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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为什么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

1964年9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在9月4日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这是官方共产党内部正在爆发的危机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真理报》于9月10日公布这同一的文件。也是有着头等重大意义的。
  据说,赫鲁晓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去意参加已故意共领导人葬礼的时候,曾好几天跟陶里亚蒂的政治继任人发生争论,要他们不公开发表这个文件,并且甚么也不讲。根据同一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份“遗嘱”本身是陶里亚蒂在同勃列日涅夫发生激烈的争论以后撰写的。这位意共领导人在争论以后显出十分不安的样子。一眼即可看出,勃列日涅夫的立场是符合克里姆林集团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作为“较轻的弊害”而公布这个文件,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个文件,是不是苏联国内有着内部的压力?对这一点,人们只能猜测。然而,在国际范围内要找到采取这个行动的迫切的理由,那并不困难。
  赫鲁晓夫决定召开一次其结果必然是以宣告中苏争论告终的国际会议。赫鲁晓夫在这些事情上的主要发言人苏斯洛夫,要求对中国人干脆来个谴责。然而苏联为12月中召开二十六个党预备会议的宣言,没有象苏斯洛夫的报告走得那么远。宣言表明这次会上并不打算谴责中国人。但是很清楚,预备会议面临着许多困难。中国人和同意他们观点的四、五个党不会参加这次会议。另外四、五个党可能也不会参加。现在,陶里亚蒂的“遗嘱”被扔了进来,声称意共将参加预备会议,以便在这次会上提出是否应在1965年举行世界会议的主张。
  这样,赫鲁晓夫就处于一个对本人威望扫地攸关的局面。还只在几天以前,他曾经在陶里亚蒂的丧葬礼上颂扬了他,现在不把他的遗言发表,将在事实上成为对意共友好姿态的一种蔑视,并且冒有关闭任何妥协大门的风险。赫鲁晓夫还必须考虑到,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遗嘱”肯定是抱有好感的。他还必须考虑到,陶里亚蒂尽管是反对中国人的立场的,但是他的文件对于中共领导不是没有好处的。文件一面反对在1965年召开会议,一面充实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内容。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陶里亚蒂的文件,他就不得不承认在他原想蒙混过关的某些抨击。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但是不要忘记,赫鲁晓夫有他赌客的一面,有的时候是愿意冒很大的风险的。在当前的环境下,由于同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直接有关的原因,《真理报》的读者知道陶里亚蒂提出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根源、非斯大林化的犹豫不前和阻力、工人国家阵菅内部出现新的矛盾等等问题,他们还知道陶里亚蒂亲自表示有需要就这一切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不管陶里亚蒂的提法多么谨慎小心,这对苏联公众来说决计不是一个平常的事件。恰恰相反!
  要对苏联国内的反响作出判断,现在为时还太早。在一个曾被长期剥夺意见自由对立的社会内,显著的效果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但是,苏联的领导人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削弱这个影响,他们的努力终将是徒然的。对于每个人的遭遇和他们的“遗嘱”,那是无法比较的,可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测度表,表明时代已经起了变化,官僚政治的能力也随同起了变化。列宁的“遗嘱”隐瞒了将近四十年。“遗嘱”的占有和传播至少意味着流放。陶里亚蒂死后二十天,他的“遗嘱”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陶里亚蒂的“遗嘱”的境遇表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看来多么强大,他们不再能够遏制政党动摇的危机了。各式各样的事件打乱了他们的估计和计划。讨论就是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最革命的力量本身中产生的。官僚主义的当局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注定是要失败的。阴谋诡计要随着压制而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彻底清算已经摆到日程上来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