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存在的艺术（1993）
十二 自我分析
如果说一个人对潜意识的探索应该是冥想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会问，一个人能否在冥想实践时分析自己。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困难的，最好是由专业分析师来引导他自我分析。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分析师能够胜任这种超越治疗的精神分析。如果分析师本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目标，他就很难理解病人的希冀和需要，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必须实现这个目标，而是说他需一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由于追求这个目标的分析师相对比较少，因此找到这样的分析师不太容易。我们应该遵循一个规则，像选择纯粹为治疗而分析的分析师一样，一个人应该对分析师进行深入的调查，多走访认识他的人（患者和他的同事），不要相信著名人士或机构的推荐。有些病人崇拜自己的分析师，也这样描述分析师，应对此持怀疑态度；要形成准确印象，一次两次甚至十次的访谈才可以，仔细观察分析师，就像他观察你一样。被不合适的分析师分析多年有害无益，就像和不合适的人维持数年婚姻一样。
至于分析师属于哪个流派，这本身不足以说明什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应该更关心人类的大目标的问题——有些人是这样的。另一些人知识有限，只是简单地引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哲学术语，作为噱头，并没有真正进入患者的人格深处。荣格学派最关注患者精神和宗教需求，其中有些人是这么做的，但也有许多人，虽然一心追寻神话原型和类比，却无法进入患者个人生活的深处及其潜意识状态。
“新弗洛伊德派”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可靠。非弗洛伊德派也是不够的！有些分析师采用的分析法接近我前面描述的，还有许多人的分析法都相当肤浅，缺乏深度批判性思考。离我上文所列举的距离最远的也许是正统的弗洛伊德派，因为力比多理论和片面强调儿时经历已成了他们发展的阻碍。然而，尽管有教条倾向，其中仍有一些人拥有必要品质和理念，能够担当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心现实的重任。总之，我相信分析师的能力高低和他所属的流派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品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及个人哲学。
与分析师个人密切相关的是他使用的分析方法。首先，我不相信引导自我分析的分析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每周两小时，持续六个月就足够了。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分析师不应该是被动的，在聆听了五至十小时后，他应该对分析对象的潜意识结构和抵抗强度有了一定认识。分析师应该能够讲述他的发现，分析他的反应，特别是他的抵抗之处。此外，分析师应该从梦境开始分析，引导分析对象分析自己，然后把它们的解释（还有其他的信息）和分析对象交流。
在分析结束时，受分析者应该对自己的潜意识有足够的认识，减少抵抗，以便可以继续作自我分析，此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实践。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自己的认识不存在界限，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每天都作自我分析，至今仍会有新的认知，或深化理解已知的部分。但是，应该与分析师协作，尤其是在开始自我分析、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时。但这只能作为应急手段，否则又有依赖分析师的危险。
为自我分析所准备的预备分析是最可取的程序。这个过程非常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分析师的能力不足，也是因为他们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合适。这种工作不仅需要一种特殊的兴趣，也需要有相当灵活的时间表。我相信，如果自我分析法变得更普及，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将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至少投入一半的工作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分析师，或有诸多原因不能去接受分析或费用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我分析吗？
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多项因素。首先，它取决于实现自由的意愿有多强烈。哪怕这种意愿不过是指人的大脑生来就有追求健康和幸福的趋向，也就是说，为了个人以及人类的健全发展实现各种条件。[20]这种趋向在身体上的表现为人熟知——药物只是为其发挥作用扫清障碍。近来在获得健全的精神方面也可看到类似趋向，虽然在更早的、更少技术干预的时代更常见。
自我分析的不利因素是严重的病理状态，这在延长的“常规”分析中也属难处理的。此外，具体生活境遇也极为重要，例如一个人不需赚钱谋生，因为他继承了父母的钱（或配偶的），这样他就比不得不工作的人更容易遇到问题。当某一群体里的个人有彼此类似的缺陷时，反而更会接受该群体的价值观，并视它为常规。另外一种不利环境是，一个人赖以为生的恰恰是他的神经质，倘若他改变了内心，维生手段也岌岌可危。我们可以想想演员，自恋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又或者官僚如果不顺从，就可能会失去工作。最后，一个人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否接触了某些哲学、宗教或重要的政治思想，还是从来没有越出过周围环境和所处阶层的固有观念，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也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且，不能仅考虑理性的一面，有时这只是抵抗的体现。
[20] 参见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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