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心及其善恶本性（1964） 第三章 对死和生的爱恋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和攻击行为，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为（似乎是为）达到生的目的服务的，因而对人的生活来多，多少是有益处的。在本章和以下各章中，我们将要论述各种反对生的定向，这些定向形成了严重的精神病的核心，换言之，也即是真正罪恶的本质。我们所要论述的这三种不同的定向是：恋尸癖、自恋和恋母情结。 必须指出，倘若这三种定向的程度都是轻微的话，那么，它们便不是病态的表现，而是健康的表现。但是，本章重点论述的是这三种定向的恶的表现形式，它们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退化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decay）。这是最严重的病态行为；同时也是最残暴的破坏行为和非人道主义的根源；它体现了罪恶的本质。 关于恋尸癖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没有比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1936年所作的扼要解释表明得更清楚了。那时正值西班牙内战刚开始之际，乌纳穆诺任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米兰阿斯雷将军来到这所大学发表演说。那天，就在演讲大厅的后排座位上，将军的一个随从高呼了“死亡万岁”这一口号。这一口号乃是米兰阿斯特雷将军最喜欢的格言。当将军演讲完后，乌纳穆诺站起来说道： “……刚才我听见一个恋尸癖愚蠢地叫喊着：‘死亡万岁！’我想对你们说，这样一个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论点已使我感到讨厌。作为一名专家权威，我一生都在为廓清这些悖论而努力，正是这些悖论引起了那些没能理解的人的愤慨。米兰阿斯特雷将军是一个残废人，不说也明白，他是一个战争伤员。塞万提斯亦是如此。不幸的是，目前在西班牙，这样的残废者太多了。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么，不久就会出现更多的残废人。这使我痛苦地意识到米兰阿斯特雷将军代表了这样一种大众心理的模式：一个缺乏塞万提斯式的伟大精神的伤病员总喜欢通过造成他周围人的四肢残缺来寻求某种不详的解脱。”说到这里，米兰阿斯特雷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声疾呼起来：“消灭理智！”“死亡万岁！”随即，从长枪党成员们那里暴发出一阵表示赞同的呼声。但是，乌纳穆诺继续说道：“这里是理智的神殿，我是这殿堂的最高教父。玷污这神圣的教堂之地的正是你。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更多足够的野蛮势力。但是，你却征服不了人民的心，因为赢得别人的心需要采用说服的方法，而说服别人则需要在斗争中获得理性和正义，这正是你所缺少的。我知道，规劝你考虑一下西班牙的命运，确实是徒劳无用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注：引自H．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纽约，1961）第354—355页。乌纳穆诺这段演讲，托马斯转引自L．波蒂洛的译文，此译文发表在《地平线》以及在考诺力重印的《金色的地平线》，第397—409页。乌纳穆诺在自己的住宅里被捕，数月后去世。］
乌纳穆诺在说到“死亡万岁”这一恋尸癖特征的时候已接触到了罪恶问题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区别没有比对死和生的爱恋以及恋尸癖和恋生癖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了。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恋尸癖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一定是个恋生癖。有些人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死亡的事业，这些人是不健全的。另外一些人则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生活之中，他们激励着我们，因为他们实现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还有许多人，既有恋尸癖的定向，又有恋生癖的定向，只是这两种定向互相结合的程度不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何种定向更为强烈，正如在活生生的现象中所通常表现的那样，因为它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当然不是绝对地仅指其中的某一种定向。在书面语言中，“恋尸癖”意指“对死者的爱恋”（“恋生癖”则指“对生命的爱恋”）。这个词习惯上是用来指一种性的反常行为，即渴望占有死者（一个女人）的身体，以达到性交的目的［注：克拉夫特·埃宾·赫施费德等人已经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病人的这种愿望。］，或一种力求看到死尸的病态的欲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的反常行为仅仅为一种定向描绘出一幅更为公开的、清晰的图像——我们可以在许多没有掺入性欲的人中发现这种定向。乌纳穆诺在用“恋尸癖”一词来说明阿斯雷特将军的演讲时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是说，阿斯雷特将军表现出性的反常行为，而指的是将军对生命的仇视和对死亡的爱恋。 奇怪的是，作为一种普遍倾向的恋尸癖，尽管与弗洛伊德的肛门虐待狂性格和死本能有关，却从未出现在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关于这一点，待后详论。现在，我只想就恋尸癖患者作一简单的说明。 具有恋尸癖定向的人对一切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们常常被尸体、腐烂的东西、大粪、脏物所吸引；喜欢谈论疾病，谈论死亡和葬礼。他们恰恰是在能够谈论死亡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活着。希特勒便是这种纯恋尸癖的一个典型人物。希特勒迷恋于破坏，他认为，死者的气味是甜蜜的。在希特勒获胜的那些年月里，他显然只希望消灭他所说的敌人。诚然，目睹德国人民以及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彻底的毁灭乃是希特勒最大的满足，在哥特丹麦隆所度过的岁月最终揭示了这一点。此外，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报告——尽管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却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位士兵看见希特勒呆呆地伫立着，两眼直瞪瞪地注视着一具腐烂了的尸体，久久不愿离去。 恋尸癖的视钱只停留在过去，却从未展望过将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感伤的人，换言之，他们只回味着昨日的感受，或者只相信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事。这些恋尸癖患者的感情是冷漠的、疏远的，他们是“法律和秩序”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价值观恰恰与正常人的价值观相反：令他们激动和满足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 对强权的态度是恋尸癖的特点。这里我们想引用西蒙娜·韦尔给强权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强权即是指将人变成一具死尸的能力。正象性欲可以创造生命一样，强权则能摧毁生命。一切强权，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有杀人权力的基础上的。我也许不想杀害一个人，而只想剥夺他的自由；我也许只想侮辱他或者剥夺他的一切物品——不论我想干什么，这些行动中都蕴含着我杀人的能力和愿望。爱恋死亡的人必然也爱恋暴力。在这种人看来，人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创造生命，而是毁灭生命；强权的使用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人的一种转瞬即逝的行动——而是生命的一种方式。 这正表明了恋尸癖之所以真诚地倾心于强权的原因。在热爱生命的人看来，男女是人的基本的两性，同样，在恋尸癖患者看来，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两性”：那些拥有屠杀权力的人和缺少这种权力的人：换言之，即是有权者和无权者、杀人者和被杀者。恋尸癖一方面爱慕杀人者，另一方面则鄙视被杀者。他不只是仅从语言上来表明自己“对杀人者的爱恋”，而是把杀人者视为自己性吸引和性幻想的对象，尽管这没有上述所说的性行为反常或吃尸行为（吃尸体的欲望）那么严重。然而，我们亦可以在恋尸癖患者的梦中常常发现这种吃尸的欲望。我熟悉一些恋尸癖患者的梦。他们常梦见自己与一位年老的女人或男人性交，但他们与她（或他）之间没有任何肉体上的吸引，他们只是害怕和羡慕这些人的权力和破坏的能力。 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所以能对人们产生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们具有无限的杀人的能力和愿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得到恋尸癖的爱慕。其余许多人则害怕他们，这些人宁愿去赞美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不愿意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恐惧感。另有许多人则根本不知道这些领导人所具有的恋尸癖的特性，而把他们视为缔造者、救世主和善良的父亲。当然，假如这些具有恋尸癖的领导人不把自己打扮成缔造者和保护人的话，那么，被他们所吸引的广大人民就不会如此尽力地帮助他们夺取政权，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也许早就把他们拉下了台。 以一种有组织的、实用的方式成长乃是生命的特点。恋尸癖患者们则喜欢一切机械的、不能成长的东西，他们渴望把有机物改造成无机物，把一切生命过程、感觉和思维都变成物，并且用一种机械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似乎所有活生生的人都是物。在恋尸癖患者看来，一切有考虑价值的不是经验，而是记忆；不是存在，而是占有。只有当恋尸癖患者占有了某物时，他才能与这个某物——一朵花或一个人——发生关系；因此，对他的占有物的威胁乃是对他本人的威胁；一旦他失去了这个占有物，他也就失去了同这个世界的联系。那正是我们所见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反作用的原因：即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占有物；然而，一旦他失去了自己一直想要占有的生命，他也就不复存在了。恋尸癖喜欢控制和操纵他物，正是在这种行动中，生命被扼杀了，当然他也极其害怕生命，因为就其本质来讲，生命是混乱无序的、不可控制的。在有关所罗门作出判决的故事里，［注：所罗门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他以智者著称，一次两个妇女到所罗门那里告状，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就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分给二人。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女人坚持反对。于是，所罗门判定坚决反对的那个女人是婴儿的母亲。］那个谎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的妇女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她与其失去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倒不如要一个被劈成两半的死孩子。恋尸癖患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公正的分配，正是为了他们所说的正义，他们才愿意去残杀，去死亡。“法律和秩序”是这些恋尸癖患者的偶像——对法律和秩序所造成的一切威胁都被看成是对他们最高价值的恶毒的攻击。 恋尸癖患者喜欢黑暗和夜晚。用神话和诗歌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喜欢洞穴、大洋的深处或通常所说的瞎子。（在易卜生所写的《彼尔·金特》中的巨人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巨人们都是生活在洞穴里的盲人［注：这里所说的失盲只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它完全不同于“真正的视力”］，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对“自产自给”的物品的迷恋。）这种人热衷于远离和敌视生活，并希望回到子宫的黑暗处，回到过去无机的或动物的生存状态。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人倾向于过去，而不是未来，后者正是他们所仇恨和害怕的，因为这些盲人追求的正是某种确定性。但是生命永远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为了控制生命，他们就必须把生变为死；死是生命中惟一可以确定的。 这些恋尸癖的定向通常最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的梦中。这些梦涉及到凶杀、鲜血、尸体、头盖骨、大粪；有时也涉及到已被变成机器或象机器那样行动的人。许多人也会偶然做过这种类型的梦，但没有表现出恋尸癖的定向。在恋尸癖患者那里，这种梦是经常重复出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表情和姿态识别那些患有严重的恋尸癖的人。这种人通常是冷漠的，其皮肤看上去就象死人一样，只有当他闻到一股臭味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显露出一丝表情（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脸上看到这样一种表情）。这种人守纪律、专心一致、表现出迂腐的样子。象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就足以向全世界表明恋尸癖患者的这一特征。艾希曼迷恋于官僚主义的秩序和死亡，他的最高价值就是服从和起适当的组织作用。艾希曼曾象装运煤炭一样地装运着犹太人，在他的眼里，犹太人就根本不是人，所以，他是否仇恨或不仇恨他的牺牲品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不仅仅在宗教法庭的审判长、在希特勒和艾希曼式的人物中看到恋尸癖的特征。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恋尸癖的定向，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杀人的机会和权力，所以，这种定向则以别的表面上看来是更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我且以下述这位母亲为例。她总是对自己孩子的疾病、失败，对未来的盲目预测感兴趣，这位母亲从不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新现象，而且对自己孩子的良好变化和欢乐欣喜也无动于衷。我们发现，这种母亲经常梦见疾病、死亡、尸体和鲜血。她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去伤害孩子，而是逐渐地压制孩子的生活乐趣及其成长中的信念，最终用自身的恋尸癖定向来影响孩子。 恋尸癖定向往往与其对立的定向相冲突，这样，才能得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荣格便是表现这种恋尸癖特征的典型例子。在荣格逝世后出版的自传中［注：C．G．荣格《记忆、梦、反思》，阿讷莱热弗主编，纽约，1963。试比较我在1963年9月《科学的美国人》这一杂志上发表的论述这本书的文章］，举例证实了这种特征。荣格指出，死尸、鲜血和残杀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我将提及下述这件事来说明荣格的这种恋尸癖定向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人们在波利根建造荣格住宅的时候，发现了一具法国士兵的尸体，该尸体大约是在一百五十年前，拿破仑入侵瑞士时淹死的。荣格给那具死尸拍了照片，并将这张照片挂在他房间的墙上。随即，荣格埋葬了这具尸体，对着坟墓鸣枪三声，致以军人的敬意。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行为似乎有点奇怪，而且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行为”比那些目的性明确的、重要的行为更清楚地体现了一种潜在的定向。许多年以前，弗洛伊德本人就已注意到荣格的这一爱恋死亡的定向。弗洛伊德在和荣格一起动身前往美国的时候，荣格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在汉堡附近的沼泽地中所发现的被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弗洛伊德不喜欢这种谈话，他对荣格说，你之所以大谈死尸，其原因就在于你无意识地满怀着希望我死去的意愿。荣格理直气壮地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过了若干年后，大约在离开弗洛伊德的时候，荣格做了这样一个梦。荣格觉得，他必须（和一个当地的黑人一起）杀害西格弗里德。于是，他带了一支手枪出去了，正当西格弗里德出现在山顶的时候，荣格杀死了他。惊恐不安的荣格害怕自己的罪行会被人发现。然而，所幸的是下了一场暴雨，冲走了犯罪的所有痕迹。荣格从梦中醒来，思索着。他决心要解释这个梦的含义，否则的话，他宁愿自杀。经过一番思考后，荣格得出了下述这个“结论”：杀死西格弗里德意味着杀死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以表现自己的谦卑的美德。从弗洛伊德向西格弗里德的微妙变化足以使一个具有最高明的释梦的人掩释自己这个梦的真实含义。如果有人扪心自问这些强烈的压抑是何以可能的话，这个人就会回答说，梦便是自己恋尸癖定向的一种表现。既然这种定向被彻底地压抑了，荣格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这个梦的含义。荣格只迷恋于过去，而不是现在和将来；墓碑乃是他最喜欢的物质材料；他就象一个孩子一样幻想着上帝向教堂扔下一团大粪，然后又摧毁了这座教堂——这正是对荣格的恰当的说明。荣格对希特勒及其激进的理论的同情就是他酷似死亡爱恋者的另一种表现。 然而，荣格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创造者。创造性恰恰与恋尸癖相冲突。荣格通过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破坏能力同医治创伤的能力之间的平衡来解决自身内的这种冲突；对往事的兴趣，对死亡和破坏的迷恋，成了他深思熟虑的主题。 在对恋尸癖定向的描述中，我可能已给读者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所说的一切特征都可以在恋尸癖患者中找到。事实确实如此，这些不同的特征：如残杀的愿望，对力量的崇拜，对死亡和脏物的迷恋，虐待狂、“有秩序地”将有机物变为无机物的愿望等等都是这种基本定向的组成部分。诚然，就个人而言，在各种定向的程度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首先，这里所讲的某一种特征在这个人身上也许比在另一个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其次，这个人所具有的恋尸癖定向的程度也许大于他本人的恋生癖定向；再次，对恋尸癖定向的认识或使这些定向合理化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恋尸癖这个概念决不是一种抽象，也不是各种孤立的行为定向的综合。恋尸癖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定向；它是对生命问题的一个问答，然而，这都是彻底地反对生命的；它是人所具有的最病态、最危险的生命定向。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性行为反常：当人活着的时候，他爱恋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生长，而是毁灭。假如一个恋尸癖患者敢于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的话，他就会用他所说的“死亡万岁！”的口号作为有关自己生命的座右铭。 与这种恋尸癖定向相对立的便是恋生癖定向；后者的本质乃在于对生命的爱恋，而不是对死亡的爱恋。和恋尸癖定向一样，恋生癖定向也不是由单一的特征所构成的，它表明了一种完整的定向和整个存在的方式；体现在一个人的生理过程、情感、思维和各种姿态中；总之，体现在一个完整的人中。这种恋生癖定向的最基本形式表现在一切活生生的有机体的生存定向中。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相反，我同意许多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即认为生存，维持自身的存在乃是一切有生命的实体所固有的特性；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他认为，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 我们可以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有生命的实体中观察到这种生命的定向；一棵小草为得到阳光继续生存下去，竟可以破土而出；一只动物为逃脱死亡，竟可以决战到底；一个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竟可以干任何事情。 维持生命和反对死亡的定向乃是恋生癖定向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一切生命的实体所共有的。就这种维持生命、反对死亡的定向来说，这种表现形式也仅仅是生命冲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具有更积极的表现形式：一切生命的实体具有综合与统一的倾向；其目的乃在于把各种不同的、对立的实体熔合在一起，并使其有规律地得到发展。综合和统一的发展乃是一切生命过程的特点——不仅细胞如此，一切感觉和思维也是如此。 恋生癖定向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细胞和有机物之间的熔合，在动物和人中就表现为无性细胞同有性细胞的结合。在人那里，性的统一乃是以男女两性的互相吸引为基础的。男女两性成了性统一这种需求的本质——人类生命有赖于两性的这种统一。看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自然才在两性的结合中给人以最大的快乐。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两性结合的结果便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生命的周期表现为结合、新生和成长——正如死亡的周期是成长的中断、崩溃和衰落一样。 但是，生物学上所说的、为生命服务的性本能，也不一定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恋生癖。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强烈的感情不是受性本能的吸引、与性本能无关的。甚至空虚、对财产、冒险的追求以及对死亡的爱恋都是性本能作用的结果。为什么说这是性本能作用的结果，则是一个思辨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认为，正是大自然的机智才使性本能富有那么大的弹性，以致可以受任何一种强烈感情甚至受那些与生命相矛盾的感情所驱使。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性欲和毁灭欲望之间的结合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弗洛伊德想把这种结合，特别是在他论述死本能和生本能相结合的时候，把这种结合看作是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之间的结合）。虐待狂、被虐待狂、食尸体和吃大粪都属于性反常行为，那不是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性行为的正常标准，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基本的反常的性行为：生与死的结合。［注：许多仪式将清清洁的生活与肮脏的生活区别开来，以强调避免这种性反常行为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型性格定向的人充分体现了恋生癖的特点。［注：试比较弗洛姆《自我的追寻》（纽约，1947年）一书中，有关生产型性格倾向的人的讨论。］这种人十分热爱生命，深深为一切领域内生命发展的过程所吸引，他宁愿创造，也不愿保存；宁愿看到新鲜事物，也不愿安安稳稳地寻求对旧事物的证明。这种人充满了好奇心，他喜欢冒险，而不喜欢过安稳的生活；他喜欢采取实用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方法去接近生活。这种人看到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是结构而不是结果。他要用爱情、用自己的行动和理智去改变和影响别人，而不是用暴力、用肢解事物的办法，用官僚主义地操纵人、把人看成物的办法来影响别人。他充分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而不仅仅是兴奋。 恋生癖的伦理学有其自己关于善和恶的原则。一切对生命有利的事物都可谓善；［注：这是艾伯特·施韦策尔的。无论就他的著作还是就他的为人来说，他都可谓是热爱生命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一切导致死亡的事物都可谓恶；善意指生命、意指促进生命的发展和表现生命的一切事物。恶则是对生命的窒息、扼杀和毁灭。快乐是道德的，悲哀是恶的。因此，从恋生癖伦理学的标准来看，圣经中所说的希伯来的人罪恶便是典型的一例：“在万物丰收的日子里，你没有用欢乐的心来为上帝效劳。”恋生癖患者所说的良心并不是迫使自己避恶从善，也不是弗洛伊德所描绘的超我这样一位严厉的监守人——出于道德的缘故，这位严厉的看守人虐待狂式地对待自己。所谓良心正是受生命和欢乐所驱使；道德的努力便是加强自身对生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恋生癖不会陷于悔恨和罪恶之中，这些毕竟只是自我厌恶和悲伤的一个方面，他很快就会转向生活，力图从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便是恋生癖伦理道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斯宾诺莎指出：“快乐本身并不是恶，而是善；反之，痛苦本身才是恶。”同样，他还指出：“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热爱生命乃是各种不同的人道主义哲学的基础。在不同的概念形式中，这些哲学与斯宾诺莎的思想一脉相承；它们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健全的人热爱生命；悲伤是恶，快乐是善。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热爱，使自己脱离一切死亡的、机械的事物才是人生活的目的。 我已经试图描绘了恋尸癖和恋生癖定向的纯粹的表现形式，当然，这些纯形式是不多的。纯粹的恋尸癖都是些理智不健全的人；纯粹的恋生癖则象圣徒一样的纯洁。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是恋尸癖和恋生癖定向的特殊结合，关键在于这两种定向究竟何者占主导地位。那些由恋尸癖定向占主导地位的人就会逐渐地扼杀自身中的恋生癖定向；通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爱死亡的定向；他们是铁石心肠的人，并经常以这种方式行事，似乎他们对死亡的爱恋已成了对自己所经验到的事物的一种合乎逻辑和合乎理性的反应。另一方面，那些对生命充满了爱的人一看到自己是如此地接近于“死亡的黑暗深渊”的时候，便会感到震惊，从而醒悟过来。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一个人所具有的恋尸癖定向的程度，而且还要认识这些人是如何意识到这一程度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他相信自己是居住在生命的大地上，而实际上，他只是生活在死亡的大地上的时候，这个人便会失去生活的信心，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可以重返生命的大地了。 在对恋尸癖和恋生癖的描述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概念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和生本能之间有何联系呢，二者的相同之处是不难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破坏性暴力的使用对弗洛伊德的震动很大，他试着提出了一个人本身存在着这样两种内驱力的假说，即同一个生命实体中存在着追求生和死的两种欲望，并且，在他看来，性本能是与自我本能相冲突的（不过二者都是为了生存，为达到生的目的服务的。）以后，弗洛伊德又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这一理论。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这本书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系统发生学的原则，他称之为“强迫性的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其作用在于恢复先前的状况，最终使有机的生命回复到无机生存的初始状态中去。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说生命在不可认识的、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可想象的方式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我们的假设，本能在那时就已出现了。本能的目的正是为了再次扼杀生命、重新确立事物的无机状态。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一假设，承认这种本能中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把这种动力看作是死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在一切生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纽约，1933年）。］ 事实上，这种可以被认识到的死本能既可以向外反对别人，又可以向内反对自己，并通常与性本能结合起来，这在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反常行为中是屡见不鲜的。与死本能相对的是生本能。当死本能（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中，有时又称之为“死亡本能”，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么说过）具有分离与崩溃的作用的时候，爱欲则起到了联结、综合的作用。它将有机物同有机物、以及有机物中的细胞结合起来。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了这两种基本的本能互相争夺的场地。“爱欲力求使有机的实体结合成更庞大的整体”，而死本能则把爱欲所要最终确立起来的东西彻底摧毁。 弗洛伊德犹豫不决地试着提出了这个新的理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强迫性的重复这一假说的基础上。这一假说充其量也只不是尚未证明的思辨罢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偏好的二元论中的任何一个命题都不是以众多矛盾的依据为基础来回答反对的意见的。绝大多数活着的人都以惊人顽强的毅力为生存而战，只是在少数例外的场合下他们才企图毁灭自己。而且每个人所具有的破坏能力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一差别不仅仅指死本能的各种外在表现和直接的内在表现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具有特别强烈的破坏欲望的特点，但绝大多数人却没表现得那么突出。然而，不具有如此强烈地毁灭他人的欲望，并不是说一定会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毁灭、受虐狂、疾病等等的特点。［注：试比较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纽约，1955）第一章中有关自杀和杀人的数字。］在阐明了所有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之后，我们对象奥费尼谢尔这样一大批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理论或仅仅是有条件地、有限制地接受这一理论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应当向以下这个方面发展：爱欲和毁灭的欲望、对生与死的爱恋确实是人本身存在着的最基本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所说的人固有的两种本能，它们经常处于互相的冲突之中，直到死本能占上风为止，而是最初始的和最基本的生的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保存在生命之中，［注：弗洛伊德很注意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死本能是如此之强烈的话，那么，正常的人都会自杀，因为他们都认为“有机物是自愿要求死亡的，于是，便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即通过一个短期的循环，活生生的有机物竭尽全力起来反对各种有助于迅速达到生物目的事物（事实上，即危险）”（《超越快乐原则》第51页）］只有当人未能达到生的目的的时候，才显现出来。按照这个观点，“死本能”是一种恶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断地出现，并占了主导地位，致使爱欲得不到发展。在弗洛伊德看来，死本能属于心理病理学，而不是正常的生物学的一部分。因此，生本能成为人的最初的潜能，死本能则是人的第二种潜能。［注：参见我在《自我的追寻》第五章中对破坏能力以及第一和第二种潜能之间的差别的分析。］一旦具备了适当的生存条件，这种初始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正象一粒种子只有在一定的水分、温度等适当的条件下才能生长一样。如果这些适当的条件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恋尸癖的定向，人便受这种定向的支配。 那么，哪些条件会导致恋尸癖的倾向呢？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生与死本能的力量都是永恒不变的。对于死本能来说，仅仅存在着向外或向内的选择。因此，环境因素只能说明死本能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这一本能所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假说为依据的话，那么，他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恋尸癖和恋生癖定向得到发展；又有哪些因素促使一定的个人和团体具有较强或较弱的爱恋死亡的定向呢？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回答。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不妨在自己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以及观察和分析群体行为的基础上，试着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促使孩子热爱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让他和那些热爱生命的人生活在一起。爱生命就象爱死亡那样具有感染力。它不需要通过语言、解说，更不需要通过诸如人应该热爱生命这样的教义来感染人，它是通过手势、温柔和语调，而不是思想和语言起作用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或某一团体的整个气氛中，而不是那些明确的原理和规则中——他们的生活正是按照这些原理和规则组织起来的，观察到这样一种感染力。在恋生癖定向得以发展的所有必要的特定条件中，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一些条件：在婴儿期间，必须给孩子以温暖，使之与别人亲近；不要随便威胁恐吓孩子，使其能自由自在地活动；身传重于言教——有助于让孩子获得内心的和谐和力量；用“生活的艺术”指导孩子，注意他人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以及孩子对他人的反映〔应〕；过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与这些条件相反，则会进一步增强恋尸癖的定向：生长在爱恋死亡的人们中间；缺少积极的影响；恐惧；单调；无趣味的环境；机械的秩序取代了为人们直接所规定的秩序。 至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社会条件，诚如我刚才所说的有关个人发展的条件一样，正是这些条件促进了恋生癖定向的发展，但是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条件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下述的论述只是这种考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这里应提及的最明显的因素也许是经济和心理学中所说的富裕和匮乏的状况。只要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防止对生命的摧残或避免饥饿的话，那么，对生命的爱恋就会受到抑制，反之，恋尸癖的定向就会得到发展。此外，废除非正义也是加强恋生癖定向的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在这里，我所说的非正义不是指，每一个人并不拥有或储存同样多的东西，而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即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并且将一种不能使人的丰富、健康的生活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强加于另一个阶级的身上；或者，换言之，在那种状况中，一个社会阶级不可能与别人共同享受生活的基本乐趣；总之，非正义，归根结底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一状况下，人不是他自身的目的，而成了他人目的手段。 有利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由。但是仅仅“摆脱”政治的束缚还不能算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一旦热爱生命的定向得到了发展，那么，必然会出现“行动的”自由——创造与建设的自由、惊奇与冒险的自由。这种自由需要能动的、有责任心的个人，而不是奴隶或机器上被加足了油的齿轮。 总之，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对生命的爱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提供的基本的物质条件不会遭到任何威胁；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没有人是别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能成为该社会一名活跃的、肩负重任的成员。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即使在一个既安全又有正义的社会里，如果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活动的个人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也不可能有助于对生命的热爱。仅满足于人不成为奴隶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社会状况使得机器般的人进一步存在的话，其结果只能导致对死亡的爱恋，而不是对生命的热爱。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论及核武器时代中，特别是同该社会的官僚组织的问题有关的恋尸癖这个问题时作更为详细的说明。 我已经试图阐明了恋生癖和恋尸癖概念同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两种本能的不同之处。此外，恋生癖和恋尸癖这两个概念又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肛门欲”和“肛门型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概念正是弗洛伊德早期里比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在1909年《性格与肛门性欲》这篇论文中阐明了他的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弗洛伊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要描述的人是下述常见的三种性格的综合。这三种性格是：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个词中的每一个词都确实掩盖了身体整洁和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含义。它的反义词是‘不整洁’和‘玩忽职守’。过度节俭乃是被夸大了的贪婪的表现形式；固执可能会导致违抗的行动，也很容易产生狂怒和复仇的行为。后两种性格特征——过分节俭和固执之间的联系较它们与守纪律这一性格特征的联系更为紧密。它们也是构成整个复杂性格的不变的因素。然而，我认为，三者总是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这也是无可辩驳的。” 于是，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种性格特征在这样一些人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人过去曾具有肛门性欲，现在却成了使这一性欲升华的最初和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和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过分节俭的其他形式不是指肛门的排泄物，而是指金钱、脏物、财产，指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而且，肛门型性格也通常表现出虐待狂和破坏的特征。精神分析的研究用充分的临床依据证实了弗洛伊德这一发现的有效性。但是，对于“肛门型性格”或我所说的“囤积型性格”这一现象的理论说明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注：参见弗洛姆《自我的追寻》，第65页。］按照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用于肛门性欲及其升华的能量与生殖区（在这种情况下即指肛门）有关，而且由于个人在接受排泄粪便训练过程中的经验和构成肛门性欲的因素不同，因此，肛门型性格所表现出来的肛门性欲较正常的人更为强烈。与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不同，我认为，没有任何充分的依据可以肯定肛门性欲——作为性欲冲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肛门型性格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在从事肛门型性格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人都对排泄物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排泄物正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无生命物的一部分。粪便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是人体最终所要消灭的产物。但它对肛门型性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人喜欢任何对生命无用的东西，例如，脏物、毫无用途的物品以及仅仅作为占有物而不是作为生产和消费之手段的财产。至于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的原因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人体结构的因素以外，父母的性格，特别是母亲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坚持严格的粪便训练，并对孩子的排泄过程表示极大的兴趣的话，那么，这位母亲乃具有强烈的肛门型个性，即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来影响孩子。同时，这位母亲又缺少生活的乐趣；她没有活力，总是死气沉沉。她的焦虑和忧愁通常使她的孩子害怕生活，从而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换言之，造成这种肛门型性格的并不是诸如此类的粪便训练及其肛门性欲的影响，而是母亲的性格。母亲通过对生活的恐惧或仇恨直接影响了孩子的排泄过程，并以许多方式使孩子的能量变成了对占有和囤积的一种渴望。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型性格和前面几页中指到过的恋尸癖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的兴趣与爱好方面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只是在爱好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差异。我认为，恋尸癖性格是性格结构的病态形式，而弗洛伊德的“肛门型性格”乃是性格结构的健康形式。这也就是说，肛门型和恋尸型性格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人们很难确定哪一种是肛门型性格，哪一种则是恋尸癖性格。 从恋尸癖性格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以里比多理论为基础的“肛门型性格”和他的纯生物学的思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这个概念乃是从纯生物学的思辨中推导出来的。同样，在弗洛伊德的“生殖型性格”和生本能及恋生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将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和晚期理论连结起来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扩大这种联系。 当我们回到产生恋尸癖性格的社会状况时，又出现了下述这些问题：恋尸癖与当代工业社会的精神之间有何关系？此外，恋尸癖及其对生活的冷漠态度，对核战争的动机来说究竟会有什么意义？ 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论述促使现代战争发生的一切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导致了以前各次战争爆发，而且也将导致目前核战争的爆发。但是，我想论述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是与核战争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不管以前各次战争有多么合理——自卫反击、经济利益、解放、荣誉、捍卫生活方式——这些不能成为核战争的真正理由。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在几小时内被烧成灰烬时，当所有的文化中心被摧毁、侥幸残存的活人羡慕死者并过上一种原始野蛮的生活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卫、利益、解放和荣誉。［注：我不能接受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1）六千万美国人的突然死亡并没有对我们的文明产生深远的、破坏性的影响；（2）甚至在核战争发生以后，这种理由仍然存在于敌人中，即他们是按照防止全面毁灭的一系列规则来指挥战争的。］ 但是，尽管这样，为什么还继续不断地进行核战争的准备？为什么扩张军备战较反对战争的呼声更高？我们如何理解为什么人们没有和自己的子孙们一起起来反对战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人们满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却如此地热衷于破坏一切呢？问题的答案有许多，［注：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似乎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即绝大多数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陷于对个人生命的忧虑之中。社会范围内所发生的持久的战争以及对失败的恐惧产生了永恒的忧虑和悲伤的状态，从而使每一个普通百姓忘却了对自己和世界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然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我们阐明这一点，即由于人们并不热爱生命，或者说，由于人们对生命毫不关心，许多人被死亡所吸引，因此，人们才不害怕全面的毁灭。 这一假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这些论断相矛盾：我们认为，人人都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我们的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乐趣较以前任何一种文化都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所说的乐趣与欢乐和对生活的爱恋与享乐根本是两码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述先前对爱恋生和爱恋死的定向所作的分析。生命是有结构的演化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预测，不可严格控制的。在生命的领域内，其他人只能受到各种生命力，如爱、刺激、范例的影响。生命以单个的形式，如一个人或一只小鸟、一朵花表现出来。“大众”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抽象的生命也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日益被机械化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物品，并且在崇拜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成了商品。人被当作数目来对待。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人是否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抚养（就像得到很好保养的物品一样）；而在于这些人究竟是物还是具有生命的存在。人们爱好机械装置远胜于有生命的存在。此外，研究人的方法也是纯理智的、抽象的。人们只是对作为客体的人、对人所共有的属性、对大众行为的统计规则感兴趣，而不是对活生生的个人感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日益起作用的官僚主义方法有关。在生产的庞大中心、在大城市、大的国家中，人的管理似乎与物的管理没有什么两样；人及其管理者被改造成了物，那么人就有被消灭的可能。所以，人在被消灭之前，总是失望的，并想扼杀一切生命。 在官僚组织的一体化的工业社会里，人的爱好也受到控制。于是，人们就按预期的、有利可图的要求尽情地消费。人的理智和性格也因日益加强的各种试验的作用而变得标准化，这些试验宁愿采取平庸、无冒险的行动来取代原始的、大胆的行动。的确，曾在欧洲和北美获得成功的官僚主义的工业文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这些人都是驯服的社会成员，都是机器人。他们深深地为一切机械的东西所吸引，却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作对。然而，事实是，人的生物和生理方面的需求为人提供了如此强有力的性欲冲动，以致“机器人”仍然具有性的欲望，他们会去追求女人。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机器人对女人的兴趣正在逐渐消失。一部纽约的电影非常幽默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女售贷员试图将一瓶香水卖给一位年轻的女顾客，向她推荐说：“这瓶香水的味道就象一辆崭新的赛车”。的确，今天任何一名男性行为的观察家都承认，这部电影不只是一则聪明的笑话，它显然表明，有许多男人，他们只是对赛车、电视、无线电、空间旅行和任何一些机械的小玩意儿感兴趣，而女人、爱情、大自然、食物都不为他们所吸引；在他们看来，对无机的、机械的物品的操纵，比生活更够刺激。因此，肯定这一点是不会过分的，即与其说人是因为大规模毁灭的可能性而感到害怕与沮丧，倒不如说机器人因各种发明能在几分钟内杀害方圆几千里内外的千百万人民而感到骄傲和陶醉。当然，机器人仍能享受女人和酒的乐趣。但是，所有这些快乐都是在机械的、无生命的范围内得到的。人期望存在着这样一种按钮，只要用手一按，人就会得到幸福、爱情和欢乐。（许多人都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幻想着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教会他们找到这个按钮。）这种人对待一个妇女就像对待一辆汽车一样：他知道按钮在哪里，应该如何去揿这个按钮，并拥有使女人成为“类”的权力——他成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和观察家。机器人越来越对机械的操纵感兴趣，反而觉得参予生活，反映生活是索然无味的事。因此，人们对生活漠不关心，只迷恋于机械的东西，最终被死亡和全面毁灭所吸引。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残杀在我们娱乐活动中的作用。电影、连环漫画、报纸都充塞着刺激性的东西，因为这里满载着毁灭、虐待狂等野蛮的事实。成千上万个人过着无聊而又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能比看到或阅读到有关杀人的报道更能使他们兴奋。不管这是一个谋杀案抑或是汽车比赛中的一次伤亡事故。难道这一切还没有说明人们是怎样深深地迷恋死亡的吗？换言之，这也使人想起来诸如“死亡的激动”或“为了某事而死”或“杀死我”这些说法，而频繁的赛车事故正反映了对生活所持的这种冷漠的态度。 简言之，理智化、定量化、抽象化、官僚化、物化——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当这些特点被运用于人而不是物的时候，这些就成了机械的原则，而不是生命的原则。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对生活毫不关心，却深深地迷恋于死亡，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刺激与兴奋误认为生活的享乐，他们靠幻想过日子，还以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拥有许多物品，可供自己享用。然而，对核战争持容忍态度以及我们的“原子论者”关于全面毁灭或部分毁灭的资产负债表的讨论表明，我们已经陷入了“死亡阴影的深处”。 恋尸癖定向的这些特征存在于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尽管这些社会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方面，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与企业资本主义的雷同之处比两种制度所具有不同特征更重要。这两种制度的共同之处乃在于官僚主义的机械方法，二者都在为全面的毁灭作准备。 只是在最近十几年中，恋尸癖对生活所持的蔑视的态度和对速度以及一切机械的东西的赞美之间的紧密联系才日益明显起来。然而，早在1909年，马里耐蒂在他“未来学的最初宣言”中就已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1、我们将歌颂对危险的热爱，歌颂充满活力和无畏的习惯。 2、我们诗歌的基本特征应当是令人鼓舞并富有勇敢和反叛的精神。 3、迄今的文学赞颂思想的平静、得意忘形的睡眠；我们将赞美攻击性行为，鼓吹失眠、快步前进，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和拳击。 4、我们宣告，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即速度的美而增添光辉。一辆比赛用的摩托车，因其结构装满了大的管子而增色，它就象张口呼吸的蛇一样。……一辆奔腾向前的摩托车就象一颗榴散弹一样，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更漂亮。 5、我们将歌颂操纵方向盘的人，他们驾驭着理想的航船，在围绕地球轨道疾驶的同时，又能使地球停止转动。 6、诗人必须具备激情和才华，必须慷慨大方，以便为原始的自然环境增添热情。 7、只有在斗争中才存在着美。没有一件杰作不带有攻击性。诗歌必须猛攻那些不可知的力量，使它们屈服于人类。 8、我们必须站立在各个世纪的顶峰！……当我们闯入这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大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顾过去呢？昨日的空间与时间已经消失。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速度，创造了永恒的现在。 9、我们要赞美战争——这是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的唯一途径，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的武器，赞美能摧毁一切美的理念，赞美对女人的轻视。 10、我们要破坏博物馆、图书馆，反对一切道德主义、女权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式的自私与卑鄙。 11、我们要歌颂沉浸在劳动、娱乐和造反的喜悦中的伟大群众；歌颂现代资产阶级城市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的革命浪潮；歌颂在强烈的令人兴奋的月光照耀下，军火库和工厂和夜间发出振动的声音；歌颂贪婪的车站吞噬着冒烟的长蛇；歌颂因缕缕炊烟而悬挂在云雾中的工厂；歌颂象体操运动员那样跨越酷似尖刀般地淋浴在阳光下的河流上的大桥；歌颂追逐着地平线的冒险的大炮；歌颂奔驰在铁道上的高大的火车头，它们就象拴上长长缰绳的巨大的铁马；我们还要歌颂滑翔的飞机，飞机上螺旋桨的声音既象来自迎风飘扬的旗帜，又象来自热情喝彩的观众。［注：J．C．泰勒《未来主义》，德博代出版公司，1909年，第124页］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就技术和工业所作的恋尸癖的解释与在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所能找到的对恋生癖的阐述加以比较的话，这将是十分有趣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这首诗的最后部分写道： 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足的河流，
此外，在《大路之歌》这首诗的结尾，惠特曼是这样写的：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 坚持你们的地位吧，你们是比一切更为持久的物体。 你们曾经期待，你们总是期待，你们这些无言的美丽的仆役啊， 以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们，并且今后将没有厌足， 你们将不再使我们迷惑，也将不会拒绝我们， 我们用你们，不会把你们抛开——我们永远把你们培植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在你们身上也有着完美； 你们为着永恒供献出你们的部分， 伟大的或渺小的，为着灵魂供献出了你们的部分。 伙伴哟，我给你我的手！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没有比这行诗更能表现出他对恋尸癖所持的反对态度：“活下去（啊，活着，要永远地活着），把死尸抛在后头。”我给你比黄金还宝贵的我的爱， 我在说教和解释法律以前给你我自己！ 你也给我你自己吗？你也来和我同行么？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能忠实相依而不分离么？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对待工业的态度同惠特曼的态度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业生产并不是必然地与生活原则相矛盾的。问题乃在于生活的原则是否从属于机械化的原则，或者说，生活的原则是否占统治地位。显然，到目前为止工业化的世界并没有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可能创造一种人道主义的工业来反对统治我们今天生活的官僚主义的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