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
告别仪式
1965年3月2日，格瓦拉折返埃及开罗。权衡好久，他终于相信总统纳赛尔应当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向他透露，他想带一个古巴黑人兵团支持刚果。3个月前，一群白人伞兵突袭了刚果北部城市斯坦利维尔，而这些伞兵搭乘的正是古巴反卡斯特罗人士驾驶的美国飞机。
纳赛尔对格瓦拉的计划提出质疑，他坦诚地说：“这件事不可能成功。你是白人，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假如你或者埃及派军队去刚果，人家就会将这说成是武装干涉，弊大于利 。”格瓦拉显得很焦虑，他先是再一次批评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私自利，接着说，在古巴革命之前，只有秘鲁发动过革命，“但是秘鲁的所作所为像个懦夫，它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是临阵脱逃。”他又说，“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刻就在于他下定决心面对死亡时，如果他决心坦然面对死亡，他就是个英雄，至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那已经不再是关键。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他永远只不过是个政客。”听了格瓦拉的慷慨陈词，纳赛尔像是个老大哥一样，摇着头劝格瓦拉不要老是把死挂在嘴上：“为什么总是说死呢？你还年轻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为革命而死，但最好还是为它而活着。”
在开罗的一个晚上，他与纳赛尔的助手《大金字塔日报》记者洛夫蒂·艾尔科一起观赏夜景。在路上，格瓦拉发现一个姑娘向自己频传秋波，虽然艾尔科一再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个烟花女，可格瓦拉还是塞给姑娘一张写有自己酒店房间号的纸条。女孩去了格瓦拉下榻的谢弗德酒店，当然，门口的警卫拦住了她。双方正在争执，格瓦拉出现了，他一把拉住了姑娘的胳膊，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还让警卫去其他地方看看，最好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进来。事实上，格瓦拉曾经说过，他怀疑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在一次开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况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有谣言说，格瓦拉有婚外恋情，并且与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儿。
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了哈瓦那，妻子阿莱伊达带着5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格瓦拉与前妻所生的长女伊尔达）去机场迎接他。可是，格瓦拉没有踏入家门，就直接乘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
这次马拉松式的谈话，卡斯特罗究竟与格瓦拉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习惯写日记的格瓦拉，竟然在日记中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卡斯特罗的若干本回忆录和传记里。这反而大大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后人甚至创作了很多关于这场会谈的小说。
就在这次长谈后，3月16日，格瓦拉给他已经身患癌症的母亲塞莉亚写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托朋友罗加带给母亲。可是罗加没有直接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先去了趟欧洲。母亲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4月13日晚上。看到信，她立刻给格瓦拉的好友罗霍打电话，坚持让他立刻来见她。罗霍以为是塞莉亚病情恶化，马上冲到她家，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对我说，‘你看看这个。’看完埃内斯托的信，我觉得很困惑。他在信中说，他要退下来去砍甘蔗，到工厂劳动，还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找任何借口来古巴。”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了工业部的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不久在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时，他习惯每个周末去甘蔗田义务劳动。
接下来的日子，格瓦拉突然变得很轻松，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家里看书，与孩子们玩耍。有一天，他在家中与家人拍照，吃早饭的时候他问保姆：“一些古巴战士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有没有改嫁？”保姆回答说：“很多都改嫁了。”他转身看着妻子，指着自己的咖啡杯说：“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为我冲的这杯咖啡，也可以给另一个人。”
一切都已经充满了告别的味道，他送给童年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本关于古巴甘蔗史的著作，在扉页上他写道：“我不知道给你留什么作纪念。我的大篷车又有两个轮子了。我的梦想将没有国界，除了子弹另有决定与安排。”他又送给另一个朋友何塞·阿吉拉尔一本他自己写的《革命战争回忆录》，赠言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是该动身的时候了。我把它留给你，但愿它不是遗物。”
没过多久，阿吉拉尔从官方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格瓦拉辞去工业部部长职务的消息。当然，格瓦拉自己是不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曾说过，“革命者从来不会辞职”。据说，这是因为格瓦拉有亲近中国的倾向，令古巴的领导人无法忍受。
他一个人清理自己的书房，整理文件和笔记，腾空办公室。离开古巴前，他写了三封告别信，一封给卡斯特罗，一封给孩子们，还有一封给父母。写信的日期，大约是在1965年3月30日或31日。
给卡斯特罗的这封信，让很多人怀疑这是否真的出自格瓦拉之手，因为其中充满对卡斯特罗赤裸裸的赞美，这完全不符合格瓦拉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态。他写道：“我惟一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刚开始打游击的时候不信任你，没有很快认识到你作为导师和革命家的素质。我感谢你对我的教诲和你为我树立的榜样。”可是无论如何，人们可以相信一点，卡斯特罗与格瓦拉之间的友情确实笃深。1993年，卡斯特罗曾经像梦呓一般对警卫叹道：“自从切死了以后，他的音容笑貌每周都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在给5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伊尔达、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的信中，父亲告诉他们：“你们务必要能在你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这是一个革命者最优秀的品质。”
父母已经分手，他给他们各写一封信，但内容完全相同，信末他说：“现在，我用艺术家的浓厚兴趣磨炼出来的意志，将会支撑我两条软弱无力的双腿和疲劳的肺脏。我会坚持下 去的。请你们时不时挂怀一下20世纪的这个小小雇佣兵。”
格瓦拉特别喜欢聂鲁达这首叫《别了》的诗：“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系住，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绑在一起，我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我要走，我心里难受，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格瓦拉现在叫“塔图”
1965年4月1日清晨，哈瓦那机场，古巴航空公司飞往莫斯科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三个乘客行色匆匆，急急忙忙登上飞机。三个人中，坐在中间的那一位看上去很像是个商人，他戴着副黑边眼镜，穿着灰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头发修理得很短，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他的左边是个彪形大汉，右边则是一个黑人。没有谁知道，这位一本正经的商人就是格瓦拉，而他旁边的这两位是他的保镖，一位是维克多·德雷克，另一位叫霍塞·玛利亚·马丁内斯·塔马约，不过大家都习惯叫他绰号“帕皮”。登机时他们用的都是假护照，在飞机上 几乎一言不发。
4月19日，一行人终于到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格瓦拉显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与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私交甚好，他也没有前去拜访。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里瓦尔塔陪伴了格瓦拉几星期时间，只知道他是古巴的一位重要领导。
格瓦拉意欲将古巴革命的例子复制到刚果。可是，为什么是刚果？这里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规定，比利时国王以私人名义占有刚果河以南地区，成立“刚果自由邦”，刚果河以北地区则是法国的殖民地。
比利时所属的刚果有250多个民族，物产丰富，拥有全世界60%-80%的铀矿、工业钻石和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铀制成的。由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比利时在刚果的残酷统治与剥削，比利时国王干脆在1908年，以几千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个国家卖给比利时政府。
比利时对刚果实行极其残酷的家长制统治，试图将刚果与整个文明世界隔离。外国报刊、书籍一律不准进入刚果，理由是害怕他们的精神遭到花花世界的玷污；刚果人不准搭建房屋，理由竟然是免得他们以后分家闹矛盾。愚民统治的后果是，一直到1960年，1400万刚果人口中，只有1个律师，26个大学毕业生，不到3万人接受过中学教育。
二战后，比属刚果开始不断要求自治。1960年1月31日，迫于压力，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宣布，他最终将使刚果独立，但这一过程将是“逐步的和渐进的”，按照比利时当局的计划，直到1964年，他们才将准许刚果完全独立。
可是民众再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没有主权的生活。“刚果民族运动”的领袖卢蒙巴要求立刻独立，1960年5月大选结束，卢蒙巴当选总理兼国防部长。6月30日，比属刚果宣布独立。
时年35岁、邮局职员出身的卢蒙巴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快他就被推翻，刚果军队立即哗变。比利时想乘机控制局势，于是授意傀儡人物冲伯在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宣布独立，因为那里的矿产最丰富。9月，莫布杜宣布暂管政权。次年1月，卢蒙巴被押解到冲伯的地盘，来到加丹加首府伊丽莎白维尔时，刚刚下飞机就被打死。从此，刚果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与悲哀中。
格瓦拉相信，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力量帮助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刚果战士。他亲手挑选了一批来自古巴的黑人战士，对他们讲解战争的计划。要到刚果的领土上打仗，他们先要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一直走到坦桑尼亚最西端，与刚果交界的坦噶尼喀湖，在码头边他们将得到同志的策应，然后划小船渡过大约50公里宽的湖面。战士们很激动，一位叫马科·埃东尼奥的游击队士兵回忆说：“当时，想到我们就将回到非洲，我们老祖宗的出生地，我们就热血沸腾。”
战士们管这位说话声音低沉的领导叫“塔图”，德雷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解释了这个称号的由来：“切找来一本字典，决定按斯瓦希里语给大家起名字。后来，他又觉得干脆用号码称呼更简便。编号的依据并不是各人的官衔高低，而是大家来到达累斯萨拉姆的顺序，于是，我就成了一号‘莫扎’，帕皮是二号，叫‘姆比利’，而‘塔图’是三号的意思。”没有哪个战士知道，原来“塔图”就是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
悲哀接踵而来
格瓦拉想要投入战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在各处不断搜罗一切对战争可能有用的东西，买了一艘10来米长的小木船，组织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章法的车队：一辆越野车、两辆吉普车、三辆奔驰小汽车，还有一辆大卡车。14个游击队战士就这样踏上了征程。
4月23日，穿越坦噶尼喀湖时，不知格瓦拉有没有回想起当年，他与卡斯特罗并肩在“格 拉玛号”一起晕船、一起唱古巴国歌的经历。冲伯的巡逻队就在湖边不断巡视，格瓦拉他们正准备上船时，木船却出了点问题。大家有点犹豫，格瓦拉发了通火，警告大家，现在他们一定得走，无论死活。
夜幕降临，他们的船终于驶入大湖。雨季刚刚结束，湖水高涨，偏偏此时又下起大雨。据德雷克回忆说：“湖面上的风浪很大，我们的小木船忽上忽下，切突然问我们会不会游泳，我猜他已经打算弃船游到对岸去了。”到了凌晨五六点钟，小木船奇迹般地到达对岸，驶进刚果的吉邦巴码头。这一夜，格瓦拉的哮喘病发作得特别厉害。
在码头等待时，古巴人简直开始绝望，天渐渐亮了，可是他们的刚果兄弟还没来。最后，一小群刚果游击队员总算唱着歌、喊着口号慢悠悠地与古巴战友会合。
可以用格瓦拉在日记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在刚果的战斗经历：“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与刚果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有问题。刚果的游击队员中，只有几个人能说一点半吊子的法语，勉强能与格瓦拉交谈。平时在一起时，这些人需要充当翻译，将格瓦拉说的话再译成当地的部落语言。同时刚果人普遍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他们不信子弹，倒更相信各种各样的巫术。一次，一个自称中校的刚果人对格瓦拉说，他们有一种神奇的药水，叫“达瓦”，可以使敌人射出的子弹轻轻落在地上。格瓦拉很快意识到这种迷信流传开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始终担心，这种迷信活动搞到后来，受罪的还是我们，他们打了败仗不会怨‘达瓦’，只会怨我们。我曾经好几次要和各个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于事。‘达瓦’是他们信仰的标志。”
更大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格瓦拉无法向他们透彻讲解关于革命的问题，刚果人所理解的革命，也与格瓦拉完全不同。在这些刚果游击队员和领袖看来，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打倒冲伯和其他现任领袖，恢复他们被冲伯等人剥夺的权利。还有一些人相信他们的敌人就是白人。一次，几个士兵直截了当地追问格瓦拉：“你这个白人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打仗？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你们这些白人消灭，日子就好过了。”也正因为如此，刚果人的革命简直就有点业余时间赚赚外快的意思，很多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喝酒，或者花钱弄张通行证，大摇大摆渡过大湖，去坦桑尼亚嫖妓。这种事情简直让格瓦拉目瞪口呆，他在日记中很困惑地问自己，“这些妓女由谁付钱？革命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格瓦拉又回到了他的医生角色，硬着头皮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者酒精中毒的刚果士兵。
吃喝嫖赌门门精通的刚果游击队员们，却独独不擅长打仗。古巴的托雷斯中尉曾经带着几个刚果兵去侦察，结果回来后他轻蔑地告诉格瓦拉：“刚果人一看到几个哨兵就吓得要死，边逃边喊‘冲伯的兵，冲伯的兵’，真是一群胆小鬼。”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来自古巴的这群黑人已经被培养成为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职业军人，看到他们的非洲同伴如同一盘散沙，他们不能不感到愤懑。
母亲去世
格瓦拉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时间竟然多得用不掉，他开始失眠，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时，他就干脆起来读书或者写日记。他请了一个刚果小孩伊兰加当他的老师，学习当地的斯瓦希里语，作为回报，他也教伊兰加什么是帝国主义。到达刚果不到一个月，他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由于过敏，他不能使用抗生素，只好吃大量的奎宁，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为刚果的气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体虚弱，已经没有力气吃饭。” 就在格瓦拉重病时，他的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当时，关于格瓦拉的各种谣言在满天飞，但全是坏消息，甚至有人说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5月10日，他身患晚期癌症的母亲塞莉亚住进了斯塔普霍尔医院，可是没过几天，医院就将塞莉亚赶走，理由是她的儿子是危险的共产党，这会给医院的名誉带来损害。
5月16日，老朋友罗霍给正在哈瓦那的阿莱伊达打来电话，电话中传来了塞莉亚虚弱的声音，她坚持说：“我就要死了。我想见一见埃内斯托，让他赶紧来。”阿莱伊达左右为难，不知该怎样解释，母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轻轻放下电话，对罗霍说：“埃内斯托肯定碰到了什么事。”5月19日，母亲在故乡的小屋里去世了，享年58岁。她最终没能见上最喜欢的儿子一面。
3天后，负责国际行动工作的奥斯马尼又带来了34名古巴战士，在与格瓦拉絮絮叨叨地闲扯了好久后，他才告诉了格瓦拉母亲逝世的消息。
专门照顾格瓦拉的塞拉格医生，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坐在我的吊床上，讲起他童年的故事，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他一直自顾自地讲下去，到后来，仿佛就成了他在自言自语。接着，他突然说要喝马黛茶。我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还在发着烧，还是让我替他倒茶。他没有理我。晚上，对着火炉，他唱起他们家乡的乐曲。”探戈音乐的旋律大多悲苦、惆怅，19世纪80年代，大量欧洲和非洲移民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异乡人只能在酒馆和舞厅里找到一丝慰藉，探戈音乐和舞蹈就起源于这里。因此在探戈音乐里，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游子情怀。塞拉格医生没有看见格瓦拉在他面前哭，可是，他从这断断续续的歌声中，听到格瓦拉心中不为人知的悲痛。
也许，一场战争可以帮助格瓦拉振作起来，可是刚果人拖拉散漫的性格已经让他濒临绝望，他们需要等待东线的游击队领袖卡比拉下令开始战争，可是卡比拉却一直没有踪影。困在一间破茅屋里，格瓦拉惟有日复一日地等待。他也想训练一下这帮刚果战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让他们下山扛点粮食，他们就大叫：“我们不是大卡车！”要他们加紧训练，他们又大叫起来，“我们又不是古巴人！”格瓦拉原本以为，可以用5年时间帮助刚果赢得革命成功，可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信心，在日记中他痛苦地写道：“人民解放军就像是一堆寄生虫，不劳动，不训练，不打仗，只知道强迫老百姓供养他们，为他们劳动。照这样下去，刚果革命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
不久，第四批古巴战士也赶到刚果基地。这些人中有两个格瓦拉的老战友，阿里·比列加斯，身体粗壮，外号“庞博”，刚刚才和格瓦拉以前的女秘书结婚；另一个叫卡洛斯·柯埃略，外号“图马”，曾长期担任格瓦拉的保镖。
7月底，他们终于进行了第一次战争，阵容看似强大：40名古巴人和140名刚果人、卢旺达人。他们装备精良，包括美式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还有一门中国大炮。由于未能得到游击队领袖卡比拉的批准，格瓦拉只能留守阵地。战争一开始，二三十个卢旺达人开溜，不想打仗。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德雷克很快就意识到，只有古巴人在打仗，而刚果人、卢旺达人把手中的子弹打完，就在丛林里乱跑。结果自然以惨败告终，4个古巴人和18个非洲人阵亡，60人受伤。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写道：“达瓦神奇药水失效了。”
为了避免游击队内部分化，格瓦拉仍然耐心地为非洲人辩护，可是，大家并不能领会他的好意，手下的人互相指责，连最忠心耿耿的古巴战士也流露去意。一个外号叫“中国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的战士锡泰尼当着格瓦拉的面，要求离开刚果。他可是自从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以来，就一直在格瓦拉身边的老朋友。不知道格瓦拉以什么理由将他留了下来，可是在那以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孤独。”1965年10月3日，卡斯特罗对外宣读了格瓦拉的告别信，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穿着黑衣，端坐一旁。人们终于相信，格瓦拉已经不在人世。
在刚果的丛林里，格瓦拉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又连续腹泻一个多月，一下子瘦了20多公斤，在日记里，他用一贯直白的语气记道：“10月2日，24个小时里，拉了30多次肚子。”
当格瓦拉在刚果苦苦挣扎时，卡斯特罗却已经提前宣判了他的“死刑”。
好端端的部长突然不见了，古巴媒体不知道缘由，比古巴人更焦虑的是美国的CIA，他们到处寻觅他的踪影，有些人相信他还在古巴国内，被卡斯特罗秘密监禁，有些人认为他成了越共的军事顾问，还有人相信他已经死了。到了1965年10月3日，也就是格瓦拉正在频繁地出入茅厕的当口，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格瓦拉出发前写给他的告别信：“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不要古巴承担任何责任。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你。”人们注意到，就在卡斯特罗的座位不远处，端坐着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人们终于相信，格瓦拉已经不在人世。
“这封信只能等我死了才宣读，人还活着就被埋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格瓦拉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战友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沉吟了片刻，他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被赶下国际舞台了。”
在政治上，格瓦拉远没有卡斯特罗深谋远虑，卡斯特罗始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出于好意：公开这封所谓的遗书，一方面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言；另 一方面也可以为格瓦拉换来雷鸣般的掌声。可是这样一来，他就断绝了格瓦拉重返古巴的一切可能。从此，格瓦拉只能隐姓埋名，再也无法见到他的亲人。
10月24日，大雨滂沱，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连串枪声，一支外国雇佣兵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营地一片混乱，刚果人却还在呼呼大睡，格瓦拉不得不叫几个士兵拎来几桶冷水，这才把他们叫醒。大家开始落荒而逃，格瓦拉殿后，一边撤退一边向敌人扫射。几个负责保护他的士兵拉住了他，责怪他太鲁莽，格瓦拉大叫：“我才是司令官！”在刚果“游而不击”长达6个月，格瓦拉再也没有耐心了。
他仍然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刚果：“我不能做可耻的逃兵，扔下我们遭难的兄弟不管，听任外国雇佣兵残杀。”他提议要从东到西横穿刚果，因为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附近还有一支游击队。这意味着他们要步行1500公里，穿越荒蛮的热带大森林。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
11月19日，天还没亮，格瓦拉亲手放火，烧毁了茅屋和弹药库，站在山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弹药在隆隆爆炸声中化为灰烬，肝肠寸断。两天后，他们渡过坦噶尼喀湖，离开刚果。
格瓦拉坚决要与游击队员们分手，临别时，他对大家说：“你们回到古巴，12月24日，你们吃上圣诞大餐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受尽屈辱的民族，不要忘记那些留在刚果的同志们。”大家都哭了，格瓦拉却没有哭，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在刚果这最后的时刻里，我只觉得孤独。在我漫游世界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其他地方，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孤独。”
他躲进古巴大使馆，闭门谢客，一连在里面住了3个多月。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医生怀疑他的结核病又犯了，可他还是像疯了一样拼命抽雪茄。他的头发又长了，他也不梳理，就让一头乱发搭在肩上。整个人瘦脱了形，1.75米的个子，现在体重还不到50公斤。
格瓦拉始终不明白，他已经将自己的整个人都献给了刚果革命，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输得这么惨，他只有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在日记中他反思道：“因为一直在闭门读书，再加上我性格上的某些问题，结果使我和战士们之间的接触很少。我总想在精神上强加于人，结果我失败了。我试图让我的部下接受我关于局势的观点，结果我失败了。”他反复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失败了，我的责任重大。”
不久，卡斯特罗命令内务部的埃斯特拉达将格瓦拉弄回古巴去。格瓦拉拒绝接受。他们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地方，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格瓦拉来到了布拉格。
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格瓦拉对古巴的思念。埃斯特拉达回忆说：“我们除了吃饭，整天就待在卧室不出来。可切却耍了个心眼。他从使馆一个同志口中得知，不远处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电影，其中有古巴选手在百米赛跑中获胜的片断。他想到电影院亲眼看看，我说，‘司令，你不能去，这太冒险了。’可他还是趁我不注意，与使馆那位同志去看了。我立刻追了上去。在电影院里看到我，切就站起来，跟着我走了。”
从1966年3月到7月，格瓦拉在布拉格逗留了4个多月，他几乎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有人认出了我，全世界都会立刻知道”。他只有埋头写日记，一个崭新的计划在他的头脑里渐渐勾勒成形，他的心中再次充满了战斗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