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党和革命（1919年12月）

党和革命

葛兰西
（1919年12月）

　　社会党是由许许多多支部组成的(这些支部在大工业中心成为区组织的完整而坚强的体制的支柱)；社会党分为若干省联合会，以各个市支部的思想影响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实际活动而牢固地联成一个统一整体。社会党每年举行党的代表大会。行使党内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属于全体普通党员群众，在代表大会上由被选出的、享有一定的和有限的权力的代表相应地代表他们。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和解决具体的重大问题。代表大会选出领导，作为它的常设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由此可见，社会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关，一些政治幻想家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完善无缺的”机关。
　　社会党是建立在自愿的、自觉的纪律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典范。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设想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党，可以申请入党和声明退出，那就有助于确定建正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以及许多与其说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学说的教育、不如说受卢梭的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的教育的革命者所固有的偏爱。俄国的人民自主权所赖以行使的原则同确定社会党组织结构的形式惊人地相似。独立自主的俄国人民政府从事活动的方式是同社会党领导所采取的方式惊人地相似。因此，在这些类似之处和本能意向的基础上产生某种革命的神话，似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是建立社会党支部体制的专政，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观念至少是与下述观念同样地不现实的，即工会和劳动协会是实现革命发展过程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被认为只是一种适应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一定发展水平的“自然”形态，而革命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历史地承认这一形态的“自发性”的行为。这就是说，革命过程无非是劳动群众的自发运动，这个运动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占有制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所固有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被禁锢在资本主义矛盾之中的、处在终身判决并失去精神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群众挣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行动中超出资产阶级宪法的界限。要不是人民群众历史地意识到，必须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在生产和分配财富的领域中实行新的秩序，那么社会就会解体，有效财富的生产就会下降，而人们就会堕入贫困、愚昧、死亡的深渊。无产阶级为了进行斗争而建立的组织是群众的这种大规模运动的“代表”。社会党无疑是这种旧事物解体和新事物形成过程的重要“代表”，但它并不是也不可能被认为是这一过程的形式，即容易根据领导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形式。德国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它是工会和政治运动的综合体)发明了一种怪论，它强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纳入自己组织的形式，并认为历史必须服从于它。它通过强制的办法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使自己在那里拥有稳固的多数，从而束缚了革命的手脚，使革命听命于它。目前，它已丧失了同历史现实的任何联系，丧失了并非是诺斯克的拳头和工人的脑袋的那种联系，而革命过程却以自己的不受人们操纵的、空前未有的途径在发展，目前还难以想象，它将遇到怎样的压力和遭受怎样的苦难。
　　社会党在政治领域内的毫不容情将会取得象工会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果：结束自由竞争的局面。社会党以自己的革命纲领使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失去自己的民主基础——被管理者的同意。社会党对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起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相信，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不是暂时的现象，不是没有尽头的死胡同，它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是一定会导致暴力粉碎，导致社会新生的辩证过程的必然因素。这样，社会党就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者，就领导起他们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运动。这种领导没有有形的形式，它是通过无数精神联系来实现的，表现在它在群众中的威信的提高上，只有在紧要的关头即当需要引导群众走上衔头，具体地部署战斗力，准备解除面临的威胁，反击采取暴力的反动势力时，这种领导才可能是有效的直接领导。
　　对于社会党来说，只有当它失掉了人民群众“合法”管理体制的职能时，才是最困难的、最微妙的话动阶段，即正面行动的阶段。党所广泛宣传的思想将对人们的意识起到独立的影响，并召唤接受这些思想的新的社会力量，动员根据内部规律行动的组织和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权机构投入到生活中来，通过这些组织和政权机构，群众实行自己的领导．增强自己的历史责任感，来创造条件建立新兴的共产主义社会。党作为一个团结的战斗的思想组织，对新机构的这种潜在活动，对几百万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将起深刻的影响，就象逐渐形成红色珊瑚礁的珊瑚一样，在不远的将来升起在海面上，劈开狂暴的海浪，恢复海面的平静，重新稳定海上的浪潮和气候。这种影响具有有机的性质，它表现在思想的不断传播上，由于保留了思想领导机关而得到保证，受到以下事实的制约，即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时候深信，指导他们的历史意识体现在社会党身上，被社会党的理论所证实，有赖于社会党政治力量这个强大的堡垒。
　　党是群众这个不可遏止的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实行着最有效的专政，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专政，即建立在自觉自愿地承认这种对于保证事业的完全胜利所必需的威信基础上的专政。如果出于对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宗派观念而想去实现这种集中制的领导，想依靠直接政权的机械形式去控制参加运动的群众，想去把革命过程纳入党的组织形式，那就糟糕了。这样虽然可以领导-部分人，可以使历史“服从于自己”，但是现实的革命过程将会失去控制，失去党的影响，使党不自觉地成为保守的组织。
　　党在自己的宣传中必须依据以下不容争辩的论点：
　　建立在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基础上的传统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在战前，意大利劳动者不得不让一小撮资本家和国家占有60％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文化需求只能享受4％斯的财富，这对意大利劳动者来说还不能算是意外的重大打击。而现在战后，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只生产一半消费财富，国家却要从未来生产的物质财富中借去很大数量，也就是说愈来愈使意大利工人受国际金融寡头的奴役。在过去占有财富的两种人(资本家和国家)当中现在又增加了第三种纯粹寄生的人，这就是战时形成的由军事官僚等级构成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等级恰恰吞噬了全部消费财富的另一半，即只有在将来才能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个等级吞噬这些价值的一部分是直接以薪俸和津贴的方式，另一部分则是以间接的方式，因为整个寄生性机构的存在都行使着寄生的职能。如果说意大利社会所消费的财富的价值是300亿，而它所生产的财富的价值是150亿，而这l50亿是千千万万劳动者每天在8小时工作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为此他们只得到60—70亿的工资，资本主义的预算只能用一种办法来平衡：强迫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得到同样工资的条件下多做1小时、2小时、3小时、4小时、5小时的工作，以便增加富人们的资本，重新开始资本主义的积累，使国家能够偿付自己的债款，使它能巩固寄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使它能奖励他们为国家和资本而作出的军事治安力面的效劳，奖励他们为迫使劳动者在机器旁和小块土地上卖命而作出的努力。
　　在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总的状况下，阶级斗争的任务只可能是由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以便使这个强大的政权转而反对寄生分子。迫使他们工作，并一举结束对劳动者的骇人听闻的掠夺。全体劳动群众必须抱着这个目的团结起来，必须培养符合于自己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地位的某种意识。因此，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应通过委员会参加复兴国家的事业，参加建立生产管理机构和专政机关的事业。委员会体现着旨在夺取政权的现时阶级斗争的形式。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机构网：委员会、工会、社会党，其活动乃是革命过程发展的形式。委员会是对生产机构实行领导的必要性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组织的历史性形式，是由于生产者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形式。工会和党是自愿的协会，刺激革命过程发展的组织，是革命的“代表”和领导者。工会调配生产力并使生产机关具有共产主义形式；社会党则是生动的和富有活力的社会共存的典范——它将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使人能够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和热情。

载于《新秩序》1919年12月27日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