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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
（一九八五年二月）
[编者按：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在1985年1月间召开。参加会议者有200人左右，包括来自五大洲的50个国家支部的正式代表，和同情组织的代表、观察员及特邀人士。
大会在讨论后通过了五个决议，它们是：《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美洲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第四国际的现阶段》。]
（一）总的世界局势
（1）最近15年间，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世界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危机，都已加深。
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各因素的结合上面：
· 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是长期经济萧条及长期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危机，更有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
· 资本主义国际力量关系恶化，1975年帝国主义在印支的失败，就是这种恶化情况最明显的表现；
·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加剧，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 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空前强大，是战后长期经济扩张的产物；
· 在受强国支配的国家，社会及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增大与扩张。
（2）由于伊朗王独裁政权被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运动取得革命胜利，和萨尔瓦多的内战，上节所述的危机在1979年大大地加深了。
对帝国主义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扩张，是决定性的挑战。这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独占区域内发生的。由于群众运动正在震撼拉丁美洲的南半部，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扩张替这些群众运动开启了革命的远景。这解释发为什么美帝的反应如何激烈，而革命运动要争取新的胜利如何困难。
更一般地来说，在一连串半殖民地国家所发生的经济灾难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构性危机，由于其严重性及野蛮性，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爆炸。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巨大组织力量，也正在一步步地反抗资本家的紧缩政策及军事化攻势。
在波兰开启的政治革命，也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有影响，特别是在欧洲。它证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以及总的解决人类危机的能力。波兰工人在81年12月以后的抵抗力量，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因素。
（3）国际力量关系在结构上的恶化，对帝国主义不利，但并不意味它已无力作出反应。美帝在印支战局失败后或在伊朗王及苏莫沙下台后，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半瘫痪，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的关系。这种局面有其政治理由，主要是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
从1979年开始，帝国主义的反攻已经愈来愈明显；里根政府一年后上台以后，这个反攻更为加紧了。
反攻的目标，首要的是中美洲及中东的殖民地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反攻的方式是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及重整军备的政策。它对苏联施加愈来愈大的军事及经济压力，虽然还没有进入新的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用意是要迫使陷于困境的官僚层，与它商议，使后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对世界力量关系作出新的调整。
（4）在短期内，帝国主义反攻的目的，是阻止新的革命在半殖民地和半工业化的国家爆发，而且打算击败像在尼加拉瓜那样已经得到决定性胜利的革命。
在帝国主义国家，它以减低群众的生活水平及长期失业——以减弱工人运动的组织力量——来创造条件，大规模地攻击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和民主权利（罢工权利、组织工会的自由、示威自由等等）。
1980年9月，独裁政权在土耳其建立，帝国主义的反攻已经使土耳其的群众遭受严重的失败。它也使巴勒斯坦、黎巴嫰的群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受惨重的失败。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反革命干涉，促使该岛革命失败。它具体地证明美帝的意图是用军事力量来攻击中美洲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某部份工人阶级也遭到了局部的挫败。
但是，帝国主义的反攻，既没有决定性地打败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稳定大多数半殖民地和半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它既没有击退正在前进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在任何己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恢复资本主义。
因此，它还没有基本改变全世界的力量关系。
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长远方法，不单是局部的军事或外交的胜利，或者工人运动力量被逐渐侵蚀。它需要在一连串主要国家使工人阶级组织发生质的恶化及遭到彻底的失败。
以下这些过去十年中有效的「安全活塞」已愈来愈不能吸收危机的震波了：向「第三世界」的半工业化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国家及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扩大市场；发展东西方贸易；生产中心移向其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有限度改变，并不足以保证利润率适度上升。要这样做，一定要野蛮地削减工资，大量地瓦解社会保险制度，大量的失业，更低的补偿金等。
（5）目前世界局势的动力，首要地是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官僚化工人国家统治制度的危机、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危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
一、苏联官僚层趁印支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暂时瘫痪之际，打算以不太大的代价来改变地区性的力量关系（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使力量关系对它有利。
但是，从帝国主义反攻开始，克里姆林宫就采取一条与帝国主义全面商谈的路线，在必要时牺牲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这个路线可以从1982年6月犹太复国主义进攻时它对巴勒斯坦运动的态度得到证实。
以不妨害全部商谈为前提，苏联官僚层继续帮助某些民族解放运动。但同时，它也要限制对它们的援助。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与帝国主义的交往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苏联官僚层也要考虑那些大半是不受它控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样地，帝国主义也不再控制所有的反革命力量。
至于中国官僚层，经过它与帝国主义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资产阶级「缓和」，它不但大大地帮助了东南亚资产阶级的反攻，而且帮助限制印支革命胜利的影响。在它全部「转向」和「非毛化」的结构内，它去年又重新与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苏联官僚层与中国官僚层对帝国主义及世界革命的基本态度的背后，是他们基本的反革命保守主义。
二、从紧缩政策攻击开始，改良主义官僚由于与资产阶级订定了一连串社会协定与社会契约，以及慢慢地向大资本的经济社会目标投降，所以已经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因此，他们造成了几个重要国家的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减弱。另一方面，采取阶级斗争路线的派别，以及能够代替改良主义官僚的革命领导层，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至少是局部地）消除官僚叛卖的不良影响。因此，在以社会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上，主要障碍物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危机。
三、最后，虽然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军备竞赛的威胁如此大，但由于苏联、东欧或中国的官僚政权把「社会主义出路」弄得丑恶不堪，因此阻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在较少程度上）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走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
柬埔寨悲剧及中越战争都使社会主义蒙羞。苏联之干涉阿富汗，占领该国，以及苏联军队所实行的战争方式，都有利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反攻及其丑化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
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改变所发动的政治反革命，更加使人们怀疑社会主义。
这些丑事对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的直接影响则较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生活与文化水平看起来要比那些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国家高得多。同时，官僚层也已经给某些革命运动有限的但实在的援助。然而，由于发展中的群众运动经验的结果，在克里姆林宫与这些国家的各种不同流派之间，可以开启新的政治空间。
（6）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其技术的选择和消费的模式，一向由短期和中期的利润动机决定。这些利润动机由各个公司根据其特殊利益分别计算出来。这些选择和模式已经被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当权官僚层模仿。所有这些过程把世界更带近生态的灾祸。自然资源之被破坏，以及实际发生的大灾难（例如印度的博珀尔省漏毒气事件），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特别是在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
约9百万种合成化学产品会不会导致癌症，到现在还不知道。水与空气的污染已经对海洋、江河和森林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原子能的「和平」运用已经在帝国主义和东欧国家产生了灾祸性的意外事件。每一年有3%热带森林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木浆的需求和家畜饲养而消失了——这就导致沙漠的产生与扩大、水灾、及可耕地的破坏。
（7）由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是世界性的，因此，在主要的帝国主义或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之内，群众运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地提出用革命来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站在被剥削群众的利益立场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
所以，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中，还继续会有长时期的痉挛性的变乱，重大意义的斗争，前革命的危机，之后的事变性的退潮，又或甚至新的革命爆炸。
决定人类前途的，就是这些斗争的结果。从长远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或会产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会使人类倒退回野蛮状态。从历史上看来，如果不解决主观因素的危机，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主观因素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了。
（二）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8）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是由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引起的。这个长时期的经济萧条，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它已经产生了一连串愈来愈严重的经济衰退（1970－71，1974－75，1980－82）。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周期的逻辑，它也能够有短期的生产和国民收入的恢复，例如像1983年开始的这段时期。但是，整个趋势还是长期平均生产率下降。
经济萧条的主要特征，是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增加，和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例，官方的失业人数统计，已从七十年代初期的1千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2千万人，再增加到1982年的3千万人。再过几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4千万人。这还不包括「自动从劳工市场撤退」的——特别是妇女——而且不再包括在失业数字内的人们。
虽然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减低了些，特别是因为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信用紧缩政策的后果，但是通货膨胀率还是跟「稳定的货币制度」相差太远。因此，生产的下降未及1929至32年的时期。然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使世界信用和银行制度有崩溃的危险。
这个崩溃危险的威胁，使国际资产阶级面对一个惨痛的选择。如果它要不惜代价来限制通货膨胀的话，它就继续加强限制信贷；这就不但使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工业部门有崩溃的危险，引起世界贸易的急剧的、灾祸性的减低，而且可能会引起世界市场的混乱。如果它为了吸收危机而让通货膨胀猛烈地发展下去的话，它就有直倒向财政「崩溃」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结算银行等组织所设计的保险措施，会碰到一个决定性的障碍物：在一个大银行面临崩溃威胁的时候，怎样在几个中央银行，换句话说，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配挽救行动的费用。
其实，助长战后长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首先就是信贷的膨胀，因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信贷扩张到资本主义公司、消费者、帝国主义及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
为了吸收1974－75年的经济衰退的效果，就发生了信贷激烈地扩张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及官僚化工人国家。今天，公共与私人的负债总额达到大到难以相信的7万亿美元的数字，其中「第三世界」国家负债总额是8千亿美元。
在这个巨大的债务中，私人资本主义公司——其中有很多是在破产的边缘（包括重要的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丹麦）占了很大的数额。这债务大都集中在几个银行的手中。这些银行的实际的财力是顶不住无法偿还的债务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大债务人（债务国家）的破产，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银行挤提，终于使银行本身倒闭。帝国主义统治者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想办法不让这个局面发生（譬如在墨西哥所达到的协定）。不管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如何有效，他们也无法消除这个世界信贷危机的根源。下次发生的时候，就会有大批国家的债务所引起的严重紧张状态多重化。同时，国际机构（主要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扮演更强的「管制」的角色。因此，反对资本主义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而进行的斗争是主要的任务。
由于1929－32年的「经济大恐慌」的教训，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创立了控制银行的全国制度，以便在危机时，由中央银行来帮助有困难的银行脱离困境。但在国际平面上，并没有一个「最后关头的贷款人」。在国际平面的「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就需要有一个国际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换句话说，需要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消失。在危机的时候，这不但不会使危机减少，而且会使危机加剧。
不管想出的是什么方案，不管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是怎样造成的（经过愈来愈顽强的讨价还价及尖锐的冲突），银行崩溃的威胁还是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虽然我们不应该过份地相信世界必然会发生「黑色的星期四」，但是为了在几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为了改变世界上的力量关系，我们应该把这个危险所永久包含的东西考虑在内。
（9）当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加剧的时候，它产生了非常强的保护主义的压力。这表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就想以输出来解救自己，换句话说，因为输出的总量是无法增加了，所以大家就想把失业输出给别人。
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剧烈化，是在美帝的优势大大减少的情况之下发生的。美国几十年来比日本及欧洲的竞争者有更高的生产力，现在已经不如从前了（汽车、钢铁、机器工具、电机设备、机械人）。
在亚洲的重要区域，美帝已经（在输出、投资方面）全部被日本资本超越。而且日本与欧洲帝国主义试图在中东与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甚至于在美国国内市场，向美国资本的独霸挑战。虽然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与美国有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但是欧洲帝国主义却在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市场上建立了桥头堡。美帝补偿这个弱势的方法，就是重新工业化（特别是在高技术部门），操纵货币，及利用它的还非常强大的军事优势。它比欧洲许多竞争者优胜之处，是它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机构来帮忙它实现这些目标。但它也有一个大的危险。如果它滥用它的政治军事的优势来减弱或者压榨它的欧洲盟友兼竞争者，它就会推使它们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甚至建立独立的军队（包括核武器）。欧洲帝国主义早已有能力这样做。
更一般地来说，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会迫使美帝采取置其本身利益在帝国主义制度总利益之上的政策。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最初在每个大帝国主义国家显现，现在倾向于转到国际平面。从第二次大战直至七十年代初期，美帝的霸权本来是帝国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因素之一；现在，华盛顿的政策却变成在国际平面上使资本主义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个不稳定是因危机而造成的，它又反过来使危机加深。
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经受严重的紧张关系，这可从它之不能够稳定欧洲货币制度，多次改变欧洲参与国之间的汇兑率，及极难设立一个有动力的、有效的工业政策等等上看出来。其它问题包括农业政策的矛盾的加深以及许多参与国反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加入。但是，在商业上，以及在军事和太空生产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完整性却经得起经济萧条的震波的考验。保护主义倾向的大规模重现，主要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美国之间，而不是在共同体的参与国之间。最强硬的保护主义政策又更加影响了被支配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的输出。
西德帝国主义本来是战后经济扩张的「动力」之一，也是在七十年代「缓和」危机的因素之一。它之所以有这个独厚的环境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机器、电器、汽车）上所争到的地位。而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与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的比较稳定。它的这个国内的稳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当政时所实施的改革所造成的——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使它有可能实施改革。
但是在社会民主党领袖舒密特执政的末期，这些优点已经消失了。东欧及半殖民地半工业化国家的欠债，阻止了德国出口的扩张。经济发展速度的减退，再加上1980－82年的经济衰退，使德国的财政及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发生赤字。这导致资产阶级实施紧缩政策。继任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更将紧缩政策升级。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被破坏，所以就有利于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回复及工会内部的分化。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加强它的地位。到今天，日本经济奇迹已达到终点了。1980－82年的国际经济衰退的恶化，标志了日本商业扩张的极限。某些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及汽车，已经像北美洲与欧洲一样，受了生产能力过剩与销路缺乏的影响，虽然这些情况比北美与欧洲迟发生几年。公共消费的危机似乎愈来愈严重。像它的竞赛对手一样，日本也不会再有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的高度生长率。
（10）这个危机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关系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危机而对自己有利，必须把紧缩政策强加给工人，而且要粉碎工人的抵抗。它已经发动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的攻势来实现这些目的：
· 削减工作及降低生活水准的攻势；
· 对社会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提出质疑；
· 把国有化部门私营化；
· 攻击公共部门与公共教育；
· 推行种族主义的宣传和实施反移民的政策；
· 对雇用就业妇女进行攻击；
· 发展一个充满最反动观念的思想攻势。
这个政纲已经开始在右派政党执政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大量地应用，但是，虽然比较片面地，也在工人政党执政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希腊……）应用。对资产阶级而言，它不是「最高的」政纲。资产阶级必须专横地强迫施行它的解决方法，以致危机能够被解决到对它有利。
这个攻势已经产生了第一批结果：失业人数大为增加。这里我们应该提一下，在开头，失业只影响工人阶级中最脆弱的部份，现在则打击到工业的据点。
工人阶级传统领导层的态度，大大地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攻势——当他们面对资产阶级的计划，就产生了共谋关系的被动性；当他们执政时，就向资产阶级的要求屈服；当工人动员起来时，就分裂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不遗余力地抑制、分散工人动员，而且不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发动全面的还击。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密特朗（法国）、龚沙勒斯（西班牙）、帕本德里奥（希腊）与资产阶级的计划站在一起而准备右派的回朝，正像加里汉（英国）和舒密特（西德）替撒切尔夫人和高尔的当政铺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克拉克西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拐仗。在比利时，政治的及工会的分裂，使公共部门的工人动员得以被阻止，而且使政府苟延残喘。
传统领导层的政策已经让资产阶级得以对工人阶级作严重的打击。工人阶级已经在一连串国家里遭受重大的局部的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制订策略时，应该把这点考虑在内。
工人阶级起初的还击之所以有限度而且不平衡，可以由危机本身的结构来解释。最先受到打击的是无产阶级中比较脆弱的而少组织的部份：移民工人、妇女、青年、老一代工人——所有都没有获得全面的阶级团结的足够保护。
反动力量利了这个局势，也利用了所有涉及移民工人的改良主义政策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的影响。他们发动了畏惧与憎恨外国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人民的某些层份有了一些听众。工人运动的大队伍只有在后来才开始受到重大的打击：在1979－80年左右，比利时瓦龙区、法国、英国及西德的钢铁工业；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英国莱伦汽车公司，德国的德律风根等等。当危机加深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受到紧缩政策打击的时候，群众的反抗运动就会开始在工人阶级的主要部门集结力量。
更一般地说来，自从1975－76年以来，欧洲工人运动不得不采取守势，其原因不但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因素的关系。几个主要的工人政党主动地帮助葡萄牙「民主反革命」的胜利。他们赞成在西班牙建立议会的君主制政权，以及稳定被第一批危机的动荡所震荡的资产阶级政权。
最后，工人阶级先锋队在1960－75年的扩张时期所用的还击形式已经失去效力。改良主义者所实施的社会契约和紧缩政策，已经增加工人阶级的混乱。在很多国家，工会官僚的重要部份（包括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支持一部份老板所推动的保护主义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而且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法团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还击的理由之一。
工人运动面对危机时所呈现的混乱，以及它在经济与政治方面所遭受的局部失败（譬如在英国）已经使某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工会运动变弱，尤其是工会会员人数下降。但是：
一、这个倾向并不是普遍的。小的北欧国家就没有这个倾向。西德则刚刚开始有这个倾向。
二、在大多数国家，这个倾向与失业人数的多少没有关系，换句话说，目前的情况与1929－34年的危机不同；那时候，失业情况愈严重，工会就愈弱。
三、这个倾向是很矛盾的，因为虽然工会会员减少，但是（西班牙的）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的投票人数并没有减少，而且工人阶级在工厂、在工业区、或者在工业城中所表现的战斗精神并没有减少。
从另方面看来，改良主义政党在法国、希腊和西班牙，以及较小程度在瑞典的选举的胜利，隐隐约约表现出基本的社会力量关系，和劳苦群众反对失业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继续降低。这个反对情绪，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道路，就表达在选举上。但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些「改良主义」的胜利的动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胜利发生在工人运动的挫折与分裂的时期以后，而不是工人阶级强大动员要求马上采取反资本主义措施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当然觉得改良主义政府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它们并非首选。
（11）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局势还远未稳定化。
一、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府都无法克服资产阶级的领导危机。
· 西德反动政府正处于失去信用的过程，它在1987年的重选，受到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党的衰落的威胁。如果资产阶级政党在1987年的大选中只得到少数的选票的话，这就会使在帝国主义欧洲的心脏地区所开放的不稳定时期严重地急激化。
· 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资产阶级政党或是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年，我们看见工人阶级的抵抗运动正在发展中。较广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复苏现象已经在下列国家出现：葡萄牙（1982），比利时（1982－84），意大利则有工厂委员会的令人可畏的还击，与工人阶级反对有关工资与物价比例相应调查制的法令（1984春天），西德则有在工程与印刷工业中为35小时工作周而进行的罢工（1984），西班牙则有反对关厂的抵抗运动。
· 这个抵抗资产阶级政府的紧缩计划的高潮，就是英国矿工将近一年的罢工。这个罢工表现出目前的抵抗运动的潜在力。
二、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攻击，已经触发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一般说来，是不受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控制的。在西欧，几百万人民第一次动员起来这个帝国主义反攻的支柱。大多数人民都是第一次质疑西德、英国、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国际战略，质疑他们的亲美立场与作为北大西洋公约国会员的身份。由于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群众运动在影响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时候，也——特别是在西德——质疑「一致同意国际政策」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一致同意」一直是社会安定的一个基石。
三、在过去，改良主义的领导层及组织，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或者是斯大林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内建定了地位以后，就向利润的逻辑低头。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跟从资产阶级的对付危机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在这些情况之下，旧有的群众组织内部的分化就比较复杂，依国家而不同。
欧洲工人阶级内部的唯一的「古典的重新组合」是在英国发生。在工党（以及在工会）内出现了左派。这表示，将来在其它国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大多数原先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都出现政治方向产生深刻的危机，有些政党（如西班牙共党、荷兰共党、英共及比利时共党）处于分裂的过程中，有些政党（如法共）则元气大伤。但是没有一个党内部出现了真正的左派。同样地，这个对旧有领导层的不抱幻想，只表现在工会的内部由于某些问题而产生小派系（如意大利和比利时），但是这并没有向旧有政党把战斗性引导到选举方面的能力挑战。在西德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失势引起一个新的「另一党」或者「绿党」的组成。这些新党抢去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也很大程度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化。
所有这些发展需要第四国际欧洲支部作出特殊的反应。
这个过程虽然会受到国际的阶级斗争（如今天的英国矿工罢工）的影响，但是会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走不同的路线。我们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旧有的工人组织，由于危机的政治与社会的效果，而产生动荡与重新组合。这就为革命者创造了新的活动的机会，他们的任务在于加深这些分化（分化也在架构内存在）。
（12）但是，罢工运动停滞不前或者暂时下降，年青人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右派和极右派的思想攻势，都不表示我们应该对整个局势得出印象主义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欧洲的议程上，资本主义要解决危机，并不能通过工人失败的积累或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反抗也不是革命出路自行垮台。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群众对危机的打击感到不可忍受，以及工人运动开始重新组合。同时，我们将要看见改良主义对工人的士气与斗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两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最后一定会赢，另一个一定会输。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工人阶级照样保持斗志，以及工人运动重新组合的开始，所有这些表示在一连串的国家里，局势可能会有急剧的改变。
在美国，工会官僚屡次出卖给帝国主义和老板，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与两党制彻底融合，工业逐渐地向大多数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南部和西部移动，这些已经深深削减工会运动。资本主义的反攻比在欧洲、日本、澳洲或加拿大收获更大。但是工人阶级开始出来反对在里根政府之下老板和国家从工会官僚那里所取得的无可忍受的让步。一部份工人阶级与黑人群众所发动的初步还将会继续发展。这些斗争，特别在黑人群众中间，可能会提出工人阶级政治的独立和与两党制决裂的问题。争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的群众工党和黑人党出现的斗争，是日益迫切了。
（13）第一件紧急地要做的事，是反对任何失败主义，也反对任何低估危机的严重性、长度与后果（穷困、更多的反动政权、独裁、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
决定性的斗争是在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过去了。
工人与社会运动的斗争能力还是很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建立我们的组织：不管是怎样暂时的挫折，我们并不是在工人阶级愈来愈被动的时期。但是将来能否胜利还是要看能否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实践它的任务的革命领导。
这并不会自动地发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挑战。而对着无数次资本主义欧洲的激进化和重新组合所走的「弯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每一国家的特殊情况来应用它的知识库中所有的战略与策略，譬如在其它政党中作为一个小派系而工作；与其它革命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包括合并，实行进入主义等等。
但是，不管所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们在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中所采的政治路线的中心点，必须是工人的联合阵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现在还在改良主义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的策略决不能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如果我们不把工人的联合阵线当作政治路线的中心，我们就不能得出面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
为了要在工会中建立进行阶级斗争的派系，或者为了在某国家采取政治的主动力，我们应该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这个工作应该是不断的工作。任何上述的策略都不应该被解释为抛弃这个不断的工作。
（三）不发达国家的危机
（14）占有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工业化国家，突然地在1979－80年进入危机。其中很多国家还在帝国主义国家进入危机之后进入危机的。他们的情况在1981、82、83年变得更坏。
他们原先已经经常地遭受失业与就业不足的折磨，现在他们更遭受了生产下降、输出品数量与价值降低，及就业人数剧减。他们的平均收入因人口增加更为减低。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层份受的打击最大也最直接。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急速地下降。社会不平等无情地增加。本已稀少的公共服务与设施正分崩离析。营养与健康情况惊人地恶化。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已经作了一个新的跃进。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国家与世界市场更彻底地融合；1974－75年的经济衰退的最先的后果就是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他们的债务滚雪球般增加，在1982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因此给帝国主义很大的借口来催逼与强加特别野蛮的紧缩政策，因此更加加深了社会与政治的危机。
而且，危机的来临更加扩大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分化。
（15）在最穷的国家，主要是在非洲，但是也在亚洲南部与拉丁美洲，危机已经达到灾祸性的程度。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已经降落到世界银行的恶棍们所定的「最低限度」之下。更多更多的人民不能得到他们的地区的居民每日所必需的食物摄取量。
在以下几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在挨受饥灾：撒黑尔、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乍得、孟加拉国、巴西的东北部、扎伊尔、加纳。在最近几十年，饥灾的范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推行一个补助的政策，来减少谷物的产量以提高价格。
市场关系一旦在某个国家的乡村发展起来，这些市场关系不是导致粮食生产接近完全毁灭，就是导致大量地减少在农场上消费的粮食生产——因为如果农民要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货物，他首先要为市场而生产。这些国家的农业结构经受到极深的变动（变动部份是由大农业企业所推动）。结果，这些国家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输入粮食。这些国家的收支，本来已经很不平衡，因为输出品的价格下降，输入的工业生产品的价格增加，能源价格增加，债务的利息也增加，现在，这些粮食输入品更使收支不平衡恶化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的「稳定化计划」，只会扩大与加深经济衰退的潮流。这些依靠他人的经济，由于要屈服于价值规律的无情的逻辑，更加被这种屈服推向落后。社会分解的过程产生了两重后果：一方面是饥饿，大量的失业与就业不足，收入剧减；另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毫无限制的贪污和「世界末日」式的政策。
这些最穷的国家，除了他们自己的最特别的特征以外，还呈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的典型特征：农业及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输出主要以原料及农业品为主，弱小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朝向消费品生产的最后的过程，工业无产阶级微弱，农民的比重大及社会分化愈来愈厉害，帝国主义对重要部门有直接控制。
因此，其中的某些国家面临尖锐的社会爆炸与政治痉挛。这可能导致革命前夜或者革命的危机。
（16）在过去十年来，这群半殖民地国家中，出现一些半工业化的国家。这些半工业化的国家，虽然还被帝国主义经过技术、信贷、商业关系（保险、运输、分配）及机构的连系（国际货币基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协定）等手法所控制，但是不再有所有的发展不足的特征了。
即使这些国家比过去更依赖帝国主义的借款，但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借款毕竟与本身是帝国主义的财产不同。
某些半工业化国家已经发展了永久性的工业基础，甚至于重工业部门，而且输出这些工业品。它们的资本结构中不但有很大成份的帝国主义公司的参与，而且也有它们的「民族」国家的参与。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南朝鲜、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台湾、新加坡。其中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工作人口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在质量上已经比最穷的国家强得多。
它们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积存了很大资本储备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波斯湾酋长国。它们其中的最后一批原先就有工业基础：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伊朗。
在所有这些国家，国家在动员资金方面（经过银行及各种金融机构），在投资方面（在重工业，也在其它部门），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在巩固民族资产阶级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个资产阶级的工农业劳动大军是决定性地由国家所管理。这个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因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支配，另方面也尽量要在统治集团的等级制度中改进它的地位；因此它是在臣服与企图打开控制之间摇摆。但是经济危机已相当大地缩小了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手段的余地。
这些国家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进入危机；这情况由下列因素所决定：
一、过去的经济的持续进展，是由于国内市场扩大，输出品增加，或者新的自动的工业化的推使。现在这些机会都完结了。这个经济的穷途末路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社会与政治的气氛，使之与以往时期不同。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寻找与跨国公司和银行密切联系的机会。他们的目的，不是经过技术的输入来企图改变现有的以输出为主的工业部门的地位，就是以部份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来代替新的债务，因为现有的债务已经达到极限，又或者就是动员资金。
二、半工业化已经相当大地增强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比重与政治任务。危机及紧缩政策使得超额剥削变得更加厉害（对工资的直接攻击，野蛮地加速工作速度，加长工作日），而且在同时也引起工人的反抗运动。
资本主义加速向农村渗入，一方面已经使新的农民层份无产阶级化，另方面使愈来愈多的小地主、农民及佃农受资本主义农业的需要的支配。这已经引起农村中的工作关系很深刻的变异，而且使农业问题重新具有爆炸性。这个农业危机又反过来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地涌向大城市，特别是涌向大城市周围的大贫民区。这些贫穷的被驱离土地的农民，形成一个劳动的后备大军，使资本家可以随时召来用在建筑工业或者其它的半工业化的包工合同网上，正像大地主在收获季节使用他们一样。这些贫苦群众的「边缘化」适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超剥削采取了最猛烈的形式：童工的增多，工作日的极度延长，最临时性的雇用条件，缺乏任何合同，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福利，严重的意外事件。
三、这些事实表明，除非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外（土地问题，对帝国主义的独立，独裁政制的消灭，基本民主权利的获得，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妇女的民主权利的争取……），靠工资为生的贫穷化的城市群众的社会要求现在也被提出来了。
在这些半工业化国家，由于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的计划投降，因此造成可怕的后果。由于通货膨胀、国家所强加的冻结、与工业后备军的压力等的影响，工资已经暴跌了。就业情况也在急速恶化。公共消费特别是社会开支正在收缩。在真正需求的减少与公共消费的限制的双重打击之下，投资也减少了。
所有这一切已经引起人们质疑这些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祝福下所实行的发展模式。除非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否则新的输入波潮（这次是在机械设备货物方面）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斥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统治阶级可能会煽动性地玩他们的民族主义的牌子；另一是统治阶级中间会出现一些派别，暂时性地尝试挑起人民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之深，以及被剥削群众的组织及思想的进步，这种企图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的行动，是不会成功的。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要把银行国有化的例子就是明显的证明——政府立即对国际资本让步，因此这件事的政治影响非常狭小与短暂。相反地，在另一些国家，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大，而且虽然城乡居民的贫穷化也在增加，但是他们的社会比重与组织还是有限，因此，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力量能够出现。他们的力量来自小资产阶级与一般平民。这可能是某些非洲及亚洲国家（如伊朗、加纳、上伏尔泰）的模式。
（17）在愈来愈多的被支配国家里，群众之流向城市以及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不平衡的壮大，已经引起了工会组织的出现（有时候限于单一部门）或者现有工会的快速的「群众化」，以及有的时候一些原来受国家机构或依附它的政党所控制的工会的一部份或多或少明确地宣布脱离它们的控制（巴西、墨西哥、南非、突尼斯……）。
甚至于在非洲及亚洲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城市化已经相当大地改变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比数愈来愈大的男女工人，即使他们的工作是临时性的，现在来自城市的环境，而且读过几年书。国家工业部门的扩张，常常雇用劳动阶层的组织的第一阶段提供有利的环境，虽然国家之作为雇主会使国家机构建立起对工会的控制。因此，在所有的被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是，工会增强，扩大，或者重建。这是为阶级独立而斗争的起点。
为了企图消灭这些工会，雇主或是聘用无产阶级中「最下层的」人群，没有工会合同的工人，临时工人（看看老板对1982－83年的印度孟买市纺织工人罢工的回答），或甚至于经过官方或非官方的渠道对工会中的战斗分子作最严厉的镇压。
在上一时期，被支配国家的大部份人民的实质工资常常停滞或倒退，现在，工人阶级正在拼死地抵制严苛的紧缩政策。印度的纺织工人、巴西和墨西哥的金属工人、玻利维亚的矿工等的罢工斗争中，工人们提出一连串主要的要求：统一的最低工资，工资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稳定的就业情况，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会活动分子，甚至在玻利维亚的矿山上，工人提出对生产与管理的控制。只要他们通过了某种临界点，这些斗争就会提出如何使这些要求得到更多工人的支持（公务人员的停工或者总罢工）及这些要求应该与怎样的政治总前景联系起来等问题。
（18）农业危机已经引起了庞大的农民动员与斗争。它们的形式有时候是农民夺取土地，有时候是农民保卫自己所开拓的土地反对大地主的接管的威胁，有时候是农民为了收成卖给跨国公司及国家的价值而斗争，有时候是为了获得信贷的条件而斗争……。同这些斗争一起，贫苦农民群众的农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在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菲律宾……）。这个农会化的过程就把与大农业公司及大地主所订立的合同有关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大农业公司及大地主是决定通往耕地的通路使用自然资源（水）的通路，及大农场上的工作环境及卫生和食物的标准的。
这些动员提供了譬如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上的武装斗争运动的力量来源。在这个岛上，工业及商业的收成占了全岛土地的一半。农民的斗争常常与民族的要求（语言，传统的合作形式）结合起来，这在菲律宾、危地马拉及玻利维亚可以看到。
贫民区的居民，贫穷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同形式及众多的联系，就替他们的斗争的汇合提供了肥沃的基地。虽然这个汇合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但是，只要工人及工会运动中富于战斗性的部门自觉地对于这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原动力的群众要求提出全面的反应，他们的具体物质利益的渐增的接近，就会使这个汇合成为可能。
（19）一方面是社会及经济深刻的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被剥夺最深的社会的分化程度；另方面是在国际规模上缺乏革命的领导层。这两方面的矛盾是相当强烈的。从这个矛盾产生了被支配国家的悲剧与痉挛，譬如尼日利亚驱逐了几百万非洲工人，或者在印度阿萨姆来自孟加拉国国和尼泊尔的难民被屠杀。
在这个帝国主义腐烂透顶的时代，民族解放运动所争得的局部的胜利（譬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或者群众运动的进展（巴西、玻利维亚）能够快速地被破坏。帝国主义与剥削的资产阶级的结合的力量，决不会停止对群众发动新的攻击，把群众打退。当工人与人民运动所公认的领导层已经帮忙创造了幻想，说革命一定要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或者，在不稳定的民主「缺口」发生的时候，说革命应当满足于利用新的机会，而不应该自觉地准备无可避免的摊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更容易了。
1983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表明被支配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决定集中埋怨其增加的债务，而不提起他们在七十年代所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及更多地分享剩余价值。这个退步的思想证明了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反攻所带来的力量关系的改变。
虽然社会爆炸性非常高，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及政治不稳非常明显，群众动员接连不断而来，但是殖民地革命的进程并不是直线上升。它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常常有间断的。
（20）印度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在各依赖性半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中间，印度资产阶级是对帝国主义最独立的。印度独立后，它的资产阶级就把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孤立起来，为的是在将来能够更有效地与世界市场融合。这就使它能够在1980年以后维持每年4.5%的增长率；在这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与依赖性半工业化国家却接连地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
在目前阶段，外国资本和输出品所起的作用日增。但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地还是朝向国内市场。阻碍它发展的是贫穷和经济发展尚不能克服日增的失业，内部结构上的阻塞现象，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不平衡。
印度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与其特有的政治不安定的危机，刚好成一尖锐的对照。国大党在传统上扮演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角色，但是自从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以来，它的专权却受到侵蚀。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之间），以及工业与农村无产阶级和剥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日渐增加。紧张的结果就是暂时的妥协，但是妥协却使双方愈来愈不满意，因此就更短暂。在拉吉夫‧甘地的新领导之下的国大党在1984年12月的选举中的大胜，并没有克服这个不安定和特有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在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土，愈来愈求救于印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只能加深政治的危机。
在印度次大陆，工人运动已经连续地遭受了十年以上的不断衰弱。衰弱的特征有以下几点：印度工人阶级遭受严重的失败（七十年代在孟加洛的公用事业工人罢工失败及83－84年的纺织工人的长期罢工）；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制的建立；斯里兰卡工人阶级传统政党的群众影响衰微——该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很成功地强加给群众一个在两个资产阶级之统治型式之间的选择。这个恶化的原因，基本上是工人运动和其它被压迫的阶层的传统领导层一直至今的阶级合作路线。这个路线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及不同宗教思想之间的分歧。当然，印度合斯里兰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操纵这个分歧；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人运动的衰落。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在不久将来，这个倾向能够被转变过来。我们应该全面地看整个次大陆，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它当作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五个民族倾向的总和。最后分析起来，印度资产阶级在建立控制该地区的长期计划的时候，必须负起保证整个次大陆有个相对安定的资产阶级秩序的责任。
（21）在几国伊斯兰教国家，民族主义的经验（首先是纳萨主义，然后是巴斯主义）由于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只暂时地被石油价值的暴涨所掩蔽），由于在统治阶层之间像个坏疽那样散布开的贪污现象，由于日益扩大的私人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于对帝国主义的需要作愈来愈大的适应，碰到难对付的问题。
镇压和石油收入的长期的减少，大大加深了这些社会矛盾。这些政权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上所表示的懦弱态度，已经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大大地打击他们的威望。这就替伊斯兰原教旨派提供肥沃的发展基地。认同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组织的偏狭的观点、他们之接受作为当政的政权的辅助者、以及当政的官僚失去了人民的信心，都帮助这个派别扩大影响。
原教旨主义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国内的代理人。这就使它在人民大众之间得到听众，而听众的压力又反过来使它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还是传统的中、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在民族主义政权或伊朗国王那样的独裁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这些中小资产阶级碰到很多困难。这些层份就在原教旨主义中找到了表达他们的期望的工具。
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极度反动的。它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部份的任务与要求。它猛烈地反对群众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
（22）在中东，美帝和犹太复国主义赢占了上风。当黎巴嫰被进攻、巴勒斯坦人民被屠杀时，阿拉伯资产阶级一点行动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目标，其实与阿拉伯资产阶级要消灭动荡的黎巴嫰的大有可能的革命温床的欲望，两者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个共同利益是由于这个地区发生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变化所带来。这些改变反映在那萨死后埃及局部之持续演变上、在沙地的王朝甘做帝国主义的走卒上、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政权受各方面攻击（少数民族、原教旨主义派，人民群众）以后力图巩固它们的阶级特权上。
苏联在叙利亚的主要目的，是要自己介入这个地区的外交解决，造成对它有利的国际力量关系。
（23）在伊朗，在传统的伊朗资产阶级的重要层份与一部份政府官僚的支持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层是由霍梅尼所领导的一部份什叶派教士所构成。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是巴拉维政权倒台以后资产阶级秩序的主要的维护人。
这个领导层应该对初则引导、继则阻碍、分离、与镇压工人、贫农和被压民族的群众运动负主要责任。
伊朗革命的悲剧性的演进，以及霍梅尼领导层能够把自己扮成反伊朗王的群众领导所走的路线，再度证明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霍梅尼领导层能够把自己建基在以下几个客观的因素上，所以才能有效地实践它的反革命行动与稳定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
1、在经济上存在着不是无足轻重的转圜余地——石油收入以及与一连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西德、英国）保持连系。
2、 结构上的因素：伊朗王统治下的工业化比较微弱，以及因这个微弱的工业化而起的、一方面没有在工人集中的工厂所具有的组织与斗争传统的「年青」工人阶级，和另方面却常常失业的、靠国家及教士手下的救济品过活的数目众多的人民大众这两者之间的数量上的不均衡。这些数目众多的人民大众是从农村中涌来，而且能够直接地受霍梅尼派的结合反帝的煽动与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式的辞令所迷惑。
3、 从伊朗王政权接收过去的恐怖的军警机构和政府官僚的物力与人力——整肃只限于几个领导人。
4、 什叶派宗教阶层本身的结构，及其几百年来的政治斗争的传统，其组织上与财产上的独立，以及其建基于落后的、反动的世界观和富于战斗性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它的任意授受官职的权力网。由于什叶派担任了群众运动的领导，而且又管理国家的财政，这个任意授受官职的权力网已发生本质的变化。
不过，政权之能稳定，主要因素在政治上。那就是伊朗的左派组织不能够针对霍梅尼领导层的方案提出另一条全面的革命道路。
这种无能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杜德党[即伊朗共产党——译者]和苏联及中国官僚层在伊朗王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前夕，仍一直支持伊朗王，因此他们在群众面前失去信用。另方面是各种工人运动的组织说霍梅尼政权是反帝的，因此常常对它作毫无批评的支持。同时它们在实践上非常教派，因此拒绝组成工人阶级的独立及统一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他们拒绝首尾一致地保护所有的民主权利。所有这些使另一条全面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出现。
把几百万暴动中的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结合在一起的几次群众动员、总罢工、推翻伊朗王的武装起义、后来的占据美国大使馆，甚至于两伊战争的开始时期，都因为主观条件的缺乏，没有使伊朗革命在质方面加深，把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私有财产提上议事日程。当霍梅尼派对上列群众动员取得全面的控制时，群众运动就日益被操纵和被分裂——一部份群众被挑拨起来反对另一部份群众。
巴格达政权在该地区的几个最反动的阿拉伯政权的支下，应该对两伊战争的发动负直接的责任。正是两伊战争，使霍梅尼能够在稳定政权方面以及在控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场战争的目的——公开地被霍梅尼派提出——是推翻巴格达政府，代之以伊拉克教士中最反动的分子组成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战争是与两个国家的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相违背的。
这场战争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混水摸鱼。霍梅尼领导从事两伊战争的唯一动机是：完全窒息群众运动；替所有对基本民主权利的血腥攻击以及镇压工人运动作辩护；维持与巩固巨大的军警机构；因此尽量拖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爆炸。
这就是为什么该地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上停止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及法国），革命者的任务是谴责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的政府正阴谋恢复对中东的控制权。
目前阶段，伊朗革命者正在为了革命复苏而斗争，这革命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混水摸鱼，又反对霍梅尼政权。反对把这两个斗争分开处理，反对把第二个斗争置于比第一个斗争次要的地位，反对把保卫伊朗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一切利益加以限制。
帝国主义的威胁并没有改变伊朗的阶级斗争规律。为了打破伊朗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任何有效的反帝斗争，势必导致阶级矛盾的恶化。这个斗争只有建基在满足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需要并扩张他们的一切权利上，才能有效。
伊朗革命的过程已经证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不能满足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要求（土地改革、民族独立、民主权利、被压迫民族的自决）。
只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展，只有不断革命的过程加深，才能实现与巩固这些要求。当把握了这个逻辑以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够指出伊朗群众在推翻霍梅尼政权以后向前发展的道路。
（24）在东亚，国际局势的尖锐矛盾表现得很清楚。1975年帝国主义在东亚经历了最惨的失败之一。在那里中苏冲突和中越冲突产生最大的冲击，特别是在1978－79年。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变非常深刻而残酷，同时造成几个工业化的中心的出现（南韩、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及农业企业的快速的扩张，产生新的农业危机（泰国、菲律宾）。
原有的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正因美帝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而崩溃。多重的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柬埔寨革命在波尔布特领导下走向悲剧性的堕落、中越两国因越南干涉柬埔寨而爆发了军事冲突——使帝国主义重新获得政治的主动。
在目前阶段，印度支那革命正受非常严酷的外在压迫。他们革命前进的客观环境是非常困难。领导层所走的方向很不适合解决一连串大的问题，因此，社会与经济矛盾更加尖锐。泰国革命力量本来在1973至1977之间曾有认真的发展，目前却面临深刻的危机；泰共甚难从它的领导层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在南韩，莫斯科、北京与平壤的官僚层的政策，以及美军的驻守支持独裁统治，沉重地压在南韩人民头上，阻碍他们的社会斗争。但是，帝国主义的反攻也遭遇不少困难。南韩光州的暴动证明南韩这个发展模式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的矛盾，是多么严重。
在泰国，泰共的失败以及政府军攻打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功既非表明群众已被击垮，亦非表现群众运动已经经受了像1965－66年的印尼那样的历史性失败。
泰国革命左派的力量现已分散，所以现在面对非常严重的局势。但是，它正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重组过程。这将使它在将来重新获得主动。
自从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菲律宾的社会和民主的斗争已经慢慢地扩大。共产主义运动和游击力量已有重大的进展。马可斯政权未能对摩洛民族的斗争找出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法。自从暗杀了阿奎诺以后，马可斯政权的危机已逐渐加深。群众斗争已经进展到一个新的层面。革命力量（主要是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及民族民主阵线）已能采取新的主动。这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可以从两个巨大的美军基地的设置上看出。但是，这个国家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它已作为高度的阶级斗争的场所。这证明革命已经提到该地区的议事日程上。
（25）在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美洲阶级斗争普遍化的双重冲击之下，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已经快速地加深。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的胜利在这大陆上开启了一个新局面。由于这个革命的胜利，革命的过程已扩展到整个地区——一方面是萨尔瓦多的马地民族解放阵线和较小程度的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合阵线（URNG）的进展，另方面是帝国主义把整个中美洲并入它的反革命计划后所采取的反攻。
危机展开由几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工业化，几个首都的城市的扩大达到爆炸性的地步，以及农村经济的重要性的减弱，这些都是世界经济的重建过程所加深的变化。
拉丁美洲的某几个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工业化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由于它们加入新的世界劳动分工，已经改变了自身的社会构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形式，己更容易受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危机所影响。
在巴西、秘鲁、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独裁制已带来经济和社会的真正灾祸，因而加速了政治危机。以不同的方法，而且依照各自的传统和特性，在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也随着延续的经济危机而加深起来了。
工人运动与群众运动的重新组合，也是拉美资产阶级政权所经历的危机的中心。群众运动正面对着政府和资产阶级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因为政府及资产阶级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赞助下「处理」危机的。由于工会的建立与重组、社会与经济的斗争、以及群众的追求民主与为工会民主所作的斗争，已以不同的方法及经过不同的程度，鼓励了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运动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巴西的工人联合会（CUT）和全国工人阶级会议（CONCGT）的存在，乌拉圭的工会联合全权会议（PIT），阿根廷的劳工总会（CGT）的重新统一，秘鲁工人总工会（CGTP）的复兴、哥伦比亚的工会重新统一的过程等等，都表达了工会团结与重组的倾向。
经济危机与资产阶级统治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为社会和经济的要求的斗争和为民主的斗争能够汇在一起，从此使工人运动政治化、激进化。工人不但要保卫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必须为民主权利而斗争，才能保卫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几十年来大大地限制了这些权利的独裁或专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活生生经验，使工人们反对在他们自己组织中的专制和官僚的方法。这迫使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会中以及他们的一切社会团体中，要为民主而斗争。
拉丁美洲的经济的转变已经导致某些城镇范围的爆炸性扩展。这就产生了为自己的要求而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力量颇大的半无产阶级层份。他们的政治化和激进化，使他们作为群众中的一个基本部队，他们的斗争就具体地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走在一起。在秘鲁、乌拉圭、墨西哥、「新城镇」、「悲惨地带」、与低下阶级地区，已爆发了重大的斗争。甚至于在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这些层份在暴动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要求和斗争交织在一起。
同样地，在一连串拉美国家里，几年来已进行着农民运动的重组与协调的过程。这类农民运动是以不同的方法与工人运动联系。玻利维亚农业工人联合会之参加工人联合会，秘鲁农民联合会之组织农民加入秘鲁工会，一个简称为CONTAC的巴西农民组织加入工人联合会，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立农民运动，一个简称为CNOC的厄瓜多尔的组织，墨西哥的一个简称为CNPA的组织，这都是在不同的国家的工人与群众运动进行重新组合和重组过程的重要例子。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劳动人民之间要求团结的倾向的深度。
这个过程甚至还采用清清楚楚的政治形式。特别是巴西的工人党（PT），秘鲁的联合左派，玻利维亚的联合革命领导（DRU），就是如此。墨西哥的ANOCP的组织也初步地把经济要求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些团结的政治团体已经被中美洲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马地民族解放阵线、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合阵线所显示的团结范例所鼓舞而茁壮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以及在独立的阶级的派系与革命者之间的不同形式的团结和联盟，已经变成比过去更切合更具体了。在墨西哥，革命工人党设想建立一个革命者的政党的可能性——那是一个由各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流派组成的政党。
在反对资本主义重新稳定经济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上，推行独立的阶级政策，选举已经成为主要的机会，以建立统一的、独立的阶级阵线，来反对陷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秘鲁、巴西、乌拉圭和墨西哥，都有很丰富的有关的经验。
在这个长期的危机的情况下，由于工人运动与群众运动的新的兴起，资产阶级正在企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阶级统治。我们看见资产阶级企图（在阿根廷）设立「受控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或者（在巴西、乌拉圭、和玻利维亚）设立半宪政的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军队仍旧保持它的力量不变，而成为「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替当地的资产阶级「开路」的或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重新武装的政策，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与资产阶级内部的继续磨擦，已经产生了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像秘鲁或者玻利维亚这些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强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三个因素，革命的局部大有可能爆发。
被压迫的人民与不同倾向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客观上走在一起，即使这仍非常有限，而且只在危机的时候才发生，也标志着在针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计划而组织独立的阶级行动上，有了巨大的进展。
民主是今天拉美国家极大多数群众所深刻地具有的思想感情，资产阶级政权及它们的政策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斗争影响所有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起，而且强有力地增强不同的要求。
最近几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的所有转变，把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变成核心，同时也刺激了强大的同盟军的出现：小农、中农、大城市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这些人潜在地改变了整个力量关系，使之转变为不利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革命的力量与创造力也许会经过各种因素的难以预测的结合而发展起来，这无疑是重新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26）在非洲南部，帝国主义之打算恢复失地，为其政治与经济的统治建立较好的条件，以及避免社会爆炸的发生，颇为成功。
在津巴布韦，独立斗争的动力被莫加比领导层所阻挡。土地问题与基本民主权利问题都没有解决。原来的民族主义领导层转变为特权的、镇压的统治阶层后，很迅速地把群众的希望扑灭了。这个统治层逐渐臣服于帝国主义。统治党所用的「社会主义」的煽动的句语，只不过是替加强一党制准备条件。
在安哥拉，1974－76年的内战，破坏了该国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帝国主义利用这个局势，对统治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施加压力。以利用和直接帮助南非与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的军事行动，帝国主义设法减低安哥拉政府的转圜余地，以加速这个国家回到西方阵营，和减少安哥拉之要求纳米比亚的独立。
但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无力动员群众、无力争取农民的信任、以及无力从事反帝斗争，大大地帮助了上述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反对腐化与特权所走的路线，结果就与南非政权取得协议。解放斗争以后，社会与政治的情况变得更坏。它本可不必在内战中扼杀群众运动、压制街坊的人民委员会，及镇压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会活动，来对抗帝国主义。在实际上，领导机构却自觉地决定和帝国主义妥协，这结果只会是变坏的依赖形式。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莫桑比克，连年旱灾使它的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接收过来的经济局面变得更坏。完全靠南非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已经在经济上社会上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使国家不得不把一部份收入用在军事上。
但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层面对眼前的困难，还未找到革命的解决方法。对群众的态度、国家机构及党的贪污腐化的发展狂热的官僚化、对城市工人不相信及采取专权的态度，已经证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要地要巩固它的国家权力、增强它对群众的控制、以及与帝国主义妥协。
它与南非政权所签订的柯马地（NKOMATI）互不侵犯条约与睦邻政策，并不能以策略性协定来辩护。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层赞美这事为「革命」的继续时，它是充分地知道它自己行动的性筫的。这个协议被南非群众解释为一刀刺在背上。非洲国民大会的政治和军事行动部份地依靠它在莫桑比克的地位，现在却要减低它在莫桑比克的工作人员到几个人，而且停止游击队活动。
所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都表明无法把解放斗争转变为革命。这些领导层既非在政治上、又非在社会上准备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压迫。所以在非洲南部的全部力量关系上，已经有重大的缓和。
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已经逐步打破它的区域性的孤立。从现在开始，莫桑比克要对南非的投资、援助与旅游事业开放。南非政权打算以强加该地区其它国家对它的依赖来使它自己受益。柯马地协议已被国家如毛里求斯、塞舌尔、及赞比亚用来作为与南非建立更重要经济关系的借口。
非洲南部的国家之间的重新组合并不表示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正在解决它的一切困难和矛盾。刚好相反。它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达致协议的时候，南非的群众运动正在激进化。
南非的黑人群众的意识和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与小区组织（邻居、运动……）和工会有关的被压迫民众的斗争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在将来的交锋的远景之下，这个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层的问题现在是尖锐地提出来了。（见关于南非的决议案）。
在埃塞俄比亚，革命危机的结果就是王朝的崩溃。它结合古典形式的反封建革命与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缺乏革命的领导层，城市和乡村的群众运动，渐渐地被下级军官执政团所控制。因此，后者能够把基本形式的自我组织的内容抽走，把它转变为支持军人执行的政权。不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准备用同样方法来结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埃塞俄比亚民族和地区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厄立特里亚民族的独立权的问题。下级军官执行团所保障的社会、政治的利益，是与对这问题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看法相矛盾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军事集团的「雅可宾式」的中派主义与专制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终于把自己「意见」强加在群众的头上，阻止种族与民族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阻塞了总的革命过程。
（四）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27）苏联、东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早就存在着官僚统治的危机。超过十五年以来，尤其是在苏联，这个危机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减缓上。这个危机因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加剧，但它并非简单地是后者的伸延。它有自己的特有的原因与根源，是官僚管理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
官僚统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方面的愈来愈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基本生产手段为集体所有，另方面却由产生的官僚层管理这些生产手段。在官僚专政之下，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却不能带来生产手段之逐渐社会化。官僚计划并不能够发展为建基在生产者的渐增的合作与协作上的生产关系。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关系，生产者必须自己有权决定及民主地控制使用生产力的优先次序；生产者必须在真正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环境中，对经济与政治的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具有作出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说，能够自己行使权力。
资本主义被推翻，已经解决了生产的渐增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被推翻，使生产力有可能有巨大的，而且有时是急激的发展。但是，现在，生产渐增地社会化的同时，占有却没有渐增地社会化：官僚管理制度已经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的制动力变为绝对的制动力。推翻了资本主义以后所产生的正面的经济效果已被官僚政权所减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已被阻塞。
（28）在一方面，因为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外贸垄断、和中央经济计划并不是建基在协作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的关系上，所以它要靠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和官僚的计划来使经济运转。这个官僚计划具有无上权力来规定物价与工资的水平和生产量。因为官僚之运转经济，除非增加与稳定它们的物质特权和保证这些特权的地位以外，并没有其它的利益要关心，所以这个官僚计划并没有生产全面的经济合理性。它就在官僚集权制的死巷中愈走愈远：大量浪费，生产过程连续性遭到破坏，劳动生产力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愈来愈不平衡，等等。
但是在另一方面，工人主要是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消费基金，而且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还是市场关系。即使这些形式上的市场关系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他们并不从属于新的协作的生产者的关系。在生产者的关系缺协作的情况下，官僚层也可以利用残存的市场关系来加强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因此它从资本主义学到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的方法，譬如计件工资，生产线等等。
但是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劳工市场」，也没有工业后备军，因此这些从资本主义学来的工作组织方法并不足以保证在国有化的公司中有持续的、恒常的生产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官僚层不得不限制市场机制的应用。结果，这个制度既没有一般化的市场生产的「合理性」，也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的合理性。
经济的官僚管理，阻碍了把工业，尤其是农业，从粗放式发展型式转向为密集式发展型式。要实现这种转变，一个新的、合理的、自觉的工作组织，各种生产力的计算，以及发展计划之及时完成，都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这个转变更为必需与迫切。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过去的随意乱用，自然资源储备已差不多耗尽了；二是（在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劳动力的全面缺乏与个别公司的劳动力「过剩」之间的矛盾。这个转变也是绝对必要的，其原因，一方面是消费者（不但是劳动群众，而且是官僚层中许多层份）的要求；另方面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的进展，对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经济所加的压力。
向密集式经济发展之转变是与官僚统治不可调和的。这转变只有经过以下两条路中的一条，才有可能实现：
（1） 扩张市场关系。这就使工厂级的官僚不受官僚计划的控制，且重新建立劳动力市场、生产手段市场与资本市场。
南斯拉夫在这条道路上是走得最远的。它的经验证明这个方法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会妨碍集体所有制的生存。这个方法的动力一定会使工人的社会处境更加恶化，所以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反革命来恢复资本主义。这个做法只不过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来代替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特有的危机，而且会使这些社会受到超级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半殖民主义式超级剥削。
（2）建立协调的自管制度为基础的民主计划，而且使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必然残存的市场关系从属于这个民主的计划经济。要达到这一点，工人们自己必须真正地与民主地在国家与经济的管理上行使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或者道德的模式。计划经济要顺利运转，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工人群众是唯一的社会力量，能从经济制度的合理与自觉的重组与管理上得到真正的物质利益。只有工人才会对挑战消费品的质量与数量和减少生产消费品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兴趣。工人对这两件事的渴望表示他们希望这样的经济制度减低成本和增加生产力。
比较起来，对于官僚层而言，即使当它的「物质特权」表现在实现计划的企图上，它的保护与巩固它的物质特权的努力，仍总是远远超过生产的合理性和群众的消费的改善。更有甚者，它的物质特权是因官僚层的等级与派系的不同而有分别的，并不是全阶层都是一致的。
在臃肿的中央机构和不同部门与不同区域的压力团体之间，反对的倾向是会发生的，因为中央机构深怕一旦企业官僚占了上风以后它就会失去影响力，但是不同部门与区域的压力团体却希望削弱中央机构来增加与巩固它们自己的特权。这种紧张状态会存在，甚至会动摇国家或党的政治机构。但是官僚层基本上是要独霸权力的——权力是它的物质特权的唯一基础——所以它只好用半吊子的改良和犹豫不决的政策来应付这些矛盾与工人阶级的反抗。但是官僚层不可能使整个制度的运转合理化。
（29）苏联由于参加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军备竞赛，使它的官僚计划经济的危机变得更坏。中国的军费则要负担起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层的双重压力。
官僚化工人国家仍然要继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这个依靠带来商业与财政方面的后果。
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官僚层试图克服向密集式发展型式转变的障碍，方法是加强「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扩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贸易很快地就扩大了。官僚层希望这些扩大输入所引起的生产增加，会更大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消费品的需要，人民群众就不会发动大规模抗议行动。这个做法在匈牙利得到了暂时的成功，特别是因为农业的现代化与专门化解决了整段时期的供应问题。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化，上述计划的矛盾在1980年公开地爆发了。它的范围之大与时间之长，使苏联与东欧的官僚层不但大为惊奇，而且乱了阵脚，正像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大为惊奇一样。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生产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收缩了。这就导致它们与西方国家间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使它们难以偿还七十年代所积累的债务。因此它们不得不减少高质消费品与生产品的输入。原先的缓慢发展现在变得更坏。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国家的官僚层的特殊利益和沙文主义，更加使七十年的经济转变遭到局部失败。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苏联官僚层在开头试图令各附庸国家更结合入经互会内。它希望东欧附庸国家的严重债务情况和财产危机的教训会使这些官僚层更加顺从。这样做应有一些成效，但是当这些官僚层看见克里姆林宫不遵守诺言时，就难保不再采取抵抗的态度了。
（30）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群众不满正在上升，虽然是不平衡的。这有好几个原因：
（1）除高质消费品的供应有问题外，有时候（如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还加以一般性的物资短缺；
（2）过去二、三十年来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有实质的进步，加上官僚许下诺言，群众的期望愈来愈大；
（3）通讯方法改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模式在今天有更多人知道，有更大的吸引；
（4）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被犬儒主义、钻营主义和贪污腐化所窒息，因而群众对于平等、自由与真理有社会的甚至道德的要求；
（5）这些社会受到深刻的思想危机冲击。这个危机又被缺乏晋升机会所加深。这危机的最集中的表现，就在社会的最高层的老人统治（苏联，中国）。
群众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的压迫，特别是在苏联（乌拉圭、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苏联亚洲的少数民族、犹太民族）及在中国（西藏、内蒙等）。在这两个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在大俄罗斯与大汉族沙文主义压迫下生活。保加利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压迫及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压迫都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程度有点不同。同时，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应对瓜分德国、瓜分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负上历史责任。
但是，群众自发的革命爆发仍面对很大的障碍。首先，因为官僚政权强使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分化分裂，而且阻止群众形成独立的组织与自由地传达讯息。在这些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能够很费力地和缓慢地积累经验与发展阶级团结。
而且官僚统治的镇压机器正在加强，虽然它目前的镇压方法限于有选择性地镇压首先出现的反对派核心分子和任何形式的工人反抗，而不是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用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但是波兰的情形却证明官僚层有能力在紧要关头动用公开的军事干涉，包括暂时把独裁政制军事化，来解救它的统治危机。但是后者的方法并不排除利用社会与文化的利益来分化工人阶级——工人国家的官僚总是经常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这些阻止群众运动发展为政治革命的障碍物总有被破除的一天。工人在工厂进行消极反抗，反映了官僚层不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控制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有许多方法激发积极反抗。由于没有失业以及国家是唯一的雇主，阶级团结就能在斗争中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次重大的社会爆发事件，即使是地方性的，也能够导致广大的社会运动。
（31）在波兰，就是因为有一连串自发的爆发事件以及吸收这些经验，才导致积极分子的核心（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与较广大的工人先锋队的形成，它们的形成又反过来帮助克服上述障碍物，开启了1980年夏天的罢工运动。这就解释了在1980年7月至1981年12月之间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快速成长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一千万工人能够团集在团结工会之中而争到一系列民主自由。双重政权的局面开始出现了。
这是东欧到今天为止所经历到的雏型政治革命中最深刻的经验。波兰的尖锐的民族感情以及教会作为民族感情的体现物的历史角色，加速了这个过程。官僚层对天主教高层让步，局部地容忍教会维持作为一个反对的中心。官僚层宁愿对教会让步，而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工人的反对核心进行任何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活动。
以后的事件证实了过往事件中吸取的教训——1953年东德的爆炸性斗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56年的波兰革命的开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除非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以外，没有其它出路。任何人希望这些国家会由于官僚上层的发动或官僚层的分裂及群众的压力而进行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民主化改革，都是幻想。官僚层也许会对次要的问题让步；但是它决不会对主的问题让步，换句话说，它决不会放弃独裁统治，因为它的物质与社会的特权是从独裁统治来的。政治革命是真正的群众革命，它的意义就是打破一连串的特别的国家机构，包括镇压的机构。
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曾对阶级敌人作真正的政治让步而成功地保卫了它们的统治（例如，封建主义下的社群自治，资产阶级国家的全民投票）。官僚层明显地是不合理的——僵硬，只说明了它不是一个阶级，它的统治是比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无比地更不安全与不稳定，它没有任何必要的经济功能，它是永地与有效率、合逻辑的计划矛盾的。
波兰的经验证实，官僚层只有在受了压力与逼迫以后才暂时地对民主自由给予作些让步，但并不会把这些让步在法庭上或宪法上正式的规定。它暂时作退让，是要在日后反攻而取回过去所给的东西。因为政治革命的兴起并没有达到工人夺取政权的结果，所以雅鲁泽斯基将军的反革命行动是必然的。
同样的，波兰的政治革命和官僚的反革命已经证实，如果没有自觉的与有决心的革命领导层，即使有数百万工人的动员，起初是自发的，然后逐渐地变为有组织的动员，也不能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推翻独裁政制。一般地说，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已经证实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急切需要进行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而工人会自发地倾向于自我组织及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及工人倾向于自己接管工厂与管理经济，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保证。但是，较长远来说，不会自动保证资本主义复辟一定会被击败，因为复辟的倾向是有其社会的原因（市场机能的残存，资本主义经济的压力，小商品生产的自发倾向）及政治的原因（几十年来官僚独裁制度在政治与思想上的灾难性结果）。只有出现在工人阶级中生根的言行一致的革命领导层，以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再生，和革命向国际上扩张，才能够最终地击败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
波兰无产阶级在1981年12月13日遭到了实际的失败。官僚层取得了一些策略上的胜利，但它的独裁统治并没有重新稳固下来。一些工人组织仍保留下来，虽然这些组织比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之间的所有的合法组织有较多的限制与较小的效力。他们还保有极大的抵抗与还击的能力，特别是在团结工会已重建的工厂中与那些工厂之间的协调已经出现的地方。
（32）毫无疑问地，南斯拉夫是矛盾与离心力最具爆炸性的一个官僚化工人国家。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最近的科索沃暴乱，经济的严重支离破裂，使得计划、市场、自我管理或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都没有办法强加一个有条理的规划，这些因素使大战以来的南国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在重重困境下，南斯拉夫得到了新的借款和重新安排偿还二百多亿美元外债。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和国际货币基金宁愿对付一个单一的，「负责任的」伙伴，而不愿意对付一大堆的南斯拉夫公司。这些公司都个别地负了债。这情况是如此荒谬，以至西方银行家都鼓励加强国家对外贸与外汇的控制。
因此，南斯拉夫逐渐向联邦制度的过渡被停止了。但是较富的地区如斯洛文尼亚及克罗地亚却强烈反对这个做法。同时，南斯拉夫当局则指望通过市场竞争使经济回复统一。这个新的「自由的」转变无疑地要同时进行清算，因此会遇到工人阶级的剧烈抵抗。直到现在为止，工人已经利用了他们的自管权来阻止解雇（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利用这种权利来雇用几十万正在找工作的青年、农民与妇女）。这个转变也与减缩各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平等这个目标相矛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只会使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火上添油。最后，引诱人们在私有部门的投资——其目的是解决失业问题及移民工人不愿把存在西方银行的120亿美元存款汇回国内的问题——则与限制私人致富的财产措施相矛盾。
南斯拉夫的人民目前正在辩论制度的好坏问题。争论的中心是多党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有责任参加这些争论，而且要尽使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辩论，因为南斯拉夫的制度在自我管理方面的经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争论可使我们了解整个社会主义自管制度如何民主集中运转的情况。
（33）苏联社会无法在许多方面前进，已经在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除非工业生产的增长率降低以外，还有以下几点：技术逐渐落后；经济失败；机构僵化；官僚层本身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的危机愈来愈尖锐；特别是农业危机的恶化，以致愈来愈难于供应肉类满足人民的需要。尤其是由于卡达与里根所发动的战争热狂，苏联目前正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争论，苏联依靠美国谷物的大量输入，不但是经济的弱点，也是思想与政治矛盾的泉源。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一方面不要低估苏联的经济实力（它现在还是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与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来的实质进展，而且另方面决不应相信苏联经济必定要「瘫痪」的幻想，但是一定要着重地指出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皆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安德洛波夫时代开展的特征，如果说他在官僚层内某些派别的顽固抵抗下，有能力强行推行改革，不如说他只是有改革的愿望。这个意思就是，官僚层在安德洛波夫时代，比在赫鲁晓夫时代或布列日湼夫时代，更难有转圜的余地来玩「消费者社会」（消费主义）的牌子，以减消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这表示危机已经恶化。
（34）中国官僚层，为了避免在内部发生新的爆炸性危机，旁敲侧击了一段长时期以后，最后公开地决定走非毛化的道路。这包括实质上解散「人民公社」，更大地利用市场机制，更大地向世界市场开放，着重现代化，放弃毛泽东主义的某些理论上的戒律，抛弃了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最富于侵略性的概念，恢复承认苏联和东欧官僚化工人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以及企图同苏联达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派上台时，遇到以下的矛盾与危机：
（1）官僚管理和不断的经济政策错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下，不满日增，消极抵抗普遍。
（2）官僚层内部经常发生剧烈派系斗争，原因一部份是政策和统治手法上有意见分歧；部份是由于互相争权夺位。
（3）党的下层成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层产生「三信」危机。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年青一代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反官僚斗争的传统，举起了「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斗争大。「北京之春」的「大字报」运动散布全国，各地都有民刊和民间组织产生。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民主运动」阶段。这个运动的主流肯定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提倡多党制，反对一党专政。
除此以外，邓小平派在击败了党内其它派系以后，在群众反对毛派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所犯的部份错误。
所有这些，在最近几年中，加速了经济发展与群众生活水平的局部提高。但同时，邓派却开始镇压「民主运动」。因此，民主运动中某些分子对邓派的幻想打破了。邓派也恐怕波兰团结工会例子会在中国触发工人阶级采取同样的行动，为此，邓派废除了宪法中的罢工权利条文，以阻遏工人罢工和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活动。
同时，中国官僚层的「新路向」，包括对小商品生产者私资本原始积累作重大的让步，大大地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中共又建立「经济特区」，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它也在扩大私人企业在商业、小工业方面投资的机会，使他们更多地利用雇佣劳动力。中共也鼓励富农与城市中的私人资本家的数目大量增加（第一个中共党员百万富翁已经出现，并受到中共报纸宣扬）。同时，愈来愈多的贫农则沦为雇农雇工，被迫出卖劳力给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以避开他们在农村中的悲惨生活情况。整个过程必然会产生新的紧张和新的冲突，包官僚层内的冲突。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仍然对越南仇视，并继续支持柬埔寨的「三角联盟」（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右派资本主义力量」。虽然北京不再提议与帝国主义结成反苏统一阵线，而且已经撤回关于苏联及东欧官僚化工人国家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界定，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官僚层已结束它在北京/华盛顿轴心与北京/莫斯科轴心之间摇摆的外交路线，尽管中共与苏共及东欧共党之间关系已有改善。
（五）帝国主义的战争攻势与保持运动
（35）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重新武装的趋势，加剧全球的战争危险。帝国主义在七十年代末期所发动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是符合下面几个即时目的的：
1、成立一支机动的有效的攻击力量，以镇压半殖民地和被统治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
2、提供一个更大的「替换市场」，使它能够在不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让利润率（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上升；
3、使苏联在军备竞赛的特别沉重的负担之下，经济被压倒，社会矛盾被加剧，以致克里姆林宫官僚层被迫在比较不利的力量关系之中进行全面的谈判，并减少它对由民族解放斗争而建立的政权援助；
4、以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来重新建立美国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霸权，并制止「缓和」政策所增强的离心倾向。
长远地看，军备竞赛的目的就是替帝国主义准备重新征服工人国家，因为这个只有经过战争才能实现。但是短期的目的则是发动地区性的反革命战争，来对付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非洲南部的解放斗争或革命。（在非洲南部，安哥拉、莫赞比克和津巴布韦三个国家，处在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南非联邦军队的射程内。）
但是军备竞赛并不仅仅在于核子武器的升级。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10%的美国军事预算用在核子武器方面，25%用来干涉「第三世界」的国家，剩下的65%用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研究工作。但是，核子毁灭的幽灵，并非什么非理性恐惧的产物。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毁灭性手段的质的转变。三十年来，它们的杀伤能力的进展之快，大于从有史以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杀伤力的总和。
在八十年代已经存在的核子杀伤力，等于一百万枚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它可以杀死全球人类二十次。光是法国的核子武器的库存——虽然看起来很小——就代表四千枚广岛原子弹。核子世界大战的来临，表示人类退回野蛮时代，而且可能会毁灭全球的人类。
在目前的情况下，意外事故和地区性核子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是由于以下几个政治及军事的原因：
1、全部尖端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发展。这些尖端武器开始弥补常规武装与核子武器之间的空隙；
2、核子武器的扩散，像以色列或南非联邦等反动政权都拥有核子武器；
3、持续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某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某些战略专家认真地在考虑「有限度核子战争」的可能性。这「有限度核子战争」具有引起全球性核子冲突的危险。
这样的战争跟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支军队与另一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以中子弹和化学武器、生物需要等等邪恶的方法来消灭全体的居民。今天破坏手段的本质，使得在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中作一选择，是比过去更为急迫了。
世界无产阶级或者工人国家都不可能在核子的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核子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就会使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人类的生存作为不可能。我们之反对这样的战争，并不是完全基于「道德的」理由，而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理由，并没有离开阶级标准——保存人类的生命以及解放全世界的工人。所以防止核子世界大战的发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战略目的。
（36）美国帝国主义已经两次用核子武器来攻击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它曾经发出威胁，说要用它来反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它还没有实现这个威胁的理由之一，就是苏联的核子军火库的阻吓力。只要帝国主义仍在继续保有、增添和改善原子武器，苏联的核子武器的军火库还是必要的。对特别严重政治后果的恐惧或者抗议游行，都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再度使用广岛式行动来对付「第三世界」的革命中心。但是从长期来看，苏联的核子阻吓力也不能防止核子战争的爆发。人类的生存不能无限期地依赖核子恐怖的不稳定的平衡。
帝国主义战略专家正朝向「有限的核子战争」的方向来寻找出路。所以认同工人运动的力量，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来主张另一个出路：完全禁止核子武器及摧毁所有核子武器的库存。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国家应该采取惊人的主动力，来部份地减少它们自己的核心的、化学的、生物的武器的军火库——这样就在政治上构成对帝国主义计划的打击，而且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战争的最有力的鼓励。
这就是增强工人信念的最好方法。这个信念就是：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最后地结束人类毁灭的威胁。
但是官僚层不会采取这种政策。它把自己困在军国主义的逻辑中。因此，反对官僚层的军国主义的斗争，是政治革命的纲领的一部份。
只有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制度，以及在苏联推翻官僚层，人类才会最终地免去战争的威胁。
（37）虽然所有一贯地、坚决地反对原子武器的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团结一起，形成最广阔的联合阵线，但是问题就变为：用什么方法来推动员这个裁军计划呢？
我们反对消极的失败主义观念——说核子战争的爆发已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也反对另一个观念，说永远的谈判与「两大强国」之间的连串协定就可以阻止核子战争的爆发。我们也反对那个幻想——说长期来看，核子战争将会由于帝国主义慢慢被削弱而得以避免，而它被削弱的因素是：帝国主义在愈来愈多的被统治国家中被击败，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增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歧，保持运动有所进展。
战争的推行和原子弹本身不是健康的人的脸上的一些肉瘤。它们也不是神志昏迷的统治者的玩具，以致我们只要叫这些统治者理智一下即可以解决问题。军备竞赛生根在阶级社会里。它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危机时所需要的东西。武装冲突的形式可以改变，但是它们不能逃离阶级斗争的逻辑。因此，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斗争，隶属于几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神圣联合，来反对核子威胁这个神秘的魔鬼。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向帝国主义的中心扩张并取胜，才能解除战争贩子的武装，以及挽救人类免除核子大灾难。
（38）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才是主要的战争贩子，是和平的主要威胁者。他们所发动的新的朝向全球残杀的推进，是部门世纪的第三次——第一次发生在世纪初，第二次发生在三十年代。在前两次，他们不能用「苏联集结军备」这个借口。他们现在制造这个借口，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接受天文数字的军费。
事实上，三叉戟导弹，MX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计划，早在六十年代末期，而且在人们谈论苏联的SS20导弹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已设想好了。潘兴导弹与巡航导弹的部署，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前就已经在准备了。里根所付之实践的战略现代化的计划，早在1972年就已开始了。军费在1977年卡特政府任内已开始不断飞涨。拒绝批准第二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以及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于1979年对于潘兴导弹的部署的双轨决定，都已经在苏联干涉阿富以前发生，更不必说波兰的事件了。
替帝国主义军备竞赛升级辩护的借口，不但被军备竞赛的年表证明为谎言，而且也被事实所击破。美帝及其盟友仍旧在常规与核子武器方面保持数量上、质量上、战略上的优势。它们的军队，按人口平均计算或按绝对数字计算，都超过苏联与华沙公约国的军队总和。单是美国的欧洲同盟军的地面军队约有217万6千人，但是整个华沙公约国（包括苏联）的地面军队约有261万7千人，而且苏联的军队还要驻防亚洲的其它前线。已经在西欧部署的导弹，还不是在欧洲以苏联为目标的唯一设施，这些设施还要包括美军基地与装有海神式导弹的核子潜艇。这些艇上的导弹不久将会被三叉戟导弹所代替。
在欧洲部署由美国直接指挥的潘兴导弹，带来新的不平衡——不但在技术特征上，也是在战略功能上，因为它把苏联的致命中心置于美国需要只几分钟的射程内。
这个巨大的军备集结，意味了加紧掠夺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施展更严苛的紧缩政策，向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民主权利进攻，否定民族国家的主权。
（39）我们必须反对在工人国家（即使是官僚堕落的或者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任何企图。我们承认这些国家有权利用必要的武器（包括核子武器）来装备自己，以阻吓帝国主义。但是，核子武器只是阻吓的武器，而非能在战争中用来胜利地保卫苏联的武器。
保护苏联及其它工人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动员与革命的扩张。但是，由于一个寄生的官僚的少数人的集团已经在这些国家篡夺了政权，因而把国家（包括军事机构）转变为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对群众自主活动的镇压，和对经济的不合理管理，损害了工人国家保卫自己的能力。
反官僚革命的胜利，就能使工人国家保卫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发动国际工人阶级广泛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保卫工人国家不能与推翻官僚独裁制度分开。
因此，声明官僚化工人国家有权以阻吓性的核子武器来装备自己，并不表示支持苏联官僚层的军事选择或者把那些部署苏联导弹的国家置于的官僚层的管理之下。这些选择是防御政策的一部份。这种政策跟官僚层本身一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有助于保卫工人国家（正如斯大林洛勒保卫战或者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另方面，它保卫官僚层自己的利益来反对工人国家的工人（匈牙利、捷克、波兰）或者反对人民的自决（阿富汗）。因此，防卫的需要，是与高压的统治手段，是与从社会福利及民主权利的角度来看的军备政策的成本，是与核子武器在外交上与政治上的应用，分不开的。
事实上这个军备是掌握在完全不受控制的官僚层的手中。这个事实会使军备被滥用的机会大增。在官僚层统治下它马上作为一个恐吓群众运动的手段，一个与帝国主义谈判与妥协的工具，一个向同盟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或者在官僚层与官僚层之间的冲突中施加压力的手段（如中苏之间）。
官僚化工人国家不停地增加军事费用负担，不能单以帝国主义的压力来解释，我们必须把官僚层的军事政策的反动本性与它的经济管理的不合理性考虑在内。拒绝把保卫工人国家的任依靠群众的自卫和工人的武装，就导致依靠技术的方法而不是群众的动员。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发展更大更先进的军事力量。但是官僚的统治在本质上是非常浪费的；在军事方面也不例外，它使群众的生活水平一直保持在低下的状态。
虽然，继续军备竞赛的主要责任，应由帝国主义负起，但是由于以下三件事情，官僚层却使帝国主义减轻了这个责任：
1、官僚层把它的阻吓政策转变成跟帝国主义的政策非常接近的军事政策；
2、官僚层派兵到阿富汗去；
3、官僚层镇压波兰工人。
因此，安德洛波夫以威胁要在捷克和东德部署新的导弹来回答美国部署潘兴导弹，便大大打击了西欧的单方面裁军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帝国主义单方面裁军的斗争，与工人国家的群众要控制本国军力的生产和使用的斗争，与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结构之下将工人武装起来的斗争，以及与为了建立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而作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以苏联的核子军火库所代表的威胁来为它自己的高度武装辩护。那就是帝国主义企图要破坏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重整军备的途径。官僚层的政治方法——它与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帮助了这个行动。
从另方面看来，我们从不以为苏联对越南革命或者古巴革命的有条件的、吝啬的军事援助是危险的「苏维埃扩张主义」。我们反而时常谴责这个援助的不足及有时所附带的条件。
（40）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平运动表达了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攻势的意愿。群众的斗争是不受领导或部份领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它的行动的目的，是要求帝国主义单方面裁军，因此构成帝国主义的备战道路的主要阻力之一。这个运动的存在，证明改良主义组织历史性地没有能力负担反战的斗争。同时它也表示群众对资产阶级政府和战争贩子极端地不信任。群众动员的逻辑的发展，就会使群众质疑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战后的「秩序」，以及资产阶级国家背着群众决定战争或和平的问题的权利。
只要这些动员是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军火库，而且没有提出任何交换的先决条件或要求，而且它们的行动是独立于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话，它们就扮演非常进步的角色。群众和平主义不应该与和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混杂起来。如果它在实践上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它不懂得战争的威胁是包含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它也在资本主义欧洲、美国、日本起积极的作用。
我们完全有义务参加这类动员，而且要用以下的口号在最大可能的团结的权上，组织与扩大这些动员：不要潘兴导弹！不要巡航导弹！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要中子弹！不要法国与英国的核子武器——它们是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份！帝国主义军队退出中美洲、中东、格林纳达、乍得……！要求一个从波兰到葡萄牙都没有核子武器的欧洲！
比较起来，「不要潘兴导弹！不要SS20导弹」的口号，如果它的目的是把排斥潘兴导弹与撤退SS20导弹联结起来的话，虽然在外表上很简单，但在实际上却引进混乱。因为这样一个偏见，倾向于把反战运动转变为对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如果它真正地要表示热烈地拒绝所有的核子武器，它应该不但包括潘兴与SS20，而且包括美国的MX和法国及英国的弹头。虽然我们不赞同这个口号，我们也不要求人家放弃它作为参加反战运动联合行动的条件。
从另方面看来，改良主义领导层打算以苏联官僚层的裁军作为帝国主义裁军的条件，来补偿他们的「非志愿地」卷入反帝运动。他们之所以提出双方性的口号，只不过想把反帝运动转变为向两大「强国」之间的外交谈判施加压力的工具。
群众的反帝动员是生根在人民中的广大层份要求生存的欲望上。他们与所谓「欧洲民族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个民族主义的具体措施，就是用联军或个别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有或无核子武器的帮助之下，保护资本主义欧洲。因此，这个观念是极端反动的。但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是某些改良主义派别所得出的，现在还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群众和平运动中一个少数意见。
在这个情况之下，德国的分裂的问题又被提出来，对于这个问题，上次世界大会的有关决议案在现今更为适用：
德国的分裂是维持现状的一个主要因素。它是对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制动机。但是，从另方面看来，德国一部份群众动员的兴起，一定会影响到德国的其它部份，以及整个的欧洲。
我们把结束德国的分裂与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德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的关键就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联邦共和国的社会革命。我们反对任何在肢解德国民主共和国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上统一德国的建议。
我们支持从德国民主共和国和德国联邦共和国撤退占领军——即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要求。事实上这个双方的驻军是用来在帝国主义阵营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主要交锋区的中心线的两边保持政治与社会局势的稳定而已。较长远地看，这是用来阻止德国联邦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革命。
在德国的两部份都驻扎装有巨大核子军火的庞大军队，就会有核子战争的危险。这对整个人类的将来都有极大灾祸性。
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斗争尽可能地与反对向弱小国家发动军事侵略与反对资本主义的紧缩政策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就给反战动员一个阶级的内容。这个阶级内容不但是反帝国主义的，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要用反战运动证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所内含的战争危险，已经在帝国主义向殖民地革命所发动的远征行动上显示出来。这样就会给反战运动一个充分的反帝色彩。人民解放斗争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阴谋的结果，正像波兰工人的斗争也不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或梵蒂冈天主教廷的阴谋一样。这两种斗争都是国家机构无法控制得了的社会矛盾的表现。
同样地，我们把反对军事化的斗争与反对紧缩政策与反对军事预算的斗争坚持起来。我们的口号是：「钱用在社会服务上，不要用在战争上，消灭核子弹，有计划地改装军火工业，保卫兵士的物质要求与民主权利。」因此我们尽量要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工人政党与工会，参加反战运动。
在欧洲，反对核武器与核子战争的运动的力量，是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新的世界大战将再度以欧洲为战场这个感觉所促进。各种各样的理想家和领导人，为了保卫资本主义的欧洲，就把这个感觉导向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所谓「武装中立」，或所谓「不结盟」。但是，就群众运动水平而言，反对核子军备，以及不满美国和苏联当局背着人民作决定，会转变为既反帝国主义又反官僚的新国际主义精神，并提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前景。
（41）我们支持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和平运动，譬如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或苏联出现的和平运动。我们支持他们的独立地组织反战斗争的权利，以及他们抗拒官僚层的核子及军事政策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做法在客观上具有反官僚的动力。
废除秘密外交，废除把资源的使用当作军事秘密，要求把资料广泛地供给工人们，以及要求人民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代表着逐步理解军国主义危险的第一步。
我们支持反对社会军事化、反对军国主义及沙文主义的教育、反对镇压群众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与捷克部署核子武器的斗争。我们从不以为华沙公约是自由结合的工人国家之间的自卫的条约。正像我们反对「有限主权」的「布列日涅夫主义」，我们也主张东欧国家有离开华沙公约的权利。我们同时认为，这种离开的合宜性、以及重新商议加入公约的条件等问题，是每个国家的工人群众依据具体情况所应解决的策略的问题。
几十年的官僚专政以及它对人民最基本民主权利的否定，有可能在东欧的和平运动之中培养一个观念，认为官僚统治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立场会使他们支持帝国主义以保卫「民主」反对「专制」为名来重整军备。我们在与这些立场斗争时决不让步，我们支持独立的和平运动中最自觉的部份所提出的要求：帝国主义与官僚层都应激剧裁军。
（42）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军事冲突发生时，我们毫不含糊地希望被侵略国家取得军事胜利，帝国主义遭受挫败（例如马维纳斯岛战争）。这个对在交锋中的一边的无条件的支持，并不表示主张被侵略国家内的被剥削群众和统治的资产阶级之间进行休战或者结成某种方式的神圣同盟。只有承认民主权利与工会权利、加强劳动者的独立组织、扩张土地改革、及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社会措施，才能够使群众充分地动员起来，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防御工事来反对帝国主义。
在英国侵略马维纳斯岛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远征的斗争，主张帝国主义远远军无条件撤退，以及承认阿根廷对马维纳斯岛的主权。他们特别地反对那些说这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的人。这种说法事实上支持侵略行动。
在阿根廷，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支持该国反侵略的保卫行动，他们也要继续与劳动群众并肩地为保卫工人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保卫工人的民主权利、以及推翻军事独裁统治而斗争。他们一定要谴责军事独裁统治在军事方面与经济方面（指他们拒绝把英国财产国有化）之无能进行反帝的坚决斗争，谴责它的行动的冒险性与不负责任。他们一定要证明军事独裁统治是阿根廷国家争取正义要求的主要阻碍物。
被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遭受的危机，也反映在军事冲突的增加上。最近的军事冲突发生生非洲、中东（两伊战争）及拉丁美洲（秘鲁与厄瓜多尔）。这些冲突大都是帝国主义要在全世界强加「巴尔干化」（即像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的四分五裂——译者注）的直接产物，反映了帝国主义控制被剥削的、被压迫的人民的决心。
这些冲突是帝国主义实施压力的方法之一；这些压力可以导致军事冲突。帝国主义期望利用这些军事冲突以削弱摆脱其控制的政治力量，来对抗苏联官僚层在某一地区的影响力，甚或较公开地攻击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在某一国家，譬如安哥拉，在所发生的内战中，帝国主义总是支持反动的力量。
因此，不管军事冲突是国际性或局限于某一国家，为了决定革命者在军事冲突中的任务，为了学会如何把反帝的任务与对抗本国资产阶级以保卫工人阶级独立的任务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需在每一具体情况中对于阶级斗争与帝国主义政策的现实和动力下个定义。
帝国主义总是有系统地利用被统治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为自己谋利。今天的许多「危险地带」都处在帝国主义视为经济或战略上的要冲地区，决非偶然。但是，事实是，一连串军事冲突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决策的结果。这些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展了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上升的社会冲突，以镇压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这些资产阶级为了要把群众对社会与民主的期望导入歧途，常把古老的领权的要求复活，或者发动民族主义的运动。
在此类冲突中，我们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为被剥削阶级的独立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我们指出人民群众的道路是向帝国主义及剥削者斗争。我们认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间所遗留下的争执，有必要以政治方法解决。
（六）我们的任务
（43）从长远看来，只有世界革命才能阻止世界核子大战。这个意思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从属于反帝运动，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把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反战反帝任务提得比世界革命还要高，就意味低估了继续会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兴起的客观的革命运动。只要帝国主义还在它的主要基地生存的话，这也意味低估了核子战争爆发的威胁。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苏联或中国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以及主要的被统治国家的不断革命的进展，今天已变成人类生存的问题。只有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并置于工人的管理与大规模的公共控制下，只有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形成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才能够经过同时的摧毁核子武器的库存，以及经过确实的禁止核子武器的生产和将它放署在所有的潜在的生产者控制之下，永远地消除任何核子战争的危险。
在世界革命三大部门之间预先决定哪一个部门最重要，是从一条战略路线而来的——这条战略路线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官僚化工人国家（从苏联开始）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比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重要。
是的，不管官僚层的政策是什么，苏联的存在有助于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及古巴革命的巩固。但是，在世界革命上升的每个决定性的阶段（如1935－39年的欧洲，1943－47年及6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根廷国家和南亚），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不但有其附从资产阶级，而且也有统治的官僚层与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机构。帝国主义与官僚层之间的必然的冲突和矛盾，不应该使我们减少波兰的政治革命与苏联官僚层对它的反革命的干涉在整个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
在国际规模上的阶级矛盾的加深，愈来愈深刻地显示出世界革命三大部门之间的辩证的统一。这个统一反映了整个世界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不能被简化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交锋——一方面有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最近的中美洲、拉丁美洲、中东及伊朗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官僚层的被动，及它在它自己的经济困难中陷入困境，以及阿根廷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黎巴嫰所施行的政策，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战略的意义上看来，工人解放的意思就是推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势力及统治的官僚层。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是必然会发生的。任何忽视这些国家的官僚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或者把这些冲突作为相对物来处理的企图，必定会在实际上向斯大林主义及官僚层让步或投降。
（44）在目前阶段，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负起的任务，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而来的：
1、在世界革命的三大部门中群众所面对的问题；
2、群众与传统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因为这些领导还继续控制大部份的群众；
3、群众开始认同的新组织的崛起。
在群众面对的问题中，支持受镇压的或受反革命攻击的革命运动，在国际的规模上，还要有优先地位：支持独立的波兰工人运动，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支持非洲南部的群众以及菲律宾革命斗争。
这些支持运动是非常紧要的。它们是在工人与人民运动中不同的派别采取主动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应该定出具体的、明确的目标，使群众运动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集中意志的动力。
此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前列，支持那些受了土耳其、阿根廷、智利及伊朗等反动政权所镇压的工人阶级组织与活动分子。这些运动配合在那些国家所发动的反对「失踪」、虐待、暗杀等等的斗争，而且是一个重新激起反对这些独裁制度的主要因素。
（45）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优先做的工作是反对资本的紧缩政策的攻势与重整军备。
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应该尽量地刺激与统一工人反对减低就业机会、工资与社会保险的斗争。他们应该在能够动员靠工资过活的人们的种种问题上推动群众运动，而且扩大他们的反紧缩政策的斗争、排斥任何形式的紧缩政策是他们的宣传与鼓动的核心。
我们的支部在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应该从工人群众的实际的要求出发，定出广大群众的集体需要的口号：
1、保护工人生活水平、工资按物价指数而调整、按照市场情况的变化调整工资。为了保护工人的购买力，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一寸也不要退让，而且要用所有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反对老是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的退让改良主义领导人。
2、保护工作的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解雇，主张工资不减少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周。
3、当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分子」为了上流社会主张选择、竞争与利润而反对「福利国家」的时候，主张民主权利。
4、保护移民的居住权、工作权与选举权。
5、保护青年的权利：接受免费的、非宗教的、公共的教育的权利，文化的权利与民主的权利，反对军事主义与战争。
6、保护妇女的权利：选举权、同工同酬、堕胎与避孕权。
7、保护非宗教的教育与免费的教育的权利。
8、首要地保护罢工权与没有任何限制的工会自由。
最近几年来欧洲工人几次巨大的斗争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主要骨架还是工会。只要有广大动员的地方，工人就要真正地利用他们的工会组织。我们已经特别地在英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与丹麦看到了这点。虽然主要地，在工人政党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其领导的不信任的增加，表现在工会会员的减少上，而且工会领导层明显地以紧缩政策的共谋者或者直接代理人的姿态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着重地说，即使工人中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工会组织仍旧是工人动员的主要工具，因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也没有超越工会。
当这种斗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工会内反对派运动的开始。这些反对力量倾向于与传统的领导层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使工会恢复它们的真正的作用——不妥协地保护工人的要求。
旧领导与阶级斗争工会运动者之间的分歧，就是后者随时准备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而前者并不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介入工会是国际各支部的首要任务。
除此以外，支部会尽量提出一条全面的反资本主义的路线，来对抗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者的政策。这条路线可以用一个行动纲领来表示它。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必须要把反对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的各种派别联合在一起，而且要说服更广大的层份，有必要与资产阶级、其利润逻辑、其国家以及其国际制度决裂，而且走向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处于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和为精确的政府口号进行鼓动结合起来，这样将会在群众的眼中体现了与资产阶级的必要的决裂。
对于所有在实际上愿意公开地反对紧缩政策的力量，各支部应该尽量地促进他们在行动上最广泛地团结起来。虽然这些行动不应该受官僚政策的控制，但是它们应当作为团结所有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的政策的一部份。
保卫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层份（移民工人、妇女、青年、社会福利的接受人）应该作为这个政策的一部份。
要保卫妇女的权利，我们应该主动地组织或者支持妇女独立地动员起来反对失业、反对「保护家庭」反动政策、以及支持堕胎的权利。同时，我们主张整个工人运动应该为贯彻这些要求而斗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移民妇女所受的三重剥削。
工人运动应该对极右派及法西斯主义者所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与仇视外国人的情绪的兴起采取对抗行动。对殴打和镇压移民工人坐视不管的话，日后就会引起对革命组织、工会积极分子以及整个工人运动的攻击。
除了进行反对核子武器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条约的斗争外，反对军事集结的运动需要一个持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军队，以及支持兵士的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在内的民主权利。反对紧缩政策和反对军事集结的双重斗争，是以推动「政府经费要用在社会开展的上，不要用在军事上」、「要学校与医院，不要火箭」、「要工作，不要炸弹」等口号为中心。
（46）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生态的运动或政党都组织起来了。由于传统的政党还没有对环境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反应，这些保护生态的运动或政党通常常都被引导去与工人运动保持一段距离。在落后国家，灾祸的生态状况、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和对当地人民的压迫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明显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反对派运动讨论因官僚的生长形式所引起的生态的危险。
事实上，生态的问题包含了超越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的制度的动力。在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导致生产手段由谁来管制的问题。在落后国家，这个问题与经常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和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斗争分不开。在官僚化工人国家，这个问题导致对官僚的权力的挑战。
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深度下——我们需要重新确定基本的原则：要保证替下几代人保持自然资源，工人政权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些自然资源，人类文明的繁荣及人类本身的生存都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因此，胜利及其支部必须愈来愈有系统地把生态环境的问题包括在它们的宣传与一般的活动之内。它们应该尽量地与保护生态的运动采取共同的行动。
（47）半殖民地与半工业化的国家，为民主、反帝国主义以及反独裁制度的结合的斗争，扮演中心角色。
在渐增的贫穷与危机的情况之下，动员广大的人民层份为基本权利而斗争，深刻地破坏了军事独裁制度以及所有的统治政权的基础。因为帝国主义会在危机时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粮食的武器、及直接的军事干涉来进行更明目的、更侵略性的干涉，争取民主权利与反帝斗争之间的关联加强了。尽管债务的偿还实际上遥遥无期，但要求废除外债的呼声愈来愈高涨。
反帝斗争也包括谴责地区性的军事条约，特别是在东南亚、太平洋（澳纽美三国公约）、和中东，以及谴责一些地方军队（在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各国的资产阶级军队，乍得的军队等等）在帝国主义的计划中扮演辅助的角色。
我们也支持群众要使印度次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没有核子武器的地区的斗争。
争取民主与反帝要求的斗争，包括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有关的支部应该尽量制订一个具体的土地改革纲领。这个纲领不但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情况的不同，而且要着重于帮助贫农、农业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动员组织起来，而且还要响应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水源、肥料的来源、工具与农机、信用借贷、销售网、社会内部的结构，以及工作机会的渴望。
我们一有机会就必须推动或者帮忙扩大群众的农业工会或农会，而且鼓励他们进行有效的夺地行动。更一般地来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其它的革命的或者战斗的社会主义倾向组成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推动农民、贫民区居民、妇女、青年、失业者之间组织群众性的团体。这些群众性团体的目的，不但是提高这些受剥削最深的层份的自己的活动与自己的组织，而且要鼓励他们与工人阶级结成联合行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群众性的团体中，采取主动与领导的地位，将会对建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半无产阶级和住在城市边缘的人们所处的令人触目的环境，显示要求城市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改革应该包括马上满足贫民区居民在公共服务（自来水、下水道、电力），房屋，公共交通，教育，卫生，价廉物美的日用品的供应等等方面的需要。
由于几个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的结果，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从群众运动的开始，就与民主的与反帝的要求愈来愈交织在一起。这个相互的关系，因危机与紧缩政策对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影响，更为加深。所有这些不但导致一连串反对紧缩政策、反对打击工人阶级的法律的要求出现，而且也导致像目前的玻利维亚洲那样的过渡要求与反资本主义的要求出现。这要求主要地针对大量的失业、饥荒、营养不良、通货膨胀和过度剥削。
这个生根在不断革命的纲领上的总方向，需要我们有系统地动员和独立地组织无产阶级和贫农，有系统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而斗争，且建立起青年大众、劳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弃民都要参与的工农联盟。争取阶级的政治独立的斗争能够建基在全部或局部的现有工会结构上。它也能够从工会会员与工人的政治激进化中兴起，巴西工人党的成立就是个例子。它也能够从工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工人运动的组织所成立的广大联合阵线中兴起。秘鲁1980年所成立的革命左派同盟就是个例子。
显然，各国不同的条件会产生不同的道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阶级政治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包括主动接触朝向反资本主义路向的人民党的或民族主义的流派，争取他们过来，建立一个独立于老板和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反帝斗争与争取阶级的政治独立的斗争交叉在一起的情况之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斥与资产阶级的部份人成立协议的可能，但要这些资产阶级在实际上采取行动反对独裁政制和帝国主义，即使这个协议仅仅是暂时的，而且围绕着有限的几个问题的。这些协议或策略上的同盟，必须在明确的目标之下建立起来。伴随着这些协议，我们还要向群众有系统地说明这些资产阶级迟早总会走到反革命阵营去的。
与一部份资产阶级取得这样的、紧要关头的协议的时候，指导革命家的原则必须是：严格地保持无产阶级与贫农的阶级的、政治的、与组织的独立；群众应该有无限制的自由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阶级的要求而动员、组织起来；分头前进，共同攻打。他们必须依据过去的经验的总结，依据一波又一波的镇压、政变和个别国家的反革命的外国干涉，而特别地提出群众自卫的政策。工人与农民必须以他们自己的群众组织之内的军事准备为出发点来准备反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地认为，在革命危机时所提上议事日程的暴动的任务，应该与一般的政治军事的任务结合起来。
此外，在一些受到严厉镇压的国家，革命道路可以通过革命活动的直接军事活动发展为反对政权的群众性革命战争，只要该组织有力量和有插人入去群众组织，使之能避免采取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而贯彻这个路向。革命并没有一般性的「灵方」；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国的特殊的道路。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本国的革命战略，并为此战略，与有共同结论的其它革命力量并肩战斗。
（48）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政治革命，换句话说，是用革命来推翻官僚层。这是紧缩政策还遗留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成果、扫除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障碍物的最好方法。具体的任务可以借鉴波兰的经验。为了开始克服工人的分散的现象，具体的任务就从争取工人的基本利益与民主权利开始，一直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与建立（或恢复）社会主义民主。
反官僚的政治革命需要一个革命先锋队的党，能够把群众运动的能量集中在紧要的任务上，能够提出帮助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以及能够推动群众运动自己组织起来与集中起来。如果这样一个党的核心分子能够与群众运动中最进步的倾向取得密切的联系而影响它，如果这个核心分子能够把握着群众运动的成熟的征象与真正的动力，那末这样一个党才能起以上所说的作用。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这样的核心是今天一个紧迫的任务。
这个处理事情的方法，表示要排斥某些「异议分子」所宣传的立场。这些「异议分子」认为苏联工人的被动反了他们接受官僚的政权，或者反映了他们宁愿选择官僚管理的过失，因为这种形势容许他们把低的生产努力的成果与一个基于个人的机智的「制度」结合起来。
这个处理事情的方法，也排斥把东欧的政治革命发展臣属于苏联的广大群众性反对运动的崛起的任何失败主义看法。波兰事件刚好证明了相反的一面，那就是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动员、创造力与组织的潜在力，而且当它一旦代表了积极的人口的大多数的时候，它就有能力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在将来，其它东欧国家也会经验到同类的爆炸，而且在苏联或者在中国的官僚统治也不会保持安定的。
保卫工人国家对抗帝国主义，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在当今时期，苏联受到直接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今日尤其重要的，却是保卫古巴和尼加拉瓜抗拒美国直接的军事威胁，和保卫印支国家抗拒帝国主义复仇性政策和中国官僚层的威胁及东亚官僚政权之间的冲突的后果。
（49）我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在每一个地区建立群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和群众性的革命国际。
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革命组织仍然是一个优先的任务。这个优先的任务，一方面相应于阶级斗争的渐增的国际化，因为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正是生产力的渐增的国际化的结果；另方面相应于在世界规模上的革命领导的危机。
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发动的思想与政治的攻势，必须被我们强有力地抗辩。跟30年代的情况不同，现在的群众不再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是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的自然解决方法，因为他们把这个计划与苏联和东欧的官僚计划及其矛盾等同起来。这个混乱的看法是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西方的改良主义官僚所培育出来的，虽然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保卫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意义，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所了解的传统的意义，都要与目前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机会融合起来。
因此，一个结合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支配国家内的不断革命过程，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纲领，一个要在世界的规模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第四国际的支部要努力于贯彻与丰富这个纲领。它们所要用的方法就是加深他们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之中的根基，以及表现他们有能力与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阶级斗争经验而转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倾向会聚与合并。
由于他们已经努力地这样做，所以他们才作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无可替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