼看见一件社会事实的重大明证，这件社会事实，他没有认识到就死了——那就是阶级斗争。因为当到群众运动一直上升到较高的水准，当到它的程度和紧张性增长了，那么，它所唤起的一切阶级的冲突都推到前面来了。人们不能期望工人长远在中外雇主之间做一种形式的区别。人们也不能期望农民老是以一些可怜的允诺为满足，或期望他们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有所行动。工人们很快就踏过这些界限，而所有财产的势力，劳动雇主与土地所有主也迅速向工人反攻。

　　自然，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在赃物分沾的基础上与外人妥协，也不愿意选择那蓬勃生长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指示出来的道路。这一点是符合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这一点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反应是一致的。由于群众的干涉，整个社会进程加速得太大了。正常的社会均衡摇动得太厉害了。各阶级的政治结晶与斗争的发展同时发生。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就在变化中，而在这个阶级内部，这件事也不是平衡的和一致的。归根结蒂说来，中国统治阶级各部分利益的根本共同就要把他们赶入一条共同的战线，抵御被剥削者的威胁，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较之军阀制度更强固、更稳定、更易于操纵，而且更能够从把持实权的帝国主义者方而取得较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不同，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别立保守和急进的阶梯，1925年对群众运动的反攻便沿着不同的，有时还是冲突的道路展开。

　　买办，亦即外资的经纪人，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强有力的部分，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缠结在一起，这种利益和他们的竞敌的民族主义目的直接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竞敌梦想在工商业方面和帝国主义者竞争。人口中这一部分（即指买办资产阶级——译者）从始就反对新兴的民族运动，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利用旧军阀，并充当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扶助军阀保持现状。在某些场合中，比如1924年在广州，他们竟组织他们自己的作战队伍，直接攻击孙中山的政府。但一般的说来，依赖农村地主与城市买办的旧军阀等级是这一反抗的主要工具。

　　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旧国民党中最年老、最腐败保守，因此又是最短视眼的右派分子，他们久已成了军阀的属吏和附庸了。他们从始就排斥孙文的新三角政策，即，联俄、容共和动员群众。当1924年第一次党大会通过这一方针时，他们拒绝它，并立即组织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公开宣布的目的就是救护国民党，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有灭亡之虞。他们觉得：与外国列强谋妥协之路正无可挽回的被塞断了。

　　他们有一道宣言说，「自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来，……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是在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好感……其计划是在消灭国民党」。 [1] 各种「护党」的组织成立起来。它们的党员均成为华北及满洲的反动军阀的心腹。他们奔走于京津沪港之间，组织、宣传、玩弄阴谋及谋叛。孙中山逝世之后，他们不久就提出口号，主张从不肖门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救护孙文主义的纯洁，而他们组织的重要团体之一便挂上「孙文主义学会」的招牌。1925年11月，他们召集会议于北京城之外之西山，他们后来为世所知的西山会议派一名就是从这次会议得来的。他们自诩为与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政策的守护者。实际上，他们却在完成这一目的：替这一妥协扫除道路以待良机。

　　在外人方面呢，他们受了群众运动的压迫已立脚不稳了。不久就有种种征兆表示他们自愿在妥协基础上和中国资产阶级合作。一开始，他们似乎相信，鸦片战争与拳乱时代的海盗的方法己足够应付了。但他们中较为有识见的不久就察觉（可是仍带着不少惊讶，）时代已变了。英国威吓要用武力支持广州商团，但并没有防止这一反动势力于数月之后冰消瓦解。第二年，在上海、青岛、汉口和广州，帝国主义的炮火声并没有吓怕中国人，只不过暴露文明的真相而已，而叛乱的种子似乎就赖此种文明而繁盛起来。外国子弹播种于中土，产生几千百万革命的新兵。列强一面不放弃他们的大炮政策，一方面找寻补充的出路，积极支持每一种可以利用的反国民革命势力。我们已经知道，1925年东江战役期间，香港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陈炯明。可惜的，就是陈将军并没有酬报给他们。当北方冯玉祥的拥护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于1925年末进攻满洲军阀——张作霖时，日本的枪炮和金钱支持张作霖的防御战争。当张作霖一个部下，郭松龄倒戈几乎使张氏的地位失堕之时，日本的军队便出来堵住缺口，反张的进攻便被摧毁，而华北国民革命潮流的更进一步生长便受阻若干时。

　　中外雇主团结起来的呼吁开始听到了。头号帝国主义者，《字林西报》在上海大罢工最高涨时，向上海的有产者说，「我等与诸君多的友谊的交际，深知诸君并不寄同情于暴徒及罢工工人」。它叫他们证明与「无政府及破坏的不事生产的工人并没有交谊……此种威胁诸君和平，威胁诸君福利及安全之事将延续多少时日，主要视诸君（之态度）而定……」 [3] 外国人赶忙表示，他们愿意讨论妥协的步骤，这此妥协步骤具有这一具体的性质：支持北洋傀儡政府，反对国民革命威胁。1922年华盛顿会议原要解决中国关税权及治外法权等问题，但此项决定议迟迟未执行，现在又赶快旧事重提起了。1925年10月，一个特别关税会议开幕于北京，结果应允于1929年1月1日交还关税自主权于中国。是年末，又成立一个治外法权的国际委员会，以促进立法和司法的改良，据华盛顿会议决议案的原文说，是项改良「将保证若干列强，使他们可以逐渐或藉其它方法，取消他们各自的领事裁判权」。远在1926年，英国已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英国庚子赔款的分配。列强拿这几件事，唤起中国资产阶级的希望。

　　但这些事情却引起一个愈来愈大的反响。方兴未艾的罢工浪潮并不自限于外国企业中。甚至有一类中国「自由主义者」虽一心想承认工人运动已「产生了遍全国的社会自觉，而这一自觉则是建立一个新兴和强大的共和国所必需的」，但他们也忐忑不安地注意这个运动的「愚蠢的过火，因为中国工业的罢工也急促增长了」。 [4] 人们小心翼翼的承认工人运动的效用了。因为它不是已经从帝国主义取得让步妥协的诺言吗？但人们却愈来愈感觉到了「利用工人是一回事……但让他们咬去更多，以致不能受用又是一回事」。安享「强大有组织的劳工之利」固然是一件美事，「但美事往往害处亦甚大」。 [5]

　　当工人向外国资本家的堡垒施行沉重的打击之时，人们就鼓舞欢欣。当工人（孙中山却不同）无法合人心愿的分清中外雇主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工人们这样可悲的缺乏识别力，使中国厂主发觉他和他和外国竞争者同在一艘船内。工人阶级运动愈是进展，这一点弄得愈是清楚。而且荏弱的中国工业家之依赖于外人太过明显了。在中国的首要工业中心——上海里，中国工厂甚至还要依赖一间外国电力厂来取得电力。当1925年五卅事变掀起大罢工之时，外人割断电力供给，使一切中国厂停车，以资报复。这件事使中国商会的先生们很快屈服。他们把罢工工人最初提出的势不可当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大大修改，献呈于外侨商会。他们很快就替自己与外人的联盟奠定基础了。他们自己的利润依存于这一妥协。他们截止支持罢工的捐款了。罢工运动逐渐被破坏了。到了夏末，统治上海的奉军与外国租界当局合作且得到中国总商会的完全认可和支持，封闭了上海总工会，捣毁和封闭大约120间工人俱乐部及其它组织。上海的罢工运动暂时受了挫折，且在1925—26年冬季期间，尚未恢复。

　　在这个时期内，中外有产者的眉来眼去得越发大胆。而且预演这一着并无困难。双方都组织他们自己的反共同盟，发表凶猛的反共宣传，在演讲台上拍胸示愤。一位英人约安斯先生大声疾呼道：「我向你们呼吁，起来替中国挽救其古代文明的无价遗产呀！」 [6] 这些绅士们对中国过去遗产的忠诚真是令人感动的。

　　董事会长们总计他们的萎缩的赚头，对他们的股东说：「我们希望当局将来采取激烈的步骤来压制职业煽动家的活动」。 [7] 所谓「激烈的步骤」，他们究指什么，1926年3月18日下午在北京便见分晓，当时因为段执政准备屈于一通外国哀的美顿书，把天津港变为非武装区，所以那一天学生示威反对此举，段祺瑞的军队便向学生示威群众开火，杀死十个青年男女。 [8] 这次北京屠杀是上海不平凡一幕的前奏。

　　那天晚上在大华饭店，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人员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大人物聚餐。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 [9] 在这些傲慢的外国人看来，这一套确乎是弄不惯的，因为他们通常在他们的俱乐部后门打发各阶级的中国人。在中国来宾——银行家、经纪人、商人和官吏——看来，这些蛮夷的巧言令色就是他们的荣幸。美国总董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词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 [10]

　　演讲者，费信惇单刀直入的说到本题。当局眼见困难当前，「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也许要用武力，但这一方法自有它的障碍。它的运用也许「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这一点从前已碰到过了」。强迫仲裁的计划「恐怕终归失败」。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他们的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为什么不利用它——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取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

　　虞洽卿，一位银行家和买办起立致答词：「我们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的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的火焰，这一火焰恐怕立即就又掀起较之去年更糟的大火灾。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虞氏率直地说，和平是急需的，「但坦白的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外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宗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星期之后，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董局便破天荒有三个华董参加。这是宗买卖。

　　这次「大华」聚餐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者的基本态度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象征。他们坦白的规定一个价格——而且还是一个最克己的价格哩——价钱讲好的时候，他们便公开共同进行抵抗工人运动。他们自觉的集合他们的共同力量，而且在一切行动中，他们愈来愈自觉，愈迅速和愈周密。他们的势力并不限于上海和北方，而且远及广州国民革命运动的心脏。

　　这些头脑简单的有钱人（中外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观察广州方面的情形，总是除了赤化之外，便一无所见。另一些眼光较锐利的人开始发觉现实完全两样。外国人在这些焦头烂额的月份中，一定学到许多东西，而他们中眼光最锐利的学得很快。他们一定得了解，问题决并不在于运用他们自己方面的武力，而在于这一个似乎威胁他们的利益的革命运动内部发生阶级分化。他们中有一个人写道：「外人犯下的严重错误就是过于重视共产主义为1925年一切骚乱的原因……只要反共和媚外混做一起，希望华人中的善良分子起来反对共产派是很难的」。 [11] 中国政客以及另外和他们迅速结合新关系的人一定要教他们的较为愚钝的同僚晓得：广州并不是单色的，它实际上上反映阶级分光镜中的一切色彩。假如赤色被遮没于帷幕中，你们应该以极小心的态度来打破分光镜。

　　因为广州是最接近群众运动的地方，阶级对抗在酝酿和发荣滋长。国民党的老卫士——「右派」已分裂开去，因为他们相信和共产党人合作，一定妨碍他们和列强妥协的。但在广州的所谓「左派」（即敢于运用危险武器的人们）却抱着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群众运动一定会给他们一枝强有力的杠杆来和帝国主义者谈判。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这一政策的现成工具。结果已在广大规模上组织群众的力量，并巩固了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但这一运动的上升却尖锐的把领导权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个群众运动一定仍旧要受资产阶级支配，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多谢共产党人的顺从政策，这一点不流一滴血便完成了。我们要想把这个过程当做真实发生的过程来研究，我们只须置身于阴谋诡计的迷途与构成广州政治生活的个人野心的冲突中，追寻一根线索——蒋介石的生涯便够了。

　　蒋介石是这些历史人物之中一个：这些人物从某一阶级站出来领导本阶级，因为他们个人的野心、背景和历史使他们最适于在某一定的历史时机，满足他们本阶级的某一定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一提出来，恩格斯所谓「偶然事故之无穷排列」（我们则称之为机会，因为它们的互相关联往往不可考）便把他们拥到前面来。他们一方面要求他们认为相宜的价钱（不管是他们参与建立较好世界的报偿也好，是权力，财产或「面子」的贪欲也好），一方面把他们的时代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加以完成。他们通通都是社会各阶级冲突所构成的总图样中之一部；不过他们也来帮助那些不断形成的新模型，决定它们的质地和色彩。在这种人的生涯中，凡是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机会的积累者。归根结蒂要与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相配合。像这样一个顺时应运而生的人就是蒋介石，他的野心（再加上无情的诡谲和果断）现在使他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蒋介石是浙江一个富裕商人家族的后裔，1911年第一次革命爆发之时，他正就读于东京军事学校。他匆促回沪，加入陈其美的参谋部。在陈其美的赞助之下，蒋氏会见孙中山。他又与虞洽卿及张静江等交往，虞洽卿是买办，张氏则经营银行业及买卖古董和豆腐来扩张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一份财产。蒋氏又和上海最著名的流氓头黄金荣结纳，而且一般人都相信他当时已成了上海一个最有势力的秘密会社会和帮口（青帮）的一员。他就从这些帮口，从这种通商口岸的流氓渣滓中，征募他的士兵。强盗、银行家、军人、凶手、骗子、走私客和娼家鸨母给后来世界闻名的蒋介石，画成一幅绘像的最初几笔轮廓。时过景迁，这几笔轮廓不但没有消失，倒还愈加深刻了。在往后几年中，蒋氏注定要依靠这些早年的师傅，而他们也不能不依赖他。上海的花天酒地显然投合他的嗜好，有一个时候，我们还发现他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充当一个小小经纪人。他不是由于利欲熏心就是由于无见识——关于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记载，——不久弄得一文莫名，流浪街头。张静江和他的其它师友帮助他脱离那种似乎已非常危殆的情形。他们赔补若干暧昧的亏损，塞满他的袋子，把他装送到广州，与孙中山荣枯与共。些少投资往往付出更大红利的。

　　孙中山与苏维埃政府成立关系之后，他派遣蒋氏（他当时已成了他的心腹之一）赴莫斯科，研究红军方法和苏维埃制度。蒋于1923年7月离华，留驻俄国6个月。当时在莫斯科很少人留心这个嘴唇薄薄的年青军官，但他的冷静的，小而发光的黑眼睛也许留意了许多东西了。蒋氏来自一个充满了雇佣军队的国家，他一定已满怀敬畏的注意红军的士气和方法。他亲眼看到一枝从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出来的人民军队，且熟视军队与群众间的圆满关系。他看到几千百万人刚刚丢弃压迫和愚昧的紧外衣。如果说这一雄伟的奇景在他心中引起什么反响、引起什么欲望去帮助他本国人民从数世纪的粪污中站起来，他后来的生涯却没有一点足资证明。在他看来，他所考察的事情就是能够供他一己利用的资本。他也许看到一种思想的力量如何能够唤起无限制的牺牲和效忠。他尤其看到群众的力量为一种政治和军事的武器。因此，蒋氏回华就带着一种知识，这一知识使他大大超越他的军阀同僚。因为他现在可以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只要这一口号尚适合他的用场。这就是他曾听到的，令千千万万人鼓舞起来的呼声。这也就是他希望藉以建立他自己的政权的呼声。所有他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本能警告他：这是不好玩的危险的赌博；但蒋介石就是一个赌徒。他把他的赌注放到赌桌上，大胆的狂赌。

　　蒋氏于是年末回广州，立即成了鲍罗廷和俄国军事顾问的黑发意中人。1924年5月，黄埔军校藉俄国款项且在俄国赞助之下成立起来，蒋当时是唯一留俄及亲眼视察过苏维埃军事方法的军人，他当然被选为校长。黄埔替中国培养一种新式的军人，但它同时又成了蒋氏政权的发源地。本国一些最优秀的青年成群拥入黄埔。而一些最顽强的革命战士也从它出身。但群众运动的生长，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愈来愈大的势力很快便使黄埔军校学生发生阶级分化。在最初时期，在镇压广州商团，远征东江，消灭滇军将领之战，粤南之役等战役中，黄埔军校学生均以身先士卒著名。蒋是他们的军事领袖，而每一次战役便有效地抬高了他的威望、权力和影响，尤其是黄埔学生开始卒业，到各军队就任军官之后。但是等到群众运动增长，尤其是等到农民开始利用组织的武器来侵犯地主的权利和特权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因为许多是地主家族的儿子，他们便开始严整陈列，以反对群众和共产党人。在黄埔学生内部，这种阶级分化迅速采取组织形式，而当时阶级分化已在更广大的政治舞台上采取这种组织形式了。孙文主义学会已积极活动于华中及华北，现在黄埔学生中取得一个坚固的立足地。军校学生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较为急进的国民党盟友共同组织他们自己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1925年战役期间，这两个集团有几次公开起冲突。蒋介石想维持他们间的均势，这恰如在较为广大的政治舞台上，他在国共之间已开始尽同等的作用一样。1925年10月，当军队第二次远征东江胜利，回师广州之时，蒋邀集他的青年军官聚餐。「他拍案大骂他们」 [12] 且要求两个敌对组织言和。当时无论如何他要求保持统一的外貌。

　　在「统一」的问题上，蒋介石与鲍罗廷的见解不谋而合。他们的态度一致，清楚的反映出共产党政策与资产阶级要求吻合的一斑。蒋政权和他本阶级的权力一样尚未巩固。他尚需要共产党人、群众运动、俄国人，他们的献议，他们的指导，和他们的物质援助来巩固他的地位。蒋本人的根基尚未稳固。在政治上他仍旧服从国民党的文治派领袖（他们中最重要的就是胡汉民，及孙中山的得意门生汪精卫），在军事方面他在一群将领中尚有许多竞敌，这些将领也已经把他们的运气与国民党的运气连做一起。蒋介石希望群众运动的力量把他卷到一个优越的地位上。使他能够发号施令，这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目的和要求。

　　鲍罗廷和他的莫斯科师傅及中国共产党领袖通通一样从这一前提出发：资产阶级的合作对于革命成功是非常紧要的。工农的独立的，而且当时还是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从没有令他们想起确保工农的直接利益之必要，甚至当它们和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也是如此。反之，有种思想倒还牢不可破且成了共产国际的正式理论，即，认为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成立临时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而认为「国民党……乃代表工、农、知识分子及都市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的联盟，（这一联盟）乃是这些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全部军阀的封建秩序，争取国家独立，争取一个单一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斗争中，根据它们的阶级利益的共同（而建立的）」。 [13]

　　基本的方向乃「阶级利益的共同」，并非它们的冲突。它培养这一幻想：以为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另一方面受它剥削的大多数工农群众在共同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鲍罗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才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领导中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广州的其它军阀尚形成过去群雄割据及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历史之一部分。甚至在鲍罗廷看来他们的最高利益分明就是私利。共产国际相信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能够真正进行反帝斗争，蒋介石似乎就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比较正统的代表。而且，蒋氏掩藏在激烈的词句中，在鲍罗廷及群众眼前把自己表现为革命军的赤色希望。鲍罗廷因此便运用每一可能的政治权谋，把蒋推到群众的高峰上。假如鲍罗廷一面做这件事，一面相信蒋在服务于群众利益，蒋并不反对。相反的，据说，他「往往引用孙中山向他说的一句话：他采纳鲍罗廷的话就是采纳他（孙文）的话。鲍罗廷知恩酬答，力劝『不论共产党或国民党，通通都要服从蒋将军』」。 [14] 当鲍罗廷「力劝」增加蒋氏的权力之时，后者不难听到已故大领袖的幽灵的声音，出自他的俄国顾问官之口。

　　1925年8月广州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不轨，终于造成廖仲恺的刺杀案，廖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国民党的极左翼。胡汉民（国民党的元老）和许崇智（粤军司令）受此案牵连甚深。 [15] 广州国民党右派这次威胁的公开表示，完全由鲍罗廷在幕后处理，其处理的方法就是运用「阴谋」，排除不合心意的人。鲍罗廷经过一番巧妙的小买卖（他做这一类事显然是极自负的），终于把胡迫走海外。许将军及其它与这次阴谋有关的一批人也离开广州。广州工人突然发现他们的新领袖是汪精卫（他已成了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蒋介石（他已能够号令广州军队）蒋介石为了取得这个地位，他只须立正、敬礼，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便行。

　　但是当鲍罗廷及追随他的共产党领袖一手包办，和可疑的同盟者做新的上层勾结的买卖时，群众运动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东西了。省港罢工，包括将近一百万工人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罢工，农民协会的非凡的生长，农村反地主斗争之发动，这些通通都画出了群众力量进展的猛烈上升的曲线。工农斗争已招致独立组织形式的产生，群众经过这些组织形式本能地去达到他们本阶级的目的。

　　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自己的罢工委员会且经过工人代表大会和其它广州工人联合起来，他们正设法保卫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广州的警察权事实上在他们手里。借用一个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农民已经「在67县里公开反对地主」。 [17] 军队供给共产党人一片洁白的园地，尤其是自1925年在东江各县及广东其它地方进行各次战役之后（这些战役之获胜主要是因为工农的直接参加）。只是因为沾了这些胜利的光，广州政府才能存在。它的权力完全依赖于省港罢工工人及广东农民的成就。甚至蒋介石也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有组织的群众与兵士的决定的部份已成了整个运动的推进力。但虽然如此，上层的联盟却妨碍他们去从那个君临于他们头上的政府，取得一点有效的手段，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几宗小小的苛税已取消。几点较为触目的官场弊窦已铲除。私有财产的神圣疆界仍然不受侵犯。

　　共产党人从没有教人家必须使这一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具有它本身的政治方向，给它以一个远景和一枝旗帜，这支旗帜使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利益而参加阶级斗争的战场。它反而被一个领导弄得愚钝了，这个领导并不教导群众对他们的国民党同盟者怀着不可或缺的疑心和不信任，它倒还教他们完全依赖于站在运动前头的资产阶级民族派。

　　一切权力和一切荣誉统归国民党及其领导。这就是共产国际，尤其是联共领袖们的格言。1926年1月，斯大林及联共第14次党大会主席团的其它人员，给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拍发了如下的电报：「领导全世界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已落在我党肩上……我们相信国民党将来能够在东方扮演同样的角色，并因此而在亚洲破坏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基础。假如国民党在目前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并自愿受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的利益来指导的话……」 [18] （圈照原文）。

　　斯大林已经产生他最初的思想：认为国民党不是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是工农联盟的政治表现。他于1925年5月18日告诉一班学生说，在中国，民族主义联盟能够「采取一个单一的工农党的形式，如国民党便是」。 [19]

　　关于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途的讨论开始出现于若干共产国际关于中国事件的报告中；但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却报告它的支部说：「一个非常类似于苏维埃组织的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成立于广州」，并且它还光荣地引证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中的演辞。蒋说：「我们之联合苏联及世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联合一切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革命党」。汪精卫说：「假如我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不要翻过来反对共产党人。（喝采）假如我们反对共产党人，我们就不能同时自称为帝国主义的敌人。（喝采）」。这个报告下个结论说：「国民党的工作和斗争证明孙中山的信徒仍然尽忠于他的根本思想」。 [20]

　　1926年2月召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届中全会赞扬国民党摒斥它的右派，并宣布这次摒斥右派为「加强广州政府的革命倾向，并使国民党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支持」。 [21] 但在这次中全会里，各代表在苏维埃领袖的监护之下，对国民党右派的著名领袖之一，胡汉民的列席却保持热烈的喝采！胡氏因与行刺廖仲恺案有关，从广州出亡，径赴莫斯科，他在莫京立即被选入农民国际的指导机关中，充当「中国农民的代表」！ [22] 他被邀去出席刚开募的第六届中全会会议，代表国民党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致祝词。

　　官方的报告说，「当这位粤军大元帅 [㈠] 全副戎装踱上讲坛时」，安德里埃夫厅（从前沙皇的正殿）「呈现一幅难忘的画图。演讲者因为不断一阵又一阵的喝采，有几分钟无法开始讲话。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23]

　　对中国共产党代表也有喝采，但毕竟他仅只代表东方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罢了。「当胡汉民同志（！）……登上讲台时，热狂到达之点还要高。这些热狂的表现延长几分钟，而且演讲者几乎每一句话都被打断了」。 [24] 胡的讲辞是值得引证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胡不仅只是后来突然成了群众屠夫的大批国民党领袖之一。而且他站在共产国际讲台上时，他已经是因为参预行刺一个左派领袖而从广州出走的亡命客了！

　　胡说，「因为能够亲自参加引次国际会议，兹代表中国民众，代表中国工农，代表中国被压迫群众致谢。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就是这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的口号一致。没有一个人再信仰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影响晚近在中国已大大增加。这个运动包括知识分子及大部份工农，即整个无产阶级。

　　「国民党的口号是：拥护群众，即，与工农联合夺取政权！所有这些口号都与第三国际的政策相一致……我觉得我是世界革命战士之一分子，我庆祝这次共产国际会议，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世界所有共产党万岁！出席此会的同志万岁！」 [25]

　　共产国际的影响包括「整个中国无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能有机会，藉共产国际支持的威望来掩饰自己，那它之感恩知遇是有充分理由的。（甚至广州的商会也把「世界革命万岁！」这个口号写在它的宣言上）。胡汉民可以挥霍无度布施他的万岁的愿望。此事使他能够于短短一年之后，帮助蒋介石凶残地减短最优秀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员的寿命。共产国际第六届中全会为了答谢胡的善良心愿，（而这也就是共产国际从它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盟者方面得到的全部东西），它宣布「广州政府是中国民众解放斗争中的先锋，（而且）是全国未来的革命的民主秩序的模范」，而且敦促中国的革命家统一于「由革命的民主组织领导的，（包含）人口的最广大层份（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的一个单一的全国革命战线」之内。 [26]

　　由于这一理由，在广州，鲍罗廷是并不喜欢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的惊人进步的。「共产党员在新的革命组织中占的显著地位……引起国共两党领袖的焦虑，并不足奇。鲍罗廷也非常关心这一点，且于1925年期间，他常常与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蒋（介石）讨论这个问题。『自1924年改组以还，国民党分裂为两党，即，拥护和反对改组的两党，但这一分裂是不严重的，——因为左派必然胜利。恐怕严重的就是左派自身的分裂』，他说这些话已预见国共的分裂。『因此左派领袖克服未来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表示一个统一的意见』」。 [27]

　　鲍罗廷说，唯一方法在于所谓左派领袖们的统一。这也就表示国共两党的「统一」。而这一「统一」又表示使群众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有一本着作企图辩护中国的官式共产国际政策，人们争辩说，激烈的改革命不能施行于广州，土地革命也不能实现，因为「由于其混合阶级成分」，国民党不能「实行没收私有财产」。 [28] 国民党的「混合的阶级成分」需要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共产党人处在国民党之内，他们便一定要尊重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性。换言之，国民党并不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更不用说什么）「工农党」！而是资产阶级迫使其它阶级服从它的党。

　　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攻势，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广州无产阶级「薄弱」。鲍罗廷认为「我们能够在广州夺取了政权，但我们一定不能保持它。我们许已沉没于血海中了」。 [29]

　　「广州无产阶级的薄弱」在什么地方？广州政府已乘着群众运动的浪潮走上政权，而有组织的群众是否继续支持的问题足以决定它的存亡。在这一方面，广州工人和广东农民占了一个决定的战略地位。他们的「弱点」就是在于是些强有力的群众组织缺乏一个独立的政治远景。假如一开始直接问题或许不是工人政权，那么当时问题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攻，就确切不移了，因为这一反攻正公开从四面八方发动起来。这一点能够办到，只有藉工农本阶级的政策来武装工农，领导他们去创造苏维埃，这些苏维埃能够握住群众权力的棍棒，高临于持有名义政权的中国克伦斯基们的头上的。广州无产阶级太「薄弱」，以致不能干这一着吗？但合组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已具备了两重政权的规模。这些组织已获得警察权以及兴建学校、法庭和医院等国家机能，而且它们甚至还曾经负责建筑一条从广州到黄埔的公路，它们正本能地要行使充分的政治权力。它们的活动已发挥了苏维埃的职能。它们联合军队代表和全省农协，代表当时广东政权的真正泉源。但是按照上述的办法而举行工人阶级攻势的问题，共产党领导机关从未提出过，甚至还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攻势恐怕要连带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而侵犯资产阶级财产也就表示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要破裂。

　　托洛茨基写道：「但我们姑且承认，广州工人尚太薄弱，不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但一般的说来，群众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倾向于追随剥削者。在这种场合中，革命家的第一桩义务就是帮助工人从奴服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但共产国际官僚所做的工作却与此正相反。它灌输给群众的思想是必需服从资产阶级，它又宣称资产阶级的敌人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30]

　　鲍罗廷说，假如采取较为进攻的政策，工人一定已「淹没于血海中」了。不错，成功是从没有事先保证好的。现在来认定采取任何其它政策都一定已博取胜利，这是不可能和无益的。但这一点却是清楚的：1925年广州的屈服政策使工人丧失方向，而且只不过将流血延缓到资产阶级准备打击，更臻完备，而群众也已由于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政策，完全解除了武装的时候罢了。我们可以料想得到，一种进攻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也许已招致失败。这件事一定要看许多因素来定。但这样的失败一定像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一样，是在公开反对已知和公认的敌人中遭逢的。结果一定是干部受了锻炼并使中国工人的教育进入新的阶段，更清楚、更确切的引向中国的1917年。但因为害怕破坏「联合战线」而拒绝一个独立的路线，却一定要在工人蒙受无比损失和沮丧的情况之下发生失败，因为这些工人听人家的教诲去相信别人，结果他们所相信的人却把刀插进他们的背脊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75年前写道，工人们「切不可被民主党人的辞句混乱视听：例如，说什么民主党将因为工人们的独立行动而分裂呀，它（指工人的独立行动——译者）将使反动的胜利成了可能呀等。当这些辞句应用起来时，最后的结果，无产阶级往往要受欺骗」。 [31]

　　这些辞句运用过了，广州无产阶级也受了欺骗了。

　　

[1]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节引证。
[3] 1925年6月6日North China Herald报。
[4] 陈达：〈新民族主义的劳工部分〉(Labour’s Part in The New Nationalism)，见1926年3月6日《密勒士评论报》。
[5] Samuel H. Chang着〈广州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分析〉，见1926年3月20日和4月3日之《密勒士评论报》。
[6] 1926年3月20日North China Herald报。
[7] 同上。
[8] 关于大沽哀的美顿书，请阅1926年之《中国年报》第1031—2页，关于此次屠杀的详明叙述，请阅Oskar Erdberg著《现代中国故事》一书（1932年莫斯科出版）〈三、一八〉。
[9] 1926年3月27日《密勒士评论报》。
[10] 1926年3月20日Nortu China Herald报。
[11] 1926年《中国年报》第1011页。
[12] 李芝龙：《汪主席之辞职》，1927年武汉出版。
[13] 〈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6次扩大会议通过。原文见1926年5月13日《国际通讯》（第40期）。
[14] 汤良里著《秘史》第234页。
[15]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6页。
[17] 《广东农民运动》（国民党农民部的报告），1925年10月，广州出版。
[18] 1926年1月7日《国际通讯》。
[19]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纽约出版，日期未详）第216页。参阅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1936年纽约出版）212—22页。
[20] 1926年3月18日《国际通讯》。
[21]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见注13）。
[22] 布施胜治著《苏维埃之远东政策》（1927年北京出版）第304页；在该书第305页上有胡汉民与其农民国际同僚聚坐的一帧照片。
[㈠] 在莫斯科，胡氏极力用「大元帅」的荣衔，这是他继承孙中山的官衔。
[23] 1926年2月17日（第六次全会首次会）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的详细报告，见1926年3月4日的《国际通报》。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见注13）。
[27] 汤良里著《秘史》第233页，以小说的方式描述鲍罗廷在广州的作用。请阅昂德里�马尔劳的《征服者（Ies Canquérants）》，1928年，巴黎出版（即纽约1929年出版之Conquerors），并参阅托洛茨基对它的批评：〈被绞杀的革命〉和〈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手〉，此二文均收入托洛茨基之《中国革命问题集》一书（1932年纽约出版）中（见该书第244—66页。）
[28]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7页。
[29] 前揭书。
[30]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第254页。
[31] 〈共产主义同盟给德国党员的第一号通告〉见恩格斯之《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