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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以波萨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词
波萨达斯
1964年3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同志们！
我们以第四国际的名义，以所有因为工作关系而不能参加大会的第四国际战士的名义，以所有因为正在从事斗争而不能出席的同志的名义，以那些由于采取战斗的立场而被人杀害以致不能出席的人的名义，我们以所有这一切的名义举行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对于人类全部的未来过程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重要时期。
在致开幕词以前，我认为有必要谈谈主席没有涉及到的其他某些方面：这就是关于在组成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问题上第四国际所遵循的准则。共产国际章程和某种程度上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的第四国际章程，在任命代表的方式上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即选举代表是根据有关国家的重要性、这个国家中成员人数的多少以及它在国际中的地位。第四国际不是以空洞的数字为根据来任命代表，即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来任命领导的一种由各支部组成的联合会。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政治重要性、政治力量以及干部成熟的程度。干部不是以任何支部的名义，而是根据整个第四国际的发展需要来选举的。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也可能都来自一个支部。但是这些国际的领导成员并不代表任何支部而是代表第四国际。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政策、路线和活动是根据第四国际发展的利益而提出的。选举领导成员和代表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以能够发展、推进和组织第四国际为基础的。
在选举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我们已经考虑了第四国际的这些原则。每个支部的代表的次序和数目，是根据每个支部的重要性和力量来决定的，这将由“监察委员会”在以后加以说明。因此，在选举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第四国际新的领导机构、选举国际书记处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干部的重要性、成熟程度，以及如何能使他们组成一个和谐、一致而坚决的团体，以便推动、领导并组织这个阶段中第四国际的活动。现在是第四国际整个历史上最困难的阶段，但是我们如果就其复杂和困难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来看，它也很象另一个时期，那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在世的时期，即他组织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阶段。
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胜利的信心和意志
左派反对派、第四国际和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纲领和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在于争取胜利的意志，作出决定和发挥影响的意志，在发挥影响时，不计人数的多寡，不考虑组织力量的大小，而是考虑客观的过程，它最可能的前景，国际局势成熟的程度以及革命在全世界成熟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重要的、正在和将要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信心，是政治的和革命的决心，是行动的明确性、纲领中所规定的前景的明确性、第四国际的政策的明确性，以及领导力量的和谐一致。
三十年前，托洛茨基和一小部分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决定组织第四国际的——因为第四国际是在1934年擘划成立的。三十年前，托洛茨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考虑到组织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它的发展和历史必要性。他考虑的不是数目，也不是左派反对派战士的影响，而是独特的基本历史条件，这就是：世界革命运动在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必然会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必然会需要为争取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政策和纲领，即改组和革新工人国家的纲领和政策；资本主义危机无论在程度上、影响上和规模上均将不断扩大。
但是这些客观的历史因素还不足以使托洛茨基决定成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成立是在人类历史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在革命在全世界处于低潮的时刻实现的，当时斯大林主义象巨人一样兴起，几乎要使革命力量陷于四分五裂，它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统一战线，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就是在这个时刻，托洛茨基擘划了第四国际，拟定了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的轮廓。
争取胜利的意志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把握肯定历史的客观过程一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话，托洛茨基也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前景的。
每一个纲领和每一项政策都预示着一种前景，这种前景在成为现实以前就已孕育在思想中、理智的认识中、决心和革命的意志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政策不仅仅是估计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结果；基本的要素是争取胜利的意志。
在托洛茨基奠定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的墓础时，他考虑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会获得胜利这种必胜的意志，并且以这种意志为出发点。思想本身显然是现实的抽象，因为它是把一种多方面的、分散的、表面上缺乏一致性的客观过程集中起来；思想集中了这个过程，规划出它的轮廓，而且允许人们干预这个过程。任何其他办法都会引起混乱。但是，要设想这样的过程，就必须有胜利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来自实践，来自分析，来自对思想的深信不疑，但是也要在实际的活动中有信心。
从那时一直到现在，第四国际已经得到了发展，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的，它今天在历史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短期内的前景
同样，我们在这个阶段也准备要来参预人类历史即将出现的实际过程——原子战争和革命。我们所依靠和争取的前景不是第四国际在人数上的增加，而是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各团体和各党同各种力量、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决定历史进程的下一步的各种运动的联合。这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在全面的规模上实行打进去主义。这并不是争得地位或赢得各种倾向的打入主义，而是在非常短促的阶段和时期内推进革命的打入主义。
有了这种前景，我们所依据的就不是对我们的实际力量、人数和我们的物质手段的考虑，我们所依据的是已经在望的、已经在发展着的历史必然性。
工人国家正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着，正在开始推翻苏联官僚政治的全部机构。这个明显而不可改变的过程的最重要之点是苏联官僚政治的磐石团结已经成为对去，不仅在国内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不仅是在官僚政治各部分的范围内如此，也不仅是官僚政治内部各种矛盾的结果，而且我们如果同时考虑到它是官僚政治的矛盾斗争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它也是由于工人国家在经济方面、财政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进步现在不容许、也不能容忍官僚领导存在下去。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官僚政治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中间，不仅表现在同一国家内或不同国家内官僚政治的各种倾向、各个集团和各部分之中，而且事实上，如在中国和古巴所进行的革命以及革命的进展已经同它的领导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长期的前景，而且是短期的前景。短期是指短短几年；两年、三年、四年。不会再多。
战争革命
我们抱着充分的责任感和觉悟，准备并将继续准备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以便在最近二年、三年或四年以内——虽然也可能不出两年——干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一个动荡的、多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导致核战争，而且就在发生核战争的时候，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开始。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可以设想，在下一个阶段同核战争一起发生的是整个世界的同时革命。这两件事相距不会到几个月或几年，不会的；二者将同时发生。同时并不意味着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同一星期或者同一个月。它意味着同样的过程毫无例外、毫不间断地在全世界发生。这是世界革命不断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将把整个世界卷入各方面的革命，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到工人国家。我们为此而做着准备。
我们不仅相信纲领和政策的正确。我们不仅相信革命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托洛茨基说：“有了党，我们就无所不能；没有党，我们就一事无成。”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相信我们自己只有在掌握了一种能够使人们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领导、组织并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手段之后，才可能有自信。只有这时才会有自信。
因为这不是相信个人的才干、能力和个人的决心，而是相信我们知道如何去团结、了解、认识和实现表达了客观历史需要的千千万万人的愿望和意志。正在准备着核战争和准备着革命的就是这个过程。
我们参预中苏争论
我们已为这个阶段作好准备。不是消极地、学院式地，而是在日常的活动中；由于行动敏捷，由于决心发展我们自己，由于不仅是在过程进行时参加进去，而且还要干预并改变这个客观过程，因此我们的这种活动永远是有生气的。我们人数虽少但仍然要进行参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因为我们不仅相信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群众的革命意志，而且相信欧洲群众和各工人国家的革命意志。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发生危机、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看重毛泽东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决定一切；他们是暂时的领导，因为他们虽然表明一种需要，但并不代表这种需要，不用多久，这种需要即将同这一领导发生冲突。我们在推进这一过程，我们参预它，促使它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这个小党参预着中苏争论，以便改正政策，使它具有最直接地反映世界革命需要的立场，而不论是中国的、古巴的革命，其他革命，还是游击战。
群众了解这一过程
我们反复重申：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世界的群众。我们的信赖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所谓“盲目的信赖”。我们的信赖是整个历史中最合理的信赖。没有任何人会有比我们更合理的信赖了。我们的信赖是由历史的过程所指导、监督、判断和考验的。我们并不指望群众因为走投无路而起来反抗。我们也不指望群众因为绝望而起来推翻他们那里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权，推翻苏联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我们相信他们因而也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指导他们的是自觉的理解力。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阶段能够表明象桑给巴尔那样的过程。从来没有。那些致力于通过人类的精神方面来解释世界的一切哲学家、唯心论者和大批蠢人都不了解桑给巴尔，他们对它置若罔闻。但是桑给巴尔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中最高尚的范例，说明人类的生活在如何进行着，是怎样作出反应的，为什么要作出反应，为什么要推进，说明生活的本能和生活的意识之间的关系，现实和意志之间的关系，现实意志，意志现实。
桑给巴尔就表现出了这一思想的综合。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本能。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社会现实——这就是饥饿——的直接反映。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粗暴的个人行动。桑给巴尔的革命是由一种高度的觉悟所决定的，这种觉悟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紧接着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就出现了建立一个向工人国家发展的政权的趋势。
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个事件，并不意味着桑给巴尔是一个例外，它意味着桑给巴尔是合乎规律的。它并不意味着桑给巴尔有什么特殊的性质或条件，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全世界都具有桑给巴尔取得进步的那些条件和可能性。
国家机器竭力在进行威吓
人类历史中的这一阶段必须用以下事实来估计和判断，这就是不断成熟——这种成熟表现出一次比一次更加提高、广泛和深入——的条件同一次比一次更加往后倒退的现行领导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貌似非常强大的领导势力，拥有各种机构、手段和物资，他们对群众进行恐怖统治，力图粉碎他们，以为他们有办法可以统治人类的思想。但是人类的思想不是蒙昧主义所能统治的，不是由模糊不定或愚昧无知所控制的。他们之所以能控制人类的思想，是因为他们有残害人的工具，如坦克、火箭和枪炮。如果美国的武装消失了的话，那么美国用以进行镇压的物质手段，即美国政府，也就只能维持三分钟的时间。
左右人类灵魂的不是在历史面前踌躇不定，盲目无知，也不是在社会面前不知所措。不是的！具体地说，在这些国家——北美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所以受这些东西的左右，是因为在群众面前有步枪、坦克、机关枪，这些构成了一种压力，并且由于实行了防止群众集体活动的恐怖主义而左右了一系列的反应。但是处在这种情形下的群众只要能找到方法来向这种势力进行示威并反对它，他们就会这样做——就象在桑给巴尔一样。
桑给巴尔群众的胜利
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们是同他们完全一致的。他们是历史现阶段最进步、最高尚和最有教养的人。能够在没有物质资源的情况下消灭那些阻碍进步的物质手段和社会方式的正是这些人。在从前，似乎必须有了哲学、科学、化学、医学、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大批愚蠢的盗贼才能取得进步。当时这就是进步。桑给巴尔的群众表明进步并不是这样的。桑给巴尔群众的进步基础却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在历史上最恶劣的条件下，毫无物质支援，他们却克服了压力，而且使用压力来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有许多困难的一小群人，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却面临着各社会党、各共产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工人国家的领导这些方面的联合压力，面临着各种压力，这些压力似乎非常强大，足以摧毁我们，使我们在巨大的革命过程中显得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使我们屈从于利用我们困难重重和人微言轻的情况而向我们施加的恐怖压力；但是在整个这一过程中第四国际却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有意志和革命觉悟，意识到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正在全世界发展着。群众和我们完全团结一致。他们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但缺乏思想觉悟，缺乏成体系的觉悟。我们则有计划，有思想觉悟而自觉地行动着。
争取世界革命的联合
我们深信革命力量不久将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去年7月间，我们曾谈到在一两年内同中国革命联合的问题。从那时起，根据世界历史的具体过程，我们修改我们的看法说，我们不仅将同中国人联合，而且将同世界革命联合。如果我们首先同中国人联合，这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这并不是我们同中国人联合，而是中国革命同我们一起取得进展。我们对于这一阶段是有准备的。
这次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第四国际其他各次代表大会，只有第一次代表大会除外，因为那次大会是成立大会，它的基本任务是使把握和信心同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前景结合起来；拟定世界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在俄国革命后，这是列昂·托洛茨基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伟大工作。这是对思想的力量、经验和人类意识抱有信念和信心的最高表现。没有这种把握，托洛茨基就不会有力量设想到战争和斯大林主义是不会毁灭人类或使人类倒退的。
是革命，还是和平共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筹备的。两年以前，我们在第四国际中经历了一次危机。有些人更加坚强起来，并且表现出我们对于这一阶段是有所准备的，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不仅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心，而且是由于经历了对组织和革命行动产生信心的过程。两年以前，我们在第四国际中经历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分裂和破坏了第四国际。事实上，瓦解了的全都是那些已经衰弱的欧洲支部——只此而已。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第四国际继续取得了发展而且没有中断。我们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核战争而退缩不前或受到阻碍。我们所以没有退缩，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革命热情，而是因为对第四国际的政策、纲领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具有信心。
运动的威力和历史意义反映在这个运动的不可破坏的连续性上。这样一种连续性没有为危机所影响，就反映出运动的客观必要性并不完全表现在它目前的人力物力上，但是政策、纲领和前景则可以表明它的正确性。我们同投降分子决裂以后，一直在继续发展着我们的运动，他们已分裂成六七种流派。所有这些人的基本路线就是放弃革命的客观远景而代之以改良主义和调和的道路，在现阶段这条道路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
有两条路线：共处或者革命。没有其他道路，没有中间阶段，没有把各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的可能，没有能够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手段。共处就是革命的反面。要维持共处，就得取消革命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取消以群众的坚定有力的干预为基础的革命政治。革命政治不仅仅是宣称“革命万岁”，而是要推动群众去革命并相信群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说过的，群众是会犯错误的，但是群众是不会犯那种会使他们去支持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的错误的。群众是会犯支持某某候选人或者支持某种倏忽失效的立场这样的错误的。历史上确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事例；但是群众在斗争的方向上，在历史的远景上，是不会犯错误的。相反地，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如果不以群众的革命意志为基础，还能以什么为基础呢？
历史通向共产主义
一切投降分子都已经放弃了对群众的信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这是十分明显的。连蚂蚁也知道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也感到了这一点。肯尼迪在被刺以前就曾宣称：毫无疑问世界将要走向共产主义，但是还需一段时间。两个月以后，他被除掉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比他设想的要快。为了赢得群众的同情，当时是世界资本主义最高代表的肯尼迪，也准备说他承认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的理想，而且是人类的希望。作出这样一个声明是因为历史的客观趋势，即历史的固有的发展过程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不是因为苦难，不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因为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社会的不平等碰上了工人国家的发展，尽管工人国家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在消费方面实施官僚主义的分配办法以及对群众实行官僚政治的恐怖主义强制办法。但是群众还是支持工人国家而根本不支持资本主义政府。
在阿尔及利亚、古巴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群众都有同样的倾向。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可能有高有低，他们对付干预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路线全都是一样的。因此，桑给巴尔的革命并不是桑给巴尔成熟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世界革命的整个力量所造成的结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桑给巴尔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做这件事的程度。他们没有党，没有工会生活，物质手段也很缺乏。对革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世界革命的压力而不是桑给巴尔的条件已经成熟。
投降分子向国家机器屈服
这明确而清楚地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这也表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怎样被本·贝拉的领导所限制、歪曲和束缚了。阿尔及利亚的这些大人先生们甘愿采取革命的和平路线——调和的改良——并不是因为有必要这样做或者这是一条新的历史道路。不是，这是因为他们投降了。这些领导人并不是相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他们对于世界革命没有信心。他们中途变节了，他们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放弃了前景、方法、形式、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政治而代之以国家机器。
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有巨大的历史差别，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同斯大林之间的巨大历史差别在于他们有意识地不为官僚势力辩护，也不打算这样做。他们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推进革命。但是他们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利益一致的地方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篡夺群众的权力。在他们之间有相同之处，但是从历史上看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建立工人国家是有可能采取新的形式的。要建设工人国家也可能有二十种方法。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时曾阐明：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同原则有关的职能是不能改变的，但组织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在组织形式、原则和目标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在特殊的阶段中，也可能把过程中的各部分统一起来。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建成工人国家——南斯拉夫的、古巴的、中国的、苏联的和东欧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以群众为基础的工人政权。投降分子丧失了这种信心，只相信国家机器。他们和斯大林是一致的，斯大林不相信群众，他相信的是国家机器。斯大林的堕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放弃纲领和政策是不能不产生具体后果的。开始的时候是放弃形式、放弃执行纲领和革命政策的活动，最后的结局就会是提出把放弃革命政治的理论拼凑在一起的各种纲领。这一切只是反映某一团体的领导的叛变，他们在一个时期曾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现阶段却没有能力去加以发展。策略和方法不论有多少变化，它们总是要服从于纲领和革命政策。如果放弃了革命的前景，如果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或者象在阿尔及利亚那样不是走向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或把群众提高到能够决定国家政策的地步，那就是剥夺群众、封锁群众。仅仅在两年以内，这些变节者就垮台了，这表明在现时期历史的范围之广和压力之大——这是迅速而巨大的压力。
在现时期第四国际必须发展，这是客观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干预主义的策略。从1951年干预主义形成直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历史变化。在1951年，我们建议发展第四国际作为发展革命的方式之一。目前的基本目标就是贯彻革命，尽管我们在某一特殊时刻也许不会发展，但也要这样做。我们的发展不是某一团体的扩大，或者到处成立团体，取得历史的意义。我们的发展将是群众的发展。为此，就必须扩大我们的影响，取得更多的基地，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参预世界革命
在第四国际的整个历史上，我们筹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最完善的。这也是为战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一目标作好准备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等待战争革命，我们今天就准备在各国参预世界革命的领导。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不仅表明我们对思想、对未来，对前景抱有信心，而且表明我们同从中国到桑给巴尔的全世界群众已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纲领中已经是牢固的了。
这次的代表大会是在两年的过程中筹备的，首先是我们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接着是四月特别代表大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次会议，现有支部和我们谈到的各新支部的发展，所有支部的文件已经系统化和固定起来以及各支部的改进，第四国际的两个支部已出版周报，在世界革命斗争的历次事件的客观过程中，第四国际的发展——这不仅是指阶级斗争，而是指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第四国际是在下列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四国际在比利时、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国进行了反击和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信；我们在古巴的运动虽然受到迫害和威胁（每天都有同志被投入监狱，我所说的三位被囚的同志已经被送到一所悲惨的监狱中，同伦加佐同志拘禁在一起），却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信心；我们古巴支部在继续进行活动方面表现了信心，它在保持影响方面取得了进展。
外交必须为群众服务
从古巴传来了两件奇闻，有些同志可能还不知道，我现在打算谈谈。在古巴支部2月出版的一期双周刊上，曾经报道了在关塔那摩举行的一次工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官僚当局提出了某些建议，我们的一位同志为工人的权利进行了辩护。我们的同志胜利了，这些官僚就打算要逮捕他，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在面包工人工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反对官僚分子剥夺工人的权利。官僚分子谴责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希望这样一来就能恐吓到会的人，使他们不敢投票选举这位代表。这位代表答复说，“虽然我没有当这个组织的成员的这份荣幸，但是我以被人称为托洛茨基分子而感到自豪”，而他居然当选了。这是今天正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卑鄙地、反革命地颂扬——群众将因他的这一行动而裁判他——屠杀阿尔及利亚群众、屠杀非洲群众的凶手戴高乐的时候古巴的情形。他把这个凶手说成是“叛逆者”，具有“革命精神”。这就是执行调和和改良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放弃革命政治的必然下场。
放弃革命的政治就意味着放弃前景、希望和群众的革命行动，等待结合外交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反对结合外交行事；列宁正是历史上最干练的外交家。他有能力领导那个又穷、又没有枪炮子弹，而且许多人死于饥馑的工人国家。他有能力抵抗巨大的压力、进攻和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是因为列宁所根据的是使革命外交成为可能的两个条件：第一，注意群众，尤其是注意他们的革命活动；不让群众的革命利益从属于资本主义提出的外交让步。第二个条件是绝不信赖任何资本家——决不！卡斯特罗对戴高乐的颂扬，就意味着赞许他，在法国群众、殖民地群众和全世界群众面前表示信任他，相信这个一度曾是屠杀全世界群众的元凶的刽子手。早在法国殖民地群众在战后不久成为第一批举行大规模起义的叛逆者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屠杀了。而卡斯特罗称之为“天生的叛逆者”的正是这个人。卡斯特罗一定感觉到了我们对他的反革命行为的反对和鄙视。我们宣布：正象我们过去曾相信他的革命忠诚一样，我们对他站到反革命一边并同世界帝国主义重要堡垒之一的代理人同流合污的行为表示鄙视。
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阿根廷的资本主义，如果不得已而同工人国家——它们是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利益相矛盾的——进行贸易的话，这不是因为它们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这一历史目标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进行大辩论时——这是两位都想贯彻革命但采取不同策略立场的伟大革命家之间的辩论——他们所关心的是获得外交上的利益，设法从英法两帝国主义的分歧中得到好处。他们是想怎样得到好处呢？托洛茨基把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当作讲坛，用以揭露资本主义匪帮，特别是德帝国主义者，而列宁则向德国工人阶级说：“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正在扼杀我们。要使我们不致被迫作出让步，那就要靠你们了。推翻他们！不要相信德国的资本家！”而这都是正当他同资本家谈判和签署和约时所说的话！托洛茨基说：“条约只在必要的时期内有效，一点也不能超过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允许它存在的时间，不论是资本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还是资本家同工人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都是这样。”这是革命外交的规律和基础。
卡斯特罗帮助戴高乐
相信国家机器而不相信群众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颂扬戴高乐，是因为他希望从法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取得外交上的利益。他对戴高乐的颂扬是支持法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个帝国主义只不过象戴高乐的鼻子那么大而已，这个帝国主义自己已没有力量再活下去。卡斯特罗的支持对于法帝国主义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如果说戴高乐不论是在承认中国人或者宣扬中立主义上是执行一种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的话，那是因为一方面各种矛盾把他置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他是个失败主义者。否则他是不会奉行这种政策的。从基本上说，戴高乐的全部政策不是由法帝国主义的实力决定的，不是由它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无法摧毁革命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弱点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从法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的利益，要比已经获得的无比优越。
如果卡斯特罗认为他正在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他就错了，因为他这样做是在法国的群众面前，在小资产阶级面前支持法帝国主义的威信。法帝国主义被迫在中东、东南亚和古巴作出的一切让步，都大大有利地得到了补偿，使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好处。
巴布洛认为自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说他的意图是反革命的，意思是说他是要把革命拖向后退，但是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存在着一样的幻想。他利用计谋和手腕依靠国家机器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群众的需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而且不可代替的需要和要求是群众的自觉的、直接的、有组织的行动，没有这种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求每项政策、每个策略、每一个革命行动、每一个阶级行动、每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行动，都依靠群众的动员，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创造、发展和在高度水平上保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绪；根本不相信资本主义。绝不相信！这不是因为我们由于道义式哲学上的理由而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绝不会让步，除非它被迫让步。
群众追求的目标不是取得今天的利益。群众追求的目标是今天取得利益以支持明天以及今天推翻资本主义的努力。这就是革命外交的基础。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皮埃尔·弗朗克、杰尔曼、麦丹和巴布洛之流却与此相反，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政策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调和政策。所有这些人在短短的两年内都投降了。在这两年内，第四国际在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就以最有力、最稳健、最一贯而且最和谐的方式作好了准备。在这两年内，第四国际为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这也许是我们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筹备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象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就象第四国际的任何其他活动一样，并不在于发表一些文件，让每个人阅读这些文件并且得出结论。它也不在于让每个人有权进行讨论、独立确定方向并作出决定；而一切象世界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会议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原则在于把第四国际的注意力、精神和意志引向正确方向，使之走向明晰的目标。我们准备参预新的工人国家的建设工作，我们准备同别人一道走在未来的革命领导的最前列。为此，我们的代表大会准备要讨论如何进行参预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不仅要准备好意识，而且要准备好精神和决心。如果我们不做到把自己集中在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决心之中，我们就不可能有有组织的行动、不可能有革命的前景。世界代表大会已为此作好准备。它打算发展和集中第四国际的革命力量和意志，以便向下一步的目标迈进——这就是使自己对原子战争、对革命以及对重新组织人类以便走向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第四国际将进行领导
在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筹备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也就是准备用我们微小的实际力量、用我们有限的物质手段，作为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自觉地进行干预。尽管我们现在不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这样。我们这样看自己是因为整个客观的过程表明，发展的趋势不仅在形式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而且还需要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它具体地需要这种领导。第四国际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趋势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句话还不够——这是一种同国家机器有关的定义，这是从“天上”来的一句话。
每一客观形势都在客观上需要领导，因此必须取得担任这一领导的权利。要取得这种领导权，就必须赢得群众的信任。这种领导权不仅同罢工、总罢工、某个国家的某一政党有关，而且同干预中国、古巴、各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全世界群众有关。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以这样的充分的觉悟、信心和力量进行筹备的，这就是在未来四年内我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下一阶段的领导。这个时间也许会稍长一点，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会短得多。
苏联的官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第四国际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再经受不起四年这种革命过程了，苏联的官僚政治统治和窒息工人国家再超不过四年了。它们都没有客观的历史基础能够再支持下去或调和自己的矛盾；它们已经做到了头，它们之间的联盟和和解也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僚政治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发展到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放弃任何工人国家了。这不是因为它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它做不到。官僚政治已经在工人国家中实施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成份的宪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施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部分职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者消除工人国家不可抗拒地向前迈进的基础。
但是官僚政治仍在进行活动寻求支持，寻求新的支持它的基础，因为它已经在工人国家和工人运动中丧失了支持它的基础。在形式上越来越露骨的官僚政治，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要向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团、机构、关系和组织中去寻找支持，这些东西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虽然不是一个东西，却已经毫无二致了。要想把革命拖向倒退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分子如果不能在各种团体、倾向和追随者当中找到支持的话，它就无法继续鼓励各种潮流、团体和官僚主义的保守倾向，甚至还有资本主义势力——即使在这些东西把他们置于死地之后！例如，根据苏联刑法，侵吞公款就可处以死刑，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这样。根据苏联刑法，工厂经理可以因为诈骗了工人的两万公尺材料而被处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判处他五年或十年徒刑，甚至不予处分。但是这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结构以及职能所产生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势必越来越同资本主义合成一体，但是同时也势必要加速和促进工人国家中成熟的革命力量的形成。
论托洛茨基主义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玩弄计谋的余地往往更少。它的崩溃即将到来。官僚政治的本领很大：它象所有的官僚政治一样，有本领保卫自己。但是本领并不等于是智慧，它只表明它能够从具体情况中找出最适合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表明它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性，而只表明它是保守势力。官僚政治要想维持下去，除了越来越把具有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各种倾向、团体和组织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时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客观的趋势是这样的，而且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进行干预。虽然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组织上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在两三年以内，活生生的托洛茨基主义就会直接被人感觉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人说，“你们是新托洛茨基分子”。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种恐吓的动机是什么？这是针对谁讲的？这不是针对群众，而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中国领导，针对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领导，他说：“你们要当心，否则就会陷入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之中！”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并无实力。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力。
中国人对苏联说，你们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并且谴责托洛茨基是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自圆共说，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对官僚势力施加压力要他们反对赫鲁晓夫；中国人对他们说：注意这个家伙这样攻击我们，为托洛茨基分子卖力。中国人为什么要借助于托洛茨基主义呢？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别的倾向、别的立场呢？他们为什么不找伯恩斯坦呢？他们为什么不找考茨基呢？他们会去找伯恩斯坦、考茨基、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吗？当他们缺少理论的时候，他们不采取这些人中任何人的路线而只是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原因是在革命成熟的过程中整顿和革新工人国家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国家现在已经在革新中，但已达到了一个限度，改良的过程已经不够了，需要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群众也是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考虑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于世界上，官僚势力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式的客观过程中，这个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核心是能够担任领导的。不仅能够，而且正要这样去做。
在革命的行动和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宣言，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解释理论的教科书，而是思想倾向、革命精神以及能够充分利用一个环境、每一毫米地方、每一种可能来推进争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革命和斗争的意志和觉悟。在个人的关系中，在同党的关系中，在革命的斗争中，千万不要放弃应当坚持的立场。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放弃立场，明天我们就会在其他方面放弃立场。意志不是内心决定的结果，但是它是由于内心决定去教育自己、纠正自己、使自己服从于意识而产生出来的。意志如果服从于意识，就会成为不可摧毁的。这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各种事件发生当时的压力，或者屈从于某一特殊环境或某一特定过程当时的需要，而是让意志服从于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客观意识。这样，意志才是不可摧毁的，因为它只服从于意识，服从于寻求工作、领导和发展的方法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切运动，亳无例外的一切运动，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没有达到它们的政治目的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切思潮和倾向也没有达到这些目标。巴布洛、杰尔曼、麦丹和其他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失败了。一般说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没有达到他们要推进粉碎资本主义的斗争或推翻政府这些目标。他们往往并不缺乏革命精神，并不缺乏向资本主义或政府进行斗争的意志（即使是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也并不总是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但是他们失败了。中国人打算建立听命于中国方针的组织和政党的一切意图都将失败。他们打算在很多国家中组织各种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智利和墨西哥等国。但是他们在每个国家中都遭到了失败。最初，中国人集中精力于那些分裂和瓦解了的共产党，他们成立了各种团体；但是不出两三个月，这些团体又开始瓦解了。
这种失败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意大利。要成立各种中心、党派和机构以反对共产党同资本主义调和的路线，以及组织支持中国人以反对苏联官僚政治的党派，意大利具有最可靠、最有利和最适当的条件。我们有最肯定的证据，说明有一年时间，中国人在成立他们的试验性组织和党派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呼吁共产党分裂，并组织他们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政党。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处在不断的危机中。这种危机表现在各种革命倾向的发展上，表现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上，表现在共产党组织的危机上，而新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表现了这个危机达到最高点。这个新党是在两个月以前组成的，在工会的选举中，在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这个新的社会党获得了共产党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仍然无疑地领先的一些重要选区中，这个新的社会党击败了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工厂和重要工会的领导权。
这表明建立亲华的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它们为什么还没有成立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象意大利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一样，也是调和的、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对陶里亚蒂的攻击、对赫鲁晓夫的攻击、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及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的阐述，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的结论。二十五点中除了第七和第八两点是改良主义的和调和的以外，其余都包含着革命的结论。但是，由中国人成立的，或者至少是中国人所鼓励的一些党的具体政策，中国人同意或者鼓励的一些呼吁和具体组织，都是以那些跟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的共产党完全相同的纲领和远景为基础的。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人所成立的各个党都失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比利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处于危机之中，格里巴组织了一个新党，新党已陷于瘫痪，毫无生气。他们在意大利也组织在一个运动之中，显然就要席卷全意大利。但是，这没有成为事实。相反，就象在比利时一样，意大利发展了第四国际。如上所述，在意大利成立了新的社会党，争取到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以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会选票和工厂代表。这表明条件已经成熟了；但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在最近发表在《北京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歌颂了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是游击战。如同中国人一样，格瓦拉这篇文章是革命的，他的结论是革命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图和他的声明都是革命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他的分析和他的纲领全是一派会导致恐怖主义的骗人鬼话，表现了对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同样，中国人和苏联人对欧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他们完全把它误解了。仿佛无产阶级是因循守旧、精疲力竭，而且对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似的。其实，事情恰恰相反，中国人和古巴人之所以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是因为欧洲无产阶级坚持着始终不渝的和日渐壮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这样，欧洲的资本主义就能够全力以赴、集中意志、来进攻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而使世界的力量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格瓦拉不懂这一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甚至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也不存在，因为他说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心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在格瓦拉看来，这些就是革命中心。而就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刻，巴西的农民群众正在全国夺取土地，正在组织农民协会，而且在一个月以前，七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在巴西历史上第一次使全国陷于瘫痪。除去1946年曾经由共产党人组织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外，在巴西再也没有过总罢工。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作为一个包括各个方面和各种倾向的无产者的阶级而占居支配地位，这还是第一次。
光靠游击战是不够的
格瓦拉不懂得这一点。在巴西，并没有游击战。在巴西，起鼓励革命斗争作用的是农民协会。格瓦拉是在玻利维亚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事件以后写这篇文章的，在那次事件中，两个政权的局面在新的方面延续了十五天，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曾经有十五天成了玻利维亚部分地区的主人。秘鲁群众的斗争情况怎样呢？格瓦拉只字未提，反而空洞地称赞了一番游击战。哪里有游击战呢？在哥伦比亚，游击战已经进行了十六年。革命取得了什么进展，什么成就呢？没有，革命正在停滞不前。某些曾从事游击战的人现在已堕落成为股匪。在委内瑞拉，游击战已进行了五年。在那里，游击战在开始时由于加入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陆军而得到了加强，而游击队本可以把这支军队打败的。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经过近十年以后，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必须进行改组，必须确定新的方针，因为它以前的行动是失败的。尼加拉瓜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它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年，现在却已陷于停顿。
要分析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就必须具体分析四个主要游击战中心的失败。游击战是不可能的。它们全都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游击战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不可改变地是注定要失败的。游击战可以作为一种原动力，但是，当广大的群众开始参加战斗，游击战的方法就失去了力量、威力、重要性和行动的能力。当群众的行动取而代之的时候，游击战就仅仅成为行动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主要的手段，而是次要的手段。工人民兵和总罢工是比任何类型的游击战都要无比优越的武器。游击战通常不是集中行动，而是分散行动，而民兵则通常要集中行动，集中打击力量。决定胜负的不是打几枪，也不是消灭五个或者十个资本主义杀人犯，决定胜负的是能够在人民中赢得威信、打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能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下集中动员群众的能力。象总罢工一样，民兵也是集中群众行动的组织，它使群众对自己具有把握和信心，使他们能够有组织地参加战斗，去坚决实现目的和政治目标。而且，这样不会分散群众，而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究竟是民兵、游击战，还是总罢工更好的问题。它们都是行动的手段，可以用于革命的目的，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和用途各不相同，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所决定的。
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军事形式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军队，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指的是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而不是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的资产阶级军队。其次是民兵，因为民兵是在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中心发展起来的，它依靠的是群众的有组织的战斗意志，它把军事制度应用到群众的有组织的战斗意志上，它利用军事制度作为达到击败资本主义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它有赖于总罢工，有赖于人民的参预。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因为总罢工意味着引导全体人民进行参预。民兵是从属的，它推动它所赖以为基础的总罢工。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其原因不在于民兵本身，因为它的军事手段可能是极为有限的，而是因为它并非从它的武器中获得力量，而是从全体人民要求参加斗争的愿望中获得力量。游击战能够发动这种斗争，鼓励这种斗争。但是，当人们投入农民协会、总罢工和民兵的有组织的行动以后，游击战就失去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力量了。
而且，在具体分析游击战时，不能谈论什么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或危地马拉，而是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怎么能够光说“哥伦比亚游击战的范例”，而不说这场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十六年呢？十六年啊！可是，现在却陷于停顿了！委内瑞拉恐怖分子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因为他们不是游击战士，而是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是一种个人行动。它设法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消灭个别人来强行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它是以贵族的斗争概念为依据，根据这种概念，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小撮人。然而，一小撮人永远也不能粉碎资本主义统治。他们可以杀死五个、十个，甚至一百个资本主义领袖，但是，这些人又会被别的人所代替。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组织，一套机器。它是一种能够发生、产生、创造为它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因素的制度、组织和机器。它所创造出的因素也许比已经被消灭了的东西更好，也许不相上下：总之，它会产生这些东西。恐怖主义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领导着斗争
但是，与此相反，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服务的、从属于群众行动的恐怖行动则具有意义、力量和重要性。恐怖行动不是恐怖主义。恐怖行动可以是一次总罢工附带着消灭五个、六个、八个或二十个资产阶级领袖。不过，在总罢工时附带进行的恐怖行动，其目的在于削弱敌人的国家机器，当它取得进展的时候去打碎它，使之无法恢复，无法重新组织，从而消灭它。杀死十个资本主义领袖，同时又进一步推动总罢工；这就可以打碎国家机器；这就是恐怖行动和恐怖主义的区别。
强调游击战，就好比一个人看不到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群众一样。——就好比分析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却不谈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秘鲁一样。怎么能够无视正在智利所发生的事件呢？怎么能不说智利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在南美在政治上最活跃的，而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够取得进展，正是因为智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呢？怎么能不说亚历山德里之所以没有同古巴决裂，之所以能依靠自决，正是因为智利群众对小资产阶级的重大影响呢？由于需要发展自己，资本主义就不能依靠本阶级的力量，它必须依赖小资产阶级，而后者却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但要不是智利无产阶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要不是它坚持它崇高的活动，小资产阶级是不会受古巴革命的影响的。一个人怎么能觉察不到这一点呢？怎么能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他们觉察不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而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主义，因为他们就客观过程所进行的分析和所作的结论不是以深刻的理解、明确的思想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根据的，不是以对无产阶级力量的认识为依据的。
忽视欧洲无产阶级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重复我们向欧洲干部学校以及在我们的文章里说过的话：当菲徳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理论家谈论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和农民革命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完成它作为革命的组织核心的任务。这就是他们的用意。他们不承认农民是革命的发动机。不！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失败了。农民是革命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并不等于是方向盘。如果发动机离开了方向盘，离开了四个轮子，那么，它只能原地不动。提供动力、推动前进的是发动机，但如果既没有轮子又没有方向盘，那么，发动机能走到哪里去呢？当托洛茨基说“农民革命，这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发动机”这句话时，他说的是“发动机”而不是“方向盘”。就以这个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也表明他是依靠农民革命的发动机来开始革命的，并没有依靠无产阶级；但如果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的组织，那么，工人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古巴工人国家目前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它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不是农民，而是无产阶级。问题在于帮助无产阶级挣脱声名狼藉的苏联官僚政治的锁链、共产党人的锁链、民族主义者的锁链。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
欧洲无产阶级的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是决定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主要因素。
早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还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的存在，或者社会主义有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早在所有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或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领袖和民族主义领袖出现以前，欧洲无产阶级就已缔造了七个工人国家。七个工人国家！除非能证明这不是事实，谁还敢说欧洲无产阶级越来越保守了，他们已经安于舒舒服服地享受优厚的工资了呢（且不谈他们并没有优厚的工资，因为欧洲每天都发生罢工）？无产阶级建立了七个工人国家。
东欧群众在进行革命
从1943年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就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进行斗争。苏联军队进入欧洲，进入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并不是造成资本主义崩溃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群众事先的行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群众对纳粹的抵抗，没有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占领工厂、罢工和游击战，那么，当苏联军队开进来的时候，它是不会取胜的。在战争期间，所有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有半数已被消灭。是谁消灭他们的呢？是战争本身吗？不！是群众对他们的斗争。资产阶级支持德国人，群众就起来反对它，尽管有着共产党，但是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是他们。
资产阶级的消失并不是因为战争毁坏了他们的工厂，虽然战争的确毁坏了他们的工厂。可是，为什么工人没有把工厂交还给资本家呢？占领工厂和保卫工厂，这两件事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所采取的形式。当苏联军队到来的时候，群众已经占领了工厂，他们正在举行各种会议和进行着罢工，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东欧消失的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贝奈斯之所以去职，是因为他说他们欺骗了他。而且因为群众再也不能支持他，于是他们就把马萨利克扔出了窗口。官僚们一直到最后都在寻求和解。他们作了许许多多的让步。群众却不肯让步，苏联的群众也坚持要扩大工人国家，坚持必须发挥工人国家的职能以发展经济。这种事情得以发生，只是因为存在着无产阶级。并非因为存在着农民，而是无产阶级。在这些工人国家成立以后，在欧洲举行了多次大罢工，接着就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尝试。从1947年起直到现在，比利时无产阶级曾经有三次想夺取政权，表现了要这样做的决心。在法国，在1946年，如同熟悉法国历史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开除了两名共产党员印刷工人，致使整个法国生活陷于瘫痪。在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党。在意大利，甚至在谋刺陶里亚蒂的事情发生以前，群众就已经纷纷投向集中体现着反资本主义精神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给群众的答复却是：支持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宪法。闭眼不看欧洲的历史是不可饶恕的。如果说无产阶级没有在欧洲掌握政权，那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从中阻挠。无产阶级要掌权。无产阶级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他们的领导。
政党和工会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党，没有组织，无产阶级也能够掌握政权并消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早已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了。党和工会的行动在历史中起着一种根本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全人类都为共同的愿望所指导时，当全人类为一种建立在消灭了个人的和集体的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和个人对抗的基础上的共同的兄弟友爱精神所支配时，当社会主义把所有这一切都消灭了的时候，群众的意志就将是集体的意志，消灭产生这些情感和反应形式的各种因素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消灭这些精神和意识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也就具备了。在任何对抗面前，群众的反应将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全世界的群众将决心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来改变事物。如果说，现在群众还不能决定自己的事情，那是因为只要集体的行动不是通过组织来进行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结构和职能就会阻挠这种行动。因为决定社会关系的是私有财产。工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虽然限制私人的活动，但并不消除这种活动。因此，工会和政党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也将如此。只有到社会主义时，工会和政党才不再是必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以及所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领袖，所有在拉丁美洲自认为是革命者的人都必须纠正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判断。他们必须认识到，今天欧洲的无产阶级已准备好夺取政权。一个无可争辩的主要的证据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它在无产阶级的其余部分中所受到的欢迎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引起的回响。意大利共产党曾向资产阶级说：“我们全都处在危险中。全都如此。我们愿意同政府携手合作，以保障资本主义政策。”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奉行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政策，如果不这样，我们全都得崩溃。”这番话表明，所有这些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意大利共产党，首先是陶里亚蒂、阿门多拉、巴叶塔等人，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新型的党，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党来形成资产阶级潮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革命的反资本主义潮流中这些人否定民主制度，而现在在资产阶级潮流——这种潮流力图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得到发展——中却又承认民主制度了。
如果不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必须以推动无产阶级起来行动为目的，那就不可能对这种游击战作出严肃认真的估计。只有当农民革命这个发动机找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后，这个发动机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失败。
第四国际在欧洲和非洲的新支部
中国人、游击战、古巴的政策、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麦丹、弗朗克、杰尔曼以及所有这类人的政策、纲领和目标全都失败了。它们全都被击败了。第四国际的政策却不断地获得进展，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进程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因为这一点客观地表现在群众斗争中，进而还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旦革命不论在那一方面开始进行，只要革命继续下去，只要不遭到失败、扼杀或遏制，那么，它立即就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更重要的是它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直接参与。
在所有这些都遭到失败，而且经过了千百次的曲折反复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步和发展。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明证，它不是证明第四国际有那么多的支部，它们出版着许多周刊，第四国际本身也有十四种刊物，而是证明了：同它取得的进展相适应，革命内部在讨论着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第四国际发挥了影响并赢得了威望；我们的运动随着它决心进行参预的程度而变得强大、有力而又生气勃勃，它影响并决定着诸如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和意大利这样一些重要的革命运动的总进程。它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虽无权决定这些党的方针或某些重要派系的行动，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仅仅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四国际的力量在增长着，而所有这些潮流却在分崩离析。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需要依附戴高乐，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依附戴高乐！为了继续奉行工人国家的政策，他觉得不得不决定同戴高乐联合在一起，而为了同戴高乐联合，他就必须颂扬戴高乐。
在这期间，改良主义、调和政策、经验主义政策也都失败了，而有原则的政策的必要性则得到了证实。原则都被巴布洛、弗朗克、麦丹、杰尔曼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所有这些人抛弃了。格瓦拉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正在努力认识并采取有原则的方针。我们希望他这样做。正如我们希望一切诚实的革命者也都这样做一样。正当所有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的客观性而依附戴高乐和本·贝拉等等之流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在一年半之内建立了六个支部，五个在欧洲，一个在非洲，它发展了它在拉丁美洲的支部，完成了以前的领导不得不着手进行的工作，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领导机构，这不是一个徒有其名，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支部，它虽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已经是建立在一部分西班牙群众的基础之上的。
当这些人都在失去力量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展：在一年半的工夫里，第四国际能够建立起六个支部，其中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支部不是在两年前才开始建立。它是在1959年开始建立的。是在前一届国际时建立的。然而，如果说，第四国际在一年半之内成立了六个支部，把它的刊物正规化起来，这些刊物虽然作用有大有小，质量参差不齐，但均在发展，而且享有象在比利时、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威信；如果说，它有能力召开一次有来自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的代表同志参加的世界大会（我们也曾决定让古巴的代表来参加，我们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他们没有能来，因为在最后一刻，即十五天以前，他们得不到签证，否则的话，会有两位同志前来）；如果说，第四国际有能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立起六个支部，巩固了它们，成立起一些小组，虽然有些面临着危机，有些还存在着弱点，但是，总的说来，正在取得威信，那么，产生这六个支部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力量。产生这些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决心和政治眼光。而是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政策。组织它们、协调并建立它们是必要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动力、决心、力量和意志无疑是必需的。而且还要相信我们的力量。没有这些，那是办不到的。
在欧洲成立支部的成就
如果说，只是在六个月之内，虽然遇到我们在欧洲成立支部时所遇到的那种阻力，那种由于政治无知、恐惧和没有信心而产生的阻力，以及单纯的阻力，我们仍然能够建立起目前这些正在起着作用的支部，这就说明，第四国际在欧洲马上就是大有可为的。我不仅是说拉丁美洲。而且是说欧洲。情况虽不相同，但都具备着立即实现的可能性。在一年半之内，曾经必须集合起一批同志，以便建立起这些支部的雏形。曾经必须重新组织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他们相信这个事实，即有可能获得成功，有可能出版报纸。就要在欧洲破天荒地信任那些生平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同志们，那些新加入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他们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加入第四国际只不过一年或一年半——没有再多的了）。曾经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出版报纸，在我们帮助下，他们能够做到，报纸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它会得到发展和改进，它能够对付第四国际以前的成员（杰尔曼、麦丹、弗朗克等等）所进行的思想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行为。这些人看来俨然是智慧的中心，是深思熟虑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赖以建立的思想源泉。要使我们在欧洲的团体相信，有可能对抗他们，消灭他们，对付那些自封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对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压力，这些知识分子曾经而且仍在相信皮埃尔·弗朗克的才华、杰尔曼（这个人还想当比利时国王陛下的大臣哩）的智慧和巴布洛的能力；要提高我们的团体，直至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克服这一切，以上这些并不是一件思想说服工作。它不单纯意味着思想说服，而是启发和建立意志的工作。因为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对付人数微弱这个客观存在的压力，对付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庞大，对付亲华派的形成、中国人对我们的压力，以及第四国际缺乏传统和经验的弱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决心在一年半期间内完成这个任务。结果就有了这六个支部，它们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这显示了第四国际的理想、政策、纲领和远景的巨大力量。在一年半的期间就克服了整个斗争阶段的种种困难，证明成立支部、发展支部，以及召开世界代表大会是办得到的，这显示出第四国际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还没有发挥，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充分利用。这意味着，在欧洲有一支在不到一年的期间里就能够掀起巨浪的力量。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有着立即取得巨大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是在短期内，是马上。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工党群众正在准备击败资本主义，这不是投社会党的票，而是要打倒资本主义。希利派正在企图阻挠第四国际的发展。我向这次代表大会再次提出我们对希利派的评价。这是一些直接或间接地为英帝国主义效劳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妨碍、破坏和阻挠第四国际的发展。他们通过他们的刊物和活动来完成的就是这项任务。我们之所以不得不作出这种评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微不足道，而且缺乏革命的意图和目标，可是却有种种物质手段来进行同他们完全不相称的出版活动。
在历史的现阶段以前，第四国际并没有发展。在现阶段中它发展了。这并不是因为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在以前错了。他们确曾犯过许多错误，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所支配，不了解群众。1946年以来的伟大革命他们并不理解。他们不了解南斯拉夫、欧洲的工人国家和中国，他们只是在工人国家取得成就数年以后才看到这种成就。我们重提一下能够说明这些人的投降性让步的评断：1946年，当时被当作第四国际的正式路线的杰尔曼所写的小册子谈到这些已经成为工人国家的国家时提出“把苏联军队赶出东欧，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的口号，这是不正确的口号，正确的口号是“赶走帝国主义军队，工人国家万岁，让苏联军队无条件地支持欧洲工人国家的建立：让工人群众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在1939年曾支持对芬兰的进攻，这不是为了粉碎芬兰，而是为了推进革命。这说明了这些人的投降政策和让步。
第四国际的历史结构
以前，发展第四国际的历史客观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发展第四国际，过去和现在都需要有利的历史条件。有利的历史条件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工人国家的发展，不断革命的发展。在革命倒退、停滞和被扼杀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第四国际的。新的国际——第四国际——是以群众的客观经验、以领导机构、各种行动、各个团体和倾向的客观经验为依据的。它的发展有赖于这一切。不仅仅因为它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仅仅需要制订正确的政策就够了，那么，资本主义早就死亡多时了。群众是在已有的组织中过生活的。他们并不是在学习、体验和克服困难方面都很缓慢。他们是生气勃勃的，异乎寻常地生气勃勃。由于受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支配，由于只是在家庭联系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联系上联合在一起，由于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以摧毁一种构成今天的各种事物的基础的各种关系的制度，因此，对于群众来说，要在一天之内来一个变革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是保守的，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体验到的只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制度。经验的基础并不在于才智的大小。经验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发展同人类的关系、同集体的社会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关系。这决定着经验。就个人而言，这个或那个人可能有更多的经验。而就集体而言，人类则是以上述方式发展的，因为它为私有财产关系所支配。
群众要了解和信任第四国际、相信工人国家、相信革命，更接受第四国际的纲领，需要经过一定的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并不是任何的发展。以前的革命发展是在第四国际弱小而官僚政治得到推行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发展了，但官僚政治也发展了。第四国际所不得不面临的不仅是群众的不成熟和客观条件的未能充分发展，而且还有一套官僚机器。我们说群众不成熟，并不是指的缺乏革命的成熟。战后，群众已经准备要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夺取政权。难道他们不也是准备要改变政党、改变领导、准备团结起来打倒官僚政冶么？衡量成熟不成熟的条件是目标：成熟是为了做什么？比方说，古巴群众是成熟的，完全成熟的，足以阻止资本主义在古巴复辟。但是，他们并未成熟到足以击败官僚势力、官僚政治的代理人和在古巴强制推行的官僚政治。我们决定，我们所采取的同群众有关的行动要以第一种情况为依据，而不是以第二种情况为依据。我们深信，他们也将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成熟的革命决心怀有信心。
成立第四国际所需要的条件
在1932年以后，在左派反对派成立和第四国际的基础初步奠定以后，还没有历史时间来成立一个政党。在历史过程中，国际的成立经常是，或几乎经常是某一历史事件的产物。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结果。成立一个对于第四国际至为必要的历史性政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要创造内部的和谐，要达到团结，要使人们对纲领、政策和远景具有信心，时间是必要的因素。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对自己怀有信心的、紧密团结的党才有应付历史压力的基本条件。基础并不意味着是击退这种压力的力量。但是，它已有了基本条件。第四国际曾经有能力成立一个党。在1934年以后，第四国际曾经成立了第一个党。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党，是托洛茨基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另外四、五个人组成的。而且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组成的，那时进行活动只能是为了支撑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防止失败、防止丧失信仰，防止辩证唯物主义被抛弃掉。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任务不是成立一个必然会推动和领导革命的党。当时没有时间成立这样一个党。从1934年1939年，那是革命倒退的五年，当时党——就是托洛茨基——的中心活动就是教育世界无产阶级的各部分，就是解释、支撑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防止世界运动的潮流脱离工人。当时没有时间成立任何党。后来，1939年战争就开始了，一直打到1945年。这时也没有可能进行活动和展开党内生活以组织并发展领导机构。在前一个时期里，不但不具备有利于在全世界发展党的良好条件，能够使人产生信心和把握，反而出现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这是自从1914-1918年战争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只是到1946年以后，才产生了有可能发展一个国际党和国际领导机构的新条件。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第四国际前领导人的错误观念
1946年以后，发展第四国际的国际领导机构的客观条件形成了，但是，当时成长着的团体，正如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团体一样，都是很脆弱、很单薄的。领导机构是根据错误的观念组成的，对欧洲国家的革命，对共产党的性质和战后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内在关系都不了解，而是设法从上层钻进各党，等待着这些党的分裂，并且指向战争。他们的想法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期望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立场在过程中会自动发生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仿佛自己是精通某种享有特权的思想的人似的，他们指望第四国际会从战争中产生，而用不着他们在任何欧洲国家里建立任何工人团体。
这个领导机构所犯的错误是造成第四国际欧洲各党和各支部的停顿和瓦解的基本原因。可是，这不单纯是犯错误的问题，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发展第四国际的群众政党的客观条件。历史还没有表明：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群众政党，或者是作为一个能够同革命融合为一体的并成为革命的良心的部分、倾向、领导机构或政党，将采取何种手段、道路和方法。然而，要发现这些，从外面行动是不行的。用这种方式行事是不行的。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的核心中建立小组，组织将来世界革命所不可缺少的领导干部。当时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太大，然而这却是道路。但是，他们却不想去了解这一点，也没有这样做。他们怀着一种特权感和优越感而行事。他们的失败并非第四国际的前景的失败，而是虚伪的政策的失败。这不是客观前景的失败，而是一种企图不要群众进行直接干预就可以取得成功的政策的失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关于党—阶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和关于党—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归根结蒂，这种概念是由以下事实产生出来的：在历史的现阶段，有一个巨大的过程在官僚政治内部发展着，他们很想通过投机手段参与这个过程，但是，同这个巨大过程相比，他们感到自己很渺小。而在同一时期内，在拉丁美洲成立了一个拉丁美洲局。这表明能够做些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在拉丁美洲有着特殊的条件。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情况同拉丁美洲一样，而且还有千百万无产者的行动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所缺少的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没有一批人知道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懂得运用这个概念、这个政策。
托洛茨基主义在活的经验中发展着
托洛茨基曾经谈到过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分析阶级—党—领导之间的关系时，曾说明需要有一批能够了解具体条件下的历史阶段、能够对这个阶段进行干预、使之变得更加生气勃勃的人，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困难不允许第四国际发展，可是却允许在革命群众斗争中博得信任，而且在革命中发展为最优秀的分子所影响的政党，正如在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局的情况一样。
要评价领导机构的行动，光研究它的纲领、它的政策是不够的。纲领和政策可能对整个时期都是有效的。虽然政策可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是纲领决定政策，而不是政策决定纲领。如果纲领规定要在革命中发展第四国际的话，那么，思想以及感情就都应当已经受到革命的最大影响了。而在这个阶段，对于第四国际来说，革命的最大的影响是拉丁美洲局。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响呢？如果说他们没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响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抗拒这种影响。当时他们关于领导作用的概念既是经验主义的，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群众的有组织行动建立在确定需要做些什么这样一个知识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不能限定一项政策，它是发展着的，人们成立政党来执行政策。在活的经验中，组织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以便在阶级斗争中、在集会中、在委员会以及党的生活中贯彻政策。
现在，我们处在另一个阶段。在这些人不断被清算而且陷于分裂的过程中，在拉丁美洲已建立起一个领导机构，这个领导机构组织了这次代表大会，它现正准备使它自己和第四国际去干预世界革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既没有确定不变的命运，也没有什么恩赐权，即使部分地也没有。这说明，文化不是什么书本和文章中的客观知识，而文化，作为历史进步的工具，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少数领袖恩赐的一种工具，它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即使群众并不理解它，并不理解马克思，但是，群众却运用着它。
作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工具，文化必须以这样唯一的标准来加以估价，才能在人类的现阶段具有历史意义：这就是要看群众是否有了进步。而估价群众是否有进步的最好的和最高尚的办法，是考察他们是否进行干预，是否有作出决定的权力，是否对自己有信心。桑给巴尔、加蓬、拉丁美洲、非洲、亚洲、越南、老挝的革命，非洲一些小国的革命，以及第四国际的发展都是证据，说明马克思主义今天活在全人类一半多人的心中。它不是活在各种事实、书本、文章之中，而是活在要求行动的愿望中。旧的领导人从来未能了解群众的感情。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以前就不能做。以前是能够做到的。虽然不能够象今天做得这样多，但是在为未来作准备时，自觉地为未来作准备时是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出现了投降分子，出现了他们的危机和分裂，第四国际仍然发展了，并且组织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世界革命发展的直接而又生动的表现形式。
世界大会显示了第四国际胜利的前景
在革命产生自己的力量、动力和活力的同时，它也在产生种种可能性和前景。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呢？是从这群人当中产生的那种前景吗？不。我们的前景产生于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的意志，这些支部都是在现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论革命的形式是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还是政治的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前景。那些已经叛变和死去的人的前景是死守着国家机器。现在是第四国际时代。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群众的勇往直前、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进步、欧洲无产阶级的一再努力打垮资本主义、第四国际在全世界不断取得具体的进展，凡此种种都证明：现在是第四国际阶段。因为允许第四国际发展的各种因素都一齐出现了。客观上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革命的不断进展，革命的不断过程；主观上的因素是，一个和谐一致的团体的发展，它的成员不一定都具有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意志、同样的纪律和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集中意志，但是，大家都具有崇高的政治认识。我们深信，革命斗争，我们同群众的结合，将有助于维护纪律，有助于使那些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作出我们应有的而且能够作出的贡献的同志们产生信心。
这是第四国际的时代。这并不是因为现实在客观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而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世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在革命的社会发展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在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就意味着群众的直接干预、革命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剥夺，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是这在经验形式上也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现在，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有一个团体、一些政党和一个领导机构，它们立意把以经验为基础的关系转变成自觉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可以做到。这种从经验关系到自觉关系的转变，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和欧洲，在短期内即可完成。我们并不错误地以为自己力量强大。我们只是拥有很少物质手段的少数人。可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行动来，如在意大利成立新的社会党，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杀害我们的同志，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古巴支部，没有古巴支部的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已经允许杀害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我们的行动间接地吸引了古巴群众的注意和兴趣，影响着他们，引起古巴革命的部分领导的兴趣，因为它反映了针对古巴官僚政治而采取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严肃地表述了这种需要的党，从而阻止了杀害我们的同志以及逮捕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为。这是对古巴革命的直接影响。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是第四国际时代，第四国际发展的时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表现在群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在一切活动中，表现在他们为自己确定的每一个目标中。而且还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于许多国家中，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如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在这三个国家里，第四国际很快将要发展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内或者在明年初要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相信，在这些国家——再加上秘鲁和智利——在今年或在1965年里，革命将被提到日程上来。而我们将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我们准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出最完善的结论，以便建立起一支了解这个客观过程和我们的力量的队伍，而我们的力量乃是以同群众的联系和对群众的了解为基础的。我们站在群众的英勇斗争前面，绝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说走在群众前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群众有更大的能耐，更强的力量，更甘愿牺牲，或更加勇敢。这些东西群众和我们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使我们走在群众前面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否则的话，行动就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空谈的，短命的，以为只要发号施令就能领导革命。这是个人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它同集体的进步和群众的影响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力量来自群众的意志
每一个不受群众的革命行动影响的运动都是已经死灭了的东西。我们说“在群众之前，而不是在群众之上”，那是因为“之前”的意思是我们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影响群众，而他们又通过他们的革命意志来影响我们的运动。一个人如果凌驾于群众之上，那他就受不到他们的任何影响，相反地他就要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总是不承认群众，而倾向于消除群众的影响。我这篇演说不单纯是一篇开幕词。实际上，它是政治决议的总轮廓，其中涉及了政治决议的所有各点。这就是开幕词的内容。我们并不是想颂扬我们自己的行动，要别人注意我们的进步，而是想综合地谈一谈：我们将往何处去，前途将会怎样。代表大会的全部活动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和开展。开幕词等于一个中心，它指导着并有助于决定代表大会的生活、政治活动和政治结论。为此，我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将再次写入政治决议中。如同在四月会议上一样，我们是从分析革命进程出发的，而不是从分析经济形势出发（因为决定历史的是革命），我们这个开幕词也采用了同样的准则。
我还想就拉丁美洲的革命，就我们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干预等方面另行作出分析，因为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第四国际立即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将在其他一些报告中这样做，首先是在起草关于第四国际的组织和发展的报告时这样做。在组织问题中，也将谈到民族主义和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潮流等问题。
第四国际将要并且必须更加有力地进行干预
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础是：革命在全世界的发展，我们对革命的干预，以及我们各方面的同志的被杀害：他们有杰里迈亚，佩拉尔塔，法哈斯·坎托，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法，以及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人。这都说明了第四国际的活动，不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活动，而是有效的活动。被杀害了的多米尼加的同志们的活动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而且作出了由他们自己执行的各种决议。杰里迈亚同志的行动是第四国际筹划的，阿尔及利亚的同志们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四月会议上讲话时我断言，我们必须准备牺牲更多的人。随着第四国际干预活动的增加，我们将会牺牲很多人。我们尊敬并铭记着我们被屠杀了的同志，但是我们并不把他们视为特殊。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铭记着千百万革命战士，铭记着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象我们的同志和我们自己一样，正在为了推进革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同志视为特殊。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限度内来衡量他们，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制造宗派情绪。杰里迈亚、佩拉尔塔、法哈斯·坎托和穆斯塔法这四位同志，都由于同样的原因，都是为了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百万的农民以及欧洲的无产阶级一样的目标而被杀害的，这千百万的人也是在为革命而斗争着。我们必须明确认识这一点，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但在同时，这些同志的被害则说明了，第四国际是有力量的，它进行干预不仅仅是发表文件，不仅仅是在会议上讲讲话或是卖卖报纸，而是在积极地进行干预。
在下一个阶段，第四国际必须参预游击战、农民斗争、山区民兵斗争、总罢工，要比迄今为止所做的强百万倍。我们将会死更多的人，但我们的革命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幸得很，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在没有破坏的情况下建立，它将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第四国际，不可避免地要有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屠杀。我们并不是准备去死，而是要为推进革命而斗争。
在筹备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不仅把它的力量、团结和信念建立在这些被害同志的活动，即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而且把这些建立在两年来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两年的筹备工作使我们具有这一共同目标，即为了推进革命而进行干预，这不是为了第四国际的荣誉，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我们大家都认为革命是切身的事。我们不是慷慨大方的人，我们不作无谓牺牲。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就是我们人生的乐事。因此，我们同群众之间有着一致的目标，共同的联系，而且有共同的记忆和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而战死的共同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自我颂扬的宗派了。
我们成立了干部学校，组织了群众集会、报告会和代表大会，以前各个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获得象这个国际这样的发展。从来没有在两年当中，我们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各个支部都相继成立了干部学校。我们组织了代表大会、报告会、旅行，我们帮助各个支部办周刊影响群众，使它们取得进展。在革命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象我们在巴西东北部的同志们那样的行动，在那里一小伙人就可以震撼整个巴西。从来没有过象巴西目前这样的形势，在那里囚犯们在监牢里成立了一个有五百个农民参加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离开又回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我们说出这一点绝非是哗众取宠。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巴西西北部[1]的同志们：这意味着革命在前进，它已经临近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展，以便参加到有组织的革命阵线中：去组织合作社、民兵、游击队，利用这些来作为团结下级军官、士兵和工人的开始，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结论对巴西东北部的支部极为重要。对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同志来说也是如此。代表大会也正是为此进行准备。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抽象的观念，而是因为这些观念是组织我们自己和夺取政权的工具。
在结束我的开幕词之际，我以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名义向一切同志致敬，再次向那些没有到会的，向象我们一样，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在另外的活动领域里，为推进第四国际的共同目标而战斗着的同志们致敬。
客观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地促进群众的干预，客观地促进全世界群众斗争的统一，这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原子战争和紧跟在原子战争以后的革命将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巨大发展，我们正在为此而准备着。但是，为了在这个时期中进行干预，现在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最深刻地、最有力地把领导革命的责任担当起来，首先是在已经可以这样做的国家里：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部分地在秘鲁、意大利和下一阶段在比利时。
1964年3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9、10月号）
[1] 西北部疑为东北部之误。——译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