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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的危机
On the Cuban crisis
第四国际1995年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决议
1）古巴危机已进入第五年。由于和苏联及经济互助委员会之间的交易中断，美国禁运升级，及指导经济更进一步加强官僚集权化，这三种因素累积下来的影响，在古巴革命中触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和危机。
从1990年“特殊和平期”（相当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开始物资普遍匮乏、人民生活条件持续贫困，迫使卡斯特罗领导层在1993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最初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了开放外汇和发展旅游业，以扭转驱使1994年8月逃亡潮发生的经济大衰退和民生迅速恶化。
2）1994年8月的逃亡潮和示威，表现出局势演变的转折点，并且对经济改革发生催化作用，加速了改革的进程。自1986年以来，农民自由市场首次重开，由供求关系厘订价格。卡斯特罗领导层在古巴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上，会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作出（禁止农民自由市场）的决定，在粮食计划失败、粮食质量低下、无法达到承诺的指责、地下经济和黑市美元活跃发展的因素下，迫令卡斯特罗领导层改转辕易辙，更改前议。
从而，私人积极性重新得到建立和鼓励，至少在小农、手工业者和服务业方面是这样。非集权化的发展，是旨在市政会面方面，促进围绕著旅游业的兴旺而发展起来的独立活动，及非正式经济（娼妓业是其中最负面的后果之一）。
农民自由市场保证了对富裕者的供应--在这种市场内，价格十分昂贵，但由于都是用披索交易（黑市市场都用美元），致令没有美元的人也可以购买。
3）不过，普遍的贫困仍是十分触目；在欧洲的金融机构和拉丁美洲政府压力下加速进行的经济调整，令日常生活更加恶化。除了由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之外，国家机关和企业合理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有50万名裁员。部分保留原有工资及（主要在农业方面）在十分严苛的条件下另开工作的可能性，俱不能抵销收入所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成果，（暂时）仍未受到威胁，但服务质量已严重下降。用以扩大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节约冗员、生产奖金、用美元付花红、提高工作纪律）增加了受新工人的压力，却没有给予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或由群众参与市政府和邻里管理方面作出补偿。
工会方面的角色，是刺激生产，在工作线的“效率会议”的框架上推广经济改革，行谈当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
混合企业（合资企业）方面，受薪者只得到工会和共产党小组的有限保护，但他们的工资及其他物质利益，相较于国营企业的工人要好些。这就解释了为何有更多人投向混合企业。古巴经济现时在这两种速度下发展。
4）互相矛盾的政治计划，是造成当前变化的结果。在领导圈子、知识阶层、研究员和专业人士间的辩论，对经济开放的必然性，取得了暂时性的共识。但他们间的概念各有不同。部分看法认为，不该让经济开放威协到政治制度。然而，从中国“例子”中得到启发，对古巴并不适用；至起码的原因，是华盛顿容许北京去做的，却不会容许夏湾拿加以效法。
对另一些人（从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启发的那些人）来说，经济改革应该是导致政治机构进行激进任命重组的前奏。按这些人认为，只有议会民主体制和全盘性的市场经济，才会令华盛顿撤销经济封锁；而如果没有华盛顿的撤销行动，则还不能有经济复元。
只有很少数的政治领导和研究员认为，经济开放是在国际孤立这个岛国的局面下逼不得已的政策；而这种“新经济政策”，应该和政治变革相辅相承。政治变革的方向该涉及到改变“人民权力”机体现行的运作方式，从而走向扩大受薪工人的决策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反官僚斗争。扩大民众控制权的方向，一方面能约束工作条件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再恶化；另一方面，能改进？？身则贸易的官僚和旅游业、商业农业人员的水平。
5）当前的改革，损害了政权的社会根基。意识形态混乱、缺乏前瞻，及尤其是革命忍受性到腐蚀所带来的不良效应，在都和经济短缺同样严竣。尤其至者，由于欠缺有助于集体发展出中期性的生存方案的辩论和接触，更令困惑加深。在革命斗争普遍低落的国际情势下，古巴几近于截然孤立；有鉴于这个事实，要是没有政治机构（人民权力）的民主化，要挽救古巴革命的可能性，更形险竣。
卡斯特罗派享有的权力垄断不错是较少专制，领导层是续有更新，古巴共产党的角色是弱化了，而知识分子能更多的自由表达己见。然而，在古巴共产党内部或古巴社会，都不容许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在书写或口头上有异于政权的政治见解，但禁止在报刊及传播媒介上发表。对异议者的压迫，仍然存在。
因此，30多年来，古巴人民仍然是受困在一个不能由他们自己解开矛盾下的囚徒：在帝国主义者的统据下，沉默的接受体现着民族和革命忍受性的人物的权力，以保卫民族主权和辛苦得来的社会成果；或是起义反抗民族之父卡斯特罗，从而却威胁到民族独立。
之有这矛盾，是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造成的结果；这种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对古巴革命极端不利。
6）卡斯特罗政权的生存，主要是受到美国政府从没间断的侵挠所威胁。没有哪个国家会承受过这么长久的磨难。对越南，美国已撤除禁运。中国享有最优惠的民族地位，而美国政府也不犹疑对北韩进行谈判。然而，美国经济对古巴进行单方面禁运35年后，在1992年通过法案，把制裁升级；在1994年夏天，由克林顿总统颁布更严厉的措施；以至最近，由共和党多数控制的美国国会，正在密锣紧鼓，准备通过由国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提出的法案，封锁对古巴的外来投资。外来投资是古巴能获得到资本的技术的唯一来源。
美国政府公然明示，其目的是要消灭卡斯特罗及他的政权；她的用意，是要显示出西半球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如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中美洲的前例。假如卡斯特罗派的革命倒台，设定给古巴的命运，将要比尼加拉国瓜更凄惨，更会是代表着历史的重大倒退。古巴人民深明这点；他们的沉默，是对当前的僵局和欠缺前瞻的表白。这个地区的唯一可能性，即拉丁美洲的经济融合，现时的风险，是将会在华盛顿的主宰下发生。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1年后，墨西哥的危机，显示了从阿拉斯加到美洲大陆南端划出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效应。
7）我们保卫古巴革命，因为我们反对强势欺压弱小，因为我们支持一个小国的独立性，反对世界军事力量领导的霸权意志。
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她最先的方案是本世纪最富有国际主义的方案之一，并由此而获致大量重要的社会成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无出其右。这项事实，说明了这个民族为何能挺身面对北美洲的侵略。要是没有来自苏联的援助，这个小岛诚然很难在冷战的境况下坚持太久；不过，这种援助，也带有鲜明的副作用：“国际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把古巴维紧在从属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状态，并禁止古巴自有一套自我管理的经济发展。
作为处在地缘政治边界的囚徒，这个国家也多少受惠于冷战的保护，但却从来不是自身命运的主人。谢·格瓦拉在告别信上提到导弹危机的戏剧性的一幕，正是古巴命运的悲剧性写照。古巴和越南一样，替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执，付上了高昂的代价。
8）官僚变质、压迫性的做法，以及卡斯特罗军事首领式的运作方式，在都使革命影响力陆续下降。然而，35年来一直处在战争中、备受围困，而又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不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模范。较诸苏联来说，一个小岛显然更不可能行社会主义。不过，卡斯特罗的失败，不足以为他开解他之没有回应帝国主义在人权问题上的宣传。卡斯特罗的罪过，乃是在柏林围墙倒下之后，没有和斯大林主义脱离关系。
我们的批评，主要针对古巴没有政治多元化，及以民主权利施加迫害；但这与那些要求“自由”选举（如以迈亚米为基地的政党所主张的）、退还没收的私有财产，务求做到像尼加拉瓜反革命“民主”胜利的那类主张，完全不可以混为一谈。在古巴当前的条件下，反革命势将带来内战。
要求对民主权利作出尊重，必然导致争取民主权利的最大基础而斗争——要求无条件撤除美国禁运、无条件停止侵略和勒索。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站在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领导层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不过，反帝国主义的团结，绝对不等如是支持卡斯特罗领导层去剥夺人民进行抗义和自管权力。当古巴人民为反对官僚层而起来反抗时（在当下是采取了沉默），我们会支持在保卫革命成果的观点下进行的所有争取改革的斗争。“人民权力”的各个机构（从地方到全国议会）必须民主化，容许不同派别表达多元见解；群众组织必须停止作为党的输送带；工厂议会必须对现行的经济重整有控制权。
美国的侵略有利于保持官僚统治。只有停止这侵略，才能催生古巴群众起来而独立动员；群众的独立动员，是古巴革命生存的必需条件。
卡斯特罗被迈亚米势力推翻的话，将不会是古巴革命的信号，却会是反革命的胜利。
（史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