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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一个领导以击败官僚主义分子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我们的工会工作始终是根据革命政党的纲领进行的。今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要么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奴役工人，结果造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为了赢得夺取政权的斗争，工人阶级首先得解决领导的危机，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代理人展开斗争。因此，建立革命政党是我们在工会里进行工作的关键，就象在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
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意味着更大的独占企业的成长，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愈来愈多地干涉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干涉以压制企业的行动，或者管理工会的活动。强制仲裁，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政府各部控制或建议而订立的长期合同，这些都只是国家干涉的一方面。与此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集权化、警察国家管理制度的发展，以及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把政权问题带到了每一个劳资斗争或工会斗争中。通过国家的干涉，罢工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向工会提出了明确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是对先进国家工人愈来愈强的战斗性的反应。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足以瓦解和粉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形势的反应。一切事情都把重心集中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上。现代大量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顺利连续的运转和任意操纵劳动力的能力。为此，资本家需要工会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国家机器。所以资本家首先依靠工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把有组织的工人束缚起来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工人则需要革命的领导以推翻国家。所有关于“工会改革”的谈论目的在于官僚分子完全战胜会员，更有效地约束他们。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联盟的成员在工会工作中，继续了共产国际最初四次代表大会（1919到1923年）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工会的官僚阶层是一个确定的社会机构，代表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需要，从而进行战斗，以击败这一官僚阶层。而且，这件工作必须根据打基础的第四国际“过渡性纲领”（1938年）来进行，要认清，这首先是在斗争中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如实地认识目前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每次阶级冲突都包含着政权问题。
工会在政治上决不可能是中立的。在英国，官僚阶层一心一意要把“政治问题”排斥在工会事务之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排斥不可的是革命的政治。他们愈来愈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说来，这是采取了确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作为改良主义者，他们声称，国家是独立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它在敌对的利益之间起调节的作用。因此，当国家对工业事务的兴趣愈来愈大的时候，工会领导人就觉得必须同国家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无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每个先进国家都这样做。有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辩护，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另一些人，如斯大林主义者，则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改良主义现在比以前更加公开、更加直接地为资本主义服务，革命者必须对改良主义的领导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
因此，工会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成员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政治战场。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击败改良主义者，领导由于今天的罢工形势而掀起的对国家的斗争，我们的成员必须是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他们必须始终从第四国际的政治纲领出发。
选举后成立工党政府，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领导、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之间的这些关系。相反，工党政府将企图在“使英国现代化”的幌子下，加速把工会归并于国家的过程。在从目前到选出工党政府这一段时期内，使我们在工会里的盟员更好地作好政治准备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可以有意识地把握住工党政府之下有增无减的矛盾，就可以在斗争里赢得新的领导权。
我们的工会工作的基本纲领是“过渡性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但是这一纲领常常受到曲解。为了沟通日常斗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过渡性纲领”提出一些过渡性的要求，如采用工资工时滑准法，工人审查公司账务等等。
当我们说，“过渡性纲领”是我们工会工作的纲领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是说我们争取对方接受一套这样的过渡性的要求。“过渡性纲领”的实质是：这些要求是为了准备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而去争取的。只有在这样的领导之下，过渡性的要求才会意味着工会性质的决定性的改变。
问题依然是：工会不能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工会要么继续被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束缚于独占资本家的国家，要么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动员起来。只要它们仍然是一般意义下的工会，它们不可能是革命的，而只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组织。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唯一的前途是置于革命领导的控制之下。
托洛茨基反对那些靠拢资产阶级国家而放弃工会工作的人，他说：
“革命的工会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工会不但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且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它们的任务。在帝国主义腐烂的时代，工会真正独立的程度只能相等于它们在行动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自觉程度。”
因此，我们的战略不能仅仅是在今天的工会里建立战斗小组，或者在那里占领阵地。相反地，我们要在工会里建立起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全面的革命领导，就是说，我们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开始。
在每个工会里，我们必须提倡能击败改良主义官僚阶层的各种政策，但是我们并不从每一特殊行业各自执行一种政策的考虑出发。不是的，我们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夺取权力以及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夺取权力的斗争的党，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切斗争的本质。因此，工会中一切政策斗争的基础是工会独立于国家的运动和工会内部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口号最根本地表现了官僚主义领导和工人阶级会员之间的对立。
上层官僚分子在工会里紧紧地掌握住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并不仅仅依靠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其中以腐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奴顔婢膝为主；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工会官僚领导依靠着由工资收入相对优厚的熟练工人组成的保守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各业的“工人贵族”。
就拿“蓝色工会”争执中的装卸工人来说，这些“特权”工人往往喜欢保守的领导，因为他们希望保护他们的特别地位，免受雇主和工人阶级一般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复杂情况的损害。
码头工人和矿工的斗争，每个欧洲国家中一致出现的机械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被挫败的战斗性，以及这些斗争之以青年工人日益增涨的反抗为背景——这一切都表明革命者有坚强的基础，可以领导反对工会领导中的保守官僚阶层的斗争，正如“青年社会主义者”表明，反对工党右翼的斗争存在着这样的基础。
通过不要失业、要国有化、要禁止加班、不要解雇、不要清规戒律等实际运动，通过动员全人口中最受压迫的工人阶级青年的斗争，我们开始动员阶级力量来反对官僚阶层。这种斗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我们把建党放在首要地位，工人阶级才能吸取罢工和各项运动中的教训。这些斗争不管怎样英勇，甚至不管怎样激烈，只会以损失告终，除非我们进行建党，通过自觉的研究工人斗争，培养阶级的未来领导——包括工会的领导在内。
当我们在工会里为普通工人的组织、为在劳资斗争中建立这些团体、为我们的政策而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集中注意于给普通工人委员会指出政治方向。这意味着把可能多的工人引导到反对改良主义官僚领导的斗争中去。这不仅是为了同最广泛的群众保持接触，以解决工会里的特殊问题，而尤其是为了提供某种政治领导，以建立一支力量，去击败上层官僚分子。这些普通工人的团体必须在工会机构的内部展开工作，以击败法定的领导。它们创立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对特殊的临时问题进行一次“打了就跑”的攻击，而是为了围绕着革命的领导动员起来，对官僚领导集团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战。
我们同以“工会不谈政治”为使命的工团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工团主义者带着这个使命，反对最主要的方针，即建立一个新的领导，使反对工会领导中的资本主义代理人官僚分子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大凡只有战斗情绪和受挫的斗争而不发展革命领导的地方，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强烈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避免强调为战斗而战斗的冒险主义观点，避免脱离了建党方针的“行伍主义”（rank-and-file-ism）。击败右翼官僚集团是一个政治任务。只有第四国际具备完成这个任务的条件。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转到一种新的工会工作上去，这是在共产国际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指望的工作。
赢得工会的领导权决不是以左翼被提名人去代替现任官僚分子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破产已经由电气工会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由于反对工会改良主义领导的政治含意受到拒绝，选举胜利走向反面，出现了反动派在报纸和国家支持下直接控制左翼工会的局面。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40期，1964年4月4日）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