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但丁与马基雅维里

但丁与马基雅维里

葛兰西

　　需要清除后人强加给但丁的政治学说的一切成分，使它精确的历史的涵义得到恢复。强调但丁对意大利文化的重要性，以为他的观点和学说对推动民族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论点尚有待阐明。但需要摒弃这样的说法，即他的学说具有“遗传”的价值。按照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批评的习惯，既往时代对一定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探求对类似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永远不能说，现实的解决方案的诞生，取决于既往的解决方案；它的诞生孕育于现实的形势，而且仅仅孕育于此。这一标准当然不是绝对的，即不应当把它推向荒谬，否则即堕落为先验主义，极端的现实论（attualismo）和极端的先验主义。
　　应该善于把握各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它们在整体上提出一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其诞生的最初时刻即蕴含着解决的因素。因此，我以为，但丁终结了中世纪（中世纪的一个阶段）,而马基雅维里则指出，现代世界的阶段已经能够以非常明确和深刻的方式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为马基雅维里的诞生取决于但丁，或者跟但丁相联系，这是极大的历史误解。同样，把但丁提出的“十字架和鹰”的方案[1] 作为今天设计的国家与教会之间关系的蓝图，是纯粹的幻想。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同但丁的皇帝之间，不存在遗传的关系；现代国家与中世纪皇帝之间，更是如此。试图寻求不同时代的意大利知识阶级的各种文化主张之间的遗传关系，这正是民族的“雄辩”：现实的历史被历史的幻影取代了。
　　在我看来，但丁的政治学说只应视作纯系但丁个人经历的因素；对于马基雅维里却无论如何不能这么看待。这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么说，因为人物的智力活动在任何个人经历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人物的实践活动，而且人物的思想和想象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但丁这一学说缺乏任何历史－文化的作用和生命力，它仅仅是在诗人所属的政党遭到失败，他被从佛罗伦萨放逐，四处漂泊之后，作为他的生活道路的发展的因素，才显得重要。
　　但丁的政治－国家观念，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总的思考方式，经历了根本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的后果是把他同其它人割裂开来。不错，可以把他的学说称做“吉伯林主义”[2] ，但只是借用这个提法。无论如何，它超越了吉伯林主义，是“新吉伯林主义”。实际上，这并非政治学说，而只是乌托邦式政治理想，它染上了一重既往的时代的余晖；或者说，这只是试图把正在酝酿、形成的诗的素材，尚处于萌芽状态，将在《神曲》中臻于完善地的诗的想象，构成一种学说。
　　但丁凌驾于各个城市公社之间充斥的毁灭和杀戮的争斗之上，幻想建立一个超越城市公社，超越支持黑党[3] 的教会和支持吉伯林党的旧帝国的社会，幻想建立一个能够摆脱党派之争，有效地履行法律的政治形式。他是一个阶级战争中的失败者，幻想在仲裁者的权力的庇护下，消除战争。然而，他诚然带着失败者的怨恨、痛苦、感情，却依然是精通既往时代的学说和历史的“学者”。既往的时代向他启示了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及其中世纪的反照——日尔曼民族的罗马帝国的模式。他冀求超越现在，但他的目光却投向过去。马基雅维里的目光也投向过去，但完全是以不同于但丁的方式。

[1] 但丁提出政教分离，教权与政权平等，分工合作的政治主张。——译注
[2] 当时佛罗伦萨分裂为吉伯林党和奎尔弗党两大阵营。吉伯林党号称皇帝党，代表封建贵族；但丁属于代表市民阶级的奎尔弗党。此处喻指但丁政治观中流露出来的对君主制的幻想。——译注
[3] 奎尔弗党在佛罗伦萨得势以后，又分裂为黑党、白党。黑党得到教会势力的支持，夺取政权以后，迫害白党反对派，判处但丁终身流放。

　　《民族复兴运动》，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6年，第6－7页。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