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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攻击了苏联的不平等现象

——美国《战斗者》周刊文章

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中苏之间彼此进行恶毒咒骂的情况的忽然缓和和中止,标志着赫鲁晓夫的倒台和随之而来的中苏争端似将转向协商的暂时休战状态。在中国总理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之前的一个周末,苏联政府已停止了对中国向苏联听众定期进行的广播的干扰,这表明克里姆林宫实际已接受了这种休战。
  可是,在目前的这种休战状态出现之前,中国人,特别是在他们回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第九篇文章中,已将争端推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已提出了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危机的社会根源问题。
  正如厄内斯特·杰尔曼在巴黎的一种劳工刊物,9月25日一期的《世界展望》中所作彻底分析中指出的,中国人的这篇文章,同他们最近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其他一些文章一样,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中国人的文章,使用了只有托洛茨基在反对官僚集团的特权的斗争中曾经使用过的最尖刻的言辞,谴责了苏联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把它说成是苏联国家领导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阶层,而且这个阶层目前正走向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道路。
  中国的理论家们指出,一个“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在苏联的发展,乃是修正主义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极其鲜明地描绘了这个特权阶层的特点,其中有许多话是相当有见解的: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如果在这一段中,“健康”的同“蜕化变质”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分还不过限于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方面,那么,关于这种蜕化变质现象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基础,在文章的另外几段文字中,却是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文章在它的分析中正确地强调说明,列宁(其实他们还可以加上马克思)早就提出警告,指出过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结果就会有招致工人国家的机构走向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道路的危险。
  “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
  另外,在谈到苏联国家的腐化现象的总的教训时,文章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有趣的是,他们在谈到这种教训时,还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中国人对苏联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这种攻击,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他们企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反对非斯大林化的宣传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苏联工人和农民的任何支持,那么这种以平等为号召,反对苏联官僚集团享有各种实际特权的运动,无疑一定会得到苏联人民的响应。
  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1930年取消了“党内最高限额”(即担任职务的党员的最高收入,一般以不超过技术工人的收入为原则)。从那以后,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但一天天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且变成了一种公开奉行的教条。布尔什维克对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传统,被公开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国家、党和经济机构的最上层的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全都享受着巨大的特权。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是斯大林破坏了民兵制度,斯大林并没有建立民兵制度吗?有必要说,是他使军官集团完全脱离了普通士兵吗?是他使得人民对“保安”部队没有丝毫的控制权吗?是他使得政治警察可以进行清洗、进行虚构罪名的审判、谋杀或放逐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员吗?
  九评的作者们尽量给斯大林抹粉,却把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归罪于赫鲁晓夫。他们一方面承认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现象,一方面却说,“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但]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新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逐渐][1]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中国人还把这个特权阶层叫做“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叫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资产阶级阶层”正力图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过去的经验已经一再地证明,苏联国家和它的官僚集团是具有二重性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官僚集团一方面犯下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并尽量使自己变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它也按照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在维护着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维护着十月革命的主要果实。因此,苏联国家虽然在寄生的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已有蜕化变质和腐化现象,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工人国家。
  对于一切既支持苏联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来说,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中国的根本一致的阶级性,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苏中军事联盟的客观基础,这一联盟是符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41期)





[1] 此段方括号中文字为《九评》英译者所加,不见于《九评》原文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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