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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次革命
（1949年4月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受世界诸矛盾底力量所压，中国农民较之俄国农民更少可能起领导作用，而他的命运即端赖这些矛盾的解决而定的。
「……虽然中国十分落后、或者更正确的说，较之俄国更落后得多，但他将不会有一个『民主』的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所经过的六个月时间（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7月）也不会有；他将迫得从始就实行更坚决的暴动，以及铲除城市及乡村的资产阶级财产！
「今天中国之统一和解放，正有如苏联之存在一样，是一个国际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能由被蹂躏、饥饿反被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藉助于绝望的斗争来解决；这个斗争不仅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其在华的经济、政治代表人，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奴仆。而除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之外，别无他途。」（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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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东经济、政治及社会形势的发展愈来愈重要，而且甚至对于未来的革命世界局势具有决定意义，正如世界第二次大会所宣告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国局势的演变，他直接影响着四分之一人类，具有非凡的重要性。蒋介石的塌台完结了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27年）失败开始的一章，但它的塌台造成世界帝国主义沉重的失败，并打开新的一章，这一章将大大影响：
（1）中国本身的阶级斗争，替中国第三次革命打开一条道路；
（2）整个远东的革命底局势和发展；
（3）美国资本主义的局势及国际关系；
（4）史太林主义。
当提出中国新局势所唤起的重大问题之时（正如本决议案所要作的）在这里不要忘记在远东：「事变」进程的节奏比之欧洲的，较为缓慢，而中间性的复杂局势可能出现很多。
中国第三次革命
（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惨经验已证明：
（1）在中国革命中成为动力的土地问题不能由农民独自己来解决，甚至不能由中国占压倒多数的贫苦农民来解决。除非农民找到一个解决贫农底胜利的城市阶级来做领导，否则，土地革命是不可能获得胜利。
（2）为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及容许中国解除帝主义的枷锁、民族统一问题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不完成民族统一，不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有关税自主、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永远留于混乱，诸行省分崩离折及至相抗争，军阀压迫及对帝国主义依赖之状态中；
（3）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勾结，另一方与中国的封建残余相结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中国之统一，及推翻帝国主义而独立，）连一个也不能解决，相反，它的阶级利益，以及它对群众运动之畏惧使它负上一个反动的巨大任务，反对工人的要求及贫农的愿望：
（4）中国无产阶级的数目虽然甚少，但是唯一的阶级，能够站在城被压迫群众底运动前头，使他们底要求获得满足；
（5）中国第三次革命只有当它成为不断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个革命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结合资产阶级任务与社会主义在务，结合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本国资产阶级及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使中国被压迫人群的斗争与远东各国苏联及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群众斗争联结起来。
只有建立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第三次革命才能胜利。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应本着这些指导路线超卓成功，并应根据他们已估计中国所发展的一切事变以及一切潮流，这些潮流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一样，将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行程中，干涉中国工农斗争。
蒋介石塌台与毛泽东武装的军事胜利
（三）经过20余年军阀官独裁的可憎厌的统治之后，跟着底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统治机构解体及全部腐化，通货澎胀，以及在毛泽东的武装打击之下，蒋介石引退了，围绕在蒋介石周围的军事和党表现自己愈来愈孤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底具有决定作用的阶层也一样。国民党瓦解为反对与毛泽东妥协的蒋介石派及许多党派，它们想在实行妥协中，找出一个办法争取时间，准备在尚未可测的后一阶段中，捷足先登，美帝国主义碰到毛泽东的武装胜利，已经过霍夫曼的声明，重新清楚他表明它拒绝再支持蒋介石私党，而且再不隐瞒它对妥协的愿望，这是马歇尔在战争之翌日所无法达到的。
（四）中国工人运动在1927及1928年受了疯狂的镇压，直到1945年日本失败之后，它才得到复兴，但虽然如此，这些罢工和示威仍没有达到水平，堪与（例如）日本底运动的水平相媲美。在目前，国民党的塌台，仍然不是在工人大中心地的群众打击之下的。直至现在，资产阶级京沪等地的队伍内的惊慌并不是出于工人群众运动，而是由这种运动的远景所引起的，这种运动将会在国党塌台的基础上蜂涌起来。
实际上，国民党政制塌台本身将（一面经过帝国主义，另一方面经过史太林党人的同谋，并经过它们的同意）造成一种过渡的形成，那未国民党政制的塌台并非不可能打开一个革命危机时期，不能不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迫使中国社会一切阶级及一切组织经受试验，因此，大大加速中国无产阶级底政治发展的。
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五）土地暴动成为中国革命中最富爆炸性的力量。在华北，它特别从事于消灭封建残余，在华南它即直头要解放农民于高利贷及债务的水深火热中。高利贷者是城市资产阶级之一构成部份，他们就是从农民债务中获得最大部份的利润。因此土地暴动之目的就在把农民的一切债务加以全部铲除。但它同样要创造一个政制，这个政制不致使中国再回到该国农民几千年经过许多政制和朝代所习惯了的循环中去。
乡村每天在制造资本主义，在中国保持帝国主义及土著资本主义的财产必然在农村中招致资产阶级份子的重新结合，而农民亦重新堕入它过去设法冲破的状况中。
因此，农民的解放斗争与城市工人的斗争是密切连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城市资产阶级，而且为了确切保证把农民负债所造成的状况加以摧毁，这件事应该与工人对资本家企业的没收同时进行的。
（六）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与在农村一样，不能是资产阶级的业绩，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只是供世界帝国主义役使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中，建立一个统一全中国的政府就谈不到了。在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政制之下，可能成立的唯一国家机关，正如蒋介石胜利之后所成立的一样，只是一种靠牺牲农民为生的关机；它不可避免要采取一种官僚及军阀私党的形式，这种政制只能维持中国于分崩离折及混乱状态之中。
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中，唯一可能的集中机关恐怕只有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这些群众是经过民主选举的委员组成起来的。
（七）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通通把中国视为原料的供应地及市场，它把这个市场造成为它底工业品的尾闾。帝国主义使中国农民的状况改善，尤其是延续经济危机的爆发，它虽然能够得到若干眼前的利益（杜鲁门的「第四点」政纲），但它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得很远，因为宗主国的社会平衡多份靠维持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于落后状态之中；而美帝国主义一定不会投放很大资本于一个像中国这样不稳定的国家中的。
帝国主义因此完全与土著资产阶级完全一样是中国超出旧政制而求进步的障阻物，中国己在两次革命的过程中，设法从这个旧政制中解放出来。
（八）土地革命，民族统一以及从帝国主义的轭困中谋解放是彼此有密切连系的三大任务。「没有民族统一，没有关税自主（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独占）的土地革命不会替中国打开任何出路，任何远景。」（托洛茨基）
实现这些在务只有在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独裁的范围之内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农民运动，除了连合城市无产阶级接受后者的领导，将他的权力交给它以便成立一个工人与贫农底政权，靠那些实现深刻的土地革命的群众来支持，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中国以及使本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便不能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中国的落后及其广大的农民群众，它所提出问题之广泛性，殊难避开与贫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具他所有问题之上，具有迫切的必须性，它是唯一的手段，可以挽回一切离心倾向，以及一切使中国社会回到它过去已经陷入的无政府、混乱及分崩离折状态中。
毛泽东的军队与党
（九）毛泽东的军队从始就是农民构成的，这些农民在1925——27年中国革命低落及失败之翌日才蜂拥起来。
毛泽东的运动在最近几年当中，仍然与当初一样是史太林派导的一种农民运动。直至最近数月来，毛泽东的军队也只采取游击的方式来作战，避开城市，避免正面与国民党军作战，甚至现在，在战胜全般解体的政府军的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接近大都市还表极端审慎的态度，毛泽东政府不去号召华南及长江流域的群众起来，反而谋与若干资产阶政客及党派妥协，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农民起对一个全般解体的政制的军事胜利。
中国已经经过了几次农民运动胜利的实例，但今天这运动却落在史太林党领导之下这一事实对这些运动未来及其远景都给了一种全新之性质。
（十）中共成立这些军队及在这些军队操纵下政权机关，它正如远东大多数史太林党一样，其特色一方面表现它与莫斯科的勾结，另方面则表现在这个党内农民成份之占压倒优势。从社会上看来，中共是两个阶级党（工农党）的典型的实现。这是史太林与布哈林自中国第二次革命以来所同声赞美的，而两个阶级党只能实现于这个时候，即一方面在城市无阶级当中基础薄弱，而在纯粹的农民区域中则拥有一枝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个党的领导正如所有史太林党一样，其特性就于它对政纲和口号采取一种异常弹性的态度，它随时可以把它们修改，为的是能够维持它对群众运动的支配。
（十一）虽然在1925年以来有过深刻的修改，中共与莫斯科的政策仍以阶级论为基础。照史太林派看来，革命一开始应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一阶段，实质上就是完成封建的废除以便利于城乡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从这里无产阶级得到发展，最后便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出来。但是在1925年，中共充当了国民党的尾巴，放弃了一切独立的活动，今天为了执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史太林派又赞美一个「人民」国家的成立，这个国家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管理，而其中则由史太林党的代表占优势。这种政策与几种不同因素的汇合相一致：苏维埃官僚对于一切能够摆脱其控制的群众运动的发展，都持着有机的仇视态度，它也不能供给中国以工业品，及它所需要的资本，它不愿在这样头痛的地点冲撞美帝国主义，相反，它却设法利用毛泽东的胜利以便更顺利地与美帝进行妥协。虽然力量关系对于史太林派官僚较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过程中更有利得多，但这种政策之活该失败，正有如1925——27年第三国际之领导失败一样清楚，假如工人阶级来不及摆脱史太林派的死圈套，创造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通过一切斗争的盛衰荣枯，将唯有信赖工人阶级及贫农的力量）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命定覆灭。
（十二）直至现在，为了推行某种土地的改革，中共已在贫农，中农，又在某种场合，在富农中找到了它的基础和力量。
农民战争的发展已迫使毛泽东，甚至要站在农民斗争的立场上，给了他的政纲以愈来愈急进的性质：它从减租减息一直走到铲除高利贷，以及由农民委员会来分配土地，所有这些手段都没有超出胆怯的土地改革范围之外。
军事胜利与政府的成立使中共遭逢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对于革命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斗争，号召群众经过委员会成立一个唯一真正能够统一中国解除帝国主义束缚的「政权机关」。
史太林派所追随的政策就是创立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事实上这种政策尊重（土著和国际的）资本家财产，即使加上一些限制，只有保证农村中必然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成份得到在一个在城市中结合起来的据点。这种现象在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几年中已视为一种威胁，在东欧「人民民主政权」的头两年中也视为严重的危险，在中国它将带着更非凡猛烈的力量现出来。
（十三）在中国旧制度解体的状态中，一点也不排斥这一可能：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得到美帝的应允，进行与中国史太林党妥协，后者分明在寻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在它的政纲中，也向他们提出若干利益。在这个场合，问题并不是在于它们在一个政纲上达到深刻的一致，这个政纲是注定要创立一个真正民主及保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而是在资产阶级方面，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争取时间，重新团集力量于一个新的轴心周围，使一个从胜利中生长的运动分解，以便在亚洲等待一个对于帝国主义发展更有利的时期到来。
（十四）但是中国史太林派能够像欧洲外围国家的史太林派一样在中国「成功」吗？换句话说，他们能否由于各种理由，被迫而采取一连串官僚的手段（在实现这些手段时，工农群众，在用得着的时候，才只当作零钱而动员起来），改变他们的目标，攻击他们今天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及采取一种结构性的同化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把中国与东欧各国间的全部差别通通忘记了。
在东欧国家中，史太林所实施的实际方法，完全是因为有红军出现，苏联的真接压迫，格拍乌行动，以及具有极大权力，同时自身又最受操纵的政权机关，除了满洲（克林姆官不用中国人参加而用特殊形式支配它）之外，中共得不到苏维埃军队的直接支配或亲近。无论在任何场合，苏联也不能有必须的方法支配像中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它同样不能满足后者的要求，在经济的平面上，提出的问题及中国史太林派能够运用的手段，与东欧的问题及东欧史太林派所有的手段相较，则具不平衡是很可观的。东欧外围国家的深刻不隐定性，很难由史太林派机关的无数转变加以克服，这机机关是在政治支配城乡生活的。但在中国，一切都指出：与消灭蒋介石同时开启的时代是一个不隐定与社会恐慌的长时期。史太林派似乎已感觉到无法成立一个用官僚方法支配全国的中央政府，它们趋向于与资产阶级各部份妥协成立诸省政府，延长中国的分崩离折局面。这种政策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底许多巨大障阻之一。
中国第三次革命与远东
（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塌台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展对于一切殖民地及整个远东的革命发展，将有重大的后果。
最近这一点已在日本最近的选举看出来，这次选举已证明对共产党有很大的信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翌日，中国发展之迟缓以致使缅甸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陷于孤立，并容许帝国主义者转而采取攻势，重建他们已经丧失了的一部分特权，但毛泽东军队的勃兴将难免增强越南人民对法帝国主义及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抵抗。
印度、逻罗、及马来亚、缅甸的革命运动将同样由中国工农群众的勃兴刺激起来。
国民党的塌台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及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美帝的失败，而是还是导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一般地位大大低落的失败；这确是多年来给予帝国主义的最凶猛的一击。
在同等的平面上，中国革命将显示它不断革命的性质，超出中国的国境，成为殖民地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整个运动之完整的一部份，这个革命并将在宗主国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反响。印度资产阶级自觉到这一危险，已设法利用那个反对荷兰干涉日本（？）的泛亚洲会议，奠定一个在远东防御共产党的同盟。
中国事变与国际关系
（十六）关于美苏关系，中国事变导致苏联地位之改变，而美国的地位即受牺牲。美国放弃把中国视为一个反苏堡垒的倾向，在马歇尔特使回国时已表现出来，马歇尔当时的目的是想促成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妥协的，这一倾向现在已表现得十分清楚了。美国和大不列颠退守日本和印度。美国政界有一部分领袖甚至怀疑战争发生时能否保持日本（肯纳．鲁耶尔的失望声明）。
但远东力量的变动即使十分重大，与欧洲的发展相较，则远谈不上具有决定性。欧洲虽然没落，但这个地方目前在扮演主角。为了这个理由，虽然「冷战」尚在欧洲继续进行而且甚至可能紧张起来，但却不排斥这一可能：它反而在中国有助于美苏的妥协（美国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获利的商业活动场所）。但这个偶然妥协的地方是很有限和短暂的。
在中国，正如在其它国家中一样，克林姆宫官僚不想利用群众的斗争来获得有利于它的更大妥协。
中国事变与史太林主义
（十七）毛泽东军队的胜利，结果并非不可能在中国及远东大多数国家的劳苦群众面前抬高史太林派的声望。自1925──27年中国革命被叛卖以来，对于过去茫然无知的新生世代已茂盛起来，他们一开始为了实现它们的愿望，将不顾史太林派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民主政纲，而信赖他们，群众一开始将把蒋介石的崩坏、革命道路的第一阶段、与革命胜利本身等量齐观。
但由中国国际和国内的状况中提出来的问题，将迫中国史太林派在史太林派政治的范团内，遭逢不可克服的困难。
最近数年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的例子，已证明史太林主义的扩张导致史太林主义运动内部包括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又招致官僚内部的盲目冲突，对克林姆宫官僚的潜伏及公然的反对，甚至在史太林党取得政权的地方，造成破裂，因为牠们几乎操纵了国家机关和全国经济的绝对权力，它一旦上台便不能不听命于强烈违背克林姆宫官僚利益底阶级的力量。
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史太林主义运动的运动应该加以完全特殊的看法。一方面，毛泽东的领导靠非常强大的（农民）群众运动来支持，牠很难用官僚手段来驾御牠。另一方面，莫斯科对中共的支配是不能保证十分便当的；因为凡在中共行使政权的地方，拥护中共底阶级的力量将较之拥护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将更无比的强大。
第四国际与中国革命
（十八）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在反抗史太林党的迫害中保持它的组织，他们的任务将是在中国的新条件中制出一个不可调和地反抗帝国主义及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纲领，这个纲领事实上也是不折不扣地反对史太林派底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纲领，中国托派正如在抗日战争及反蒋介石的农民武装斗争中一样，他们将与中国农民及工人站在一起，澈底击毁国民党或其残余力量，同时击败他们的帝国主义保护者。他们将站在（工农）阶级底一切行动的最前线，支持一切采用来反对反动势力（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在承认群众底权力的意义中，努力推进整个运动。