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5月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欧洲史》我还没有看，所以无法和你讨论其具体内容。不过我可以谈几点并非毫不相干的看法。我已经写信跟你说过关于柯罗齐在其最近20年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中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伦理一政治的、而非经济一法律的史学理论的情况。（柯罗齐最初是通过使辩证唯物主义服从于修正主义过程而达到经济一法律的史学理论的。）然而，柯罗齐的历史观真的是伦理一政治的吗？我以为，柯罗齐的历史观必然被解释为“思辨的”和“哲学的”，而不是伦理一政治的。这种历史观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其原因在于它是“思辨的”，而不在于它是伦理一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伦理一政治的史学，因为后者是关于领导权要素的史学；但是“思辨的”史学，则象任何其他的“思辨”哲学一样，是被排斥的。
柯罗齐在阐述其哲学时宣称，他要使现代思想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的痕迹——换句话说，就是摆脱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痕迹。他的这种努力竟然达到否定哲学是一种体系的程度，因为体系这个概念本身恰恰就含有神学的痕迹。可是，由于他自己的哲学实际上是“思辨”哲学，他也就发展了先验论和神学的目标，为它们利用赋予历史意义的语言提供方便。柯罗齐深深陷入自已的方法和思辨语言中，所以这些方法和思辨语言就是他所能使用的唯一标准。假设实践哲学真是思辨哲学而不是绝对历史主义，即完全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历史主义[1]，那么柯罗齐关于实践哲学中基础象一个隐藏着的神这个说法就适用。
对于《欧洲史》的观念和结构，我还想谈一点看法。一部统一的欧洲史，从1815年即王政复辟时期[2]写起，是否合宜？论述历史“集团”形成的欧洲史根本不能排除法国大革命和历次拿破仑战争，这些乃是该“集团”形成的“经济—法律”前提，较量和角逐阶段的反映。柯罗齐只考虑后一个阶段，即在前一个阶段被发动起来的力量在经历了不妨称之为“净化”过程后重新取得平衡的阶段。柯罗齐把这个阶段看作孤立的史实，然后把它作为他的全部历史解释的根据。他的《意大利史》也是如法炮制。柯罗齐从1870年写起，这样就可以把斗争阶段、经济阶段漏掉，以证明它是一部纯粹的、仿佛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伦理—政治的史学著作。柯罗齐使用了当代的批评术语，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炮制了一种新型的词藻华丽的史学，而它的目前形式便是“思辨史学”。
如果认真推敲一下这本书的中心史学概念即关于“自由”的概念，那么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柯罗齐自相矛盾，把作为哲学原则或思辨概念的自由，同作为意识形态（即在实践上起作用的统治工具及道德、领导权统一的要素）的自由混为一谈。如果全部史学都是关于自由亦即自我创造精神的史学（注意，在这里，自由是精神的相等物，精神是史学的相等物，所以，史学“等于”自由），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单独提出19世纪欧洲史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历史呢？这个时期的欧洲史并不是关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的历史，而是关于这样一种自由的历史：即它正在认识自身并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宗教和人民大众的迷信——那些同知识分子相结合并自认为是某个政治“集团”一分子、把知识分子当作旗手和高级传教士的民众的迷信。那么在这里，自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在实践上起作用的统治工具。让我们考察一下它所以产生的实践上的原因。作为历史概念的自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过程，不可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代表人物”。即使在东方的地方总督统治时期，历史也是自由。事实上，当时就有种种历史运动，否则，地方总督统治就不会崩溃。总之，说法可以不同，措辞可以斟酌，但实际内容始终不变。
有人在《法西斯评论》撰文，闪烁其词地说，如果柯罗齐恰如其分地看待过去的20年，那么他就会在自由过程中发现对今天的历史辩护。如果你还记得我以前信里跟你论及的柯罗齐在战时的立场，那么你对他的观点就会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作为当代历史主义宗教的高级传教士，柯罗齐实践着历史过程的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会儿强调这个，一会儿突出那个，都有其“实践上的理由”，因为他在今天预见到未来，并且同样关心未来。人人都必须尽自已的本分：高级传教士的职责就是保卫未来。给这种“伦理—政治”观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当代翻版配一剂猛烈的道德犬儒主义，倒是十分相称的。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 这一段文字说明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观，很重要。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综合的科学的——亦即摆脱了一切思辨思潮的痕迹。除了这些书信，葛兰西还同时在《札记》的一个章节里专门论述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难证明，柯罗齐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左右为难之感，今天更是空前地感到伤脑筋。在过去几年里，这种烦恼忽冷忽热地发作，关于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他的《政治学原理》里的一些论述就足以证明。对于接连不断，永无休止的事件，必须从中确立一些概念，否则就无法理解现实（这是柯罗齐总的论点），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同样必须记作，变动不居的现实和关于现实的概念即使在逻辑上可以区分，但必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地加以表述。否则，就会象柯罗齐的著作那样，历史变成照套格式的历史，满篇概念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介绍柯罗齐本人思想的自传式历史。柯罗齐陷入了一种新的离奇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其荒唐和不得要领不亚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第586页
[2] 所谓王政复辟，是指紧接着波拿巴退位和维也纳会议（1815年）之后的时期。其目的是企图在奥地利霸权控制下重建法国的君主统治和保守政府。——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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