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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和苏联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
（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纲领）
1．共产国际[1]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胜利了——他们不顾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还处于低下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管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道路——，这项决议是一个露骨的和危险的谎言。认为苏联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说法更不能决定这一问题，因为全人类只有8.5％的人口住在这个地区上。这仍然是一个两种不可调和的制度——这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这一斗争在苏联领土内还未见分晓，而且也不可能见分晓。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最后的和不可动摇地”决胜负。
2．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大大增长了，而且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资料则掌握在介于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作为财产保卫者的国家，减少不平等现象，并逐渐消除财产观念（甚至在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上）。近年来，苏联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滋生；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国家压制。如果国内外的形势很不好，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有可能。
3．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资制，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保留“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不过，这问题要由全面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如果先进国家卷入革命，如果社会财富增长得快，那么，不平等现象就会消除得快，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了。如果苏联处于独立状态和落后状态，那么，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俗的和低级的性质（工资悬殊、红利、头衔、等级，以及更多的这类现象）并且产生后退倾向，而这种倾向具有危害国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危险。
4．低生产力，加上大量投资、巨额军事开支和无人管理的机器的巨大浪费，意味着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日用品的不断奇缺。经济上的成果本是显著提高全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绝不可少的，现在却成了产生广大的特权阶层的温床。社会的对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并没有缓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滋长。“幸福生活”的赞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人物则继续被迫保持沉默。
5．苏联的官僚主义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对立(城乡之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个体农业、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员的细小的个人务农之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工人阶级其他成员之间的），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劳动者。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它为了强有力者、为了享受优惠的人、为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来调整各种对立。它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最终将为了自己而征求大量的国民收入，从而变成整个特权阶层中最有特权的。
6．苏维埃社会，就其个人生活状况而说，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差别极大的等级：从流浪儿、妓女、流氓无产阶级到过着西欧大资本家生活的、拥有“万贯”的统治阶级。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调相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在苏联客观的经济状况（劳动生产力的标准）方面，没有取得胜利，在劳动大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费的标准）也没有取得胜利。
7．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联寡头政治的特权在内，最后还是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为基础，这两种财产都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征用来的，与资本主义财产不同，它可以提供条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上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挖掘的历史鸿沟仍继续隔离着苏维埃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为了节省私人财产而进行干预，并且对专制的经济体系进行“调整”，办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维埃经济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经济等同看待是无知或疏忽的一种结果，那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的看法。苏联的拿破仑式的官僚主义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绝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反革命取得胜利，虽然官僚主义在给资本主义反革命作指路标。
8．认为（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极左派那样）苏联，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应当承受像帝国主义国家承受的那种看法，就等于说，下列情况对工人阶级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苏联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要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还是把经济拖入瓦解状态，并通过内战办法把它交给法西斯资本主义。这种态度按理说是苏联的业已失望的唯心主义“朋友”所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类型的外行和政治空谈家所持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所持的，因为他们从没有忘记历史的基本因素：发展生产。
9．上面已经说过，苏联社会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农业上，在生产上，则只是局部有所发展。但是，分配与生产之间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通过的墙壁。官僚主义有意地刺激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并使这种欲望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借此来直接地消除对社会财产的观念。经济特权的泛滥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最后到底是为谁服务。“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已经远远超过所允许的限度，因而最后将破坏计划分配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0．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途径，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官僚主义是由国家低下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造成的，也是由群众首创精神遭受到压制造成的，由于它没有完成社会保险和社会教育的任务，于是它便开始重新建立和重新美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包括家庭狭小的私有经济——抚养各种各样社会白痴的土壤。但是，家庭极其尖锐地提出了继承权的问题。官僚主义本身一心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建立在保守的家庭的基础上，因而感到自己的统治颇有成效，但还不完善，因为它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可是，继承权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危害着苏维埃制度中的每一种进步的事物。它不负起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角色，反而成了它的掘墓人。
11．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与官方的解释直接矛盾。“斯大林宪法”并没有，像官方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步。恰恰相反，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消亡的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最为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开始，应当是全部消灭站在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制成了法律。不这样，也不成。特权的泛滥需要一个宪兵来监督。
12．根据新宪法来看，国家强制并没有缓和，恰恰相反，它取得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和嘲讽的性质。各级苏维埃被毁了。地方的和中央的，即建立在投票表决制度基础上的“市的”和“议会的”制度，与作为劳动群众战斗机构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此外，这种制度已事先被剥夺了全部的真实意义。新宪法公开地把管理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斯大林的“党”，而这个党却是脱离人民、脱离自己党员的党，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机器。
13．此外，新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载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冷击”的半大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个“冷击”乃是官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征服。
14．新宪法与官方的谎言直接矛盾，不仅不发扬苏维埃“民主”，而且恰恰相反，肯定了它的彻底死亡。它在每一段落都宣称，目前形势的主人将不会主动地把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中的寡头和专制性质清楚地表现在公布宪法那天所宣传的新十字军上——“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鬼怪”的十字军（1936年6月5日《真理报》）。官僚主义很清楚，致命的危险将从何方来威胁它，因此，它使用拿破仑式的恐怖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
15．苏联工人阶级已经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场革命性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持反对个人恐怖，就像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官僚主义，只有采用群众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时进行的那种目的明确的运动才能被消灭。如果一个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化以及重新建立私有制，是苏联回到资本主义所必要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用暴力推翻腐败堕落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统治，同时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须用武力打倒官僚主义，恢复苏维埃民主，消灭猖狂的特权，保证一个走向社会平等的真正进步。
16．在战争问题上，像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第四国际各政党，不许自己用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来指导，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指导。例如，如果他们支持阿比西尼亚，不管那里还存在着奴隶制，也不管那里有野蛮的政权，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代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其次，因为意大利的失败将意味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在战争中支持苏联，虽然那里有寄生的官僚主义和克里姆林宫的无冕的尼各斯[2]，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丑陋不堪、腐败成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则是象征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步伐。在新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败北将不仅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溃，而且还要引起资本主义基础动摇，最后国有制还将代替私有制。苏联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苏联官僚主义垮台，而且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混乱代替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政治路线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变成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同盟。“一个与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充分而全部地保留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无罪的敌对态度。”（《第四国际和战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纲领，第44款）“无产阶级无罪地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盟国，一方面必须在国内阶级政策方面展开；另一方面，还必须在下列几方面展开：揭露各有关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它的‘联盟’的背信本质、它梦想搞资产阶级暴动打击苏联的国家等等。因此，处于‘盟国’和敌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必须以采取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跟苏联竭诚真正的同盟，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免于遭受失败。”（同上，第45款）
17．“极左派”害怕苏联的胜利将造成进一步巩固拿破仑式的官僚主义的地位，这种心理是由于对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发展情况的错误了解造成的。各个阵营的帝国主义者，在没有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恢复以前，是不会跟苏联妥协的。不管组成集团的国家在战争开始时态度如何，但帝国主义者在战争在进行时会知道如何永远牺牲苏联而互相达成谅解并重新组成集团。苏联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在战争中不吃败仗，那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到西方或东方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革命，即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将同时意味着对苏联官僚主义的致命打击。
18．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吗？苏联是一个以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并由一个代表新兴特权阶层利益的劳动官僚主义所管理的国家。苏联可以叫做一个接近名副其实的工人国家——虽然程度上还很不同——，在这个国家里，被机会主义者即资本家走狗所领导和出卖的工会，可以叫做一个工人组织。正如革命者保卫每个工会，哪怕是最彻底的改良主义工会，使其不受阶级敌人破坏，同时坚决反对叛徒领袖；同样，第四国际各政党将保卫苏联，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反对反动的斯大林的机器的斗争。他们将在战时和平时捍卫批评苏联的统治阶级的充分自由，捍卫反对他们牺牲苏联和国际革命而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进行斗争的充分自由。
[1] 1935年8月，最后的一次。
[2] 尼各斯（Negus)是阿比西尼的皇帝称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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