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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今天的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决议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
Documents of the FI : World Congress Decisions : 14th World Congress - 1995
1. 自从我们在1991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世界局势的决议以来，力量的均衡，已经在那个决议所注意、所分析的一般趋势的架构中，继续往不利于劳动群众的方向恶化。全世界斗争的辩证逻辑，已经有了不良的效果，为解放运动带来许多挫折、失败或孤立。我们的派别，也被这个负面的辩证逻辑所影响、所弱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没有任何派别的外壳来保护它不受到社会、政治斗争的实在进程的感染，这样一个结果，几乎是不能避免的。
苏联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最终崩溃，导致官僚层中的亲资本主义部份及其它支持市场经济、私有化普遍化的人们发动了广大的攻势。大多数在官僚“社会主义”的瓦砾上繁衍的民族运动，在朝向沙文主义、好战性的趋势方面有增无已。这个反动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70年代中的经济衰退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激进化的衰落所造成的。
更一般说来，所有仍旧在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发展的社会运动，例如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紧缩、反对市场经济的有害结果、反对生态的遭受危害、反对对妇女的压迫、反对军国主义等等的社会运动，仍然在四分五裂。能够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的灾难性经验，可供选择的道路的社会主义方案，却缺乏可信性。严重地阻碍了这个方案的，除了有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世界”人民民族主义的总结算，还有今天提出这个方案的人的弱点。
在许多被支配的国家中，广泛的先锋力量现在都怀疑用革命来打破帝国主义束缚的成功机会；而鉴于世界权力的新均势，他们也怀疑夺取权力、保持权力的可能性。其它并非无足轻重的力量，也公开与这个前景决裂：光是在拉美洲，〔萨尔瓦多的〕马解、〔尼加拉瓜的〕桑解的一部份领导层、巴西工人党内的一个派系，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的趋势就成为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作出适应和妥协。在危机、远景不足或缺乏远景的冲击下，政治力量向右转的连锁反应，已变成为压倒之势。这个结果，即由影响到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长期积累而引致的变化而来，也是由一些运动多少是突然而来的转变所致。这些运动的社会根源，使它们有可能向任何方向转移。因此，资产阶级人民主义如社会民主主义之类，已经转向到“社会”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斯大林主义党已经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化；而许多前革命者，在他们还没有用上自己的方法“越过阶段”以融入“社会”新自由主义的烟雾时，却已经采纳了最右派的、阶段论的斯大林主义立场。
在这些情况下，革命国际主义似乎是个乌托邦。但是世界经济中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作用、由各地市场在通讯技术以高度发展下可以同时运转而来的市场全球化，国际交易较诸民族经济活动益增的比重等）、劳动全球化（不管是通过劳动力的迁移或是通过资本和工业的移动），及政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化（在美国这个世界警察领导下的重大合作的时代）──凡此种种加起来，更足以令到现在较诸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有一个工人国际，以能够从事反对全球资本及其它地方部队的斗争。
因为政治周期从来不会完全与社会──经济周期分离，而资本主义无法令贫穷现象不被人一眼看穿，不屈不挠的革命希望，就从社会紧张状态走向恶化的强大趋势中，取得营养料。因此，有关柏林墙的废墟上兴起新自由主义胜利的幻想，现在已大部份让位给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现正反过来，反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妄自尊大的虚荣心，在对其本身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打败了伊拉克的“世界第四大军队”的幻景，在今天，已被它们在波斯尼亚、索马里、甚至海地所显示的无能无力，而弄得烟消云散了。〔美国前总统〕布什把越南综合症埋葬得太早了。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激动人心的动员那里所得到的有利因素，仍在制约着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的能力。
所以，保持革命希望的火焰继续燃烧的理由，并不缺乏。但是，如果在建设既是革命的、又是国际主义的先锋组织方面有一次新跃进，就需要积累群众经验、局部胜利和新一代激进化的新积累。事实上，革命先锋的危机，不能再用30年代的调子来提出。今天，它不但是一个改变破产的领导层的问题。今天，必要的改组，决不会局限在现存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力量均衡的改变，而且还要通过不同的社会解放运动在国际范围上进行逐渐的改组。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许会由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增加其速度。
2. 然而，全球局势的一般趋向，对不同国家的形势有不均等的比重，并结合着地方的结构上或暂时的特殊性。
不管怎样，千真万确的是，没有群众斗争或巨大社会冲突的世界，是个妄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在先进和不发达国家中对社会、生态环境的打击（这种打击常常是灾祸性的）、新生一代在社会斗争方面的突破、相对年轻的工人运动在新工业化国家或在局部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后斯大林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对其居民的灾祸性影响，都是斗争正在增长而不是消逝的因素。
在工人阶级、工会和政治先锋队的普通成员中，斯大林主义制度崩溃的正面作用，是严重地动摇了反对我们的教派主义偏见。资本的必胜对所有现在意识到自身弱点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也起了促进统一的效应。特别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今天更能够在斗争中，与直到最近尚不太愿意与我们讲话的力量，建立活动份子之间的团结、联合的关系。
我们的国际网络，使我们能够对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汇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特别是在欧洲的平面上，那里，由于资本主义的联合（不管它的时停时起的行动）会汇集的需要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但是，我们的微弱，在这方面仍是严重的阻碍。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虽然对危机置之不理，但由于参与了资本主义欧洲的建设，仍然有着我们无可比拟的可信性。
此外，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可信地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后卫”或“老大哥”而自居，因此，我们能与依赖性国家的革命对话者，在不带任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下，就国际主义的定义，重新进行更严肃的──但愿如此──辩论，将会是可能的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经过了尼加拉瓜革命的孤立、南非的妥协、古巴的窒息等等经验以后，社会民主党必定会利用它的外交网络及其在民族和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以破坏战斗性团结的传统。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以下这个矛盾的幅度：目前的情势结合着以下的特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在中期中，开启了讨论和政治重组的新前景。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均衡，却在建立一支有世界规模的革命先锋方面，暂时阻碍一切质的增长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应该是我们今天建设第四国际的政策指引。
3. 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最后结算表，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许多与我们的传统不同、保持它们自己的革命目标的组织，修改了它们的历史参考点。虽然我们确信，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已经在本质上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比任何其它理论做得更好，我们却不否认，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影响到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过去已令到“托洛茨基”派在极左派中与其它人历史性地定出界限。
因此，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分析，与俄国左派反对派的历史性斗争的认同，以及与第四国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轨道的认同，将会在革命组织的章程中，逐渐失去其独特性。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政治资产，但是，只当新生一代的战士们是在彻底改变了的世界形势中受到教育，它在未来的战斗中，失去直接、决定性的相关性的重要部份。反之，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我们对官僚层之作为一个有特定利益的社会层份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却会在任何对于官僚现象、代替主义现象的全面研究中，成为无可规避的一环。这些官僚现象和代替主义现象，不论在革命之前，或在革命之后，都会败坏社会解放运动。这在革命组织的形成中，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因此，在过去被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特征的标志，在将来，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考虑了。对于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复杂裂缝的某些历史事例，将会变为相对的，须对“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若不算作社会民主派和反资本主义者之间的话）的经典的、基本的分野重新评价。
因此，这不但趋向于改变某些团体、流派参加我们的国际的可能性，而就长远而言，也趋向于改变我们与其它团体进行政治、组织、或政治及组织的融合的条件。发源于毛派、卡斯特罗派或者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流派、团体或者派系，可能会向我们的立场移动。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方案、我们的纲领这边来。这意思是说，他们与他们遗产中的斯大林主义部份作更深的决裂，但是不必与「托洛茨基主义」等同，也不必符合其延续性。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许多情形中，不是正在导向接纳更革命的立场，而是导向投降与快速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也应该对使新生一代感兴趣的，从当前开始将在「后斯大林主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新政治思想作出反应；新意识形态信念和经验，必须与经历整个世纪的、再三被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所证实的教训结合起来。对政治思想的新题材作出反应，并不单单是一个对斗争中的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能否详尽阐述理论、更新我们的纲领、吸收新的政治经验、吸收斗争的创新形式和主题、吸收社会──经济的变化等等基本问题。
我们希望实行一次第四国际的真正变更，我们希望更加发展第四国际，同时小心地保持它从几乎60年的存在中所获得的成果。我们要改变，但不是大多数左派组织在过去几年中那样改变：当受到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攻势的挑战，就越来越从原来的立场退却。我们的非教派主义态度的长处，在过去几年中，让我们不再被看为只是芸芸团体中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而是被看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把国际主义的团结和反压迫者的斗争的利益，放在任何派系打算或任何意识形态分歧之上。对此种非教派主义态度的长处，我们再次肯定并会深化下去，我们希望把那些未必自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一定认同我们的历史，但在一个真正的纲领会合的基础上加入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欢迎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较长远的方面来说，我们希望确立为一切健康的、富于战斗力、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先锋力量的一个吸引和国际性重组的中心。这些先锋力量在目前世界工人运动的乱局中，继续或正在以原先的方式复苏起来。
4. 今天第四国际仍然是唯一一个具有相同的总纲领方向的有机性的国际性革命组织。这个纲领方向包括以下各点：
● 争取工资劳动者的种种当前和过渡要求。
● 争取民主权利和公共自由。
● 争取与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决裂；争取以生产者自己的国家管理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在被支配的国家，争取从民主与民族的斗争进至为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 争取建基于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财产、工人的自我组织、人民的自决和保护公共自由权的民主社会主义；争取政党与国家的分离。
● 争取群众运动、人民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尊重多党制，尊重不同倾向的出现和确保它们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国家。
● 争取在斗争中扩张自治组织及尊重民主权利。
● 反对一切支配群众组织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会、民族主义……）官僚层。
● 反对压迫妇女；争取自主的妇女运动。
● 反对压迫同性恋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压迫。
● 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尊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权。
● 反对种族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
● 反对宗教排斥；争取宗教与国家的分离。
● 从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的前景，争取保护生态环境。
● 争取积极的国际主义和国际的反帝国主义的团结；在每个国家争取保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反对排他主义，反对教派主义，反对对外交或功利主义的考虑作任何屈从。
● 建立积极党员的革命、无产阶级、女性主义、民主的政党；在这些政党中，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组织派系或倾向的权利，不但受到承认，而且得到保证。
● 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多元的革命的国际。
这个纲领性方向包含了过去30年来革命与抗议的新的经验，和更早以前的第三国际及1925至1940年的托派运动的革命资产中许多元素。因此，在这些年中，我们的政治凝聚力，已因持续吸收新收获和重估旧收获而锻炼起来。当然，新问题、新经验经常发生，要求我们继续加以理解和详尽阐述。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能够避免硬化、能够丰富起来的唯一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作为群众行动的一个指导。
5. 今天第四国际中的革命组织，是基于这个共同的纲领方向，来合力建立的。
我们的国际，就世界革命运动所需要实现的任务而言，仍然不是很大。然而，作为分享那些（特别是与革命运动相关的）较具战斗精神的民族组织的非常不同政治经验，我们的国际，却是一个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工具。这种综合的能力，就是国际必须存在的理由之一。它是消除民族孤立、消除只靠地方经验来理论化的最佳救药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组成它的各个组织而言，决意要对建设国际作出贡献，不但是建立自己“民族”党的工作的一部份，而且是令不断的民族压力及由压力引发而来的歪曲视野受到制约的一个方法。
当然，光有国际本身，并不能就充份保证对世界现实及作为它一部份的民族局势有正确的观点。错误也能够是集体的；但是，参加讨论、发展立场的不同观点越多，错误就越少可能发生；发现和改正错误，也越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是对平衡地掌握世界现实的一个必要条件。
只有有机的骨架，加上集体的讨论规则和阐述方法，才真正提供这个长处，才能比组织之间的双边对话更有系统，更一般地提供这个长处。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各成员党与国际之间，都互相得到好处。
6. 要加强国际，必须要从加强和扩大我们在每个国家的政党做起。正如在各别的国家那样，建立国际，是重组劳工运动的问题。并无现成的网络，等着革命团体来使用。
过去两个群众性的国际，是在高涨期建立的。对第二国际而言，社会民主的基础是数以百万人计的劳工运动的新兴起。对第三共产国际而言，它的基础是吸引了世界各地工人的俄国革命。
第四国际在1968年后的那几年，也经历了同样但规模较小的兴起。但其间不同之处却很大。兴起的规模有限得多，特别是在工人之间。劳工运动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分裂，而第四国际则看来只是许多可能的组织形式之一。建立一个基于理论纲领的国际组织，与建立一个其纲领在实践中连续受到试验的国际，也有很大的差别。
要在今天建立更强大、更广大的国际，就需要进行不同种类的团结工作；不但是在各别的国家之内，而且要穿过国界。但是我们所指的“团结”是甚么意思呢？我们把团结工作分为三种：
A) 在具体斗争和在群众运动中的联合阵线
这是，而且一直是三种团结工作中最重要的层面。当我们在工会中工作、当我们组成委员会来阻止兴建影响环境的道路工程、当我们帮助组织一次学生的示威游行，我们就寻求最广大而具体的团结。
基本问题始终是：甚么是推进的最好方法？我们并非试图寻求最“革命”的纲领。我们试图建立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围绕着他们利益而集合起来的运动。在这些斗争中，我们以自己的党和第四国际的身份参加，但是却怀着谦逊的态度，尊重在我们这边战斗的人们，不操纵他们，也不持教派主义态度。这种团结工作，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最重要一面──即使是带着比较有限的建党目标，它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重新组织、重新建造工人运动，而只当这个运动在今天及明天的斗争中形成，建党目标才做得好。
B) 与其它革命组织的团结
第四国际从来没有佯称自己对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有专利权。其它革命组织，世界各地都有；有些领导了我们完全支持的战斗。可是，事实是，在目前，在我们的队伍之外，没有一个大的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我们分享上列的整个纲领架构。
可是，除了一些细微差别之外（一般说来，是关于民族或国际组织的观念），有些组织几乎可以同意每一点。一般说来，我们寻求与这些组织（除了极端教派主义者组织以外）保持友好和团结的关系。它们之没有加入我们的国际，可能是由于来自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传统、来自另一种历史演变或其它的经验……。如果那只是唯一的困难，毫无疑问地，随着目前政治的动荡，我们应该努力把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
光是就苏联的堕落及由此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现象有不同诠释，不能为维持组织分立而辩解──假如这些不同诠释在当前斗争中并没有在事实上隐藏着相互矛盾的纲领性方向（例如对正在后斯大林主义社会进行的私有化的态度）。任何试图把分析上的一致作为组织统一的条件，而又没有举出因理论分歧而起的重大政治后果的论证，都是来自一种教条主义、教派主义和磐石般的组织观念，常常涉及不民主的内部运转和旨在操踪的行径有关。
照我们的看法，在具体斗争中的政治会合，和我们所要建立的革命党必须是多元和民主的这个观念，比共同抽象地联结整个理论纲领更为重要，从这观点出发，对一个包含着一大批各自分离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所谓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我们不予认同。因此，我们肯定不会把光是在有共同参考点的基础上“重新统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看为是件应优先处理的工作。我们与其它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关系，也是从属于以上所提的一般考虑。
过去的十年却有极少数几次成功地与其它革命组织团结的例子。不是偶然的是，我们之参加其它更广大而有群众影响力的阶级斗争力量的经验，到现在为止，一向是更正面的。对党员不多、没有多少机会能在共同经验中考验路线的小组织，压力是更强大的。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在像目前这样的时期中，参加其它小左派力量时，应特别小心。像共同的历史参考、组织文化和语言等等，我们要克服的事，在衰落和防御性斗争的时期中，的确起着重大作用。历史证明，在向上转的时期，当种种组织为回应阶级斗争和合作的紧急需要而焊在一起时，以上所说的却能（而且必须）更容易克服。
这不应该被看成为采取教派态度的论点。但它端是个论点，即不把政党看成为能够给制造为有精良表现效率的机器人，而是把政党看为由“主观”事物连在一起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会有自豪感、自尊心、共同经验和习惯等。在目前这样一个敌人采取严厉攻势的时期，我们必须了解失去那一切的风险。
C) 与其他左派组织更广大的重新团集
这种工作并不是用来代替我们在工会、学生会、妇女运动等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与其他左派组织进行广大的重新团集，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第一，我们可以与其他组织的会员接触，与他们分享共同经验。其次，我们可以增加在社会中的共同听众，变成为更可信、更强大。即使在我们数量上较弱的地方，社会抵抗运动依然重要，仍在议事日程上带来政治结果的环境中，工人运动、其他社会运动和传统领导层的危机会创造出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为了一起在政治生活中同甘共苦，及使我们自己成为在工人运动及左派战略辩论中的参与者，把力量团结起来变得可能了。
能让这几种重新团集发生的条件，明显地不能事先决定，也不能事先决定它们的范围、政治纲领或组织形式；所有这些即使不是由地区和地方的现实所决定，也视乎民族的现实。这些问题，可以是在非党派的骨架中再组合反资本主义先锋力量的新政治运动，也可以是在经过共同的竞选活动继续合作；也可以是参加从工人运动的危机中出来、保持了群众影响力、在实践中发展出一条抵抗新保守主义政策路线的政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把左派和工人运动的再结合看作一种动力过程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动力过程中，不但政治上有组织的力量发生作用，连个人（工会份子、女性主义者、知识分子、社会工作者等等）也发生作用。在有可能就具体任务在激进力量之间建立联系的每一时机，第四国际不但采取这样的团结行动，而且对任何其它这样的主动作出回应。
在国际平面上，我们参加一切表明容许左派政治力量辩论的论坛，即使这些力量远非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例如，拉丁美洲左派会议就是这样的论坛。明天的欧洲、非洲或其它的会议也可能是这样。尽管这些会议参与者的成份很复杂，它们对于在新时期中为革命派系重新下定义却是有用的目标。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东欧、印度次大陆、黑人非洲或阿拉伯地区促进这种会议。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把团结与我们进行战略汇合的力量和倾向，作为优先处理的工作。重要的是，这种运动及会议，一定要有明显、可见的目标。更有决定性的，是这些发起行动须有民主，而不是由上到下来进行。
7. 这些形式的团结工作能导致新的、更广大的国际的形成吗？
历次国际都呼应着与社会政治重大演变有关的新任务。现在，对于1989年以来的全球局势的动荡，人们至少可以说，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提出之前的革命问题及分歧的架构。首先，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变异作出估量，而且必须在一般教训及对革命活动造成的效果上取得协议。同时，也须在行动中测试由对事件反应而来的政治协议。因此，在未来时日，对一个在质量上比我们现有的国际更广大的新国际的任务和结构下定义，也许是可能的。
就目前而论，一个革命力量参加没有确实目的──例如支持正备受危险的革命──的世界会议，会是无前景的、不协调的集会。要使它不是这样，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人，在纲领和政治方面应该有最低限度的相同点，而且对追求共同的组织目标，应该有真正的兴趣。再者，把所有可能参加这样一种集会的人集合在一起，而不歧视最穷的人，就要对平等地分担这样一个倡议所必然付出的财政负担，取得事先的同意，这种做法并不是容易的。
实际存在的世界革命运动，是这数10年的，以斯大林主义及其解体为特征的结果。它的组成份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金塔尔和青梅瓦尔特会议的参与者，更不均匀，后两会议的参与者都来自第二国际及其传统。所以，在革命力量再次大团结的条件成熟以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段长期的形成过程、共同的辩论和体验，以发展出互相的信任。
在目前，在这个历史前景中，在我们觉得依据具体任务在革命力量之间有可能建立联系，及把他们之间的讨论向前推进的每一次机会，我们都投身采取主动，或热衷地响应别人的主动。这不但适用于新力量，也适用于与我们起源不同的、在目前世界发展的冲击下演变的革命组织。这不但适用于有群众影响力的力量，如巴西工人党，也适用于初生的革命组织，例如东欧及前苏联的激进社会主义左派。它在开头可以在政治运动中表达出来，或者在公众会议中表达出来。它所能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地区性会议、民族组合，或者密切的双边或多边的关系。按这个观点，我们已经常地我们的国际干部学校的大门，向革命运动的其它力量开启。
8. 建设我们自己的派系第四国际，和努力在将来成立一个国际革命力量的再团集，这两者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更有互补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作用是紧要的。我们排斥对建设我们自己的运动采取任何教派主义态度，也排斥对将要建立的国际再团集采取任何磐石般的、非多元主义的观点，不管它是一个简单的论坛，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
我们在民族平面和国际平面，都承认和保卫形成不同倾向的权利。再者，在世界革命运动如此多种多样性的情况下，国际的再团集越广大，导致我们保持我们的国际倾向的机会也就越大──最后分析起来，这个自由选择，将视乎我们对再团集的共同纲领的估计，及我们的派系特征在我们盟友的关系中的份量。
不管怎样，讨论这点的时机绝对尚未成熟。目前紧要的首先是对世界革命运动在民主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再团集的这个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今天，革命运动的团结虽然有可能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取得进展，但是这些过程是如此的不平衡性，以至革命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团集，遗憾地不会出现在可见将来的议事日程上。这当然不妨碍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人们却不应该把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与超出国界或洲界所可能实现的混淆起来：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质量上差别，有根本的非连续性。
总之，我们应该永远避免两种错误：
● 只考虑建设国际，而罔顾在某些国家可能出现的革命左派统一的可能性；
● 只考虑国家的骨架，冲淡或放弃我们特有的、无形的国际革命者组织的纲领原则。
还有，我们对大一统主义的拒斥，并不只限于保卫倾向的权利。广义来看，多元主义包括新的、运转方法且不简单限法律上的权利。企图使我们的女性组织化而提出的课题（不管个别事例的成功程度是多少），代表着响应经验差异的方法。着重女性化的驱动力，从来不单是致力改进妇女在组织中的统计地位，我们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已经学会了引进了新的内部传统，引进了方法以结合和珍重所有党员及其局部经验的贡献，离开了过去几个辈代的模式。
在这广义上继续丰富我们对多元主义的了解，对于从新辈代中更新我们队伍的这个紧迫的任务，是十分紧要的。在客观情况正普遍对社会主义方案缺乏信心下，年青的战士们不是（也不应该是）单单基于组织倾向的权利来判断革命组织的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的传统。在现代的组织民主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中，这些权利给看为是完整、必需的一部份，但仍是有所不足。
9. 就我们的建党任务而言，今天的国际情况的主要特色，决不能是即时的革命前景的弱化，不管这个现象是多么真实、多么无可否认。按照定义，即时的革命前景上下波动很大，多份要看多变的政治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左派的政治景观的普遍重组，影响到一个更重要的结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往后立即出现的主要趋向是怎样），斯大林主义的垮台，首先是释放了被当权或在野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锁锢了许多年的巨大阶级潜力。接着，被斯大林主义宣传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偏见也毁灭了。在我们国际过去不能活动的国家中，以及在我们的支部可以在先锋队及在群众运动中争到信誉、争到影响力的那些国家中，虽然目前仍有困难吸收党员，我们的运动有真正的（虽然是不太大的）扩展，依旧是可能的。
在我们参加其它力量来共同建立一个政党的情况中（与在群众性改良主义政党中进行纯粹“进入主义”的介入不同），我们是在真正战斗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然而，要使这个过程进行得顺利，必需要有一机制，使我们能够在民主骨架中，监督与我们的盟友取得政治上战略上的协议的进展。这就是我们为甚么要为我们的流派的支持者，要求参与和保持第四国际党籍的权利。参与和保持的方法，当然可以商量，但必须允许他们充份参加第四国际的生活（在这同时，完全忠于共同的本国组织及其纪律）。只有最高水平的政治一致，即前面所提出的，我们为之奋斗不懈的纲领，才使得完全取消我们的独特存在而融入一个共同组织言之成理。而在那个情况中，共同组织若没有参加到国际中来，也应该能够与我们的国际发生密切的关系了。当这些条件没有实现的时候，过早地自我解散，永远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赌博。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的实验失败，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
同时，我们需要使我们的伙伴们相信，继续成为国际的成员，不该在统一的架构中成为紧张状态的泉源；它应该是保持健康、坦白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应该能够使他们相信，教条主义或教派主义无法移动我们国际党籍，对我们而言，它是我们投身的革命社会主义方案的一个关键部份，决不能够放弃。在没有危害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不可违反的民主多元主义原则下，我们的党籍，是不能用统一之名被要求放弃的。我们之推动统一的组织与我们国际之间尽可能紧密地协同工作，这个事实正是我们的忠贞和革命坦白的证明。特别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邀请统一组织中的盟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的国际会议。而且，整个国际必须显示出它的有用性，使统一的组织相信，第四国际的党员在该国的组织是个正数，而不是障碍。
每国的情况诚然都与他国不同。实行地方重组的政治条件，永远是不同的。纲领、政治和组织的进程，因此永远是特定的。我们不要为再团集和统一阐释任何一般理论。此外，现在的国际局势，并不有利于单一性的国家再团结过程（假如是由一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引致国际的建立，一如第三国际的历史先例，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0.真的，以上的整个论点，只有当它关系到我们在这些年中由经验和错误所形成的对第四国际的观念，才是有效、可信的。
特别是在1985年的第十二次世界大会上，我们再次拒绝了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的建党政策须由国际中央来决定，而各个支部也必须实施普遍或地区性的相同方向。我们已经拒绝了我们是「革命的世界党」这种产生于另一时代的自称，而选择清醒地自我定义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处于少数地位、然而是明确又紧要的支派；一个提供共同思考、为各国组织提供进行政治和战斗协作的骨架；一个有伸缩性的、民主和多元主义功能的国际集团。
第四国际并不是由受“中央”束缚的地代理机构所组成的。它的各国组织合力工作以建设国际，甚至向它提供人力和物力，而它们却是植根在本国实在的阶级斗争上。国际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没有堕入官僚集中制的话就更不能是了──本国组织中的复制品。第四国际支部保卫多数的立场，不出于强制而是发于自由同意的。它并不是通过纪律而强加的；居少数的支部可以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要不违反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极限，因为这种违反等于与国际决裂。
事实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在组织内实施了多元主义；我们声称这个作风是当前革命纲领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第四国际内部的各种观点的民主多样性，对我们不但不是个障碍，反而是我们的强处之一。这种多元性自然地从我们的共同纲领方向而来，通过战略性的汇聚架构而实施的。并且，也显现在我们的各支部对世界不同大事常常在未经商议之前，已产生基本上相同的反应上。
11. 国际以至第一时期的共产国际的集中主义观念，即使现在必须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却不能够只限于推动团结和交换网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石，向来是，而且比过去更是需要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联合地面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具体存在渐增地成为全球性了。这种需要甚至变得更清楚了，因为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际机构，不管是政治性的像联合国，经济性的像国际货币基金会，都比过去任何时期更活跃了；至于资本主义的机构，也在地球上的广大区域设立起来，例如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下的欧洲，或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在目前，以至考虑到历史的演化，我们需要的不是少些国际实践或只是保留既有的，而是更多的国际主义、更多的政治和组织的协调、更多的跨越国界的革命组织联合组织的协调和活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单一主义的不幸的兴起，及由之而来的疯狂屠杀和蹂躝，这个要求就变得更紧逼、更尖锐了。今天，国际主义再次在这个世纪中，成为野蛮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可是，没有充份的政治和 织做法，没有在建立本国组织的同时参加建立国际，充份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就不能够全面发展。
我们必须建设的国际必须是：
● 一个有机的工具，能够在全世界、主要区域及一群国家投入联合工作，成立多种类的政治运动和活动。
● 一个具有资料及干部的工具，为在许多国家中仍处在胚胎阶段的革命运动提供坚实的援助。
● 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或民族主义者指挥的民族运动等等的运动中，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发展革命社会主义者派系的工作。
世界革命运动所积累的延迟是巨大的。不幸的是，在今日世界上有最大进展的，不是革命，而是右翼的极端主义。这种极端主义正在这个新的、可怕的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兴起。仅仅依赖自发性或者简单的团结工作来应付以上所提的任务，或用尊重民族特殊性为借口，就等于犯罪。我们应该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工作；而要实现，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
12. 这就是为甚么（不管目前在某些国家进行再团集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与我们的盟友就建立一个国际再团集或甚至建立一个新国际的问题，而进行争论的必要性有多大）我们必须在各国及世界的平面上不屈不挠地追求建设第四国际这个“真正存在”的国际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来改进它的内部运转，增加它的结构和机构方面的坚固和效率。
在没有我们组织存在的国家中，对享有独立章程会有助推进革命斗争的新组织，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来帮助它发展与我们国际的联系。在此引用一段我们在1991年通过的关于组织运转的决定，是切合时宜的：
“……决定建立一个支部，宣布自己是个支部，是国家的即时任务，可不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教条主义的原则。这是小教派的方法。这些小教派认为支部是世界中心的一个‘地方代理人’（这个世界中心，实质上，常常有一个无上权力的本国领导层）。对我们而言，支部是由本国的革命任务所决定的；是这些任务决定了支部的建立。除了选择建立自主的政党或选择在一个较大政党中建立倾向（当公开这样做是可能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之外，在有些国家中，还有对已经存在的革命组织作出判断的问题：它是不是正在对它的国家中的革命任务作出回应，因此正与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会合？或者它正在堕落、正在退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末它是否已达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因此，就短期或中期而言，建立支部的决定，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和不要建立支部的决定相并行的，必须是在本国散播我们的纲领的收获和我们的出版物；特别是在革命者中间，应以尽量使人家相信我们的见解为目的。同样，国际必须与好几个国家中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合作和信赖的关系，以有助于把他们争取到重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前景。”
事实上，对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及我们自己的国际的正面改变而言，把我们的国际和已经有真正的社会根源的革命或激进党派的命运联系起来，以帮助他们、向他们学习，乃至一起建立革命组织的做法，要比在可能会变成不毛之地上匆促地树立旗帜更有积极意义。
13. 在这个有深远意义的政治重组时期，组织上的挑战，提出了另一个相关面：理论和纲领的详尽阐述有了特别的重要性。这个看法，来自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开放和批判的观念，也来自我们相信不是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和重新考察旧的观念是必要的。我们在1979年所写的关于妇女压迫的文件，1985年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文件和1992年我们的宣言，都是希望把我们的纲领翻新的见证。我们正在起草的社会主义生态的文件也是如此。
世界在最近几十年中的演化，打开了非常多（有时候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研究的广大园地。我们应该用所有的余力，来促成这个研究，促成这个翻新纲领的努力。这个努力愈是集体努力，则成果会更大。我们不但要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进行集体研究（虽然这种集体研究既不明显又不自动），也要与我们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盟友，及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特有伙伴进行集体研究。我们的国际教育──及研究──机构，通过各种研究会和研究班，尽管规模不大，就已经是进行这种集体努力的确实可靠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证明，国际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代替的工具。
14.在今日世界中，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方案是否可信，大半要看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能力重新发动群众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以及在面临着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结构当前，是否有能力体现革命的社会政治方案。处于“中心”的国家，仍然是世界性反资本主义战略中的关键性联系。那里的阶级力量对比，对于整个世界的斗争结果极为重要。被支配的国家的斗争所能号召的唯一盟友，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只有它们才能够制约或瘫痪帝国主义国家行动。海湾战争就是这个现实的一个显著、悲惨的证明。
● 要使国际被看为一个参考的指引，它必须能够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令自己成为一支可信的政治力量。但是，在目前，和近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不无关系的，是那里的第四国际组织却非常弱。在德国、日本和美国，我们的支部非常弱，而且是分裂的。在英国，我们的力量更远及不上两个一向对我们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革命组织。在法国，我们的组织曾在80年代受到弱化，而且目前还遭受内部的分裂。
改变这个趋向是刻不容缓了。应该大大地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假如没有一支有份量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在今日世界中声称作为一个国际而存在。
鉴于这些国家对被支配国家的组织经常作的捐献大有作用，所以我们在被支配国家的组织将会迅速受到威胁。
● 另一项对恢复社会主义方案的信用极有份量的斗争，就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出现一支兼备有反资本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有力社会主义派别。我们在不持教派主义作风的理解下，把在这些国家的建党任务，放在国际的诸种首要任务之列。
总的来说，我们的决算表，就像其它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决算表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第一个理由是，正是在这些国家中，由于明显的理由对社会主义可信性的丧失至大，而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则最是普遍。但是，当面对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折磨的具体经验时候，这些幻想就会很快地消褪。那就是说，我们切莫放弃在这边世界的努力。相反地，我们该和这些国家的同志们，讨论对他们的国家最合适的宣传和建党的方法──一个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复制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形式。
● 在今日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中最弱的环节，仍是被支配的国家。目前，最有可能建立革命的或具有革命群众党潜力的政党，仍是在这些国家。我们的国际所花的人力、物力最多的就是在被支配国家上，我们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做，尤其要探索经历新激进化的国家所提供的机会。
15. 可信的社会主义派系的出现，也要看它是否能够被看成为代表所有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渴求。这不是陈腔滥调。
第四国际对妇女斗争、妇女及女性主义运动的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上一次世界大会，首次提出了一个特定的决议，讨论妇女被排除在政治过程和政党之外的动力，以及它在第四国际中的影响。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从而就妇女在第四国际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正面行动作出了明确说明。
这个决议，对我们理解如何建立我们的组织、如何使之与群众运动发生关系等等，代表一个重要的进展。
可是，我们没有足够地探索，妇女斗争是如何地表达了社会的变化，及优先处理女性化是如何直接连系到我们已有和将会面对的斗争的新任务、复苏的形式及主题。
我们对任何特定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潜在后果进行分析时，必须把妇女之作为妇女的特定情况而来的因素，与她们的阶级、种族或年龄结合起来。
首先应该是继续使妇女大量地融入工作大军──不管是正式、非正式或失业工人──尽管当中带有尖锐的以性别分野的形式。这样一来，会使妇女更多地卷入社会，不管是作为工人、城市居民、农民、消费者……。
可是，妇女最近之参加工作大军及社会运动，但又被排除于政治和集体生活之外，令妇女在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多份处于边缘的位置。不过，当时候到来，能够被推到更激进的方向，作出反抗传统领导层的行动。
由于妇女运动所进行的战斗，令妇女平等、妇女权利的一般观念继续向整个人口渗透，影响了妇女提出保卫“传统”要求的方式（如把要求提高工资的战斗，与提高一般认为“女性”工作的地位，连在一起）。可是，普遍所接受的妇女平等权，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右翼及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都特别把妇女和家庭问题当作攻击的目标。没有妇女的有决心的反应，这些攻击决不会被打败的。
可是，由于激进的有组织的女性运动的一般衰落，令这个有决心的反应不一定发生。妇女运动由于部份资产阶级政治组合恢复元气而日益制度化，或与非政府组织融合，再加上“后女权主义者”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令女性主义的革命、反叛的一面受到挫弱。这个女性主义，在早先一段时期，曾在争取妇女到革命前景方面扮演过重大角色。在更新女性主义的论述、要求和观念上的失败，使这个局面变得更坏。
可是，这不单是妇女运动特有的发展结果，而且是革命激进主义的衰落和解放前景缺乏的一个反映。在某些情况中，对于对她们的攻击的反应，可以激发一般的政治激进化，特别是对较年青的一代而言。普遍的女权观念和特定的攻击（如对堕胎权的攻击）之间的矛盾可以是这样一个导火线。
要使工人运动的组织及革命组织能够吸引这些潜在的新激进化的层份，他们必须克服激进妇女对传统形式的政治社会组织所表达的特定不满，而且必须在不同的基础上把自己重建起来，包括对同等的观念，即妇女应该有充份的一席位来作出决定。在目前时期中，对这些组织而言，这样一个纲领上组织上的更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样的努力及结合妇女的贡献，发展一条全面的社会主义出路，将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这些因素结合在我们的分析之中，并不简单是一个抽象的承诺。它应该决定我们如何了解革命介入的优先次序。这应该是第四国际所有支部及同情组织的外观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除非我们在国际平面及在我们的本国组织内，实行上次世界大会的决议中的种种提议，否则这还是不可能达到的。
16. 好多今日的革命组织，包括第四国际的组织，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斗争和讨论的推动下建立的。现在，不但这个推动力已经消逝，它所产生的政治辈代也亟需更新。这就特别地要看青年激进化的新浪潮。由此我们更要作出紧迫、优先的努力来吸收青年，教育年青的政治干部，并使我们的领导层年轻化。“把应有的地位给予妇女及青年”，是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切合的原则。
这当然不单是更新领导层的问题。在妇女和年青人之间发展起来的斗争和反叛，以最惊人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中的变化。把我们的组织进行女性化和年轻化当作优先工作，因此，也是一个使我们与斗争和解放运动的新任务、更新形式和主题更为合拍的方法。
【兆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