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社会中的富足与厌倦

· 消极的人
· 现代社会中的厌倦
· 虚假的需求
· 父权社会的危机
·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哲学家勾画了一幅畸形社会下青年的“反抗”形象：他们反抗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他们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他们希望这一切将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

　　如果要在这里讨论“富足与厌倦”，首先必须搞清这两个词的意思。进行任何讨论的先决条件都是澄清定义，这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抓住了一个词的历史、内涵和其派生的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由这个词所限定的某些问题。
　　我们开始注意“富足的社会”（the Affluence Society）这种说法是在1958年，当时约翰·肯尼斯·盖尔伯利斯写了一本以它为题的书。“富足”（affluence）和“液体”（fluid）一样，都来源于拉丁文动词“fluere”，意为流淌（to flow）。“富足”（affluence）照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涌流”（overflow）。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涌流”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密西西比河在一次洪水泛滥中“涌流”出它的河堤，就成了一场灾难。但如果一个农夫获得了好收成，打下的粮食从所有装满了的谷仓中“涌流”出来，又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由此而来的“富足”就成了一个褒贬不定的含糊词。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享受而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搏斗的丰盛，也可以用它来表示浪费、过量甚至致命的无节制。
　　“丰盛”（abundance）和“浪费”（superfluity）的意思都没有丝毫含糊之处；尽管从词源来说，它们几乎同出一处。abundance（丰盛）一词来自拉丁文unda，意即波浪，而英语中来自这个拉丁文的一些词至今仍然保有“波浪”的原意，如“undulate”（波动、起伏）和“undulant”（波浪形的）。这样，“abundance”（丰盛）也具有了“overflow”（涌流）的意义，包含反面的意义。一块肥沃的土地能够给我们提供比基本的需要更多的东西，象《旧约》中说的“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又假如你去参加一个极为丰盛的晚宴，也许你会把它形容为“酒池肉林”，也就包含了贬意。你是在批评主人大手大脚，寅吃卯粮。
　　但是如果专指“overflowing”（涌流）的反面意义，我们就会想到“superflowous”（多余、过剩）这个词。它和“Affluent”一样，来自拉丁文“fluere”，指无意义的，浪费的。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去这里是多余的”，你实际上是在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开？”而不是说“有你在这里可真好！”但如果你用“Affluent”（丰富的）来形容晚会上的葡萄酒，却是一种好意。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使用“Affluence”这个词，都应先明白自己指的是一种褒义的、有生气的“丰盛”，还是一种贬义的、令人厌恶的浪费。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ennui”（厌倦）这个词。我们发现它的基本词意比通常赋予它的无聊、不满和厌烦等含义更加强烈。“Ennui”和英文“annoy”（使烦恼、打搅）同出于拉丁文“inodiare”，意为“令人恶心”和“令人憎恶”。
　　弄清了上述那些词的来龙去脉和互相关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浪费不是必然要导致厌烦、厌恶和愤恨吗？果然如此，就应对于我们富足的社会提出某些我们原来不愿正视的疑问。“我们”是指那些建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我们是生活在富足中吗？在我们的社会里谁生活在富足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富足？是一种丰裕的富足还是一种过剩的富足？简而言之，是好的还是坏的富足？我们的富足是否产生了厌倦？富足是否一定产生厌倦？一种好的、丰裕的、沸腾的、不会产生厌倦的富足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就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消极的人

　　在此之前，我还想先就心理学这门学问做一点说明。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讲话中就会常常涉及到这些东西。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能理解，我所持的是一种深层心理学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分析学的观点。我想简单地提一下，可能你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存在两种对于人类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当今学院派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入手。换句话说，这种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能够直接看到和观测到，从而能够衡量的有形事物。它认为那些无形的事物是无法衡量的，至少是无法足够精确地衡量的。
　　心理分析学的方法不同，目标也不同。它对于人类活动和行为的研究不局限于那些可见的事物，而是要求深入了解行为的本质和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你可以描述一个人的笑容，笑是一个动作，可以用照片记录下来，也可以用面部肌肉的活动进行表述。但是你又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各种不同的笑：商店里售货员小姐训练有素的笑；一个明明对你充满敌意但又要掩饰着敌意的对手的笑；一个久已想见到你、而今终于如愿以偿的朋友的笑……你能够分辨出上百种出于不同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笑。他们都在笑，但是表达的内容可有天壤之别。没有一架机器能够分辨这些区别，只有不是机器的人——比如你——可以做到。你不仅用你的头脑，而且还用你的心——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如此古老的说法——去观察。你用全身心去感受，你能感受到眼前的笑容。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事物的能力，你的一生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再来看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在吃饭。吃饭就是吃饭！可是你看看他在怎样吃？第一个人在狼吞虎咽，把面前的饭菜一扫而光；另一位坐在桌子前装腔做势，一看就知道是在卖弄自己合乎规范的作派，一点一点地吃掉盘子里的东西。还有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吃着，享受着那份食物，从吃饭中得到乐趣。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那里大叫大嚷，满面通红。你于是得出结论——他发怒了。他确实发怒了。但你再仔细地看看他，然后心里想：这个人到底怎么了（也许这个人你很熟悉）？你会突然意识到，他是害怕了，被什么吓住了，而他的勃然大怒只是对于自己内心恐惧的反应。再看得透彻一点，你又会发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和软弱无力的人，他什么都怕，实际上害怕生活本身。这样，你通过观察做出三个结论：他在发怒——他在害怕——他深感绝望。这三个结论都是对的，但它们分别达到了被观察者心理结构中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最后一个结论最深刻地说明了他的内心活动，而第一个结论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如果你只看到另一个人在对你发脾气，也许就会照样回敬他；若是你能够看出这不过是一个以愤怒来掩饰他的恐惧和软弱无力的人，就可能采取别的办法接近他。也许当你设法使他不再感到害怕以后，他的愤怒也就跟着消失了。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所感到兴趣的不是人类可以从外部观察的行为，而是一个人的内在动机，一个人的意图何在，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意图，感兴趣的是一个人行为的质量。我的一位同事西奥多·里克曾经说过：“心理分析学家用第三只耳朵来听。”他说的绝对正确。还有一种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叫作能从书中字间的夹缝里看出名堂来。人们不仅能看到眼前的事物，还能透过它们看到更多的东西，能看见一个人的内心。而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不过是其内心的表达和显现，因此常常带有由其整个人格所决定的色彩。每一个具体的行为都只能出自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他而不是任何别人能使这一行为的细微末节带有某种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行为的原因。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一样。他们可能彼此相象，可能相互联系，但决不会完全相同。决没有两个人用相同的姿势举起一只手，或用相同的姿势走路，或以相同的姿势歪着头。有时你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脸，但从步态就能认出他是谁。一个人的步态和一个人的面孔一样可以做为他的特征，有时甚至是更明显的特征，因为步态比表情更难改换。我们可以用表情来掩盖内心，这是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做过这番分析之后，我再来谈谈消费主义。我把它做为一个心理学的、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你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我们需要并且使用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现象就称之方“消费”，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生存必须消费！但是且慢，就算你说的有道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着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
　　做过这番分析之后，我再来谈谈消费主义。我把它做为一个心理学的、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你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我们需要并且使用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现象就称之为“消费”，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生存必须消费！但是且慢，就算是你说的有道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着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
　　现在你又会问：是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多争得点东西么？要说有问题，就是挣的钱不够，想多添点东西本身并没有错……。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中间的多数人都会这么想。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事情并不如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人得了肥胖症，体重早已超标。肥胖症的原因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但更常见的只是由于吃得太多。这样的人总是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尤其拒绝不了那些糖块，嘴里总得嚼着点儿什么。如果你再用心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不停地吃，而且是在被什么逼迫着吃，他不得不吃！就象有些吸烟者不能不吸烟一样。你也知道，有些人一旦真的忌了烟就会立即变得贪吃。他们往往会说，忌了烟的人都会自动发胖，以此来为自己的贪吃寻找藉口。而那些不想放弃抽烟的人也往往以此做为理由。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相信这些理由？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同样的理由去消费，在吃、喝、吸烟、购买物品中寻找表现自己的方式。
　　医生们经常告诫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节制饮食和吸烟，就可能过早地死于心脏病。有些人接受了医生的忠告，戒掉了某些恶习。但是，他们却又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的焦躁、不安、紧张和压力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节制饮食、戒除吸烟可以使人们发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吃东西、买东西，不是为了需要吃和需要买，而是为了驱散心头的焦虑。发达的消费给他们提供了对付心灰意懒的好办法。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觉得紧张或是压力很大，多半会自动地走到冰箱跟前，想找点儿什么吃的或喝的，使自己轻松一下，虽然也许当时并无任何胃口。这样看来，小吃浅酌有时能代替药物的功用，而食物和饮料总要比止痛片可口得多。
　　一个被压迫着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象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象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此时他消费点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
　　我在这里使用了“消极人”的概念。什么是消极？什么是积极？就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定义入手、从它们现代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定义入手。积极的活动被理解为任何一种目标明确的、需要付出精力的活动。它可以是体力的，也可以是脑力的劳动。体育运动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通常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它：参加体育运动既能增进健康，又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本人更是名利双收。参加运动常常并不因为这一过程本身的乐趣，而是在于某些最后的目的。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们就称他是“积极”的。
　　在这个意义上，“消极”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我们就是消极的了。让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人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他坐了五分钟、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他只是在呆呆地看着，什么也不做，使自己沉浸在目光所及的景物之中。我们大概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古怪，而根本不会认为这种“沉思”是积极的。再想象一个人在枯坐冥想（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试图感受自身的存在。如果他有系统地、有规律地去冥想，每次可能要用几个小时。任何一个对这种冥想的知识毫无了解的人，都会把冥想者看成一个消极的人，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哪怕是最后一点细微的念头逐出脑海，使思想成为虚无，达到单纯的存在。这对于你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哪天你可以试一试，只试两分钟，就可以知道是多么难于做到：这样那样的念头总是顽强地要钻进你的大脑，而你的大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吸收着。
　　这种冥想在象印度和中国那样伟大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幸在我们却不然。我们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干什么都要有目的，都要得到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标。一旦有一次你试着忘掉这些目标，耐心地做一次上述的练习，你也许就会发现它真的能使你焕然一新。
　　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现代观点认为，能够产生结果的行为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消极的。把这一看法和关于我们如何消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消费“坏的富足”提供给我们的过剩的物质，那种看上去的积极就成为真正的消极。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积极，一种“好的富足”能让我们不仅仅做一个消费者呢？

现代社会中的厌倦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两千年来西方一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等人——对“积极”和“消极”所做的经典定义。他们一般认为积极是人类天生的活力，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源泉。当我谈到人类天生的动力时，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动力和能量都是机器而不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人类的力量也是主要用于发明和操作机器。我们对于机器的功能及发展潜力研究得越来越深，同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神奇的精神潜力却了解得越来越少。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注：安提戈涅：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说过：“世上有无数神奇的东西，但没有一种比人更神奇。”这话现在已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一枚能飞上月亮的火箭看来比人类神奇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东西比上帝创造的人更了不起。
　　让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人的意识和他的潜力的话题。人不仅具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还具有更深刻、更内在、更成熟的能力。比如爱和艺术的表现力。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开发。那些思想家们所认为的积极就是充满活力，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发和唤醒人类在通常情况下被掩盖和受到压抑的力量。
　　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马克思的原文。你们在学校里都听到过马克思，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在宣传，舆论工具中也反复提到他。但在这里，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与过去人们对他的认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现代的人却很少如此，他们不懂得爱可以创造一切，他们经常关心的几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被爱，而不是去给予爱。不是通过自己对别人的爱去唤醒他们的爱，去创造出某些新的，世上从未有过的事物。这样，他就会把被爱看成是一种机会，而要得到它就需要买进所有那些可能使你变得可爱的东西，从漱口水到精致的衣服再到昂贵的汽车。我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很多男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他们的赛车。当然，这样的男人爱他们的汽车也甚于爱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常常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不久就会彼此感到厌倦甚至仇恨，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欺骗，或至少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以为自己在爱，而实际上不过在装样。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
　　同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因为他在那里静坐沉思，或是对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指的是他被一种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他不能行动，而只能反应。
　　当然，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对某种刺激或某种情景做出反应。这些刺激和情景是我们熟悉的，一有适当的信号发出，就会激起特定的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学会了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当它跑向食物时，它是非常“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不过是对某一刺激的反射。在这里，狗的功能与机器相同。行为主义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生物，给他某种刺激，他就会做出某种反应，就象在用老鼠、猴子和猫所做的试验中看到的一样。行为主义确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奖惩原则进行的。奖励和惩罚都是有力的刺激，人类对于它们做出的反应与任何动物可能做出的完全一致，就是去做那些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免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情。他不一定真的要为某些事受惩罚，仅仅受到被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
　　现在再来看看什么叫“被驱使”。比如一个醉汉，他大叫大喊，挥动手臂，显得非常“积极”。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患者。这种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活动过度”。他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到处发议论、打电报、写信件，忙个不停，显得异常活跃。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例子中动力来自酒精，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病人大脑中生物电流紊乱所致。虽然这两个例子的外在表现都是非常积极的。
　　“积极”于是既可以仅仅做为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又可以是形如激情，实为消极的“驱使”和“身不由己”。英语中“Passion”（激情）和“Passive”（消极、被动）分别来自拉丁文“Passio”和“Passivus”，两词的词干相同，在拉丁文中意为“遭受苦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说某人是“充满激情”的，也许并不是对他的赞美。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曾说“嫉妒是一种热心追求痛苦的激情。”其实不仅嫉妒如此，任何身不由己的激情都是如此，如野心、贪婪、权力欲、暴饮暴食等等。所有的嗜好都是造成痛苦的激情，都是消极的种种形式。在现代的意义中，“激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因而丧失了它原有的纯洁性。我暂时不谈它的原因何在。
　　如果人只能单纯地做出反应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这样的人就被认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是消极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做出的反应永远是相同的，从来不会改变方向。一切都象是预先计划好的，都不会出乎意料，没有任何个人的特征、任何思维的活力可言。行为主义将人基本上做为机械看待，因而对人的估价也基本上符合机械的原理：某种刺激将引发某种反应。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所拟定的种种解决方案，就是行为主义者们所称之为的科学。是的，这可能是一种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决不会毫不走样的重复他前一次的行为。在每一时刻他都是不同的，也许不会完全不同，但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流着。我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更象是一门由异化了的研究者使用异化了的方法、以异化了的人为对象的科学。它或许能够照亮人类本性的某些领域，但却没有触及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说明人之何以成为人。
　　我想再举一例来说明积极与消极的区别，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心理学界中影响颇大。西方电子公司委派埃尔顿·梅友教授去该公司设在芝加哥的霍索恩分厂，试图找到一种使那里的非技术女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这些工人的任务是绕制电磁铁使用的线圈，当然是一种极为单调的、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用心的工作。梅友教授认为，也许在上午和下午各拿出十分钟让工人们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梅友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试验计划，然后首先在下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立刻上升了，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方法能起作用感到高兴。梅友进一步在上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又一次上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产量不断上升，看来梅友的理论已被实践所证明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试验可以就此为止，然后向西方电子公司建议：为了提高产量，每天牺牲二十分钟工作时间是合算的。但是埃尔顿·梅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想知道如果将这些改善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取消了下午工间休息，产量依然上升！再取消了上午的工间休息，产量还是上升！这么一来，别人可能会耸耸肩膀，然后宣布试验无效。但同样的事实却使梅友心头一亮：这些工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乏味如前，但梅友向工人们公开了自己的计划，并请他们一同参加。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的试验，他们不仅是为资方效力，还为整个劳动大军做出贡献。梅友于是得以阐明：正是这种新鲜感和参与感，而不是两次工间休息和咖啡在起作用。这个试验使工业心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论点：人们在工作中倾注的兴趣比休息、提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改善更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想在此强调出积极和消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当西方电子公司的工人们对工作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消极的。但是当他们参与了一次试验，感到自己正在有所贡献时，他们马上变得积极，对自己的工作抱有全新的态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一个脖子上挂照相机的旅游者，他到了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座山，一个湖，一座古堡，或是一个艺术展览会。但他并不能专心去看眼前的东西，因为心里老在想着如何照相。对于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用胶片把这些景物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占有它，而并不是真实的景物本身。他把观光和照相搞颠倒了。有相片在手，就可以向朋友们显示自己的成就，或在十年之后藉此回忆自己当时身在何处。不过在这两种考虑中，都把做为人工产物的照片与它赖以成立的自然景物本末倒置了。很多旅游者根本无心观赏，只知道按动快门。一个好的摄影者总是首先试图以自身去感受景物，然后再用照相机来获取它。这样的预先观察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有些人（虽然人数很少）有意不将自己最喜爱的景色拍摄下来，恐怕照片会破坏他们的美好记忆。照片所记录的必然十分有限，而单靠回忆你会感到，昔日所见的那美好的景色在脑海中获得了新生。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在你的头脑中历历如绘。它不是一种图解式的记忆，而是一种再创造。这种积极的活动，焕发、照亮和强化了我们生命的活力，相反就会使我们感到僵死、压抑甚至充满怨恨。
　　想象一下自己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你早已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也明白自己将怎样回答。每个人将如何行事都是明确和预知的，就象自身处在一个机器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你还是去了，也许还会给人一种活跃的印象；你和其他人一样，这儿聊一会，那儿说几句，有时甚至还会激动一下。但当你回到家时，你觉得累极了，每一根骨头都酸痛。你的交谈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象一张旧的，快要磨穿了的唱片。
　　目前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不完全承认、或者应该说不完全察觉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除非他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参与一项积极的活动，去创造、去运用自己的智力，否则他就会感觉到厌倦。这是一种负担，一种障碍，一种他自己无法解释的使人瘫痪的力量，是一种最残酷的拆磨。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流传得很快。一个受到自己厌倦的摆布而无力挣脱的人会有严重的压抑感。您现在可能要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以及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想答案十分简单：今天的人们能生产出许多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你可以吃止痛片，喝酒，参加鸡尾酒会，和老婆打架，去娱乐中心，或者沉溺于性爱，以此来暂时驱散厌倦，就象把垃圾暂时扫到地毯下面一样。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努力使自己对厌倦浑然不觉。但别忘了有时看了一个低劣的电影或是干了什么别的事，那种难受的感觉又会占上风。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已为了寻开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些最无聊的玩艺儿。你不是在运用时间，而是去杀死时间。这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会向你袭来。

虚假的需求

　　不仅是门外仅，就是许多科学家也持有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人类是根据生理需要而运转的机体。人有饥渴感，需要睡眠，需要性生活，等等。这些生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产生精神的疾病和肉体的死亡。而需求一旦满足，则会一切正常。这种观点根本错了。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一个人仍旧可能不满足，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在心理上十分不健康。他所缺少的是能使他积极起来的活力。
　　近几年来有人做过一些使人失去一切刺激的有趣试验。这些人被置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温度和光照都是恒定的，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送进来。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点类似子宫中的胎儿。几天以后，被关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病态倾向，多半是精神分裂。虽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消极的状态是一种心理上致病的因素，它可以使人疯狂。对一个胎儿来说正常的环境，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失常（其实胎儿在母腹中也不象这些试验的接受者那样与任何刺激完全绝缘）。
　　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餍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愉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社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
　　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
　　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
　　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
　　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
　　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
　　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注：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
　　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字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面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哺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注：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