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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革命者的性格
﹝德国﹞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
1964年
谧谧 翻译
〔来源〕原载埃里希·佛洛姆《基督的教义》（Dogma of Christ，1964）
「革命性格」的概念是一种政治心理概念。在这方面，它类似于三十年前引入心理学的专制性格概念，后者结合了政治范畴与心理范畴，即国家和家庭的专制结构与构成这种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性格结构。
专制性格的概念脱胎于某些政治兴趣：在1930年左右的德国，我们想确认希特勒被大多数人击败的可能性。1930年时德国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工人和雇员，反对纳粹主义。他们站在民主一边，政治选举和工人代表选举能证明这一点。问题是，当冲突发生时他们是否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有观点是一回事，有坚定的信念是另一回事。换一种说法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种观点，就像一个人可以学习一门外语或外国习俗一样，但只有那些根植于一个人的性格结构的观点，其背后蕴含着能量——只有那些观点能发展成坚定的信念。某些信念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具有的性格结构，尽管这些信念在被大多数人支持时很容易被接受。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和弗洛伊德所证明的，性格即命运。性格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会选择什么样的观点，也决定了他所选择的观点的力量。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的重要性所在——它超越了传统的行为概念，谈到了动态的行为。因此一个人不仅是在以某种思维思考，他真实的思想也根植于他的倾向和情绪。
我们在那时问的问题是：德国工人和雇员的性格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与纳粹主义的专制观点相反？这还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在关键时刻，德国工人和雇员将在多大程度上与纳粹主义作斗争？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粗略来说，10%的德国工人和雇员具有我们所说的专制性格结构，约15%的人具有民主性格结构，绝大多数人(约75%)的性格结构是两种极端的混合体。按照独裁主义者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民主主义者会是激进的反纳粹分子的理论假设，大多数人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这些理论假设被证明或多或少是准确的，正如1933年到1945年间的事件展现出来的那样。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现在可以说，具有专制性格结构的人的力量感和认同感是基于对权威的共生从属，同时也基于对服从他的权威的人的共生统治。也就是说，当专制性格者能够屈从并成为权威的一部分时，他会感到自己很强大。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现实支持的)被夸大和神化了，而他可以通过与这些权威结合来夸大他自己。服从他的权威是一种施虐受虐共生的状态，这给予他力量感和认同感。通过成为「大」(无论是什么)的一部分，他也变得很大;如果他只有他自己，就会缩小到一无所有。正因为这样，对权威的威胁和对他的权威结构的威胁对专制性格者来说就是对他自己的威胁——对他的理智的威胁。因此他被迫与对权威主义的这种威胁作斗争，就像他要与对他的生命或理智的威胁作斗争一样。
现在谈谈革命性格的概念，首先我想从谈谈我认为革命性格不是什么开始。很明显，革命性格不是随便一个革命者的性格。这正是弗洛伊德动力学意义上的行为和性格之间的区别。任何人都可以出于各种各样原因参加革命，不管他的感受如何，只要他为革命行动。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几乎不能向我们揭示他的性格。
关于革命性格不是什么的第二点要稍微复杂一些。革命性格不是叛逆。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把叛逆定义为一个人对不被权威赏识、不被爱和接纳而深感怨恨。叛逆者是一个出于怨恨想要推翻权威的人，结果是他自己取代了被他推翻的权威。往往在他达到目的的那一刻，他就会和他之前苦苦斗争的权威交朋友。
叛逆者的性格类型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史上是被熟知的。我以拉姆齐麦克唐纳这样的人物为例，他最初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有良心的反对者；当他获得足够的权力后，就背叛了工党，加入了他多年来一直与之斗争的权威。在他进入国民政府的那天，他对他的朋友和前同志斯诺登说：「这一天，伦敦的每一位公爵夫人都想亲吻我的双颊」。你可以找到大量典型的叛逆者利用反叛来成为权威。
有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完成，有时候则更快。举个例子，一个像法国的拉瓦尔这样的人物，你可以回想起他从一开始是叛逆者到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准备出售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还有许多其它我可以举出的人物，但他们心理机制总是相同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是一座公墓，里面埋葬着那些一开始是所谓的革命者、后来却只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反叛者的道德坟墓。
还有一种东西是革命性格里不包含的，这种东西比叛逆者的概念还要复杂一些：革命者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从行为的意义上讲，革命者往往是狂热分子，但在这一点上，政治行为和性格结构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至少在我看来，狂热不是革命者的性格。我所说的狂热是什么意思？我指的不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顺便提一下，在今天把任何有信念的人称为「狂热分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没有信念或信念很容易丧失的人被称作「现实主义者」)。
我认为一个狂热分子可以被描述为非常自恋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精神病状态(抑郁或忧郁，常伴有偏执倾向)的人、一个像任何精神病人一样与外界完全无关的人。但是狂热分子找到了一个使他免于明显的精神病的办法，他选择了一种事业——不管它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其它什么事业——而且把这个事业神圣化了。他把事业当作偶像，通过完全服从他的偶像，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的意义；因为通过他的服从，他让自己与偶像成为了一体，并使这个神圣化的一体成为一种绝对真理。
如果我们要为狂热分子选择一个符号的话，那一定是燃烧着的冰。狂热分子是一个既热情又极度冷漠的人。他与这个世界完全无关，但却充满了燃烧的激情，那是参与和从属于绝对真理的激情。要了解一个狂热分子的性格，不应该过多地听他说什么，而应该注意他眼睛里那种特殊的闪光、那种冰冷的激情。这就是狂热分子的矛盾之处：既与之完全缺乏关联，又能热情崇拜着他的偶像。狂热分子像先知所说的「偶像崇拜者」，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他们说的话往往像是——或者听起来像是——革命者会说的。
我已经试图解释了我认为革命性格不是什么。革命在性格学上的概念在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许和专制性格的概念一样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约开始于两百五十年前的革命时代，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开始，到俄国、中国的社会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拉丁美洲革命。
在这个革命的时代，「革命」一词作为参与许多政治运动的先决条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很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以「革命」一词为名义的运动都宣称着非常相似的目标，即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运动真的以此为目标。我的意思是，虽然有些人确实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革命的口号只是建立专制政权的目的的粉饰，能坐上马鞍的始终是各种精英。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场革命？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上给它下个定义，简单地说，革命是对一个现存政府的颠覆，无论是和平地还是暴力地，让它被一个新政府取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政治定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革命定义为用历史上更进步的秩序取代现有的秩序。这里总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决定什么是「历史上更进步的秩序」？通常是胜利者决定这一点，至少在他自己的国家内。
最后，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义革命，即革命是由具有革命性格的人领导、并吸引同样具有革命性格的人的政治运动。当然，这算不上一个很好的定义，但从本文的立场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声明，因为它把所有的重点放在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上：到底什么是革命性格？
「革命性格」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独立性和自由性。不难看出独立是强者和弱者共生依附关系的反面，正如我之前在谈到专制性格时描述的。但「独立」和「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阐明。困难之初恰恰在于在今天提起「独立」和「自由」这两个词时，意思是在民主制度中每个人都是独立和自由的。这种独立和自由观源于中产阶级反对封建秩序的革命，并且它已经在与极权主义统治的反差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个人既不自由也不独立，而是受制于来自上层的传统、独断的规则和命令。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个人带来了政治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是一种「解脱」——一种从政治权威中解脱出来的自由。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尽管今天的工业制度已经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创造出了新形式的不独立，这一点与十九世纪的商人不受约束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形成了对比。然而，独立与自由的问题远比上述意义上的自由与独立更深层次。独立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只要我们看到它的全部深度和广度。
新生婴儿与它所处的环境仍是一体的。对它来说，外面的世界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于它自己的现实存在。即使到了孩子能够认识自己之外的物体时，他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助状态，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与幼年的动物相比，人类这种长期的无助状态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之一，但它也教会了孩子去依赖权力、害怕权力。
通常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岁月里，父母是代表权力及其双重方面的人：帮助和惩罚。在青春期前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可以自谋生计的发展阶段(当然是在更简单的农业社会中)，并且不必再将他的社会存在归功于其父母。他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于他们。在许多原始社会中，独立(尤其是从母亲那里独立出来)通过入会仪式表达。性欲的成熟是促使年轻人从父母那里解放出来的另一个因素。性欲和性满足将一个人与家人以外的人联系在一起，性行为本身是一种无法靠父亲和母亲帮助进行的行为，它全靠年轻人自己。
即使在性欲的满足被推迟到青春期后五年或十年的社会中，被唤醒的性欲也会让人产生独立的渴望，并与父母和社会权威产生冲突。通常人们在青春期后的几年中就能获得这种程度的独立，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使一个人已经可以自谋生计，结了婚，甚至开始抚养他自己的孩子，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真正自由和独立。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仍然很无助，试图在很多方面找到可以保护他、给他确定性的力量。他为这种帮助付出的代价是，他使自己依赖于这些力量，失去了他自己的自由，导致他的成长过程减慢。他从那些力量里借用了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目标和价值观——尽管他生活在一种认为是他自己在思考、感受和做出选择的错觉当中。
只有当一个人为自己思考、感受和做决定时，才存在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只有当他与自己之外的世界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这使他能够真实地响应世界——时他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种自由和独立的概念可以在激进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中找到，也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最激进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大师说：「我的生命是什么？就从内部被它自身推动的东西。从外部被推动的东西不能算是活着。」或者「如果一个人从外部获得或接收任何东西，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不应该在自身之外理解或考虑上帝，而应将上帝视为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东西。」
马克思在一个相似的但非神学的主旨里说：
一个存在者不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除非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自己时，他才是自己的主人。一个靠另一个人的支持生活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依赖他人的人，但只有不仅是我生命的延续、还有我生命中的创造都要归功于他人时，我才算是完全被另一个人支持着，那个人才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的生命的存在必然有它自身之外的原因，如果它不是由我自己创造的话。
或者如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所说：
只有当一个人在他与世界的每一种联结中确认了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个体性时，他才是独立地在看、听、嗅、尝、感受、思考、情愿、爱——总之，他确认并表达他个体的所有器官。
独立和自由是个体性的实现，而不是从强权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或从事商业活动中的自由。每个个体的问题恰恰是他所达到的自由程度的问题。完全觉醒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是自由的人，因为他可以真实地生活——他的自我就是他生命的源泉(这里应该有必要说，这并不意味着独立的人就是孤立的人，因为人格的成长就是在与他人和世界产生联系和兴趣的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联系与依赖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独立性问题的思考导致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框架内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名义处理了同样的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健全的实现途径在于克服对母亲的乱伦欲望，并声称心理健康和成熟的基础是解放和独立。但对他来说，这个实现过程是由对被父亲阉割的恐惧开始的，并以将父亲的命令和禁令纳入他自己(超我)而结束。因此，独立的过程需要一个人从对母亲的依赖中脱离并将父亲和社会权威纳入他的超我。
革命者是一个将自己与人类集体融为一体的人，因此他超越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狭隘界限，并因此能够从理性和人性的立场出发批判他所处的社会或其它任何社会。他不会陷入对他碰巧出生于的那种文化的狭隘崇拜中，那不过是时间和空间的偶然。他能够以一个清醒的人的开放眼界来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在非偶然(理性)的事物中找到他对偶然事物的判断标准。他存在于人类之中，又为人类而存在。
革命性格与人性是一致的，这里面也包含一种深深的「对生命的敬畏」，用阿尔伯特史怀哲的话来说，对生命深深的亲近和热爱。确实，就我们和其它所有物种而言，我们都坚持生存并与死亡作斗争，但执着于生活与热爱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种人格恰恰被死亡、毁灭和腐烂而非生命所吸引，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子)。这种类型的人可以被称为恋死癖，引用乌纳穆诺在1936年对一位佛朗哥将军的著名回答，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死亡万岁」。
一个人可能意识不到死亡和毁灭对他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的存在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推断出来。扼杀、压制和摧毁生命给予他的满足正如热爱生命的人在使生命成长、扩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恋死癖是真正的变态，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以毁灭为目标。
革命者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批判性情绪」的东西中思考和感受——一种批判的基调，用音乐术语来说的话。拉丁语格言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人必须怀疑一切)是他对世界的响应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讨论的这种批评情绪绝非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对现实的洞察，与用来替代现实的谎言形成对照。
非革命者很容易相信多数人宣布的事情。处于批判情绪的人会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他对大多数人的判断、占优势的意见会格外加以批判。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他们能很容易地保持这种态度，因为事实上，这种对公共规范的批判性方法正是耶稣的方法。这种批判性情绪也是苏格拉底、先知以及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崇拜的许多人的情绪。只有当他们已经死了足够长时间，彻底地、足够地死去了，赞美他们这件事才是安全的。
「批判情绪」是指一个人对陈词滥调或者说所谓的「常识」敏感，这种常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废话，并且只是每个人都重复它才有意义。也许我所说的批判性情绪不是你能轻易下定义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用自己和其它人做一下实验，就能很容易发现有这种批判情绪的人和没有这种批判情绪的人。
举例来说，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军备竞赛能够促进和平？它违背了我们过去的所有经验。有多少人相信，如果防空警报响起——尽管美国的大都市都建了防空洞——他们可以成功自救？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不需要危言耸听，他们就能预见到自己会在这十五分钟内试图到达防空洞入口时被踩死。尽管如此，数百万人还是相信我们著名的地下避难所能够将他们从50或100兆吨的炸弹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批判情绪。对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比成年人有更多的批判性态度)讲同样的事情，他可能会质疑它。而大多数成年人都受过足够的「教育」，不会处于批判情绪中，并因此相信「感觉」是完全无意义的。
除了具有批判情绪之外，革命者还与权力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是一个不明白权力可以杀死人、强迫人甚至扭曲人的梦想家。他与权力有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特殊关系。对他来说，权力永远不会被神圣化，永远不会扮演真理的角色，也不会扮演道德和善良的角色。这也许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问题不在于弄明白权力是什么，也不在于估计权力的作用和功能。这是一个权力是否神圣的问题，以及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否被权力所打动的问题。在道德上被权力打动的人不会处于批判情绪中，也不会是一个革命者。
革命者能够说「不」，或者换一种说法，革命者是一个能够不服从的人。对他来说，不服从是一种美德。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要从一个听起来很笼统的说法开始：人类历史始于不服从行为，也可能终于服从行为。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人类历史从不服从行为开始指的是希伯来和希腊神话。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上帝命令人类不要吃苹果。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女人——能够说「不」。她能够不服从，甚至能说服男人与她一起不服从。结果是什么？在神话中，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也就是说，人类被赶出了前个体性、前意识、前历史或者说前人类的状况，一种可以模拟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的状况。人类被赶到了历史的道路上。
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人类是不被允许返回的。事实上，人类不可能返回。因为一旦他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与其它人、与自然分离的，就不可能再回到他的意识开始之前存在的原始和谐。从这第一次不服从行为开始，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而这第一次不服从行为就是第一个自由的行为。
希腊人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符号，即普罗米修斯的符号。正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取了火种，他犯下了不服从的行为，使火种被带给了人类，人类历史——或者说人类文明——开始了。
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都教导说，人类的历史是从不服从开始的。为什么我说人类历史可能终于一种服从行为？不幸的是，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如果一场核战争能在两三年内毁灭一半人口并导致一个彻底野蛮的历史时期——如果这场核战争发生在十年之后，可能能毁灭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将是由于服从行为，即那些按下按钮的人对下达命令的人的服从，以及对那些使我们有可能陷入这种疯狂境地的思想的服从。
不服从是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不服从的行为都是一种服从行为，而每一个服从行为都是一种不服从的行为。我这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不服从的行为，除非是空洞的叛逆，都是在服从另一个原则。我不服从偶像，因为我服从上帝。我不服从西泽，因为我服从上帝。或者如果你想用非神学语言，因为我服从某种原则和价值观，服从我的良心。我可能不服从国家，因为我服从法律和人性。而如果我服从，那么我也确实在不服从别的东西。问题并不真的在于不服从或服从，而在于不服从或服从什么、不服从或服从谁。
从我所说的来看，革命者并不是一种只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格类型。革命性格确实存在于政治中，但也存在于宗教、艺术和哲学中。佛陀、先知、耶稣、佐丹奴布鲁诺、艾克哈特大师、伽利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爱因斯坦、史怀哲、罗素他们都是革命者。事实上，你也可以从一个不在这些领域的人身上找到革命性格，在一个「是」就是「是」，「不」就是「不」的人身上。他是一个能够看清现实的人，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他能看到皇帝赤身裸体，并且他所说的忠实于他所看到的。
十九世纪也许是一个更容易识别出不服从的历史时期，因为十九世纪是一个家庭和国家的权威公开的时代，因此革命性格能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期。正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创造了有组织的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靠坚持服从它的人顺利运作下去并通过操纵而非武力让人们服从。这些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声称，服从他们的命令是人们自愿的，并试图说服——特别是通过他们提供的物质满足程度说服——我们所有人，我们喜欢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组织的人不是能够不服从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在服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听话，他怎么能想到不听话呢？他只是人群中的一员，是「声音」，他的想法和行为是「合理」的——即使这会杀死他和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孙子孙女。因此，对于当前官僚工业时代的人来说，培养一个不听话的或者说具有革命性格的人比十九世纪要困难得多。
在这个年代，我们的生活遵循资产负债表的逻辑，物质生产的逻辑延伸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逻辑。人变成了数字，正如物变成了数字一样。物和人在生产过程中都已经成为量。
重复一遍：如果一个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服从，那么想要不服从是非常困难的。换句话说，谁能不服从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如何才能对这种理想是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行动，没有意志、感受和激情的哲学说「不」？
今天的服从不被认为是服从，因为它被合理化为「常识」，作为一种人必须接受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说有必要在东西方都制造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武器，谁能不服从呢?谁会想说「不」，如果这一切不是作为人类意志决定的行为，而是作为客观必然性的行为呈现的话？
我们目前的境况还有和另一个方面相关。在这个我认为西方和苏联集团会越来越相似的工业体系中，一个人被大官僚的权力吓得要死，被庞大的一切，国家、工业官僚和工会官僚吓得要命。他不仅觉得害怕，还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谁会是戴维，是那个对巨人说出「不」的人？与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权威相比，现在的权威的力量已经扩大了一千倍。个体被恐吓并乐于接受权威，他接受以常识和理性的名义给他的命令，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屈服了——是为了消除他的屈服可能会牺牲他自己和其它人的生命的想法。
总而言之，我指的「革命性格」不是行为概念而是动态概念。一个人是这种性格学上的「革命者」，既不是因为他说出了革命的话语，也不是因为他参与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是从血缘和土壤、从父亲和母亲、从对某一国家、阶级、种族、政党或宗教的忠诚中解放出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自己身上体验到了所有人性，没有任何人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热爱并尊重生命。他是一个敢于怀疑的人，也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他是一个敢于怀疑的人，因为他怀疑意识形态会掩盖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他相信潜在存在的东西，尽管它还没有出生。他能说「不」，也能不服从，正因为他能说「是」并遵守那些真正属于他的原则。他不是未觉醒的，而是面对他周围的个体和社会现实完全清醒。他是独立和自由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仆从。
这个总结可能看起来像我一直在描述的是心理健康和幸福，而不是革命性格的概念。实际上，我描述的是一个健全的、有活力的、精神健康的人。我敢断言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才算是生活在完全的世界里，而未觉醒的人处于残缺的世界中。一旦所有人都觉醒了，就不再需要任何先知或革命者，只会存在完全发展的人类。
当然，大多数人从来都不会是革命者。但我们之所以不再生活在洞穴里，恰恰是因为人类历史上总是有足够多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同类带领我们走出洞穴。然而，还有许多其它实际上是叛逆者、专制主义者或投机者的人假装是革命者，我相信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想家背后的性格差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正确地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必须具备本文一直试图描述的一些质量：他们自己必须是革命者。
感谢 中大新左学社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