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号召共产党基层活动家要求在支部中讨论波萨达斯同志这篇分析的各个结论。

　　巴西反革命政变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将是它在各共产党的危机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危机将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会在短期内从智利、秘鲁和阿根廷将要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
　　这个危机是“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的直接后果。而现在，这个危机建筑在跟我们更有利的形势的基础上，因为这个破产已经被共产党的活动家、被民族运动的革命基层所理解。在巴西是如此，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是“合法斗争”政策的破产。
　　共产党的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和深刻。在巴西、乌拉圭、智利，共产党不仅跟它们的基层进行论战，也跟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派别进行论战。如果问题只是跟共产党的基层进行讨论，他们就不会怎样重视，他们干脆中止讨论就完了。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他们正在跟他们的基层进行争论，以便抵制我们第四国际的影响。的确，在一切派别中，托洛茨基派是唯一赢得权威，提出路线，唯一从巴西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原因中得出结论的派别。只有托洛茨基派才能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必要把下面这一点充分说清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管是古拉特也好，布里佐拉也好，雷钦^[1]也好——进行新的尝试，以动员群众，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的道路现在并没有堵住。这些改革，归根结蒂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种尝试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
　　然而，在目前这个过程中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某些进展、获得某些成就、占领某些阵地的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以别的方式代替革命的可能性（除了某些极为有限的方面以外）这种幻想的破产的问题。正是应该在这方面作出结论！
　　反革命的胜利表明以合法斗争、议会制度当作纲领和目标这种做法的破产，而各国共产党不去讨论这一点，却要讨论还能取得一点什么东西的可能性。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的共产党正在进行斗争，以抵制各种革命倾向，特别是托洛茨基派在它们的基层以及在不跟随共产党，而走或者准备走革命道路的小资产阶级中在思想、认识、精神、意志和经验各方面的影响。因为托洛茨基派首先指出了下列事实，对它进行了分析，并且把它作为纲领的基础，那就是：如果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任何改革——哪怕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认真一点的改革——都不可能取得，而归根结蒂，要巩固这些改革——即使是巴西那种最低限度的改革——就必须夺取政权。
　　共产党在准备回答我们这个观点。然而它们不准备跟这个或者那个活动家进行论战，却准备在共产党内外，特别是在共产党之外，打击这个潮流，使它不致渗入共产党基层内部。共产党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活动家不久将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宣传鼓动、压力和影响的基础，那就是托洛茨基派，是我们支部，是我们的国际奠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对共产党基层，对进行民族主义革命或者受这革命影响的各种派别的基层施以真正的影响的基础是存在着的。
　　当巴西这样的事件产生并且立即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的时候，决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在庇隆时期，当1955年庇隆出走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在方式方面甚至还有某些类似之处。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布里佐拉，而庇隆运动那时没有。我们相信——我们要强调——布里佐拉曾经想战斗。这就是古拉特和布里佐拉之间的区别。布里佐拉在最后时刻发出的呼吁并不是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将在明天产生回响的呼吁。它在发出的时候原来也是可以产生回响的。当1955年庇隆出走时，殖民地革命过程的形势和发展水平远不及今日。特别是那时没有这样一个古巴！而在整个拉丁美洲，当时没有今天这样高的革命发展程度。我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这就是根据之一——这些根据我们都已经阐明过了。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客观社会基础，无论在巴西和在世界范围都不存在，也不存在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今天，我们有着使革命运动在巴西再起的有利得多的条件。可能性比以前大得多。因此，革命运动失败和再起之间这个阶段将比庇隆时期短得多。不应该忘记，当时庇隆倒台了，群众曾进行抵抗。而群众的抵抗曾阻止了军事独裁的建立。尽管巴西的群众缺乏一种传统，不象在阿根廷那样曾经在工会运动有组织的过程中得到过发展，尽管巴西农民的力量虽比阿根廷为大而没有集中到一个组织里去，也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尽管由于群众缺乏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致使集中的陆海军士兵对他们无法产生政治影响，也尽管那些有势力的敌对分子使群众不能根据经验、通过组织得出比较重大的结论，但是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总的革命过程很快就将帮助群众得出下列概括的结论：合法方式是不够的；必须用革命方式来加强，拿起武器，组织革命机构，组织工人民兵，组织工农兵统一战线，此外，控制主要生产资源，控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决策中心和经济机构，并取消资产阶级政权。
　　共产党却竭力压制这一切，它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它具体地担负着反革命的任务！这是因为，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来解释用议会方式取得合法的成果，取得一系列果实的可能性。用不着去讨论是否有可能取得什么东西。应该讨论的是巴西说明什么问题！巴西的事件说明，法律范围的、合法的斗争成果，通过议会制度取得的成果，都是很有限的。当他们把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中还能取得巨大的斗争成果这一事实当作中心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混淆视听、设置障碍、阻止群众从每一阶段中吸取经验的主要代理人。而这就是一种反革命作用。
　　资产阶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在作出这些结论，采取相应的行动。共产党是压制群众的轴心。布里佐拉要求的却是别的东西。他号召人们武装起来，手执武器投身战斗。与此相反，共产党却号召压制武装斗争。这在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不仅如此，这还是有意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竭力争取群众走这条“合法的”道路。它竭力压制群众，要他们跟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妥协，向它屈服。这就是我们各支部在现阶段决定方向时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应该不断地、经常地进行澄清工作。不是去攻击共产党，也不是参加论战，而是进行这种分析，进行这种全面的分析，肯定巴西事件的结论。
　　这些结论的另一方面就是，巴西这一过程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的条件下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巴西跟古巴不同，问题不是到游击战中去寻找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按照布里佐拉原先的决定，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不过，也很明显，当时没有时间这样去做。布里佐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享有充分的权威，足以取得进展的，只是缺乏时间。在这个运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巩固起来以前，反革命就行动起来了。布里佐拉的反应表明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我们看到他投入斗争。时间如果比较充分，他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会组织起来，大大往前推进的。当时很明显，反革命要来。我们全都预见到这一着。我们没有能预见到的是反革命爆发的时刻。不过当时就很清楚，最后两星期，特别是最后四天是决定性的日子。反革命势力看到事态要脱离他们的掌握，就要在一个中心点上行动起来，那就是军士会议。这是把军士集结起来动手的一个中心。
　　无论如何，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基础就在于军队，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组织，不曾被对方争取过去。军队是一种国家设施。而作为国家设施，那就犹如不可能争取资产阶级国家，而应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军队也是不能被争取的。但是可以争取其一部分。譬如我们可以争取众议院的多数，但要使资本主义尊重这个多数，就必须夺取政权，摧毁议会。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机关。
　　这是很清楚的。因此，在大多数我们掌握情况的国家中，在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运动中，目前正发生一个内部分化，对巴西事件的结论进行大争论的重要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反革命尽管可以胜利，但从世界形势的整体出发，群众依然可以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一个打击就意味着后退一步的阶段了。现在不是西班牙了。当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这里，失败被看成是取得一次经验，结论跟西班牙当年完全不同。人们正在准备新的前进。连政变分子他们也在谈论这一点。由于群众并没有被击溃，政变分子中间的危机依然存在。这表明革命的世界统一性。
　　虽然共产党采取了否认和掩饰这些结论的态度，可是那也枉然。存在着革命的永久性的世界过程，一个地方的失败立即就毫不延迟地从世界另一地区的胜利中得到弥补。巴西这次事件刚刚结束，玻利维亚和智利就出现革命形势。在玻利维亚，那倒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雷钦党内发生的决裂是为了重新集结力量而向左进行的。至于在智利，罢工富有战斗性，十分坚决。
　　共产党说什么挑衅分子焚毁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等等。应该揭露他们这种反革命的态度。焚毁汽车的是工人，是小资产者，是职员，他们就这样来表示他们斗争的意志，表示他们斗争的决心。在拉丁美洲，智利人民是有着焚毁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传统的。当然，这种斗争形式不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因为最好的斗争形式是剥夺企业，占领工厂，强制进行工人管理。然而那些组织不向群众发出这样的指示，所以群众只好自发地上街行动，以表示他们深刻的不满情绪，烧毁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所有的一切东西。这是他们表示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智利由来已久了。在每次大规模罢工中，他们总是不让一辆公共汽车留在街上的。这里存在着一个直接的原因。群众并不是无缘无故地破坏公共汽车和小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击他们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公共汽车车费高，又要不得。原来设计坐二三十个人，可是得装七八十个，挤得要命，又没有门窗。居民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砸碎这些公共汽车和大议员们的小汽车。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因为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采用。如果工会和政党的领导能够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群众是会参加的。群众有坚决的实际精神，足以理解什么事情是最好的。
　　共产党的这种反革命立场被他们支持合法的和平道路的外表掩盖起来了。可是正是在今天，不去从巴西这样清楚显著的形势中得出这种合法道路已经破产的结论，不去得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途径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已经破产的结论，那就是为反革命服务，那就是充当反革命。那就是压制群众，不把他们引向他们应该记住的最明白无误的经验。共产党人说：“列宁这样说。”今天必须说清楚，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应该把和平途径或者合法途径看成是唯一无二的中心，而是说所有那些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成果，跟一切议会行动或者民主行动一样，都不过是对打倒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的一种支援，而是说必须以群众示威、双重政权、占领工厂、工人控制、剥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加强这些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列宁就是这样说的！请共产党的活动家们读读列宁的著作吧。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把列宁谈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文章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列宁在谈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时候，不是把它看成是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成是某一时期斗争的中心。也就是说，就某一时期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斗争形式是主要的。而我们现在是1964年，不是1905年。在1964年以前，在巴西曾出现过政权掌握在群众手中的局面。号召群众夺取政权，组织工农民兵，这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正因为这样，跟民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古拉特就没有向群众发出号召，没有号召军队参加斗争。因为他看到群众超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看到群众夺取政权的危险。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的态度是双倍罪恶的，因为它事先不把巴西无产阶级不可能作为独立组织而行动这种错误论调的涵义告诉它的活动家，事后又不跟他们一起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行动，是使具有高度斗争精神和革命决心的陆海军士兵屈从于资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无产阶级能以它独立的行动参与运动，它是可以把陆海军士兵吸引过来的。巴西的事件就应该这样来分析。这是分析巴西事件应该采取的方式。
　　当美国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巴西反革命势力掌握政权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论战，吹捧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两个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巴西和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组织者。共产党掩饰它是巴西反革命势力暂时胜利的主要负责者。
　　巴西和全世界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同情者、工人活动家正在评判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从中得出批判性的结论。他们清楚地感觉到和看到，共处、妥协、改良政策又一次表现了彻底的破产。他们看到和感觉到，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合法斗争的圈子里就导致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投降。巴西共产党无条件地支持古拉特。
　　古拉特曾经赢得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把自己表现得好象是穷人之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推进了某些经济发展和基本改革的措施，从而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推广到小农经济，采取了某些民族经济的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寻求无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没有别的基础可以依靠来推进这些打击帝国主义的措施，然而这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
　　古拉特曾经依靠群众来发展他自己的道路，然而这不是由于他的能力，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纲领，也不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由于共产党不能作为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政党而得到发展。拉丁美洲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派别之所以得以发展——如古拉特和布里佐拉，那是因为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发展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被一部分群众抛弃了的缘故。共产党那些追求资本主义改良，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纲领和目标，只能起使它们自身解体的作用。

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共产党的破产

　　在巴西，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到六十万张选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它在1964年应该得六百万票，成为巴西人民压倒多数的代表。在阿根廷，共产党曾被庇隆主义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击退。庇隆的群众试图通过支持庇隆来打倒资本主义。在乌拉圭，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三万多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和阶级影响来推算，它应该变成最大、最有社会力量的政党。然而它现在却是一个连工人阶级十分之一的支持都得不到的小党。百分之八十的乌拉圭无产阶级依然受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乌拉圭资产阶级政党有白党红党之分，各有几派。——译者）的影响，投它们的票。在罢工和其他阶级行动中，无产阶级为阶级利益所驱，反对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既不跟着共产党走，也不投它的票。在智利，社会党跟共产党势均力敌，甚至还超过共产党。
　　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巴西共产党的停滞、后退和解体，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发展起来，并对工人阶级以及贫苦和中等的小资产阶级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巴西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占有优势，而是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妥协、跟它联盟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和目标的破产，也就是和平共处的破产。反革命的这一胜利又一次肯定了有必要把争取民主要求、工会和政治权利的斗争，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联盟、成立工农政权的斗争的目标和革命纲领结合起来。
　　巴西事件的另一个根本结论，就是无产阶级有必要保有它自己的组织，提出自己的口号，提出自己阶级的革命目标，从事独立的行动，以便不受资产阶级领导（不仅是古拉特，也包括布里佐拉）提出的口号和纲领的限制。如果无产阶级带着它自己的纲领和它自己的革命政党组织了起来，就不至由于资产阶级的恐吓、胆怯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而裹足不前。无产阶级原是有可能走得更远，把农民带动起来的。它原本可能号召农民和士兵参加斗争。它原本可能把他们发动起来，在革命的领导下，争取实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一目标，使“基本改革”得以付诸实施。结论就是这样。
　　布里佐拉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行动起来。但是他说：“我们当时缺乏一个组织。”他不认识无产阶级独立的作用。不过这也是很合逻辑的事情。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开导他、教育他。共产党对这毫无兴趣。因此，也不能把这一点看成是落后或抗拒。他缺乏认识。从他全部活动来看，布里佐拉是个革命者。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果断的行动的人，勇往直前，不肯认输。可能他感觉到了革命。他的声明是一个感觉自己是战胜者的人的声明，而不是一个感觉自己是被击溃者的人的声明。因此必须大大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作用。独立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同资产阶级分离的组织，象共产党人那样。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独立行动就是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不要雇主参加。你不能有自己的工会，却执行资产阶级政府或者资产阶级的政策。组织独立意味着要有阶级的纲领，有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目标。共产党人说：“应该监视敌人。”你监视帝国主义，举行举行游行示威，帝国主义才不在乎呢。敌人要是看不到无产阶级的武装行动，它是不会感到自己孤立的。当游行示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而不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游行示威也就不会进展。这是应该得出的结论之一。当你达到这样一个限度的时候，那就已经不可能只是威胁威胁，开开会就行了。必须行动起来，必须进行剥夺。按照古拉特3月31日达到的水平，那就已经必须转入剥夺资产阶级，取消资产阶级政权，否则就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猩猩派说：“如果我们再晚四天动手，我们就完蛋了。”他们看出，虽然古拉特不下命令，群众就要自己行动起来了。这个反叛，开始是一千五百名下级军官，可能就会蔓延到全国，波及兵士，他们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政权。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要不采取反资本主义的剥夺措施，要不把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双重政权从组织上具体化起来，那就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是主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立即作出了这个结论。2日或者3日，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说：“咱们别乐了，还是谈谈巴西的事儿吧，刚发生的事情是一次1905年。”不错，是1905年，然而用不着再过十二年就将是又一个1917年。
　　而共产党却掩饰这个结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结论。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跟资产阶级一样，也知道这个结论。然而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基层组织掩盖这个结论，免得他们受革命的影响。本来吆，这是一个“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平共处不仅指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约翰逊之间的协议，同时也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和平道路还是革命道路——问题就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巴西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雄辩地表明和平道路的彻底破产，表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极度有限。在目前阶段，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能容忍对土地所有制、对生产、对所有制、对分配制的任何严重的改革——我们说的是改革而不是剥夺。不，资本主义对什么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感觉到自己的衰弱。因此它用反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要维持古拉特的小小的改革纲领，就必须革命。这是应该得出的结论。这是对各国都适用的结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不这样做，却号召加倍努力，提高警惕，监视敌人，实现团结。团结起来干什么？起来斗争？怎样斗争？警惕敌人？什么叫警惕敌人？瞪眼瞧着他行动？对敌人，瞧着他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他嚷嚷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工人不武装起来，没有夺取政权的决心，不去占领工厂，没有革命纲领，光是游游行示示威，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是不大在乎的。
　　资产阶级在武装起来，进行准备。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这样准备。巴西事件的结论并不是要号召随便什么“团结”，而是要号召争取剥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团结。缺乏阶级纲领的团结毫无意义，它对敌人有利，因为这种团结欺骗工人阶级，使它不能从事件中得出结论。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斗争纲领的团结对敌人有利，因为它阻碍群众进行斗争，阻碍他们从统一行动中取得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利益。
　　包括剥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管理、工厂委员会、工农兵委员会、工农兵联盟、工农政府这样的纲领的团结，那才是团结。把基础建筑在和平共处的前景或者单纯的宣言声明上，而不是建筑在群众动员上的任何非临时性或非局部问题的团结，都对阶级敌人有利。共产党搞的就是这种团结。它们起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作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形势中得出它们自己的结论，它们对革命结论的总结毫无兴趣。
　　列宁在每次重大事件以后，总是作出每个阶段、每个事实的正确的客观的结论。列宁在1905革命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还没有成熟，有必要为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政府而进行准备，必须为此而重新武装起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胜利了。可是我们今天是1964年。列宁的这个经验正在巨大的规模上重复着。当象巴西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就说明今天世界处在革命形势之中。整个拉丁美洲在革命。资本主义除了进行反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维持它的统治地位。这次反革命政变表明，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群众革命行动的支持，都不能抵挡反革命势力，只能投降。古拉特不经斗争就退让了。因为，发动斗争就意味着他不能控制斗争。他宁可让他的敌人掌握政权，也不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虽然他曾经有意进行一些改良，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特殊的经济改革——不过这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

　　目前这种形势是在对革命十分有利的特定时刻中发展的。出现了大失败。拉丁美洲的革命在巴西遭到了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不过这毕竟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因为它使阶级敌人有可能发动一次它正在发动的大反动，进行大规模逮捕，对民主自由进行迫害。这显然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没有人号召他们参加斗争。然而他们在遭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失败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我们认为是暂时的——将产生重大的效果，因为它们将鼓励反动政权。它们将鼓励帝国主义利用巴西形势，来把这哪怕是暂时的胜利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他们尤其将组织起来对付古巴，然而从社会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在世界范围都处在不利条件下。它们没有巩固的立足点。
　　帝国主义、巴西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将竭力从这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暂时成功中得到好处。然而它们缺乏把这成功长期维持下去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条件。代表世界资本主义总的思想的资产阶级报刊，纷纷起来进行批评，试图把这次反革命政变的反动的社会经济后果抑制在一定范围，因为帝国主义害怕群众的反应，它感觉自己不够巩固，没有力量来依靠这次反革命的暂时成功，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掀起一个加剧这种形势的运动。帝国主义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它害怕。要不然的话，帝国主义者就会怂恿巴西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更进一步，他们就会号召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效法巴西的榜样。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公开说出来，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把握。富布赖特的演说反映了世界资产阶级这种心情。巴西反革命胜利两天后，他说美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来提高拉丁美洲群众的生活水平，以便遏制共产主义，同时在冷战中少花些钱。富布赖特的这些考虑固然是凭借苏联和全世界各共产党赫鲁晓夫之流向帝国主义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但是，归根结蒂，这些考虑也是从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出发的，而反革命的和平共处政策却不允许别人利用帝国主义的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来更好地埋葬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阶段不能利用巴西群众遭到的这样严重的失败，因为力量对比的历史的、客观的、具体的条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有没有参加斗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对资本主义不利。这是第一个有利的结论。巴拿马也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吵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中苏危机是永久革命的一部分。中苏危机和中国人批评苏联人和平共处的态度是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资产阶级就可能利用那些事件。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利用它在自己前进道路中的失败，不因失败而瘫痪，却继续前进，那么有些失败无疑会转变成为胜利。从而可以看出，考虑工人阶级在遭到挫折时是否瘫痪下来，该是多么重要。然而巴西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瘫痪。当然，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阶级敌人正是神气活现，宣布镇压法令，控制国家机器，准备进攻工会。可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瘫痪。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例子同这次事件毫无共同之处。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就瘫痪了很多年了。危地马拉也是一样。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干预这个结论是多么重要。另外一个结论是：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正日益加剧，而现在必须进行干预。在力量对比方面有两个重要因素。妨碍群众前进的是哪一个因素呢？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沉醉于合法手段、沉醉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斗争的那些民族主义党派的政策，它们都麻痹或者限制运动。当这种政策遭到如此重大的打击的时候，就出现对我们有利的结论。资本主义当然立即得到一些好处。然而由于群众没有别的办法取得经验，他们也就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存在工人阶级失败、后退、崩溃的条件。后退决不意味着失败。我说的是后退而不是失败。后退和失败是两回事。后退有时候是失败，有时候却不是。在巴西这个情况，后退和失败都有。这一次工人阶级严重地后退了，也失败了，因为阶级敌人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工人阶级之所以后退，那是因为它原来抱着站在古拉特背后有可能向前进的幻想。
　　这些是行将在下一阶段在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阻碍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障碍来自共产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障碍就在这里。富布赖特抓住了这点，他说：“应该信任赫鲁晓夫，他是一个真诚而诚实的人。让我们跟他接近吧。”这对那些人是一个惨重的打击。由此可见中国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所施的打击虽然有限，而且具有相当的机会主义色彩，但是毕竟进行干预了。他们就这样在促进事态的发展，有助于对同资产阶级妥协、一味争取资本主义改革、屈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些有害政策作出结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在谈智利问题的时候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那时候说，不应该等待选举。应该组织游击小组，使它们现在就起作用。今天就应该占领工厂。我们说，游击小组不能保证胜利，但是足以为胜利准备条件。不应该提出什么选举胜利以后群众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样的保证。不！选举只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在智利现在这样的情况，选举是一个有决定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如果选举斗争没有议会以外、选举以外的行动相配合，那就将产生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再说一遍，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在组织和在主动权方面的优势将在阶级敌人那一边。这些是最重要的结论。
　　既然资产阶级面前再也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可以度过，这种优势显然只是相对的东西。不过革命的任何停顿总是一件对它有利的事情。原子战争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怎么样也将失败，推延时日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我们就会让它推行它的政策。不。不。要是我们不干预，要是我们不有意识地进行干预，从群众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就会取得生存下去、进行打击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凶暴。此外，对资本主义来说，利用和平共处来延续生命，那就意味着利用机会、利用形势来进行打击，使革命的世界进程后退。
　　一个象在玻利维亚和智利将要取得的那样的胜利，对群众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即时的鼓舞，鼓舞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在现阶段取得的一切经验。他们已经看到，有必要把自己组织起来。特别是巴西的无产阶级已经看到争取自己的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了。而这将在下一阶段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他们以无产阶级为基础，领导军队中的士兵。士兵本身不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会是阶级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我们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如果士兵不能及时受到无产阶级行动的影响，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没有自身的阶级目标。我们在两篇文章里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曾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领导，应该争取时间。资产阶级却先这样做了。我们早就看清楚，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及时影响士兵，它就不能有所行动，因为资产阶级领导人会压制他们的行动。士兵是不会有自己的阶级目标的。这将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尽管目前存在着插曲式的失败，群众暂时遭到打击，但是阿根廷、智利——特别是智利——的革命过程将把巴西的群众重新向前推进，使他们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冲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件重大事件帮助群众弥补他们遭受的这个暂时打击。那就是中苏危机。等到这个危机进一步公开的时候，它无疑将迫使中国人把他们的政策更向左转。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将采取一条在每一点上都是革命的路线，然而这将是使他们更向左转的一个压力。中苏论战正达到更高的水平，成了几乎是完全公开的危机，双方的谴责十分尖锐。在这场论战中，很难后退一步。这表明世界永久革命不能后退。革命在这里或者那里的一个国家遭到的打击，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巩固。中苏危机就是这个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世界反革命政策。因此，中苏危机就是世界革命永久过程中的一个直接因素。
　　中苏危机肯定将以巨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影响革命倾向的发展。它将是把世界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巨大推动力。虽然中国人并不以十分坚决和公开的态度号召每个国家进行革命，但是他们将不得不趋向于同世界殖民地革命结成联盟，在世界范围同革命派别——其中包括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拉丁美洲局——结成联盟。我们第四国际号召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实现革命的唯一可能道路），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对裁军的幻想。最近阶段中国人的纲领中有两个问题比以往更加接近我们的路线。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过去跟我们的距离是相当远的，而这两个问题却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和平共处，一个是裁军。中国人的态度中含有妥协的倾向，寻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他们将不再能长期这样行动下去，因为在反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将发现他们不得不采取——至少是在口头上——抬高革命路线的立场。
　　中国人在两点上提高了政治认识：一是关于和平共处——它越来越不是共处了，一是关于裁军。这是对他们的政策的一种纠正。在今天以前，他们说裁军是可能实现的事情，而现在说要殖民地国家武装起来，要资本主义国家解除武装。这是明朗得多，公开得多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虽然不是巴西群众所受暂时打击的对症下药的补偿，却是世界永久革命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及时补偿。巴西事件是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策、也是对群众的打击。然而它不会导致群众的长期失败，因为存在着拉丁美洲和全世界革命的过程，存在着共产党的危机，存在着中国人政策向左转的必然性。
　　鉴于以上这一切，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世界试验进行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来统一对共产党反革命政策的分析和结论，来统一安排争取共产党基层组织参加推动拉美和世界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行动。我们认为有必要号召它们的基层组织进行斗争，从下面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那就是：和平共处、合法道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纲领十分有局限性；巴西事件表明有必要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准备和发展民兵和武装小组，有必要争取军队的重要部门，然而这应该通过无产阶级和群众的独立行动，按照不依附于资产阶级行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和目标来行动。决不可以紧紧跟在资产阶级领导屁股后面，否则无产阶级和群众就要陷于瘫痪。这就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在它同工农兵的关系上，总是竭力维持对他们的控制。然而这也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有时试图调整资产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在改革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例如正在墨西哥发生的那种情况，那里正在进行改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运动，分配土地，创造维持资本主义的更良好的条件。当资产阶级能维持它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时，它也求助于工人阶级的支持。当它感觉到可能失去这种政治控制时，它就对这种支持不感兴趣，就转过来反对工人阶级。这在巴西是很明显的。这种例子还会重复发生，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例子。

巴西当前的斗争任务

　　在巴西，现在应该为争取民主要求、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工会权利而斗争。但是这应该同时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与之配合，无产阶级应该提出驱逐及剥夺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机构的纲领。在这方面，双重政权的机构是很重要的，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巴西人完全缺乏建立双重政权的意识。士兵的行动、拿起武器夺取土地的农民的行动都是双重政权的行动，但是缺乏有意识的双重政权机构。归根结蒂，决定形势的是有意识的机构，它们可以动员、集中和领导人民，可以成为组织和领导的中心。
　　在巴西，双重政权机构是以经验主义的、十足经验主义的方式行事的。当士兵迫使某一部长辞职、使军官的命令无效、要求释放由于进行工会活动而被捕的水兵和军士、迫使政府承认他们的工会的时候，他们是双重政权的机构，然而是有其局限性的机构。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经验主义的，是片面的。他们不是根据一个中心，根据无产阶级的统一纲领而行动。因此，他们的行动是软弱的，得不到有力的响应。海陆军将领所以占士兵的上风，就因为士兵们的行动是经验主义的、局部的、直接同资产阶级机构相联系的。他们没有同无产阶级、同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系起来。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双重政权的行动没有象在玻利维亚那样建立在双重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在玻利维亚存在着同阶级相联系的双重政权机构，帝国主义因而未能把国有化工厂恢复为私有企业。这是共产党人拒绝教给工人阶级的一个经验。他们对得出这些结论不感兴趣。他们为了反革命的意图而掩盖这些结论。在每一事件中，党的责任就在于得出革命的结论，指导下一阶段的行动。革命的结论就是要武装群众来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妥协。
　　在下一阶段，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问题是应该使双重政权的机构在已经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农民已经有了武装起来占领土地的经验。士兵已经有了组织工会的经验。既然他们应该组织工会，那么谁也不会把他们这个经验抢走。有个海军上将现在说，应该改善海军中的不良的管理和待遇，力图消除那些驱使水兵组织工会、提出要求的因素。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水兵组织工会、并不只是因为海军中的不良待遇。他们的要求并不只是海军的要求。陆军士兵的行动比海军走得更远些。他们是根据人民的要求而行动的。他们跟群众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感到了群众的影响。
　　事实上，巴西最严重的落后是无产阶级的落后。无产阶级组织得最不好，最没有深入斗争。我们在前面说过，无产阶级没有深入斗争，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好。它缺乏有组织的阶级生活。它不控制工会。在各部门各行业都没有工会的中心机构。因此无产阶级缺乏有组织的阶级生活，使它不能在无论有无号召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
　　阿根廷的无产阶级却是这样行动了的。庇隆刚倒台，无产阶级就动员起来了。当然，当他们看到一切都已完结的时候，他们反应得晚了一些，因为他们直到最后时刻还寄希望于他们的领导。当无产阶级看到他们的领导不号召他们斗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投身进去。在巴西，无产阶级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投入斗争，正是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好的力量。而工会领导又完全依靠一些小工业部门和人数不多的小组。因此，巴西当前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会，以便在下一阶段建立真正的双重政权机构的主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下一阶段重要的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权利要求、争取工会民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新闻自由等，这些斗争都应该同驱逐帝国主义、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被捕的工会会员及干部、没收帝国主义企业、没收大领主土地、没收大工厂等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争取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时应该跟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等级工资制、等级劳动工时制、计划就业、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独占。不过这些还不是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是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工会权利、整个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统一、保卫一切斗争成果、维护工会的斗争成果（包括保卫士兵的斗争成果）、等级劳动工时制、保卫国有化企业、帝国主义滚出去。这些就是主要口号。随着无产阶级占领更多阵地，应该添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如工人管理企业、对外贸易独占、没收大中资本主义企业、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农政府。这些就是从巴西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中应该得出的结论。

1964年4月5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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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钦（Lechin）是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领袖、副总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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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