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心及其善恶本性(1964)

第五章 乱伦关系



  前几章中,我们讨论了两种定向——恋尸癖和自恋——这两种定向的极端形式是反对生命和发展而有利于争斗、破坏和死亡的。在这一章中,我将要讨论第三种定向,即乱伦的依赖关系。[注:乱伦的依赖关系原文为“incestuous symbiosis”,直译为“乱伦共生”。“共生”为生物学术语,指两种生物必须互相依赖才能生存的现象。弗洛姆用“乱伦共生”这个术语来表明乱伦双方互相的依赖关系。——译者注]这一定向的恶的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后果与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定向是相同的。
  我将再次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个主要概念,即乱伦的恋母固结谈起。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概念是他的科学体系的基石。我觉得,他对恋母固结的发现在人的科学中确实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方面,正象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几个方面一样,由于弗洛伊德不得不用里比多理论来表达恋母固结,因而限制了他的发现和成果。
  弗洛伊德观察到,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存在着一种先天的超乎寻常的能量,因而,普通人要完全克服这种依恋是很困难的。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了男人因自己同女人发生关系的能力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后果这一事实,那就是:这个男人的独立性被削弱了,他的有意识的目的和被压抑的乱伦的依恋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各种精神冲突和症状。弗洛伊德认为,在男孩对母亲依恋的背后起作用的力量,是生殖的里比多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对母亲产生性的欲望,从而仇恨父亲,把父亲视为性欲的竞争者。但是,这个小男孩慑于自己的对手有更大的力量,只好将自己这种乱伦的欲望压抑下去,使自己遵从父亲的命令和禁忌。然而,他那被压抑的乱伦欲望却无意识地保存下来了,尽管这些欲望只有在较严重的病状中,才强烈地表现出来。
  至于女孩子,弗洛伊德在1931年承认,他以前低估了女孩对母亲依恋的持续性。有时,“这种持续性包含着一段很长时期的性欲发端期。……这些事实表明,女子的前恋母情结阶段比我们迄今所想象的更为重要。”弗洛伊德继续说道:“看来,我们应该取消把恋母情结是神经病的基础这一论断的普遍性。”然而,他又补充说道,如果有人不愿接受这个修正意见的话,那么,他尽可以这么做,因为人们既可以“扩大恋母情结的内容,使之包括到所有的孩子同双亲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女子只有在征服了被消极的情绪所支配的第一个阶段之后,才能达到正常的恋母情结的状态……。”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女孩的发育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前恋母情结阶段。这个认识令我们惊奇,它可与希腊文明之后所发现的米诺——迈锡尼文明的意义相匹敌。”[注:弗洛伊德《论文选》第五卷第251~254页。]
  在最后这句话中,弗洛伊德与其说是清楚地不如说是含蓄地承认,早在发育的最初阶段,两性中就已普遍地存在着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与前希腊文化的母系氏族的特征相比较,犹胜一筹。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一贯坚持这个思想。首先,他认为,恋母情结的依恋阶段可以称之为前恋母情结阶段,以为这个阶段在女子那里远比在男子那里更为重要,这种说法有点荒唐。[注:同上书,第258页。]第二,弗洛伊德只是用里比多理论来理解女孩的这个前恋母情结阶段。不过,当弗洛伊德表明下述看法时,他已经接近于超越里比多理论。弗洛伊德指出,许多妇女都抱怨没有足够长的喂奶期,这就使他感到怀疑,“如果审察一下那些和原始人具有同样长的哺乳期的孩子的话,是否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抱怨了。”但是,弗洛伊德只作出了这个回答:“孩子的里比多欲望是多么强烈啊!”[注:同上书,第262页。]
  就我的经验而言,女孩的前恋母情结在性质上不同于男孩的前恋母情结,前者是一种远为重要的现象,与这种现象相比,男孩的生殖乱伦的欲望则居于次要地位了。我发现,男孩或女孩的前恋母情结的依恋是进化过程中的主要现象之一,也是神经病或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不愿把这一现象称为里比多的表现,不管我们用不用里比多这个名称,我宁可对这种现象作这样的解释,即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男孩的生殖欲望。从“前生殖”的意义上讲,这种“乱伦”的欲望是男人或女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感,是人渴望得到保护,得到自恋的满足的需求;人也渴望从责任、自由和意识的危险中解放出来;他还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需要付出自己的爱作为报答。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需要在婴儿那里是存在的,母亲则成了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婴儿就无法生活下去。因为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各种力量。他需要爱和关怀,而这是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的。如果母亲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么必须有另一个被H.S.沙利文称之为“象母亲那样的人”担负起母亲的任务,这个人可以是祖母,也可能是姑母。
  但是,婴儿需要一个如同母亲一般的人这个相当明确的事实却掩盖了这一点,即不仅婴儿是无能的,他需要一种安定感,从许多方面来看,成年人也是无能的。尽管成年人能劳动、能完成社会分派给他的工作;能比婴儿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的威胁和危险,但却知道他是无法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无法预测灾难的发生,无法避免疾病的〔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疯狂地渴望获得一种给自己带来安定、保护和爱的力量更为自然呢?这种欲望不仅仅是他眷恋母亲的“再现”,它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与婴儿渴望能一直得到母亲的爱是一样的,虽然这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如果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也能为自己的余生找到“母亲”的话,那么就可以消除生活中出现的危险和悲剧。假如人真的如此无情地去追求这种海市蜃楼(fata morgama),我们是否会感到惊奇呢。
  但是人至少也明白,失去的乐园是不能复得的;人注定要生活在不安定和危险之中;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有充分发展自己的权力,才能使自己获得一点力量和胆识。于是,他从诞生开始,就为这两种倾向所苦恼:一种是走向光明,另一种是倒退到母体中去;一种是向往冒险,另一种是祈求安定;一种是为争取独立而冒险,另一种则安于保护和依靠。
  从遗传学的意义上讲,母亲是第一个维护和保证这种安定性的力量的化身。但母亲决不是唯一的一个化身。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作为一个人的母亲以后经常被家庭、家族以及同一血统和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的人代替或补充。往后,当集体的数目日益扩大的时候,种族、民族、宗教或各种政党便成了“母亲”,成了保护和爱的保证人。在较原始的人那里,自然本身,大海和海洋都是“母亲”的伟大化身。真实的母亲所起的作用已由家庭、家族、民族、种族所取代,这种转变具有同样的好处,我们已经在个人自恋转化为群体自恋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一点了。首先,任何人的母亲多半死在自己的孩子之前,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不朽的母亲形象。此外,对自己的母亲的忠实,会使这个人感到孤独,并远离其他具有不同母亲的人。然而,如果整个氏族、民族、种族、宗教或上帝可以变成一个共同的“母亲”的话,那么,母亲崇拜就会超越个人,把他与所有那些崇拜同一母亲偶象的人联合起来;而且,谁也不会在崇拜自己的母亲这一偶像的时候感到忸怩不安;对团体所共有的“母亲”的赞美会使人的思想统一起来,消灭各式各样的妒嫉。对伟大母亲的许多崇拜,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拜——它们全部证明这种崇拜的强烈程度。我们很容易从经验上来证明这一事实,即那些深深地爱恋着自己母亲的人,与那些对民族、种族、土地和血统有着特别深厚关系的人是密切相联系的。[注:在这里,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有趣的,即西西里岛人的黑手党,一个专属于男人而拒绝妇女参加的严密的秘密团体(顺便说一句,这个团体也从不伤害妇女),被它的成员们称为“妈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关于在同母亲的关系中性欲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作一补充。对弗洛伊德来说,性欲在男孩对其母亲的依恋中是一种决定性因素。这个结论是弗洛伊德将下述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才得出的:一是男孩对母亲的依恋,再一个是幼年时存在着的生殖要求。弗洛伊德用第二个事实来解释第一个事实。毫无疑问,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男孩对他的母亲有性欲要求,而女孩则对她的父亲有着这一要求。但是,完全撇开双亲的吸引力是这些乱伦欲望的重要原因这个事实不谈的话,弗洛伊德首先看到这个事实,结果又否认了,后为弗兰茨(Ferenczi)所接受,那么可以说,性欲要求不是恋母情结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再者,人们可以在成年人的梦中发现乱伦的性欲,从而说明,性欲常是防御进一步退化的机制,男子以此维护其男性的特征,从而抵御返回母体去的欲望。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女孩对其母亲的乱伦固结。在男孩方面,这里所说的恋母情结,从广义上来讲是与进入这种关系的任何性欲因素相一致的。女孩就不是这样了,她的性欲吸引力是针对父亲的。按我们的理解,乱伦固结是针对母亲而言的。正是这一区分使得这个事实更为清楚:即使没有性刺激的痕迹,同母亲的最深沉的乱伦关系依然存在。有关女子的大量临床经验说明,她们对母亲的乱伦的依恋程度,和我们在男子那里看到的一样强烈。
  同母亲发生的这种乱伦关系经常不只是意味着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和保护,而且也包含着对母亲的恐惧。这种恐惧首先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和独立意识的那种依赖的结果;也可能是害怕我们在严重退化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种倾向:倒退到幼儿或返回到母体中去。正是这些乱伦的愿望把母亲变成一个危险的吃人的东西,或一个十足的破坏性的怪物。然而,须略加说明的是,这种恐惧往往并不首先是一个人倒退的想象的结果,而是由这一事实引起的,即在现实生活中,母亲是一个野蛮的、吸血鬼似的或有恋尸癖的人。如果这样一个母亲的儿子或女儿,在没有和她割断联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就难免摆脱不了被母亲吃掉或毁掉的种种极度的恐惧。在这种场合下,唯一能治疗把他逼到疯狂边缘的恐惧的方法,就是要有割断和母亲联系的那种能力。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所产生的恐惧,同时又说明了人之所以很难切断这种密切联系的原因。因此,人仍受这种依赖关系的约束,从而削弱了自己的独立性、自由和责任感。[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我的观点同荣格是一致的。荣格是把乱伦情结从它狭隘的性欲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人。然而,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我和荣格又有分歧,但是如果我深入论述这些不同之处的话,就会使这本小册子显得过分冗长。]
  至此,我已对母亲的不合理的依赖和恐惧的性质作了一般的描述,以此同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关系区别开来。弗洛伊德从这些性的关系中看到了乱伦欲望的核心。我们还应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另一种现象,即在乱伦固结中倒退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也要把良性的恋母情结形式同恶性的乱伦固结区别开来。所谓良性,即不是病态性质的,而恶性的乱伦固结形式我又称之为“乱伦的依赖关系”。
  我发现良性的恋母情结的形式是颇为常见的。有这种恋母情结的男人,需要得到女人的安慰,得到女人的爱和崇拜;他们需要有人照顾、供养和关心。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爱,他们就会有点儿焦躁不安和沮丧。当这种恋母情结还不至太强烈的时候,它并不会损害男人的性欲或感情的力量,也不会损害他的独立性和尊严。令人惊奇的是,多数男人,仍有这种固结的因素,希望在女人身上找到某种母亲的形象。然而,当这种恋母情结很强烈的时候,我们常能发现性欲或感情冲动的某种冲突和症状。
  第二种形式的乱伦固结具有更严重的神经症性质(在这里,我只是选择一种描述的形式来谈这种区别,以便达到简明扼要的目的。实际上不存在三种明确的区别,只存在着从最无害的乱伦固结形式到最有害的形式的一种连续。我在这里论述的层次就是这种连续的最典型的表现。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的话,那么,每一个层次至少还可以划分为几个“次层次”)。在恋母固结这个层次上,人就不能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而在并不那么严重的形式里,这种固结经常需要随时就能获得一个母亲形象,这个形象本身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需求,只是期待着成为一个人们可以无条件依靠的人。在这种固结的更为严重的表现形式中,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子选择一个具有严厉的母亲形象的女人作为自己的妻子,他觉得自己象一个囚犯,无权去做任何不利于母亲式的妻子的事。他一直害怕她,以免惹她发火。他或许会在无意识中进行反抗,然而他自觉有罪,从而比以前更加顺从了。反抗可以在性关系的不贞,情绪的郁闷,突然的发怒,身心不宁或一般的阻碍工作进程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这个人也可因严重怀疑自己有无男子汉气概而苦恼,或因诸如阳痿、同性恋这种性欲失调而苦恼。
  与这种忧虑和反抗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不同,另一种恋母固结与有诱人的男性自恋的态度混合在一起。这样的人在幼年时往往感到母亲喜欢的是他们而不是父亲,母亲夸奖他们,而藐视父亲。因此,他们发展了一种强烈的自恋,使他们觉得自己胜于父亲——说得更恰当一点,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强。这种自恋的信念使他们不需要做很多或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证明自己的伟大。他们之所以伟大是以同母亲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他们整个自我价值的意识,是与那种无条件地、无限止的崇拜他们的女子的关系密切相关的。他们最害怕的莫过于得不到他们所选择的女子的崇拜,因为这种失败将会威胁到自恋、自我崇拜的基础。但是,这种男人虽然害怕女子,却不如前一种害怕那样明显,因为这种害怕的情景是为他们有诱人的自恋态度所支配的,这种态度给人以热烈的男性形象。然而,和其它类型的强烈的恋母固结一样,这种类型同样认为,对其他人(除母亲形象外的男人和女人)的爱、关心和忠实都是一种犯罪。人们不必对任何人或任何事,包括工作在内,发生兴趣,因为母亲要求忠贞不二的顺从。如果他们对什么事有一种即使是最无害处的兴趣,或发展成为不能忠实于任何人的那种“叛逆者”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常常感到一种内疚,因为他们不能不忠实于母亲。
  下面几个梦便可以说明恋母固结的特征。
  1、一个男子梦见他独个儿徘徊在海滩上,一位年老的妇女走过来,对他微笑。并暗示他可以吸吮她的奶。
  2、一个男子梦见一个很有力量的女人抓住了他,把他举在深谷之上,又将他摔下去,使他身亡。
  3、一个女子梦见自己遇到了一个男子,这时出现了一女巫,她深为惊恐。这个男子开枪打死了女巫。她(梦者)却跑了,因为她害怕自己会被人发现,于是向这个男子打招呼,示意他跟着她跑。
  我们几乎不需要对这几个梦作任何解释。第一个梦的主要意思是希望得到母亲的爱抚;第二个梦是害怕为全能的母亲所毁;第三个梦是女子梦见她母亲(女巫)会把她毁掉,如果她爱上一个男子的话。所以只有母亲死了,她才能获救。
  那么,恋父固结又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男女中都存在着这种固结。对女子来说,有时还混杂着性欲。但是,恋父固结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依恋母亲——家庭——血统——土地的固结那样的深度。当然,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下,父亲本身可能成为一个母亲形象,但在正常情况下,父亲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母亲。母亲在孩子生命的一开始就养育着他,使孩子感到有人在保护着他。这种感情是具有恋母固结的人的一种永久性的愿望。婴孩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母亲——因此母亲既能给予生命又能夺走生命。母亲形象既是生命的结予者又是生命的毁灭者,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人。[注:例如可以比较一下在印度神话中女神卡丽(Kali)的双重作用,和在梦中老虎、狮子、巫婆或吃人的妖人作为母亲的象征这样两种情况。]另一方面,父亲的作用则不同。他代表人为的法律和秩序,社会统治和责任。他是一个执掌惩罚或奖励的人。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做了必须做的事才能获得这种父爱。由于这个原因,对受父亲约束的人会更有希望通过顺从父亲的意志来获得他的爱;但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爱,稳定和保护等这种快感是很少出现在受父亲约束的人的经验中。[注:我顺便提一下以母亲为中心和以父亲为中心的文化和宗教在结构上的区别。南欧和拉美的天主教国家以及北欧和北美的新教徒国家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在M.韦伯(Max Weber)的《新教徒的伦理学》和我的《逃避自由》这些著作中,已讨论了这种心理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在以父亲为中心的人身上,很少发现将要论述的有关恋母固结的那种退化的深度。
  恋母固结最深的层次是“乱伦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有着依赖关系的人,是他所依恋的那个“主人”的重要部分。没有那个主人,他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这种关系受到威胁,他就会感到极度的忧虑和害怕(在接近于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中,隔离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突然爆发)。当我说没有那个主人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他在肉体上总是必然地和这个“主人”联结在一起的;也许他难得见到他或她,或者说,这个主人也许已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关系可以采取某种文化中所规定的“祖先崇拜”的形式);这主要是一种感情和想象上的结合。对有依赖关系的人来说,要认识他本人与主人之间的那种明确界限即便是可能的,也一定是十分困难的。他感到自己和别人是浑然一体,是她的一部分而和她结合在一起。这种依赖关系的形式愈极端,也就愈没有可能明确地意识到两人的这种分离。正因为缺乏对这种分离的认识,才能说明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依恋自己主人的那种人的“依赖”性之所以遭到误解的原因。因为“依赖”必须先有两个人之间的显著区别为必要条件,才能使一个人依赖于另一个人。在一种依赖关系中,具有这种依恋倾向的人有时会觉得自己比主人强,有时又觉得自己不如这位主人,甚或同这位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中,但这两个人总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母亲和胎儿的合一是对这种互相依恋的统一体的最好的说明。胎儿和母亲既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注:参见M.A.列车哈也(M.A.Lechebaye)的《象征的实现》(国际大学出版社1955)一书中对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紊乱的病人所具有的这种依赖关系的精辟论述。]然而,也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当事者双方都互相依恋各自的对方,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涉入到一种感应性精神病。这种感应性精神病使得两个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幻觉,因为他们所共同享有的这个体系构成了他们所认为的现实。在极端退化的依恋关系的形式中,无意识的欲望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母体中去的欲望。这种愿望经常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希望(或害怕)淹死在海洋里,害怕为世事所毁;希望人的个性完全消失,重新与自然结合为一体。然而,这种深刻的退化欲望必然与生存的愿望相冲突。因为回到母体中去也就意味着剥夺生的权利。
  我已经试图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同母亲的关系,即希望得到母亲的爱,又害怕母亲所具有的这种破坏性。这两方面都要比弗洛伊德在性欲基础上所设想的“恋母情结”更为深刻、更为重要。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有意识的知觉与无意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男子记起或想像到自己对母亲所具有的性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抗拒的困难。因为他懂得性欲的性质,他的意识不需要知道他所欲求的那个对象。希望象婴儿一样得到别人的爱;希望丧失人的全部独立性;希望重过幼儿的生活;甚或回到母体中去,这一切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依赖关系很不相同。所有上述要求决不是可以用“爱”、“依赖”甚或“性欲固结”这些字眼来包含的。所有这些术语与在它们背后起作用的经验力量相比都是贫乏的。“对母亲的恐惧”同样如此。我们全都知道,害怕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可以咒骂我们,侮辱我们,惩罚我们。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并多少有些勇气去对付它。但是,如果我们被关进一个狮子笼子,这头狮子正张口以待,或者,如果我们被扔进满是毒蛇的深坑,我们是否知道,那会有什么感觉呢?当看到自己处于这种令人战慄的无助地位时,我们能否表达出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恐怖呢?然而,对母亲的“恐怖”,也恰恰是这种经验。我们要使所用的这些字眼获得无意识的经验,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人们常常说到依赖、恐惧而没有真正懂得他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适用于描述经验的语言,也就是梦的语言或神话和宗教中的象征性文字。如果我梦见我要在海洋中溺死(伴有畏惧与快乐的复杂感情),或者,如果我梦见我正想从要把我一口吞下的狮子身边逃走,那么,实际上,我是在一种语言中做梦,这种语言符合于我实际经验到的事物。当然,我们的日常语言与那些允许我们自己可能认识的经验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要透彻了解我们内心的真实性的话,我们必须努力忘掉习惯性的语言,用已被遗忘的符号主义的语言来思考。
  显然,乱伦固结的症状,依赖于退化的程度。在最良好的情况下,除了对女人的稍有过分的依赖和恐惧外,几乎没有什么病状可言。退化的程度愈深,依赖和恐惧程度就愈强烈。在最原始的层次上,依赖和恐惧已达到与健全的生活相冲突的程度。还有其它病状的因素也依赖于退化的深度。乱伦定向犹如自恋那样,是与理性和客观性相冲突的。如果我未能切断与母亲的密切联系,如果我坚持崇拜稳定和保护的偶像,那么这种偶像就会变成神圣的东西。人们不能批评它,如果“母亲”是不会犯错误的话,那我又如何能对别人作出客观的评价呢?即使这个人是与“母亲”有冲突或不为“母亲”所赞赏的。当固恋的对象不是母亲而是家庭、国家或民族的时候,这种判断的有害形式就不会显得那么明确。因为这些固恋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对国家或宗教的一种强有力的固恋很容易导致偏见和歪曲的评价,而人们却把这种评价看作是真理,因为这是一切具有同一固恋倾向的人所共同享有的。
  对理性进行了歪曲之后,在乱伦固结中居于次要地位的病理特征,就是没有把其他人当作完全的人来体验。只有那些具有同一血统或土地的人才被看作是人,而“异乡人”则被认为是野蛮人。结果,我也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异乡人”,因为除了被共同的血缘关系统一起来的团体所体验到的这一残缺不全的形式外,我不可能体验到人的本性。这样,乱伦固结就损害或毁灭了——按退化的不同程度——爱的能力。
  乱伦固结的第三种病症就是它是与人的独立和完整性背道而弛的。受母亲和家族束缚的人,就没有自身的自由,没有确立自己信念的自由,甚至也没有犯罪的自由。他既不能面向这个世界也不能拥抱这个世界。他总是处在母亲般的民族——国家——宗教固结的牢狱里。人只有彻底摆脱母亲,才能自由地发展,达到自身的独立,以致于从所有乱伦固结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乱伦固结通常是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的,或者说,它似乎总是以那种看来是合理的方式使之合理化。有些被他母亲牢牢束缚着的人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使自己的乱伦关系合理化,诸如为母亲效劳就是我的责任;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她对我有生身之恩;她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是多么了不起啊。如果固恋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母亲,而是国家的话,这种使之合理化的理由也是相同的。它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们应把一切归功于国家,或者赞叹国家是多少不平凡,多么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继续受母亲式的人和类似母亲形象的血统、家庭、家族束缚的倾向,是一切男子和女子与生俱来的。这种倾向经常与相反的倾向——生、进步、生长——相冲突。在正常的发展情况下,生长的倾向总是占上风。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那种倒退的、互相依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结果使人多少陷于无能之中。弗洛伊德关于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都可以发现乱伦欲望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思想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自己的设想。乱伦欲望首先不是性欲的结果,而是构成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定向:希望同自己出身的地方保持联系,害怕自由,害怕被他本人没有能力接近的形象所毁灭,因而他只得放弃任何独立性。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种定向之间的相互关系。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结的轻度表现形式彼此是十分不相同的,而且,往往一个人可以有其中的一种定向,而不同时具有其它的定向。在这些定向的非恶性的形式中,也不会有一种定向会严重地剥夺理性和爱的能力,或造成强烈的破坏(作为一个例子,我想提一下D.罗斯福这个人。这是一个兼有温和的恋母固结和自恋,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恋生定向的人。对比之下,希特勒几乎完全是一个只有恋尸癖的、自恋的和乱伦定向的人)。但是,这三种定向的恶性程度愈甚,它们也就愈汇合在一起。首先,乱伦固结和自恋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就个人还没有完全从母体中出现这点而言,这个人就不可能自由地与别人发生联系或自由地去爱别人。他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他自恋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个人自恋转化为集团自恋的过程中最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伦固结与自恋的混杂。这种特殊的混合可以用来解释权力和一切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政治狂热的不合理性。
  乱伦依赖和自恋的最原始的形式,是与恋尸癖结合在一起的。渴望回到母体中,回到过去,同时也就是渴望死亡和毁灭。如果将恋尸癖、自恋和乱伦依赖关系的极端形式混杂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混合称之为综合病症,我建议可称它为“退化综合症”。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确实是邪恶的,因为他背弃了生活的发展,是一个献身于死亡和不健全的人。希特勒便是这种“退化综合症”的最具有史实意义的一个例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深深地迷恋于死亡和破坏;他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自己的愿望和思想就是唯一的现实。最后,他又是一个有极端强烈的乱伦欲望的人。不管他与他母亲的关系怎样,他的乱伦定向主要表现为狂热地献身于有共同血统关系的民族和人民。他为不让德国民族的血液被毒化从而拯救德国民族这一思想所困扰。这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首先要把德国民族从梅毒中拯救出来,其次,把它从犹太人的亵渎中拯救出来。自恋、死亡、乱伦这三种定向的混合,必然使象希特勒这样的人成为人类和生活的敌人。这种三位一体的特征,在R.霍夫的《雅典的狐狸》一书中得到最明确的描述:
  “当性行为的整个本质就是承认一个‘他者’的时候,希特勒的那个永远不会丧失的一元论的‘我’,究竟如何会屈从于整个性行为的呢?无疑,希特勒有一个牢固信念,即他认为自己是宇宙唯一的感情中心,唯一的真实化身。宇宙会有这种化身或曾经有过这种化身吗?由于希特勒是唯一的存在,这当然是他至高无上的内在‘权力’的理论基础。‘我是唯一的存在,在我之后,没有其他人’这个宇宙除他之外没有人只有物。因此,对他来说,全部‘人’的代名词都缺乏应有的感情内容。这就使希特勒无拘无束、庞大无边地设计和创造各种意图:对这个设计师来说,要改变政治家的态度也是十分自然、容易的事,因为这些政治家同他掌中的新鲜玩意儿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这些‘人’只不过是仿效他的‘物’,也即是工具、石头的同义语。所以工具都是有把手的——耳朵就是充当把手的。诚然,对石头的爱、恨或怜悯(或把真理告诉石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希特勒便成了一个个性极为病态的人,一个真正赤裸裸的自我:当这样一个自我反常地生活在从临床角度看是健全的成熟的成年人中的时候,他就显得极度的病态(对新生儿来说,自我无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开端,这种正常状态一直可以延至青少年时期)。这样,希特勒的这个成年人的‘我’,已发展成为一个膨大而无特征可言的赘物,就象一个恶性肿瘤一样……
  “这个痛苦的、疯狂的动物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
  “‘黎恩济之夜’,即是一个看完歌剧以后,在林茨城的弗莱堡(Freinberg)度过的那个夜晚。那一定是他少年时代最美妙的一夜,因为就在那个夜晚他第一次证实自己是一个孤胆英雄。这驱使他在黑暗中走到一个高高的地方。难道他不曾在此时此地展示了全部尘世的王国吗?面对古代的教理问题,难道他不曾一度全心全意地赞成过吗?在十一月星星的作证下,难道他就没有在高山上达成永久的契约吗?但是,现在……现在,当他似乎浮在黎恩济式的浪尖上的时候,汹涌的海浪以强大的力量把他冲到柏林。波峰倒海翻江地向他压来,把他冲下去,使他深深地、深深地陷入绿色的咆哮着的深渊中。
  “他在床上猛烈的翻腾着,喘着气——他要淹死了(这是所有事情中希特勒最害怕的事)。淹死?那么……好久以前,在林茨城的多瑙河桥上自杀的少年摇摇欲坠的一刹那……很久以前,这个具有神经质的孩子毕竟已经跳了下去,然而,这一切终究是一场梦!然而,在他梦中淹在水里的那对耳朵,现在毕竟听到了雄壮的多瑙河歌唱的声音了。
  “在他四周的深绿色的亮光中,一张死人面孔正向他漂来;这张死人脸上,有他自己的稍微肿胀的睁着的眼睛,这是他已亡故的母亲的面孔,就像他最后一次看到的那样,睁着眼睛、毫无血色地躺在白色的枕头上。这张死了的,白色的和空虚的脸曾给过他以爱。
  “但是,现在那张脸变成了好几张脸——它们全都在水中围绕着他。所以他的母亲就是这水,就是这将要淹死他的水!
  “这样,他就不再挣扎了。他的主要姿态是把下巴支在膝头上,躺在那里,让自己淹死。
  “于是,希特勒终于睡着了。”
  在这短短的一段引文中,作者就以一个作家仅有的方式把“退化综合症”的全部因素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们看到,希特勒的自恋,他渴望溺死——水就是他的母亲——死对他的吸引力,这一切都是由他死去的母亲的面孔来体现的。他将下巴支在膝盖上这一主要姿势,则象征着他试图退到母体中去的样子。
  希特勒只是“退化综合症”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有许多人是以暴力、仇恨、种族主义和自恋的民族主义为生的,这些人便患有这种综合症。他们是暴力、战争的破坏的领导者或“真正的信奉者”。他们之中只有那些最不安定和有病的人才会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这一真正的目的,甚或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些目的。他们试图使自己的定向合理化,即把这种定向说成是对国家的热爱,是责任和荣誉等。但是当正常的文明生活的方式被破坏的时候,就象在国际战争或内战中发生的那样,那些人就不用再去压制自己的最强烈的欲望了。他们会唱起仇恨的赞歌;当他们能为死亡尽力的时候,他们将表现出活力,并发挥出各自的才干。确实,战争和暴力的气氛乃是患有“退化综合症”的人最能充分显示自身的场合。当然,多半只有少数人才是为这种综合症所驱使的。然而,事实上,在争斗、冲突、冷战和热战的时候,不管这些人是不是为这种综合症所驱使,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使他们成为危险的传染病(一种仇恨的传染病)的媒介的真实动机。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自己是热爱死亡、害怕独立的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团体的各种需求才是唯一的实在。他们在肉体上并不象麻疯病人那样处在孤立的状态之中。正常的人如能认识到隐藏在他们虔诚的合理化背后的那种不健康的恶性的需求,也就行了,它足以使他们对其疾病的影响获得某种免疫力。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知道:不要把言词当作现实,要从患有一种疾病的人的欺骗性的合理化中看到,只有人才可能患有这种疾病,这就是在生命消失之前对生命的否定。[注:我建议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提纲,即通过“投射询问”的方法,可以发现那些患有恋尸癖、极端自恋和乱伦依赖疾病的人的影响。这样一种询问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对美国人口进行分层、抽样的研究中去。这不仅可以发现“退化综合症”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同其它因素、诸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宗教以及地理起源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结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可供讨论的,尽管在本书中,这种讨论必须是简单的。
  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以里比多这一发展与进化的理论与基础的,即从自恋定向发展到口腔接受型定向、口腔进攻型定向,肛门虐待狂定向,再发展到阴茎和生殖型定向。在弗洛伊德看来,最严重的精神病是由停止或倒退到里比多发展的最初阶段所引起的。例如,倒退到口腔接受阶段,结果被认为是比倒退到肛门虐待狂阶段更为严重的一种症状。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一般原则,并不为临床观察的事实所证明。口腔接受型定向本身比肛门型定向更接近于生活;因此,一般说来,肛门型定向比口腔型定向更容易使症状加重。此外,口腔攻击型定向则比口腔接受型定向更容易使症状变得严重,因为前者包含着虐待狂和破坏的因素。结果,我们几乎把弗洛伊德的理论颠倒了一下。与口腔接受型定向相关的是最不严重的症状。较为严重的症状分别与口腔攻击型定向和肛门虐待狂定向联系在一起。假定弗洛伊德的这一观察,即从遗传学的角度讲,发展的次序是由口腔接受型定向到口腔攻击型定向,再发展到肛门虐待狂定向是有效的话,那么,人们就必然不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即在较早阶段的固结就是更为严重的症状。
  无论如何,我认为,较早的定向是更严重的症状的根源,这种进化的假设并不能解决问题。我的理解是,每一种定向自身还有各种倒退的层次,即从正常的到最原始的病理层次。例如,当口腔接受型定向与一般成熟的性格结构,即创造力的最高程度相结合的时候,它可能是混和的。另一方面,当它与高度自恋和乱伦的依赖定向相结合的时候,口腔接受型定向将表现为一种极度依赖和恶的病状。如果将几乎是正常的肛门型性格和恋尸癖性格相比较一番,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我建议,不能按里比多发展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别来决定病状的轻重,而应该按照倒退的程度来判断。这种倒退的程度又是在每一种定向(口腔接受型、口腔攻击型等等)□□确定的。此外,必须记往,我们不仅研究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种根源于各自生殖区域(同化模式)中的定向,而且也研究与各种同化模式有一定类似之处的人的关系形式(如爱、破坏、施虐受虐狂)。这样,例如在口腔接受型定向和乱伦定向之间、在肛门型定向与破坏型定向之间便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我在本书中所研讨的是这种亲缘关系领域中的定向(自恋、恋尸癖、乱伦定向——“社会化模式”),而不是研讨同化模式,但在这两种定向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本书多少证明了恋尸癖与肛门定向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于恋生与“生殖型性格”之间,以及乱伦固结与口腔型性格之间。
  我已经试图说明,这里所描述的这三种定向中的任何一种定向都可能发生在退化的各个层次上。在每一种定向中退化愈深,这三种定向也就联系得更紧密。在极端退化的状态中,它们汇合成我所说的那种“退化综合症”。另一方面,这三种定向也随着达到的最佳成熟条件,而倾向于融为一体。与恋尸癖相对立的是恋生;与自恋相对立的是爱人;与乱伦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是独立和自由。这三种定向的综合我称之为“发展综合症”。下面用图解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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