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李福仁，1934年5月2日）

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

李福仁

（1934年5月2日）
施帕德译

本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The Militant）刊物，1934年6月2日第7卷第22期。
原文链接：Under the Iron Heel of Chiang Kai Shek

　　5月2日，上海（邮件）——冰冷的惯性已使得中国的劳工运动陷入了瘫痪。就在昨天，五一节在上海过去了，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华北日报》简洁报导称：“警方采取了系列预备措施，以防反动分子可能造成的骚乱。在白天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即使是前几年温和的示威活动——即极少数的共产党人聚集在拥挤的街角处，喊些口号，四处散发些传单，警察一到便立刻消失——今年也都被放弃了。其他的工业城市也是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就是这样的至高无上、胜利而又不可动摇。

　　在去年，由于压迫的不断增长和对工人生计愈来愈严重的破坏性攻击，工人自卫斗争的浪潮也已减弱到几乎完全消失的地步。没有独立的工会，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工会；失去了好战的、具有阶级意识的领导力量；由于极端的赤贫和资金的匮乏，无力维持一个有效的罢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罢工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近来一连串的失败，又使得连局部的胜利也几乎没带来一丝光明以缓解这黯淡的局面。最近，美亚丝绸厂四千多名工人的罢工失败了，这是上海同类工厂中最大的一家。工人们为反对缩减10%的工资而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但最后却又无序地回厂复工了。

　　这场罢工有着近来中国整个罢工运动的一大特点，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美亚的工人们孤零零地罢工，他们的领导者事先没有同其他丝绸厂的工人协商，以争取得他们的支援。在整个行业里没有工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丝绸工人完全没有组织，尽管他们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中被剥削得最可怕的部分之一。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薪水却少得可怜，相比之下，美国一个C.W.A.的工人每周十五美元的收入就显得相当可观了。美亚的工人罢工还存有其他严重不利的条件：这是上海丝绸业在过去两三年所爆发的一系列罢工中的最后一场，其他部门的丝绸工人们早已相继倒下。因此，若是事先没有达成共识，美亚工人便不可能通过对罢工的同情来获得他们那些已失败的工人们的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亚的罢工本应当可以作为一场伟大运动的基石，从而组织起整个丝绸行业的工人，并为将来整个丝绸行业的斗争作准备。可惜这些并未实现。左派反对派的成员跟罢工领袖们有过些宝贵的接触，但他们没有提出必要的口号（左派反对派的），他们只是在罢工已走向下坡路，眼瞅着就要失败之时才想到它们。此外，尽管条件十分有利，他们没有将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同整个罢工斗争相联系。罢工被当局禁止了，罢工者被禁止进行集会或示威。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将在广大工人内部普及对民主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同我们召集国民会议的中心口号联系起来。

　　尽管遭到政府禁止，但罢工者仍发起了示威。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在工厂前示威，以赢得丝绸业工人们的支援，而是在国民党的一个机构——社会事务局（Bureau Of Social Affairs）门前举行那基本上徒劳无用的集会。该机构的职能就是通过欺骗、哄骗与恐吓来破坏打压罢工。

　　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中毫无影响力。甚至在私底下，他们也会承认那些“和蔼的领袖”及其亲信们——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等人——集会演说中展现的乐观材料是多么愚蠢。在美亚的丝绸工人们罢工时，他们没有发挥丝毫作用。他们给工人们的只是“加入红军”、“支持苏区”等无用的口号，在这种情形下，这只是对工人斗争的愚蠢嘲弄。

　　因此，1934年的五一节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悄无声息地过去了，除了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的国民党官方集会和纳粹升旗仪式外，当时，法西斯演讲家强调今年“五一”的意义是纪念“劳动的民族化乃今日德国生活之不可分割的因素”。在这些仪式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强烈的冲击下屈服了。在上海，生活照常进行。在苍白的晨曦之下，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工厂。在池边和街道上，太阳在空中高照着，苦力们承受着非人的待遇，竭尽全力地搬运货物，任凭汗水浇灌着他们的足迹。

　　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