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3．革命者的摇篮──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也是公费学校，除了每个月发给五元的公费之外，冬季发给棉大衣和夹层中山服，夏季发给单层白色哔叽中山装。正因为公费和待遇比较好，报考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人，实际只收两个班共八十人。报考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农村，人人都是看在公费的条件上。从择校可以看出当年农村的贫困。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毕业，已创办了六年，我是六级一班。每年招收一级，每级两个班，每班四十人，也就是三百二十人同时在校。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有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派，有蒋介石的蓝衣社（军统前身），有斯大林毛泽东派和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这种复杂的政治情况，我是从高年级小同乡同学那里听来的。这个学校创办伊始，校长是菊思敏老人，他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士，受他的影响，整个学校充满了民主气氛。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让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遂即撤换了菊思敏，并派进了国民党的特工组织。后来的校长是北师大文学系毕业的钱镇东，虽然也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但已不能与菊校长相比。以上这些情况，我在信上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在青岛工作的姐夫和姐姐。
姐夫在本县城第十中学毕业之后，又在济南的公路交通运输管理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在青岛四方市公路总站担任调运工作。姐姐在公婆的阻挠之下，好容易摆脱了家务和农活儿去了青岛和姐夫同住。到这时，结合以前我对姐夫的了解和姐姐的态度，我已完全肯定姐夫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次我把第一乡村师范的政治情况在信上详细告诉他之后，他前前后后给我写来好几封信，我感到就像是给我上政治大课一样。他谈到第一乡师的党派情况这么复杂，现在决不能接触任何党派组织，更不能轻易参加。以后读书多了，知识广了，有了足够的社会经验再谈这些问题。他要我假期中去青岛度假，大家好好谈谈。这些话就像一个长者教育一个无知的孩子那样，令人难以接受，我也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在想，我已读过了三年的中等学校，而且已经工作了两年，凭自己的鉴别能力可以认定自己的前程。
我在第一乡师头一个学期当中，除了搞好自己的功课学习，课外就是坐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坐图书室是我的老习惯。第一乡师图书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家各派的书刊，这在当时已非一家之言，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种反映在图书室的民主气氛，也许与前期的校风有关。我最喜欢阅读的书刊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苏俄党争文献》和其他争论性的文章。想从这些争论中分辨是非曲直而确定自己的看法。
图书室里另一个经常前来看书的是最熟识的同学王冠平。我和王冠平是同班同学，上课时，他就坐在我前面课桌的右边，我和他脸背相对。此后交往久了就无话不谈，我俩就慢慢更加接近了。一次正在上课，老师在讲《乡村教育概论》，我看见王冠平埋着头在看一个像是什么文件似的印刷品。我抬脚踢了他的后背，他才把看的东西收了起来。下课后我问他看的是甚么，他把这个文件交给我，并嘱咐我好好看看。但见封面上写着《陈独秀自撰的辩诉状》，末尾署了“陈独秀，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仔细看了陈独秀的辩诉状之后，我又回忆起我和三哥相处的日子。那时候三哥也曾向我谈起过，陈独秀在南京政府的法庭上慷慨陈辞，历述国民党的罪过而毫无畏惧。这次看了他的《辩诉状》之后，我对陈独秀产生一种更加由衷地钦敬。心里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向陈独秀学习。
以后，王冠平又给我看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和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方面的一些著作。记得已经是寒冷的初冬天气了，王冠平给我看了《火花》刊物和《斗争》报纸。他明确告诉我，他们是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至此，我完全明白这就是中国托派。原本，我即崇信苏联的托洛茨基，憎恶独揽大权官僚独裁的斯大林，更不说一直敬仰的铁骨铮铮的陈独秀。我表态：“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搞工作”。就这样，通过王冠平和房子杰推介，经崔宝之批准，我参加了学校的托派组织。这时是1934年秋末冬初。
就在我参加托派的第二年（1935）春或初春，天气还很冷，王振华由上海专程来到了山东济南我校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托派组织指定了一部分成员秘密地会见了他。王振华穿一件灰色的棉长衫，一双小圆口的黑布鞋，从穿着看，倒像一个商人打扮。身体偏矮而显的瘦弱，面容清瘦，肤色微黄带黑，偏分头发陪衬着带有几分稚气的脸庞，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学生派头。尽管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然闪烁着青春的活力。他比较细致地了解了学校托派组织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之后，提出并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揭穿斯大林一手炮制的政府阴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杀案
王振华特别强调：“斯大林谋杀基洛夫而嫁祸于苏联左派反对派，得以铲除当时威望权高而威胁自己独裁宝座的基洛夫，并嫁祸于人，借口大肆屠杀不同政见者，取得一箭双雕，以继续苟延他个人独裁的官僚专制政权”，“斯大林的这种罪恶行经，今后还会继续无限扩大”。
〔笔者注〕：1936至1939年之间，斯大林连续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冤案，果被不幸言中。基洛夫谋杀案之后，又连续炮制了1936年8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杀团总部”案，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1937年1月“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决；1938年3月“右派与托派同盟叛国”案，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处决；另外，还以“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案罪名，处决了高级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及其他大批军事领导干部。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指出，被誉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和枪毙，出席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员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以上统计数字，均引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陈启能主编的《苏联大清洗内幕》第6至9页）。所有死难人员全系冤杀，而今均已平反昭雪。
二、在没有世界革命（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一国能否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对这个问题，王振华作了以下的讲述。他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以，一国的革命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三、谁应负中国1925－1927大革命失败的罪责？陈独秀怎样做了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替罪羊？
王振华在谈话中，首先肯定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应由第三国际斯大林负责。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成员之一，所有决策都是第三国际斯大林一手制定，交由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执行。更确切地说，都是他们的的特派代表鲍罗廷、罗易直接执行，根本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意见。上海“四‧一二”和武汉的“七‧一五”是中国大革命最后失败的标志。就在“四‧一二”的前几天，斯大林还在大会上宣称“蒋介石是可靠的”，一周之后，上海的马路上血流成河。在“四‧一二”蒋介石对上海工人大屠杀之后，斯大林又在大会上强调“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四‧一二”之后仅仅三个月，武汉又在“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大屠杀之下，中国革命最终失败了。第三国际斯大林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而陈独秀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笔者注〕：郑家稼著《陈独秀传》（上）第725至727页有如下记述：“依张国焘的回忆：早在（1927）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曾去看陈先生也找不着了。……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
“再说瞿秋白，他与鲍罗廷早于七月十三日晚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不告诉任何人。二十一日瞿从庐山回，立即提出改组中央领导的问题。……瞿表示在庐山与鲍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所做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党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负担，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张不同意瞿的办法，但他承认中共也有错误，他说：‘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要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在奉命唯谨地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
以上说明陈独秀的“替罪”已非常明确。
四、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
王振华济南之行，正值中共红军抵达贵州遵义，王就此谈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问题。他首先谈了红军被迫撤离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已说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彻底失败。更正确地说，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军包围了农村根据──“被包围”了。现在红军已到达贵州遵义，今后的去向，很可能前往与苏联接近的西北。王振华继续谈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依靠农民力量和农民思想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最终成功。即使革命斗争在国内外客观条件下，采取攻城略地取得一时胜利，而农民意识（自私、狭隘、保守以及眼光短浅等等）必然进入政权，导致腐化蜕变，进而形成官僚统治，工人阶级失去领导权，最终，社会两极分化而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次济南会见中，王振华还谈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和列宁的《遗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最后谈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方向与任务”。当时我是托派新进成员，对托派无论是理论或史实，知道得很少，这里就不多谈了。
山东第一乡村师范，于1935年秋，由梁漱溟指派留日学者汤茂若直接插手，将第一乡师改建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办学宗旨依旧是：“面向农村，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目的仍为：“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有类于陶行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被称为社会改良派。当时，学校校歌的最后一句是：“凋敝的农村，贫困的农民，端赖我们振起”。足以代表了他们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只是空想，就凭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这个学校，由于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贫困家庭，容易接受进步思想，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都先后在该校获得迅速发展，国民党特务份子，也同时进入此校。派别之间明争暗斗，搞得政治气氛十分激烈复杂。从各派组织人数看，斯大林派远远超过托洛茨基派。二陈C.C.和蓝衣社特务份子人数虽然仅几个，但破坏能量极大。他们通过官方取得学校训导处的支持。
学校斯大林派的地下组织，我估计全校的正式成员不在三十人之下，外围学生就更多，全校八个班每班都有三、四人。学校托派正式成员仅有十人左右。除领导人崔宝之（高年级学生）外，他们是王冠平（六级一班，山东禹城县人）；房子杰（六级二班，山东平原县人）；徐睿夫（七级一班，山东益都县人）；赵芳举（六级一班，山东青州人）；王新Ｘ（名字记不全，年龄最小，七级二班，山东诸城县人）；张维正（七级一班，山东维县人，有吸烟习惯）；林ＸＸ（名字记不起，五级二班，山东曹州人，有绘画天才）；另外还有二人，其中一个叫周文茂，山东聊城县人，另一个接触很少，完全记不起了，倾向于托派的外围同学，约有六、七人，我都不熟悉。这个数字是我确记的数字，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宣传资料的落实，全由崔宝之负责，理论依据是—《火花》和《斗争》，均由上海寄来。房子杰负责组织工作，王冠平协助崔宝之搞宣传兼管资料和秘密收发，我是王冠平的助手，徐睿夫协助房子杰搞组织工作。
我们学校的托派，是在国民党特务蓝衣社及C.C.的监控和斯大林派的诬陷与又打又拉的处境下发展起来的，工作开展格外困难。学校托派工作的开展，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回忆如下。
对内主要是组织学习，提高成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稳妥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分小组每周例会一次，并随时碰头交换意见，随时传阅书报文件资料。学习以《斗争》报、《火花》刊为主和另外零星的稿件。后来，学习的书刊资料越来越多，记得有《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命》（均为托著）和《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以及郑学稼写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以后又读到了安德烈‧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他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上这些用热血、正义和良心写出的文章，对我们的学习、宣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外宣传我们没有缮发过小册子、传单之类，当然，也是限于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无法做到。
此外，一个对外公开宣传陈地就是《班报》。《班报》公开张贴于学校壁报栏，“壁报栏”是学校准办也是校方教育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学生自己主办。每周出两期，星期一、四和大家见面。全校八个班轮流主办，每个班主办一期。从1935年秋天起，我一直是班上推选的班报主编。另有编委二人，其中一个是斯大林派成员。班报系自由投稿（主要是本班同学来稿，外班很少），由主编选用，两位编委主要是负责班报的排版、毛笔抄写和报头设计等工作。一次班报我选用了由王冠平出面，崔宝之写的一篇题为《是谁帮助希特勒登上了独裁宝座？》，大意是德国总统兴登堡死后，第三国际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极左路线客观上促成了国社党党魁希特勒登上了宝座，因而给革命和德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篇文章，我作为本期社论登在报头下面，班报一经贴出，受到学校广大同学的一致好评，也招来斯大林派学生的攻击。还有一次， 是1936年春夏（记得大概是这个时候），我在审阅来稿中，又选定了王冠平交来崔宝之写的关于评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文章严厉谴责共产国际斯大林组织国际纵队无原则地全力支持西班牙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长枪党头子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上台，为西班牙人民带来更大苦难。这篇文章受到本班斯大林派编委极力反对未能刊出。事后，在一次作文课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文题自拟”，限写政论文。王冠平即将崔宝之的这篇论文－—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作为自己的作文写在作文本上。在下周作文评讲时，被老师作为最好的论文加以表扬，并在班上全文宣读。事后许多同学（也包括同年级二班的同学）不断索阅传读。
崔宝之是全校同学众所周知的学业尖子，在教学实习中，以突出的教学成绩而被评为第一名。我听过他的观摩课，语言的清晰，课文讲述的层次，“注入”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适当结合运用与组织教学的良好课堂气氛，无一不使人拍手叫绝，遂使全堂学生为之神驰入迷。受到学校作为良好典型一再表扬。
1935年12月9日，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房子杰、徐睿夫和我，还有三个喜欢读书要求进步的同学，寒假没有回家，我们同数十名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学校。我们的目的是组织读书小组，宣传托派思想，借以拓展我们的组织。嗣因北平学生运动的声势波及全国而冲击济南。以训导主任留校驻守的吴ＸＸ为首，统领其他老师一起代表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准留住校内，所有留校数十近百名学生全被轰出校外，校门口已被派兵把守。我们就在校外农村租住民房，天寒地冻、凛冽不堪！房子杰肺病复发，不得已被迫回了老家，其余几人始终坚持下来。同住的三位同学，此后一直倾向托派，成为支持托派的心腹同志。
这里也顺便谈一下我们的训导主任、文学教师吴ＸＸ。就是他在驱逐学生出校的时候，亲自首先带头动手甩我们的铺盖，指挥军警狐假虎威，何其威风！零下20度的酷寒，他和他的老婆深居炉火正旺的温室里，哪里还想到贫寒受冻的学生！解放后，原本作为趋炎附势、拍马溜须的无聊作家，竟然立即抛开他曾热衷的鸳鸯、蝴蝶，一跃而成为最进步的文学作家。
1936年暑假，山东教育厅组织济南大专院校师生去青岛度夏，我们乡建专科学校的全校师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省教厅通过胶济铁路局，加开了一次夜班专列，由济南直达青岛。专列到达青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当晚，我校师生住进了国民党市党部的办公大楼。大楼正对波浪起伏的胶洲湾，空气清新、视野广阔，环境不错。二十多天时间里，我们参观了天文台、图书馆、体育馆、大专校、崂山头和德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崂山炮台。就在这二十多天中，我们学校的托派组织，先后在胶州湾的海边开会学习了两次。由崔宝之讲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和对第三国际斯大林的严厉抨击。他也指出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中国，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出路，还讲述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世界意义。崔宝之最后逐一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就在抵达青岛忙于十多天的规定活动之后，我到四方站（今四方市）见到了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住在一条幽静街巷的一座房子的二楼，住房收拾得很干净。这天是星期六的晚上，他俩都在家里。一阵寒喧之后，我和姐夫扯到了学校的党派问题。后来又从学校的两个党派扯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又扯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总之，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大革命中，第三国际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命令一切都是正确的，而陈独秀拒不执行第三国际斯大林的正确指示，一意搞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当我提出相反的意见时，他说：“你这是托陈取消派的观点，你是不是受到了托派的思想影响？你是不是参加了托派？”我说：“这个并不重要，问题是敢于面对历史现实”。我想，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姐夫还想继续谈下去，我说：“我们谈谈生活好不好？”姐姐插了话，她说家里来信，家务缺少人手，一再写信要她回去。他俩商量决定，不能回去。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转入内地去了贵州毕节县。这是以后的事了，后面我还要谈到他们的命运。
当天晚上我和姐夫的谈话，结果是不欢而散。我说，我校师生在青岛至少还有一周的逗留，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回来的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度假师生接到省教厅急电，所有度夏师生立即返回济南。我也来不及向姐俩告别，当晚即搭乘专列返回了济南。五天之后，我接到姐夫的一封信，另外有汇款十元。信上说我不辞而别之后，姐姐哭了一场，哭得很伤心。
1936年暑假，我们学校师生去青岛度夏回来之后，我接到大哥从家里来信，大意是：他从高小读书时的同桌同学王良栋的家属那里得知，王良栋在济南当了大官，很有本事。大哥认为现在时局很不平静，要我拿着他附来的一封信去找王良栋帮助找个工作，他会帮忙的。大哥说的王良栋就是中国托派四个组织联合时，“战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王平一，我家与他家是临村，我也早已知道王是托派的叛徒，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我接到大哥的来信后，把信拿给王冠平并转崔宝之看了。我当即声明，我决不会祈求一个国民党特务给我找工作，我毕业还早着呢。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去看看这个人现在的情况，特别是他在济南的情况，我们也好心中有数。就这样，我按信址去了王良栋的“官邸”。王良栋热情地谈了他与我大哥相处的往事，劝我还是要继续读书，毕业后的工作没有问题，学校教书或机关工作，都可以安排下去，要我告诉大哥放心。
他的会客厅里放着四个很大的多层书架，上面摆满了清一色的俄文书籍，只有在书架的一端平放着一本中文的《苏俄党争文献》，署名王季平、陈幻合着。封面上款写了“仙槎先生雅正”，下款写了“王平一赠”。他解释这本书是他写的，“陈幻”，无此人，是假名，书是准备送给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我说，我借去看看，他说：“不行，学生看这种书是违法的”。当时，客厅里有位小姐，我认得，她也姓王，是我校的高班同学，名字记不起，只记得她的外号叫“狗屌”，为什么会叫这外号，我不知道。王良栋给我介绍说是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在客厅里进进出出的男青年，我认得出也是我校高班的同学，连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并未认出我。此人长了一双“对眼”，两眼球一天都望着自己的鼻尖。按照《麻衣相法》的说法，这种人十分凶险！王良栋没有向我介绍这个“对眼”，但我可以肯定，他已是蓝衣社的小特务，并且已经打进了我校斯大林派的外团组织。前时，我校斯派在学校音乐厅地下室召开秘密会议，会前会后，这个“对眼”一直积极和斯派成员搬动桌椅布置会场，而且关系上似乎不同一般。这件事，以后由王冠平悄悄告知了我班斯派成员臧训之。
我在告别王良栋临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头：“好好读书，不要搞左倾啊！”
就在1936年暑假青岛度夏回来以后的这个学期，阎子桂调来济南地处东郊的齐光中学任教。该校与我乡建专科校仅一铁路之隔，相距不到两公里。阎子桂乃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理论水平比较高的托派人员。我校托派除崔宝之外，每周星期天大都到齐光中学阎老师的个人宿舍里听他讲课。内容包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苏联后期联共的党内斗争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等。当时参与听课的还有齐光中学的二年级学生孟究章、杨寿源和康至全等。有时人多，室内的床沿和桌子上都坐得满满的，后来的就脱下鞋子当垫子坐在地上。阎老师的讲座，对托派成员的思想提高和认识的深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后，阎子桂老师随校（后组合为山东联中）经河南、湖北、陕南辗转到达四川西部的绵阳县。学校抵达绵阳之后，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阎子桂依旧在校内学生中开展托派工作，可以说，国立六中在阎子桂的大力拓展之下，已成为培植托派成员的基地。以后重庆地区托派发展到四十七人，基本都是来自国立六中阎子桂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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