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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全文）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时代背景
按照经典的世界革命的纲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作出榜样。“先进的国家将让落后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前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高度的工业化基础、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劳工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的。
诚然，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条件之一曾经表示过某种怀疑；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成熟而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存在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否一定有能力实现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恩格斯更进一步推翻了这个纲领：他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比较薄弱，恰恰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由于它的高度的生产能力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
二十世纪初，托洛茨基于1905年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发现自己被迫去实现按照历史的观点应当由资产阶级去实现的任务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列宁于1914年提出的，帝国主义的锁链将首先从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破裂的帝国主义论，都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和彼此关联的规律所必然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说，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的矛盾，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最后将证明不过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是便于最后取得这种胜利的一个方法。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什维主义者在1917年10月取得了政权，并在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
革命实际经历着一个更为曲折的道路，这是这些最伟大的革命理论家都没有料想到的，我们知道，由于这种革命所走的弯路，整个人类，特别是第一批工人国家中的工人和农民不得不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的叛变导致了1918-21年德国和中欧的革命的失败，因而使得第一个胜利的革命运动出现在落后的俄国，其结果就等于是给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严格控制的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蜕化铺平了道路。由于共产国际已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里的外交活动的工具，这就使得它，最初是无意识的，后来是有计划的，阻挠了许多有希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配合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努力，使得某些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可能，甚至已经即将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府完全稳定下来了。
由于1919-53年和1943-48年两次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37年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连续失败，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1949年，随着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出现，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给一系列的连续不断的殖民地革命开了先声。所有在1917年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包括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等通过武装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早日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却反而推迟了。
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加以反对的，就是说这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到的发展情况或多或少是由于客观条件，或者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缺乏革命热情或革命意志所造成的。谁也不能认真地否认，在1917年之后，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或甚至说起义运动已经使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成为可能了。（这种情况出现在德国和整个中欧是1935-37年，意大利是1919-21年，德国1923年，英国1926年，奥地利1933-34年，西班牙1931-37年，比利时1932-36年，法国1935-37年，意大利1943-48年，法国1944-1948年，英国1945-50年，等等。）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无数次的总罢工、对工厂的占领、动摇本国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以及甚至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起义运动，已经一再地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重新改建社会的必要性，并表明他们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愿望。这些努力的失败并非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天生无能，由于政治上“落后”或者“腐败”，而是由于领导集团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再拒绝利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夺取政权，或甚至有意打消这种可能性。欧洲的无产阶级由于领导叛变所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都更严重，这种情况从德国和西班牙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革命领导的危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和在先进的国家中一样存在。许多失败的或流产的革命运动——从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一直到不久前危地马拉和伊拉克的失败——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斗争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很显然领导力量的不足在落后国家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敌人要强大得不知多少倍。
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中强有力的富于经验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力量，它必须能够：（1）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2）尽最大的可能动员工人阶级中潜伏的、常常是隐蔽着的革命力量；（3）战胜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各种改革来强有力地阻止革命运动的非常狡猾和机智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4）在不牺牲本阶级具体目标的前提下，尽量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并使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中立地位。不存在暴发性的土地问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所以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落后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面对着一个从根腐烂而且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统治阶级，革命力量能够使全体劳动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最穷的农民和完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彻底破坏传统的秩序和状态，对中间派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类似的党派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让他们取得政治领导权。
在任何接近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记住，正像列宁曾经说过的，“决不可能存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最后总给那个国家带来某种形式的暂时的相对的经济上的稳定，甚至促成它的新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期内推延了新的革命运动，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失败（甚至意志的消沉）更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然是不利于立即再采取新的革命行动的。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缺点，由于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特殊的经济结构，由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没有完成激进的土地革命之前永远处于悲惨状态，由于一方面工业化以相当大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始终停滞不动或甚至日愈下降等等情况，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不会自然地带来相对的或甚至暂时的社会或经济的稳定。因而，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的群众斗争运动会继续下去，正像玻利维亚在整整十年中的经历一样。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暂时遭受失败的革命，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情况相较起来更容易尽快得到恢复。
总起来说，1917年以后的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表明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旧的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先进国家中的工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革命战斗性。这只是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他们必须战胜的反对力量，要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不知强大多少倍。落后国家中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他们甚至只有一些非常迟钝的武器的时候也有可能取得政权。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敌人的强大，就要求他们必须使用更为完善的工具。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三种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组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每一种力量都影响着其他的两种力量，同时从其他力量受到促使自己发展或妨碍自己发展的强有力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一般说来，毫无疑问地阻止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更快地和更有意识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如果它能够受到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强有力的革命运动或革命胜利的影响，情况就会完全两样。这种推迟同样也使得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工人看不出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榜样。最后我们还必须说明，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而受到某种阻挠的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浪潮，却又反过来帮助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极力想不让革命再推迟下去。
二、殖民地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且更明显的是自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始终不停的群众运动已经使得一个接一个的落后国家走上了不断革命的道路。这一浪潮的一般的原因应该说是由于旧的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遭到了削弱；苏联的进步，特别是新中国的进步对它们产生了吸引的力量；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处的悲惨境地；民族独立运动所表现的威力以及在人民群众看来获得民族独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提高他们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低下的文化水平，并消除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繁荣”结束以后，输出原料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日愈恶化，在过去十年中，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生活水平的变化的近于停滞（或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殖民地世界普遍发生动荡情况的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过程，殖民地革命首先表明了二十亿的人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按照几百年的传统一直处于被人统治的状态之下，遭受着最大的压迫和最残酷的剥削，遭受着无比的屈辱，而在如果他们不被作为大量屠杀和灭绝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完全抛弃他们的民族传统和甚至他们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现在却忽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出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并表现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归根结底一句话，殖民地革命就是这二十亿人民至少要变成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和建造者的不可抑止的趋向。从社会的观点着，这情况是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给殖民地革命的总的倾向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中国的革命，接着是一系列其它地区的革命运动——已使世界范国内的帝国主义体系不再可能有1921年以后的暂时稳定的局面。它使得各种力量的国际关系不利于资本主义，并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而且往往遭到失败——这些战争原是帝国主义为了遏止殖民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发动起来的。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对世界一切地区的反帝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使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它们能够克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时期帝国主义在军事方面所掌握的优势。
殖民地革命决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帝国主义。说一句看来有许多人不会同意的话，殖民地革命甚至并没有能够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的经济稳定。完全违反1919年以后一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论断，殖民体系的垮台并没有立即给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而和它同时出现的却只是一如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对外贸易得到了最大的相对的发展。
这个看来似乎不可信的情况所以会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的国家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那么在这些国家中帝国主义的真正势力就依然可以说是安然无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成了间接的形式罢了。正像很早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见到的，在面向着殖民地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基本策略将是改变它的统治的形式，而竭力保存它的统治的实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曾使帝国主义遭受到一些实际的损失，因而它不得不尽量避免这种具有危险性的统治形式的改变，有时甚至不惜发动不顾一切的残酷的殖民地战争。
由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改变为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就必须对殖民地人民群众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重新进行分配，其结果是有利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由于这种转变必然会加速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这甚至等于是要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使得生产某些工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分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不能进一步扩大向外输出的投资商品的数量。
新殖民主义的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身的固有的需要相适应的，工业结构的改变迫使它急于想寻找新的出售生产资料的市场，而不是出售消费品的市场。所谓的“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拆穿了说，不过是从财政上来支持求得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其所能预期到的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的结果都不过只是成功地满足主要的经济需要之后的副产物。可是这种在资产阶级把持下的极其有限的工业化的过程以及帝国主义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援助”，丝毫也没有能够满足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的需要。从根本上来看，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在和过去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的时候是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它们实质上仍然是生产和出口原料和食粮的国家，仍然完全受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它们的农村地区仍然有严重的失业或半失业的现象存在。甚至这种有限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在引起通货膨胀和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也就是说，在进一步加深工人阶级的苦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既然直到现在为止，殖民地革命还仍然被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打击，同时也并没有在那些失去旧日的帝国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触发起较大的经济危机。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由于它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仿佛是在一旦失去自已的殖民地的时候就无法维持下去了——葡萄牙。
可是这并不是说，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活动完全没有影响。它的最显著的结果是，减缓了私人资本对落后国家的输出，并迫使国家或国际的公共（政府）机构负担起在帝国主义极盛时期始终由私人资本负担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金融、财政和经济上的矛盾。在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相对的迅速发展的时期就已不愿把剩余部分向落后国家输出的私人资本，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发生，这种输出更完全停止下来，这情况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对投资的保证和保险只能减轻，但并不能完全克服这种困难。
只要极大多数新兴的独立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还只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灾祸”，这些困难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内多少还有可能加以克服——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如此。只有那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变成工人国家的时侯，殖民地革命才会给它带来严重的经济打击，并迅速在那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完全从发展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在政治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前，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工人国家的。可是不管怎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以这个不十分肯定的假定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基础，那恐怕是不十分合适的。要实现这种前景不但需要殖民世界的永远革命的过程一直延续下去，实际情况肯定会是这样、同时需要这种过程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之内（在各个地区都已取得胜利之前）得到一个胜利的结局。世界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的发展在时间的先后上可以有种种不同，如果任意以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来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
殖民地国家进行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最主要的是，殖民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集团没有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之内，解决由经济和文化的动荡所产生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这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主义没有力量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其客观条件则是由殖民地群众一般都不能理解争得民族独立和争得较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别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如果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所取得的独立似乎不够完全、不够彻底，或者是不真实的。这就说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殖民地国家中要想求得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短暂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也可能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它可以让人民群众仍然认为它是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反帝的斗争，并可以成功地让人民相信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已经实际在进行之中。在这方面取得相对的成功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甚至在这些例子中，它们的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也是极不稳固的，并且表明，如果出现了另一种能够环绕着根本的、具体的革命目标来动员人民群众的一般反帝情绪的（这是传统的领导集团所无能做到的）工人阶级领导机构，将会发生如何不同的情况；比方，在印度实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
由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对大多数落后的国家来说，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是，在那里将出现一连串持久的社会革命的危机，这些危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将不顾一切地加以限制或使其转化，但它仍然将不顾一切不可避免的挫折不时跳出那些领导力量的限制之外。这种持久的不稳定的时期和社会危机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或革命农民阶级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制；或者说，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如把（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开始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胜利的结束完全等同起来的情况一样，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一过程会自然地或者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那就势必会错误地估计各种力量的真正对比关系，并以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打算来代替科学的分析。它事先就认为，这种必须通过先锋队的主观努力（亦即对群众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在斗争中来加以解决的任务，会在客观过程中自己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且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古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个过程也决不是必然发生的，同时如果没有这一过程，革命就肯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或者至少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最近的历史所表明的，例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危地马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要比较精确地推断每一个按种族和地理划分的大区域的殖民地革命（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黑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地区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他们的更确切的经济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不管怎样，某些一般的社会趋势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是大体相同的：
[b]（a）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够强大的[/b]。尽管从历史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得更早一些，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好好地利用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的名誉下向他们提供的资本，以求获得预期的工业化的结果。这也许是对经济不发达问题采取“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的最大的障碍，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现象：可以利用的剩余资本一大部分都从工业用途上转向对土地的投资，或者用于放高利贷、囤积物资、进口奢侈的消费品，甚至直接流出国外去。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是它的道德败坏的结果或反应，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追求利润的冲动所必然引起的正常情况。对不断革命的恐惧在这里也起着决不是最小的作用。
[b]（b）以财产国有化的形式，通过国家机器建立重工业的下层结构[/b]。推动并具体代表这一过程的社会基础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职员所构成的，因此这个过程，甚至是必然地，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政体的发展。然而，在私有经济方面，它可能同旧的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不仅是同传统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且甚至同工业资产阶级也有所冲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像埃及、加纳等等国家中会出现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和把资产阶级企业收归国有的情况，不管尼赫鲁和纳赛尔这两个政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乃是尼赫鲁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特点在下面这样一些国家中是必然会明显地存在的，只要（1）国家机器本身和已经国有化的部分经济仍然是私人资本积累和私人工业的培养所（通过贪污、盗窃、公开受贿和拿津贴等等办法）；（2）国家的经济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3）可以助长资本积累的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b]（C）殖民地无产阶级的战略任务[/b]。从这些国家的特殊社会和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他们在这些国家靠工资过活的人群中实际只占少数，这里，只有阿根廷是一个例外。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因而就必须包括一切完全或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力为生的人群；那就是：产业工人、服务行业工人、家庭雇工、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以及打零工和临时工的城乡劳动人口。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四种人——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和大部分时间失业的劳工——这正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的情况。他们为数之多往往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甚至在黑非洲的一些国家中（罗得西亚、南非、安哥拉、刚果），他们也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之多。在古巴革命运动中，由于首先参加游击队的都是贫雇农，革命因而得以农业工人以及农村失业人口为基础，最后才跟制糖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古巴革命所以能够很快地达到那样高的觉悟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群众基础。
[b]（d）农民阶级的积极作用[/b]。在扩展游击队的活动中，农民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积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它表现出了一种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阶级多少有些不同的社会特性。然而，为了防止误解或混淆（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引起极其悲惨的结局的，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之间的两个根本的差异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首先，农民阶级为争取以私有制形式占有土地（虽然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而进行战斗的革命作用和农民阶级在对农村所有制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保守作用之间的差异。东欧和中国的经验已再次证实了俄国的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地方的农民，为了使自己变成土地的主人，在反对地主、高利贷者和买办的联合势力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它作为一个阶级，只是在工人国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前，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种关系的基础只能是农民阶级中最穷苦的部分，因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如果希望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只能逐渐地改变。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并不是一切农民普遍都是革命的。在农民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的存在，无疑对某些东南亚国家（马来亚、泰国，甚至锡兰）的革命运动起着巨大的遏制作用。
其次，具有数百年小商品生产历史的古老的农民阶级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他们或者已经占有土地，或者始终渴望着占有土地——和部分或全部生活在部族所有制（公社式的）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人口的集体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异。后面的这一阶级，和传统的农民不同，他们本质上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因而，他们在不断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某些国家，这一阶级的存在可以使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有力的半无产阶级性质。可是，甚至在这种极有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对这些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给以过高的估计。由于处于悲惨的被压迫的境地，由于他们真是“除了锁链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这些群众的确可以给人类提供最光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榜样。然而，要使他们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纪律性、自治能力和现代工业的观点等等，那就必须使他们处于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工人国家的教育下，才有可能。
为了在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中争得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必须学会如何使这些劳动群众的基本的进步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严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教育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无条件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必要性的工作，必须和为殖民地革命争取物质支援的实际活动连结起来。对于殖民地国家中争取自由的战士们，主要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基本的革命意识提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高度，要使他们理解今天世界革命的三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是不能希望它们自动完成的。在一切情况许可的殖民地国家中，教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建立各种流派和独立的政党乃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建立能够对本国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能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具体解决办法的第四国际的支部，现在仍然是一切国家的最主要的战略任务。
为了确定当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总的进程中的地位，如果光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如在什么地方曾经给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或者从经济的领域（如在什么地方还没有造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威胁）来考虑，那是不够的。我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这一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对在官僚主义制度下蜕化变质的一些工人国家中的彼此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到目就为止，殖民地革命在太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能够使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的变化。不过，以法国的情况而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的确阻止了戴高乐的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治，使它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稳定。在戴高乐于1958年5月上台时受到严重打击的法国工人阶级，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气的机会，这对于使他们能够恢复士气并重新积蓄力量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葡萄牙来说，安哥拉和其它殖民地的革命的爆发，对于破坏萨拉査的独裁政治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制造出一种革命前夕的气候，把推翻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萨拉査的倒台势必将加速西班牙的革命，削弱法国的拿破仑式的政权，并加强西欧劳工运动的新的斗争热潮。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还没有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运动的激进化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最多它只不过是提高了早已在某些重要基层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觉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慢慢相对地变弱了。可是它却以间接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影响，它推动了新的反抗运动，反对旧的领导集团对殖民地革命采取观望、消极或甚至背叛的态度，或者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般比较低下的政治水平发生了新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新的基层一向呼声极高的法国，而且还发生在某些别的欧洲国家，特别像西班牙，还有美国，在这里，由于有机会和古巴革命互相呼应，这就为新的一代先锋队打开了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大门。
同样的，由于殖民地革命，特别是非洲革命对黑人运动的影响，这就帮助了一个新的激进的左翼的形成。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在这些新出现的先锋队中争取最出色的分子，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他们同左派的群众运动发生联系。
殖民地革命对于工人国家中逐渐觉醒的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殖民地革命帮助克服了丧失斗志和感到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情绪。这些群众对于殖民地革命（主要是对中国的革命，还有1959年以后对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一直是极为关怀的，而且这种关怀伴随着休戚相关的感情一直有增无已。同时，由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反革命的策略，并由于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对殖民地革命怀着矛盾的感情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促成了工人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分化，这首先表现在青年群众同官僚主义集团之间，后来则更表现在毛泽东派和赫鲁晓夫派之间。可是，毛泽东同苏联官僚机构中最保守的一派结成机会主义的和无原则的集团，再加上他对于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抗拒，正如我们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情况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的，使这种分化在许多工人国家的共产党中受到了限制，没有发生实际的结果。殖民地革命的另一作用则是它对殖民地学生力量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些学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一块的气氛中成到呼吸困难，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像在莫斯科和索菲亚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样，超出语言的范围，而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情绪。由某些已越出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外的党派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出现（如古巴、阿尔及利亚），对国际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极有力的分化作用，这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左派势力的发展的。
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看出殖民地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的建立对于各国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革命领导力量的形成，却产生了强有力的分化作用。
由于许多特殊的原因，南斯拉夫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使它们的“倾向”在国际范围得到充分的发展。南斯拉夫极力想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亲密的机会主义的联合。这就使得它很难同殖民地革命中的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进行合作。在西欧，他们对改良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也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道路，这同样也使他们难于同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发生有效的联系。可是，南斯拉夫内部进步力量的发展对于工人国家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说，工人委员会的“重建”就在特别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中引起了反响，虽然由于工人委员会并不掌握政治权力，它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中国共产党，由于北京对某些（并非全部）民族资产阶翻政权怀着仇恨，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成功地获得某些影响。可是由于中国和没有改建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进行无原则的联合，由于中国国内仍维持着官僚主义的统治，它在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中的影响不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是在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上，各大都城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以及工人国家中的工人、青年和农民感到他们不能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过，中国人对陶里亚蒂之流的人物进行的批判却在许多共产党的群众中得到了赞扬。
古巴的胜利标志了世界革命历史的—个新纪元的并始；因为，除开苏联之外，它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不管它所涉及的国家大小如何，在世界革命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必然会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而且，正如可以料想到的，这种浪潮以殖民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为最高。在其它工人国家中，也是显然存在的。卡斯特罗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更证明了古巴这一发展的重要性。
除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卡斯特罗主义在欧洲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对其它殖民主义中心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也是极有限的。其原因之一乃是古巴的领导集团现在还不十分理解，它如何才能最好地扶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景的复兴。
通过殖民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使更多的、特别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工人国家出现，将会帮助加强和充实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使人们能看到一个更长远的远景，并从而理解到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党派的国际组织的必要。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任务的完成，即部分地有赖于第四国际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有赖于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能协助它取得新的胜利。
使托洛英基的思想和这个新的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密切结合也将有利于（特别是在工人国家中）自觉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发展，将帮助防止“铁托主义”的倾向，并更好地保证群众的压力和直接行动进化为政治革命的清洗力量。从历史的观点看，短期内即将成为可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也将表现出接受卡斯特罗主义的新的趋势，因而将帮助古巴人和在这一浪潮影响下的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
三、政治革命
一
1923年以后，苏联群众在政治上越来越消极，对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国际革命失败，第一个工人国家从而陷于孤立；（二）由于国家落后，群众生活标准低。这样，苏联广大群众被迫日日为生计操心，无暇旁顾。苏联群众还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始终有受到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危险，这种感觉对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也不无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那时起，有利于苏联群众不关心政治的一切因素已日渐消失；有利于群众对政治发生兴趣和鼓舞他们的士气的条件在日渐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已被打破，不仅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斯大林死后，群众的生活标准很快地上升——这是在技术和经济日益进步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的结果——人民因之有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文化和政治的目的。苏联一方面成了世界的第二工业强国，甚至还在其几个技术领域内领先，一方面生活标准却相对地低下，二者相形之下显得极不相称，这就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旧存在，官僚主义集团还自觉地利用这种威胁来按时压制反对的声音。然而，群众毕竟感觉到在这个火箭武器时代，苏联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新的力量和地位，而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自己也在不住地吹嘘他们有能力给予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那些工人国家所取得的总的进展已逐步消除了促使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队对政治抱消极态度的各种原因。在东欧的工人国家内，由于群众有一种受到民族压迫的强烈感觉，这种进展的速度加快了，虽然情况也变得越加复杂了。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有助于促使下列事件的发生：1953年6月16至17日，东德发生总罢工和暴动，1956年春天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发生政治革命，1957年初，在中国的“百花齐放”时期，工人先峰队和共产党反对派中间的某些阶层又重新发挥政治战斗性；苏联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赢得了1953年的让步（粉碎了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权力，解散了奴隶劳动营，根本改革了暴虐的工厂劳动条例），随后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由于官僚机构对经济政策的总路线作了根本的改革，从1953年起，群众的生活标准就一直在不断上升；最后是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新的政治让步（新的政治权利写入了新党纲，受到斯大林镇压的无辜牺牲者有一部分公开恢复了名誉，等等）。
在苏联，群众的压力开始于反抗斯大林拿破仑式独裁中最野蛮、最暴虐的制度，参加这一普遍反抗运动的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随后，这种压力开始向经济领域内分化，所有的社会阶层也都参加了，但各有各的一套要求。此后运动又向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的方向发展，这种要求最先由官僚机构内部的人员提出，他们要求了并获得了一种使官僚主义者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保障的稳定局面。这就是在施政方面扩大参与者的范围。这些改革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从农民中听到的第一阵雷鸣，是要求集体农庄中的民主，这种呼声在苏联国内到处都可以听到。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在跃跃欲试，提出艺术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这类的问题，预示对政治上的民主将要提出要求。官僚机构中的某些部门也显示已经认识到了客观的需要，那就是必须放松斯大林主义对生产力上的束缚，以便更好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像工人管理工厂、通过民主选举的委员会来建立管理制度等这类基本要求还没有提出。然而这不过是时间问题，这类要求迟早要提出的。苏联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那么敏感，其理由之一就是害怕南斯拉夫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会吸引进步的苏联工人、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官僚机构中的下层人员，尤其是工会系统的下层官员，因为他们和无产阶级有直接的接触。
必须明确划分普遍的群众压力、开始采取群众行动（必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以及开展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事件的高潮里，这种差别有时不容易明确划分，因为在事件的同一进程中，各个阶段都彼此衔接，相互之间并无清楚的界线。例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及导致匈牙利革命第一阶段的那些行动，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论点。尽管如此，关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略作一些概括。
首先，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趋势是群众压力而不是群众行动。其中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伏库塔和其他奴隶劳动营的暴动可能在加速清算这一完全反动的制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某些地方性的罢工在住房和合理分配消费品方面替工人们争取到不少让步。学生、青年团体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某些行动也许有助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群众所作的政治让步。但是总的说来，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却始终停留在群众行动的水平之下，在政治生活方面慢慢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的压力，当然足以使官僚机构梦寐不安而不得不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这些让步远不能满足群众并哄骗他们沉默下来，相反地，他们的胃口却更大了。群众对他们的低生活标准比斯大林死前更加不满，如果说在程度上并不真正比过去大，至少呼声硝实比过去响亮了。这种看上去仿佛是矛盾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是为人所熟知的。对官僚机构来说，让步的代价是获得一种普遍的改良主义气氛，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这种改良主义气氛使群众觉得，继续施加压力可以赢得新的重大让步。他们还没看出有必要或者有可能采取更广泛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的规模势必会扩展到革命的程度。
这种气氛也许能持续一个时候，但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群众的压力和官僚主义的改良之间固有的辩证关系中潜在的两股力量，使这种气氮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第一股力量是群众倾向于将在纸上答应给与他们的政治权利变为现实。这在某一点上可能导致跟官僚机构的某些权力部门发生公开的冲突。第二股力量是群众的要求有进展到要求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的趋势。这方面的压力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有明显的反映。事实上，在到达公开冲突阶段之前的让步越大，苏联的经济越发达，那么冲突的性质将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发生政治革命的时候，力量的对比对群众将越有利。
二
在分析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主要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时间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即使苏联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许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能够做到在经济发展上和提高生活标准上使一个落后国家赶上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万一在不远的将来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在苏联执政，从而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外建立革命的团结，那么把殖民地革命溶入工人国家的过程就一定会大大地加速。
这在实践中要采取双重形式。苏联的新领导要结束莫斯科目前所采取的依靠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结盟的总战略。自然，新的领导也要继续推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帝国主义发生公开冲突时，要给与前者以有批判的支持和物质援助。它要制止的是那种把革命先锋队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玫策。只要去掉了这一政治和物质力量的源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失去对舆论中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的控制。这同一政策的另一面是要排斥今天控制着殖民地的大多数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它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对苏联亦步亦趋。苏联的新领导要援助这些共产党内愿意坚决向左转的反对力量，或者支持那些在传统的共产党外面涌现出来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某些殖民地国家里，这些共产党或者是十分薄弱，或者是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或出卖过革命，在殖民地人民群众眼里已威信扫地。依靠上述两种办法，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会很容易地取得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随之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殖民地革命以建成工人国家结束的趋势就会大大加速。
政治革命在苏联早日取得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加速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建了苏维埃民主——象征着自二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次建立的有真正民主和精神自由的政权，质量上要比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高出一筹——那么就会一举消除帝国主义国家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所持的主要反对意见。这还会迅速导致旧的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解体，它将会向四面八方分化，主要分化为一个左翼的改良主义派和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类国家内，共产党尽管奉行着机会主义路线，却继续控制着群众运动，如果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在这些国家里就会迅速发展起一个群众性革命政党，只要客观的有利条件一成熟，就会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里，也会通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被再生的苏维埃民主所吸引——和旧的共产党党员中的优秀分子的溶合，出现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样的话，革命领导的危机就能最后得到克服，而客观存在的新的革命形势就会给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
但是不管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后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何诱人的后果，这一过程却可能要比我们所盼望的拖延得更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把一切都压在一张牌上，同时却忽略了在苏联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前可能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真正机会，那当然是一个错误。总之，在早日的胜利尚未来到之前，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断进步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可能发生的影响估计在内是明智的。
三
如前面所述，工人国家内经济和文化的不断上升会对殖民地人民群众发生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对于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信心，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解决问题办法增加信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人国家在世界经济内的比重，使它们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从许多落后国家买进农产品的垄断，同时也使它们有力量提出一个富于吸引力的建议，以代替帝国主义附带苛刻条件的装备赠与和发展计划。工人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革命，也有利于在这一革命的痛苦过程中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割断联系的趋势。古巴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这问题。显然，在华盛顿拒绝购买古巴糖的时候，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挺身而出当古巴的新顾客，帝国主义的突然封锁和迫使古巴屈膝的企图很可能更加见效。
工人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日益增加，但在与落后国家的国际贸易中总的说来还远不能比帝国主义起更大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年中，工人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似乎还很少可能超过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除非是某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那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不应忘记，苏联和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上所起的补充作用，也远不能和西欧资本主义强国相比。同时还应注意，只要政治革命尚未在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就不会热衷于充分利用因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而带来的革命可能性，因为这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结盟的方针相抵触的。
有人认为工人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进步本身就能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或者能对在这些国家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排斥。这类的进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影响可以在两个方面看到，在客观方面，为某些工业产品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在主观方面，因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产生或引起的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偏见，会慢慢地消失。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标准与西欧越接近，这些偏见的消失也会越显著。但是，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不足以使规模较小和丧失威信的共产党复兴，也不足以使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领导发生奇迹，一下子转变过来，采取革命的方针。
因此，对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收获对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下列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共产党之间内部越来越分化；真正群众性的反对势力有可能在某几个共产党内部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和斗志昂扬的向左转的群众在某些共产党内溶而为一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由于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金的决议所产生的结果，许多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已迅速消失。
四、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
自从战后在西欧掀起过革命高潮并在美国出现过罢工浪潮以后，工人运动以及它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料之外，那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竟得到空前的扩展，这种扩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半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这种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加上西欧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所采取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美国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在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可能获得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暂时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了。
这一暂时的发展孕育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所抱的修正主义看法和失败主义看法，这两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都排斥了西方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长时期内现实地争取权力的可能性。既然谁也不可能不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在冲击资本主义，鼓吹这些概念的人们就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依靠外力来最后推翻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圈子里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会最后解决在西方赢得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要苏联人民的生活标准高出于西欧和北美工人的生活标准，那么这些工人就会自动地转向共产主义。另一种理论，由斯威齐和萨特这类理论家多少有点自觉地提出，说是殖民地革命会最后打倒帝国主义，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先锋队除积极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者外，再也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这种两种理论都基于同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在今后数十年内西方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自已的历史使命。随后为了冲淡这种一悲观主义假设的刺激性，就提出其他的替代办法作为行动的目标，但是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替代办法都是不现实的。
即使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已经赶上了美国，那么要赶上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至少还需十年，因为这是当前的生产和过去累积的消费物资以及公益粮食的总和。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美国和西欧工人的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当然会改变这一前景。可是那样的话，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后果，显然要比苏联的经济成长所发挥的诱人力量重要得多。
即使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这件事本身就会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不会自动地导致萧条、经济衰退和工人生活标准的降低。维护这一理论的人们是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就是假定西方的无产阶级基本上“满足”于目前的经济“繁荣”，认识不到那些渗透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深刻的离心现象。
至于说光靠殖民地革命本身就能够使西方帝国主义崩溃的理论——我们前面已经作过分析，说明这个前景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这两种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失败主义理论最后必定会引向这一荒谬的结论，肯定帝国主义的寿命还很长。
这些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的荒谬之处在于它们浅薄的机械经济定命论。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个工人阶级如果有相对高的生活标准，就不愿意或者不可能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一假设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经验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从理论的角度看，应该明白工人们的态度是由许多力量决定的，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只是许多其他先决条件中的一个。工人所享受的高生活标准究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像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果实必须予以保护呢，还是对工人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伙“慈善”的主人所施舍的“礼物”呢，这二者是有天大的差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不但不会起阻碍作用，反而能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激发工人们的斗志；在第二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却能起瓦解士气的作用，给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工人运动的右翼理论家所散播的阶级调和论幻想提供营养。从经验的角度看，马克思曾收集相当多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在上一世纪赢得十小时工作制以后对他们自己所起的革命影响。罗莎·卢森堡曾要求人们注意工会取得的一切基本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最近在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所掀起的罢工浪潮——都是由薪金极高的工人们发动的——再一次证明，认为工资最高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被“资本主义繁荣”所“腐蚀”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不论是理论或经验，都证明了最革命的后果并不产生于实际工资和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而是产生于它们短时期的相对波动。如果资本家企图甚至稍微降低一些经过艰苦斗争赢得的高工资，或者如果工人们普遍地担心这样一种企图正在酝酿中，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就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阶级行动，这些行动还会迅速地从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而且围绕着过渡的口号会把客观上具有革命先驱意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这类斗争甚至可能导致革命形势的形成。
西方的两代革命家都受的同样教育，相信工业化国家内的革命形势是以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因战争或军事失利的全面崩溃为转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笫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论和历史又再一次证明，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这只是导向可能的革命危机的一条道路。1936-1937年的罢工大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班牙革命，都不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或是在某个经济大崩溃的顶峰。它们发生于1929年和1938年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之间相对的经济恢复时期。整整一系列的有利因素——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威胁和工人们想要补回大经济危机时所受的损失——使得这次罢工浪潮在美国和比利时具有革命先驱的性质，在法国则具有革命的性质。今后五年至十年内，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产生这类革命的危机和机会，其可能性要比产生1918-1919年或者1944-1948年的崩溃类型的危机为大。
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会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带来变化。在长时期贫困中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对消费动产的漠不关心，对共享金钱立即表示团结一致的趋势，对日常牺牲的习以为当，对许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漠不关心和敌意——逐渐消失了。新的习惯和思想方式开始出现，这些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从抽象的“唯心”观点来看待这些变化是错误的——贫困、堕落以及把需要降低到纯粹的生理水平等现象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十分危险的！新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只是在它们于特定的条件下用来阻碍或者促进阶级斗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美国工人的汽车——不久之前还被许多入看作是“美国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成了一个完全新的、急进的罢工战术的工具，欧洲工人的机动踏板车和摩托车在比利时总罢工时也被用来组成罢工别动队，这是未来比利时无产阶级革命自卫队的胚胎。
如果说昨天的面黄肌瘦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某些明显的优良品质似乎已在今天的西方工人身上丧失，那么另外一些新的好品质却也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这完全是西方无产阶级所赢得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文化标准带来的结果。技术工人和资产阶级技术员之间的知识差别事实上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大大减少。今天，西方工人在工业技术上已比他的父辈或祖父辈更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自治了，他自己也更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起一种自觉的领导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一切因素之间的全面经济的相互作用、一切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的必要性和实际的目的。许多国家内休息时间的增加说明了群众参加政治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一条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真理，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给工人们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教师，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是如此。
二
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里，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如何产生，其要点可以简略地归纳如下：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先经过第一阶段的迅速扩张，这种阶段的主要刺激是军备、欧洲和日本的新建设需要（包括绝对和相对两方面，也就是说，重建破坏了的城市和工厂，使过时的装备现代化）以及在新建设和准备一次新世界战争的双重刺激下所掀起的技术革命的大浪潮。此后它就进入了另一阶段，在这阶段里扩张的力量正在慢慢地自行削弱，经过新的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这个世界市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扩张，已经变得相对地小了。这一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因西欧共同市场的形成而变本加厉，最后平均利润率降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会因之变得更加严重。（归根到底，这一趋势也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后果；换句话说，即是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带来的后果。）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反应，资产阶级将会按时想方设法来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是放慢增加实际工资的速度，或是冻结工资，甚至企图减低实际工资，特别是在工人的相对工资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对这些进攻的回答会导致大规模的斗争，逐渐造成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只要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广大的先锋队，有足够的自信心推行社会主义方式来管理经济和国家，以代替资本主义方式。这反过来主要依靠工人运动中广大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影响，要它来教育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什么必须为社会主义方式管理经济和国家而进行斗争，要它来树立自信心并建立一个能够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局部斗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器。
这当然只是个大概的雏型，里面应该包括各种特殊的灵活变动：工人阶级为反抗一个想限制或者取缔其政治基本权利和工会基本权利的企图而采取激烈行动的可能性（反抗一个擅自采取“强硬”措施的企图或者反抗突然出现的法西斯危险）；对一个突然出现的财政或政治危机采取迅速行动的可能性；群众反对发动一次新的殖民地战争或者反对一般的备战政策等等的可能性。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的一点是通过符合各国特殊情况提出一系列过渡的要求、通过与群众运动的密切联系，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与群众联结起来。目的是尽量鼓舞和扩大群众斗争，尽可能争取在这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开始时提出最基本的要求，随后在过渡的口号指导下把这些要求发展到争取权力和建立双重权力的政体的水平。（工人执政；争取一个工人政府；一个工农政府；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以及其他的变种。）
在美国，能在国内形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战斗浪潮极其可能会按照一个类似的雏型前现。支付差额上长期存在的赤字，伴随着集体合同中伸缩条款的取缔而产生的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改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想冻结或降低实际工资的企图，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加间接税，所有这种一切都会迫使美国工人阶级起来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从而破坏资产阶级与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之间的联盟，掀起工人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增加的永久性失业人数和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更会给这种一酝酿中的斗争火上添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大的敌对行动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大规模的反抗，迫使某些工会领袖中断与民主党的联盟，最后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工党的出现开辟道路。
因此，在今后数年中最可能的变动如下；殖民地革命会继续下去，席卷一些新国家，随着更多的工人国家的出现而日益加深其社会意义。它不会直接导致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但是它会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如目前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的。工人国家内群众的压力也会继续下去，在某些工人国家内还有发展为日趋激烈的群众行动和可能开始政治革命的趋势，这两种发展都有利于鼓舞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从而加剧了由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速度的放慢所直接产生的那一趋势。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只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是包括其他的西欧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内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在今后十年中因此是存在的。这些国家内任何一国的胜利都会反过来加速苏联这个关键性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如果政治革命还未在那里发生的话，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美国革命胜利的加速。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会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使其经济发展达到可能的最高速度。
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起，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冲突。事实上帝国主义始终在发功战争，规模时大时小，目的是要遏止世界革命的前进：如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朝鲜、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老挝、安哥拉等地的战争，外加一些帝国主义的干涉，如艾森豪威尔在危地马拉和黎巴嫩采取的行动，肯尼迪对古巴吉隆滩的进攻。向苏联和中国发动核战争的主导计划在过去十五年内有几次到达了危险的程度；在冷战的开始几个阶段，在美国侵略朝鲜时期，在奠边府战役上，在苏伊士危机、1960年的柏林危机中，以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中。
有几个相关联的因素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尚未发动一次全面的原子战争，在周期性的重整军备的浪潮推动下，经济扩展仍有可能；还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出现，带来迫及眉睫的威胁；通过与表面上“中立”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联盟来转移殖民地革命的希望依旧存在。（例如老挝问题的所谓“中立”解决，在这问题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帮助了美帝国主义，迫使老挝的革命陷于停顿。）
还有其他的考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者，迫使他们把日程表上的时间推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证明是不可靠的，不管依赖他们进行其他的战争。面对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和“送我们回家”的示威，美国当局不得不送他们回国，重新建立一支完全新的军事力量。此外，还得把国内可能反对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力量估计进去，并设法加以压制。实行麦卡锡主义的那些年使美国国内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受到很严重的侵犯，但是公众是否已真正适应于接受另一次战争却依旧是个疑问。朝鲜战争的经验在这种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这次冒险终于被迫停止。殖民地革命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促进了美国的黑人运动的发展，使它成为一股富于潜力的独立力量进入了政治舞台，将来能轻而易举地与工会中组成工党的任何行动以及反对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力量联结在一起。美国军队跟与他们为敌的那些力量接触以后，也有可能受到革命思想的“传染”，美帝国主义把这一考虑估计在内以后，就更踌躇不前，不敢贸然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了。
此外，核战争给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带来了新的因素——自杀的真正可能。一场可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战争失去了战争的主要目的——胜利、掠夺战利品。美帝国主义者挥舞氢弹已有许多年，可是总觉得无法与希特勒媲美，无法在自己收集起来的火葬柴堆上点火。这样，尽管有某些战争贩子在竭力撺掇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们发动战争，他们却总有所顾忌，被迫推迟最后的摊牌。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一制度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因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戢结束以后，他们就在一直设法在内部巩固这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大政策的后面的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要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下去，或者延迟它的死亡，只有通过世界规模的防御战略来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那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同那些被连锁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紧紧拴着的卫星国家一起在担任世界资本主义警察力量的角色。
但是，美帝国主义虽然必须动员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力量——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来合力进攻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却远不是一块磐石。像英、法这类旧的帝国主义强国已被降为从属于美国巨人的仆从了。在它们看来，扩军备战、接受所需要的美国布施来支撑它们的结构，对于它们是极其有利的。然而，经验已经教导它们，战争本身并不一定像备战一样有利。而这一基本真理尤其适用于核战争，因为战争的结果会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高级生物，包括资本家在内。因此，离世界末日越近，它们就越表现出裹足不前的强烈倾向，像戴高乐之流所采取的一个突然行动，就会出人意外地暴露出资本主义联盟中间很深的裂痕，从而给西方的统治者们带来新的疑虑。
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这种变化并不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即消灭，两个主要的敌对阵营里的首脑们之间进行一次新的妥协总是可能的，只要它们并不面临一个迫及眉睫的重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双方总是会双峰对峙，谁都企图取得更好的地位，或者避免陷入更坏的处境，谁都想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赢得新的盟友或者避免失去旧的盟友；只要一方真有意思发动段争，另一方总会设法妥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赌博。双方试图保留的“安全区域”究竟有多少安全可言呢？由于“错误”、“误会”或者一个愚蠢的疯狂行为，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一“安全区域”冲破。
科学家们差不多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如果不会把全人类消灭，至少也会把人类文明全部摧毁，因此显而易见，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要战略目标不可能是在一场世界规模的原子战争中争取投机性的胜利。要建设共产主义，人类必须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物质下层建筑也是必需的。认为光靠“共产主义觉悟”就足以在放射性的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的任何假定，其水平都已在马克思主义前的原始空想家之下了。目标必须是防止一场世界性的原子战争。
有一个时候，苏联核武器的发展对于防止一场核世界大找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如果没有苏联的原子弹，朝鲜或越南的地方性战争的结果，一定已经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到了某个阶段，防止一次核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来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原子武器不能在内战中使用，否则就等于是整个资产阶级集体自杀——尽管出现过“宁死不变红”这样的疯狂口号，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一场核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里推翻帝国主义，解除它的武装。这必须是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互起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最后结果之一。这一过程的发展会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上起二重作用。随着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最后远景也就越来越失去信心，从而也越来越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作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同一过程的发展也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闭起眼来不看将来。当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向革命乖乖地投降之外别无出路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作重大的冒险。可是在某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动力会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及时干涉，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归根结底，只有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胜利，尤其是美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把人类从核毁灭的梦魔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革命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第四国际就是以这种办法来反对“和平共处”和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这些乌托邦幻想的。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在今天也可以归结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呢，还是整个人类被核武器所毁灭？
这样，革命马克思主义今天给世界无产阶级的所有部门带来了一个单一的、完整的世界革命的概念，说明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解除帝国主义武装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样，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单方面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过渡口号非但不像旧时代的和平主义那样是“反动的”或者“乌托邦”的，相反地，只要它们与其他的过渡口号联结起来，最后提出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这类口号还是能起极其进步的作用的。
五、第四国际
一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离革命社会主义被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在思想上，我们的运动是结了丰富的果实的，光是这一收获就远远超过它存在的价值了。在它纲领性的宣言中，在它参加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它已证明自已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和传播者。事件已经证明它的许许多多论点都是正确的，因此连反对它的敌人也不得不从它的军火库中借用武器，虽然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或者是经过歪曲的。
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领导了使苏联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的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富农破坏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斗争早在1927-1928年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天，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反对斯大林臭名远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展开的斗争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开始于三十年代初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给希特勒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阵线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评，也通过最最令人痛心的方式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工人阶级遭受到一连串不必要的失败，尽管客观条件已建最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例如1935-1937年在法国和西班牙，1943-194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等。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曲罪行的揭露和谴责，目前终于在苏联官方的教条中得到为时已晚的反响，这一反响开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招认。托洛茨基主义者把官僚主义的性质解释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正确性，已经被一切认真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所接受。它甚至在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工人会议和工人自治的实验所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做法中得到了反映。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一开始，一些多少带点自发性的工人会议就出现了，这充分地证实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施展开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从下面的情况中还生动地说明，甚至某些最老的托洛茨基论点也是适合时宜的，在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建成的工人国家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化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有任务把这种官僚主义化程度加以限制，方法是发展一切主观与客观的有利条件，使工人阶级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并参与国家和经济的管理，总之，不应该否认这一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党也不应该向官僚主义集团的压力屈服，更不应该使自己成为帮助官僚主义集团篡夺权力的工具。在196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古巴工人国家中刚冒头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跟着又指责官僚主义的基础在于国家和经济机构中脱离工人群众、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分子的攻击，听去很像约莫四十年以前在苏联听到的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演说的重复！
同样，不断革命的理论由第四国际作为珍贵的遗产从托洛茨基那里承继下来并赋与生命力，很久以来已在正反两方面完全得到证实。（反面的例子如革命的无数次失败，如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领导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土改；正面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历史任务——特别是土改——得以完成，意是通过工人国家的建立，如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估计，今天已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所接受。托洛茨基对苏联的阶级性的分析便我们早在1946-47年就能预见到，甚至在那些受到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占领和残酷剥削的东欧国家里，只要它们的结构一旦适应于苏联的结构，那么那里显然一蹶不振的生产力不久之后一定会高涨。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就能预见到苏联工人阶级力量的高涨和斯大林主义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以及它们最后一定会导向政治革命和列宁主义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在国际工人运动内，唯独第四国际能在西欧“繁荣”的高峰和戴高乐上台执政的时期，始终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保持信心，从而正确地预见到1960年开始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的工人阶级斗争。
二
如果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领域，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显然不那么成功了。除锡兰外，第四国际还未在任何国家产生持久性的群众性影响。它的支部还只是未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核心，而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不是那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相当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是正确而有力量的，但是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它的力量却是薄弱的，两者之间的罅隙早已一再受到注意，特别受到来自一些大共产党和殖民地革命组织的新阶层的注意。他们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性的观念，但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上是否能有所成就，开展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否有可能性，却始终抱着怀疑。这个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慎重的考虑。
首先，这个问题必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的利益。它对于建立一个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仅仅是施加压力的集团那样的“组织”并不感到兴趣。它想要建立的组织是为了达到明确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采取明确的手段的组织。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觉悟，因而也就需要有彻底的诚实和廉洁，不管其直接后果有什么痛苦，这些品质的具备往往是同迅速建立组织相矛盾的。第四国际除了循着这条困难的道路前进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只要它代表着那一伟大进程的理论觉悟和政治觉悟，它自己的最终命运同这个进程是不可分开的。
为了更合理地对第四国际的力量与弱点作出估价，最好的办法是拿它与它的先驱者作一比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国际，从来不曾有过巨大的组织力量，尽管它在理论上的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增加了贡献，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组织。但这一切都在1914年的大崩溃中瓦解了。为了在俄国取得胜利，左翼力量发现有必要从这个母组织中分裂出来。第三国际在布尔塞维克的好心领导下发展得很快，但是得仰斯大林主义的鼻息，后来终于被可耻地解散，作为克里姆林宫送给罗尔福——帝国主义联盟的政治首脑——的战争礼物。显然，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国际并使它成功地达到目标，并不是容易的事。
只要记住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之战斗的纲领，就会发现责备运动在组织上停滞不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运动此起它刚开始的时候（苏联左翼反对派成立的时期和运动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期），已壮大了不知多少倍。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支部不到十个；出席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支部不到二十个。今天，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已在四十个国家内成立，这些组织极大部分都要比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更为强大——要是那个时候还有它们的话。
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必须予以强调。第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内有显著的壮大，而且与世界规模的革命浪潮的普遍高涨多少有连带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世界无产阶发的客观需要的，它并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发生于某些特定国家里的昙花一现的特殊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反对势力相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后者在开始的时候实力要雄厚得多。在这些势力之中我们可以列入意大利的波尔迪格主义者、德国的布兰德莱主义者、美国的洛夫斯东主义者、西班牙的卡塔兰联盟、日本的共产主义同盟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派别。所有这些“民族共产主义”反对势力都完全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组织，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已经消失，就是甚至在国内基地上力量也比不上托洛茨基主义势力，应该注意的是，有一股竞争的反对势力——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者——已经执政近二十年，然而已经证明它无法在国际上作一次认真的挑战。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一再证明对于那些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具有吸引力，不管这些青年是在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或者是在像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就清楚地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数以千计的进步分子所感觉到的具有国际规模的强烈需要的，这些进步分子都在日渐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在寻找方法和手段来建立一个能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正确性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的运动在组织上的软弱性之间的矛盾不是新的。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它一般总是以提出这个疑问的形式出现：“要是托洛茨基是那么正确，他怎么会被斯大林夺走权力，后来怎么会无法把它夺回来呢？”
在这个以个人为象征的问题上，有一点是没有看清楚的，那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代表的敌对社会力量的浮沉。托洛茨基不能在1924年以后保持权力这件事，是和他能在1917年这样的形势中取得权力这件事直接联系着的。在斯大林所代表和体现的反动社会力量猖獗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因为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得不与无产阶级共命运，暂时在苏联失势。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托洛茨基的明星又开始在苏联上升了——换句话说，也就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再度开始进入政治舞台了。
三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上的盛衰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包括解决运动中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就非从这种个基础出发不可。
光是证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理论上正确，并不曾自动地导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壮大。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怎么会失败，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怎么会失败，希特勒怎么会在实际上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上台执政，西班牙革命怎么会失败，以及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的大高涨怎么会毫无成就。可是这些失败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因此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而它所遭受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它的干部四分五裂，有的丧失了信心，有的投降，有的入狱，有的竟然被暗杀。世界的反动势力集中了最可怕的力量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运劫——从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到希特勒。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遭受过这样的迫害，也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像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除了自己的队伍之外，简直从外界得不到任何支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先锋队终于能坚持下来，这是人类意志力坚韧的不朽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高涨，本来似乎可以指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在这一新的革命高潮中首先得到好处，但是它与世界革命具体进程的相互关系却证明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在最后和在长远的时期内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唯一事件——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开始了一个连锁反应，其最后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仍像过去一样，转向第一个工人国家寻求鼓舞和指导。但是苏联的政权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手中。结果，这一官僚机构——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这一矛盾现象在当时就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解释。我们还预料到正是那些加强这个官僚机构的力量本身，不久将会开始败坏这个机构的基础，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灭亡。然而，直到1956年，这一进程还仅仅部分地在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中记录下来；只是在今天，这块世界磐石才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给一些趋向于涌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新的政治潮流开辟了道路。这一趋向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工人国家涌现的形式中清楚地看出来——从东欧国家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最后到古巴，它们的领导都已表现了脱离苏联官僚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这一趋向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随着斯大林主义磐石的粉碎，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在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并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斯大林那样，用制造假问题来代替真问题，用贴标签、诽谤和陷害来代替说理。例如，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点是看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大问题之一，是有必要把扩展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唯一实际办法。显然，那些讨论者的看法，已越来越接近于截至目前为止还一直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言论的那个禁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以及最近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加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这一切都只会加强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正如目光锐利的美国新闻记者I.F.斯东在古巴做了一次旅行后所说，那儿的革命者都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随着这些潮流和有关潮流中间的觉悟的提高，托洛茨基主义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出现将会给政治舞台带来一支新的生力军。甚至在这些政党尚未在各个国家内占优势之前，光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开始取得的部分成就，就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形势，在三个主要部分加速革命过程的自然节奏。
四
第四国际的干部们执行了他们的革命任务，赋予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以生命力，同时按照世界形势的要求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组织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孤立和迫害的影响。有两个主要问题必须经常加以关心。有一种倾向不时在各地出现，想要寻找捷径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组织。这方面的经验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样做只会带来不幸的结果，使许多从事这类冒险的人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消失。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的倾向偶尔冒头。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背离原则以逃避来自敌对环境中的压力，宗派主义者的特点则是躲进书堆，把书本变成教条。一个革命者受到他无法控制的情势的孤立之后，很可能不自觉地掉进宗派主义的泥坑。因此对一个小组织来说，宗派主义要比机会主义更富于潜伏的危险性，因为机会主义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建立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即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问题不在于一再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是具体地说明这一任务怎样完成。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包括三个具体进程：保卫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培养、教育和锻炼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替这支干部队伍赢得群众影响。这三个进程是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一支革命的干部就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脱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沉浸在群众运动里的干部最后就会屈从于机会主义。脱离了作为群众的骨干而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考验，革命的纲领本身就会僵化，日渐退化为背诵教条公式的毫无内容的咒文。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考虑了这样的问题：怎样从小股的力量开始去争取工人阶级，把它组织成一个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挑战的政党。它在组织路线上遵循的总原则是那句列宁主义的名言：一个革命者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脱离自己的阶级。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准则就是要加入自己的工会组织，在工会工作中起积极作用，不管这个工会的官僚机构是如何地反动。同样地，他们也应该参加一切群众性的大组织，不管这些组织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在这些组织的成员中传播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并设法从他们中间发展新党员。
在某些国家，如西欧和澳大利亚，群众在阶级觉悟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方面都有旧的传统，这就给革命核心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问题。由于这一传统以及会员群众的力量，这些组织深受工人们的拥护。同时，由于过去的失败和官僚主义领导对工人运动的长期控制的结果，群众虽然极愿意走革命行动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却并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而是只有一种比较接近于偏左的中立主义观点。
此外，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向群众散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材料还不肯提供便利。它们起的作用就跟残酷的永久性党派一样，完全敌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准备使用政治迫害和各种最不民主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宣传新观点或者挑衅性的观点的人们。
这就是革命核心必须面对的总形势。他们除了“打进去主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谓“打进去主义”，就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群众运动的内部生活。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核心的特定作用是宣传一些过渡口号，作为群众觉悟水平不够和有客观的必要采取行动踏上革命的道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革命核心应该积极参加建立左派势力的工作，俾使这些势力有可能领导越来越广大的群众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起了应起的推动作用，使这些中立主义势力或者偏左的中立主义势力中的优秀力量日渐转变为纯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打进去主义”的目的并不如某些批评家所攻击的那样是创建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在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实际形势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战术是充满危险和困难的，如果不把这些危险和困难经常牢记在心，就无法成功地施展这个战术。但是在工作的某一阶段，除此之外，简直别无出路。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战术应该有许多灵活性。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须十分灵活，不应该有任何种类的教条主义。对采用这个战术的人们来说，工作的准则是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群众工作，包括出版自已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在内。
不管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个很小的宣传团体，就无法起领导群众的作用。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做不少有效的工作，通过积极的、始终不渝的努力来弥补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间的罅隙，以帮助群众从经验中学习，用最普通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是必由的途径。这一道理还总结在托洛茨基写于1938年的“过渡纲领”中。这个纲领必须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办法是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程度的变化和经常联系群众。
在许多国家内，跟建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有关的一个尖锐问题是缺少时间在革命爆发之前组织群众和积累足够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这可能意味着革命的失败。然而，鉴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已不一定是这样了。苏联的榜样，其他工人国家的存在（从它们那里还可以得到物质援助）,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的削弱，这一切都有可能使革命在某些情况下取得部分的成功，达到某种高度（他们可以在这高度上暂时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如玻利维亚那样），甚至径直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在这类国家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不够到缺乏执行无数迫切任务的久经锻炼的或者有经验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其他的选择，只有整个儿地、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建党。
五
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主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协力完成这一工作，应该把已有的这些党的核心集合在一个国际组织里。
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最后考验是人类的行动。不经过行动的考验，一切理论都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对世界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在今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有一个事实本身生动地说明了这种个问题：一百多个国家内的人民，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被经常卷入世界事件中，有时候情况甚至还极有爆炸性的。只有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并经常用实际行动来重新检查和考验这个分析，才有可能使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每一部门感到前进中的历史的脉搏。只有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国际，一方面把许多不同的势力团结在行动中，一方面却允许他们民主地互相交锋，唯有这样才能使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经验得到正确的估量，然后再纳入世界规模的革命任务中。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想要根据本国的倩况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者采取正确的行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各个国家和各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必须互相依赖。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或者孤立的“区域”内建立的看法，在洲际弹道火箭和外层空间旅行的时代，未免大落后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要不同于光是几个国家组织的总和。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每个国家的经验和意见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比在单一的区域内能建立的任何机构要优越得多的领导机构是可能的。基本的概念并不是把一群知识分子召集在一起（不管这种做法本身是多么必要和有价值），而是把各个领导机构在国际规模上联结起亲，这些领导机构都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扎根的，跟本国的群众有血肉联系。一个这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就能够完成困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使理论适合时宜，一方面制订有生命力的政策，领导世界当前的重大问题上的革命行动。
鉴于目前存在于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的国际的必要性就更明显了。在先进的国家里，这个国际能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创造一些方式方法来激发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在政治上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都存在的。这个国际能够帮助殖民地革命里的斗士始终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使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保持信心，学会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与那里的政府以及传统的群众组织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在工人国家的进步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这个国际能够起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帮助他们在堆供了四十年的伪造、歪曲和诬蔑的垃圾中觅路前进，去寻找革命马克思主义。
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势力对于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提出疑问，特别是对于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这样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鉴于他自己在一个活的革命中的经验，今天都在强调在所有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产生于无产阶级争取权力、赢得权力和在胜利后施行权力时所面对的客观任务。工人阶级的旧领导机构的无能与背叛使得这个必要性更为迫切。核毁灭的威胁更使这必要变为一个与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要赢得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除了把群众性革命政党友爱地联合在一个国际组织内以外，别无其它办法。这一任务看来仿佛很艰巨，但总是会完成的，而且是及时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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