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匈牙利大思想家卢卡奇（Lukács György, 1885-1971）的所有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引起争论最多，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卢卡奇诞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大银行家的家庭里。他的世界观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初步形成的，而这是一个思想极其混乱、旧的价值观念沦丧殆尽，新的价值观念尚在痛苦求索中的时期。青年卢卡奇受到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其中既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也有西美尔的文化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卢卡奇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毁灭文化的异化社会，要完全予以否定，与之彻底决裂，然而他丝毫看不到现实的出路。这是一种对世界抱有纯粹空想观念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战争爆发后，卢卡奇从德国回到匈牙利，开始参加反战运动。现实促使他去探寻一种能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哲学。他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在中学时代就接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现在又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细致的钻研。不过，这时在他的思想中黑格尔还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通过黑格尔的三棱镜来了解马克思的。
　　像其他许多西欧知识分子一样，卢卡奇热情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是能够把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扫荡干净的强大净化力量。当匈牙利在1918年11月建立共产党时，卢卡奇立即加入了它的队伍，很快就成了党的中央委员，而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成了教育人民委员。当共和国遭到外来侵略时，他曾作为红军的政治委员亲临前线。共和国失败以后，卢卡奇被迫流亡到维也纳。他在那里积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并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是他在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个“强化的学徒期”。他开始结合革命实践，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就是像他说的，“设法掌握真正按共产党人意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1]虽然他像那个时期几乎所有革命者那样确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取得胜利，因而采取过激的立场，拒绝一切不能立即取得胜利的策略，但是整个说来，他已基本上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当时写的文章集结成书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记载了卢卡奇在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转变。因此，虽然这本书还有不少失误和不完全成熟的地方，但它确实是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流亡维也纳期间于1922年圣诞节前夕完成的，第二年春天在柏林马立克出版社（Der Malik Verlag）作为该社的“革命小丛书”第九种出版。这本书按其结构说来是一个论文集，收集了作者在1919至1922年期间在党的工作岗位上为了对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思考而写下的八篇文章，专门为这个集子而写的只有《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2]在这四年当中，卢卡奇坚持结合革命实践深入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20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思想认识前后有了颇大的变化。因此，在编这本集子时，他对在1920年以前写的文章都作了一些改动，而对《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三篇则改动更大。例如，《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彻底改写了的，不仅篇幅比原来发表的本子增加了两倍（从六千来字增到两万字），而且思想立场也变了不少。这些改动情况对研究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具有宝贵的意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多层次的哲学著作，或者说政治哲学著作。^[3]整部著作贯穿了必须恢复被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遗忘和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意义的思想。卢卡奇在其中深刻地论述了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本质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的理解，提出了他对历史及其主体以及物化问题的解释，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
　　卢卡奇在第一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得出的各种结论。它不是对某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部“圣书”的注解。他甚至说，即使现代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所有命题，每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够接受它并且仍然继续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提法显得颇为极端，不过通观卢卡奇的全书（引用马克思的话不下百处），他可能只是鉴于当时教条之风盛行，想要过分强调一下这样一个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能够现成地应用于一切场合的公式，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不能根据一种陈规旧套的理论来预见。卢卡奇的这一思想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自己学说的一贯看法，对改革中的社会主义至今还有现实的意义。
　　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几个概念都不加区分，对他说来，它们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Die konkrete Totalität, Das Ganze）的范畴。这个概念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的意思是：思维的最完善的形式是高度系统的，不仅是内在连贯的，而且是完全的和具体的，也就是，最高的思维形式导致这样一种体系，在其中个体没有被抹煞，而是被保存着。黑格尔把这个观点凝炼成《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这样一句名言：“真理是整体”。卢卡奇认为，这个概念被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拿来，进行了唯物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的意思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全面的理解，不能以单纯的自然因素来解释历史，而是要将主体与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人类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的历史事件或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了不少例子。例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本质和联系归结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切都被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制约着，“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又例如，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5]这些例子是很具有说服力的。
　　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指责是与恩格斯的表述不一致。的确，恩格斯讲辩证法主要是讲它的几大规律，而这些规律并不构成卢卡奇的理论的核心。不过，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卢卡奇会拒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条辩证法规律，因为在卢卡奇的书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些规律。^[6]至于卢卡奇着重说明的具体的总体的范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章中说辩证法是把事物作为“广泛的总的联系”的一部分去把握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总体，实际上是包含着这层意思的。似乎可以说，卢卡奇与恩格斯在辩证法的理解上的差别主要是侧重点不同，卢卡奇着重阐述了恩格斯涉及较少的总体范畴方面，应该说是卢卡奇的功绩。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历史概念，是他用来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克服黑格尔作为实体和主体的“绝对观念”的唯心论的中心概念。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又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所谓历史，不过是历时态的人类社会实践，其本质是社会的、实践的。这样，借助黑格尔的充满历史感的“绝对观念”，卢卡奇依托历史概念彻底超越了盲目崇拜自然物质的旧唯物论。卢卡奇以其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表明，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重建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自然，而是历史。费尔巴哈至多使其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不是自然界），而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将“人间”重新自然化、抽象化的同时，使其哲学返回了历史，返回了社会，返回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此，社会历史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只能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社会历史犹如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性，说到底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不是自然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然，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处于实践关系（即社会历史）之中的人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和自然史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7]卢卡奇把现实理解为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8]这样，卢卡奇便以其天才的历史概念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科学线索，坚决纠正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卢卡奇以其历史概念向人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历史实践的辩证法。
　　“物化”（Verdinglichung）也是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这种对立既有客观的方面，也有主观的方面。客观的方面是，出现了一个事物及其关系（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们的规律的确能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但是人们不能加以改变。主观的方面是，人自己的活动、他的劳动成了与他对立的客体，这个客体服从于支配社会的客观自然规律，但是对人说来是异己的。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得出这个概念的。他当时还不可能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但是他关于“物化”所说的却与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关于“异化”（Entfremdung）所说的某些东西极为相似。卢卡奇用物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管此时卢卡奇还没能区别物化（对象化）和异化概念，但是他在客观上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并对资本主义进行认识的。他与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上的共识表现了其非凡的理论思考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革命斗争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只有通过弄清一般阶级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和作用，才有可能解决。此外，这些年代革命运动遭到的失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德国三月行动流产），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这个时期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们都普遍重视这个问题。试翻阅本世纪初列宁的一些著作，就可以知道列宁当时对阶级意识问题是赋予何等重要的意义。卢卡奇的书也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从书名就可看出阶级意识问题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叫作“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他给它下的定义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9]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10]他还强调指出，这种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11]可见，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合乎理性的表达；它不是超验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产物。卢卡奇揭示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和阶级意识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的。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就是主体。
　　除了阶级意识问题以外，在那些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为此，卢卡奇在准备《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书稿时特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在这里可以看到卢卡奇的党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在政治上的发展，与阶级意识理论是建立在同样的方法论前提之上的。卢卡奇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他所说的“共产党”，是指列宁建立的那种类型的党——一个有严格纪律的革命者的团体，其成员服从于集体意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党，而且这是一个独立的、即独立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党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的确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在日常实践中，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水平的差异必然造成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差距。但是真正共产党的组织实践必须建立在党和非组织群众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党的作用正是在于不断使阶级在尽可能更高的水平上达到统一。共产党不应该以宗派的方式代替无产阶级去行动，而必须设法通过阶级的行动去推进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真正发展。而在共产党内部，卢卡奇坚持认为，党员的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在党员的意志和党的领导人的意志之间必须有相互影响。这一切意味着，当党在解决它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时，它不是一个最后完成了的组织（即凝固的、封闭的组织）。正像卢卡奇在随后写的关于列宁的小册子中所表述的：“党并不存在，党在生成”（Auch sie ist nicht, sondern sie wird）。^[12]
　　从上面简略介绍的这些基本范畴看，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如它的副标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所提示的，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从倾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卡奇已经离开了他以前的唯心主义立场，基本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不过，勿庸讳言，这本书还不是一本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还存在不少黑格尔主义的痕迹，出现某些颇为严重的理论上的偏颇与失误。然而，瑕不掩瑜，这些偏颇与失误与他在该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努力捍卫和天才发展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像任何一部有影响的名著一样（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在内），《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免不了被人“各取所需”、“借题发挥”，被人误解、曲解，甚至有意歪曲。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五十年代法国的存在主义和六十年代西方的“新左派”，都曾极力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与阶级意识》，歪曲利用其中的某些思想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奉为自己的“圣书”，把卢卡奇尊为自己的“祖师爷”，其实他们的理论观点与卢卡奇是相去甚远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写《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同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扯在一起，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把“列宁主义”凝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部著作的水平上，无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大量政治著作的存在，制造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与马列主义对立，卢卡奇是反列宁主义者的神话，^[13]这更是抱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有意歪曲了。
　　正像对一位伟人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卢卡奇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对者在他的周围编织了太多的神话。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细心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的学术思想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也日益广泛而频繁。由于卢卡奇的思想遗产无论是对文学、美学，还是对哲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兴趣，在最近十来年，特别是在1985年纪念了卢卡奇诞辰一百周年以来，正在不断增长。前几年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许多中央和地方的报刊都发表了有关卢卡奇思想研究的讨论文章。讨论的焦点是对卢卡奇早期思想、即《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基本内容的认识。这一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各大专院校哲学系和政教系师生的莫大关注。我们的认识在讨论中都有所提高，但也迫切感到，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一个完全的、可信的译本，讨论的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正是在这情况下，我和任立同志、燕宏远同志一起决心承担起翻译这本书的艰巨任务。我们想以我们的译本对我国目前方兴未艾的卢卡奇思想研究作出小小的贡献。
　　我们是根据德国卢赫特汉特出版社（Luchterhand Verlag）的本子进行翻译的，其中《阶级意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由任立译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一部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由燕宏远译出；其余各篇都由我译出。我们在译校过程中，对过去刊物上零星发表的一些译文，凡是有参考价值的都找来参考过，特向这些译文的译者周裕昶、张庆熊、安延明和陈赞周等同志致谢。我的译文请任立核对过，全书译稿由我对照原文进行了校阅。《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那篇，我在校阅时还参看了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1923年第4—6期上发表的、经过卢卡奇本人首肯的俄译文。这篇译文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Т.И.Ойзерман〕特地从他珍藏的刊物上为我复印的，上面留有他研究时所画的许多记号，我要特别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尤其是他对我的信赖。此外，我们在译校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和鼓励，谨在此一并致谢。我们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杜章智
1990年4月于北京

注释：

^[1] 《卢卡奇自传》，社科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2]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原来是用匈牙利文写的，第一次发表在布达佩斯1919年出版的小册子《策略和伦理》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第一次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主义》1921年第15期上；《阶级意识》第一次发表在同一杂志1920年第14、15期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第一次发表在《国际》1919年第8—9期上；《合法性和非法性》第一次发表在《共产主义》1920年第35、第36—37两期上。除了专门为这个集子写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外，《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也是在1922年写成的。

^[3] 《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柏林刚出版，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1923年第4—6期上就刊出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经过作者本人首肯的俄译文，它的题解中说：“这是作者不久前出版的一部叫作《政治论文集》的书中的一章。”

^[4]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9、750页。

^[5]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

^[6] 关于量变质变，见本书边码第293—294页，在边码第299、395、432页也简略提到。关于对立的统一，见本书边码第430页。

^[7]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脚注。

^[8] 本书边码第262页。

^[9] 本书边码第159页。

^[10] 本书边码第162页。

^[11] 本书边码第126—127页。

^[12] 《卢卡奇全集》第2卷，第545页。

^[13] 莫·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埃文斯顿1973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