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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斯大林主义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
（1947）
I. 俄国问题
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1. 三十年前，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政权，剥夺了剥削者并在旧俄国一切社会领域中奠定了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基础。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这只能算是革命的世界发展的一个起点。只有同具有先进技术基础和较高文化教育的中欧和西欧各国的先进无产阶级汇合，才能使俄国工人克服那些由于他们在一个生产力、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比重和工人阶级本身的文化发展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而产生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如果没有革命的国际胜利，代之而来的历史选择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是俄国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
过去三十年的演变清楚地表明，要在一个落后民族中建成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一种空想。在俄国，今天阻碍社会主义胜利的障碍比它1917年以来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多。但是与此同时，1917年10月以来被剥夺的阶级的政权并没有在俄国复辟，而且俄国不但没有沦为帝国主义的弱小殖民地，反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工人运动的任何其它派别都不曾预见到这种历史的变迁。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俄国问题的中心困难所在。
2. 用一个公式来总结苏联在这三十年间的演进方向，或者用“进步”或“退步”等抽象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国家的巨大发展、历史上最集权的警察专政、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压制、对一切独立思想的扼杀、文化水平的灾难性下降、对异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东正教教会的新的活跃、对只有在矿山和在工地才是与男子“平等”的妇女的奴役、在庞大规模上实施的强迫劳动——这一切同革命最初几年的苏维埃民主相比，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倒退。但是，根本铲除一切半封建的残余、彻底排除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掠夺、工业的飞跃发展、成百万不识字的落后农民被培养成为适应现代需要的工业无產阶级、旧城市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新城市的迅速涌现、电气和拖拉机的深入农村——同革命最初几年的半野蛮的俄国相比，这一切无疑是一种进步。这些互相矛盾的发展过程使人不得不谨慎地避免使用一切公式化的判断，以便更深入地分析今天的苏联社会并断定它发展的内在倾向。
3. 历史尚未对苏联作出最后定论。它的经济、国家政权和文化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远远还没有成为定型。它的社会阶层的构成遭到继续不断和迅速的变动。从沙皇政权下涌现出来，对十月革命记忆犹新，并曾在二十年前热烈地投入工业化道路的无产阶级已经让位给农民出身的新工人阶级，他们的巨大的创造能力正受着斯大林独裁的粗暴压制。今天的农民首先受拖拉机、集体农庄和放逐恐怖的影响，因此同俄国的旧农民只是依稀相似。由革命“投机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官僚分子正在形成一种多少是排他的社会等级，他们正想恢复旧统治阶级的风尚和民族主义的传统。
这一现象尽管复杂，却表现出两个显着特点。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全部生产关系，证明它具有比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到的还要无比强大的耐力。这次革命的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但是同时，在经济等一切领域内，在生产关系的范围中，反动和倒退的可能性已经显得比人们所能预料的远为广泛，远为危险。从我们的分析里应该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两种因素。
从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的最初几年中产生出来的苏联的目前形势，也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虽然苏联在战后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它既没有改善它的国内形势，也没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上改善它的国际处境。国际方面，官僚机构的掠夺和扩张主义政策丝毫没有改变由于帝国主义形成单一集团而变得对苏联更为不利的力量对比。在国内，经济恢复是经过强烈的、形成一种真正的危机的一系列冲突而完成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一方面，在俄国本身的无产阶级同复辟倾向之间，以及另一方面，在世界无产阶级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平衡，还没有遭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破坏。但是官僚机构已经表明它比任何时候更无能消除那破坏它的政权的任何矛盾。苏联的前途，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依赖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前途，而这一蜕化的工人国家的基本选择道路依然还是：要末向社会主义前进，要末向资本主义倒退
苏联的社会性质
4. 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行动，在1917年铲除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土地、地下资源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剥夺外国资本，開始自觉的计划化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本不相适应，因此不能依靠经济的自发发展。从历史上来看，这些生产关系，只能在工人管理生产以及无产阶级日益从经济的客体变成经济的主体这种越来越深刻的转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和发展。废除这种工人管理，把无产阶级完全排斥于计划制订之外，只能使已有的生产关系日益远离那些保证废除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演进在俄国已经根本改变了方向。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的意义正在日益缩小。这些生产关系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那不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他们的经济的“稳定”这一事实。相反，像在1927年和1937年那样，俄国的自发经济一旦摆脱了政治独裁的因素，今天还是会迅速导致手工业和农民小生产的优势，实现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完全的合并。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之所以得以保持，那是因为剥夺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不是以前的有产阶级或者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是苏联的官僚分子，他们的社会特权要求保持这些生产关系。正像二十年前那样，今天的政治专政成为阻止计划经济的全部崩溃，阻止小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的渗透，阻止外国资本进入俄国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官僚統治的形式下，这种独裁本身正在日益破坏作为它赖以维持的基础的生产关系。
5. 由于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动力，官僚机构曾能粉碎1927农民和新资产级的压力。随着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后退和俄国无产阶级因此而感到的疲惫和失望，官僚机构得以在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它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来丰富十月的胜利果实，使俄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初步发展。就这个事实来看，这个国家比沙皇俄国、天皇日本和希特勒德国，具有占压倒优势的发展能力。在这些事实面前，把赖以建成斯大林俄国的经济基础同那些骇人听闻的蜕化变质的社会表现简单化地等同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导致或者是把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是把“新剥削阶级”这些概念加以理想化。
但是在这同时，官僚机构没有能够保证生产的协调发展，减轻城乡矛盾，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要达到这些目的，经济本来应该首先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计划的目标应让由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自由参加来计算和管理，而经济的进展应该以群众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来衡量。但是官僚机构所保卫的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是把它作为他们自身的特权的基础，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的。在这些情况下，政权的维持不能不有赖于建立历史上最专制的警察专政。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同时也发展全部居民的需要，却只保证满足一小撮特权阶层的需要，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官僚主义政权用牟利思想、强制、专横和恐怖来替代作为计划经济动力的群众的革命熱诚、创造能力、批判精神和自发主动性，从基础上腐蚀了计划经济，越来越消除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新高涨的可能性。
6. 目前俄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如下：
一、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国家和经济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之间的矛盾。要维持这一生产关系就迫切地要求恢复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逐步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管理，而官僚主义的管理，使得受到官僚分子的掠夺（官僚分子就像从自己口袋里掏钱那样从集体财产里拿钱）和在生产力发展的越来越停滞不前的威胁之下的集体所有制，日益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可以从积累率的越来越明显的下降具体表现出来。
二、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那种经济的集中、协调和自觉计划性的傾向同由于官僚主义的经济管理不能满足需求而产生的原始积累、“平行”经济的形成和无政府倾向之间的矛盾。“由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显示出来”（托洛茨基）。官僚机构越是设法把全国的全部生产力纳入它的计划之内，生产力就越是逃避官僚机构的控制。庞大规模的盜竊，上百万工人、农民甚至技术人员的迁移，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市场的发展，这些都是这种倾向的最明显的表现。为了扼制这种倾向，官僚机构不再能用利益来号召，而只能使用恐怖手段。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全部社会生活的军事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准则的强制性规定，这些使俄国社会越来越具有等级社会的面貌。这个特点概括地说明官僚机构的反动性质，同时也说明它没有能力真正挫败它自己引起的那些瓦解力量。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关系的进步性质并不意味着别的，要推翻官僚机构根本不需要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俄国经济的进步性质，——在这个经济中，生产关系同官僚主义的管理越来越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由它的保证生产力发展（哪怕是不协调的发展）的能力所决定的进步性质，越来越有被官僚机构消除的倾向。这一发展过程应该予以绝大注意。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同时也是劳动群众对异常低的生活水平广泛不满的表现。在现阶段，群众既不能用公开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就用在生产上只使用最低限度的劳动量，忽视劳动工具的维修，一有可能就离去工作岗位这些办法来抗议官僚分子的特权和他们自身的贫困。
7. 1936年，托洛茨基曾给俄国的社会性质作出下列定义：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社会，在那里：
一、生产力依然远不足以给予国家所有制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
二、由于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表现出来；
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社会分化的基础；
四、经济发展虽然在很慢地改善工人的情况，同时也是很快地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五、官僚主义分子利用社会敌对情况，已成为一个不受约束、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入的等级；
六、在生产关系和工人意识之中，还保存着被统治党背叛了的社会革命；
七、累积起来的矛盾的演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抛向资本主义；
八、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官僚机构。这一问题将由两种有生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而得到最后解决。”
（《被出卖了的革命》第287—288页）
8. 随着过去十一年的演变，对这一分析应該作出哪些修改呢？
像以前那样，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还在产生社会分化；不过它还没有深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领域。但是官僚主义分子已越来越试图把他们的全部特权稳定下来，保持在一个排外性的等级的圈子之内。这是可以从新的继承法、新的有关家庭立法和完全排斥工农子弟得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等方面清楚地推断出来的。实行国家公债制度应该被认为是扩大和巩固官僚主义分子的那些特权的一种措施，它丝毫也不是一个什么“分享”由公债所构成的实际资本（相当于名义资本）所获利润的倾向。
原始积累的倾向已在农村中大为发展，并已通过合作社的工商业重新公开渗透到城市。在城市和乡村，私方招募职工的范围已越来越扩大，但是它的作用还局限于供应特权分子的私人消费需要以及供应市场需要的手工业生产。在广大范围上所实施的强迫劳动制表现为国家所持有的最后手段，用它来强迫劳动人民在国营部门付出他们的全部劳动。经济发展不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反而使它恶化下去，而只能维持官僚分子的特权。俄国的集体所有制不但没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在政治上不推翻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它越来越不足以保证新的经济进展。战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后退只是加剧了官僚主义管理所固有的那种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阻力的趋向。
社会革命还在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残存部分之中以及在先进工人阶层中保持它的生气。但是官僚机构通过对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那一代人进行肉体消灭的办法，成功地在群众中铲除对真正革命的回忆。来自农民中间而在凶暴的斯大林独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新无产阶级，现在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有本能的意识，对官僚分子的篡夺者有着无限仇恨，只有在俄国以外的一次强大的革命浪潮才能激起俄国群众的新奋起，带来一次新的革命淘汰。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无产阶级对它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意识。
我们对这一社会机体继续使用“蜕化的工人国家”这一公式，同时我们完全意识到有必要对这一公式给以详细明确的补充。事实上，不用一些繁杂的语句是无法对目前的苏联、社会作出确切的定义的。这一公式，同至今提出的其它公式相比，具有下列这一优点：它既强调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又强调它的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苏联的社会关系至今尚未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在今后几年里无疑也将不会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
斯大林政权的政策
9. 官僚主义分子已从一个不受控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等级，成为一个无法加以控制、成为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死敌的等级。它具有旧日有产阶级的一切反动特点、寄生性、浪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对被压迫者的残暴、对生产者的厚频无耻的剥削——却没有它们的进步特点：为了推行和保卫从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观点来说具有优越性的那种经济制度所必需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官僚机构顯得比没落的资本主义统治“更加稳定”的话，那纯粹是由于它为了自身的利益，成功利用了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比优越的生产关系。但是事实上，官僚主义分子这二十年間在俄国所处的地位，比较即使是最没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社会内所处的地位，还要不稳定得多。他们的特权并没有任何法律上或经济上的保障。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仅害怕丧失他们的特权，而且害怕丧失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性命；笼罩着特权阶层的恐怖是与压在群众头上的恐怖同样地沉重的。每一个官僚主义分子的成功既不取决于他的出身、他的财富，也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或工作的成绩，而是由那无法理解的等級专断性所决定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制订出它本身的意识形态，也不具有任何社会阶级都有的那种本能和特质，而且在它所经历的不断改变中，通过对它说来是接二连三的“清洗”的那些血腥的恐怖，它甚至在意识到它的本身作用以前就已经意气沮丧了。
斯大林独裁表现为一种波拿巴式的政治统治，它的职能是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框框内保卫官僚主义分子的特权。私人盜竊集体产品和集体生产资料的倾向曾经遭到斯大林独裁系统的打击和抑制，但是依然在那些最有便利条件的官僚主义分子阶層中出现。官僚主义分子处在独裁的重压之下，经常害怕外国干涉夺去他们的全部特权，他们的组织经常被粉碎，恐怖又使他们意志沮丧和分化，因此没有能力形成那种自觉的政治倾向，使他们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着与他们有利的方向重新建立起来。最强有力的离心倾向特别出现在官僚主义分子的中下阶层，他们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积累的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破坏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的危险，并不首先来自高级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变成“国家资本家阶级”的那种倾向，而是来自官僚主义的管理所产生的那些败坏性倾向，这些倾向有使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民和他们的活动逃避国家的控制和操纵的危险，而官僚机构却徒劳无功地竭力要把国家变成全能的国家。
在现阶段以及这个政治独裁的尖锐的社会的和国际的矛盾这些已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政治独裁的相对平稳反映出：
一、国际革命失败和斯大林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迷失方向和意志消沉；
二、农民没有能力站起来成一种有效的政治反对力量；
三、历史证明，官僚主义的复辟势力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等级利益的彻底的逻辑，以有组织的形式来反对斯大林。
10.斯大林政权的经济政策，十年以来完全取决于独裁政治克服危机的必要性；这种危机是由于积累率的下降趋势和维持或增加平均生产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所造成的。这就产生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工人们就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一样，被束缚在他们的劳动地点。稍为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劳动日实际上已延长到体力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最低的实际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之下，以便刺激个人生产量的提高。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失调、所有工业部门之间联系的松弛、通货膨胀的加剧、自由市场的发展、集体农庄庄员中百万富翁的出现，这些大大地减弱了官僚机构对全部经济生活的控制，并使越来越多的部門逃脱它的掌握。
在官僚主义的管理的框框内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开始直接破坏集体所有制。在手工业和轻工业方面，这个斗争是在加强合作社内私人占有的倾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农业方面，随着计件劳动制的实施而来的是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实际上分成小块，分给各户耕种，这就加强了重新使农业生产者同他所耕作的土地直接联系起来的倾向。集这些经验主义的措施的大成的是斯大林政权在“缓冲地带”实行的掠夺政策，它清楚地说明官僚主义没有能力在俄国经济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它同时试图使集体经济同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从而败坏了十月革命的残存果实。官僚机构现在是十月革命胜利果实在俄国的头号敌人，并在今后的年份内有把俄国集体经济引向彻底瓦解的危险。必须来一次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出现向社会主义的新进展，才能拯救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官僚机构的对外政策有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改变。大战以前，这一政策是以抵消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壓力為基础的，它运用了敌对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摇摆政策并在较少程度上借助于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这一政策的主观反映就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理论曾设想俄国生产力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之外的或多或少的逐渐发展。
作为第一流强国的德、日、意、法帝国主义的消亡和英帝国主义的极度削弱，使苏联官僚机构面对着业己多少成功地建立起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統一战线”的美帝国主义。这一统一战线根本不是建基资本家们对斯大林的“革命”性的“恐惧”，而是建基于为资本主义剥削重新开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市场的必要性。官僚机构最初试图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来应付这种新形势，给帝国主义提供帮助来压制在欧洲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内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革命愿望，来换取它在东欧的“放手”扩张（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政策）。它竭力设法建立服从斯大林的政府，越来越加紧掠夺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来巩固它的势力范围。
在全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度，很快就抑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在这同时，“缓冲地带”外的某些资产阶级（法国）“中立化”的企图也遭到可悲的破产。这就迫使官僚機构越来越在扩充军备和准备军事冲突方面寻找出路，尽管它同时指望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各斯大林分子政党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促使这危机的爆发——将使世界帝国主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一直瘫痪，并将使妥协成为可能。
但是从今以后，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在这段期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帝国主义真正陷于瘫痪的话，军事干涉就不可避免。在革命动员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头号障碍。同样，在这意义上，为了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争取一次新的俄国革命
12. “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是革命政党的一个战略路线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一战略路线必然有它的历史根据；但是在每一个具体形势上，应该探索以什么战术，在第四国际世界革命的总戰略范围内运用这条战略路线。这一战略的历史根据是从四点基本考虑出发的：
一、俄国的生产关系比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历史优越性；
二、由于俄国被排除在帝国主义市场之外，世界帝国主义客观上削弱了；
三、就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向后退一大步，而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并不构成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的失败；
四、有必要保存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条年。
在捍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时，我们并不把苏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相反，我们所想的是，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政策和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我们认为还值得保卫的一切东西的特久的威胁。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一切丑恶的表现，其中包括它在对外和军事政策范围内的表现，在战前就是我们保卫十月革命现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在苏联疆界之外，这一战略主要表现为争取世界的斗争，这是在长期内阻止俄国革命所遗留下的生产关系遭到崩溃的唯一有效办法。
德俄战争是在工人运动在欧洲已经达到后退和消沉的极限的时刻爆发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斯大林战争政策是反动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成为阻止在苏联立即重新实施资本主义和把这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遍体鳞伤的殖民地的唯一手段。任何其它政策实际上意味着让希特勒来完成无产阶级推翻斯大林的历史使命。德国帝国主义厚频无耻地消灭大批劳动人民，掠夺工厂、矿山和最肥沃的集体化土地，这就激发了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无比激烈的抵抗。这种抵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激起了欧洲廣大地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恢复。在这意义上，保卫十月革命遗产的政策在实践上己证实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完整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随着欧洲革命高涨的开始，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很快地减弱了。从军事形势转变为对俄国军队有利时起，俄国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和破产了的政策就成了十月革命遗迹的头号威胁。从这时刻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保卫苏联这一斗争在战略范围内的首要任务。如果把保卫苏联这一斗争从属于世界革命的斗争，那就使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鬥争更加势在必行，因为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构成主要的障碍。
如果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美国领导下发动的以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倘若苏联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限于军事行动，那么苏联的战败和毁灭将是肯定的。
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发生一次新的战争，苏联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地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致命敌人，这不但由于各个斯大林主义党的反革命行动，同时也由于克里姆林宫利用它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东欧的革命行动，而这在明天将在欧洲和亚洲的更大范围内重演。这就要求进行最大量的准备和最大的努力，来保卫将来的革命爆发，反对斯大林的反革命暴力。
从这些考虑可以看出，即使在发生一次战争时，我们还是继续坚决地在苏联境内进行斗争，争取政治革命和这一革命所包含的一切：推翻斯大林统治，争取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波罗的海各国等国家独立的斗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战略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不受帝国主义侵犯这一斗争，意味着更迫切地要求消灭苏联的官僚机构和它的反动政策。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这同样意味着，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任务可说是同在一切国家内加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完全一致，而在帝国主义阵线后方用军事手段来支持俄国军队的问题则将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如果某一国家遭到俄国军队的占领，将有必要坚定不渝，毫不间断地进行这一革命的阶级斗争，哪怕因而使革命力量会同俄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也不管将会给俄国军队在同帝国主义军队之间的战斗中带来军事上的后果。在一切情况下，不论在哪一国家之内，军事斗争的手段的使用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保卫苏联是与坚决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一致的。
13. 1944年以来的这种必要的转变，并未被整个国际以同样的老练和同样的灵活战术来执行。在这问题上，有必要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特别有必要强调下列各点：
一、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在于把“保卫”官僚机构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各种权术，“保卫”它在与国际列强逐鹿争霸中被迫同帝国主义所作出的暂时后退、暂时让步，看作是实施“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意味着在这些问题上谴责斯大林政策的反动性质，这一政策为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力量的集结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并使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心目中信誉扫地。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对官僚机构的任何一个罪恶都不能置之不能宽恕；官僚机构的政策是工人斗争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革命的最后堡垒”、“社会主义经济”、“工厂属于工人”、“工农政权”，这样一些用语，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使人对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性质产生错觉，从而使第四国际名誉扫地，应该从我们的词汇里彻底根除。
更有害的是那些庸俗和错误的用语，像“赤色法西斯主义”、“俄国帝国主义”等等，它们出自小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之手，同样散布混乱思想而无助于先进工人们更好地认清苏联的现实。特别该受谴责的是那些把官僚机构的政策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混淆起来的用语，把它说成有“称霸世界的趋势”，这些用语直接来自杜鲁门主义宣传人员之口。即使当我们需要复杂的解释，要求很大努力才能使工人们正确地听懂，我们也宁可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而不用那些比较简单但是完全没有科学意义，还给斯大林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帮忙的那些用语！
14. 官僚主义政权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消极态度。灰心的群众，由于看不到别的出路，就“容忍”官僚主义。战争本身更加强了群众对待斯大林的这种消极态度，好象这是一种“较小的害处”。只有至今还没有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才能使这种态度彻底改变。随着战争结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深刻倾向。群众对他们异常低的生活水平的不满情緒对官僚机构施加了强大压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较为“繁荣”的生活的接触，深刻地动摇了成千上万士兵对政权的忠诚。出现了新的一代工人，他们较少地感受到过去的沮丧和失望的压力。官僚主义分子的很大一部分中间阶层正设法不惜任何代价来摆脱恐怖统治和警察怀疑的恶梦。对这些阶层说来，美帝国主义比昨天的德帝国主义有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很快地形成了第三次俄国移民，其中包括被德军胁走，不愿再回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逃亡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在国外避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外交官。这种移民的形成是一种警报，它清楚地显示着群众对政权的忠诚正在开始迅速减退。在最近的这些现象和警察专政一切领域上的加剧面前，还要谈什么政权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运用最庸俗的印象派的概念而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标准，这标准恰恰指出独裁专政的压力是同它所要压制的剧烈化成正比例的。
15. 在史无前例地强大的镇压机器面前，工人反对派的逐渐发展，小资产阶级各种倾向的复辟分子在政治上的联合，都是极其不可能的，过去几十年的一切演变也证实了这一点。粉碎斯大林独裁的鐵板一块的力量，一方面来自机构本身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能由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缓冲地带”之外可能发生的一次挫折等等而突然表面化，而另一方面则来自群众仇恨在某种危机时刻，受到国际局势突然转变的鼓舞而猛烈地爆发起来。历史很可能同时提供这两种过程。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的第四次革命并不在开始时就有清楚的布尔什维一列宁主义的性质，而将是以工人和农民反对可憎的独裁统治的全面突击开始，然后有某些特权阶层参加进来。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在这次突击中运用政治分化政策，使斯大林的倾复有利于苏维埃民主而不利于复辟分子的意向。
“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意味着，在面临目前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倾复时，要耐心培养干部，使他们在下一阶段群众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并阻止官僚机构的垮台为帝国主义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開辟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跟昨天一样，我们仍然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工人斗争、一切反对斯大林独裁的工人反抗表示，使新生一代通过这些斗争，将能重新找到列宁主义的道路，将能通过长期的地下发展过程来培养现在已经开始的反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
16. 俄国布尔什维一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载入“过渡纲领”的下列任务：
“毫无疑问，苏联革命的新高涨将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打例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動！打倒苏联贵族和它的级别及勋章制度！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鬼活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正如过去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樣，现在必须把官僚分子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许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无法想象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彻头彻尾修改计划经济，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检查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庄员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保守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热月官僚主义分子进行的一切政治案件必须在完全公开、自由考查的条件下重新审查。伪造证件、证词的人必须给予应得的惩罚。”
如果不把依靠暴力和伪造维持统治的官僚主义推翻，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纲领。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复兴苏维埃政权，保证它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第四国际的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举行起义。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波拿巴集团！苏维埃民主万岁！国际社会会主义革命万岁！”
这个在苏联进行斗争的纲领，其大部分在俄国依然是有效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以纲领为基础，制定适应形势的具体发展的特定口号。
他们将首先要求俄国占领军从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立即撤退并实施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其中包括居住苏联境内，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切少数民族脱离苏联的自决权。
II. 俄国以外的斯大林主义
17. 在被蘇联官僚机构并入它的“缓冲地带”战略的那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也是在这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斯大林统治的反动特征的加深，同计划经济以及有效地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需要之间发生的永久冲突是何等严重。
苏联经济，在战争带来巨大破坏之后，空前迫切地要求把欧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和平方式合并起来，以便实现一次新的跃进。苏联被单一的帝国主义集团所包围，空前迫切地要求进行欧洲和全世界群众的革命动员，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则迫使它采取违背苏联基本利益的行动。官僚机构不是去促进东欧和中欧经济的大发展，却首先用各种形式的征收使这些国家论于破产，随后又对它们强加一种剥削的框框，在这框框内生产力的任何认真的发展都是注定要被窒息的（特惠税率、单向的商业活动、削除传统的市场、工业装备的不能交货，等等）。克里姆林宫原本可以推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动员，不费很大劲就可以在大多数这些国家内扫清濒临垮台的资产阶级，可是它却一开始就同最糟的反动派结成同盟，并通过那些反动政党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内粉碎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发展起来的革命高涨。
但是，正像在俄国那样，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维持它自己的地位的，纵然事实上他们本身的特权和反动的政策正在日益破坏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但是它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的行动依然还带有它自己的社会性质的标记，尽管它的政策具有反动的性质。
最初，官僚机构努力在同民族资产阶级残余合作的范围内，维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并逐渐控制它们的国家机器，后来，它在实现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时候，越来越遭到私营经济和在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抵抗。对这些障碍所进行的斗争，采取的方式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从政治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同时对私营工业越来越明顯地加以限制。。这个斗争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和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性质依然未动。因此，从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上，可以看到苏联官僚机构本身固有的矛盾充分发展了，这个统治既不能引导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又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按照这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意义来理解）。它在“缓冲地带”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恰恰就是它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下，相应于在苏联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
18. “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到处都竭力企求并接受同苏联官僚机构达成妥协。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他们不得不接受苏联官僚机构，认为同革命的胜利相比，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资产阶级在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成功地进行了联盟的转变，从而保证把政权从一批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另一批可以被官僚机构接受的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主要社会特权曾付出这样的代价：
一、在停战条约以及和约的条款内，答应官僚机构没收德国在这些国家内的财产并承担沉重的、长期的分批赔款；
二、组成合资公司来开发最重要的原料资源，等等；
三、从它的国家机构里清洗所有敌视苏联的分子，并把在军队、镇压机构、行政机构等等内的一系列关键职位交给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代理人之手。
19.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或者不如说，那些在俄国占领下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曾不得不在革命高涨和苏联占领的雙重压力下屈服，并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一部分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需要的（由于有补充资金、代替德国业主的必要，等等），另一部分则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所强加的。这种接受或者采取了自觉的妥协方式（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干脆是强制接受（南斯拉夫），这依当时资产阶级所尚有的相对力量而定。根据这一个因素以及群众运动的独立程度，斯大林分子能在不同程度上迅速占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些关键性地位。
20. 在整个第一阶段，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反革命性质。这一性质主要表现为：
一、斯大林主义党的民族主义的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些政党致力于妨碍、抑制和阻止群众的一切独立行动，同最反动的力量（罗马尼亚王室、芬兰的大资产阶级、保加利亚斯凡诺党1的半法西斯分子、波兰格拉勃斯基2的国家民主主义分子）缔结同盟；他们致力于粉碎由工人建立的并存的政权的一切核心，日益镇压一切工人的反抗表示、独立组织等等；
二、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俄国军队借助于恐怖政权或军事独裁，親自粉碎一切革命的首创行动；
三、苏联官僚机构经济政策对这些国家中的好几个国家的掠夺（赔款、合资公司、商务条约，等等），苏联官僚机構在好几个国家内建立的不同程度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
整个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努力开发“缓冲地带”的资源和取得对它的戰略控制，而同时在那里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传统形式下的资产阶级国家结构。
21.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机构的反抗隨着群众运动的低落而加强。这种低落是由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俄国占领的反动性质使无阶级意气沮丧而促成的，这也同苏美矛盾的加刻直接有关。“缓冲地带”的资产阶级知道得很清楚，没有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它是永远推翻不了俄国的监护的。但是苏联官僚机构根本不能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它自己联系起来那样，用任何方式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它不能向这些“缓冲地带”国家提供为恢复经济所需的资金或工业设备。恢复经济的需要越是迫切，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越是厭惡俄国的勒索。他们在政治领域上对这种勒索的反抗也随之加剧。在这同时，“国有化”工业的日益加深的困难、通货膨胀和财政上的紊乱、由于土地改革对富农有利而农业生产迅速集中在富农之手、投机事业的发展、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外汇积累、饥荒等等，这些都给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在当地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增加了困难，使他们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内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按期支付赔款、增加商业上的交换、增加合资公司的生产，等等）。
22. 面临这些困难，官僚机构被迫越来越坚决地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反抗的中心进行干涉。在资产阶级衰弱所不能进行真正有组织的抵抗时，这种干涉就限于使用警察行动或者纯粹的外来压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构不得不有限度地动员群众（捷克斯洛伐克）来支持警察行动，同时竭力把群众行动保持在它所能控制的狭小范围之内，并且立即转過來反对群众方面的一切“过火行为”。
这些干涉产生了下列结果：
一、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那些反对中心从政治生活中逐渐排除出去；
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建立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和它的“本国”代理人的逐步控制，在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方法：
把“苏联公司”和合资公司从这些国家的国家经济中分离出来。设法把它们同苏联的計划直接联系起来；
国有化的部门归“本国”斯大林分子控制；
通过原料的分配、價格的规定和控制、银行借贷等等来间接控制私营部门。
23. 由于它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非把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彻底破坏，就不可能把“缓冲地带”国家确实合并到苏联经济之内。这样的破坏已经在波罗的海各国、东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卡累利实现。在这些国家内，以资产阶级（已经非常弱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为一方，以官僚机构为另一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斯大林分子对群众运动控制的程度，这些因素决定了这种破坏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也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把相当于半个欧洲那么大的“缓冲地带”各国的结构按苏联那样改造，那是不可能的。官僚机构被迫对私营工业部门加以越来越大的限制，但是它是根据每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刻内的现状而进行的纯经验主义的赏试，而且丝毫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这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行动的理论根据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缓冲地带”国家的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所采取的一切立场，它们全都肯定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力量对比的某种特定演变，会使“缓冲地带”的这一或那一国家有必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造，我们不能事先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直到现在为止，逐步限制私营部门的政策并不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苏联官僚機构实施的那些特殊的剥削形式，构成走向这种改造道路上的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
“缓冲地带”国家的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在下列因素上：
一、无论哪里，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摧毁，也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剝夺（除了被划在“通敌分子”一类的某些人）。
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官僚机构进行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剥削（合资公司、苏联股份公司、特惠关税的商业条约，等等），就官僚机构的社会性质而言，这些形式虽然是特殊的形式，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范围内却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三、广大的资产阶级，在辅助性轻工业部门或在分配部门依然存在，這些部门一共雇用着几乎占全国半数的劳动力。私营部门通过多边商业关系和银行借贷等继续分享国有化部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四、国有化部门本身继续保存资本主义的结构（损益账、货币的功用、会计制度、保持个体成分，等等）。
五、由于苏联没收的德国财产甚至根本不受“本国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的控制而在其它经济部门之外独立经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了。这一个事实，再加上“缓冲地带”国家保持着狭隘过时的国家疆界，使得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所有制的性质这个因素姑且不去管它。
六、任何外债都没有废除。外国资金没有被剥夺；凡是被收归国有的外国资本的财产，都已缔结了或正在缔结赔偿协议。
七、土地并没有国有化；在这些国家里，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决定性比重的是农业，它依然全部保留它的资本主义结构。
因此，“缓冲地带”国家的特殊性在于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已经给资本主义经济确定了一个方向，使之首先符合官僚机构本身的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是过渡性的。它势必导致或者是官僚机构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后退，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彻底摧毁，但后者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和取消官僚机构在這些国家内实施的特种剥削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24. “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因为它的结构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官僚机器并无一处被打碎。斯大林分子只是占据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某些层次。
二、因为它的职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国家所保卫的是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所保卫的那种所有制，纵然有各种混杂的形式，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苏联官僚机构过去和现在都被迫保持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还不但因为要想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就非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革命不可；而月也是因为它要维持它对这些国家工人的特种剥削。当苏联官僚机构被迫在潜存的双重政权的机构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委员会）进行有限的群众动员时，它总是既用行动也用宣传来强调，这些机构的职能并不是替代国家机构，而只是支持国家机构。
“缓冲地带”的国家，一面保持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极端形式的波拿巴主义；这是因为，斯大林化的国家机器不但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势均力敌和逐步屈服而取得了对这两个阶级的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它同苏联国家机器紧密联系着，而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苏联国家机器现在在东欧具有决定性的分量。鉴于“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要想在这些国家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条件就是要把官僚主义机器彻底打碎。
“缓冲地带”国家内的革命战略
25. 第四国际应该据以制订它的革命战略的“缓冲地带”国家的政治形势，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一、在这些国家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分子的警察专政（芬兰除外）；
二、资本主义在战争结束的翌日的异常虚弱，到处促使保守分子阶层退向中间派的组织中去（农民党）；
三、斯大林分子的反动政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意志消沉，促使了工人群众从政治舞台上后退，大大地打乱了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在1944年意志消沉的资产阶级各阶层恢复对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的信心，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引向极右的组织中去。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议会方面或在合法政党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对比的图景是极其不真实的。现有的那些联合政府的主要支柱，依然还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力量和影响。只有在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中过去通敌分子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维持自己的政权。在别的国家，这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代表就是农民党——则在斯大林分子的恐怖铁锤和为直接重建战前政权而斗争的保守力量的铁砧之间粉碎了。
26. 群众的精神状态是受两种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关心所支配的：
一、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坚决反对回复到战前情况的任何企图。一般说来，他们都热烈地接受了1945年的改革并且幻想在这些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有可能重建国家。
群众深怕反斯大林分子反对派的胜利意味着回到以前的情况，而正是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瘫痪了他们的努力并滋长了他们的消极被动。贫困以及对纯椊经济问题的集中关心，也在这方面起著作用；
二、群众对斯大林化政权的独裁倾向和对官僚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敌视日益增长。最先进的工人阶层（在波兰、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反对那些旨在压制对私人雇主和国家雇主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表示。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试图在革命政策的范围内支持这些群众的正当意向，这就有把广大劳动阶层抛入消沉和屈服之中，把“活动分子”中在政治上最模糊的那些人推到民族资产阶级保守阵营中去的危险。
27. 因此革命先锋队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于群众的这两种基本关心的政治路线。
一、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坚决地在一切为保卫生活水平和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他们应该站在那些旨在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出版等等自由的任何限制提出抗议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最前列。他们应该提出为从这些国家撤退俄国军队而进行斗争必要性，並把这一斗争放在整个欧洲革命纲领的范围之内，以便让这些国家通过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自由合作而重新建设国家。
他们应该把这一斗争同对俄军士兵所作的经常工作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同被占领国家的工人友好，向他们解释，在这些国家内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比俄国的军事占领和因此而引起的对苏联的仇恨更能建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壁垒。
二、布尔什维—列宁主义积极分子同时应该以最坚决的方式宣告，反对任何向过去局面的倒退。他们必须经常提醒群众，警愓反动力量的出现和发展，并清楚地揭发斯大林分子对这种局势应负的责任。如果反动复辟分子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指使下发动政变，企图复辟旧政权，他们应该动员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粉碎那些一定会在国内建立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的力量（例如希腊）。在这种情况下，对资產阶级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革命动员，将很容易地铲除残存的斯大林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采取行动和缺乏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独裁才会在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失败后增强起来。
这一政策同“第三阵线”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这是一个积极干预的政策。
在以工人和贫苦農民为一方，以斯大林机构为另一方的斗争中，我们的政策是站在工人方面进行积极干预。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给予现政权方面的。如果反动资产阶级武装进攻现政权，我们的政策将是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資产阶级。这将是同时清算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独裁的最可靠的方法。它保卫群众的历史利益，并在任何地方都着眼于把每一个局部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一政策同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丝毫没有矛盾。它只是在实践中运用了下列两点而已：
一、俄国占领的反动方面远远超过进步方面；
二、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是从属于国际革命的利益的。
28. 但是，这两个相互结合的政治任务只能在下一阶段才能提到行动日程上来。目前阶段是“缓冲地带”群众正在后退和迷失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先锋队有下列雙重任务：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干部，准备在正在到来的浪潮中进行有效的干预；通过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每次斗争，使这些干部和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阶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些国家，工人的政治生活今天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分化是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倾向而错误地形成的。因此，最积极的反斯大林派工人被那些正在设法同资产阶级“左翼”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吸引过去了。“缓冲地带”国家内，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责任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建立一种革命倾向，来同时对付投降资产阶级的人和投降斯大林主义的人。只要这一倾向保持着如上所述的正确面貌，它就将成为把所有厌恶斯大林主义的先进工人都吸引过来的一个磁极。
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说，他们今天所关心的是国营部门的那些经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基本路线应该是向国家雇主进行斗争以捍卫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在这同时，哪怕只是在宣传中，也必须提出同彻底解决目前问题相联系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是说，要提出一个过渡性要求的綱领来动员这些国家的群众走上无產阶级革命的道路。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提出下列要求：
取消和约、赔款，等等；
由被占领国家的工人没收一切“苏联的财产”；
工人管理生产；
剥夺一切大中资产阶级；
把工业、银行集中在托拉斯和国家银行手中，实施真正的计划经济；
剥夺外国资本；
工厂厂长由工人选举；
把厂长的工资降低到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人可以撤换厂长；
在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积极参加下，制订符合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计划。
29. 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经济生活民主化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内提出的，它既不同于“殖民地国家”，也不同于官僚主义化的苏联社会。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同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的剥削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应该成为决定我们战略的基础。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有必要在战争时用最严格的失败主义来对待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样从这一性质出发，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毫不寄托以任何“进步”的使命，对那些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独立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存任何希望。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群众在反对警察统治、掠夺、压制工人自由、加强剥削劳动者的斗争道路上的每一具体行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刻也不中止我门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根本不是群众斗争意志即使是模糊的“表示”，事实上是冲淡和粉碎新的工人高涨的工具。
同样地，我们不指望俄国占领军或纯粹反动的斯大林化的政府剥夺资产阶级、建立对外贸易的真正垄断、有效地取缔投机倒把和黑市。我们呼吁俄国无产阶级士兵不要受官僚机构利用，成为罢工的破坏者和反对工人旳宪兵。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行动上，希望他们在铲除苏联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内设置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和工具时，同时也把资本家依然保持的权力铲除掉。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支持劳动群众在反资本主义斗争道路上的每一个向前推进的要求的同时，经常要他们警愓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组织的反革命和反工人性质，而且我们始终不渝地认为有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必须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寄托希望于美国的干涉，斯大林分子把赌注押在俄国的力量上，针对他们，我们则提出保卫群众利益的独立的战略，它的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力量。因此，我们战略的根本目标仍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共和国。但是如何在战术上运用这一战略路线，就取决于具体情况了。
30. 在东德和奥地利的斯大林政策是官僚机构在“缓冲地带”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最明显的表现，而这种反动作用又是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使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逐步不发生作用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所有占领这些国家的列强中，斯大林俄国对待德国人民和奥地利人民最为野蛮。工业设备和劳动力毫不容情的迁出、对平民的掠夺、强奸和绑架、把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无耻地置于官僚机构利益之下、在奥地利不断发生的反民主的专横行为，以及在德国东部地区迅速建立事实上的独裁政权，这些都使劳动群众打开了眼睛，看出官僚机构的真正性质并激起了一个空前猛烈的反苏浪潮，以致不但斯大林运动受到损害，连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受到损害。坚决制止对德国和奥地利群众所犯的罪行、毫不含糊地要求立即停止拆迁任何装备、把一切日用品生产留在德国和奥地利、取消一切赔款协议、把全部“苏联财产”移交到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手中，这些构成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前提，而只有一个革命政党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充分利用群众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
斯大林分子政党的性质
31. 由于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自由意向被抑制，批评精神被窒息，最有文化教养、最自觉、最有独立精神的分子受到排挤的结果，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已经把这些政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这些政党本来是遵循着错误程度不等的“中间”政治路线（这反映着斯大林领导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动摇不定）的革命政党，现在已经变成以为苏联官僚机构的外交策略服务为惟一任务的组织。从这一事实来看，斯大林分子的领导，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一样，也是“反革命的”，它要用一切手段来阻挠群众革命运动旳爆发或胜利发展。但是，当人们使用下列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这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同那些社会民主党一样，也仍然是——十分蜕化的——工人政党：
一、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把它们看作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
二、资产阶级把这些政党看做是“阶级敌人”的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政党是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
三、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本身也意识到，要以有效方式来完成其任务，就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并保持他们的信任。
32. ——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在战争结束时的异乎寻常的高涨，只能把它放在工人运动的高潮的范围加以考虑才能了解。就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他们之所以从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或者从政治上的消极转向斯大林分子政党，那是表示他们走向激进化的第一阶段：
一、在这些阶层看来，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依然是革命传统的代表；
二、在二十年间，群众已对斯大林分子下级干部的忠诚和勇敢有过经验。群众在一切阶级斗争过程中都曾和他们经常保持接触；
三、群众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物的阶级背叛还没有亲身的经验（这需要长期的政治经验）；
四、在群众的抗敌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积级分子的主导地位——首先表现为比他们的机构有更大的团结一致、更强有力和更有活力——以及苏联抵抗帝国主侵略的胜利，都曾使群众充满新的幻想，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可能进行社会大变革。
33. 但是，德俄战争的爆发对全世界斯大林分子政党来说，是它们政治上的一次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从这时候起，这些政党成为“神圣的全国团结”和“为战争而努力”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它们的宣传抛弃了阶级语言的任何外表。最卑劣的沙文主义竟成了一条“路线”。在殖民地（印度等等），共产党成了帝国主义的最有效的代理人。在东欧各国，它们成了纯粹是保守党人政府的喉舌，其任务是扼杀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活动的意念，同时在资产阶级同官僚机构保持的“现状”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
在西欧国家和在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内，共产党成了高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重演他们在西班牙革命时所起的超诺斯克3作用。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表现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已成为工人运动中最有效的反革命因素。从斯大林分子方面来说，这反映了苏联官僚机构的根本需要，即：
一、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二、利用它扮演的“资本主义救主”这个角色，来从资產阶级那里换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上，特别是外交上的让步，
三、深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从而占据“战略”地位，使之在发生帝国主义反苏战争时保持中立。
这种转变是斯大林主义政治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时候起，那些共产党所追求的目的越来越纯粹是对资产阶级进行讹诈，以便使它采取中立的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倾向，同时保持斯大林分子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所“占据”的地位。斯大林分子的政党变成新改良主义政党，所不同于改良主义政党的只是它们同苏联官僚机构的联系。正像所有旧改良主义政党致力于把工人官僚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一样，斯大林分子政党致力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同全世界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通过时局的动荡不定，可能会在这一根本方针的范围内发生或右或左的转变。除非美俄战争爆发并事先粉碎了群众運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回复到可同1939—1941年相比拟的假革命的方针。只有在不冒挑起一次真正的工人起义的危险时，斯大林分子才会拿起武器来。只有在使用“革命”语言不致冒当真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时，他们才会重新用“革命”语言講话。
34. 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实施新的外交政策而在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内产生的这种根本转变，同样也从这些政党的社会成分和征募党员方式的改变上得到说明，并在这些政党的完全新的理论基础上表现出来：
一、从1944年起，斯大林分子政党第一次深入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去；在这同时，资产阶级思想也第一次有机地深入到它们的行列之中。随着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开始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它所要保卫的“特殊”利益，它的政策的改良主义性质也就必然加深。在1939—1940年，斯大林分子的机构差不多完全效忠于克里姆林宫，因为它们的全部利益是和苏联官僚机构相联系的，它的独立程度现在比起那时候来当然是更大了。斯大林官僚机构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既越来越尖锐，克里姆林宫就有必要对“各国”斯大林分子政党的领导进行更加直接的控制。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这机构内会出现很大的裂痕，因为这些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都意识到只有同苏联联系，才能使他们有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起“独立”于其它改良主义流派的政治作用；
二、从1941年起直到1945年，这些共产党吸收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农民等。它们从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时候起，就集中努力在这些阶层内吸收党员（在“缓冲地带”内吸收富农，在法国“保卫产权反对托拉斯”，等等）。力量对比的改变，无疑地会促使小资产阶级退向右翼方面去，这将会削弱这些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的一翼，并将促使它们采取典型的改良主义倾向，用加剧右倾宣传（沙文主义、保卫国家主权、保卫中间阶级等等）来“重新掌握”这些已经失去了的阶层；
三、这些共产党在党员成分和政策上的这些变化，在它的新的理论基础上也得到表现。这些党现在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即阶级斗争正转移到国际列强斗争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以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一方，同以英美集团为另一方的斗争范围内。一个国家只要被拉入苏聯的势力范围内，就能通过进步的、和平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作为毁灭资本主义的最有效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过时了”。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那些国家中，还因为国际力量的对比，这一途径已经“走不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在那里致力于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应该包括一切阶级，开始以争取这些国家的中立化为目标，然后争取把它们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新理论，构成这些政党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最明显、最无耻的招认。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35. 正像托洛茨基过去曾正确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比作一对“孪生明星”那样，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力量和世界帝国主义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群众意识上所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随着美帝国主义加强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敌对，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反对“本民族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运动，群众必然倾向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和斯大林分子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和革命的力量，而继续给以多少是消极的支持，即使他们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阶级合作的叛卖政策已经有过初步体会，也将是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群众——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之下的群众——把“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看成是可恶的斯大林分子独裁的现成的替代物时，他们将会倒流到替帝国主义服务的那些“民主的”和社会民主的组织中去；战争将结束时，这些国家内的这些组织已经完全丧失群众的支持，到那时又将取得新的群众基础。
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所以曾是“孪生明星”，只是因为他们出现的历史时代是工人运动低潮和停滞的时代。新高涨的时期，由于它本身发展的逻辑，具有一种力量足以破坏那使人类的生存有毁灭之虞的恶性循环。只有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斗争的扩大和普遍化，群众才能同时积累他们的革命经验和革命动力，而这些正是他们为摆脱斯大林分子的影响，同时又加强他们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所必需的。我们的远景完全建立在阶级斗争必将最后战胜斯大林主义这样一个考虑的基础上。但是，很明显，从现在起，建立一个扎根于群众中间，受到群众重视的革命政党这样一个主观因素，在把工人运动从斯大林分子的脓包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一解放又是无产阶级从腐朽的资本主义中取得革命解放的必要条件。
36. 不论是殖民地国家或是法国的最近例子清楚地证明，从现阶段起，斗争中的工人有可能在一定限度上越出斯大林分子机构设下的轨道。但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这种越轨必然还是有限的：
一、斯大林分子政党，通过它们的施政行为，虽已“磨损”，但还没有到必要的程度；
二、由于资产阶级加强了对它们的敌视，它们有着更大的施展手腕的余地；
三、它们曾能把革命俄国所用的一系列口号和改良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改良主义“恢复青春”；
四、还没有一个被群众认为在行动中有足够的实效来真正替代共产党的革命政党；
五、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只是在经济领域中（冻结工资、生产第一、破坏罢工，等等）意识到斯大林分子的背叛。
在这些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组织的更大规模的越轨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合而为一的。革命的积极分子应该通過在一切工人斗争中、在一切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运动中的坚持不懈、明智和耐心的干预，逐步获得最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信任从而成为下一次革命浪潮的真正的新的领导。他们只有在以他们的真正面貌出现，使群众决不致把他们误为“左翼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这一角色。
37. 因此，在“缓冲地带”国家以外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经过下列各阶段：
一、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毒化工人阶级的思潮，需要进行经常的斗争，其内容首先是摧毁群众对“缓冲地带”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觉。在这同时，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战斗手段之一，就是耐心地、以群众所能理解的、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础（阶级斗争、国家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工人民主的原则、国际主义，等等）；
二、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占压倒之势的组织中去，首先是深入到工厂和工会里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夺取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优势影响的斗争；
三、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需要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反工人政策进行非教条主义的而是有教育意义的并为群众所能理解的经常性的揭发；进行革命的宣传，使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叛卖性质；进行不倦的鼓动，争取在一切阶级目标上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进行宣传，争取在适当情况下并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条件下，结成统一战线；
四、第四国际應该通过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经常的斗争，来反对作为斯大林分子谋杀犯工具的秘密警察。斯木林分子利用一切社会危机，试图暗杀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积极分子或工人运动的其它反斯大林分子的人，从而在肉体上消灭所有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领导的干部（西班牙、希腊、越南）。应该经常揭发秘密警察的全部罪行。应该用最大的警惕性来发现斯大林分子进行新的犯罪准备并加以暴露。应该最广泛地动员各方舆论来反对这些罪行。第四国际也必须学会细致地、全面地采取一些必要的自卫措施。为了对付秘密警察冷酷地使用的那些暗杀办法，应该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
38. 从历史上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有赖于它及时摆脱斯大林分子的监护的能力，以免帝国主义把无产阶级同苏联一起粉碎。
第四国际体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必要性。它对现世界的分析建立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是在没有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正在同时瓦解。第四国际的进程是，走向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当前群众斗争的发展阶段上，绝不容许进行任何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或苏联官僚机构的战斗。不论在“铁幕”内外，我们的政治路线取决于被压迫群众当前和历史的利益，是一条被压迫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路线。因此，对我们说来，希腊游击队同索福里斯一查达里斯政府的斗争，基本上不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站在“缓冲地带”的工人群众一边，反对斯大林分子政权，并反对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从这一阶级斗争的无比重要性出发的，把它看成是政治演进的决定性因素。
III. 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
这一讨论的历史意义
39. 最初在托洛茨基运动中，现在在全世界工人和资产阶级舆论中进行的关俄国问题的讨论，它的特殊重要性是由于俄国社会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以及它现在在国际关系上所占的头等重要地位而来的。“俄国问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中所占的重要性，反映了十月革命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斯大林独裁在世界事务中的政治重要性。
但是在革命工人运动的内部，俄国问题的歷史意义远远不止于对俄国和斯大林现象本身进行一番解释。从“左翼反对派”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斗争时起，这一讨论的目的，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下，在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倾向。
40. 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十九世纪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演变的反映。只要“运动”似乎能经常给无产阶级——首先是给工人官僚的新禄蠹们——带来新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就会在工人贵族和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最心滿意足的价层里激起很大的共鸣。
今天的修正主义深深地浸透着小资产階级的悲观主义，这是过去三十年灾难性的不断失败、苏联的骇人听闻的蜕化以及当代世界的野蛮倾向的反映。只要决定性的革命胜利还没有在一个先进的国家内取得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只是当切合实际的思想和实力相结合的时候，才被切合实际的思想的力量吸引过去——那么把苏联的蜕化看成是并非许多形势因素的产物，把工人运动的低落看成是“已成定局的历史现象”这种错误思想，势必在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老一代工人中最灰心失望的阶层中间拥有相当大的市场。
今天的修正主义，经常是在“俄国问题”的讨论上集中表现出来，这也并不偶然。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在一个坚决的革命政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实际例子中汲取巨大的力量，而所有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只能用工人国家和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反对十月革命的经验。
41. 今天的修正主义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极端平行地表现出来的，总的说来，它是以下列一些慨念作为特征的：
一、俄国工人国家之所以蜕化并不是由于一些形势的特点（革命的孤立、俄国官僚化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政党）所固有的性质，或者是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性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二、俄国官僚机构的独裁并不是最后将被证实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纯粹偶然阶段的历史“意外事件”。相反地，它是人类历史发展（或者是人类向野蛮状态的堕落）的必然过桯；
三、1923年至1939年间工人运动之所以低落，并不是由于革命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这一阶段还没有足够的革命先锋队（这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反映着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或者没有能力选择革命的领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42. 这种修正主义的“反斯大林”性——这是帝国主义压力在美国的产物，充分体现在伯恩赫姆（《管理人员的革命》）4以及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言论中。他们运用上述那些概念，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苏联的官僚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其统治将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经历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等等，有相似的国家控制）；
二、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预见到这种新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完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作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已被证实是一种空想并且已经破产。应该制订出“新的”社会改良的最高纲领。到现在，这些“新纲领”已被证实为向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倒退——就麦克唐纳来说，这已经是一致公认的了。
这种修正主义“新斯大林”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在法国的产物，充分体在贝特罕姆、马丁纳5之流在《国际评论》上的言论中。他们也把上述那些概念运用于当前国际形势，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内部的一致，缺乏技术文化，在取得政权后，必然经过一个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阶段。历史的进展是由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官僚分子）来保证的。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这些特权；
二、在帝国主义衰落时代，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思想上都停止发展而后退，以致它的力量日益削弱，它的社会结构日益腐烂。1918—1923年各国“经典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已经过时。面临着无产阶级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上的这种无能，人类没有别的进步道路可走，只有尝试“参预”苏联官僚机构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的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制订一个新的最低纲领来缓和这一过程的剧烈性质。
修正主义的这两种平行表现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十足的修正主义倾向在革命运动中是没有它们的地位的。但是在我们队伍中在俄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错误观点的深处，也出现这些倾向的某些特点。重要的是，首先要揭露这种修正主义苗头的内在逻辑，使它们的拥护者们意识到这种逻辑对整個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后果。其次应让仔细区别那种竭力把自己局限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时代这一范围内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以及趋向于全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
国家资本主义
43.“国家资本主义”存在论的拥护者，一般都竭力把他们的觀念保持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个范围之内。他们支持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策略。他们并不怀疑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也不怀疑以阶级斗争和工人斗争的经验为首要依据来建立革命政党的可能性。但当他们把苏联说成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邏輯地认为苏联的现社会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写照”，并像伯恩赫姆那样强调俄国和俄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化”倾向的类似性的时候，他们的修正主义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以一些表面的和形式的类似为基础的，既完全曲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远倾向，也完全曲解了十月革命这样一个彻底的天翻地复。
44. 那些类似之处主要如下：
一、苏联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资料国家化倾向之间的类似。
这个例子最鲜明地说明了这种类似的形式主义性质。事实上，在俄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通过工人国家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剥夺，来消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是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资产阶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付给赔偿——是有利于大垄断资本的。俄国的“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滅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特别是在德国和在美国——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灾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独立性，使他们完全服从垄断资本。这两种过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表现“剥夺垄断资本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倾向而且表现出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使直接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垄断资本更强大和更富有；
二、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世界市场的分割倾向同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对外贸易垄断之間的类似。
事实上，关税保護政策和“自给政策”倾向是战争经济的内容，是没落资产阶级的危机的缓和剂，并不使这些国家免于外国资本的剥削，相反地，这些国家越是致力于“自给自足”，外国资本的利润越是增加。“自给政策”实施到最高潮时，资本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给美国资本带来了最大的利润。至于苏联，这是一种彻底消除外国资本对本国的剥削。世界市场对它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只起间接作用；
三、垄断资本固有的“计划化”倾向同苏联计划经济之间的类似。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垄断资本的国家“计划化”就是“人为地限制某些部门的生产并同样人为地用巨款来建立别的部门”，它是“国际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混乱，国内范围财政制度的彻底动摇（这是实施社会主义计划化绝对必需的条件）的产物，而那种不经常的调整的代价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下降。”与此相反，苏联的计划化虽然远不是一种协调的计划化，却实现了巨大的和真正的经济进步，发展了所有各部门的生产力，而且至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初期，提高了千百万男女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需要。
两种倾向的质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以利润作为经济的调节器，把“计划”和全部经济不是从属于抽象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是从属于垄断资本家的具体的和特定的利益，而苏联计划经济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推动力，恰恰因为那里彻底消灭了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并开始由思想觉悟来代替利润作为调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这种替代进行得还很笨拙）；
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为生产而生产”同苏联生产力（首先是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之间的类似；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所起作用的类似，等等。事实上，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不当的问题。从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假设出发，主张这种理论的人用价值法则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字眼来说明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奇迹般的发展，首先是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过渡时期社会的特征。而“价值法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或者依然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在俄国，“价值法则”当然适用，而以1917年以来从未停止适用过，但是那种适用跟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样。价格并不是由利润的平均率决定的。货币已不再具有變成资本的性质。这些错误观点都是由于对阶级完全消亡和真正达到共产主义之前，在所有工人国家都将存在的过渡经济的特殊形式根本没有進行分析而产生的。
45.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指责我们，说我们是“经济主义者”，说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国有化财产拜物教”这种指责是荒谬的。实际上，我们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英国、法国、“缓冲地带”国家）同俄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以剥夺和摧毁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以及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为其顶峰的全部天翻地复的变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应该给我们解释解释，既然官僚主义分子保持着摧毁了资本主义才产生的所有制关系，既然他们自己消灭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怎能构成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他们应该解释解释，如果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没有新的社会革命，怎么又出现了十月胜利果实的破坏？他们应让解释解释，他们怎样把苏联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德帝国主义在它占领的苏联地区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以及苏联官僚机构在它重新占领的地区和并入苏联的各省内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又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调和起来。在所有这些点上，这理论明显地表明它没有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苏联生活的现实。
46. 但是这一理论最明显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它对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看法上。他们在这问题上设法把革命战略的需要和他们理论的结论调和起来。革命战略需要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斯大林分子政党是蜕化变质的工人政党这样的看法，而他们理论的结论则把斯大林分子政党看成是资本主义——法西斯强国的代理人。这种调和论得出一个荒谬的结果：斯大林分子政党从他们夺取政权之时起，这一个“觔斗”以工人政党翻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种理论无法把激进的群众纷纷涌向那些竟是资本主义强国代理人的政党这样一个现象，说成是革命高涨的标志。单单这两点就再明顯不过地驳倒了这个理论。
“官僚集体主义”
47.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集体主义”。赞成这种理论的人，比起那些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倒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清楚地认识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能够了解资本主义在苏联的渗透在生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方面产生的变化以及它后来的倒退。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却并不只停留在俄国问题上。他们不但被迫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观点整个推翻，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基础全盘表示怀疑。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必须要求他们对自己应该多讲点邏辑。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那样——，也只有那些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麦克唐纳、伯恩赫姆之流）才能直言无讳地说出来——，官僚集体主义之说的合乎逻辑的推论，那就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空想。
48.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里，阶级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观的存亡就在于这个基本观念。由于这一缘故，它是十分肯定，十分明确地被界定着的。把这种界说运用在官僚分子身上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就是把官僚分子看成是不具备历史上其它阶级的任何特征的一个“阶级”：
一、历史上每一个阶级的特征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在历史过程的某一特定阶级——中的独立的、基本的职能，取决于它本身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根基；
二、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中包括在历史倒退时期产生的，以保卫技术知识为其职能的那些阶级。每一个阶级各自代表着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特定阶段，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三、历史上的每一个阶级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构，担负着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职能；
四、历史上每一个争取政权的阶级——更不必说，每个统治阶级——都意识到它担任的角色，有它的意识形态和它本身的特定标志，而在组织上已经取得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并竭力把这种稳定性传给它的后代；
五、按照马克思，任何社会组合显然都不能只以他们的优厚收入、他们的政治特权或他们的垄断（对教育等等）为基础而成为一个阶级。
显然，苏联官僚分子只具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足以构成一个阶级的一些特征。它丝毫不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体”而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赘瘤。它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根基，它的地位纯粹是从分配中的特权得来的。它丝毫也不代表历史上的“进步”，而是破坏和腐蚀由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所代表的进步。它丝毫也不代表所有制发展的任何阶段，而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关系。它并没有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俄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被寄生组织败坏了的社会，关于这一点的最好的标志，那就是与一切剥削社会的情况相反，俄国经济的稳固性不是同官僚分子特权的发展成正比，而恰恰是成反比。
49. 如果把阶级的特征老老实实，前后一致地运用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就只能得出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结论。如果官僚主义分子的确是一个阶级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中的官僚机构阶段是一个历史必然，而无产阶级还没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这正是伯恩赫姆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正是在革命运动中拥护“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人们还不敢引申出来的结论。他们指出官僚机构的“独特”性质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试图以此闪避他们的看法的这种基本矛盾。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提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集体所有制“时代”——倒像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时代似的——阶级统治不再改变所有制关系而只是改变对国家的控制。但是官僚机构在苏联疆界以外的扩张迫使这些理论家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新的修正主义的发展。他们现在把全世界共产党都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核心”。用了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全部定义完全垮台了。因为，很明显，共产党和它们的黨員在生產過程上並不起獨立的作用，那就只能是僅僅是由於政治特权而成为一个“阶级”了。然而很明显，只有党无产阶级证明自己不能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才能取得那些特权。
他们说，在人类历史上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多少同“野蛮时代”相同的，在一个洲的范围（甚至在世界范围）的官僚集体主义。主张这一理论的人们，从来没有试图分析这一新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来没有指出将来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矛盾的运动使它中止存在。他们在强调无产阶级的“腐化”和沦于“奴隶”地位时，只好强调从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一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他们对自己讲逻辑的话，至少应该主张在那些官僚集体主义将会成功的国家内，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代之以“保卫奴隶利益的新最低纲领”。这一理论暗示要在这些国家内取消第四国际的存在，而它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则将使第四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针对斯大林分子政党问题的行动陷于瘫痪。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50. 所有被剝削阶级，当它在一个生产能力的发展还不足以保证满足一切社会需求的社会取得政权时，不可避免地会开辟一条新的阶级剥削的道路。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要求社会财富有很高的水平。俄国的经验只证实了这条马克思主义规律的第二项。因为，如果说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容许逐步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过渡，那么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是早已熟透，足以建设社会主义了。正像斯大林不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同苏联的发展之间有相互依赖关系那样，那些把在世界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但远远还没有占上风的那些力量撇在一边，却想在俄国发展新的社会形式的人们，也不懂得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因为我们是从确信世界无产阶级依旧完整地保持它的革命潜力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也不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阶段从此已被埋葬，也不认为俄国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实证（不管只是具有偶然性也好，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好）足以证明无产阶级没有能力保持政权，足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是不稳定的。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那些当权而心满意足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近视和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根本无视相结合的产物。苏联扩张主义的实践，表面上似乎否定这一理论的“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它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那些把苏联描写成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理论，合乎逻辑地至少引起这样一个疑问，即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在社会上捍卫它从革命胜利中产生的生产关系？他们认为反革命可以不经公开的和长期的内战就有胜利的可能。我们的不断革命论既肯定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也肯定资产阶级不经过反革命暴力就没有能力推翻工人国家。这一理论包念着世界阶级斗争的全部动力，它根本不把俄国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研究的范围以外的“独特”现象来对待，而把这个俄国问题摆在我们时代的各种决定性问题的范围之内。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对苏联的分析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遗产：把历史解释成是阶级斗争而用科学地精确的概念来界说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为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个革命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争取人类新的进步所必需和可能进行的一次革命。建设第四国际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并领导工人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主要条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就将通过第四次俄国革命的成功，用事实来“解决”俄国问题。历史将表明，对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的正确分析是实现我们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