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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报告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57年10月）
这个报告是以国际秘书处在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讨论中提出的题目叫做《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这一文件为基础的。它不打算再度论述正文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内容，而只是谈一谈其中那些必须进一步加以阐明的问题。
接下去的一段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结束的部分，我将根据我对未来局势的看法谈一谈整个的问题。
首先我将说明为什幺在为世界代表大会准备的讨论中要提出这个文件。这主要有两层理由：为了更好地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经济演变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我们能够辨别某些接着又必然会影响国际政治前途的世界经济的长期总趋势；为了答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今的「繁荣」在包括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内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我还要稍稍谈一下进行深刻经济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可能遭到的困难，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局势显然十分错综复杂，可能并且有时候确实难免要犯一些错误。
进行深刻的经济分析之所以发生困难，是由于经常互相起作用的许多因素以及政治和经济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影响所决定的问题的复杂性；并且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都不完全。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的这种不够充分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使人格外惊异的是，在俄国革命四十年之后，苏联的经济学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地步——这只能用这样的意见来解释，即苏联的经济学已经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婢女。
例如，瓦尔加同志就是这样地根据哪一种解释在任何特定时刻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有利这一点，变成了忽而预测要发生经济危机、忽而预测会出现和缓局面的专家。统计资料可以用来作出你所希望作出的任何解释：只要以某种方法选择数据并以某种方式加以说明就够了。我们的运动手头的资料十分有限，自然不能被要求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涉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或苏联世界的现有的经济文献资料，以代替我们的文献资料。
然而，这种深入的经济分析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不但一般的和国际的政治展望、而且工人阶级的每一个组织的日常工作也需要这种分析。比如说，如果一个革命组织不是很深刻地了解那种由于经常改变而决定着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性质以及斗争成败的可能性的经济局面，它就不可能决定一个正确的工会策略。
在那文件的绪论里，我们曾经力求说明所有这些促使我们起草那个文件的理由，并且坦率地承认，特别是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对某些经济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那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事实上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的可惊的和出乎意外的转变，以及从那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和西欧——达到最大规模的「繁荣」。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关于经济向危机发展的问题自然有一些保留。我们并没有说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比工人阶级世界的其它任何流派有了大得多的保留意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趋向荣的转变。四年以来，西欧的经济一直在经历着可以称为典型的工业繁荣的局面；在最近三年左右，美国的经济也经历了这种经济周期。
所以，我们在这正文中特别注意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这种局面转变的原因，以驳斥有些人的看法。这些人处于目前经济平稳的环境，认为他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大概会在将来使典型的危机不致发生，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找到一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论据。就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力图证明这种局面的转变是极端不稳定的，并且说明新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萧条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引证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的思想作为例子，他在他的近着《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摒弃了他在1929—1933年经济萧条期间提出的看法，实际上为工党领导方面最近起草的供几天以后在布雷顿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那本书里，所强调的不再是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深刻的、彻底的结构上的改变，以便引起真正的制度上的改变，而是下列的思想：市场和价格现今受他所说的以寡头垄断和巨大独占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机构的控制；必须重视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民主制，因为它能使工人阶级逐渐地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在斯特拉彻最近发表的这本着作里，甚至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字眼。他代之以一个较空泛的说法：「走向一个具有较多的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根本毋庸怀疑，美国和西欧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繁荣已经把人们的脑子搞胡涂了——不仅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组织里。（我必须补充说明，现今英国工党领导方面所发生的事情，也以同样的形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正在萌芽的思想和相当具体的计划中表现山来，他们或多或少地准备放弃马克思主义纲领，在自由企业社会的制度下求得容身之所。）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存在着普遍的动荡不安。当然，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斗士生活在另一种经济环境中，他们对今天世界的现实的看法当然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那些同美国或西欧的今天的现实有关的人，却不得不提出一个要判断我们是否面临资本主义新的长期稳定局面的问题，并考虑这种意外形势的前途如何。我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在我们现在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正文中解答这些问题，尽量彻底地考查美国繁荣的基础以及西欧现今市面兴旺的原因，以便说明它们的限度和前途。
特别关于美国的经济，我们曾经想用一系列的观察报告和数字，来具体地解释什幺样的根本原因使美国经济直到目前为止不过经历了它每次都能克服的萎缩而不是真正的萧条。我们认为我们那时能够证明，可以说明美国的「奇迹」的，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的健全，而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给予它的经济以援助之后所造成的临时的平衡。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援助，那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本身肯定不足以使经济萎缩不转变为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特别是1929—1939年期间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灾难性的萧条。
我已经说过，继美国经济在1953—1954年期间所经历的萎缩而出现的最近的繁荣，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工业上的繁荣；关于这局面，我们的解释是：以那次萎缩以后，工业投资的范围扩大了，对于消费者的赊销大大地增加了。这就是说，尽管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给予它的经济以十分重要的援助，但是每逢美国经济跑得有气无力而进入所谓萎缩的阶段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些重大的助力来克服这种萎缩。美国在1954年开始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大量扩大工业投资和对消费者的赊销而促成的。至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增加工业投资的结果，而这些商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找到了扩大的销路。
正文中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它承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事实上产生这样的效果，即经济上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萧条，而不过是一次萎缩——至于经济危机同萎缩的根本区别则有如下述。经济危机是从经济高涨降到局面的最低点时所发生的突然而迅速的变化；它不是逐渐发展的，而是很快地就达到局面的最低点的。当然，后来由于一些新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它再度开始向上移动；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战争以来所经历的萎缩则具有与典型的萧条截然不同的性质。怎幺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呢？
正文根据观察的结果作出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当产生一次真正的萧条的经济条年尚未完全成熟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在巨大垄断组织手中）——它根据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前进道路的充分的新的经验，异常敏感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能够用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干预并产生这种效果。比如说，这些措施就是：给予预算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弹性，使它能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增加预算支出；实行旨在鼓励新的投资的财政政策；在调整信贷的扩大和限制投机性金融破产的危险的精神下维持信贷，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就美国而论，它曾特别广泛地应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并且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有效的成果。
正文在注意这些事实的同时，也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足以避免萎缩的加深及其最后变为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我们驳斥这样的论据，即资本主义大概会进入一个实际的处境，在那个处境里，它不再遭受经济危机而只是经历一些简单的萎缩这种说法。相反地，正文的全部分析旨在证明：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高涨只会趋向这样的境地，在那里，萎缩将变得更加频繁、广泛和严重，以致那时实际上将没有十分严重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分别了。
正文有一章探讨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力和实践、采用自动机器和原子能的后果，并得出结论，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只有在经济危机加剧的道路上才能发生作用。我在这个报告里不预备详细地阐明正文所分析的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理论根据的一些理由。总之，正文从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得出的最近的看法是：「繁荣」正在成为强弩之末，我们正在接近一次新的萎缩。
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是现阶段不能再正确的看法。我将在我的报告的第二部份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正文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与殖地和附属国的经济特别有关的问题。正文所包含的一系列的意见据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根据这些意见来看，某些革命的前途变得十分明显了，我们并不否认大多数这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普遍展开的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但同时我们却坚持这样的意见：这些国家和那些宗主国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缩小而且相反地扩大了。这种隔阂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商业交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并且与第一个原因有关的是，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用资本主义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
商业交换结构的改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的一些新特点中的一个显着的事实，它是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殖地和附属国家输入的一系列天然原料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扩大了人造原料的利用。它也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随着它们本身从事某种工业化的程度的大小而把若干数量的可以输出的原料留供自己的工业需要这一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形成的速度相对地放慢了，并且，由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发自己的资源，这些国家绝对不可能找到为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
让我们举出印度的情况作为例子。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印度实际上把外债看作主要来源。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外援约二十五亿美元，即超过原计划十五亿美元，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一部分是由于五年计划的其余部分的资金必然要从超额税收方面得来的缘故。
十分明显，如果印度找不到二十五亿美元，它就不得不修改计划的全部指摽，否则就有使经济陷于真正的解体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为什幺尼赫鲁要改变政策，拼命寻求外债了。
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本有了异乎寻常的积累，资本的输出却并不按照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的节奏进行：首先就美国来说，资本在美国国内市场、给与美国政府的借款以及像加拿大这种不能算作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中最不幸的国家方面找到远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我们不妨说，如果在一个整个的时期内资本必须在不能期望立即得到赢利的情况下投资出去，最小的份额才会实际上投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事业。例如，据目前估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已经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输出了大约三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是美帝国主义为扩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系列原料的基地和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个主要经济区域只得到了七十亿美元；而且，这种给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的较大部分与其说是用来有步骤地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业（它们的工业如果得到发展，就会摆脱美帝的经济保护），还不如说是首先投入那些从事提炼原料的企业。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问题无疑地是同它们的社会改造问题有联系的。非常有趣的是，这不但是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美国的观察家自身所得出的结论。我指的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出版的两本着作。第一本是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教授马克斯‧米利坎和罗斯托着的题目叫做《对外政策的建议》一书，这两位在书中承认美帝国主义无法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家获得和巩固特久的同盟，也不能赢得群众的同情并把青年争取过来。他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美帝国主义没有好好地利用它的外援，怪它把大部分的拨款用于军事方面而只把很小一部分用于生产性的经济方面。可是当他们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时，他们的怯懦和偏狭反映出美帝国主义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可能用它的援助去真正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经济的。他们对那些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们提出建议，要求每年拨出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这一十分可笑的数额，认为这笔款项足以促进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援助政策，但同时他们特别说明，这笔每年二十亿至三十亿的美援当然在授与时必须附有条件，能够保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对美国表示同情，并且这项援助当然必须投入那种不同美国工业或美国农业生产竞争的事业。
相反地，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另一位美国教授巴兰所着的题为《成长的经济学》的一本书。这本着作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它的结论：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来说，唯一可能达到大规模工业化的办法是着手改变结构，使其在体系上具有经济的平衡化和计划化。
帝国主义现在觉得愈来愈不容易满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需要，因为这种困难是同那些工人国家、特别是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竞争的苏联的经济发展中一个新局面相联系的。
目前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尤其可以说明这种明显具有政治关系的新的特征。我们不妨拿叙利亚作为例子。苏联不久以前答应给叙利亚一笔数目相当于叙利亚向复兴银行恳求了多年而没有得到的贷款，而所附的条件分明是能适应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的：贷款的期限很长，利息很低，以农产品偿付。
帝国主义在争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竞赛中所以处于不利的地位，是由于它的本性所致：帝国主义无法按很低的利率对那些不是由它自身及其专家而是由有关国家决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长期贷款；它也不能在那些同它自己的济竞争的部门中提供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来帮助那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在这竞赛中，工人国家由于其结构不同，所处的地位要有利得多，并且事实上能够赢得这种竞赛。苏究竟能把这种竞赛推进到什幺地步，也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资金和原料的储备究竟规模多大，那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目前在中东进行的斗争、双方在那竞赛获胜的机会及竞赛的革命政治后果，我们就一定会了解，仅仅由于中东这些国家蒙着一层美国石油托拉斯的坚实的脏垢，帝国主义帮它们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就会遇到另一种障碍。因为，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工业势必要触犯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在那些国家中，真正合乎帝国主义的理想的是它们现今的封建形式及其在圣经所描写的背景下靠椰枣生活的游牧民。
十分明显，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旦当那些国家得到改造并变成现代工业国家的时候，群众最初的想法将是掌握那种由他们的石油构成的、一定有助于祖国国内发展的绝非寻常的财富，从而严重地威胁帝国主义在那个地区的垄断特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东这个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地区，完全可能产生一次长期的和爆炸性的危机。当然，问题在于了解帝国主义是否会愿意让这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极端重要的地区真正摆脱它的控制。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研讨一下正文中关于殖民地的丧失对宗主国的影响的一段话。
实际上，只有当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在一个从结构上使其脱离资本主义范围的无产阶级社会制度下得到解放的时候，这种丧夫才对宗主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假如不是这样，这种丧失就不会立刻带来十分严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继续保持着残余的重要经济阵地。而且，这种形式的解放无疑地会在一个时期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在一个时期扩大那些工业国家的资本商品和其它工业产品的市场。由于殖民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现了这种形式的解放，这些国家的丧失实际上只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以后使帝国主义受到影响，那时正在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将自行垄断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可是，我并不是说殖民地的丧失不会直接给予宗主国的经济以严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拿法国作例子。现在，法兰西联邦为法国获得如下的好处：大约有百分之二的法国农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有百分之七弱的工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强的法国的航空和海上运输事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可是主要依靠法郎区，法国可以购买在另一种情况一不得不以坚挺的通货向别处买进的一系列产品，从而每年节省大约五亿美元的外汇。显然可见，法兰西联邦的瓦解将直接给予法国经济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关于工人国家的经济，正文包含一系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看法。我们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详细说明苏联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我们不妨称之为它的合理化的阶段；这种合理化必须考虑到劳动成本、原料和生产费用——与这些考虑有关，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集团力求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新的经济现实和需要包含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要求群众以民主方式参加生产管理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一个因素正在促进现今在苏联醲酝着的政治革命，并为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毫无疑问，特别是苏联，它已经比资本主义家更快地吸收了自动化和原子能的新的技术革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十分重大的、确实是惊人的进步。例如，最近访问了苏联的英国专家对工作毋机制造业的自动化的发展感到惊奇。他们承认，在对工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部门，俄国比英国同样的工业部门占绝对的优势。当然，具有十分明显和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洲际导弹的最新成就，可能也应当归功于苏联有着一门先进的工业。
正文所强调的看法是：在我们正在开始的这个十年中间，工人国家的这些经济发展将越使它们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经济方面的两个体系之间的决定性考验日益迫近。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局面将在这十年的开头几年发生。如果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它将在现在发展速度的基础上不到十年终了就成为事实。正文引证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亲苏人士而是资产阶级专家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和现有速度作出的一系列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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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关始谈到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特别就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前途而论，我刚才已经说过，在经济方面，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看到美国和西欧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亲眼看到一次真正的萎缩，我只是说现今一般的继续扩展的速度比过去几年受了更大的限制，比1956年受了更大的限制，而1956年的扩展速度已经低于我们认为是最高「繁荣」年度的1955年。
现在所有资产阶级的观察家一般都注意到的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在美国已比欧洲本身更为严重，在欧洲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除去挪威）更为严重，并且，部分地说来，在英国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来得严重。
我想利用一些文件来说明资本主义机构或私人观察家关于最近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所作的评价。例如，联合国在7月间公布的经济报告指出生产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如前几年，同时指出1956年工业产品的增长率低于1955年。在西欧，工业的增长率在1956年平均为百分之四，而在1955年则为百分之九。在美国，1956年的百分之三的增长率私于1955年的三分之一。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它在1956年的工业生产比1955年有所增加。我们说，经济在1956年继续扩展，但在西欧一些国家和北美，它的速度比1955年放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事实上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严重。
德国经济情况研究所出版的较近一期学报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今年的头六个月又减低了。十分重要而且为其它资料所证实的是，它把这种发展速度的减低完全归因于产生「繁荣」的根源的缩小，即工业投资的显着下降。
这个看法在两星期以前联合国发表的较近的报告中曾经再度提及，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动普遍速度放慢，并且把这种情况同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活动的有利得多的成果作了对比。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总的看法是我们新眼看到一次新的萎缩正在开始发生。毫无疑问，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新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在于：它缺少新的预算支出的刺激，也缺少分期付款的商品赊销业务的较大扩展，而这些方面的大量削减，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最近几年曾经起过作用的另一个扩展手段、即工业投资，现在也比以前削弱得多。例如，美国一千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在今年和明年的计划投资比去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九。汽车工业是美国的主要工业之一，由于开始生产1958年型的新式汽车，本来预料在这一时期会出现一年一度的新的起色，但是这种局面尚未形成，因为汽车公司还有大约八十万辆1957年型的汽车的存货没有脱手。
所以我认为，是会不会出现经济萎缩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已经出现的问题，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是如此。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欧洲经济形势的图景，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虽然直到现在为止情况并不那幺严重，并且这一国和那一国也有所不同。关于我将回过头来探讨的情形，德国无疑地占领先地位，其次是像挪威、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甚至还可以加上法国。再就是像瑞典、丹麦、在某程程度上的英国、希腊和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
以德国的情形而论，我要说：甚至那里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断地放慢了一年多。可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仍能在一段时期内剌激经济发展的新的手段，即该国的重整军备。虽然有一部分重整军备的费用在外国花掉，还有一大部分用于国内生产。而且，我们不该忘记，德国的经济正在以输出作为它的发展的主要基础而建立起来。一旦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普遍的萎缩，它将是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
至于说到通货膨胀的趋势，我们在目前提出的文件中以及在国际的一系列其它文件中都已指出，通货膨胀的现象或通货膨胀的威胁仍然存在。在美国以及一般地说在欧洲都是如此。关于美国，我想多讲一些。据我看来，那个国家现今正在继续出现的通货膨胀表明，美国的经济已经达到某种最高的限度，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不冒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就不能通过大幅度地重新增加预算支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通货膨胀的危险现在严重地限制着美国的种刺激物的利用。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工人的生产率跟不上劳动价格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上涨这一事实所造成的；不消说，那是要求冻结工资并且同时促使雇主加紧向工会进攻的一种手段。工会利用路透社作为发言人回答说，如果通货膨胀，那是因为物价上涨的缘故。这当然是个没有什幺意义的解释，因为路透社并不攻击这个祸害的根源。
美国现今通货膨胀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公私债务的异常庞大。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列举一些数字。从1947到1956年，美国的政府开支超过八千亿美元。这些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即五千三百三十亿美元用于军事，也就是说，或者充作军费，或者用以偿付军事债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要想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必须拿它——因为它在想象中还是抽象的——同欧洲一系列国家在整个十年中的总预算而不是支出比较一下。我举出这个数字，是为了表明这些开支的规模并解释美国经济多年来所受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明美国现有的通货膨胀现象和真正的通货膨胀危险的规模。在1956年6月30日为止的一个会计年度内，联邦和各州的全部政府开支达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以上。这些数额来自捐税和公债。现今美国的公债已经超过二千七百五十亿美元的大关，而这笔数目的下层则是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私人债务！
这些数字既说明在美国经济活动中起了作用的通货膨胀刺激的规模，也说明这种经济「繁荣」在某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危险。它们也说明，尽管存在着产生一次萎缩的真正的危险，那里为什幺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个解释证明了，以不断增加国家支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的资源是有限度的。
通货膨胀胀的现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各国也是严重的。它们已经发生了某些影响。在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一些欧国家不断地出现十分严重的财政不平衡现象，这个现象已经引起法国通货的贬值，给了英镑以极大的压力（所以工党要求下议院开会讨论英国的财政状况），使荷兰的弗洛林和丹麦的克朗趋于疲软，并且实际上正在发展成为欧洲通货的全面贬值（除德国的相当特殊的情况而外）。
十分明显，这种局势变成了欧洲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有一些国家缺少外汇来维持它们的输入，另一些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在输出方面受到这种局面的影响。而且，现今在欧洲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又给予储蓄和投资计划的继续执行以十分严重的打击。
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战后经济形势的转变，一种脱离「繁荣」局面的转变。我们现在还不能估计这种形势的一切后果或者正在开始的衰退的规模，但是我们能够很地看出，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事实上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后退问题。而且，势所必然的是，市面的「兴旺」将辩证地向前进展，由于并通过「繁荣」而造成一个新的失调的形势。曾使西欧经济活动受到阻碍并使美元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已经再度出现了；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以及欧洲国家一方面对美国、另一方面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的顺差曾在一个时期掩盖了这个原因，现在它又赫然在目了。
宗主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已经按照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解释的途径进行，达到美国力图在输出方面以远比过去更大的努力应付萎缩危机的程度，达到欧洲经济的「繁荣」必须由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大为增加的输入加以支持的地步，但是除了这个事实以外，美元的入不敷出的现象又已出现了。这一点证明了，美元的这种入不敷出的现象实际上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的新结构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原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以上所述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观。
现在再来谈一谈那些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平行的发展。联合国最近的报告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比前几年稍稍缓慢了，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活动缩小的程度要比它们大得多，它们还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在这方面，根据苏联的统计数字，今年的生产有了意料到的增长，即超过了百分之七，达到了百分之十光景。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准备根据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参照我们各支部的活动，得出一切的结论。显而易见，形势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不过表现为通货膨胀的恶化和失业现象的某种威胁特别表现为工厂老板利用各资产阶级在遭到困难时经常企图用以扭转局势的那种手段来冻结工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人们得到充分就业的帮助已经惯于认为他们的要求可以很容易获得满足的时期之后——表明未来斗争的规模是很大的。这种结论已经从英国这样一个介于繁荣和衰退之间的国家的情况得到了证明。
至于说到目前的政治形势、即关于国家形势，那幺，按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国际关系绐终具体地以两个问题为中心：中东的局势和裁军问题。
让我们先探讨第二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说过：通过不断举行的讨论对裁军问题所达成的任何带有条件的妥协是无关宏旨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掩盖了——并且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掩盖掉——比以往更激烈地竞相以原子武器普遍武器武装起来的行动，因此我们不应该为这些讨论所蒙蔽，我们现在看到裁军讨论的明显的失败，因为苏联惊人地宣布它拥有定向洲际导弹，裁军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在裁军谈判的历史上，近来的几次讨论为双方的核爆炸所打断，可以说是最特别的。实际上这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裁军的讨论，而是在核时代和洲际导弹的水平上进行的实力的较量。十分明显，在开始有了这种技术发展的成就时，对方就只有一个想法：弥补他现在看到的他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差距，千方百计力求发现「绝对的武器」——所谓「绝对」，是说它能够摧毁对方，保证有效地抵御来自敌人的导弹——来超过对方。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现在又有洲际导弹，我们还会有反导弹的导弹。根据技术进步没有止境这一点来说，绝对的武器是一种幻想、一种虚构的想法。无论如何，由于发现了更加强有力的武器，裁军的讨论已经结束了，而这种武器目前掌握在工人国家、掌握在苏联的手里，无疑地将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形成产生异常强烈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中东的局势时，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了。
非常明显，使国际形势脱离原先的缓和状态的，一方面是苏联那边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中东在1956年10月至11月的事件。从那个时期以后，我们一直逐步地进入冷战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实际上比以往更剧烈的阶段，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苏联官僚机构在苏伊士战争期间以提出真正的最后通牒的方式所表示的态度；我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如此坚定的立场，声明只有由两个德国本身进行讨论并提出将社会制度不同的两部分组成一个联邦的计划，才能谈到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行动。它毫不含糊地向土耳其政府指出：如果它对叙利发动进政，俄国将进行干涉；由此而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将不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另外，它调动自己的军舰来监视美国原子舰队在地中海的动向，苏联陆海军将领变得十分健谈，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一旦叙利亚受到攻击，他们将调动他们的军队和舰队去保卫那个国家。
在苏伊士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约旦危机以美帝国主义对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原则、即在中东真正较量实力的想法。我们那时甚至说，当美国原子舰队在克里姆林宫反应微弱的情况下开往叙利亚海岸时，我们感到有点惊奇。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种软弱的表现是由于那时在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中间正在进行着两派的斗争。但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个不变的特征是，它不愿实行退却，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居中心而为两大集团的国家之间的对立所集中的地区。克里姆林宫对于叙利亚政变所引起的约旦政变感到愤怒，因此对方在中东的力量较量已经发展到了爆发的程度。
我描绘不出有关这个地区的形势发展的具体前景。我只能说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国时期的爆炸性质。在双方的这种实力的较量中，每一方都冒最大的危险、即引导它走向「深渊边缘」的危险。我们可以赞扬这些至今能够走近深渊的边缘而一致摔下去的特技演员的灵巧手段。但是这显然不是说我们能对时局的这种严重的爆炸性感到心安理得。我完全同意布尔加宁同志和比万先生的这样一些看法：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很难会只限于中东，局势——像赫鲁晓夫对比万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又特别紧张起来、我们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来理解和了解问题。
我想稍为详细地谈一谈世界某些国家的具体形势，但可惜没有那幺多时间。不管怎幺样，在这个讨论或在有关国际的活动的讨论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从革命前途的角度来看似乎最值得注意的某些国家的形势。在欧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形势；在远东，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在拉丁美洲，是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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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以前，我想解释一下正文末段所说的话，即：只有在现今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在未来的十年内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正文中对于经济和政治前途的看法才有意义。自然，这毋宁是关于一个理论概念的问题，因为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所处的时期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因为从那些可以说明这种性质的雄厚力量的角度来看，它们正在强调它们的彼此相反的发展。这是一个容易发生突然的变化、容易出现高爆炸性局势而把两个社会阵营间的决定性斗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对于未来战争的看法问题放在这些推论的框框里。在我们的运动中，或者可以说是从谈论战争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已经懂得这是我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抗拒世界革命进展的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现今的世界革命只有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比较尖锐和残酷的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确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世界。当我们谈到战争的威胁时，我们事实上是以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方式来谈论这种「威胁」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之所以出现，是先前的无产阶级的溃败所造成的局势的结果。那时的战争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失败。
现在我们走到相反的一面，即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削弱或崩溃、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进展才产生的战争。当然，用现代武器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凡是性格正常的人，即既非疯子又非虐待狂者，都不会希望或愿意使世界革命的胜利从原子弹的爆炸中出现。但我们的希望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的特征表现为到处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1950年，一般人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始终是无限的，可是从那时起，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首先指出，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变。从那以后，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思想现在已经十分普遍，以致有些人完全转到另一极端，认为帝国主义不再能够抵挡革命的进攻了。我们不能像和人打赌的人那样在工人运动面前表明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对工人群众负责，我们就不能告诉他们说：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世界革命实际上将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平退却而向前挺进了。相反地，每逢力量对比在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发生重大变化时，每逢世界革命在世界上有了重大的进展时，我们就看到包括武装抵抗在内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进展所实行的抵抗。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原子武器，这个斗争对于人类的前途来说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现在正造着越来越多的条件，可以使我们在帝国主义准备用武力来抵抗革命的进展时立即解除它的武装。
对我们来说，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到处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从而创造那种使帝国主义的抵抗尽可能地遭到削弱的条件。我们从来不认为「战争危险」是一条直线上的每天都在增加着的一种不断的过程。相反地，我们必须按照我所解释的方式来理解形势，把它看作经常会突然发生变化的东西；在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刻，在某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形势就会变成爆炸性的并提出战争的问题，只是为了经历某种可以持续一定时期的平静状态。当然，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考虑到最近的前途，判断我们是处在危险的、爆炸性的局势之下，还是我们暂时又进入了一个平静时期。
完全应当考虑到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直到现在为止限制了并且可以说是防止了双方不由自主地互相向断然的冲突挺进的趋势。
曾经起了某种遏制作用的，是已经持续了几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确实的改善，是害怕群众的作用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保守主义，再就是两个阵营对于核战争的畏惧。但是，同促使这些阵营互相对立并走向决定性斗争的一些较为深刻的原因相比，上述的遏制作用不过是相对的。
这只是说明了，尽管有着遏制作用的存在，为什幺这个历史时期经常被一些危机所打断，而这些危机势必导致高度爆炸性的局面，事实上把一场决定性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