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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Confronting capitalist globlisation
——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目前这十年，仍被在衰退长波中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所主宰，标示积累逻辑有了深刻转变。这个转变，在时间上处于70年代初，曾经伴随着力量关系在世界层面上的激烈更改：主要的更改则是官僚社会的崩解。现今资本主义的运转方式，已经显出了两个基本极限：第一，它是一个越来越不能使生产力发展满足大多数人民需要的经济制度。第二，即使它今天几乎毫无例外地支配了整个地球，它已经显出完全无力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
1、长波的几个阶段
自从1974—1975年第一次一般化经济衰退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进一个衰退长波，从这个长波，无前路可以预见，因此，它成为现时期总经济架构的特征。
1．1 转向
但是，在这个长波之内，好几个阶段可以识别。这些阶段的发展应该加以分析，那未我们可以准确、具体地说明现在到底处于那一阶段，扩张长波的结束日期是70年代初。这个从扩张长波到衰退长波的转向的明显标志，是1974—1975年的一般化经济衰退。这个衰退，使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危机” 。这个“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紧接着那个衰退是第一阶段。与这个阶段相配合的，是追求凯恩斯主义政策，企图对待这次衰退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那些衰退一样。在这同时，石油美元被再循环，慷慨地借给第三世界借债人，以致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企图，不但在国内推行，而且超越国家界限了。
1．2 转到新自由主义
随着第二次一般化经济衰退在80年代初的发生，这种治疗之不合适，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转换点，过了这个点以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非常相似的目的与方法，就在世界各地散布开了。第三世界国家多少年来本来具有缓冲世界经济放慢的职能，现在却沉重受到债务危机、利率升高的打击。在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深刻的重建时期，伴随着日增的失业，特别在欧洲开启了。
我们现在明显地所处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可以分为几个次时期：攻势期（1980—1986年）、表面成功期（1987—1990年）、旧毛病复发期（1991—1993年）和接下来的再兴期。80年代的前半期是有系统地向劳工进攻的时期，这时期的口号，是可变通性。这种可变通性，不但运用到工资上，使它受到紧缩的打击、生活费用津贴被取消，而且，更一般说来，牵涉到领取薪资的工人们的全部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保障、工作权等等）。真正的进展以及所遇到的抵抗是变化无定的，但是，这种政策的一般化，再加上世界各地的工资要求之受到抑制，使得快速退到再一次一般化经济衰退，成为可能。
1．3 一时成功的理由
由于里根主义政策所引起的世界要求，特别是军费方面，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的爆发日期，被延续到90年代初了，世界经济发生了非对称的布局，在这布局中，美国的庞大的预算赤字，以利率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为代价，被日本、德国资本所资助。在这同时，国际商品贸易和投资加紧了，但是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工资紧缩的通常的衰退性影响，被收入的渐增的不均等分配所抵消。利率的上升也在这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不但保证美国赤字受到资助、第三世界负债国家受到掠夺，而且被用来更改收入的分配，对公债、股票持有人有利。有些人所称的经济财政化，因此就显露它自己为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巨大过程。
1986年的石油大跌价，减少了非产油国家购买石油的支出。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经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正确控制之后，却自相矛盾地刺激了真实的经济。因此之故，80年代后半期，资本积累的情况，就逐渐恢复原状。这就被呈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胜利：紧缩与失业，只不过是适应技术改变所付出的代价、新经济秩序的担负者和新的增长逻辑。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边到它的那一边，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被创立了，失业率开始下降了。
在这同时，官僚社会的裂缝及日后的瓦解，使资本主义表现出可能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无可避免的前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这个恢复的极限和矛盾：它不是持久的增长，而是一次周期性运动，它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是投资在剩余价值的世界分配的支撑下，作一次机械上的推动而已。
1．4 旧病复发期
90年代初的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解决了这个争论，开启了一个以重要倒转为特征的新阶段。从这个观点来看，海湾战争的作用似乎是次要的，因为这次衰退，不但在几个国家中是在石油危机前开始的，而且比战争延续得更长久，所以最终地说来，这个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严格地说来，还是不十分重要。以下所举的关于这个第三次经济衰退的特征，就清楚说明了目前这个时期的性质：这次衰退特别深刻，时间延续得非常久，而且使许多人失去工作；与上两次经济衰退比较起来，它带来一种相对的非同步性，显露出经济全球化和保持民族轨道之间的日增的矛盾。
尽管有了像里约热内卢高峰会议那样的倡议，无可控制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几乎在世界各地增加对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
2．世界经济的充满矛盾的均匀化
2．1 再度向帝国主义国家集中
80年代的标志是经济活动日增的全球化。这个现象，可以由例如世界贸易的增长来度量。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差不多比民族市场的总和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商品贸易，主要是在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加紧的进行。同样过程，也可以在直接投资活动上，及在合并和联盟上看出。这个活动，并不依从国际劳动分工的分割部门的纵向联合而举行的：投资活动，基本上与商品活动一样，都是牵涉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在这过程中，朝向第三世界的非地区化，扮演十分次要角色。
有些人为了反驳这个解释，就以投资再向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转移，不是证明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成功，就是把从低工资国家来的竞争戏剧化。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中，这些资本的移动，主要是与股市及私有化浪潮所吸引来的投资相应的。它是投机性、非常多变的资本流入。
亚洲的情况不同，它包含多个因素。南韩和台湾都已沿着它自己的轨道进行。这些轨道已允许它们脱离了从属国家的行列。这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你用那一个标准（收入水平、生产机构的结构等等）。如果我们加上两个主要是金触上的中心，香港和新加坡，这就创造了一个强大增长极。但是，继续用一个非常紧密的贸易投资网络来建造这个地区的，则是日本。在这个帝国主义中心的边缘，你可以找到像马来西亚、泰国或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融入了国际劳动分工，它们的角色都已定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为什么南韩的道路不能重现：该地区的第二等国家，以低工资劳动，尽量供应该地区资本的功能，所以不能够加入工业强国的行列。
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大的经济成功事实，却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在十年中曾经在生产上，显示了10%以上的增长。考虑到它的庞大的人口，这可说是罕见的表现。这个成功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的非常特有的混合：农民经济的解放，群众性国内市场的发展，大力鼓励自由贸易区的产品输出，和最后一个因素——野蛮的镇压。
2．2 国际金融
与新自由主义一致，80年代也发生疯狂的解除金融方面的管制。这种解除，不但从下面支撑，甚至扩大了全球化过程。与理论的预测相反，这个运动并没有减低真正利率。利率仍然一贯地停留在史无前例的极高水平。
为了哀叹资本之选择投机性的金融投资、不选择生产投资，而使用金融化这种名称，不但是非常浅薄，而且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性质缺乏了解。利率的上升，是在每个国家及在世界规模上重新分配收入的一个经济协调的工具。为了使美国赤字能够支撑到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延迟了几年的经济增长，高利率即是应付的代价。在欧洲，德国经济和货币则是造成经济上升的第二个杠杆支持。
这个世界性的金融整体，实现了特定功能。但是，它们并不全部有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一致谈论利率水平过高。但是这种谈论，只是局部地被有效行动所加强。高利率，不但阻碍经济复苏，而且滋养了全球货币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导致欧洲货币制度的瓦解。利率升高的主要影响，不但是促使预算赤字的扩大，而且滋养了公共债务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与减低金融收入的税项对应的。
2．3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它之所以全球化，在原则上是与财政、货币的不稳定无关的。这个不平衡的主要来源是在于以下这个在历史上尚未见过的事实：这个全球化过程，使得生产力水平非常不同的经济地区，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情况是与资本的国际化不同的：到现在为止，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在被主宰的国家中的代理人，而且，由于政治统治的制度，与它们建成一对一的关系。就全球化而言，这些关系从开始就是多边的，跨国公司集团已经在国际化上，进入另一个阶段，这种国际化逐渐导使它们不受起源国的管制。
所以，注意到与地区结构相反、具有非常多变形式的倾向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惊奇。有些人所称的三极鼎立，不但表明对世界经济的三极统治（美国、日本、欧洲），而且表明这三个极和每个极的影响区的结构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关系。可是，这个布局并不是和谐、稳定的，因为它伴随着基本的非对称。这三个大区，各有其不同的聚合性。
亚洲区的保护工作、组织工作做得最好。日本和南韩虽然打进了全世界的市场，但是渗透进它们的国内市场，在实际上却是极端困难。该地区的经济同轴心圈的组织，以及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建立它的地位的方法，都向这个整体提供可畏的经济效率和商业的侵略性。
欧洲则是完全不同。它是级别差不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混合体，而这些国家大都接纳外来的竟争。欧洲不太参与第三者市场，而且，尤其是已经显示出它自己不能有力地建立它的天然边缘：地中海及东欧。
至于美国，它在整个美洲大陆操纵局势的才能，再度被它与加拿大、黑西哥所签订的条约所证明。但是，南、北美洲发展的差距是太大了，能实际做到的很有限。
这些差异，与在世界规模上所负担的政治功能，不成比例。在纯粹经济的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度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它最近的发展，导致以下的注意：目前趋向似乎指示美国已重新建立它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至高地位。由于日本经济的放慢、美国技术的复苏，这个运动，已经取得美、日共管的形式。如果这个不平衡继续存在的话，这个布局就会使得太平洋区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会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中，构成一个有力的极。
2．4 建设欧洲时所遇到的矛盾
欧洲似乎是三极鼎立中最弱的一极，其理由不单是由于它的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欧洲国家必须解决的基本困难，包括建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在欧洲平面上实现通常是为国家而保留的基本功能。三极鼎立的另两个极，则是围绕着一个民族国家，依照等级体系而组织起来的，这个民族国家，仍旧替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构成活动的基地。欧洲的情况则是不同的，特别是因为那里的跨国公司集团，很少有才能依照一特定的欧洲逻辑而运转。因此，建立欧洲的过程，有一种与在美洲、亚洲所签订的条约不同的性质。
这个过程是对欧洲资产阶级的清楚要求的一个反应，但是它并非没有矛盾。马斯特里希特条约所选择的道路，也许是最快速的。无能如何，它是最有约束力的。它的失败不但是由于它对民族经济特征的低估，而且，甚至更是由于构成欧洲联盟的每一国家的不同形式的阶级社会关系。
这种聚合性的缺乏，每一次与其他两个帝国主义强权打交道时都显现出来。最近的关贸总协谈判，使我们可能测量这些关系缺乏对称的程度。欧洲是充分地玩自由贸易游戏的唯一地方。它的经济的渗透性，减弱了它面对竟争者时的竟争力。因此，由于它的多重失衡，帝国主义的共管，在潜在力上是一个充满了冲突的共管。除非它发展出一种欧洲“民族主义” ，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并不相依于某大集团、或者某一个大民族的利益，欧洲资产阶级将会持久地被暴露在目睹退回较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过程。
2．5 东方与南方：相似的插入
南方东方各种国家的非常不同的表现，并不使整体地考察它们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一个非常突出的趋向是，几乎普遍选择被输出所推动的增长模式。这个普遍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像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机构强加给所牵涉到的国家的。因此，世界经济的整个逻辑是基于这些国家之间，在低工资或者其他特定益处的基础上，为了极端多变的投资或者非常不稳定的市场进行竟争。这就导致一种新形式的依赖性发展，勾划出可称为新帝国主义的轮廓。
在这个游戏中，每个国家不能都是赢家。主要理由在于算术方面：与南方国家的总数比较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吸收量是有限的，而且将会停留在这种情况中，如果前者成功地为了这些成功的社会效果继续将货品卖给后者。在这样一种市场中，“报价者”亦即低工资国家，就被绊在一个循环逻辑中，这种逻辑就使报价者减低了他们的 “相比较而言的益处” ，那主要是在于他们的低工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竟争中，低工资国家的商品输出者，势必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所以为了减低成本，势必使他们在自已国家降低工人们的已经是很低的工资。]所以，这种布局，不是发展的一个模式。这是与南韩轨道不同的。任何新国家，欲想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使它的工业部门完全被掌握，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太有系统的成功，也许可能，不过，这些成功将常常是相对于邻国竟争者的成功。
这个进化，并不只是不平等、变异的来源。它也提出了一连串补充的问题：生产货品远离消费它们的地方，并不是个新现象，但是它现在牵涉到更多分量的原材料和商品，所以，从能源过多的消耗、道路网络的兴建、污汽的散射等方面看来，这就代表相当大的生态代价。
这样一个模式，也导致工作条件、安全、健康及生命方面的降级。工作场所的意外事件、生态环境的灾祸也会增加。在有些情况中，造成污染，或者危险的工厂，就干脆从北方搬到南方来。有毒的或者放射性的废料也是如此。
富国除了在经济上实施保护主义以外，在移民政策上也实行保护主义。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国家所支持、所发展的全球制度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反应。
同样的考虑也在东方国家复辟过程中起作用。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东方国家，不但不构成一个新边境、一个可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地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国际资本无法接纳的负担。德国再统一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即使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志、巨大的财政资源，它的同化仍是一个矛盾、困难的过程。对于太穷、或太大的国家，这样的同化更难实现。这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又是在这些国家中，选择一些呈现充分兴趣、能在某些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欧洲聚结的国家。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波兰似乎是处于最优良的地位。这就意味，其它国家将会被放在一边，如果不被袭击的话。南斯拉夫前例，无疑是一个两可间的情况，但是，它的内部紧张状态，却明显被欧洲对南斯拉夫的不同部分所施加的不同吸引力所增强。前苏联在未能稳定其不平衡或紧张地区之时，必须在达到某一程度前，恢复它在乌克兰国家中的经济中心的角色。
外来替换人员的缺乏，将会以强调发展一种寄生资本主义的趋向，给这种恢复过程一种特定色彩。这种寄生资本主义，是相对地不可能抓住经济的中央核心的控制权。在这些东欧国家遭受非常深刻的社会分解过程的同时，被人认为属于它们的、在劳动力的训练和技能方面的优点，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消失了。它们“第三世界化”的那种假设，正快速地变为现实。
3．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现有模式
3．1 一种退化的运转
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提供了这样的证明：新自由主义解法方法，并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回到60年代的道路。利润与销路之间，还不能够出现发人醒悟的结合，而目前局势是由一个相对新的现象所主宰：获利的条件已被重建，但是伴随它的，却是在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大量失业的持久之间，找一个折衷办法。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露出真面目：它是一个具有具体运转模式的极端矛盾的制度，这个具体的运转模式，倾向于使利润和销路脱离关系，甚至使两者对立。
这个矛盾在今天，渐增地取得了这样的形式：资本主义虽然能够、知道如何有利润地生产，却不能满足人类最紧要的需要。由于社会需求被不再使生产力可能增进的货品所替代，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增进，大部分是在扩张长波中积累的，已使寻找可以用同样利润前景再投资的部门，变得十分困难。换句话说，与利润率保持协调的真正工资增长，被一个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景所限制，以致60年代的互相配合的行动，通常称为福特主义的，不能重现。这个困难，以其本身的方法，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约制。这就是，不生产没有利润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的根源。这种失业应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式的失业。
3．2 有限的合法性
这个分析的推断结果，是资本主义运转模式的有限的合法性。为了不在事后把它的成绩加以理想化，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其扩张时期的强处，就是它在自己的逻辑之内，对付需要和渴望的能力。在那个时期，它在按照增高的购买力，以相对的平等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因发达而得来的收获时，也有能力保证这个发展能够持久。无论如何，它如此充分地这样做，以致使它自己在外表上表现出非常有效率。随着时间的飞逝，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个时期——最后分析起来，一段在历史尺度上较短的时期——只是一个快速结束的插话。资本主义已经倒回“正常的”运转，那就是较慢的、受狂野摆动所支配的增长率，大量的、永久性的就业不足，日增的社会不安全，以及在国际平面上的、综合及不平衡发展的最古典特征的尖锐化。
不平等的扩大，包括国际平面上，从现在开始，甚至比过去更加是，资本的一个中心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是如此：不平等的扩大是与调整销路结构来适应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真正牵涉到拒绝生产及把整个社会层份和人口搁在一边。严厉分隔的丑恶面孔是每个社会组成物的一部分。这种排除在外的机制，在到处运转，即使在不同形态之下。除去社会内容不同之外，帝国主义国家之内的失业人数日增，被支配的国家的非正式部门的扩大，都是由同一结构决定的。
3．3 不受约制的资本主义
官僚社会的垮台，构成了工人国家长堕落过程的可预言的最终结果。后者有着如此灾难性的结算表，它们的社会成果似乎如此不值得保卫，以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看来好像是最容易的道路。这个不可挑战的历史裁定，一旦时间过去了，将可能会被另一方面所完成：在战后时期的欧洲的革命威胁，以及在接着的几十年中的第三世界的革命威胁，将会在实现较好的、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的成分时成为重要因素。那个较好的、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特别能够在先进国家保证充分就业。但是现在，一切事情却在这样进行：被信以为真的抉择，不管是官僚的或是改良主义的，其失败已经使场地的门大开，让当代的，后退的资本主义运转。
3．4 福利国家的衰落
渐进地折除所谓福利国家，是新自由主义攻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潜力而言，一切工资关系被整理成法典和社会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都要受到攻击和摧毁。这并不表示，这个攻势是在无阻碍的情况下进行：关于这一点的结算，以乎是含糊不定。挫折、失败都有发生，虽然它们是局部的。例如，撒切尔的、在体制上减弱工会的政策，就深刻地修改了力量关系。但是，在这同时，也存在了非常强大的社会抵抗。这个抵抗已经阻挡了会破坏重要部分的社会安全网的议程实现。在某些情况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已经导致如此严重地障碍机能，以致福利国家的主题正在重新出现，虽然这个重现是接近于对穷人的施舍，而不是社会的规则化。
这个趋向与全球化的后果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可能会使民族主义复苏的经济架构。民族国家的这种关节断离及其相对地失去实质，使工人群众处于渐增地不稳定、不牢靠的生活条件之中，因此创造一个要求使人安心的社会秩序的欲望。
3．5 充分就业的终止
资本主义之失去合法性，可以从它之无能力保证回复充分就业上看出。这里的大新奇，是资产阶级明显地、高声地宣布：从现在开始，任何回复“好的旧日子”，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一部分，因为那样做简直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承认深刻地在意识形态上改变了力量关系，因为资产阶级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对失业问题，不再有一个合适解释。在今天以前，它总是把失业归因于劳动市场的过多规则、工资过高、青年及工人之训练不够、现代化的要求和技术的改变。自从经过了15年的工资紧缩和平均技术水平增进之后，失业继续存在以来，失业的根源必须从经济制度本身去找。现在是更容易向工人们证明这一点了，特别是对那些本来是最不受失业影响、现在正被要求向其他人“看齐”的社会层份和国家。由于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可自我脱离险境的能力的错误解释及幻想之逐渐消失，可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一个显露阶段。经济恢复的某些因素正在数个国家显现出来，而资本主义当然对增长率之每半个百分点的增长，不会放过大叫他们已经胜利的机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由于最近衰退的严重性，这个过程在某些国家也许相当深，但是它决不能修改我们在中期的看法。所有这些恢复的运动，都是周期性的，而且在中期会朝向持久的社会退步。
要在质量上倒转事件的进程，必需增长率在连续几年中等于、或高过扩张年份的增长率，即5或6%。发生这种局面的结构条件并不存在，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无法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工作时间必须大大地减少，生产必须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不用说，这种做法，就其本性而言，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异的。
3．6 一个无法支持的模式
资源之不受节制的消耗，是形成整个不平等到制度的一面。因此，它不能向世界上的每个人提供同一生活水平。但是，即使事情是不同的，要把这个毫无节制消耗资源的模式一般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资源的有限分量、多少年代的浪费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无法持久的。强化农业，过分开发海洋，使用非再生性的能源，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及核子废料，所有这些事情的后果，都使这个模式在空间、时间上的扩张有着一定的限制。
4．十字路口
战后扩张长波已经完结了。返回现在看来似乎是“黄金时代”已经是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已经在某些方式上，回到它的“自然”运转方式。这个“自然”运转方式的特征，就是不平等、无政府状态、没有社会保障、战争。但是，这个退步却发生在与所有先前时代在质量上非常不同的社会成果和技术潜力的基础上。今天，为每个人保证合适的生存条件，应该是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它目前运转的基础上稳定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一个能够利用时机上、结构上的条件的社会运动终于恢复活力，并不是荒谬，这些时机上、结构上的条件，在即将来到的年月中，是可以预期的。从时机的角度来看，即将来到的经济恢复，不管它是如何有限，将会有利于工资斗争、有利于反对剥削劳工的弹性做法。
但是，由于这个制度的根深蒂固缺点的持续，工人们已经感到这个制度的限度，甚至资产阶级都承认是如此，我们觉得自己正处在新开始的局势中。在这个局势中，幻想已经局部地消失了，提出与占主宰地位的经济制度的意愿相反的要求，也已变得可能了。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劳工运动，至少对它的有些部分而言，将从一个被某些士气低落所弱化的防御态度，转移到对这个制度及其运转方式提出正面要求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演变，正为这个转移制造客观条件。就是在这个转移的进程中，一个复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也许会诞生了，那末，它的基础会是什么呢？
主要的困难是与新国际主义的出现有关。只要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使整个世界的工人们互相对立的同时，创造了团结他们的战斗的条件，这个出现，在客观上是必要的、可能的。近代资本主义在各地所强加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特别有系统的，另一方面是特别不完全的。非常有系统的是，它对所有国家都似乎是漠不关心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基本上，与强加给南方东方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世界革命的三大部分，迄今为止相对地不同的，已经在实际上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统一起来。全世界的工人们对于终止关系到他们大家的、把他们的生活水平向下拉平到最低公分母的过程，有共同的利益。
明显的是，客观条件并不足够，意识上的延迟才是本世纪末最严重危险之一。这情况发生在全世界工人的身上，欧洲工人也不例外。后者因被马斯特里希特的逻辑推使去进行彼此之间的竟争，在目前，还没有像资产阶级协调其攻势那样，找到道路来采取一个联合、协调的反应。对这种意识的、物质方面的主要阻碍，在于留给每个国家来执行的职责的持久性。虽然，使社会退步的政策越来越多地以外来约束力的名义（马斯特里希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或者国际货币基金会）来推行，但是它们仍然被民族国家来推行。再说，这种对全球逻辑的屈服，甚至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矛盾的；老板中间，存在了多个非霸权主义的部门，这些部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建议的。有些潜力上是供资产阶级抉择的解决办法大纲制订出来了，可是，除非两极化到了极右的时候，它们尚未成形。新自由主义建议，并不对资产阶级继续统治的一切必要条件作出回应，但是，它的内部逻辑是相当前后一致，而且消除了自我中心的变异，因为它是以国际资本最强大、最有动力的派系的积累动力为基础的。
从被剥削者的观点来看，这里有一个滑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诱惑的大风险，它的吸引力是在于两个因素：在一方面，是这个事实在这个一般化竟争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打胜，所以你必须保护自己；在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含糊感觉：没人控制世界的进程，所以还给民族国家再度调节经济的必要方法，是必需的。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并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但是，就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是反动的，因为它不但试图回到资本构成的一个先前阶段，而且只能使它自己建基在资本的少数、甚至落后的部门上。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那样，避免我们的意见与对资本的这种批评汇合一起。我们必须以清楚定出反对野蛮的自由贸易的进步目标来区别我们自己。
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一个更新的、完全符合目前要求的过渡纲领的逻辑。这么做的起点，是一个不同的、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方向在世界各地都是可能的这个观念。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在根据自己的标准所乐意生产与人类优先需要之间，引进了一个日渐加深的扭曲。这种扭曲，在帝国主义及被支配的国家都存在，，而向资本主义提出基本、具体的要求，不但显出它的局限，而且证明了用其他方法组织经济的必要，不管我们怎样称呼这个其他的方法。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样一种接近方法的要点，是减低工作时间：如果这样一个要求能够正确地提出的话，那末，为它而动员起来，就会渐增地导致对整个制度的批评。这个方法并不是分担失业。它提出了为重新分配收入而战斗的必要。它也不是意味着接受劳动强度的增加，因为它再次提出了工人控制劳动组织的观念。它反对廉价劳动，因为这就意味着逐渐要求实现不同标准的经济效率，特别是监督投资的社会有用性的权利。
在被支配国家中，人民议程的要点是相当容易识别的：废除债务、农业改革、增加工资、税收改革及订立对社会有益的预算。还有，每个国家的资源必须被不同地使用，而且必须被重新导向国内市场及满足当地需要，打破输出有绝对优先权的倾向。主要的经济规则应该是：不要把与世界市场规范的任何联系，当作独一无二的经济标准。它之盲目应用，在事实上，只能导致整个社会层份之被驱逐。我们的主张就不同：我们必须接受和找出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方法，即使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价格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没有某种程度的分离，真正的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上有国家需要社会条款，它们当然是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被迫用不平等的手臂与世界上最有竟争力的工业竟争。
关贸总协及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功能，就是禁止任何措施让南方国家实现与世界市场的任何分离。反对这两个组织的斗争，就展现了使各地人民的利益汇合的道路。这就提出了产生新国际主义的可能性。其实，满足世界各地工人的需要，在客观上，不应该有矛盾的。某些人的安乐，不应该由其他人的绝望无助的贫穷来滋养，使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相斗，在事实上，只会导致每个受损害。
至于生态环境，全球人类的安康不能分区来处理。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稀薄和森林的毁坏，也许不会每个人有同样的影响，但是总有一天，人类本身的存在会受到威胁。
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工人在世界平面上的命运的改进，可以产生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如果世界经济有了激进的改组，贸易对每个人有利的观念，将会取得一个真正的意义。这种激进化的必要性，不是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相反地，它是一个制度的进化的产物。那个制度，已经把对尊严、公平的最合理、最基本的渴望，转变为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样一个差距的存在，已经把一个革命方案的再度实行，放上议事日程，没有这个革命方案的再度实行，这个差距就会被野蛮主义所填补。
[兆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