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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1]
1933年八月全会文件
赤心 译；龚义哲 校对
德国发生的事变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上台以及德国共产党的破产，这给国际左翼反对派提出了在德国建立新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队伍中得到了广泛讨论，最终获得解决[2]。
在德国事变的基础上，五月全会一致通过了在德国建设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方针。这次全会召开前，由于斯大林党在德国的叛卖行径，我们队伍中发出了号召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呼声。“领导德国党的是共产国际，要为这次叛卖实际承担责任的也是共产国际，我们怎么能只谴责德国党，却不去谴责共产国际呢？”这是同志们通常质疑的方式。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事变[3]证明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它在各国的党都无法从德国的灾难中获得一丁点的教训，相反它们积极地为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辩护，甚至将目前的形势当作是胜利——这些事件，加深了我们对那些应该为发生在德国的叛卖行径真正负责的组织的批判，并促使我们提出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问题，并明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还是应该彻底与之决裂，并且不再为那个正在领导共产国际的派别的政策承担责任呢？我们应该坚持改良的方针，还是应该停止这种方针，转而在全世界重建一支新的、独立的革命力量呢？
国际书记处已经向各国支部发函，解释了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各支部才刚刚进行讨论，但似乎新方针很受欢迎。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必须要先进行充分讨论，以便澄清一切与之相关的问题，探究出从中产生的任务。
我们现在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这个立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坏处，并且还应该根据从德国灾难到现在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共产国际逐步抛弃了它的头几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英俄委员会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失败、俄国共产党的逐渐堕落、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面前的背叛性投降[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个堕落的过程体现为各国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蜕变。尽管“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的确立，是确认这整个堕落过程的关键，但这个堕落过程却是逐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期间，我们目睹了它是怎样一步步蜕变的。
我们作为一个派别的立场是由现实决定的，我们从这个现实出发，并且不得不在这个现实中开展工作。在一整个时期里，我们曾主张：由于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着一个拥有最伟大传统的党、有着一个聚拢了重要革命力量的国际组织，这些因素构成了一股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这些力量，才有可能进行改良。只有在由这个现实而产生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不能实现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新方针的问题。在那种具体条件下，我们不能不经过那样一个阶段，它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一段经验，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得出自己在特定的关键阶段的立场。
在德国的教训之后，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教训之后，难道还能进行改良吗？既然已经不可能进行改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又能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应该抱着宿命论的态度，坐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或是要等到苏维埃俄国覆灭之后，才抛弃我们作为一个派别的立场吗？还是说，我们应该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锋队，拒绝（为共产国际）承担一切责任，面对现实，把国际上一切革命力量聚拢起来，组成一支独立的队伍，向世界资本主义发起最无情、最有力的斗争，并给予无产阶级国家真正的支持呢？
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现实的力量赋予我们新的道路。在德国灾难之后，有一些革命力量开始摆脱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或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影响，他们转而寻找一个根据共产国际头几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原则、以及列宁逝世后的共运经验而成立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寻找每一个机会，同这样的革命力量团结合作。也就是说，我们拒绝为斯大林派承担责任，同时又要根据联合阵线的策略，在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层面上同斯大林派组织合作，借此同仍然留在斯大林主义党中的最优秀的分子保持联系，并把他们争取过来。即使在目前这个共产国际已经腐朽的阶段，争取这些分子仍是我们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
德国灾难之后的最新几起事变的教训，使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显得完全合理。在如何对待苏联斯大林党的问题上，这些教训也使我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苏联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一方面，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活动，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重组革命力量，将锻造出保卫无产阶级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我们在苏联内部的大胆姿态，将会进一步暴露出斯大林党的腐朽，引起所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的注意，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正遭受着致命的威胁，把他们团结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摧毁中派官僚政权的旗帜下。
全会在总路线中采纳了这个新方针，并着重强调了我们的国际组织在下一时期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我们队伍的凝聚力、彻底澄清我们的立场与原则，把我们的活动扩展到工人和被压迫阶层的一切活动范围。
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让我们对那些转向共产主义的流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并以坚定的原则立场为基础，促进他们吸收这些原则，促使他们最终加入到这个共同的阵营，并为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坚决而无情的斗争。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这个新国际呢？
扎根于工人之中，深入发展自己的力量。
1．将我们自身视为真正共产主义政党的萌芽；在每个支部建立非常广泛的行动纲领；坚决拒绝一切改良或具有改良性质的工作；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建立并维持派别，根据力量对比来运用自己的策略。
集中主要力量，对付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宣传和普及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通过反对资本家及其走狗的真正行动，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为此需要在一切层面上，同正式的共产党结成行动中的联合阵线。如果官僚拒绝建立联合阵线，那就在斯大林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时候予以支持，如果是错误的话就予以反对。
2．至于国际红色救援会[5]等附属组织，我们根据新方针得出了结论。只要是国际红色救援会表现出它只是官僚保守主义和某种倾向的工具，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力量，创建真正的革命团结的组织。这个结论适用于党的其他一切附属组织。
3．我们必须声明：我们以前认为苏联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官僚堕落的性质的工人国家，我们仍然不会改变这个分析；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官僚化堕落不断加剧，给这个工人国家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在苏联重建党，在国际上围绕着一个革命的国际、加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保卫这个工人国家的关键因素。
通过谴责斯大林党的无能来团结世界上的革命力量，保卫苏联。在苏联国内为改良国家、彻底恢复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打败官僚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要支持无产阶级力量，反对热月势力——这就是我们的苏联支部的使命，它是共产主义与革命原则所必然产生的化身，它将是十月革命的存续的最强大的保障。这个要求绝不是说我们倾向在苏联建立其他政党。在这点上，左翼反对派并没有改变它对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核心的工人民主的诉求[6]。
4．我们目前的力量起到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萌芽的作用，可以凭借它们的政治凝聚力，它们在工人阶级组织的行动中接受的检验，以及它们得到的经验，对工人运动中遭到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排斥、正在转向共产主义立场的各种流派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的立场，曾妨碍了这些流派向我们靠拢，当这个立场不再成为障碍之后，我们的吸引力就会更加强大。
这些流派成分繁杂；有一些立场与我们相近，其他一些仍比较繁杂，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大力反对无原则的苟合。相反，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调整自己的力量，把分散的各种流派聚拢到自己身边。
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内部肯定要进行重组，但是这样的重组，必须根据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即它的头四次大会所确定的主要路线，而且又被了十年来的经验所加强，但是第三国际现在已经抛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及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订立的十一项原则来进行[7]。
5．明确了与现存团体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之后，左翼反对派必须理解这些涣散的团体的国际重组所表现出的历史价值，没有明确订立的原则基础，没有有机的联系，这些团体只会在目前的混乱中堕落或成为斯大林派灭绝性的策略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左翼反对派必须同样理解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瓦解会再次造成进一步的分化和分裂，有些团体正走向共产主义，在我们与他们的联系过程中，必须表现出教育上的灵活以及政治上的毫不妥协。
注释
[1] 这份决议在国际左翼反对派（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于1933年8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执委会全会上获得通过。这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号召建立新国际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虽然它与托洛茨基当时的立场相一致，但从文风上看不是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而是由国际书记处的一位非法国籍成员在与托洛茨基讨论后起草的。经杰夫·怀特（Jeff White）根据《第四国际的诞生（1933-1940）》（Naissance de la IVe Internationale(1933-1940)]，突破出版社[La Breche]，巴黎，1978年）收录的法文版译出。
[2] 1933年3月，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支部应该停止改良德国共产党，转而着手在德国建立新的革命党，国际左翼反对派围绕这个提议展开了争论，直到1933年5月，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层才在巴黎全会上通过了这个提议。德国支部的领导层一开始反对这个提议，但五月份他们改变了想法，支持新的德国方针。托洛茨基为这个问题而写的信件和文章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2-33）和《托洛茨基文集补卷1929—1933》（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Supplement 29-33）。五月全会的决议定名为《德国需要一个新党》，收录在《第四国际文献》（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一书中。
[3]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几个月里，斯大林派继续在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反对举行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行动，就像他们以前在德国做过的一样。这导致了奥地利共产党遭到彻底镇压，保加利亚共产党遭到实质上的镇压。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工人几乎没有反抗。
[4] 存在于1925年至1927年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是英国工会大会“左派”官僚同苏联的斯大林派领导层的联盟。1926年英国总罢工时，英国代表背叛了罢工，左翼反对派要求苏联代表与之决裂。斯大林派坚持维持联盟，声称它具有各种革命美德，直到1927年英方退出，这个委员会才解散。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收录于《托洛茨基论英国》（Leon Trotsky on Britain）。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遭到扼杀，因为中国共产党听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示，把维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联盟，置于革命的利益之上。托洛茨基的立场可见《托洛茨基论中国》。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就逐渐堕落了。见《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Lenin's Fight Against Stalinism）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22年和1923年写的对斯大林主义发起警告的文章，当时他们计划共同对付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
[5] 国际红色救援会（International Red Aid）是共产国际在1922年建立的附属组织，它的目的是保卫阶级战争的受害者；三十年代它在斯大林派的控制下，排斥左翼反对派，并拒绝帮助被资本家逮捕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它在美国的下属组织叫做国际劳工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1925年成立。
[6] 这几句话表明，在1933年的时候，左翼反对派虽然力争在苏联恢复工人民主和重建革命党，但仍然不愿意在苏联提倡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多党制。直到1938年，第四国际才在《过渡纲领》中提出了各苏维埃政党合法化的要求。
[7] 这里指的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在1933年2月的预备会议上通过的政纲，名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在这十一项原则中，有一项仍然号召在苏联进行改良，这一项后来被改为承认必须建立新国际与新的各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