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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正主义到机会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希利派)第六次年会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

1964年3月2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巴布洛修正主义派)联合书记处发表声明,拒绝(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关于召开会议以求有原则地统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建议,这又一次表明了巴布洛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的欺诈本质。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经过一年散漫的会谈、躲闪和玩弄外交手法,巴布洛派的国际书记处没有兴趣去澄清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了整整十年的政治原则和有争论的纲领性问题。相反地,它企图粉饰严重的分歧,还打算同国际委员会里的新修正主义者结合在一起。这就结束了同国际书记处的长时期谈判。这些谈判的历史只能在本阶段予以总结。必须声明,在这个时期内,国际委员会始终没有离开它的主要目的:在有原则的纲领性的协议的基础上统一第四国际。

  1954年,紧接着发生分裂,巴布洛的大多数支持者清洗了他们在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支部之后,国际委员会就采取主动,同国际书记处开始谈判,以求解除围绕着分裂而产生的混乱,同时探索有原则的统一的可能性。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在组织上并不属于第四国际,但在政治上一直支持第四国际的决定)却阻碍了这一企图的实现。
  接着,在195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詹姆斯·坎农,事先没有同国际委员会商量,就同国际书记处开始讨论,理由是政治分歧正在很快地消失,没有必要再去挖掘过去的分歧。国际委员会要批评国际书记处的理论政治论据的任何企图,都受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澄清原则,而“团结”则变成了一系列组织上的做作。
  这一行动是同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蜕化变质相一致的,他们在1953年分裂发生时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很多已经被放弃了,如果不是全部被放弃的话。

  “团结”会谈终于垮啦,因为国际书记处甚至连坎农的委婉建议都不肯接受。他们要的是向他们的纲领和组织方法完完全全无条件投降。得到这次教训之后,坎农被迫宣称:巴布洛派“……把‘国际’当作国际书记处的文字和技术工具,而国际书记处则实际上完全不受任何控制。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同由许多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组成的当今世界运动不相容的,事实上起着阻止这些政党发展的作用。”
  1962年2月,还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书记处的试探性的“团结”活动的结果,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下列动议:
  “国际委员会主动同国际书记处接触,以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由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各派三人组成。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作出安排,以便交换双方有关各支部的国际问题内部资料。
  “……最后,小组委员会应就双方意见的异同范围,提出一个简要的报告。”
  这一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可是国际书记处对于团结的态度却跟国际委员会不同,而且正相反。6月23日,国际书记处发表声明说:
  “第四国际认为1953年的分裂,特别是那封号召把按照正常程序选出来的第四国际的领导置之不顾的公开信,是一个大错,这已经给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照我们的看法,1953—54年分裂的政治基础在于对第四国际在1950—51年所作世界形势的估计的正确性,缺乏充分的理解。”

※     ※     ※

  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回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出的公开信,也从来没有接受国际书记处于1950年所作、为分裂打下基础的那个国际形势的估计,因此国际委员会不能不把这一声明看作要我们无条件放弃由国际委具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3年成功地保卫了的政治立场的哀的美敦书。
  在事先决定了的协议基础上进行讨论的任何企图,必然要严重危害国际合作和运动的最后统一。这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委员会的意见。
  尽管有这些障碍,国际委员会还是有原则地努力使讨论得以在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双方共同成立的同等委员会里进行。但是讨论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国际委员会就遭遇内部的分裂,而这是国际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怂恿的,如果不是它们所指示的话。
  不等国际委员会在1963年9月开会来全面考虑讨论和统一的前景,中国、加拿大和瑞士的支部就阴谋分裂国际委员会,他们在1963年3月匆忙召开了一个残余会议,并且在巴布洛派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联合在一起。国际书记处轻率宣称,分裂者代表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这一谎言典型地说明了他们的手法,那是用来解除那些不了解争执的历史和性质的人们的武装的,也是为了在这些人们中造成混乱的。
  这一卑鄙的把戏的细节,是并不那么简单的。
  首先,无论加拿大支部还是中国支部,都没有就争论双方提出的任何重要文件进行辩论或作出决定。瑞士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一次书面意见。至于中国人,究竟这个支部存在不存在,发挥不发挥作用,都是受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加拿大代表充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傀儡,一点独立自主的作用也没有起。
  其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破坏了民主讨论的一切规范,他们没有把四个主要政策文件中的三个文件提交一般成员讨论,就赞成了统一。最后,也是这一阴谋的最不可恕的部分,分裂者对国际委员会所属全部拉丁美洲支部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这些支部,包括阿根廷人、秘鲁人和智利人,曾经坚持,国际委员会会议应于1963年9月召开,以便他们能够派出代表团,而且有时间研究有关文件。智利革命工人党的声明特别明白清楚,毫不含糊。它拒绝“国际委员会中任何支部所作同巴布洛派国际书记处统一的任何单独的尝试。智利革命工人党决不让自己被想自行同国际书记处联合的任何支部拖着走,它知道,这是革命纪律的基本义务: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团体在国际委员会里讨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全体才能通过多数表决,决定在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团结的基础。”
  我们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拉丁美洲各支部是赞成早日统一的,但是我们也不想隐瞒他们对团结的有原则的态度。

※     ※     ※

  分裂者就是这样无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而去争取“团结”的。国际书记处现在指责我们反对“早日集结各种力量”。我们已经在上文说清楚,我们反对——坚决反对那种事前没有经过彻底广泛讨论的团结。
  这也是列宁在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所采取的态度。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实行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我们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1]
  国际书记处向我们挑战,要我们确切说明对他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那些文件的态度。好得很。在这一决议的篇幅里,不可能对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进行适当的评论,但是修正主义者可以放心,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保持沉默。这里让我们简略地谈一谈大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主要决议《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第四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里,我们读到:
  “未来几年里最可能的转化是……这样的:殖民地革命将继续把一些新的国家牵涉进去,并且将加深它的社会性,更多的工人国家将要出现。这个革命不会直接引起各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复,但是却会在建立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起强大的作用,只要看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兴起,这是已经很清楚的了。”
  如果这段话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就是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马克思主义领导,须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卡斯特罗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为根据。
  可是这些领导不但憎恨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加以镇压!
  国际委员会坚决拒绝这种修正主义的幻想,如果接受这种幻想,那么第四国际将遭致几十年的停滞——几十年的沉沦。
  国际书记处的这一吉诃德式的命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出荒谬的结论,它的作者们在谈到古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前景时满怀希望地认为:
  “正如激进的(原文如此)美国记者I.F.斯通在访问古巴后所说的,那里的革命者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这些人和有关的潮流充分自觉时,托洛茨基主义将成为强大的潮流。”
  对这种论点姑不加以着重抨击,我们只想知道所谓“充分自觉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充分自觉”就象卡斯特罗的胡子那样,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农民革命家的天赋才能?这里我们看到,科学的革命理论是怎样地被丢在地上用脚践踏,而粗鄙自然的“自发性”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则被抬高到了美德的地位。
  谈论“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本身就是语词矛盾。就象说冷血的哺乳动物一样,这种说法使人误解现实——而且公然不顾一切分类的系统。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杜会分析方法,一种世界观,是唯一科学而合理的认识论。这是十分高度发展的人类自觉。它代表对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述。它决不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机械而荒谬地等同起来的经验主义的笨蛋。
  让我们不要忘记列宁的教导:
  “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2]
  在这一点上,国际书记处不是跟我们吵闹,而是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吵闹:
  “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对于理论问题的严格认真到甚至有点好争辩的态度。列宁的二十七卷著作将永远是对待理论的最高度负责精神的范例,如果没有这一根本的品质,布尔什维主义就不可能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3]
  列宁在另外的地方说过,没有党,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可能发展的,党代表着人类意识的最高形式。这句话一直被认为是革命运动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可是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修正主义的自作聪明的笨蛋们却用本·贝拉的骗人的假药和卡斯特罗的美丽的词句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党——这个卡斯特罗一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也没有写过一本理论著作。
  那么第四国际的前景,如果还有的话,是什么呢?让我们听修正主义者道来:
  “在先进国家里,第四国际可以作出认真的贡献来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服务……第四国际可以帮助殖民地革命的战士们保持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工人国家的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第四国际可以起特殊的作用,帮助他们去发掘那四十年鬼话的残瓦破砖……”
  这就是被放在胡桃壳里的第四国际的前景。在这个说明里,运动的任务没有超过日常事务和庸俗宣传的水平。没有提到党领导群众作斗争,反对失业,反对把工会并在国家机构里——也没有提到把工人阶级的青年争取到党的一边来以及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青年运动。
  举例说,并没有讨论到出版一张正规的周报的问题——只是草率地提了提要维持“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相反地,我们看到了“可以作出”、“可以帮助”、“可以起”等等词句。国际书记处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而在欧洲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呢?
  什么也没有!

  列宁把党看作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的高度集中和有纪律的战斗组织,而国际书记处正是列宁的这一概念的直接相反的东西。
  列宁所规定的党设法赢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通过先锋队,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只能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来完成。只有党的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才能实现阶级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哲学,是革命实践的科学——不是对教科书的沉思默想,也不是象国际书记处所相信的“发掘残瓦破砖”。
  国际书记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拒绝了“过渡性纲领”的根本思想,它说:
  “关于在许多国家里建设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缺乏在革命爆发以前去进行组织和去取得适当经验的时间。在几十年以前,这会意味着对革命的某种挫折。可是,由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就不一定这样了。苏联的榜样……还有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削弱,已经使某种情况下的革命有可能取得部分的成功……甚至能够建立起工人国家来。在这样的国家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极端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他法,只有完全地、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就在革命的过程里把党建立起来。”
  这里自然地得出两个结论:
  (1)今天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2)革命不是组织起来的,不是准备好了的,而是自动发生的。因此,建党的任务是个纯理论的任务——是需要的,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可以革命,甚至可以建立工人国家,那么为什么要在“革命过程中”建党呢?到底为什么呢?
  不象国际书记处,我们建党不是为了光荣和威信,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果国际书记处的话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重新检查第四国际的全部理论的、纲领的和历史的基础的时候了。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做得对不对?他的斗争是真正必要的吗?他的历史的预测是正确的吗?国际书记处是否同意托洛茨基这一看法:“没有人曾经在实践中表明,或在纸上清楚地说明过,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知道它的需要的党的政治领导,怎样能够夺取政权?”[4]
  清算者和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请不要支吾蒙混!我们要求直截了当的答复。
  我们对国际书记处的文件的批评还绝没有完,但对目前来说,也就够了。我们将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另作详尽的评论。
  国际书记处声明中的压轴是关于把一切“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许”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大言不惭的那种夸口。我们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提出强烈的怀疑,理由有如下述。
  联合书记处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同盟者对于肯尼迪暗杀案的反应,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这一宗派的改良主义的和市侩自由主义的性质。正如1953年斯大林的死暴露了国际书记处内部的腐化堕落,同样地,今天肯尼迪的死也使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内部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具体化了。当法雷尔·多布斯向世界反动派头子的寡妻发出吊唁,《战斗者》同意地引证一个资产阶级法官的话要求“全国”“放弃仇恨”(!!)的时候,国际书记处的英文刊物《世界展望》正在转载叛徒E.白劳德之流对死了的总统的颂赞,无耻地把肯尼迪比作林肯!

  《新闻通讯》正确地、严厉地批评了多布斯这一令人作呕的声明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流的行为。这一攻击激怒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约瑟夫·汉森,他以权宜为理由进行辩护:
  “法雷尔·多布斯同美国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道,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完全反对暗杀的。他的声明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张强大的报纸对于确定美国其他报纸的调子往往是极有分量的。多布斯还对报界发表简短谈话,向肯尼迪夫人表示他个人的同情……他的谈话有助于反击恶毒的政治迫害者把马克思主义者描绘成失去理性的人的努力。”(《世界展望》第1卷第18期)
  汉森的“辩护”同多布斯的谈话同样是胡说八道。如果真是象汉森所说,那么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多布斯犯了双重的罪:他不但在联邦面前丢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脸,而且拜倒在美国最“强大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喉舌的面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为了一点点体面已经出卖了他们的革命的天然权利。象国际书记处那样把这些人叫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侮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一可尊敬的名字。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国际委员会过去不参加、将来也不会参加“重新统一大会”的猜字谜游戏,为什么我们要谴责由国际委员会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成员所举行的残余会议。最近的事件,如肯尼迪暗杀案,已经暴露了巴布洛修正主义和革命的列宁主义之间的分裂的决定性和不可挽回性。从今以后,斗争必须而且将要在一切战线上公开进行,使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够区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伪造的变种。
  打倒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39期,1964年3月28日)




  
[1]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194页。——译者
  
[2]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页。——译者
  
[3]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4]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