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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志人群的解放[1]
第四国际
2003年2月
继轲 翻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志运动的参与人数显著增加，并在欧洲大陆遍地开花。正当许多其他运动处于守势之时，同志运动在一些国家成功地争取到了重大改革。到80年代，同志运动也开始在从前未曾存在的亚洲、非洲及东欧国家出现，在曾经遭遇挫折的重要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重新寻回力量，以及数次动员起西欧和北美成千上万的人来。
我们参与这些运动所获之教益，则是下文当中所提到的内容：
1、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LGBT）所受到的压迫是一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现实状况。将艾滋病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对男性间的以及在专偶制异性恋家庭之外的性行为的污名化。性的问题通常来说也是一样政治议题。
2、理解对于LGBT人群的压迫和对于妇女的压迫之间的关联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其解放斗争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
3、我们支持LGBT人群的自发运动的必要性，我们明白，如其没有自我组织起来，就无法克服其压迫。
4、我们为理解男女同性恋者的斗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而斗争，但我们避免将男女同志的斗争从属于其他的运动。
5、我们为以国际主义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而斗争。LGBT人群受到的压迫无处不在，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运动需要以国际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团结起最受压迫的人。
6、为了完成以上这些任务，我们需要整顿好我们——革命左翼——自己的阵地。这也需要我们的组织在很多方面上做出改变。
左翼男女同性恋者在工人运动当中争取理解和支持的斗争是漫长而艰巨的。自70年代以来，ta们不得不与来自各左翼流派的反对和偏见作斗争。至于社会民主党和劳工运动，则在总体上对性自由的议题尚未做出良好的回应。然而，几乎是自19世纪末同志运动诞生以来，试图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尝试也获得了成功。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德国科学的人道主义者委员会（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成立于1897年）以及其他欧洲的“性改革”组织的诉求得到的支持，总是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及苏维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鲜少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的。但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对于性自由的支持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在柯伦泰的文章当中写到的那样。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导致了许多妇女和性解放的成果遭到推翻，并将反同偏见几乎传播到了所有自30年代到8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别当中。但当60年代到70年代初同志解放运动在西欧和北美及拉丁美洲兴起的同时，激进和革命左翼也迎来了新一波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挑战的背景下，女权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同志运动的兴起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的第一部分界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同志解放的基础；第二部分阐明了第四国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第三部分给出了我们构建同志运动的策略；以及第四部分提议了同志解放可以也应当怎样地反映在我们组织的公众形象和内部生活当中。
一、 压迫的基础
1、 尽管迫害和宽容的程度各不相同，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平等或自由（详见第18条的定义）。Ta们所受到的异性恋主义的压迫，正如1979年第四国际通过的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当中提到的性别歧视那样，“它是无处不在的——从政治、就业、教育到日常生活当中最亲密的领域”。
2、 异性恋主义[2]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异性恋父权家庭制度。用1979年妇女解放决议的话来说，家庭是“使社会阶级分化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的主要社会经济单位”。它在资本主义下发展出来的形式“提供了最廉价的、在意识形态上最值得接受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通过使用无偿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劳动力来照顾老人小孩，以及处于劳动年龄的成年人——并且“就在其自身内部再生产出维持整个阶级社会所必须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这样的家庭形式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是尤其具有压迫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在代际间再生产出来的关系的核心是专偶制和异性恋，这说到底是婚姻和建立新家庭的基础；以及父母之爱，它使得成年人和他们的亲生孩子通过一系列包含了情感、责任和权威的关系绑定在一起。国家、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被建立起来，是为了促成稳定的、有生育能力的异性性关系，以及污名化、劝阻甚至压制其他通常被定义为“不正常的”、“病态的”或“不负责任”的性关系。
只要社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即它假定许多基本需求能在家庭内部得到满足，那么所有在家庭当中被边缘化的，或是选择不在家庭当中生活的人的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在资本主义下，这样的家庭形式预设了和再生产出异性性关系规范，它在流行于国家和社会当中的同时，压迫任何偏离它的人。只要异性恋还是建立家庭的基础，那些感情和性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同性之爱展开的人就会被家庭生活边缘化。只要家庭还是抚养孩子的主要场所，同性恋的、双性恋的和跨性别的孩子就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孤立——总的来说，在家庭生活当中，ta们比别的儿童和年轻人更易感到疏离；儿童与成年人的接触，特别是与未婚的成年人，以及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的接触，往往是很有限的。只要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只浸淫着异性恋的欲望和浪漫，LGBT人群就会感到被忽视。只要异性恋被国家、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定义为一种规范，LGBT人群就会遭到明里暗里的歧视和边缘化。压迫性的法律和广泛存在的社会歧视加剧了存在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这种压迫，但废除压迫性法律和反对社会歧视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压迫。
3、 对于今日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来说，尤其是在那些尚未完全获得独立的国家当中，同性性爱只能偶尔地发生在家庭生活的边缘中，并往往需要隐瞒同住的父母或异性配偶。无数的女性为了生存而结婚，因她们所具有的社会和经济选项是极其有限的；同样的压力也以稍轻一些的程度降临在男性身上。对于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来说，不符合异性恋规范同时也意味着公然挑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规范，这反过来又使其难以或不可能去扮演异性恋的角色。数千万的跨性别者不能或不愿融入社会认可的家庭，不能或不愿以“正常男人/女人”的身份生活，便被驱赶到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中最边缘的位置上，因而ta们常常要从事性交易或其他被污名化的职业来谋生，也要面对普遍的蔑视甚至是暴力的攻击。世界各地的许多LGBT人群无日不在与压迫抗争，ta们面对着的是监禁、强奸、酷刑和谋杀。
4、 异性恋主义在从属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当中有着特别的、有时甚至是特别恶毒的表现形式。从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征服者常常把根除“鸡奸”当做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正当意识形态理由。许多现如今已正式或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国家仍保有那些由殖民统治者施加的反对同性恋的法律。
压迫性的法律、政策和习俗常假以宗教之名而得到维护，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等等，也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从属于它们的国家当中，只要其尚未实现政教分离，它们就能通过由立法确认的针对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宗教和公共事务管辖权而得到延续。宗教右翼和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声称，他们所捍卫的“道德”准则是他们所组织的传统社会结构当中的根基。
但事实上他们所遵循的许多最反动的做法，特别是那些针对女性和“性变态者”的，并没有那些传统上的根源，其彻底的反动性完全是现代的。另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迷思是，这些社会当中的同性恋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另一项负面遗产。在我们主张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大规模男女同性恋身份认同兴起背景，认为这是直到今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的同时，我们也提倡理解存在于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当中的同性关系的历史。
福利国家的缺席或不发达，再加上低工资水平，加剧了从属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传统家庭的依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非传统的社会或政治组织或文化选择的缺乏，要做到不服从传统是很困难的。生活在从属国家当中的人们也尤其易受到国内性交易和国际色情旅游业的残酷剥削。第四国际将这种情况下的LGBT组织视为民族解放的整个进程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必然会涉及到对于国家和宗教权力结构以及帝国主义的挑战。在一些拉丁美洲、非洲南部和东南亚的国家的大规模民主化浪潮中，LGBT人群的公开参与表明了同志解放是如何得以和民族解放携手并进的。
5、 只有工资的显著提高以及福利国家的发展，才使得20世纪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有可能脱离其原生家庭独立生活，而无需结婚和建立新的家庭；可以维持长期的、主要是基于情感与性爱的同性伴侣关系；可以公开和持久地加入和自我认同为男女同志社群。与此同时，异性婚姻也变得日益是基于性吸引和浪漫恋爱，尽管结婚仍出自强大的物质压力，以及包办婚姻仍在许多国家中是常态。
同志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商业场所当中的，这一点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男性当中尤甚，这是资本主义回应LGBT人群对于见面场地和社会交往诉求的方式。而当商业场所不断扩张，LGBT人群得以自由生存的社会环境却仍然有限时，其结果是十分矛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LGBT人群有可能公开表达其性/别身份，[3]这是一种进步；这些场所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也为同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但我们不能接受这并非发生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当中。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场所本身提供的人们相互联结的方式仍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它们也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加多元。但总的来说仍然是男性主导的，以及再生产着年龄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性吸引意象——简而言之，它将性视为一种商品，而非提供一个人们可以作为完整的人轻松地建立起联系的环境。非正式网络、俱乐部、社群中心以及活动小组都是LGBT人群自我组织的产物，它们为异化的商业场所提供了一些替代方案，但它们往往缺乏商业场所具有的能见度、吸引力和资源。
囊括了所有阶级的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男男女女，以及种种因此而产生的细分身份和亚文化在内的男女同志社群，是同志运动得以兴起的基础。许多同性恋亚文化受到攻击的原因是它们“十分怪异”，但当这些批评是来自于媒体或右翼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性在资本主义之下都日益成为一种商品。
同志运动大多是针对压迫同性关系或LGBT人群的特定法律或政策的，争取禁止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的法律，以及在现存的法律和政策之下，给予同性关系平等的承认和待遇。
6、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年轻人的性关系都在以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年轻人的性很少再是绝对的禁忌了；年轻人的身体与情欲在媒体中也变得越来越可见，而商业广告也更多地利用和滥用之来销售其产品。艾滋病和新道德主义的兴起造成的阻滞并未能抑制这一趋势。
但年轻人的性（性/别）仍是受到压迫的，尤其是年轻女性和LGBT人群的性。儿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中仍被要求遵从既定的性别角色；偏见、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以及对越轨感到恐惧，仍是ta们所学到的最主要的内容。
更甚于以往的是，年轻人缺乏过自由的性（性/别）生活的物质条件。年轻人对于其家庭的经济依附的增长是与社会福利计划受到的攻击同步的。同性恋者得以集聚的地方总是极度商业化的，因此会将许多缺钱的年轻人排除在外。年轻人获得性知识，以及获得避孕用品及其有关信息的途径也仍是很局限的。
避孕套以及性知识的缺乏是造成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疾病传播的重要原因。而即使同性恋的形象在许多国家的媒体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也形象也总是被歪曲的或是刻板印象的。即使年轻人通常比更早的世代更加观念开放和更少恐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就算是在看起来很宽容的文化环境当中，出柜也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明证则是在男女同性恋者当中有着很高的自杀率。
7、 正如在20多年前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中写到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困难，统治阶级正在削减公共开支，企图将负担放回个体家庭身上。”此间的几十年情况则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些削减，连同工资水平的停滞或降低一道，威胁着LGBT人群可以体面地离开异性恋家庭生活并维持其社群的基本前提，包括住房、医疗、儿童抚育等等形式的社会支持。其影响对于依附国家当中新生的社群来说是尤具毁灭性的，其最明显的表征是在1982年以来的拉丁美洲，以及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和东亚，它导致了支持家庭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凡在同志运动存在的地方，其就应当公开地参加到反对资本主义紧缩的斗争当中；而无论任何情况，反对资本主义紧缩的斗争都应当将LGBT人群的特殊需求纳入自己的议程，包括ta们对于特定服务的需求，以及将ta们纳入既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当中。
从西雅图到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兴起的寻求一种不同的全球化的运动，团结起了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紧缩的斗争，使之更加广泛、更加参与式和更加民主化，并为左翼和国际斗争提供了重组的新机会。
它在面对所有的进步社会运动，包括LGBT运动时，也需要走向新的方向，并在社会和政治上重新定义自己。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在向着大陆和国家社会论坛演变时开拓的包容和参与的空间，也给了LGBT运动寻找新的盟友的机会，指出了LGBT议题之于如工人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后者常常会忽视前者），并将其他激进社会诉求融入LGBT运动自己的议程当中。
在这个“LGBT市场”正在给LGBT社群带来新的“正常化”和撕裂的压力的时代，在这个国际上大多数的LGBT政治派别日益关注于体制内的和游说工作的时代，有必要让LGBT运动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辩论的一部分，以及为动员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做出贡献。
必须将LGBT视角引入到不同的寻求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斗争当中去，并抗拒任何以“结构性问题”之名搁置特定的LGBT斗争的压力。倘若影响到一切人类的性的压迫的结构仍尚未被触动，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的结构性变革得以完成。
二、 我们的立场
8、 从60年代末的激进化开始，活动者们号召超越同志权利斗争，以争取全面的同志解放，这意味着作为这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家庭的消亡，以及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异性恋规范。尽管自80年代以来这种号召在运动中变得并不那么主流，但第四国际认为若要实现妇女与LGBT人群彻底的平等与自由，就需要家庭功能的社会化，而这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够完全实现。在争取同志权益的斗争中，我们试图建立当前的诉求与同志解放的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我们也认为这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相关。
随着我们对于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加深，我们也将竭力把同志解放的视角融入其中。我们反对压迫，反对局限的男性、女性和性别概念，我们为一个性别不再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核心分类的社会而努力，在其中，“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存在不再会遭致任何法律或经济的后果。我们尽力将如今由家庭所承担的各种不同功能社会化，包括建立：承担照料儿童和弱势者的责任的各种形式的集体和社区；一种不会迫使人们迁移出当地社区的经济；不同的家庭组成方式以及本地社区合作形式；以及不同形式的友谊、团结和性关系。
9、 在大多数的文化当中，人类的性与性行为，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面相，仍然被视为一种禁忌或社会“属性”，而非是一项个人事务。然而，20世纪50-60年代生殖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极大地刺激了性解放诉求的出现，并进一步地要求性与生殖分离。同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和学生当中发生了文化激进化，传统的性别划分方式也因此受到挑战。对于传统文化出现的新挑战就包括对于性的新看法。
争取堕胎权和节育措施的斗争，一如争取男女同志权利的斗争，它们直接挑战了将可接受的性行为等同于生育、婚姻和家庭的传统观念。有关性与性别的新观念促使人们重新评估性快感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当妇女运动提出有关女性的性健康和知识的要求时，其基本理念为女性是一种有性生物，并且有权利去获得性快感，以及夺回男性历来享有的对性关系的控制权。在这场争取女性性自主权的斗争中，人们所宣扬的主要观念之一是，并不存在一种“正确的”享受性生活的方式，相反，事实上其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同志解放是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更为广泛的人类性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试图将人类的性与性别从1979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中提到的“经济强制、个人依赖和性压抑的结构”当中解放出来，因其提供的范围实在是太有限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够自由自愿和愉快地发生性行为本身就是充分的理由。我们所争取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我们的身体、欲望和情感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所有人——男性、女性、有性生物、年轻人、老年人——的选择范围都将大为拓宽，人们也将开发出新的方式来将性、生活、工作和抚育儿童联系起来。作为生活和形塑在异化社会当中的人，我们很难想象性与性别将怎样在这一社会当中获得怎样的发展，因此我们也有必要避免依据我们个人的意愿对其作出预测。
10、男女同志为之奋斗的第一项斗争行动是反对同性恋刑罪化，它往往为政治性活跃的同志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1969年纽约的“石墙暴动”是整个西方同志运动的基准点，在其中袭扰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见面的酒吧的警察遭遇了物理抵抗。在今天仍有许多国家在法律上禁止同性恋。在中东、非洲和亚洲，不禁止同性恋的国家多是例外，而非常规。美国的个别州禁止异性肛交和口交一如禁止同性恋；而另一些州仅禁止同性肛交和口交。许多其他国家，包括许多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并未明确禁止同性恋，但却以“公共丑闻”等名义作为拘捕人们的依据，或有法律禁止“宣传同性恋”或“诱导同性性行为”。在用来将LGBT人群定罪的法律中，最为模糊的概念是“猥亵”：经验表明，法官更常在同性别而非异性别人群之间发现“猥亵”。我们支持废除所有这些反同法律，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性治安政策和行为的诉求。
即使同性恋合法化最初的斗争已然胜利，其他歧视性刑法仍需被挑战。例如，许多国家颁布了特别的法令来“保护”未成年人远离同性恋。基于年轻人可以被同性恋者“影响”和“引诱”的信条，他们为同性性行为设置了比异性间更高的合法同意年龄。在今日的欧盟国家当中，奥地利、英国和爱尔兰对同性性行为的合法同意年龄仍然较高。我们支持同志运动降低同性性同意年龄到与异性性同意年龄相同的诉求，无论这种法律上的歧视存在于何处。
11、在反对刑罪化之外，许多国家的同志运动也为明确出台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的法律而斗争。纵观世界各国，南非的地位是很特殊的：自新宪法通过以来，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包括厄瓜多尔和斐济）将保护公民免受性取向歧视纳入宪法的国家之一。我们支持争取法律和宪法禁止反同歧视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政治重要性不容小觑。赢得反歧视的法律保护的斗争将会为挑战LGBT人群的二等公民和边缘地位大开通路。它以最有力的方式提出了平等的主张，因为若要抵制它就必须基于歧视正当化的意图。它还将运动的着重点放在政治进程上。
在支持和倡导这些运动的同时，社会主义者也明白，获得法律保护本身并不能消除歧视和偏见。这些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解释压迫的社会基础和改变社会的必要性，而不仅仅是从法律层面实现这种变化。但是，改变法律和挑战社会态度之间存在联系。理解获得法律保护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这随之也增强了LGBT人群的自信心，使得（如在工作场所）有关性议题的态度更加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对公众偏见的改观以及对其他歧视LGBT问题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同样，同志运动也与现今强大的妇女运动有着明确的联系，妇女要获得权利，LGBT人群也一样。
当法律改革被确定下来，运动的下一步必然是保障它的有效实施。这可以通过监测法律的有效性，以及将运动的重点放在其中遭遇抵抗的部分上来实现。
12、同志运动取得进展的一项关键领域，也是革命者的一处重要舞台，即争取承认同志平权是劳工运动，特别是在工会当中的一项议题。同志运动已经在工会当中得到了回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同志工人已经组织起来要求其工会承认ta们的特殊需求，并使之在最进步的工会的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两类相关诉求是最关键的：赢得工会承认同志工人的工作权利；以及确保工会承认同志工人有权在其内部进行自我组织。在后者上获得成功对于在前者上取得进步来说通常是必要的。同志工人常与其他在传统上被改良派领袖忽视的工人建立联盟，包括女性、身障人群和少数族裔。
这些斗争对于革命者来说尤为重要，因其挑战了“经济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区隔，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以更广泛社会的角度来思考”（1979年决议）。对于自我组织权利的需求常常遭到右翼和改良派左翼的抵制，理由是这将会分裂工人运动。我们应当指出，恰恰相反，正是对同志工人的排斥和边缘化导致了运动的分裂，而承认ta们的自我组织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成员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工作当中对具体权益的诉求会因国家、同性恋的法律地位以及各个特定产业的状况而有所不同。一些主要的诉求可能包括：
·防止不公平解雇、歧视性招聘、晋升障碍等；
·防止来自管理层或同事基于性/别的骚扰；
·获得提供给异性恋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结伴休假以及伴侣福利（如在运输行业中一同出行）；
·平等地获得抚恤金和保险计划等福利；
·承认同志人群也可能有抚育儿童的责任。
还有必要将这些诉求与工会积极支持在更广泛的社会上争取同志平权的要求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例如，让工会动员起来去支持同志权利运动，以及积极参与骄傲游行（Pride Marches）等同志社群的活动。
斗争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超越对于自组织的接受，将这些诉求整合进整个工会的关切当中。这将会需要长期的和团结的工作来改变许多工会中的主流文化，并且通常只有在与其他群体的工人结成牢固同盟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我们还必须时刻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要求本身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可以在改良主义的框架内得到实现。最有觉悟的工会领导人常常试图实现整合，但实际上他们要么是通过收编或打散，要么是尝试建立官僚主义的限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毫不妥协地敦促工会在同志权益的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将促使其继续参与群众活动，并继续鼓励同志工人动员起来推进ta们自己的诉求，而非允许“友善的”官僚机构接管ta们，并将其成功当做它下一步的垫脚石。
13、与越来越多呼吁保护年轻人免于性行为、性影像和性信息的“毒害”的声音相反，我们认为，更多的信息与自主权，而非更少，才是“保护”年轻人的最佳方式。它们对于年轻人的性/别解放、意识和自由选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还能帮助年轻的LGBT人群找到最适合ta们的性/别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并抵抗屈服于现有的同志生活方式的压力。（基于此）必须要对帝国主义及其依附国家提出的直接要求包括：学校的性教育应当充分包括同性关系的选择，强调快乐和多样性；加强而非削减福利计划；提供免费避孕措施；给予年轻人经济解放的条件。同时，我们要求同性与异性性关系平等的同意年龄，我们反对任何对于相近年龄的年轻人自愿的性/别探索的压制。
14、在帝国主义国家，移民和黑人应当被欢迎加入同志组织。这就需要在这些组织当中有意识地反对种族主义。此外，我们支持黑人和移民LGBT在少数族裔社区当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自组织，因其特征为遭受到特殊的、多种形式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将永远寻求与ta们结盟，而不寻求将某种解放的模式强加于ta们。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反对利用同志权益问题来污名化穆斯林移民，而是强调穆斯林LGBT自组织的兴起和伊斯兰世界中本土的同性恋传统。
LGBT移民人群与其原籍国家之间存在的联系（通过网络、旅行等途径）也使得具体的、国际性的团结行动成为可能，并且有时也有助于依附国家当中LGBT群体的创建。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妇女运动和同志运动的成果遭到了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极端保守、资金雄厚而又极度激进的宗教组织炮制出了针对女性、同志人群和年轻人的反对性与性别议题的政治议案。许多这些右翼组织及其同情者也把LGBT人群当做施以人身威胁的目标，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还使得ta们遭受由恶毒的恐同言论煽动的极端暴力。这场反对60年代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的右翼逆潮的影响力不应当被低估，自那时起，它的力量也延伸到了许多不发达国家当中。近来在欧洲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里，民粹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右翼政党攻击移民社区的理由是他们压迫女性和同志人群，这被认为是违背“西方价值观”的。
反法西斯运动必须像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一样，强烈谴责并积极组织起来反对社会当中存在的反同暴力。我们支持LGBT人群的自卫，以抵抗来自有组织右翼或无组织偏见者的暴力。
同样，同志运动也必须在遭到极右翼攻击的其他社会阶层当中寻找盟友，比如移民、年轻人、有色人种、犹太人和政治左翼，以便更有效地对抗共同的敌人——宗教右翼和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同志运动必须揭露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右翼的虚伪和自相矛盾。在挑战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福音派以及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权力和反同运动时，同志运动应当与其他运动结盟，以争取宗教和世俗国家的完全分离。
特别是在LGBT人群受到严厉镇压的国家里，与一般人权组织建立联系，以及在其内部提出LGBT议题，或许是建立同志组织的有效方式。考虑到许多国家镇压LGBT人群的严厉程度，我们支持LGBT人群获得政治避难的权利，因在其原籍国家LGBT人群会因其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遭到迫害和威胁或根本无法生存。
16、自1981年美国在男同性恋者当中首次发现艾滋病以来，与艾滋病的关联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对男性间性行为的污名化，以及对同性恋的再度病态化。同志活动家有时会放弃其他同志政治工作以应对这种流行病的紧迫性，或屈服于制度化或专业化的压力。然而许多国家对艾滋病的必要应对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其突出表现为对医疗机构权力的挑战，对当局履行其公共卫生职责方式的质疑，以及艾滋病患者自己对行使公共卫生措施的控制权的需求。这也为同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并使得公众对性与性别实践的讨论更加开放。在许多国家当中，新一代的同志活动家在艾滋防治宣传、教育和服务组织当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无论是在年龄结构还是在激进化过程上；而此时的男同志社群则负担着照顾病人和哀悼逝者的沉重负担。同志激进主义的经验常常被引入到艾滋感染者的同伴组织的领导层当中，而同志组织也与毒品注射者和性工作者结成了激进联盟。
艾滋病是当今世界中人类的第四大死亡原因；在非洲则是最主要的死因。在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里，无保护的异性性行为，而非无保护的男性间性行为，是造成绝大多数感染的原因。但是在非洲的南部和西部、拉丁美洲以及南亚，男同志群体则有着极高的艾滋感染率、患病率和死亡率。
全球艾滋病防治斗争需要将以下斗争的动力联系起来：
·反对污名、歧视和隔离；
·反对异性恋主义和性别主义；
·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支持民主权利以及被压迫人群自我组织的权利；
·反对针对教育、福利和健康服务的审查制度以及宗教干涉；
·支持打赢“禁毒战争”；
·支持免费和有效的医疗服务；
·反对国际制药公司的超额利润。
我们特别声援那些正在同阻碍第三世界以更可负担的价格获得药品的制药公司作斗争的人们。针对南非的制药公司的运动的成功具有许多的重要意义。这场斗争将艾滋活动者、工会成员和反全球化活动者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成功的联盟。大多数参与者，特别是南非总工会（COSATU，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和“治疗行动运动”组织（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随后意识到现在这场战斗需要开辟两条新的战线：（1）要求南非政府以及雇主提供治疗药物；（2）反对美国政府就仿制药问题在世贸组织（WTO）当中起诉巴西。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千百万人心中，艾滋防治斗争已然与反全球化斗争融为了一体。
在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固有价值、人本价值和紧急性之外，在男性间性行为参与者当中展开防治工作，可能是在尚未建立同志组织的国家开始为同志解放而工作的一个有效方式。
17、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关系。第四国际在这一议题上的出发点是权利平等——男性和女性，已婚者和未婚者，LGBT人群和（顺性别）异性恋者。现如今人们可以通过婚姻获得许多权利，而其中的一些权利仅或主要由男性享有。例如，我们支持所有人，无论其性取向或伴侣身份如何，都能够有权收养孩子或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所有关于监护、探视和收养的决定都应考虑到所涉儿童的真正利益，而不是认为无论核心家庭多么暴力或不幸都要维护它的利益。我们不支持把儿童当做成年人的财产来对待的观点；儿童应当在这些决定中有真正的发言权。我们也反对那些仅对已婚者或有长期性伴侣的人有利的税法。
在反对那些给予已婚人士特权的法律法规的同时，我们意识到对伴侣权利的要求，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结婚权利的要求，正在动员大量的LGBT人群。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仍然存在针对未婚者的歧视，以及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有它自身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世界里，婚姻不仅能带来物质利益，还是一种情绪安全感的承诺（无论它在现实当中是否真的得以实现）。我们支持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完全平等的要求。
我们还要求为不想结婚的伴侣——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提供更好的法律权利。伴侣们应当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建立并确保对彼此间权利和责任的认可，而非仅仅通过单一的婚姻模式。每一种选择都必须对同性和异性伴侣平等开放。
例如，倘若现行法律自动承认孩子生母的丈夫是其父亲，或生母的男性伴侣可以将她的孩子也当做自己的，那么生母的同性伴侣必须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还反对同性伴侣合法登记的不同等待时间，以及在同性伴侣当中移民伴侣被拒绝（或面临更大障碍才能）取得居留许可。
增加个人权利同样重要，无论人们是有伴侣的还是单身。女性的个人权利尤其不应当取决于她们与男子的关系。真正的个人权利需要社会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削减了社会支持，将本应是社会责任的东西私有化，并将其再次强加于个体家庭。政府更愿意让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孩子照顾病人、老人、年轻人、身障者或失业者，而非自己来挑起其应有的负担。同志运动应当尽可能地避免使更多人陷入这种屈辱的依赖状态。相反，应当试图与女性组织和工会结盟来改变这种状况。
当今有关同性伴侣关系和婚姻的争论正是LGBT革命者可以与当代同志运动共同工作的契机，以求复兴这场运动最初关于真正解放的号召。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来破坏预设的异性恋的“自然性”，挑战性别角色，并质疑对孩子的亲权以及遗产继承权是否应当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基于亲生血缘。我们将努力打开一扇可以一窥新的可能性的大门：超越异化和依赖的新型社会和情感关系，可以在多样性和自由之中盛放的全新的个人、二人或多人关系模式。
18、跨性别者——那些不符合二元性别规范霸权的人，包括易装者、变装国王和皇后、变性人、无性别认同者以及许多其他具有根植于其本土文化的（性别）身份认同的人——往往和同性恋者一样是最受压迫的人群。事实上许多人，无论其性/别身份为何，都会因其不完全符合性别规范而受到压迫；特别是被视为“娘炮”的男性有时会经历常见于针对女性的各种歧视。跨性别者也有漫长的反抗压迫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同志解放运动诞生之前，巴基斯坦的“海吉拉斯”（Hijras）[4]和印度尼西亚的“瓦里亚”[5]（Waria）就已经为ta们的权利而组织起来了。波多黎各的变装皇后（也称作“locas”）是在1969年的石墙暴动当中第一批反击警察的人。然而随着（同性恋主导的）同志运动变得体面，以及改良主义主张的根深蒂固，跨性别者遭到了排除、忽视、边缘化及被视为尴尬的存在。我们支持跨性别者抵制边缘化，独立地自我组织起来，争取同志运动对之的充分包容。
跨性别者有一些对ta们来说特别重要的需要与诉求是应当被纳入同志运动当中的。Ta们通常来说比别的人群更有可能依靠性交易过活，在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时遭到歧视，以及受到警察和暴徒的骚扰和袭击。我们保卫他们受到尊重、得到安全以及平等地获得住房和工作的权利。Ta们还在相当广泛的情况下遭受着权力机关拒绝承认ta们的性别认同的痛苦。虽然我们意识到有时需要依据生物性别来进行人群分类，这样女性就可以组织起来反抗自己受到的压迫，但我们也质疑以各种形式及出于各种并不必要的目的登记人的生物性别的常规做法的动因。我们反对强迫跨性别，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被迫屈服于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和生物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学校或工作当中的着装规范、对间性婴儿进行的残割（即强迫具有非二元性器官特征的婴儿进行符合二元性别器官特征的身体改造）、对所谓的有着“性别不当行为”的青少年进行激素治疗，以及对跨性别者进行符合于性别刻板印象行为的正规培训）。我们捍卫每个人充分实现其个人特质的权利。
跨性别者应当有权获得ta们认为适当的医疗服务，包括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激素治疗以及心理治疗。Ta们应当有权获得这种治疗的医疗保险，并有权在进行或不进行手术的情况下对其证件进行适当的修改。
19、我们认为同志运动是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运动，它能将所有希望自由地生活在其同性性与浪漫关系当中的人联结在一起。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当中，它将会包括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关系当中，以及以任何方式来认同自己的生活的人。我们反对任何依据某种具有排他性的同性恋规范来限制同志运动的参与者的观念。
在许多国家和文化当中，一些经常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常表现得在表面上是符合文化对于男性气质的期望的，他们履行对男性的家庭角色的期望，并且不公开甚至是私下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在一些国家的艾滋病组织当中，这类男子被简单地认定为“男男性行为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起紧张的一个问题是，那些不认为自己是LGBT但却有着同性性关系的人，由于他们对异性恋主义的内化，他们并不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其同性伴侣。在这种情况下迈向性/别解放的关键第一步是，让这些男性或女性以尊重和团结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自我认同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的性伴侣。对于这些人来说，更为积极的一步是支持甚至加入到同志运动当中，无论他们在其中将会怎样定义自己的性/别身份。
在一些国家或情境当中，双性恋以及其他性少数人群可能会在同性恋运动内外选择进行自我组织，围绕与ta们的特别利益相关的议题，或是艾滋病、暴力或多元性等更为广泛的议题。我们支持其自我组织的权利，尊重ta们的选择，同时也将继续努力使得所有受到性/别压迫的人们结成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双性恋者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性恋社会还是在同性恋社群当中都是孤立的。他们的性取向常会使得他们不被注意到，或是在社会当中显得“正常”，因为他们的同性取向是不明显的，或仅被认为是“试探性的”。当双性恋者试图打破这种不可见性——作为双性恋者出柜——并让他们的性取向作为同志社群以及人类性/别多样性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得到认可和接受时，他们就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将出柜看作一种积极的立场，这与我们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一致。克服运动当中存在的不同性/别身份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建立一个包容的运动以及对异性恋主义进行反抗。
20、我们支持反对精神病学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病理化的运动，反对尝试（通过心理治疗、厌恶疗法和精神外科手术）“治愈”LGBT人群的野蛮行为。
21、斯大林主义在1934年的苏联重新刑罪化同性恋，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之非罪化之后，其意识形态遗毒仍反映在今日的中国、越南、古巴等过渡社会当中对LGBT人群的歧视上。尽管最严重的迫害已经是过去式，近年来的宽容度有所增加，但完全的平等仍未实现。迄今为止中国政府还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同志组织存在。[6]
第四国际支持在中国、越南、古巴等过渡社会当中的同志人群组织起来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支持的那样。我们希望看到同志运动与工人、妇女及其他反对官僚政权的运动结盟，并进一步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与女权主义者结盟在挑战性别主义和异性恋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依赖家庭的政策时尤为重要。但除非民主和女权主义运动支持同志运动，并在其内部反对反同偏见，以及除非男同志的运动反对男性沙文主义，这将仅会是一个空想。
22、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性别主义的斗争必须包括改变性与性别在我们的性别主义文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争取更加自由和自主的性/别活动。这要求我们对现有的性与性别的定义采取更加批判和灵活的态度，其基本前提是：我们对性与性别的定义，我们的性别认同，我们的性取向认同，诸如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从根本上来讲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有时甚至是政治建构的，因此也是可变的。人们也可能或确实误解了自己的性与性别；错误的意识、异化、压迫关系的内化、性别主义文化的正常化以及压抑的罪恶感是寻求理解和重新定义我们的性与性别的真正障碍。这也是为何针对文化中的性别主义进行更加广泛的辩论和批判，而非审查，在理解和改变文化以造福人的性/别活动的斗争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支持为LGBT人群提供更多的文化表达手段的努力，包括通过大众传媒。
一种摆脱了性别主义的新的性/别活动，只有通过长期的公开辩论和探索，尤其是在女权主义的内部，才会出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指标来预测结果的走向。没有什么有觉悟的先锋队或少数人可以宣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女权主义”的性/别；并且我们应当拒绝任何来自宗教右翼势力或女权主义内部的各种流派，例如“差异派”女权主义者[7]，强加一种“正确的”性取向的企图。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些宗教原教旨主义和保守女权主义的势力试图通过立法来制定性行为准则，包括同性恋的刑罪化以及对色情内容的审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提出一条通向性自我解放的替代性道路，它是批判性的，但对于我们的性/别需求也是民主的、参与性的和包容的。
开辟通往性自我解放的道路的第一个要求是捍卫同意权和自主权。因此，必须明确表达，我们争取性/别自主权的斗争的固有组成部分是，反对一切禁止基于同意的性行为的法律限制，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的斗争。它还必须包括争取改善物质条件的斗争，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无论妇女、儿童还是男子）能够抵制非自愿的性和/或情感关系或接触对其权利和性自主的侵犯。充分的就业、针对女性和少数人群的平权行动方案、有保障的收入、可靠和高质量的儿童抚育、住房、保健服务，以及包括堕胎在内的生育权利，对于性自主来说是必要的基础。将争取更加自由的性/别活动与保卫社会保障网络和充分就业结合起来，是对抗右翼反对女性和同志社群的狂潮的关键。
三、 我们构建运动的策略
23、所有的LGBT人群都受到压迫，ta们也有可能赢得一场争取其权利和解放的运动。同志解放斗争自身的逻辑，特别是在女权主义和其他激进运动兴起的时代，可以将活动者导向激进或革命政治。它也能够并且应当使得ta们与工人阶级运动结盟——但若要如此，LGBT社群应当在工人阶级内部和外部自我组织起来，以反对在工人阶级当中无处不在的异性恋主义偏见。我们的支部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争取劳工运动组织支持LGBT人群的诉求，并且支持ta们——以及其他人群——在劳工运动组织内部进行自我组织。
与此同时，LGBT人群不能也不会延迟他们的斗争，直到工人运动其他运动接纳他们的议题。这意味着LGBT人群需要他们自主的运动，并且我们尊重、支持和扶持这些运动。改写自1979年妇女解放决议，我们认为，所谓自主，指的是运动是由LGBT人群组织和领导的；它以争取ta们的权利和实现ta们的需求作为首要任务，拒绝将其斗争从属于任何其他利益；它也不服从于任何政治派别或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决定或政策的需要。
24、正如1979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所指出的，“女同性恋者已经组织起来成为同性恋权利运动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常常认为有必要在同志运动当中进行斗争，以使得她们作为女同性恋者的特别诉求得到承认。但女同性恋者也作为女性受到压迫。许多人首先基于女性的身份而激进化，并且感到她们因其性取向而遭受到的歧视，仅是女性在尝试决定其生活道路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限制中的一个方面。
因此许多女同志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女权运动的最前线。从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她们一直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各个政治流派当中的一份子，她们也帮助整个运动更加意识到女同志受到压迫的特别方式。”这并不总是一项轻松的斗争，因为妇女运动经常以一种有问题的方式来回应来自右翼的“女同性恋迫害”（lesbian-baiting）[8]，并且未能围绕女同志的具体诉求系统地组织运动。
在许多国家女同志也在独立于男同志或更广义的女权运动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独立的女同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得基于女同性恋的诉求而动员起来成为可能，并且是能带来变革的重要因素。作为女同志坚持的结果，今日的同性恋运动已不再是男性主导的，而女权主义者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女同性恋者所受到的压迫是对妇女运动取得的成果的削弱。
25、在同志运动当中，一如在其他运动当中那样，我们提倡的方法是：积极地动员尽可能多的LGBT人群，以及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当中的支持者。在这里我们也将如在其他领域所从事的工作那样，始终与那些会将我们带入死胡同的意识形态、领导者和组织作斗争。我们将再次重申我们根本性地反对的观点，包括：
·我们应当避免过于“公开”或激进，以免疏远大多数异性恋者，或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同情者”；
·不愿参与要求有限改良的更广泛的运动；
·认为“生活方式”的议题——严格来说说性/别解放的议题——是对关键的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干扰；
·在帝国主义国家当中，认为我们已经“足够平等”因而不再需要大规模动员；
·不愿与工人运动或其他自组织团体结成同盟；
·将现有的社会性/别分类（如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等）[9]视为永恒不变的，并且基于此认为同志人群是人口当中永久的少数群体——这没有认识到同志解放的概念当中所具有的普遍的和共同的人类含义；
·坚持仅以公民、性/别反叛者或抽象的人类的身份组织起来——这没有认识到LGBT社群身份对其日常生存，及其作为组织基础的重要性；以及
·不愿面对我们自己的运动内部的分歧，例如在性别、种族或阶级问题上的那些
我们尽最大可能在运动当中推行团结和民主，并且承认女性、黑人、身障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受压迫民族等人群独立自我组织的权利和需要。总体上讲，我们力图促进工人阶级中的LGBT人群在运动中的参与和福祉。
在创建同志运动并尊重其自主权的同时，我们也与运动当中的其他人合作，以推动工人运动和国际主义观点的要求。我们主张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想，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为彻底的同志解放运动提供最好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运动当中的领导权。
四、 公众形象和内部生活
26、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必须支持LGBT解放斗争，无论其所在的国家是否存在围绕这些议题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在这项运动存在的国家，第四国际的支部应当鼓励和支持其激进分子参与其中，并在争取在广泛的进步运动中对同志运动诉求的支持。在一些国家，第四国际的支部对同志运动的出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国际应当吸取这些成功经验，以帮助那些没有同运传统的支部工作。在目前不存在自发运动的国家，支部的工作将主要是广泛宣传和推动广义的进步运动接受LGBT的特别诉求。
27、在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当中，我们有关LGBT人群的社会和性/别解放的概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形式平等的有限诉求。我们寻求在性别关系和社会当中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从而使得异性恋特权开始消灭，性/别身份也不会再像今天这样被构建。
在“私人”领域当中——女性和LGBT人群都更受压迫，且这些压迫也更为复杂——我们必须质疑我们所习惯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场斗争是一场反对父权制和异性恋主义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和实践方式的意识形态斗争，这要求我们在各支部中，不仅是在领导层，还要在基层结构和干部队伍中，进行有组织的讨论。异性恋主义的偏见必须被所有支部成员所反对。
用1979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幻想支部可以成为一片漂浮在资本主义泥潭中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孤岛，或是作为个体的同志可以完全摆脱在阶级社会中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从日常生存努力中习得的条件作用......但是成为第四国际成员的一个条件是，同志个体和支部的行为必须与我们所坚持的原则保持一致......我们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容忍语言暴力、玩笑嘲弄、个人暴力以及其他表现沙文主义偏见的行为的组织。”
在一个革命政党内部，偏见与其所有成员有关。通常LGBT成员——尤其是年轻人——不能够向其他同志那样自在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或提出ta们的议题。在女性和男性同志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主流教育教导人们为自己是谁而感到羞耻时，自尊和自信是会受到威胁的因素。通常一个同志可能是其组织“撑同志”立场的忠实支持者，然而其个人生活或在党内建立的个人关系可能是极具压迫性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它就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党所关心的议题，它必须被公开和充分地讨论。有些同志——甚至是支部？——对同性恋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经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难被改变。LGBT运动提出的许多激进变革并未在社会，甚至是在革命者当中，被普遍接受，因为它们属于我们常说的“私人”维度。
但这正是改变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想要在LGBT运动当中被认可并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其所具有的颠覆性潜力。正如1989年墨西哥革命工人党（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PRT）大会通过的“女权主义政党的制裁政策”的文本所说，“这不是提供食谱或生活方式的问题。寻找新的男人女人就只是一种寻找。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底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从今天开始为变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正是我们国际主义潮流的贡献之一。”这些变革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到来才发生。
28、必须为LGBT工作在我们组织中的存在创造条件，我们允许LGBT成员准备有组织地介入LGBT运动当中——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并且在ta们感到需要的时候可以拥有ta们自己的讨论框架。我们应当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自己的组织当中为LGBT激进分子提供的条件。各支部必须欢迎LGBT，并且能够支持肯定这一政治斗争领域。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都受到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异性恋主义的压迫。然而这种压迫对于LGBT群体中的各组成部分，是以不同的方式方式展现和被体验的。尽管这意味着在自发的运动当中，经常需要为所有或一些人群建立单独的组织，但只要我们还未成为至少是小型的群众性政党，这就很难被复制到我们大多数支部的永久性结构当中。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允许这些人群在需要时发起特别会议的组织架构，但应当优先考虑建设LGBT专属的党团会议。
29、在作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欧洲青年组织当中，同志议题通常是一个政治议题，尽管对其关注仍不够充分。一项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青年营就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并从1989年起开设了同志专属空间。这不仅使得这一议题被所有参与者提上了议程，而且还为来自不同组织的青年同志——由于我们的青年组织规模较小，ta们可能感到孤立——提供了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从彼此那里获得政治和社会支持。
反对年轻人性压抑的运动应当成为我们青年组织活动的一项核心特征，在其中性取向也被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有关的宣传或行动同样应当挑战主流的性与性别角色。
在继续要求国家履行其性教育和医疗保健责任的同时，青年组织也应当尽可能地为其成员提供有关避孕、性/别选择、性别身份、（反思）男性气质和恐同等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在其参与者更可能发生性行为的活动中，如青年营和学校，我们的组织有责任为其提供避孕套和性健康知识，以避免意外怀孕及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传播。
有关性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诉求也可以成为动员在我们的队伍之外的学生和青年的有效工具。青年组织致力于将同志议题提升为其政治组织的一项关注重点，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青年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议题是怎样将个人的与政治的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第四国际组织同志工作的国家的实践当中得到了证明。
30、在我们组织内部的讨论当中，不应当假设我们的成员就是异性恋。因其会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就像异性恋主义的教育所做的那样，并且就像在许多国家中那样，使得异性恋主义和父权社会对LGBT的压制不可见了。
大多数时候LGBT成员选择从事LGBT相关工作是因为ta们个人觉得需要如此。然而加入LGBT组织不同于加入反种族主义团体。有关性与性别的私密和政治问题有着特殊的应对困难，且必须在个人层面上得到处理。通常，应对LGBT议题意味着要暴露我们自己的私密生活，这并不是一个易于面对的过程。因此从事LGBT工作的每一位党员都必须感到自己绝对是受欢迎的，而非自己的性取向（及性别认同）可能会受到评判，或被告知有其他方面是“更加重要的”。
31、第四国际的支部必须有意识地斗争，以限制社会当中对LBGT人群的压迫在我们组织当中再现的程度。这不仅意味着必须避免取笑LGBT人群或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的行为，同时也意味着要为LGBT成员充分参与组织生活创造条件——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LGBT激进分子。若要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将LGBT议题纳入政治议程。
正如前文所引的墨西哥革命工人党文献中所述，“我们，作为女性，需要某种力量的平衡，以使得性别议题可以随时出现......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为没有讨论空间的妇女创造讨论空间，并在有讨论空间的地方巩固讨论空间。”我们认为这也适用于LGBT同志。
32、在那些支部已经建立起LGBT组织的国家，有必要让整个组织都能接触到并讨论ta们的成果。围绕LGBT议题进行系统性的内部讨论，是这些议题集体化、改变我们组织当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惯行、以至于帮助LGBT同志——尤其是那些在LGBT运动当中十分活跃的同志——建立起有关LGBT议题的革命性视角的条件。
各支部有必要促进并对组织LGBT委员会和党团会议保持开放，以及围绕LGBT议题建立分支组织。但支部不能仅是准备好讨论LGBT议题，每个支部成员都必须愿意积极支持LGBT行动和运动。
用1979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的话来说，“就像在其他议题上一样......党的全体领导和成员必须了解我们的工作，集体参与确定我们的政治路线，并负责在我们活跃的阶级斗争的所有领域当中发起我们的运动，开展我们的宣传。”
同志议题应当成为我们在各个层面讨论的一部分：支部、地区、国家和国际。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应当在我们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学校当中接受有关同志解放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我们组织的媒体应当报道和评论LGBT运动。
33、LGBT议题必须被融入到各支部的公开声明以及对其成员的日常干预当中。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的成员必须在其政治工作当中提出同志运动的诉求。我们支部的LGBT成员应当被鼓励积极且有组织地，以革命的视角参与支部外的LGBT运动。
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政治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尝试与在LGBT议题上活跃的其他左翼力量形成联合立场并展开联合工作，正如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鉴于革命的激进分子在LGBT运动当中只是少数，所以与外部的LGBT组织达成联系是很重要的，即便支部当中可能没有LGBT成员参与运动。
对LGBT人群的压迫的影响之一是ta们的个人能力因其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受到质疑，而非基于其能力进行客观评估。我们的组织应当利用这一机会，让LGBT成员公开地以组织的名义就LGBT议题发表意见，并将参与LGBT工作和参与其他形式的群众政治工作一样，纳入选举LGBT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参考标准。
我们的组织在考虑竞选候选人时也应参考同样的标准，同时应试着让LGBT候选人公开参选。此外，我们所有选举产生的官员都必须在代议制机构中接纳同志人群的诉求，并将其置入公开声明当中。他们还必须传达同志运动的诉求，并试图让这些运动加入到其所参与的政治过程当中。
34、通常革命组织当中的LGBT成员会同时感到难以融入我们的组织和LGBT运动。一方面，作为LGBT激进分子必然意味着ta们不仅仅是在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因为LGBT是被社会所拒斥的群体，LGBT社群是被受压迫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ta们有着特殊的社会化形式以及对异性恋文化的抵抗。
因此，LGBT成员，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LGBT运动的，常倾向于将ta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隔绝开。我们的组织并不总是能理解LGBT成员的激进主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特殊形式。但在一个建立在普遍排斥的基础之上的社群当中，社会和文化生活是其政治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也是LGBT激进分子的个人需要。
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革命的激进分子，这往往意味着即使是在一个LGBT“场合”中，也可能找不到归属感。LGBT同志往往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其中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毫不兼容的规则。与不同支部的LGBT同志建立联系，鼓励我们运动当中的LGBT活动、讨论和社交，是对抗这种“人格分裂风险”和保有国际范围内同志积极分子的最佳策略。
我们的组织应当欢迎和支持这些方面的努力。
[1] 原文题目为 On Lesbian/Gay Liberation，但鉴于后文中提到的LGBT人群的范围较男女同性恋者更大，同时在当代中文语境中有将同性恋者以至于更广泛的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称作“同志（人群）”的说法，因此在对标题的翻译时也将“男女同性恋者”改译作“同志人群”，以求覆盖文中提到的更多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并由此来表现团结斗争的理念；在后文当中遇到特指的lesbian/gay时仍译作男女同性恋者/男女同志，LGBT people译作LGBT人群而不再采用同志人群的译法，以期更加贴近原文原意，表现出不同文段当中对于不同社群的强调。此外，尽管“同志”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存在歧义（两种含义分别对应英文的“gay”和“comrade”），然而这份纲领所展现的精神正是要使得LGBT议题纳入政治议程，使得LGBT人群充分参与组织生活，以及限制顺性别异性恋主义压迫在组织当中的再生产，读者有必要体会这种“混乱”，并且认可“同志”一词的另外含义。——译者
[2] 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规范，它认为人归属于不同且互补的两种性别，并因此在生活中承担着各自的“自然角色”；同时，它也认为异性恋是“正确的”性取向，并且性和婚姻关系最（或唯一）适用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因此，这种规范提倡生物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角色的二元性。——译者
[3] “性/别”这个概念是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等学者在1995年创造的，用以表达性与性别（如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着的复杂关联，以及性取向、性别认同本身具有的流动性；这一概念也强调与“性”有关的“别”，即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区分（如阶级、年龄）之间的交叉性联系。在本文中“性/别”对应的英文词汇是sexuality，但并非所有的sexuality都在本文中被译为“性/别”，而是依据文意灵活选择比较合适的译法。——译者
[4] “海吉拉斯”（Hijras）在印度语中意为“流浪者”，指的是“被阉割者”，也指代印度文化中的第三性别（印度教认为，双性人和无性人都是神的化身）。——译者
[5] “瓦里亚”（Waria）是印度尼西亚的跨性别女性的指称，该词语为印尼语中女性（wanita）和男性（pria）的结合，意为“有男性身体的女人”。——译者
[6] 这份纲领写于2003年，但在此前中国大陆已有公开的同志组织成立，例如江苏同天工作组于2002年4月在南京成立，同年成立的还有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更早，在1999年3月，中国最早的公开的同志网站“爱情白皮书”（爱白）建立。中国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组织集中成立于2008年前后，例如北京女同志中心、同城青少年咨询中心、北京同志中心、同性恋亲友会、同志之声、上海骄傲节、跨性别资源中心、酷儿论坛等；高校性/别社团则在2014年之后出现数量激增。——译者
[7] “差异派”女权主义者（difference feminists）：20世纪80年代的女权/女性主义思潮，主张重新评价从前受到贬抑的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品质（如赋予后代、维持家庭和平、在道德评价方面重视关系大于规则）来重新塑造本能的女性气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反映着其内在的母性。“差异派”女权主义认为，尽管男性和女性在生物特征上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些差异仅意味着技能和天赋在两性在的分布不同，从而使得女性更适合从事某些工作。“差异派”女权主义立场的一个内在风险是本质主义，即巩固性别二元化的、割裂的社会环境：尽管这种立场赋予了女性性别化的体验独特的价值，但这种扎根于生物特征的观点与从前父权社会贬抑女性的主张一脉相承，都认为性别是由生物特征决定的且不易变化的。“差异派”主张，基于两性生理结构而分配的角色和能力是公平的，只要赋予这些角色和能力同样的价值就够了；例如，养育子女应该像开卡车一样得到足够的薪水，这样性别化工种的价值就得到了平衡——然而这种主张同样可能被用来证明，例如比起在巩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女性更适合在家庭当中劳作。——译者
[8] “女同性恋迫害”（lesbian-baiting）是一种性别主义和恐同的行为方式，指的是给女性，特别是女权主义者以及那些行为不服从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女性，贴上女同性恋的标签，以此来羞辱和贬低她们。——译者
[9] 此处原文为“existing social categories of gay and lesbian”，考虑到整个纲领当中涉及的性/别身份群体的广泛性，在译文当中进行了改动，将其范围从同性恋扩展到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