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论不服从（1981）
第八章 单边裁军问题
毋庸置疑，单边裁军的建议——在广义上的无条件拆除一个国家的军事设施——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都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因此，就本文涉及若干军备控制可行的建议而言，它提出另一种有限度单边裁军的思路，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称为“渐次实施的单边行动（或撤军）”的概念，另一种表述是“单边启动的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可行步骤”。这个概念的基本要义是根本改变我们现在多边裁军谈判中采用的方法。我们现在的裁军谈判基础，是每一分裁减都必须使作为对手的苏联也承诺相对等的裁减；所说的改变即意味着我们放弃目前这种方法，而采取一种渐次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单边步骤以期苏联也采取相应步骤，这样目前全体裁军面临的谈判僵局才可能打破。
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奥斯古德的下列描述更清楚地阐明这一单边步骤政策的性质了；就我所知，奥斯古德是提出此见解的第一人，其观点发表在两篇意义深刻的文章里。[13]“为了最大效力地促使敌方作出同样的让步回应，一个单边的裁军行动应该具备下列性质：（1）就军事进攻而言，裁军行动方应明显处于不利态势，但不应处于不能应战之态势；（2）就达到的程度而言，要使敌方清楚看到，它的外在威胁因素降低了；（3）不能使敌方增加对我们的心脏地带的威胁[14]；（4）就效果而言，要使敌方的相应削减行动是明确可以做到且明确显示的；（5）关于此项行动的性质，其作为一项持续政策的目的，以及所期望对方的回应态度，都要事先一一公布，并在各同盟国、中立国、敌对国中广为宣传；（6）并不要求以敌方作出回应承诺为前提条件。”[15]
至于这一改革设计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则需要有见地的专业人士作进一步大量思考。为了对这一政策可能采取的具体步骤提供至少一种思路，我提几点建议（其中一些与奥斯古德的提议不谋而合）：分享科学信息、停止核试验、削减部队编制、撤离一个或多个军事基地、中止德国重整军备，等等。期望苏联人和我们一样有意避免战争，他们会有所回应；一旦相互戒备的进程开始逆转，就可以采取更大步骤以达到完全的双边裁军。再者，我认为裁军谈判必须与政治谈判平行展开，政治谈判主要针对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互不干涉。此外（仍主要与奥斯古德的立场一致）其他单边步骤，诸如承认“奥得—尼斯”线（Oder-Neisse line）、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都将有助于苏联的良性回应（亦即抑制中国，保持在中远东的不干涉态势）。
向裁军方面努力的单边步骤这个命题隐含的前提是什么？（在此我仅提出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接着谈到单边完全裁军的问题时还会涉及其他前提。）它们包括：（1）如前所言，因为双方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极深的怀疑和恐惧，目前的谈判已不足以导向实现双边裁军的目标；（2）若不能达到完全裁军，军备竞赛将继续，这终将导致我们的文明和苏联的文明受到重创；又或即便战争未爆发，军备竞赛将缓慢地折损并最终摧毁那些我们正冒着生存之险去捍卫的价值体系。（3）虽则单边步骤构成肯定的风险（承受风险是这个行动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每一步骤带来的风险并不是使我们作战无力的风险，它与我们不断持续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就美国和苏联而言，虽然更广义的单边完全裁军概念——而非上述渐次裁军概念——在近期尚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我仍认为这一立场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我这么说首先不是因为本刊物的编辑要求我提出这一立场，甚至也不是因为我和其他一小部分少数派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军备竞赛升级带来的危险远比单边裁军带来的危险大。也许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说明我应该发表下列言论，但我的确认为有另外一个恰当而重要的理由：对支持一种激进立场引发思考，即使这一立场实际上不可能被接受，却可以冲破思想的藩篱，使我们走出靠威胁和反威胁手段谋求和平的危险循环。即便我们目前切实的目标是渐次的单边行动，或甚至仅是由谈判而来的双边裁军，但认真分析一下支持单边完全裁军这一不被看好的立场，对开拓新的思路和眼界，确实十分重要。我相信达成完全裁军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出于双方僵化的情感模式和思维习惯；在寻求出路打破目前危险僵局的努力中，任何化解这些固化模型、重新思考整个问题的尝试，都是值得的。
单边完全裁军的提议一直由一部分持宗教、道德、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士在推动，如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以及一些教友会教徒（Quakers）。它也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如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Stephen King-Hall），和C.W.米尔斯（C.W.Mills），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使用武力，但他们坚持不懈地反对热核战争，反对任何核装备。本人的立场则介乎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和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这些人之间。[16]
这两部分人的区别，本质上远不如表象上的大。对国际政治中的不理性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对生命怀有的深切敬畏，将这两部分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享有“人类一家”的共同理念，对人精神上和智性上的潜力坚信不疑。他们听从良心之律令，拒绝参与“将数百万妇女儿童和平民百姓作为人质的政府行为”[17]。无论他们以有神论的语境思考，还是以无神论的人道主义语境思考（这一脉的理义自斯多葛派至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哲学绵延不绝），全都扎根于同一方精神传统，不妥协地秉持着他们的原则。他们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包括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他们正是因为这种反对盲目崇拜的精神与苏联的制度对立，而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方世界随时泛出的盲目崇拜也保持同样的批判立场，不论它们拉着上帝还是民主的大旗。
单边裁军的倡议者都认为，倘若情势发展到了最后关头，个人必须自愿为其最高价值纲领作出牺牲；他们也同样深信，倘若全人类同归于尽，或是上下五千年人类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样的冒险都是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眼看着战争即将变得愈发无意义和愈发具有毁灭性，反对热核战争的人士——不论他们属于宗教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汇聚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在支持单边裁军的人士看来，无论威慑起不起作用，军备竞赛的继续都将是一场大灾难。首先他们几乎不相信威慑能阻止热核战争的爆发。[18]他们认为一场热核战争的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证明为保卫民主生活方式而不得不打这一仗是彻头彻尾的谬误。我们没有必要参与这个猜谜游戏，看交战双方究竟有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人口成为冤魂，又有多少中立国的人口同罹此无妄之灾（取决于核爆时的风向）。这几乎是一道丧心病狂的谜题，因为以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九十的敌方或己方的人口为代价来讨论可以接受的结果本身（当然是不情愿的），就已经显示这种政策确实到了病变的阶段了。理智与情感不断加剧的分裂正是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发展的特征，现在它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据称是理性的方式悄然攀上一个精神分裂的危险巅顶，我们讨论可能的世界性毁灭，原因竟出于自身的行动。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看到美国或苏联的民众，乃至全世界大部分的民众面临突如其来的核武打击和缓慢死亡的威胁时那一幕幕惊恐、愤怒、绝望的情景，一定犹如中世纪黑死病爆发后民众大规模精神错乱的再现。这种大灾难留下的创伤效应将导致新形式的原始野蛮行径，导致每个人身上那些隐藏着的最古旧的元素复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体制中有着此类大量证据。对许多研究人性和精神病理学的学生来说，人类如果目睹和亲历了有如热核战争这类无节制的残暴行为之后，再使他们去珍视自由、去尊重生命或去爱，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研究的事实证明：残暴行为会对参与者造成残暴的影响，以致酿成更多的残暴后果。
但如果核威慑起作用了会怎样？
在一个双边或多边武装对峙的环境中——一个特定社会，不管它的问题有多复杂，或它的满意度有多高，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最大和最不能摆脱的现实问题是蓄势待发的导弹，是与导弹控制有关的嗡嗡作响的数据处理机，是随时启动的辐射计数仪和测振仪，是技术专家总体完善（暂且盖住它的不完善，那会令人感到一种挥之不去却无能为力的恐惧）的大屠杀设置——未来人的社会性格会如何造就？大部分人在经常出现的毁灭性威胁下生活一段时期后，会留下某些心理阴影，表现为惊惧、敌意、无情、狠心，结果会对我们珍视的所有价值观都麻木不仁。这种环境使我们变成了野蛮人——用最精密的机器武装起来的野蛮人。如果我们还在严肃地声称自己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即防范个人沦为大权在握的国家的从属工具），就应该承认这种自由将荡然无存，不论核威慑起作用或不起作用。
除了这些心理上的事实，军备竞赛的继续还对西方文化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19]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已经占据了西方人的主要活动，这成了人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已经将手段变成了目的。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在工作时间，人作为生产团队的一分子受到支配。在休闲时间，人作为消费者，喜欢什么东西竟也受到别人的支配，而且自身对这种支配习焉不察，想象着这就是随心所欲的品位。就在物质生产成为人的生活中心时，人本身面临着沦为一件物品的危险；人崇拜生产的机器和国家这样的偶像，却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在虔心崇拜上帝。一如爱默生所言：“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类疾行。”我们创造的环境自行整合成一道强力，反过来让我们乖乖就范。我们建立的技术和官僚系统指挥我们行事，并为我们作决定。我们也许还不至沦为奴隶，但我们很可能沦为机器人；我们传统中的人的价值——正直、独立、责任、理性、爱——正受到威胁。我们在越来越多谈论这些价值时，它们却已徒成具文。
现在世界的趋势是由精力充沛的机器指挥着无力的人（美苏皆然），这里有技术和人口学上的因素，也有大公司和政府日益集权和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它将到达一个不能折返的点。我们当前的局势已经履薄临深，但还有一线希望使人重新回到马鞍上，复兴伟大的人本主义传统的精神价值。如果没有这种复兴，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激活我们文化赖以生长的精神动力，就会丧失生存必要的生机，不可避免地衰退，重蹈历史上许多强国覆灭的旧辙。对我们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甚至不是共产主义军事势力，而是我们自身信仰的泯灭；现实中，自由、个人独立、信念变成了空洞的仪式，我们将上帝作为偶像膜拜着，我们的活力则不断衰竭。我们没有远见，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千篇一律。其实说到底，对共产主义的很多仇恨都折射出我们对民主精神价值观极度缺乏信心。于是，我们本该体验对赞成之事的爱，现在却得体验对反对之事的恨。若我们继续一方面生活在被他人灭绝的恐惧中，一方面又在计划对他人的大规模灭绝，复苏人本主义精神传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将落空。
单边裁军的益处和危险
如果上述是威慑政策的危险，则支持单边裁军者对裁军政策的利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单边裁军最可能的结果——不论采取这一政策的是美国还是苏联——是它将防止战争。有可能驱使苏美任何一方发动核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永远惧怕对手先发制人，自己或成齑粉。从来不支持单边裁军的赫尔曼·卡恩对这一立场作了言简意赅的表述：“除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自身安全问题之外，美国和苏联之间看不出有任何客观的争执能够解释我们这样相互受制于对方的风险和代价是有道理的。苏联和美国相互深怀恐惧的最大问题是恐惧本身。”[20]如果战争的主要原因的确出于双方对对方的戒惧，则无论苏联还是美国，任何一方的裁军都很可能消弭这一主要的成因，由是亦消弭了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除了恐惧，是否有其他动机可能诱发苏联征服世界的野心呢？一种动机是扩张带来经济利益，这也是十九世纪发动战争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动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1914年或1939年的战争和现在的冲突形势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英国的市场和法国的煤和铁资源都构成了威胁；1939年，希特勒需先对领土进行征服方能实施他想要的经济扩张。而今天，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没有压倒性的经济利益驱使其占领市场和物资，因为将国民生产力水平提高百分之二或三所得到的收益就已经远远大于任何军事征服的代价；况且双方各自均有足够的资金、原材料、物资供应、人口等条件以保障一般生产力的常态增长。[21]
美国广泛持有的比较严肃、可能的动机，是害怕苏联趁美国裁军之际，更肆无忌惮地以共产主义征服世界，并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欲望。这种对苏联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在于错误地高估了苏联目前的性质。的确，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旨在推翻资本主义（或至少在欧洲）和建立共产主义，这有一部分缘于共产主义领导人深信除非欧洲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或至少是德国）采用他们的制度，否则共产主义俄国几乎没有可能一枝独秀；另外也缘于这些领导人被一种信仰激励，认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实现他们凡俗的救世主之梦。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斯大林随后的胜利使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洗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摧毁早前革命主张的一个象征的动作。斯大林的口号“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包含了一个简单的目标——使苏联迅速实现在沙皇体制下未曾完成的工业化。苏联重复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所经历的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但它们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上受到制裁的因素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斯大林的体制现今已经发展到了政治制裁，造成直接的恐怖。斯大林的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革命体制，而是基于计划手段和经济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资本积累已经成功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其特征是民众已经能够享受比以往多得多的消费，亦不像以往那样被迫作出牺牲，由是政治恐怖程度亦大幅减轻。
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在一个重要方面对苏联社会的基本特性未起到毫厘改变：该政权仍然既非革命的政权，亦非社会主义的政权，乃是任何西方世界中最保守的、阶级分化最突出的政权之一，这种政权人道上具有胁迫性，经济上则是有实效的。我们说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放人、克服人的异化，最终废止国家。而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的”口号反映的无非一些空洞的意识形态，其社会现实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南辕北辙。苏联的统治阶级革命，堪比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号称基督教义追随者的作为。引用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来诠释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误解，亦是一种无能——没有能力正确区别何为事实、何为意识形态。此外还应注意一点，我们的态度是苏联能够期望得到的最佳宣传手段。他们置事实于不顾，试图说服西欧的工人和亚洲的农民相信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理想，诸如消灭了阶级社会等等。西方的态度，如果坚持将苏联作为对手，那就旁证了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主张，落入了巩固他们宣传的圈套，这正是苏联人所期望的。（不幸的是，除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辨识力来区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自称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扭曲、败坏的形式。）
苏联的角色被进一步强化，另乃缘于苏联自认它事实上受到一个有潜在扩张可能的中国的威胁。也许有朝一日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会变成我们现在想象的与苏联的关系。假设来自美国的威胁消失，苏联即可能集中精力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除非全世界范围的裁军使得这一威胁亦不复存在。
上述考量显示，苏联不放弃裁军主张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比许多人所看到的似乎来得更遥远。苏联会动用武力优势试图占领美国或西欧吗？苏联人玩转像美国或西欧这样的经济政治机器至少是极端困难的，而且苏联也没有征服这些领地的生死攸关的需求。撇开这些事实不说，为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理由去做一件事，本身就是极难运作的。在西方社会，即便是亲共的工人，对在某种苏式体制下人们不得不遭受胁迫的程度也毫无概念。他们会与非共的工人同样反对那些被迫动用坦克和机关枪镇压示威工人的新当权者。这也会在苏联的卫星国，甚至在苏联体制内部激发革命的倾向，这是苏联统治者最不愿面对的；尤其是这将动摇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危及他的整个政治地位。
最终苏联或尝试将它的军事优势运用在对亚洲和非洲的渗透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就我们目前的威慑政策看来，美国是否真愿意发动一场热核战争来阻止苏联在欧美以外的世界获得某种优势，这亦是值得怀疑的。
所有上述推测也许都有错。单边裁军支持者的立场是，这些推测为错的可能性远低于持续军备竞赛将造成文明万劫不复的可能性，而文明是我们至为珍惜的。
一些心理因素的考量
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一些心理层面上的理由，就无法讨论单边裁军结果——或与此有关的任何共同裁军结果——可能出现的问题。最流行的论点是“苏联人是不可信任的”。如果这里的“信任”是一个道德意指，则确实不幸言中——可信的政治领袖寥若晨星。这缘于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分裂：国家已然成为某种偶像，而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任何不择手段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正当的；但同样一群政治领袖在个人利益的名目下，却不会作出同样行为。如果这里的“信任”是一个与政治问题更为密切相关的意指，则有着另一重含义：“对人的信任”表示相信他们是有着正常心智和理性的人，相信他们会以正常心智和理性行事。如果我和一个对手打交道，只要我相信他心智健全，我就能正确鉴析他的各种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这些动因，因为对于正常人而言，总有些法则和目的是普遍适用的，如生存法则，又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等比法则等。希特勒不能被信任，因为他缺乏健康心智，正是这种心智失常摧毁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权。很明显，如今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些心智正常的、理性的人；因此理解他们能做什么，而且预测他们会根据什么动因行事，这点就变得非常重要。[22]
领袖及其人民的心智健全问题引出另一重思考，无论对我们还是对苏联人都会产生影响：这就是可能性之于概率性问题。在现在的军备控制讨论中，许多论点都是基于可能发生什么事，但不基于有多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恰恰反映了妄想症和健康思维的区别。妄想症患者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幻觉是真的，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逻辑上可能发生的事实，因此不存在任何争论的余地。逻辑上自己的妻子、孩子、同事都有可能仇恨自己，并正在合谋如何将自己置于死地。患者无法相信自己在幻想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只能告诉他们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后一种结论需要查证和评估事实，以及对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在妄想症患者那儿，唯有可能性这一种念头占据其全部身心。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观念就有这种妄想症的倾向。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有多大可能。不论是指导国家事务，还是指导个人生活，这都是唯一理智和现实的方法。
在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些在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对彻底裁军立场的误解。首先，单边裁军的立场被理解为一种投降和屈从。其实正相反，和平主义者和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相信，单边裁军这种表达只有在我们内心发生了深刻的精神和道德嬗变后才能提出：这是勇敢的行为，是抵制的行为，不是懦弱的行为，不是屈服的行为。抵抗行为依据不同的立场观点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甘地主义者和金—豪等人主张的非暴力抵抗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仰，它们充分体现在印度人抵抗英国、挪威人抵抗纳粹这些事例中。《向强权说出真理》这本书清晰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由是我们将自己与一种误称为和平主义但基本属于自利的态度撇清了干系，那种“和平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反军事主义。我们亦与乌托邦主义撇清了干系。虽然选择非暴力涉及在人的身上发生某种根本改变，但这不要求完美主义。……我们一直都在说明非暴力生活的本质就是欣然接受苦难，而非将苦难加诸他人；并且一旦情势需要，就必须准备付出最高代价。显然，如果人们愿意在战争中花费几十亿国帑和牺牲无数生命，他们就无法仅仅因为非暴力斗争会遭致不测而轻巧地否定非暴力运动。同样显然的是，如果缺乏献身精神和承诺，非暴力抵抗也是收效甚微的。非暴力抗争比之暴力抗争反而要求更严的纪律、更强的训练、更大的勇气。[23]
有人亦提出武装抵抗，让男男女女用步枪、手枪或尖刀来捍卫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两种抵抗形式，非暴力或暴力，对于遏制侵略者的进攻都不见得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至少比起认为动用热核武器才能赢得“民主的胜利”来说要更现实。
那些支持“以军备保安全”的人有时会指责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幅理想乐观的人性画面。他们提醒我们“乖谬的人中有着阴暗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一面”。[24]他们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核威慑悖论是激进派基督徒悖论的一种变异。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告白我们会杀人、会赴死的意愿。”[25]撇开这种对基督教义所作的荒唐的歪曲不说，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忘记人性中潜在的罪恶，亦没有忘记生活中悲惨的一面。的确，在一些情形中，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惜赴死。以暴力或非暴力抗争中不得已的牺牲为例，我就看到了这种对悲剧和牺牲表示接受的情形。但是不承担责任和鲁莽的行为则不在悲剧或牺牲之列；在摧残人类、摧残文明的主张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意义和尊严。人自身确有向恶的可能；人的生存就是在与其所处环境固有的两两对立的困厄中挣扎。但是愚蠢行为和没有前瞻性导致的后果——将人类的未来作为筹码押进一场赌局中——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最后再提一下针对单边裁军立场的另一种批评。这种反对意见认为裁军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示弱”。其实我们的立场恰恰是建立在对苏联全能国家原则的否定之上的。单边裁军的支持者强烈反对国家权力至上，他们不愿让国家在军备竞赛中不可避免地无休止增加权力，从而作出那些导致大部分人文成果毁灭和使后代深陷劫难的错误决定。如果苏联体制与民主世界的基本分歧在于后者保卫个人意志，使个人意志免遭全能国家的吞噬，则单边裁军所代表的正是反对苏联国家原则最彻底的立场。
讨论了（广义的）单边裁军问题之后，我想再回到向裁军方面努力的单边可行步骤的建议。我不否认这一有限度的单边行动的形式蕴含一定风险，但考虑到目前的谈判方法久议不决，将来谈判成功的前景亦极不容乐观；又考虑到军备竞赛若持续升温将蕴含更大的风险，我认为此项行动的风险在实践中和在道义上都是值得承担的。目前我们陷入了一个生存机会的泥淖，我们得寄望最好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防辐射掩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发出预警，使一个城市的人口能实现战略疏散；如果“美国的”积极进攻和积极防御能够在几个回合的交火中控制军事局势[26]，死亡人数也许可控制在五百万，或两千五百万，或七千万。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落实，“敌方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打击，将死亡和毁灭推至其所期望的任何程度。”[27]（另外我设想同等程度的威胁也存在于苏联。）在此情况下，“在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出现一项看似可能的协议来阻止那些极端分子、丧心病狂之徒、野心家发起恐怖战争的危险”，[28]我们必须摒弃惯常思维的惰性，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尤其应该用新的解决方案来取代我们目前的选择。
[13] 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Suggestions for Winning the Real War with Communism”），载《冲突解决》（Confict Resolution），1959年12月第4期第III卷，第131页，以及“渐次单边裁军案例”（A Case for Gradual Unilateral Disarmament），载《原子物理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第XVI卷，第4期，第127页起。
[14] 我认为此项条件只能是一种最理想的愿望，因为削弱任何一方潜在的进攻能力都意味着在战略上提升了对方潜在的进攻能力。
[15] 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第316页。
[16] 伯特兰·罗素，《常识与核战》（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伦敦：G.艾伦和安文出版社，1959）；史蒂芬·金—豪，《核年代的防御》（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杰罗姆·戴维斯，H.B.海斯特，（Jerome Davis and H.B.Hester）《在边缘上》（On the Brink）（纽约：赖尔·斯图亚特出版社，1959）；刘易斯·芒福德，“人类的出路”（The Human Way Out）（《彭代尔山活页文选》第97期，1958）；C.W.米尔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 of World War Three）（纽约：西可和沃伯格出版社，1959）；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外交政策和基督教良心”（Foreign Policy and Christian Conscience）（《大西洋月刊》，1959年第5期）；理查德·B.格雷格，（Richard B.Gregg）《非暴力的能量》（The Power of Nonviolenc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Speak Truth to Power, Quaker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to Balance）（1955）。
[17] 乔治·F.凯南，同前，第44页起。
[18] 美国国家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报告亦持这一观点，见《无军备控制的1970年：现代武器技术的含意》（1970 Without Arms Control：Implications of Modern Weapons Technology）（国家计划协会特别项目委员会“论以军备控制获得安全”；计划活页文选第104期，1958年5月，华盛顿特区）。该文指出：“不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会趋于增加，如果过多时间流逝而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难免会上演为真实。”另，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院长E.芬利·卡特（E.Finley Carter）指出，“在应用毁灭性武器技术来谋求安全问题上，苏联阵营和西方同盟制造出了一个共同的死敌，这就是意外引发的核战争的威胁。”（见《斯坦福研究院学报》，斯坦福研究院出版，1959年第4季度，第3卷，第198页）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也有这样的结论：“如果军备竞赛持续几十年而不得到控制，这个世界还能够相安无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同上，第139页）卡恩强调如果仅仅因为战争的毁灭酷烈性质就相信它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1959年12月27日的民主顾问委员会（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上，该组织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宣布：“只要我们仍固守目前的军事政策，不去争取签订意在减缓不稳定局势的更大范围的国际间协议，全面的核战争似乎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相当大。由错误、过失、计算问题等触发核战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危险。”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危险不但存在于技术的失误，也同样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决策性判断失误。如果人们还记得1914年至1939年间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在指导战争中铸成的大错，就不难看到在如今的武器装备条件下，同样类型的领导人会将世界炸得面目全非，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有多么正确。
[19] 对于现代社会的详尽分析，参见本人的《健全的社会》（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
[20] 斯坦福研究院学报，1959年第3卷，第140页。
[21] 缘于同样的理由，对废止战争的前景而言，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环境，不但需要征用大量人力（奴隶），亦需要占领额外的土地来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或获取新的原材料资源。目前和未来的各种技术足以保证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力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便能使物资财富不断增长，而不必奴役或掠夺其他人。在当今时代和在将来，战争的“合理性”只能解释人类对权力和征服的非理性欲望。
[22] 政治领袖人物是否心智正常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一旦政府将目标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却硬要达到平等公正——就会产生狂热和非理性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的例子，斯大林亦同。或者如纳粹政府之所为，试图将一个落后的社会阶层（中低阶层）和经济进步的阶层（工人和商人）双方的利益调和在一起，这也导致其领袖的狂热和非理性。当今的苏联则走上了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成功之路，所以将他们的领导人定位为有常识的现实主义者不足为怪。
[23]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1955），第52页和65页。
[24] 彼得·B.扬（Peter B.Young），《放弃主义者》（The 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5] 彼得·B.扬（Peter B.Young），《放弃主义者》（The 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6] 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 on a Study of Non-Military 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7] 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 on a Study of Non-Military 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8] 引自戴高乐将军1960年4月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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