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很有意思，它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观点显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显得更加值得提出疑义了。

　　弗洛姆：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这个问题和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是谁？我是谁？对这类问题能否做出最后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冲动、欲望和矛盾的混合体，他除了有自我意识的理解外，还有无数无意识的感觉和行动。所以无论关于希特勒还是任何其他人，这类问题总是难于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许多，足以使我们判断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我们是福星还是灾星。
　　看一看希特勒的自传，我们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种伟大的自我感抚慰着他，使他不必强迫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在《我的奋斗》中，他声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文官，其实这并不是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摆脱一切义务，自由地生活在幻想中。对于希特勒的父亲来说，他的儿子将来当不当文官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官出身，因而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罢了。真正使这位父亲忧虑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感，从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应担任的角色和要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希特勒象其他自恋者一样，感到生活中只有失望。他的妄自尊大和梦想与自己实际的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这鸿沟激起了他的怨恨、愤怒和更严重的自大妄为。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没能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于是转念做个建筑师。但是进建筑学校还必须上一年预科，希特勒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他把没有考上艺术学校的事瞒着所有的亲友，独自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为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画了不少素描。他想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个小画匠，临摹了不少拙劣的复制品，却从来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一些什么。他靠出卖这些小玩艺换得了温饱的生活。
　　就他过去的雄心壮志而言，希特勒是远远达不到了。直到战争爆发，他才突然“觉醒”。在大战年代他把自己与德国溶为一体，不必再去虚构什么独立的东西了。而他也确曾是一个勇敢和可信的战士。但没过多久，他的长官就开始抱怨他对上级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希特勒身上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即使在后来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来舔他的靴子时也是如此。除了他所谓的“命运”、“自然法则”和“上帝”以外，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
　　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嗜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

　　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某种合作。

　　弗洛姆：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首先，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在品性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你会发现多数狂热的国社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出身于一个失去希望、充满怨恨、具有施虐——受虐狂特性的阶级。这种特性被人谑称为“骑脚踏车式”，因为这样的人向上司们弓着腰，同时两只脚不停地蹬着在他以下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因而将自身的精力转向摄取能够统治他人的权力，甚至转向自我毁灭。
　　我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希特勒是个出色的演员，能使人们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拯救德国和使其繁荣。称之为迷信也好，盲从也好，催眠术也好，总之希特勒有一种能使别人服从他的力量。

　　舒尔茨：一方面，他是一个诱惑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一个“强人”，一个“救世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群氓之首，是一个特定环境下期望的产物。我认为，任何一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只在得到群众的盲从时才有力量。也许我错了？我总是想弄明白在所谓“领袖人物”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追随者们之间存在的奇特关系。

　　弗洛姆：我想你一点都没错。希特勒是一种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有力量感的领袖。如果没有掌声，没有群众的狂热，他就无法把握自己，更不能产生或传播什么思想。他的力量感来自于听众对他的反应。象所有的自恋者一样，他感到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和真理。但只有当他确认别人相信了自己以后才能自己相信自己。如果发现别人全都不信自己这一套，希特勒就会滑到疯狂的边缘，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而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并不是说希特勒是疯子，但是极而言之，他正是依靠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里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才能免于疯狂。象其他任何煽动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掌声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只有听到掌声他才能感到自己有真理。

　　舒尔茨：你刚才所讲的话为我们评价各种政客和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但是恐怕我们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到能够在心理上不受这类虚假事物的影响和诱惑的地步。现在，弗洛姆教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对于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个人，什么东西才能构成他真正的反抗、不服从和背叛呢？

　　弗洛姆：先来看看“反抗”这个词。反抗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持反对态度，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自我，而不至于轻信和受骗。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起来反对象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人物”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某些政治观点，譬如实行何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而是一些贯穿于这些政治观点中的特性、感情、哲学和宗教的因素。
　　当然，希特勒说他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谁不是这样说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之一是征服和毁灭其他国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德国繁荣所必需的防务。如果只把这些话当做一个政治宣言，我们能够说的就只有：这是应该做的，或者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合适的手段，或者这种手段不合适。整个事情所需要的只是合乎逻辑的盘算，就象商人们所做的那种盘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深层心理学中所谓的“文饰”现象（rationatization）、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根本没有揭示任何实质的内容，我们就能看穿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我刚才所讲过的嗜尸癖和施虐——受虐特性的结果和表现。我们必须看清这些合理言辞的背后，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看他如何说而不是听他说什么。必须研究他的面孔，他的姿势，他的整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许能看出这位领袖有嗜尸癖，是一个让我们从心底感到厌恶、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我们会发现与这样的人永远无法交朋友，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而有嗜尸癖的人却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奴役、控制和压迫别人。我们必须停止只听其言，而要开始去发现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本性如何？
　　还应该看到，对希特勒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实践方面的内容，还要看到哲学的、或者说宗教方面的因素。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谋生以外的那部分内容。人除了吃饭和生殖以外，还有某种感觉和想象力促使他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在今天，这类冲动不再象以往那样取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思想呈现出来。问题正是在于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希特勒的宗教是什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控制、不平等和仇恨的神。这是一种信奉权力和崇尚破坏的异教，是一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是整个人道主义传统的极端对立物。如果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原则是种族优胜。人不再代表上帝、代表正义和爱行事，而是以进化为目的。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康拉德·洛伦兹，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同意希特勒所制定的某些有关“种族净化”的法律，认为它们具有科学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能否看出隐匿于那些政治公式后面的哲学、宗教和心理因素；我们是否具有透视的眼力，能看出那些宣言和主张是某些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的体现。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些原则鼓舞了当时的人民，不仅如此，它们还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和整个存在之中。一些神经内科学家甚至认为，在人脑结构中，存有这些原则的最初信息。自由是人类机体发挥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不仅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时做为一个整体来说又是启蒙主义哲学的产物。这一哲学曾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历史的演进使这些人们走到了一起，并开始领悟到人类的天赋权力所在。在相同的意义上，希特勒的自我陶醉也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用意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所吸引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

　　舒尔茨：也许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毛奇和弗雷斯勒在人民法庭上的辩论。毛奇在最后陈述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义确有某些相同之点，但也正是这些相同点使它们成为敌对的思想：它们都想使别人无保留地信奉自己。

　　弗洛姆：确实如此。在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毛奇用一个短句总结了我刚才费了很多口舌要说的内容。他的话切中要害，并且十分准确。

　　舒尔茨：毛奇讲过很多这样不同凡响的话。他的政治思想相当纯正，并且结合实际。但他仍然认为单个的人是政治利益的焦点。毛奇关于公共教育的思想受尤金·罗森斯托克·何塞影响颇深，后者认为政治教育的最终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和我们属于哪个党派。这种观点在当时就不受人欢迎，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希特勒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发生过——本不应只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行动。而使这种反抗成为可能的，也不能仅仅是几个职业家，而是广大的民众。社会心理学领域有没有出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

　　弗洛姆：一个人的本性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和心理的问题，还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政治看得过于狭隘。多数德国人的个性倾向如何？他们是否为希特勒撒下的种子提供了温床？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些同事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发表（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此书，名为《魏玛时代的德国工人阶级》——英译者注）。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继续掌权，有什么机会能使一次有效的反希特勒行动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民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工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但的确是第一次，对极权主义者的品格进行分析。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偏好服从，也需要去发号施令，两者相辅相成。真正民主的或革命的气质对两者都不能接受，只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太重要的，因为它脆弱、易变，并且被一些他所听到的口号、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一个人所想的和其他人所想的多少有些相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观点是很容易改变的，环境不变，观点才能不变。说一点题外的话，所有的民意测验在这方面都有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测验所能确定的只有意见和观点，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则无能为力：如果明天条件完全变了，你的观点将会如何？但是在政治学中，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当时恰好在想什么，而是他如何生活和行事，而这又将取决于他的品格。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则需要一个你刚才提到过的新概念，即“信念”。信念根植于人的品格之中，而不象观点那样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信念是人的根本和存在的产物，而观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只有那些在信念上与希特勒主义不相容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与他的意见相左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他。

　　舒尔茨：您的研究结果令我十分兴奋。很难想象今天的各种民意测验方法能得出与您类似的结果。但并不仅是舆论界忽视了人的品格问题，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和新闻界也只对人们的观点感兴趣。

　　弗洛姆：这正是多数政治学研究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败之处。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概念，即政治是经济与阶级利益的表现。我认为总的说来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动力，也要考虑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要考虑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学的因素相关。人们不但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活动，同样地也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在和条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而活动。如果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取这种或那种态度，是需要彻底熟悉这两大类因素的，它们在“社会品格”中表现为一个整体。
　　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白。心理学和政治科学还都没有将它做为研究的课题。在法兰克福，我们开始试图确定在德国的蓝领和白领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品格类型。我们向两千人寄出了问卷，并收回了六百份。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选择式答案，即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标明“是”、“不是”；或“完全同意”、“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等等。答案是由被提问者自己写的。然后，我们采取合理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答案，即注意答案的无意识成份的重要性，和这些无意识如何与答题人有意识的思想相对立。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几百份答卷能使我们不仅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还能了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好恶；什么激励着他们、什么吸引着他们；他们想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
　　举一个例子。当问到：“对孩子应不应该实行体罚？”一个人说应该，另一个人说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没有多少意思。但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做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而一个孩子应该学会不胆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如果另一个人说：“孩子就是应该敬畏和服从父母，所以体罚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当然，你不能仅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做出结论，但在看过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后，我们都十分惊讶地感到这些回答是多么的一致，你甚至可以十分准确地猜出这个人将如何回答后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答题人中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具有权力主义的品格。这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会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具有反权力主义的品格，理论上的估计是，他们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
　　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

　　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

　　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

　　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镇。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

　　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

　　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

　　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健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

　　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竞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
　　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
　　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已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已切身相关，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

　　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

　　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抗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对他的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言。
　　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