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七章
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夫替葛兰西弄到了在维也纳居住的许可证。他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一条街上。房间里没有暖气；至于床，他是这么描述的：是一张德国式的床，非常硬，很不舒服，没有床单和毯子，只有一条羽绒被，盖在身上滑来滑去，我常因一只脚或一个肩膀露在外边而冻醒。”女房东是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后来她同一位叫约瑟夫·弗雷伊的共产党人结了婚，因此她又背弃了第二宗教信仰。而现在，这位重新信起教来并怀念她过去的那位好皇帝的女房东，却咒骂党强迫她在家里留宿二个外国人。因为警察可能为此找她的麻烦（数月之后葛兰西就搬了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葛兰西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只有在上饭馆或者参加某些组织聚会时，他才出门。这座城市并没有使他陶醉。他写道：“雪复盖着街道，到处是白色的雪堆。这种景象使我想起卡利亚里的盐场和在那里做苦工的人们。看起来，维也纳比莫斯科显得更加凄凉和令人悲伤。这里没有奔驰在银色道路上的令人兴奋的雪橇，只有声音嘈杂的电车。生活是苦闷而单调的。”葛兰西很孤单。当时他有一个名叫马里奥·科德维拉的秘书，此人身患肺结核，精力不佳，思想也不太活跃。“我一直孤苦伶，我的朋友只能同我一般地聊聊天，他确实不能同我进行任何思想交流。”所以，葛兰西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朱莉娅的到来。
他写信的话题总是这样，“我生活十分孤独。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生活只能如此，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感到周围非常空虚。今天，我比昨天和前天更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以及人们怎么会一天天更加相互热爱。你什么时候才能来我这里，同我一起生活和工作呢?”他总是期待着能够同她生活在一起：
“我想过，也许我太自私了，我总是要求你到我这里来。让你离开已经习惯了的生活而同我呆在一起，这会使你远离目前在你周围的那种工作热忱，这种热忱是你从空气中都能呼吸到的，尽管你个人的工作是机械的和次要的。我想过，我之所以希望你来我这里，是因为我太寂寞了，寂寞使我十分苦闷……亲爱的，你应该到我这儿来，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我好象悬在半空中，仿佛离开了现实。我总是十分婉惜地怀念若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刻，那时我们是多么的亲密无间、无拘无束啊。”
但是朱莉娅并没有来，因为过度疲劳的初步症兆已经出现了，她的分体变得非常虚弱。几年之后，在安东尼奥被关押期间，这种过度疲劳几乎使她精神失常。她为自己不能去维也纳辩解说，她不能离开自己的亲属。而安东尼奥则坚持说：“我也同样想到了你的亲属，然而你就不能到我这里来住上几个月吗？要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美好啊……我似乎觉得你的脸又贴到了我的脸上，我的手抚摸着你的头发，尽管我没有开口，但好象是说，我爱你。”
从朱莉娅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一点儿疲劳，但仅仅是一点儿而已。1924年3月21日，安东尼奧给朱莉娅写信说：“我好象看到你总是很严肃，阴沉着脸，所以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可以找到最巧妙的方法使你高兴，使你发笑。我将用软木来做手表，用硬纸做小提琴，用蜡做双尾壁虎。总之，我将制作我记得起来的所有撒丁玩具。我还将给你讲一些我的有点粗野的童年时代更加精彩的故事，当然我的童年同你的童年有着天壤之别。我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你、亲吻你，因为你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你就是我的生命。”
朱莉娅还呆在莫斯科，她怀孕了。但她开始只是含含糊糊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安东尼奥：“在阅读你的来信时，我感到一阵恶心。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你说得太含糊了，这使我伤心，因此我想拥抱你，我也感到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把我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啊，我最最亲爱的心上人。”在这以后，又是几星期的沉默。1924年3月29日，安东尼奥给她写信说：
“2月24日你写信提到你怀孕了，这使我欣喜若狂。我热烈地希望你成为母亲。我想这将给你以力量，使你能战胜在我看来是隐藏在你身上的危机。这一危机同你的过去，同你的少女时代，同你整个智力发展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将更加不顾一切地爱我……你的爱情使我坚强起来，使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或者至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男子汉，使我有了自己的个性。我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否也使你有同样的感觉，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深切地感到，在你身上就象在我身上一样，也有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在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短暂时期，我曾多次想过，也许怀孕将会给这一切罩上光环。然而你在信中只造提了一下怀孕的事，此后就再无下文了。”
葛兰西生活在维也纳的那几个月中，除了忍受着远离朱莉娅的痛苦外，在政治上还失去了与党的联系。葛兰西很难搞到足以掌握俄国和意大利党内事态发展的消息。列宁的那条腿和右臂瘫痪了，1923年3月他又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俄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激化了。1924年1月13日，即在列宁逝世前十一天，葛兰西写道：“我还不了解在（俄国）党内所进行的这场讨论的确切内容。我只看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但还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决议，我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也没有看到斯大林的文章，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后者所发动的攻击。在我看来，这一攻击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和十分危险的。然而，也许这是由于我没有掌握充足的材料而判断有误。”
然而在意大利，党内的混乱一年前就达到了顶点。右翼少数派（塔斯卡、沃塔、格拉齐亚德伊）同多数派（陶里亚蒂、斯科奇马罗、特拉奇尼；波尔迪加波关进监狱，自1923年6月起，他已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多数派勉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先是“统一战线”，然后是同社会党合并，合并谈判失败后建立两党政治集团），但又不想认真执行，因为尽管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解除了阿马德奥·波尔迪加的职务，多数派内仍很明显地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残余。塔斯卡在1923年8月9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
“我掌握多数派的一份会议记录。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看到在多数派澄清其过去和现在的立场以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其他人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但乌尔巴尼（特拉奇尼）同志则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政策，然后在背地里依然执行莫斯科所不同意的党的旧方针。”
毫无疑问，记录的细节是塔斯卡通过间接的渠道获悉的，但它可以说明在那几个月里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的气氛。陶里亚蒂说：
“在派系斗争中——这一斗争同样反映到最敏感的领导机构中——无论是这派还是那派，通常都要寻找可以用来反对对立派发言人的书信或文件。”正是在这种模梭两可、互相倾轧已经习以为常的有害气氛中，就波尔迪加在狱中提出的一个倡议进行了讨论。当然，他是一个持极端意见的人，他即使没有别的长处，也还有毫不掩饰自己意见的优点。他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乃至最终后果，包括那些最不利的后果，并且不惜失去权力。他当时的意见是，意共多数派应该同共产国际决裂。为此，他建议发表一项由所有领导人签名的宣言。不言而喻，这不包括塔斯卡及右翼少数派其他领导人。在被征求意见的人中，只有葛兰西毫不迟疑地谴责这一倡议。莱奥内蒂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站到了葛兰西这一边。而特拉奇尼和斯科奇马罗却同意这一倡议。陶里亚蒂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认为波尔迪加的建议“非常符合严密的逻辑”（“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想把我们同意大利社会党拴在一起，正如里窝那会议以前那样，甚至比那更坏”），另一方面，他没有掩盖分裂带来的许多危险：
“在目前条件下，按阿马德奥的说法去做，实际上意味着向共产国际公开宣战，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之外，因而也就会失去其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变成一个几乎只是由于个人关系才结合在一起的极小的集团。这个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使不会全面瓦解，也必然会失去对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任何真正的、实际的和直接的影响。”
1924年1月5日，葛兰西从维也纳写信给斯科奇马罗，阐述他拒绝在宣言上签名的理由：
“事实上，多数派在宣言发表之后将威信扫地，并将被共产国际开除。只要意大利政局对此无碍，我认为开除就难以避免。根据宣言中所阐明的党的观点来看，开除将是确定无疑的。只要我们的一个省委做到了党的多数派对共产国际打算采取行动的一半，这个省委就会被立即解散。我不想由于在宣言上签名而被看成是一个十足的小丑。”
葛兰西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并不纯属于形式上的。他从建立第一个政治组织时起，就是一个主张“对话”和“开放”的人。他厌恶宗派结伙。在里窝那会议之前，在与《苏维埃报》集团论战时，他就反对宗派。随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不可避免的分裂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这次分裂比直至里窝那代表大会前一个月他所希望的那种分裂还要左得多。现在共产国际要他们“向右跨一步”，自然他会同意的。他说，我决不相信经过执委会扩大会议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建议意共与意社会党合并）而得到发展的策略会是错误的，无论是总的提法还是重要细节都是如此。”现在葛兰西需要紧急解决两个由宣言引起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一、如何说服波尔迪加放弃他的倡议；二、如何组织一个新的领导集团，以便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葛兰西对改变波尔迪加的态度不抱多大幻想。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有非常强烈的自信心，谁想通过妥协来诱惑他那是荒唐的。他会继续坚持，并将利用一切机会把他的主张原封不动地再拿出来，葛兰西还说：“我确信他是不会改弦易辙的，我甚至确信他会不惜脱离党和共产国际，而决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认真负责地进行工作，对他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我也认为，党不能没有他的合作。但怎么办？……他的倔强而固执的个性达到了荒唐的地步，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建立一个没有他参加并反对他的党和党的核心。我认为，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再象过去那样进行妥协，最好是进行旗帜鲜明的、诚实的和彻底的论战，这对党是有利的，并能使党做好应付一切事变的准备。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这只是我目前的看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同谁一起建立新的领导集团。甚至到1924年1月底，葛兰西对这个问题还拿不定主意。他认为老的“新秩序派”已经四分五裂，至少在当时他排除了依靠老的都灵集团的人及其纲领进行党的革新的可能性。1924年1月28日，他在给阿丰索·莱奥内蒂的信中写道：
“我不同意你关于应该重新组织我们的以《新秩序报》为中心的都灵集团的观点……况且，塔斯卡现在属于少数派，他把自1920年1月底以来就采取的立场推向了极端，他的立场是在同我进行辩论时达到顶点的。陶里亚蒂就象往常一样优柔寡断，这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阿马德奥过于自信的个性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这使他游移不定，难下决心，他只能从纯粹的法律角度为自己的态度寻求辩解。我认为翁贝尔托（特拉奇尼）基本上是一个比阿马德奥更极端的人，因为他接受了阿马德奥的观点，却又不具备他那样的智力、求实精神和组织能力。那么，我们的集团还有什么值得重新组织的必要呢？它似乎只是一个出于官僚主义的理由、以我个人为核心而凑合在一起的帮派。那些曾使《新秩序报》的活动独具一格的基本思想，今天已经变成了或者即将变成不合时宜的东西。今天的目标不同了，必须细心地避免过分地坚持都灵集团的传统作法。否则将会变成一场个人之间为争夺对回忆与言论遗产的长子继承权而进行的争论。”
然而，由于当时的形势，几乎找不到什么出路。几个星期后，葛兰西对自己原来的立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这种立场除了同他对都灵事件及其发展所作的批判分析有关外，还可能同他那时的沮丧情绪有关。1924年元旦，他给朱莉娅写信说：“你要提醒比安科。告诉他我现在每天至少要写半打信。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象这些天一样写过那么多的信。”可以肯定，写信从来不是他的爱好，但他在维也纳所逗留的全部日子里，却一直在不断地写信。一些同志的犹豫不决慢慢地消失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必须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也不再犹豫了。同样，新的领导集团的形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无论如何，总算创造了按共产国际路线进行工作的条件。1924年3月1日，葛兰西给斯科奇马罗和陶里亚蒂写信说：
“在我过去所处的条件下，我既没有必要的能力和愿望，也不可能担负起确定新形势的重任。今天，在读过你们的来信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一个有能力开展工作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集团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我将与它合作，将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做些有益的事情。我还不能做我想做的一切，因为我的身体还很差，我害怕再次休克和呆滞，就象前些年一样。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作出努力的。”
尽管身体不好，葛兰西还是继续工作，还为党的报刊翻译文章和写稿。1924年2月12日，第一期《团结报》在米兰问世。3月1日，《新秩序》作为半月刊第三次出版。就此在3月15日给朱莉娅写信时说：
“我给你寄去第一期《新秩序》。我对这期不很满意。这期《新秩序》在出版前一个月就编排好了。当时搞得很仓促，因为当时准备立即出版。这期《新秩序》一出版就很受读者欢迎，共印了六千五百份（比1920年多印了一千五百份），第一天就全部售光。都灵、米兰和罗马要求再给两千份，但是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许多同志对复刊的《新秩序》所开展的工作抱很大的热情和希望，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越发感到我身体的虚弱和能力不足。这工作需要我有钢铁般的意志，永远清醒敏锐的头脑和进行实地工作的能力，而这些正是我所缺乏的。”
他想让朱莉娅来到自己的身边，以便弥补一部分他所缺少的力量。但她却行动不得，因为不久她就要分娩了。
“我还能再对你做鬼脸吗？不久我们就要做父母了，我们应该变得严肃起来，不应给小孩子做出坏的榜样。你看，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多少新的美好前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我都有点发疯了。我真的非常爱你，日夜地想念着你，不时地想紧紧地拥抱你。我刚收到你最近这封信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觉得你似乎已经来到维也纳了，我可能会在街上遇到你。我又一次感到不舒服，有时甚至彻夜难眠，你的信确实使我心情激动。我想当我再次拥抱你时，我会感到难过，甚至会被激情弄得神魂颠倒。亲爱的尤尔卡①，你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在和你相爱以前，我似乎从未体会到真正的生活，从未体会到它是那么伟大而美好，它充满了人生的每时每刻。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愿意成为一个健壮的人，因为我希望幸福地享受你的爱情。这种愿望反映在我的一切活动中。我想，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我们将无往而不胜，我们甚至会找到打倒法西斯的手段。我们愿我们的儿子能有一个自由而美好的世界。为达此目的，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战斗，我们要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扫除一切障碍的能力。”
五个半月以后，他终于在1924年5月12日离开了维也纳。在4月6日的选举中，他在威尼托选区当选为议员。由于他有了议员豁免权，当局无权逮捕他，于是他就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意大利。这时，他马上从这两年一直生活在意大利的人们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里的悲惨情况：到处是烧杀抢劫。他的大哥杰纳罗也惨遭法西斯的暴力，那是发生在1924年的12月的事情，事后他在一位叫皮娅·卡雷娜的女同志帮助下逃到了法国。
葛兰西回到意大利后，立即发现党作为协调一致的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头和身躯，即新的领导集团和地方干部是分裂的、脱节的。这使它经常陷于瘫痪，而更糟的是陷于相互矛盾状态。它犹如这样一种机构：头脑（共产国际和葛兰西的指示）把它指向一个方向，而两条腿（基层机构）却走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这就是说，波尔迪加在被共产国际通过权威性的干预解除了党的领导职务之后，仍然继续控制着大部分省委。因为群众容易接受煽动性的说教，所以追随他的极端主义只接受起义的前途，拒绝其他任何前途，甚至那些过渡性的目标。在科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葛兰西才看到了党内力量的对比。这次会议是在5月即他回到意大利后几天内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各种力量进行较量的集会，形势对葛兰西非常不利。与会者应该对三个提案投票表决，第一个提案是由中央委员会新多数派（葛兰西和他的小组）提出的，它只得到中央委员会四名成员（其中还有三名没有到会）和四名省委书记的赞同；第二个提案是由右翼少数派（塔斯卡和他的小组）提出的，得到了四名中央委员和六名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赞同；波尔迪加的提案，同其他提案相比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得到了一名中央委员和三十九名大区和省委书记以及青年联盟代表的赞同。直至那一天，葛兰西才认识到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切实地把党争取过来。这个党的上层是共产国际的，而中层干部则是波尔迪加主义的。但他并没有灰心。在国外生活的两年中他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已三十三岁，目光锐利，进取心强，善于自持。这最后一点过去是令人怀疑的。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到，必须把制订政治理论同运用权力落实这些理论结合起来。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失眠症还经常折磨他，但他意志坚强。过去靠这种意志他多次从可怕的深渊中挣扎出来，现在又以这种坚强的意志投入了不间息的工作。
① 尤卡尔为朱莉娅的爱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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