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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
（步孟什维克后尘的拉丁美洲斯大林主义分子们）
﹝比利时﹞厄内斯特·杰尔曼（即曼德尔）
1959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日趋高涨的新的阶段。这并不是说，在最近这几年中，拉丁美洲的革命完全处于低潮中；它实际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在那里发展并几乎已遍及各地。可是，在最近几个月里，斗争的范围的扩大和劳动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的确曾有一种飞跃的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它为一个“新阶段”。
在这里，我们且不要讲哥伦比亚的使许多省份陷于瘫痪状态的游击运动、阿根廷的不胜枚举的长期坚持的罢工运动、委内瑞拉的再度赫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巴西的争取铁道国有化的胜利斗争，甚至也不要讲在经过六年的革命之后仍然拥有惊人的力量的玻利维亚人民运动。因为最足以表明这个新阶段的乃是古巴革命的急剧发展——跳跃过革命发展阶段的古巴革命正以一连串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加之于帝国主义和古巴的资产阶级，而其动员人民群众的规模之大，在西半球的这一地区更是未之前闻。
在我们正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从这一岛国的各个角落赶来的五十多万贫苦的农民，已经聚集在哈瓦那，庆祝7月26日革命的第五周年，他们并且要求政府坚持既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古巴人民的革命热情发出的火花已经飞向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地区。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火花一定会在大陆边缘的某些国家中引起熊熊的烈火。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这一新的高涨的阶段——它和黑非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加强、和锡兰的争夺政权的条件的日趋成熟（这一情况无疑将为东南亚的革命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是彼此呼应的——一切革命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冷静而客观地研究一下现在正力求赢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缺点和矛盾。因为，尽管群众性的运动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如果没有一个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最后的胜利仍是无法取得的。而这一政党的中心目标，必须是坚持不懈地争夺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管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还是帝国主义的）、建立新型的国家，即和贫苦的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张悲痛的贷借对照表
现在领导殖民地革命的那些以自己不仅和莫斯科有连系，而且还和胜利的中国革命有连系因而引以为荣的各个共产党，许多年来都把有用的精力和可贵的坚忍精神用来限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之不超出“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竟没有能够防止这些共产党所采取的严重错误的路线，而使它们接二连三在伊朗、在危地马拉、在埃及、在伊拉克造成可怕的错误——这种所谓支持弗朗迪西、支持班达拉奈克、支持苏加诺的惨痛的经历，它们甚至也并不十分隐讳地支持尼赫鲁，那个最机灵同时也最危险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领袖。
一点不错，这种政策反映了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根本路线：那就是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一个世界性的集团，借以“挫败”帝国主义。苏联官僚统治集团和殖民地资产阶级都只要求有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只求其足以构成对华盛顿的威胁，而不足以使已经建立的秩序受到危害——并无意进一步推动革命的进程。可是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决不能说因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所以他们采取违反本国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是完全正当的。因而，他们不得不说到所谓的殖民地革命的“策略上的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经常和年轻的一代或一些在政治上才刚刚有一些认识的人谈话，他们慢慢习惯于厚颜无耻地满口列宁或中国革命的经验，借此来推销他们自己的货色——而实际他们所引用的那些话没有一句不是对他们自己的严厉的谴责。
罗德尼·阿瑞斯曼迪在《国际新评论》[1]（共产国际的机关报）第9期和第10期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任务”的问题所作的装腔作势的研究，就完全是这样。许多批评家指责共产党对殖民地革命一贯采取机会主义路线，阿瑞斯曼迪企图就这个问题进行答辩，而他所讲的实际只是一大堆胡乱堆在一起的字句——语无伦次，矛盾百出，文章的形式也和它那空虚的内容是完全协调的，满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一行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意义，既谈不上什么革命的远景，更谈不上什么行动的纲领。
有几句话我们必需先说一说。阿瑞斯曼迪自然承认许多共产党都犯了“某种过高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种含糊的“自我批评”常常不过是使真正的革命的批评解除武装的最好的方法。而阿瑞斯曼迪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在这方面经常犯的那些错误，却始终没有肯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他没有提到，直到纳赛尔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牢和集中营以前，他们对纳赛尔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在纳赛尔的面前一贯自甘屈辱的作法……[2]
他没有提到锡兰共产党对班达拉奈克的无条件的支持，其极端化的程度，甚至到了公开组织工贼的队伍来协助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科伦坡的码头工人罢工运动。
他没有提到共产党给与弗朗迪西的支持，弗朗迪西在不到几个月之后，马上就使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对付工人运动并且宣布了迫害共产党的紧急法令。
他没有提到苏加诺所得到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一直是努力要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政权，这一政权只要一有机会就马上会把印尼的工人运动置于它的铁蹄之下。
所有这些以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无产阶级的鲜血作为代价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全都不是阿瑞斯曼迪研究的材料。为了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却不得不进行一种抽象的具有危险性的走钢索的游戏，而同时他更尽量避免提到过去历史上的经验——首先像1925-1927年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丰富的具有典型×××经验〔此处3字印刷不完整——录入者注〕，其次是使第三次中国革命所以能获得胜利的1946-1949年的经验。
我们回头自然得陪同阿瑞斯曼迪在“理论”的战场上走一走。不过我们实在不能不先请他清醒地想一想。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血已经白流了。如果让阿瑞斯曼迪之流的家伙再这样用一堆“理论的”公式来掩盖他们的无耻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那就会有更多的共产党人的血白白流掉。
殖民地革命和民族问题
半个世纪的经历已经使我们有可能把革命政党在殖民地革命中的责任归纳为简单而明确的几点：
1） 首先，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工人运动中尽量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
2） 及时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行动、一切前进的步骤和一切真正的运动，不管那一运动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活动（把墨西哥的油、玻利维亚的锡、伊朗的油、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古巴的糖料作物土地、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等等）。
3） 让自己代表着这种运动中的最活跃最激进的力量，也就是那些为了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全心全意不顾一切牺牲进行战斗的力量。
4） 警吿劳苦的人民群众——城市中的和农村里的全都一样——如果运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摇摆不定、不可能有效地动员全体群众来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反帝斗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5） 沿着这一方向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绝对领导权，那也就是说，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赢得对工人和贫农的领导，然后站在他们的最前列一同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秩序。
以上各点并不仅是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也并不仅是第四国际提出的。它们也是列宁和1905年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并不牵涉到这些基本的真理，而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帝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者之间究竟存不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在俄国、在南斯拉夫、在中国、在越南，历史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只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完成。
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从来也没有牵涉到我们这个时代落后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问题。
决定殖民地革命的民族性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完全没有民族自主权（严格意义的自主权），一是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而这种统治在本国绝大多数人看来，乃是使他们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国家的主要障碍（像拉丁美洲的那些半殖民地国家）。在后一情况下，当这个国家的经济仍是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它要想取得一个足以推动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这里就必然会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矛盾。这一矛盾包括着许多方面的冲突——政治的、经济的、财政的、文化的，以及甚至军事上的冲突（苏伊士！），这一点谁也没有否认过。这甚至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不得不部分地动员人民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阿根廷的庇隆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而阿瑞斯曼迪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称他为“法西斯分子”（《国际新评论》，第10期，第62页）。但这并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沙皇时代的俄国——面对着一个人数众多、曾经有数十年组织工会运动的经验、全力争夺政权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甚至是1917年以前“老牌”列宁主义——和今天的共产党的实践之间的分歧所在。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枷锁，以及解决革命的民主主义任务的需要（首先是土地问题），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它也有可能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阵线。看来［！］这一根本论点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可以算得一个经典的［！］例证，它正和1905年以前列宁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变成了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就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6-77页。］
该文作者的无耻真可以说是没有底的。什么列宁的“可靠的指南针”，什么“无产阶级在反帝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含糊其辞的提法（哪一次？是1925-1927年的革命，还是1946-1949年的革命？）——所有这些炮弹无非是用来掩盖那个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乃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点罢了。对于这一论点的真实性，列宁是始终否认的，只有右派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以前曾一再为这一论点辩护。
让我们查査列宁谈论这一问题的主要论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怎样讲的。除开其它许多话之外，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毎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地方自治派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拥护革命是不彻底的［正和弗朗迪西采取反帝的立埸一样——杰尔曼］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的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退避”彻底的民主革命（而它现在已经在退避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
[3]（黑体系引者所用。）
可是，阿瑞斯曼迪既然已经有声有色地说开了，当然决不肯轻易停住。再下去没有几行，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如果谁要是“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那他
在实践中就会模糊了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作帝国主义统治的简单工具［！］，无产阶级的孤立［！］就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错误结论所以会产生当然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确常常会［！］叛卖和迫害无产阶级，可是人们却忘了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最富于妥协精神，它［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却是经常存在的。［《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7页。］
这就是他们想利用列宁的名义蒙混出售的那一路货色！
我们在说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变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意思“否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如果说我们把资产阶级看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列宁更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看作是沙皇统治的工具，他曾经强调说，如果一个真正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全都会跑到反动的一边去。
我们的这些拉丁美洲的孟什维克也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完全不理解的是，在一个革命来临的时候，当千千万万贫穷、可怜、然而并不以为耻的剥削制度下的牺牲者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推翻一切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会居于更为突出的地位。一切资产阶级，不管是民族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是，而且永远是旧秩序的维护者。私有财产是他们最先考虑的问题。一旦私有财产受到威胁，资产阶级马上就会倒向反革命阵营；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革命都包含着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不管阿瑞斯曼迪之流的这些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如何向资产阶级一再保证说，决不动他们的一根毫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许多的演说、书籍、会议、群众示威运动（我们当然记得庇隆！）、党派或国家领导人的会议、访问演说，甚至到莫斯科访问的演说……都大谈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已动员起来的革命的群众都决不如此。任何人如果厚颜无耻地坚持与此相反的意见，那他真可以说是连列宁主义的A.B.C.都忘掉了。
阿瑞斯曼迪说，如果不幸“民族”资产阶级不肯参加革命，那么革命就会失去了它的“民族”性，这种说法也是同样荒唐得难以形容的。这么说，由于资产阶级参加了反革命阵营，因而1917年的革命就不能算民族革命了！ 1946-1949年的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你拿着放大镜也不可能在毛泽东的阵营里找到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在那些国家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现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却正在向今天拉丁美洲的工人们宣扬这一套东西……
列宁的《两种策略》的第十二章全部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章的标题是“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列宁通过深刻的辩证法的论断，嘲笑那些维护这种“邪恶思想”的“高加索的孟什维克”。他如果能读到今天“拉丁美洲的孟什维克”所写的那些东西，那他更会讲些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做到“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考虑不周而害怕的那个地步的力量）。
[4]（黑体系引者所用）
这里，我们有两种彼此针锋相对的立场。阿瑞斯曼迪悲叹说：“民族资产阶级常常会叛卖和迫害无产阶级。”如果不幸“革命的过火行动”把它赶到反革命阵营里去，“革命就失去了它的民族性。”那么，让我们赶快向那些弗朗迪西们、罗特们、班达拉奈克们、尼赫鲁们、纳赛尔们、苏加诺们低头吧，哪怕他们会把我们关进监牢或者把我们丢进火车头的锅炉中去活活烧死（像第一号“民族资产阶级”典型代表蒋介石曾经作过的一样）。列宁的回答是：既然民族资产阶级“必不可免”地将参加到反动阵营里去，那我们就不要为了要使它留在革命阵营中，而使我们自己陷于瘫痪状态。让我们大胆地唤醒农民群众，让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随着工人一起，来完成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在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着一条真正的鸿沟。这也就是把孟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分隔开的鸿沟。这也就是存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和其它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第四国际所主张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间的鸿沟。
“孤立”无产阶级的艺术
我们现在暂时丢开列宁提出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套公式——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先看看阿瑞斯曼迪的文章中最典型、最能帮助问题的一段话：要是“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无产阶级的孤立就完全是咎由自取。”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拒绝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那它就是“使自己陷于孤立。”
阿瑞斯曼迪应该拿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或任何其它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且不去说它——国家中的社会结构画出一个图表来，让我们看看在哪一个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在数量上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如果无产阶级拒绝和它联合，就会“陷于孤立”了。当然，这样一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落后国家，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恰恰正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数量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都比无产阶级更弱，这些无产阶级不但为“民族的”老板工作，同时还（而且常常特别是）为外国资本工作。
不管怎样，阿瑞斯曼迪仍拿“孤立”的指责来进行攻击：
有那么一小撮无聊的托洛茨基分子竟然也跟着为无产阶级的孤立欢呼……
他在第79页上这样写道：把智利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科尔巴兰的那套公式的精华完全接受过来，科尔巴兰在同一杂志第8期，第101页上曾写道：
托洛茨基分子正扱力支持左的倾向，希望［！］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招致失败。
[5]
可是，这其中的奥秘也可以有个解释：阿瑞斯曼迪实际担心的是怕无产阶级在农民中陷于孤立了：
阶级斗争的加强和罢工运动的急剧高涨——这是当前拉丁美洲局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使得那些只知道从表面上来分析问题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的希望跳越过革命发展的必要阶段的愿望当成一种理论。马克思曾经指岀，没有农民阶级跟着一起合唱，无产阶级单独表演的革命独唱，很可能就有变成临死的哀歌的危险，这话对于范围更为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是完全适用的——也许还更为切合。［《国际新评论》第9期，第79页。］
现在，我们明白了：由于“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说，由于拒绝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阵线——无产阶级就会在农民中陷于孤立！
可是，列宁的话却正好相反：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必胜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6]
更重要的，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说，革命的结果如何，关键问题是：谁来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里所指的——这在阿瑞斯曼迪的话中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绝对领导权，而阿瑞斯曼迪却把它跟他的极端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混为一谈了——这话的意思恰恰就是：从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政党、从富有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从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把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争夺过来，他们那些人一直是在那里麻痹农民阶级，竭力阻止它充分表露出它的反帝的怒潮和要求剧烈变革的愿望！
要想孤立无产阶级的正是你，阿瑞斯曼迪先生，你要它跟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联盟，而这一政党却正在麻痹农民阶级，并借此防止它跟无产阶级联合。列宁主义、托洛次基主义反对孟什维克的这种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远不是要孤立无产阶级，而正是要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联盟创造条件，这种联盟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农民阶级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解放出来。
此外，我们看到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这一论点的确有一个缺点——唯一的一个缺点。在他的那些话里，连孟什维克主义的影子也找不到，他既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或对它的妥协主义，也没有提到唯恐“吓跑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恐惧。他唯一的一个幻想是农民阶级也许可能在革命中担当起独立的任务。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前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工人党和一个农民党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后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则是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列宁和今天的阿瑞斯曼迪之流，除开其它许多方面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能够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而不是搬弄一套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错误的虚假的东西。1917年的经验让列宁明白了独立的农民政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农民阶级，正像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即已明白指出的，能够作出许许多多的英雄行为；可是它就是不可能脱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独自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决不可能表现为革命政党和一个农民党（这样的一个组织，尽管自称是农民党，实际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工人党）联盟的形式。因此，民主革命要获得胜利也必须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那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是互相适应的。
很少同志知道，关于农民阶级无能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问题，列宁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自我批评。所以让大家注意看一看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对这一问题所讲的一段话，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第二种力量，就是处在发达的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也就是在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主要是小业主和小农民。农民中十分之九就是这样的农民，正是这样的农民。他们并不经常参加劳资间的尖锐斗争，他们没有受过锻炼，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使他们分开，彼此隔离，使他们变成千百万单个的小业主。这些事实你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已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
［……］在无产阶级还不能领导革命以前，这种力量总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引导。
[7]［黑体系引者所用］
这就说明了关于“阶段”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彻底的失败。在“民主”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恰恰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恰恰是为了使农民阶级革命化，使它不要脱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必须不信赖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才必须进行斗争寻求自己的革命的方案。古巴的例子已经表明，土地改革——即使是相当温和的，只要它是用革命的方法、在革命期间进行的，同时又越来越使农民动员起来——就能把乌鲁蒂亚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任何一个不希望脱离农民的政党就必须尽一切力量朝那个方向追赶。任何一个工人政党，如果为了不要“跳越过革命发展的必要阶段”，因而在实践中不肯放手对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以防吓跑了卡塞姆、纳赛尔、苏加诺、弗朗迪西、罗特、班达拉奈克之流的家伙，那它肯定就会在农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并且是准备把自己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镇压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也一定会再一次“出卖”它。
在革命阵营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小集团或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或甚至资产阶级政党，那自然都不是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但是阿瑞斯曼迪那样毫无分辨地说到什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存在”；什么“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什么和反帝的资产阶级结成“民族解放阵线”；以及最后还有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等等，只是十足地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思想上的混乱。
这些概念，不加分辨地胡乱使用，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没有人会只是因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是资产阶级就把他从工人政党领导的反帝联合阵线中驱逐岀去（尽管我们对他必须抱着几分怀疑——因为列宁说过，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我们事先又如何能肯定某些资产阶级一定是例外呢？）。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不能同意借口怕吓跑了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就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一样，决不能考虑到把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诸如，投票赞成弗朗迪西、在纳赛尔还没有和苏联绝裂以前拒绝维护反纳赛尔的工会的独立性；以及拒绝支持反班达拉奈克政府的罢工运动等等。可是，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斯大林主义的党近来常犯的却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罪行。
阿瑞斯曼迪曾提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相信他自然愿意避而不谈中国共产党1925-1927年的政策，那时的政策，就是由于借口不要“跳越过革命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四个阶级的联合阵营”，而结果却是加速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血腥的失败。一点不错，在1946年以后，当第三次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仍继续在那里宣扬“两个阶段”的理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实现“民主革命”，然后再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请大家想一想那句古老的格言，不过得把它倒过来说：照我做的做，不要照我说的做。毛泽东讲的什么“民主革命”实际不过是空说说，因为不容有丝毫怀疑，1949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宣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想一想，这个国家是经过一次极端残酷的内战之后诞生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在内战期间，除了少数一些为了迎合时流成为本阶级的逃兵和叛徒的人以外，整个资产阶级都加入了蒋介石的阵营。另外，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世界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表示的那种极端强烈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并不是从最后一个纺织厂收归国有时开始的——碰巧这事那时还没有发生——而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开始了。
我们也可以对阿瑞斯曼迪这样说：如果你不单是摹仿中国人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摹仿他们的行动；如果，在你一方面满口赞扬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你在实践中却像毛对待中国的类似的分子一样，去对待那些弗朗迪西们、罗特们、纳赛尔们；如果，你不去宣扬什么无产阶级将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在实践中组织农民起义，发动毛式的农民战争，或甚至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战争——那么历史对你的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也将还有几分宽容。可是如果你，相反的，始终照着你所说的话做去，那你将不仅是继续在那里麻痹无产阶级，而且是要出卖它。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你！
我们这里决不是要低估错误的理论的危害性，即使在实践中你不照着那种理论去做，也同样是有危害性的。同时，中国的例子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用来掩盖它的具体实践（自1946年以后，是真正革命的）的那些虚假的概念，今天却妨碍着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去采取毛的道路。或者，更荒唐的是：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滑稽可笑地提岀的所谓“毛的道路”，不是组织革命的游击队；不是动员农民群众来反对出身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外国的或本民族的财产和土地的所有者；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这个党，我们不要忘了，也还能够，以自己的那种迟疑不决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彻底地毫不留情地绝裂；也不是——甚至在那次战争进行的期间，同时尽管有那么一套关于“民族阵线”的机会主义的方略——坚决拒绝交出自己的军队和土地。不，他们滑稽可笑地提出的所谓“毛的道路”乃是1927年的失败的道路，是拒绝彻底地发动群众（“为了不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从反帝阵营中驱逐出去”）；是使自己从属于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是放弃举起自己的旗帜来争夺政权的一切企图；是肯定“在现阶段”这种争夺政权的斗争还不能提上日程。一句话，这是1905年和1917年的孟什维
克的道路，这一道路，由于斯大林的搬用，曾在中国和西班牙造成极端可悲的后果。
拉丁美洲的特点
当列宁判定沙皇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一个工薪阶层占全国青壮年人口不到20%的国家；他所讨论的是一个没有工人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唯一有的，是许久以前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没有殖民地革命，而且是处于资产阶级坚固的统治之下的世界。可以理解，当时所有的这些情况使得自由资产阶级有可能采取更为革命的行动，因为他们不会像今天的资产阶级那样害怕被无产阶级压倒，在当时如果有人说有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那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笑话。
如果，尽管有那么多有利的条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仍足以使它不愿看到革命向前发展；如果，尽管有那些条件，它仍要在听到第一阵雷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携家带眷往反动阵营里跑——那么，在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存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消灭，东欧、中国和越南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在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下不寒而栗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又更是如何不可能忽然去参加真正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谁要相信，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可能愿意革命——不仅是那些极端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有比如像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资产阶级，在那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比1905年的俄国不知已强大多少倍了——那他肯定认为什么阶级斗争之说不过是瞎扯。
阿瑞斯曼迪非常生气，认为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菲格雷斯，一个十分典型的拉丁美洲自由主义者，不该在华盛顿不加思索地嚷嚷说：“在我们美洲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那也就是，商品价格问题。”这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找不到别的回答的时候，只得说出了这样一句富有戏剧性的话：“只要提高商品的价格，马上就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大陆，甘愿把自己整个卖掉！”是这样：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如沙皇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样，关键问题只是：在分配剩余价值的时候多占点便宜，自己一定要分下最大的一份，而把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外国人”或“沙皇”。如果运气好这一要求得到了部分的、甚至是暂时的满足，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会跑到敌对阵营里去，因为这时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剩余价值，防止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和贫苦的农民把那个大饽饽整个儿给夺去了。以“维护民族工业”的誓言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分析，这不是今天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这一任务另一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早已欣然抛弃，让别的一些政治组织去承担了。
阿瑞斯曼迪，关于“扩大统一战线”和农民阶级结成同盟，等等，谈得很多。可是他却很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佃农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属于谁的？全都是大地主的吗？在哪些国家中有很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拥有土地？是不是因为古巴的情况特别正是如此，所以当地产一受到侵犯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立即都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进行这类精确的分析，而不是答应说，如果菲格雷斯明天愿意仁慈地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那我们就会跟他同在一个阵营里。
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虽然肯定比阿瑞斯曼迪之流所描绘的要丰富得多，但是和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相比起来，却肯定是远远不及的。在1929年以前，已经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是并不很多的。但如果阿瑞斯曼迪蓄意避免提到这个传统，却不大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这一传统在他所写下的每一页中都会指出他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念全都是虚假的。
当列宁还活着并且亲自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时候，共产国际专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文件是极少的。但其中有一个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文件，很值得请今天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者读一读。文件上的日期是1920年9月，是由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草拟的，当时列宁就是执委会的委员之一。文件的内容是对所有南北美洲的工人发出的一个呼吁，题目是“美洲革命”。尽管由于当时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缺乏经验，文件中的某些段落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抽象和一般化，但是文件中所作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却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特别是因为它号召南北美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一同进行斗争，以求在西半球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那个文件中，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联盟的废话。下面就是这一呼吁中有关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的任务的一段——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比今天不知要差多少倍：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组织一个明确的与众不同的、坚决的和自觉的共产党。这个党在刚一组成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强大的；可是，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必须坚决地从事对革命原则和革命策略的宣传工作，必须坚决地和那些迷惑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方向的人们进行斗争。这个党必须是由群众中的最好的、最诚实的代表组成的；它必须逐步推进真正的群众运动的纲领，它必须完全和群众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并以高度的耐性和决心把这一运动领上越来越宽广的道路，领向越来越重要的目标。
只有共产党能够使拉丁美洲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光明正大的态度，只有这样，这个运动才能和美国以及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连成一气；也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它才能够在世界革命中占据它应当占据的地位。
土地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农业在拉丁美洲仍居于最主要的地位（甚至在阿根廷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现点来看，是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在超过八百万的人口中，产业工人已将近四十万人）。农民正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生活在极端可怕的压迫和贫困中；他们在一切军事冒险活动中充当炮灰。墨西哥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悲惨的例子。被奴役的农民起而反抗，发动了一次革命。而他们的胜利的果实却被资本主义的剥削者、政治上的冒险家和“社会主义的”空喊家全部夺走。被压迫和被出卖的农民必须被发动起来，让他们参加革命的行动和组织，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作为农人，要想单独获得自己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必须接近农民。这决不能只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而必须是一个适合于发动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具体的纲领。贫农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因素：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通过推翻资本的势力，使农民获得解放，只有土地革命能够防止无产阶级革命被反革命势力所粉碎。
这就是在共产国际时期列宁曾经讲过的话。我们承认，这些话极为抽象和一般化。可是这很少的几段话所包含的革命真理，远比阿瑞斯曼迪的长达三十页的充满矛盾的文章要多得多。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非常明确的——尽管那时无产阶级的人数才不过只有几十万——而现在由于四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更为丰富，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了，拉丁美洲的第四国际的组织——现在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可以以百万计，而且正组织起来在进行斗争——正是在把这一路线应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的现实。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9年秋季号）
[1] Nouvelle Revue Internationale.
[2] 更有甚者，在这个对待纳赛尔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前，当斯大林主义分子称他为法西斯分子（正如他们称庇隆和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党为法西斯分子一样）的时候，他们更采取了一种拒绝理论支持的宗派主义政策。
[3] 《列宁全集》第1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85页。
[5] 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已不再是什么外国间谍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只是“已被彻底打垮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究竟为什么希望无产阶级陷于孤立、遭受失败呢？是出于一种自我虐待狂吗？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右手仍然不知道左手写的是什么？
至于说到那“无聊的”“一小撮”托洛茨基主义者，让我们且只回想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选举情况，在那里的最近一次选举中，他们得到的选票等于共产党的25%，虽然他们只在三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全省每一个选区都有竞选者；同时，当尼克松访问利马的时候，领导学生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来反对这个帝国主义代表的也是他们；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官方报纸一连几个月进行着不间歇的斗争来反对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6]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85页。
[7]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3页、264页、265页。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